三詩人 · 司湯達

我曾經是什麼？我現在是什麼？ 若要我說，我實在難以啟齒。[1] ——司湯達《亨利·布呂拉》 * * * [1] 原文是法文。 樂於撒謊和愛說真話 我恨不得戴上一副面具， 改變我的姓名。 ——書信 很少有人比司湯達更會撒謊，比他更加熱情洋溢地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他把說真話說得更精彩，更深邃。 他戴著面具演戲，蒙蔽世人之舉層出不窮，不勝枚舉。你剛打開他的一本著作，第一件令人困惑之事立刻就從封面或者前言向你迎面撲來，因為作者亨利·貝爾從來也不樸素乾淨地承認他自己真正的姓名。他有時自作主張地給自己加上一個貴族的封號，有時又喬裝打扮成「凱撒·邦貝」，或者給他的縮寫H.B.再加上一個神秘莫測的A.A.，鬼也猜不出這A.A.兩字是極為簡單的「ancien auditeur」（法文：前審計員），譯成德文就是「昔日的國家審計員」；只有使用筆名，在假報告中，他才感到安全。有一次他化裝成一個奧地利的退休者，另一次化裝成一位前騎兵軍官[1]，他最喜歡用上他的同胞深感莫名其妙的名字司湯達（根據一座普魯士小城的名字命名，這座小城多虧他的嘉年華的逗樂情緒得以不朽）。他要是提出一個年份，那麼我們可以發誓，這年份絕對不準，他在小說《帕爾瑪女修道院長》[2]的前言中說，此書是在1830年，而且是在離巴黎一千二百里之遙的地方寫成，這個惡作劇並不影響他實際上是在1839年，而且就是在巴黎城裡撰寫此書的。就是在鐵證如山的事實上面，也會出現自相矛盾的種種說法。在一篇自傳里，他堂而皇之地報導，他在瓦格拉姆[3]、阿斯帕恩[4]和埃勞[5]戰役期間，都曾親臨戰場。沒有一句話是真的，因為他的日記無可批駁地證明：在這三場戰役進行時，他都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有好幾次他都談到和拿破崙曾經有過一次重要的長談。可是，糟糕的是！在下一卷里我們讀到他更加可信的自白：「拿破崙沒有和我這類傻瓜交談過。」所以在司湯達身上，他每說一句什麼，我們都得小心翼翼地緊緊抓住，尤其值得懷疑的是他的書信。據說他是害怕警察，原則上總是用假的日期，而且每次都用另外一個假名簽字。他分明優哉游哉地在羅馬散步，他寫的寄信地點明確地用俄爾維埃托。據說他是在貝桑松寫的信，而實際上那一天他身在格雷諾布勒。有時候信上的年份，大多數情況下是月份使人迷惑，幾乎經常使人困惑的是他的簽名。但是這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是因為他害怕奧地利警察的黑屋，才促使他這樣胡鬧，而是由於一種天生的原始的喜歡使人上當讓人驚訝、喜歡裝假騙人、自我掩飾的脾氣。司湯達這樣故弄玄虛地使用筆名假名，就像揮動一柄晶光四射的花劍，出神入化地圍繞在自己身體四周，只是為了使好奇之徒無法近身。他對自己愚弄別人、搞陰謀詭計的強烈傾向從來也不隱諱。有一次，一個朋友十分惱火地在一封信里責怪他無恥地撒謊，他就心平氣和地在這份控告書的邊上寫下「Vrai」（法文：真的）——「沒錯，果真如此！」他一臉嘲笑，十分歡快地在他的官方文件上捏造任職的年限，時而對波旁王室，時而對拿破崙假裝忠誠，在他所有的文件里，公開刊印的文件和私人文件里，矛盾百出，錯誤連天，猶如沼澤地里不勝枚舉的魚卵。他那最後迷惑人的一招乃是——一切謊話的最高紀錄！——按照他遺囑中表達的願望甚至鐫刻在大理石上，鐫刻在蒙馬特爾公墓他的墓碑上。在那裡至今還能讀到這一騙人的把戲：阿里哥[6]·貝爾，米蘭人，這裡是他最終的安息之地，按照標準法文，亨利·貝爾為受洗的教名，使他生氣的是，他出生在窮困的格雷諾布勒。甚至面對死亡，他也要戴著面具前去，為了死神，他還要把自己羅曼蒂克地打扮一番。 但是儘管如此，只有少數幾個人像這位出類拔萃的裝假大師一樣，向世人說出這麼多關於自己的自白性質的真話。司湯達善於在必要的情況下以同樣完美的狀態實話實說，就像他喜歡以同樣狀況說謊騙人一樣。他以一種起先令人驚詫，往往令人吃驚，最後才使人折服的無所顧忌，以前所未有的大膽態度，把他某些極度私密的經歷和自我觀察，放大嗓門，坦率直接地說了出來，別人碰到意識的門檻就急急忙忙地把這些東西遮蓋起來，或者變個戲法把它們弄得不見蹤跡。因為司湯達有同樣多的勇氣，甚至有同樣多的狂妄來敘說真話和撒謊，無論是說真話還是謊話，他都以一種出色的無所顧忌的神氣越過一切社會道德的障礙，偷偷地越過他內心檢查的一切邊界和路障；他在生活中畏縮不前，在女人面前膽怯羞澀，可是一旦握筆在手，他就勇氣十足、那就沒有任何「障礙」能攔阻他，相反，不論在他身上什麼地方找到這種阻力，他就一把抓住它們，從他內心取出，以最大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它們進行剖析。在生活中對他阻礙最大的東西，恰好是他在心理學中駕馭得最為得心應手之物。早在1820年，他已憑著直覺，真正是天才的靈光一閃，便已撬開了心靈機簧最為精彩巧妙的搭扣和鎖，一直要到一百年後，心理分析才使用它那複雜、高明的器械把這些扣和鎖一一拆開，並加以複製——他那與生俱來的心理學家的勇氣，經過體操似的訓練，一步就跳過了緩緩挺進的科學足足一百年。在這過程中，司湯達除了自己的觀察，並未擁有其他的實驗室：他唯一的工具永遠只是一種犀利、堅硬、打磨得鋒利異常的好奇心。他仔細觀察他所感覺到的東西，而他感覺到的東西，他又真率坦誠、放肆大膽地說出口來，感覺越大膽，說得越精彩絕倫；感覺越私密，說得越激情四射。他最喜歡仔細考察的乃是他最為糟糕、最為隱蔽的感情：我只記得他曾多麼經常、多麼狂熱地自詡他對父親心懷仇恨，就像他以嘲諷的口氣所報導的，在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後，他有一個月之久，白白地努力尋找心裡悲痛的感覺。他對自己在性慾方面的障礙所作的最最難堪的自白，他在女人那裡接連不斷地遭到的失利，他那毫無節制的虛榮心遭到的危機，他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精確仔細、字斟句酌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猶如攤開一張參謀本部的地圖：所以在司湯達的作品裡可以找到某些報導以極具特色、最為細膩精緻的坦率筆觸，像臨床診治一樣冷靜地描摹出來，在他之前，沒有一個人曾經吐露過這樣的報導，或者甚至進而把它們付梓。這就是他的行動：在他那聰明才智清澈透明、自私冰冷的水晶體裡，有一些無比珍貴的心靈的認識永遠凍結在那裡，留給後世。沒有這位善於裝假的奇妙已極的大師，我們將會對感情世界及其陰曹地府的真實情況知道得更少。因為誰要是哪怕只有一次對自己採取真實的態度，情況便永遠如此。誰要是猜出了他自己的秘密，也就認識了大家的秘密。 * * * [1] 《司湯達》中凡未單獨註明的楷體字，原文中皆為法文。 [2] 又譯《帕爾瑪宮闈秘史》。 [3] 瓦格拉姆是奧地利的一個小鎮，1809年拿破崙在此大敗奧地利卡爾大公。 [4] 阿斯帕恩戰役於1809年5月21日和5月22日在附近的羅博進行。拿破崙在此被奧軍打敗。 [5] 1807年拿破崙在埃勞與普俄聯軍激戰。 [6] 阿里哥為義大利文的「亨利」。 肖像 你很醜，但這僅限於外貌。 ——戛尼翁舅舅對年輕的亨利·貝爾如是說 黎歇留大街的這個小閣樓里，夜色濃重。書桌上燃著兩支蠟燭，從中午起，司湯達就在寫他的長篇小說。現在他一下子扔掉手裡的羽毛筆：夠了，今天就寫到這裡！此刻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好好吃上一頓，在社交圈子裡，開開心心地和人交談，和婦女廝混，使自己生氣勃勃。 他做好準備，穿上外套，戴好假髮：現在再趕快往鏡子裡瞅上一眼！他打量自己，立刻就有一道諷刺的皺紋把他的嘴角扯彎：不行。他不喜歡他這張臉。這是一張什麼樣的鬥牛犬似的臉，圓滾滾的紅臉膛，毫不俊俏，粗里粗氣，肥頭大耳，市民氣十足，唉，那個鼻孔很大的鼻子，厚厚的一大團，叫人噁心，擱在這張鄉里鄉氣的臉龐中央！雖說那雙眼睛長得還不賴，小小的黑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閃爍不定的好奇心，可是在那沉重的輪廓分明的正方形額頭下面，眼睛在濃重的眉毛底下陷得太深，顯得太小：當年別人在團隊里就因為他眼睛太小，嘲笑他是個中國人[1]。那麼，在這張臉上還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呢？司湯達望著鏡中的他，暗自發火。沒有什麼可以稱道，沒有清秀文雅的線條，沒有靈氣十足、朝氣蓬勃的神氣，整個臉都顯得粗笨、庸俗，最最糟糕的市民階級的模樣。只有那個長著一副褐色絡腮鬍子的圓滾滾的腦袋，也許可以算是這個令人厭煩的身體上面最好的東西了；因為從下巴往下，脖子太短，就擰巴在一起。再往下，他簡直都不敢再往下看，因為他痛恨他那傻氣十足、實在過分誇張的肥胖肚子和實在難看的兩條短腿，如此艱難地承載著亨利·貝爾這個沉重的大塊頭，所以他中學同學都管他叫「活寶塔」。司湯達還一直在鏡子裡尋覓一點什麼安慰。一雙手還行，是的，手還過得去，像女人的手一樣嬌嫩、靈活、柔軟，手指尖尖，指甲修剪得非常光滑，透著些許靈氣、貴族氣派。再就是皮膚，像少女的嬌嫩肌膚，敏感而又柔和，泄露出柔情脈脈的思緒，多少含有些許貴族的風采和纖細的感情。可是誰會看到、誰會注意到一個男人身上的這些女性的細節？女人總是只問臉長得怎麼樣，身段如何？而這些東西，他已經清楚知道了五十年之久，這些東西都粗俗不堪，無可救藥。奧古斯丁·費龍[2]說他的臉只配裱糊匠的腦袋。蒙色萊[3]說他是個「長著小鋪老闆臉的外交官」；可是即便是這樣的鑑定，他覺得都還過於友好，因為司湯達現在心情懊惱地直盯著鐵面無私的鏡子，在作出自我判斷：「義大利的屠夫」[4]，整個一張義大利屠夫的臉。 但是倘若他，這個身體肥胖結結實實的大塊頭，至少舉止粗暴，男性十足那也不錯啊！有些女人就服那些虎背熊腰的壯漢，一個哥薩克在有些時候比一個花花公子更容易討她們的歡心。可是卑鄙的是，他知道，這個粗壯的農夫一樣的身材，他身上血脈僨張，臉龐通紅，僅僅只是裝裝樣子的假貨，是血液發出的虛假情報。這個龐然大物般的男子身體裡面卻是一束纖細靈敏、幾乎可說是病態般敏感匯成的神經。所有的醫生都不勝驚愕地稱他為感覺靈敏的怪物[5]。這種像蝴蝶一樣輕佻的心靈卻偏偏縫在這樣一堆肥肉之中——這可真是災難！不知道哪一個夜魔在搖籃里把他的肉體和靈魂給偷偷地換掉了，因為這一病態的過度敏感的心靈在它那粗蠢的皮囊裡面，稍一激動就如何地冷得發顫、不斷發抖。隔壁房間裡有扇窗戶沒有關上，這布滿纖細血管的皮膚上面就立刻激起一陣寒噤。有扇房門砰地一下關上，他的神經就猛地一震，激起錐心的痛苦。要是飄來一股臭味，他就馬上頭暈。一個女人走到跟前，他就六神無主，心驚膽戰；或者因為恐懼，反過來變得粗魯不堪或者做出有傷風化的動作。這種肉體與神經的混合真叫人難以理解！幹嗎長這麼多肉，長這麼多肥肉，挺這麼大個肚子；幹嗎這粗壯的馬車夫一樣的骨頭架子纏繞著蛛絲般細密、脆弱的感情；幹嗎要給這樣粗蠢、不討人喜歡、笨重的身體配上一個這樣繁複過敏的靈魂？ 司湯達 司湯達 司湯達扭頭離開鏡子。這個外表已無法挽回，他從青年時代起就知道這點。即使讓魔術大師充當裁縫，在他的背心下面添加一件緊身馬甲，把他沉重下垂的肚子巧妙地往上一擠，給他用里昂的絲綢製作一條出色的齊膝褲子，遮住他可笑的短腿，也無濟於事。染髮液在他早已花白的鬢角上，把一道富有男子氣概的濃眉染黑，這也無濟於事。一頂時髦的假髮遮住他業已光禿的頭頂，再加上繡著金線的公使禮服和精緻修飾過的微微發光的指甲，這一切全都無濟於事。這些巧妙的手段和修飾，只能對他稍加拾掇，掩飾了他身上的肥肉和一身的衰敗。可是，在馬路上沒有一個女人會轉過頭來向他張望，沒有一個女人會懷著狂喜的心情注視著他的眼睛，就像德·瑞納夫人[6]凝視她的於連，或者德·夏斯德萊夫人[7]凝視她的呂西安·婁凡一樣。沒有，她們從來也沒有注意到他，即使當他還是一個年輕的少尉時，她們都沒注意他，更何況現在，他的靈魂已陷在厚重的油脂里，年齡已使他額上布滿皺紋。完了，一切全都玩完了！憑著這樣一張臉不可能在女人那裡鴻運高照，此外別無其他幸運！ 於是只剩一途：放聰明點兒，變得機智靈活，在精神上吸引人，顯得有趣，把人們的注意力從臉上引到內心，通過出人意表的言談舉止來使人目眩神迷，蒙蔽人們。天才可以彌補美貌的缺失。必要時，機靈巧妙可以取代相貌美麗。既然相貌這樣不討人喜歡，無法從審美的角度來打動女人的感官，那就只好憑聰明才智來吸引女人。於是在多愁善感的女人那裡就裝出一副抑鬱憂傷的模樣，在輕浮佻達的女人那裡就擺出玩世不恭的神氣，有時候就要反過來，永遠提高警惕，永遠俏皮風趣。博得一個女人的歡心，你就能得到她。聰明地抓住女人的每一個弱點，即使自己冷靜異常，也要裝出感情熾烈。倘若自己慾火中燒，也要裝得冷若冰霜。用情緒變幻來使女人目瞪口呆，使出各種花招使女人暈頭轉向。永遠要顯示自己與眾不同。尤其不要錯過任何機會，要百折不撓，不怕失敗。因為有時候女人會忘記一個男人的臉，在稀奇古怪的仲夏夜裡，不是連蒂泰妮婭[8]也會親吻一個驢頭嗎？ 司湯達戴上了時髦的帽子，拿起黃色的手套，在鏡子裡試著擺出一副冷漠的、嘲諷的微笑。是啊，今天晚上他就帶著這副神氣去出席德·T.夫人的晚會，冷嘲熱諷，玩世不恭，輕浮佻達，冷如山岩：得使人驚訝，引起人們的興趣，使人神魂顛倒，讓話語像一張閃閃發光的面具，套在令人憎惡的這張臉上。只有一上來就使人目瞪口呆，一下子就引人注意，這是最妙的絕招，在大聲喧譁後面隱藏著內心的膽小怯懦。在他走下樓梯的時候，他已經給自己想出了一個聲音響亮的進入沙龍的場景：他要僕人今天在沙龍里通報，他是商人凱撒·邦貝先生，然後他才走進沙龍，佯裝一個健談已極、大聲講訴的羊毛商人，不容任何人插嘴說話，把他那虛構的生意說得花里胡哨、放肆大膽、冗長不堪，直到那些哈哈大笑、好奇心切的人全都一股腦兒地為他征服，婦女們都習慣於他這張面孔。然後再像放煙火似的，說上一通趣事逸聞，內容刺激，趣味盎然，說得婦女們的感官全都輕鬆活躍起來，然後找個陰暗的角落，有助於把他肥胖的身軀遮掩一二，再喝上幾杯潘趣酒：說不定，說不定，到午夜時分女人們還會覺得他頗為迷人。 * * * [1] 原文是法文。 [2] 奧古斯丁·費龍（1841—1916），法國作家。 [3] 查理·蒙色萊（1825—1888），法國作家、抒情詩人。 [4] 原文是義大利文。 [5] 原文是法文。 [6] 德·瑞納夫人，司湯達小說《紅與黑》的女主角。 [7] 德·夏斯德萊夫人，小說《呂西安·婁凡》的女主人公。 [8] 蒂泰妮婭，莎士比亞劇本《仲夏夜之夢》中的仙后，可憐的織工波頓被小精靈帕克惡作劇變成驢頭人身，仙后醒來鍾情於他，對他狂吻不止。 影片中他的一生 1799年，從格雷諾布勒馳往巴黎的郵車停在奈姆爾換馬。人們三五成群，激動萬分，到處張貼著海報、報紙：年輕的波拿巴將軍昨天在巴黎給共和國致命一擊，把國民議會一腳踢開，任命自己為第一執政。所有的旅行者都七嘴八舌地進行熱烈的討論，只有一個十六歲的少年，肩膀寬寬的，面頰紅紅的，對此很少表示關注。共和國或者督政府關他什麼事，他前往巴黎，表面上是上綜合工科學校去學習，實際上是為了逃離外省，去巴黎闖蕩一番，巴黎，巴黎！這個名字的宏大外殼將漸漸充滿五彩繽紛的夢幻洪流。巴黎，就意味著奢侈、時髦、興高采烈、擺脫鄉氣、自由自在，尤其意味著女人，許許多多的女人。不知哪一個年輕美貌、嬌嫩時髦的女人（就像他在格雷諾布勒膽怯地躲在遠處暗戀的那個女演員維克多里娜·加布里），他會突然以一種浪漫的方式與之邂逅，他會撲向那些撒歡狂奔的馬匹，從摔得粉碎的馬車裡把那女人拯救出來。他夢想著為這女人做出什麼英雄業績，這個女人將成為他的情婦。 郵車顛簸著繼續向前，無情地碾碎了這個少年過早的夢幻。少年剛向四外風景瞥上一眼，還沒來得及和他的同行者說句話，郵車已經在關口的欄木前停下。車輪從凹凸不平的大街上隆隆滾過，一直馳進狹窄、骯髒、高聳的房子堆里，到處蒸騰著變味了的食物和汗水淋漓的貧窮寒酸的怪味。這個大失所望的少年看到他的夢中王國，一臉驚愕。這麼說，這就是巴黎，這不是別的，就是巴黎？以後他得一而再地重複這句話：在第一次戰鬥之後，在法蘭西大軍越過聖·伯納德山口之際，在第一次銷魂盪魄的熱戀之夜以後，他都會重複這句話。經歷了這樣感情奔放的幻夢之後，現實和這種漫無節制的浪漫渴求相比，就顯得淡而無味。 人家在聖-多米尼克大街的一個普普通通的飯店前面讓他下車。於是這個小亨利·貝爾就在這家飯店六層樓的一間閣樓上住了幾個星期。房間裡沒有窗戶，只有一個天窗：這可真是醞釀憤怒憂傷最好的場所。他看也不看他的數學課本，一連幾個小時在馬路上溜溜達達，盯著女人瞎看：看她們穿著新羅馬式袒胸露背的時裝顯得分外迷人，看她們如何殷勤熱情地和她們的追求者取笑逗樂，尋尋開心，如何善於發笑，既誘人又輕佻；但是小亨利·貝爾不敢接近任何一個女人，這個舉止笨拙的傻小子穿著鄉下人的綠色外套，實在談不上時髦，更不敢放肆大膽。他甚至都不敢走近那些徜徉在路燈底下賣笑賣春的姑娘，對那些更加大膽的同伴，他嫉妒得咬牙切齒。他沒有朋友，沒有社交，也沒有工作；他悶悶不樂地白日做夢，期待著碰到浪漫的艷遇，走在骯髒的馬路上，神不守舍，心不在焉，有時候差點被馬車撞倒。 最後終於沮喪已極，渴望著和人交談，渴求溫暖和信任，他於是去拜訪他富有的親戚達呂一家[1]。他們對他都很親切，邀請他來做客，把他帶進他們的豪宅，但是——他們都出身於外省；這對亨利·貝爾而言可是原罪！他無法原諒他們！他們過著市民階級的生活，家資萬貫，肥肥胖胖，而他自己則囊中羞澀，這使他非常生氣。他和他們一起坐在桌旁用餐，擺出一副悶悶不樂、沉默寡言、笨手笨腳的樣子，儼然是個秘密的仇敵。他渴求柔情蜜意的強烈願望隱藏在緊繃著的臉龐後面，神情冷嘲熱諷，犟頭倔腦。達呂家的長輩大概暗自斷言，他是個令人不悅忘恩負義的渾小子。直到深夜，這家的英雄彼耶爾·達呂（日後的伯爵），權力無限的波拿巴的左膀右臂，精疲力盡地從國防部回到家裡，疲憊不堪，沉默寡言。要是按照他內心的傾向，這位赳赳武夫寧可做這個小詩人的同行（因為這個少年不愛說話，把自己包得很緊，達呂把他當作一個笨頭笨腦的傻瓜，尤其把他看作蠢驢一樣地不學無術）；因為達呂在閒暇時翻譯霍拉茲的詩，寫哲學論文，要是日後脫下軍裝，他將要撰寫一部威尼斯的歷史。現在他待在波拿巴身邊，有更加重要的任務要去完成。他是個永遠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夜以繼日地在參謀總部的密室里制定計劃，進行計算，起草信件，誰也不知道要達到什麼目的。恰好因為這個緣故，小亨利恨他恨得要命，因為達呂要幫他前進，而他不願意前進，只願意自己待著。 可是有一天，彼耶爾·達呂把這個懶骨頭叫來，要他立即和他一起趕到國防部去，他給這個小伙子謀個職位。在達呂的教鞭威脅之下，這個肥胖的小亨利得從早上十點到夜裡一點起草信函，沒完沒了的信函、短評和報告，直寫得手指都幾乎寫斷。他還不明白這樣瘋寫個沒完到底是為了什麼，但是不久全世界將會明白是怎麼回事。他渾然不覺地參與了義大利遠征，這場征戰始於馬倫哥[2]，終於一個帝國的建立；最後《箴言報》[3]說明了這個秘密：已經宣戰。小亨利這下舒了一大口氣，感謝上帝！現在這個折磨人的傢伙達呂得開赴前線，到總司令部去，這漫無止境的寫信苦役也就此過去了，他鬆了一大口氣；寧可上前線打仗，也不願繼續幹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那就是他深惡痛絕的兩件事：幹活和無聊。 1800年，5月。波拿巴的義大利大軍的後勤部隊。 幾位騎兵軍官把他們的坐騎趕到一起，笑得前仰後合，笑得他們軍帽上的羽毛都顫抖不已。眼前是個滑稽透頂的景象：在一匹倔強的烈馬上騎著一個短腿少年，半像平民，半像軍人，他像一隻猴子似的緊緊抓住那匹馬，和這匹犟頭倔腦的烈馬拚命格鬥，而那匹烈馬卻一心要把這個外行騎手掀翻在地。少年身上的一把沉重的佩劍斜掛在肚子上，不停地搖晃著，一個勁地拍打馬兒的屁股，刺激得那可憐的駿馬癢得不行，最後終於奮起蹄子，並非故意地狂奔起來，把那可悲的騎士硬生生地摔在阡陌和溝壑之間。 軍官們樂得好不開心。最後布萊爾維耶上尉終於出於同情，命令他的勤務兵：「騎過去，幫幫這個愣頭青！」勤務兵驅馬沖了過去，給那匹陌生的烈馬抽上幾鞭，直到它站住為止，然後抓住馬的韁繩，把那個新手帶來。少年一臉通紅，又怒又羞。他情緒激動地詢問上尉：「您打算把我怎麼樣？」這位老在幻想的少年已經夢想著要蹲禁閉或者要進行決鬥，可是上尉心裡只想開開玩笑。他聽說這個少年是有權有勢的達呂將軍的表弟，態度立刻變得非常客氣，建議當他的夥伴，詢問這位十分可疑的新兵，迄今為止都在幹些什麼。亨利臉漲得通紅：總不能向這些不通文藝的俗人坦承，他在日內瓦眼淚汪汪地站在讓-雅克·盧梭出生的那幢房子前面。所以他就擺出態度果斷、放肆大膽的神氣，十分拙劣地扮演無畏的勇士，讓大家看了都樂不可支。軍官們首先很友好地教他崇高的藝術，騎馬時得把韁繩正確無誤地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佩刀得直直地掛在身體的左側，另外還告訴他一些軍旅生涯中的秘密。亨利·貝爾立刻覺得自己已是一名軍人，一位英雄。 他感到自己是位英雄，或者至少他不允許別人懷疑他的勇氣。他寧可咬掉舌頭，也不提出一個不得體的問題，或者吐出一聲驚恐的嘆息。在那次舉世聞名的攀越聖·伯納德山口的壯舉之後，他就懶洋洋地騎在馬鞍上，幾乎十分輕蔑地向上尉提出他那永恆的問題：「這難道就是一切？」在巴爾德要塞聽到幾門大炮轟鳴，他又一次不勝驚訝地問道：「這難道就是戰爭，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無論如何，他畢竟還是嗅到了火藥的氣味，於是失去了人生的某種處女貞操，他更加焦躁不耐地用刺馬針刺激他的坐騎，迅速下山，到義大利去。這下他將失去另一種處女貞操，在經歷了短暫的戰爭奇遇之後，他將撲向無限的愛情的奇遇。 1801年，米蘭。東方大門前的林蔭大道。 戰爭把彼埃蒙特的婦女從她們的禁錮之中喚醒。自從法國人進入境內，她們每天乘坐低矮的豪華馬車，在湛藍色的天空下沿著閃閃發光的大街疾馳，中途停頓，和她們的情人們或者她們的清客，遊伴聊天，相當樂意地衝著那些放肆的年輕軍官的眼睛微笑，擺弄著扇子和鮮花意味深長地示意。 一個十七歲的下級軍官擠在狹窄的陰影里，帶著渴求的目光看著這些時髦的女人。不錯，亨利·貝爾一次仗也沒有打過，就突然之間變成第六龍騎兵中的軍曹。作為有權有勢的達呂將軍的表弟，他得到各種提攜。在他的額上，法蘭西龍騎兵的黑色馬鬃頂飾在鋥亮的頭盔上飄拂擺動。在他白色的騎兵大氅後面，碩大的佩刀鏗鏘作響。在他馬靴翻轉的靴筒上刺馬針發出聲響——果然前天的那個肥肥胖胖的小個子少年，如今看上去一副軍人氣概，令人望而生畏。 其實他本不該在這林蔭道上閒逛，每天戴著沉重的佩劍，步履鏗鏘地踏遍鋪著石子的道路，萬般渴慕地盯著女人直瞧，而是該回到他的連隊，幫著把奧地利人趕到明契阿[4]河對岸。但是年方十七，他就不喜歡粗俗的事情，他業已發現，「揮舞佩刀四下砍殺，只需要極少的聰明才智」。既然身為偉大的達呂將軍的表弟，他就寧可待在光鮮亮麗的後方米蘭，也不去從事那些粗野的丘八乾的勾當。因為在野外露營沒法召來這麼美麗的女人，尤其沒有斯卡拉[5]大劇院，那天國般的斯卡拉上演著奇瑪羅薩[6]的歌劇，有高雅的歌唱家們吟唱。就在那裡，而不是在上義大利沼澤地的某個帳篷里，亨利·貝爾設下了他自己的大本營。晚上他總是第一個來到斯卡拉，劇院的五層包廂漸漸地亮起燈光，女士們走了進去，穿得比半裸還少，在薄薄的綢衫下面，身穿各色閃光軍服的軍官們向著女士們白皙耀眼的肩膀俯下身去。唉，這些義大利女人真是美艷絕倫，她們欣喜萬狀，無比快樂，無比幸福地充分享受著波拿巴把五萬名年輕小伙子帶到義大利來，使得米蘭的丈夫們痛苦不堪，也減輕了他們的負擔。 但是萬分可惜，這些義大利女人竟沒有一個在這五萬小伙子當中選中格雷諾布勒的亨利·貝爾。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魯阿，微微有點發胖的綢布商的女兒，樂意在客人面前袒露她白皙的豐乳，在軍官們的八字鬍上讓她的櫻唇取暖，她又怎麼會知道這個腦袋圓滾滾，長著一雙晶光閃閃、眯得細細的黑眼睛的小伙子——她開玩笑似的有點漠不關心地給他起的綽號是Cinese（中國人）——竟然會鍾情於她，白天黑夜都把她，這個並非鐵石心腸的女人，當作一個難以企及的夢中偶像一樣崇拜，而她，這個胖乎乎的市民新娘，通過他那浪漫的愛情將得以永垂不朽？當然，他每晚都跑來和其他軍官一起玩法老牌，默默無言怯生生地坐在一個犄角里，比埃特拉格魯阿和他搭訕，他就臉色蒼白。那麼他是不是握過這義大利女人的手，輕輕地用自己的膝蓋去碰那女人的膝蓋，或者曾經給她寫過一封信，或者在她身邊悄聲說過一句我很高興[7]？胸脯豐滿的安琪拉早已習慣於法國龍騎兵軍官其他露骨的示愛動作，壓根兒就沒有注意這個小個子下級軍官，於是這個舉止笨拙的小伙子就沒能得到她的恩寵，絲毫沒有預感到安琪拉是多麼心甘情願、多麼樂意把她的愛情分給每一個貪得無厭的男子。因為儘管亨利·貝爾身佩粗大的佩刀，腳踏靴筒翻轉的馬靴，他依然和在巴黎時一樣靦腆羞怯。這位畏畏縮縮的唐璜還依然是個處男。每天晚上他都下定決心，冒險發起一次大型的衝鋒，他在筆記本里仔仔細細地記下了年長的同伴們取得的教訓，如何使用武力攻克了一個女人的貞操，可是，等他走到心愛的天仙般的安琪拉身邊，這位理論上的卡薩諾瓦立刻驚慌失措，目眩神迷，面紅耳赤，活像一個少女。為了變成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他決定犧牲掉他的處男貞操。不知是哪一個米蘭的職業賣春女子（他後來在筆記里寫道「我全然忘記她是誰，相貌如何」）獻身給他，作為這次獻禮的祭壇。可惜這個女人對他處男的祭品獻上的卻是一種更加低下的禮物。據說波旁王朝陸軍統帥麾下的將士將一種疾病帶到義大利，這種病從此就叫做「法蘭西病」[8]。這位賣春女就把這種「法蘭西病」還給了這個法蘭西人。於是這位尋求愛神維納斯柔和服務的戰神的僕人，還為嚴厲的商神墨丘利作出幾年犧牲。 1803年，巴黎。又住在六層樓的那間閣樓里，又身著便衣。佩刀不見了，刺馬針和線狀飾帶、中尉的委任狀都給扔到犄角里去。士兵遊戲他已經受夠，簡直夠到快吐的地步，——這些事情，我厭煩死了。那些傻瓜們正想苛求他在骯髒的村子裡嚴肅執行軍務，好好洗刷馬匹，服從上級命令，亨利·貝爾已經拔腿就跑。不，服從命令可不是這個固執己見的小伙子愛幹的事。他的最高的幸福，乃是「不對任何人發號施令，也不做任何人的部下」。於是他就給部長寫了一封短短的辭職信，同時又給他無比吝嗇的父親寫了封信，要父親從口袋裡掏點錢出來。亨利在他寫的好幾本書里對父親百般誣衊（而這位父親也許愛他的兒子，就像那位兒子愛女人一樣地笨拙，一樣地不善表露）。亨利在他的筆記中總是帶著嘲笑的口吻稱之為「father」，雜種，這個「父親」「雜種」卻果真每個月給他匯款。當然數目不大，但是夠他做一身蠻不錯的西裝，買幾條很有氣派的領帶和一些白紙，可以在上面撰寫喜劇。因為亨利·貝爾又重新下定決心：不再想上大學去學數學，而是當個戲劇詩人。 他首先採取的措施是，常到法蘭西喜劇院去，向高乃伊[9]和莫里哀[10]學習。其次便是取得經驗，這對一位未來的戲劇家至關重要：必須贏得有關女人的知識，必須去愛、被愛；必須找到一個美麗的靈魂，一個多情的靈魂。於是他就向嬌小玲瓏的阿黛勒·蕾布斐大獻殷勤，享受不幸情郎的浪漫喜悅達到極致；幸虧她那身材豐滿的母親（就像他在日記本里記載的），每周以世俗的方式安慰他幾次。這很有趣，也極有教益。但是不論怎麼說吧，這畢竟不是真正的愛情，不是讓人神魂顛倒的偉大的愛情。於是他一個勁地尋找崇高的偶像。最後法蘭西喜劇院的一名嬌小的女演員盧阿松控制住了他的始終灼熱沸騰的激情，容忍他表達的敬意，起先並沒有允許他得到更多東西。但是亨利一向最愛的乃是一個女人拒絕委身於他，因為他愛的只是無法企及的東西，不久這個二十歲的小伙子完全置身於愛情的烈焰之中。 1803年，馬賽。出人意表的轉變，簡直叫人難以置信。 這的的確確是亨利·貝爾嗎？拿破崙大軍的前少尉，巴黎的花花公子，昨天還算是個詩人？這的的確確是他嗎？在繆尼埃食品雜貨公司經營批發零售的狹窄的底層，那個繫著黑色圍裙的夥計，真的是他嗎？那個在馬賽碼頭左邊那條齷里齷齪的胡同里，在這個到處散發出濃重的油料和無花果氣味的有穹頂的地窖里，坐在高腳寫字架後的那個人真的是他嗎？那個昨天還用韻文表達莊嚴崇高感情的精微細緻的靈魂，今天真的就在零售葡萄乾和咖啡、白糖和麵粉，向顧客們寫催款信，在稅務局裡和官員們討價還價？一點不錯，就是那個腦袋圓滾滾的小伙子，那個倔強的傢伙。特里斯坦不是化裝成乞丐，為了接近他心愛的伊索爾德[11]？公主們不是穿上侍童的服裝，只是為了參加十字軍東征，追隨她們心愛的騎士？而他，亨利·貝爾卻完成了更具英雄氣概的壯舉，他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家食品雜貨店的夥計、麵包師的助手、商店的學徒，就是為了陪伴他的盧阿松來到馬賽，盧阿松受聘在當地的劇院演出。亨利·貝爾晚上能到劇院裡去接一位女演員，把她當作情人帶到床上，那麼白天手上沾滿了白糖和麵粉，又算得了什麼？ 美妙無比的時光，美妙無比的理想實現！但可惜對於一位浪漫主義者最危險的，莫過於過分接近他的理想。人們發現，馬賽這座夢寐以求的南國城市，在南方人嘈雜喧鬧的手勢話語聲中，和格雷諾布勒一樣土裡土氣，這裡的街道也和巴黎一樣，臭氣衝天，骯髒不堪。即使和他心愛的仙女共同生活，也會大失所望地發現，這個仙女雖說還依然貌若天仙，可是蠢得要命，亨利·貝爾開始厭倦起來。最後有一天，仙女被劇院解僱，像朵雲彩似的飄向巴黎，不見蹤影，他甚至感到心花怒放：他終於治癒了一個幻想，明天可以不辭辛苦地去尋覓下一個幻想。 1806年，布勞恩什魏格。再次改換戲裝。 重新穿上軍裝，但是不再是作為下級軍官去服粗魯的兵役，這只能獲得隨軍女販和縫衣女郎的尊重。現在卻是法蘭西大軍的副督察。督察先生亨利·貝爾先生和封·施特羅姆貝克先生或者和另外哪一位布勞恩什魏格社交界的著名代表走過大街，德國士紳名流全都刷的一下子畢恭畢敬地脫帽致敬。可是等一等，他現在已經不再是亨利·貝爾。請允許我們小小地更正一下：自從他在德國身居這樣顯要的位置，他的簽名就是：亨利·封[12]·貝爾先生，「Henri de Beyle」。雖然拿破崙並沒有授予他貴族稱號，連一個小小的榮譽團十字勳章或者其他什麼別在紐扣里的裝飾品也沒有給他，但是亨利·貝爾善於觀察，目光靈敏。他發現，好樣的德國人對於頭銜趨之若鶩，就像飛蛾撲火；在貴族社會裡，各式各樣相貌妍麗、模樣誘人的金髮佳麗引誘著你婆娑起舞，你總不願意作為一個平庸的市民在那裡出現吧：在華麗闊氣的軍裝上面變戲法似的再加上這兩個字母就能給你頭上加上一道特別的光輪。 分給亨利·貝爾先生去處理的其實是些難辦的使命。他得在狂征暴斂過的地區再搜刮七百萬戰爭稅款，維持秩序，加以組織；這一切他顯然單憑一隻左手就幹得十分靈巧，十分迅速，他空出右手打打彈子，試試獵槍，去做一些更加富有柔情的娛樂。因為在德國也美女如雲討人喜歡。他可以向一位金髮碧眼的貴族小姐，傾吐他那柏拉圖式的愛情需求，而他的一個朋友的樂於助人的女友則減輕他那更加粗俗的愛情需求，在夜裡給他安慰。她的芳名是克納伯爾胡伯爾。就這樣亨利又舒舒服服地安頓下來。他毫無妒意地眼看著元帥和將軍們在奧斯特里茨[13]和耶拿[14]的烈日暴曬下烹煮湯水，而他自己則安安靜靜地坐在戰爭的陰影之中，讀讀書，讓人給他翻譯德文詩歌，自己又撰寫優美的書信給他妹妹寶琳娜，越來越有意識地、越來越出色地使自己發展成一位生活藝術家，在各個戰場上都是一個遲到的旅行者，在各種藝術門類都是一個才智卓絕的半吊子。他越認識這個世界，越學會清晰地觀察這個世界，他就覺得越發自由，越發靠近自己。 1809年，維也納。5月31日，蘇格蘭人教堂一片陰暗，空了一半，沉浸在曉霧之中。 在第一排，跪著幾個身材瘦小年邁的老爺爺老婆婆，身穿可憐巴巴的黑色喪服：是善良的海頓老爹[15]來自羅勞的親戚。法蘭西的燃燒彈突然飛落他心愛的維也納，把這位風燭殘年、顫顫巍巍的老人活活嚇死：為國歌譜曲的人民作曲家死得富有愛國情懷，他結結巴巴地說出這樣幾個字：「上帝保佑弗朗茨皇帝[16]！」人們不得不把他孩子一樣輕的遺體在挺進京城的法蘭西大軍人馬雜沓的混亂之中，從郊區貢本多爾夫極為匆忙倉促地搬到墓地里。現在維也納的音樂家們事後為他們的大師，在蘇格蘭人教堂舉行莊嚴隆重的追思彌撒。有一大幫人壯著膽子，從被占領的房子裡走了出來，為了對海頓老爹表示敬意；也許在他們當中也站著那個短腿的怪人，長著一頭蓬亂獅子頭髮的梵·貝多芬先生；有個來自里希滕塔爾的十二歲男孩，名叫弗朗茨·舒伯特的也在那上面男童合唱隊里唱歌。但是現在誰也不注意別人，因為突然之間，顯然有個法國高級軍官，身著全副軍裝走進教堂，陪伴他的是另外一個身穿科學院繡花禮服的先生。大家不由自主地都大吃一驚：難道法蘭西侵略者到末了還想禁止人們在這裡，向善良溫和的海頓老爹表示最後的敬意嗎？不是如此，完全不是如此：封·貝爾先生，法蘭西大軍的軍事法庭庭長，完全是私人探訪。他在宿營地的什麼地方聽說，在這次隆重的典禮上將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為了諦聽莫扎特或者奇瑪羅薩的曲子，這位可疑的赳赳武夫不惜騎馬奔馳一百里路程，因為對他而言，他心愛的這些大師們的四十拍樂曲勝過一場陳屍四萬、壯觀慘烈、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鏖戰。他小心翼翼地走進教堂里排列的座位，傾聽此刻緩緩奏響的音樂。奇怪的是，《安魂曲》並不使他感到悅耳。他覺得這曲子「過於喧鬧」，這不是「他心目中的」莫扎特，那像羽翼一樣輕盈、無憂無慮的莫扎特；每當藝術超越了那清亮歌詠的界限，大膽地升騰，超過人的嗓音，進入永恆的元素，更加狂野、更加無拘無束的境地，他就覺得這藝術殊為陌生。就是晚上在凱恩特納門[17]劇院上演的《唐璜》[18]，他也要緩緩地過一陣子才理解，倘若和他待在同一屋裡的鄰人，路特維希·梵·貝多芬先生（司湯達對他還一無所知）讓自己秉性中的北風之神向他狂呼怒號，司湯達碰到這神聖的混亂音響，一定會和他身在魏瑪的偉大詩人兄長，封·歌德先生一樣大吃一驚。 彌撒結束。亨利·貝爾臉色開朗地走出教堂，軍裝鋥亮，情緒高漲，目空一切，沿著格拉本大街信步徜徉。他覺得這座美麗清潔的城市維也納和它的居民真叫人著迷，他們製作優美悅耳的音樂，並不因此變得如此生硬、如此喜歡冥思苦想，就像遠在北國的另外一些德國人那樣。照理他現在應該回去辦公，去操辦法蘭西大軍的糧秣事項，但是他覺得這事並非頭等重要。達呂表哥像個工作狂似的廢寢忘食地工作，拿破崙眼看就要贏得勝利——感謝上帝，創造了這樣一批喜歡幹活的怪物：靠著他們，日子可以過得很好。貝爾表弟從青年時代起就精通忘恩負義的魔鬼藝術，於是他便寧可選擇更加舒適的職務，在維也納安慰達呂夫人，排解她因為丈夫的工作狂而引起的煩惱。報答一個恩人，還有什麼比用感情和柔情仁慈地對待他的妻子更好的法子呢？貝爾和達呂的妻子一起騎馬出遊，前往普拉特爾公園，在被槍炮打得千瘡百孔的貴族別墅的亭榭里，發生了多少親密的事件。他們一起觀賞畫廊、珍寶庫和貴族家美麗的鄉間府邸，乘坐彈簧極佳的四輪輕便馬車一陣疾馳，直到匈牙利，與此同時，士兵們在瓦格拉姆互相廝殺，打得腦袋開花，正直的丈夫達呂寫得汗流浹背。下午屬於愛情，晚上屬於凱恩特納門劇院，最好能欣賞莫扎特的作品，永遠有音樂可聽——漸漸地這位身穿督察制服的奇人理解到，對他而言，人生的一切意義和甜蜜都存在於藝術之中。 1810年至1812年，巴黎。帝國的繁榮昌盛年代。 日子越過越美妙。他有錢，沒有職位，——上帝也知道，他沒有功勳！——多虧柔軟的女人的小手，他變成了國務諮詢會議的成員和皇家家具總管。幸虧拿破崙從不認真需要國務諮詢會議的任何忠告，他們有大量時間可以散步——不，是驅車出遊！因為突然之間得到大筆薪俸，錢包塞得鼓鼓的，亨利·貝爾現在親自駕馭他自己的漆得耀眼生輝的單馬雙輪輕便馬車，在德·福伊咖啡館用餐，讓首席裁縫給他製衣，和他的表嫂私通，另外又包養一個名叫伯賴特爾的舞女（這是他青年時代的理想）。多麼奇怪，到三十歲反倒比二十歲時得到更多女人的青睞，多麼難以解釋。你越裝得冷漠，女人反而越發激情似火；現在，巴黎也慢慢地讓他喜歡起來，而他還是個窮大學生時，覺得巴黎如此醜陋不堪；真的，生活變得美好起來。最美妙的是，他現在有錢，有時間，甚至有那麼多時間，為了消遣，其實只是為了回憶他心愛的義大利，他撰寫一本《繪畫史》。唉，撰寫藝術史的著作，實在是個愉快已極的消遣，不承擔任何義務，尤其是像亨利·貝爾那樣舒服的做法，全書的四分之三乾脆抄自其他書籍，只有剩下的那部分松鬆散散地用趣事逸聞、笑話噱頭來填滿：可是僅僅作為享受者來接近精神的產品，這是什麼樣的幸福啊！亨利·貝爾心想，也許說不定，等他老了，他可以寫些書，用回憶錄來捕捉失去的歲月和往昔的女人。但是何必現在就動手：現在生活還過於豐富，過於充實，過於美好，不必在書桌前蹉跎光陰！ 1812年至1813年，小小的干擾：拿破崙又發動戰爭，這一次遠在千里之外。但是俄羅斯，這個具有冒險色彩的國度，引誘這位永遠好奇心切的旅行者出遊：能夠親眼看見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人，這是絕無僅有的良好機會，而且是國家出錢，讓他溜到東方去逛一趟，不言而喻，是和後勤部隊待在一起，既舒服愜意，又沒有危險，就和當年遠征義大利、德國和奧地利那樣。果不其然，他拿到瑪麗·路易絲[19]的一個大皮夾，滿載著給她偉大夫君的信札。貝爾莊嚴隆重地受到委託，乘坐加快馬車和鋪了皮毯的雪橇，把這秘密郵件一直送到莫斯科。貝爾憑經驗得知，在近處觀看戰爭，他總覺得無聊已極，所以他自己私下帶了一些東西，供他個人消遣，用綠色摩洛哥羊皮裝訂的十二卷《繪畫史》草稿的抄件，和他動筆寫了幾年的一齣喜劇；在什麼地方給自己干點私活比在大本營更好呢？說到底，塔爾瑪[20]也會到莫斯科來，還有大歌劇院，他在這兒不會感到過於無聊的。再說了，還可以換換新鮮口味，有波蘭女人、俄羅斯女人…… 貝爾一路上只有在上演戲劇的地方，才停止前進：即使在戰爭中，即使在旅途中，他也不能缺少音樂。在任何地方，藝術都必須是他的女伴。可是在俄羅斯，有一場更加令人瞠目結舌的好戲在等待著他。莫斯科變成一座熊熊燃燒的世界都城，那副火光燭天的景象，自尼祿王[21]以來，沒有一位詩人看見過比這更加壯麗輝煌的景色。只不過亨利·貝爾碰到這樣慷慨激昂的契機，並沒有撰寫頌歌，他的書信也很少傳播這一令人不快的事件。對於這位感覺細膩的享樂者來說，世界上軍事的混戰一場已經不再像十個節拍的音樂，或者一本聰明的書籍那樣重要：心靈的顫動比波羅金諾[22]的火炮更使他感到震撼。他覺得他自己一生的歷史比其他的歷史更有意義，因此他在這場沖天烈火中只撈出一本裝幀得很好的伏爾泰的文集，打算把此書帶走：作為莫斯科的紀念品。但是這一次，戰爭也以它冰凍的雙腿給這位躲在後勤部隊里耽於空想的亨利·貝爾狠狠地踢了一下。在別列津納河[23]河畔，軍事法庭庭長還有時間乾乾淨淨地颳了次臉（在整個軍隊里只有他這位獨一無二的軍官，還想著幹這檔子事），接著可就手忙腳亂地越過咯吱咯吱直響的行將斷裂的大橋，不然可就有送命之虞。他的日記本、《繪畫史》、美麗的《伏爾泰文集》，他的馬匹、皮大氅和旅行袋全都落到哥薩克的手中。只是穿著一身襤褸的衣裳，渾身稀髒，受到追趕，皮膚凍裂，他才逃到普魯士。他第一時間又是奔到歌劇院：就像別人首先洗澡，他卻衝到音樂之中，使自己心曠神怡。所以對於亨利·貝爾而言，遠征俄羅斯，大軍遭到殲滅，僅僅只意味著兩個夜場演出之間的一場插曲而已。回程時在科尼斯堡聽《克萊門齊婭·蒂·提托》[24]，而在出發上前線時，在德勒斯登聽《秘密婚姻》[25]。 1814年至1821年，米蘭。又身著便服，亨利·貝爾受夠了戰爭，終於受夠了戰爭。從近處看，一場戰役和另一場戰役一模一樣，每場戰役看到的都是同樣的東西——「那就是一無所有」。所有的任務和職務，愛國志士和屠殺，文件和軍官，他都受夠了。讓拿破崙「皇冠夢」發作，戰爭狂發作，再一次征服法蘭西：好，就讓他干吧，但是從此別指望得到軍事法庭庭長貝爾的援助。貝爾現在別無所求，只求不對別人發號施令，也不服從別人，他不貪求別的，只求得到最自然不過的東西，可也是最難得到的東西：終於，終於能過他自己的生活。 早在三年前，在習以為常的兩次拿破崙戰爭之間，貝爾口袋裡揣著兩千法郎，興高采烈，樂不可支，就像個孩子，驅車疾馳到義大利去度假：這時他對自己青年時代所懷有的思鄉症已經開始，這種思鄉症隨著貝爾年齡增長，直到他的臨終時刻，從來沒有離開過他。而他的青春便叫做義大利：義大利和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魯阿。他作為小小的下級軍官曾經怯生生地暗戀過她，等到馬車越過古老的山間隘口向下疾馳，他一下子控制不住，不得不又想起這個女郎。晚上抵達米蘭，迅速洗去征塵，另換衣裳，趕到他心靈的故鄉，斯卡拉劇院去聽音樂。的確像他自己說的：「音樂喚醒愛情。」 第二天一早他就匆匆前去探望安琪拉，讓人通報；安琪拉出現在他面前，依然還靚麗美艷，她客客氣氣地向貝爾表示歡迎，但是神情十分陌生。他自我介紹：亨利·貝爾。這個名字不起任何作用。於是貝爾開始回憶，提到約安維勒和其他夥伴，終於，他千百次夢見的這張心愛的臉龐，綻放出燦爛的微笑。啊，啊，您就是那個中國人。[26]——這個嘲諷性的綽號是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魯阿對她的這位浪漫的情郎還知道的一切。當然，現在亨利·貝爾已經不是十七歲，不再是一個毛頭小伙子，他放肆而貪婪地承認他當年和今天對安琪拉的激情。安琪拉不勝驚訝地叫道：「唉呀，為什麼您當時不告訴我這事？」那她當時一定樂於滿足貝爾小小的要求，這對一個慷慨成性的女人所費無幾，幸虧現在還有時間，不久，這位浪漫主義者讓人在他褲子的背帶上繡上了他贏得那一次征服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魯阿的愛情勝利的日期，當然，晚了十一年，在9月21日，中午十一點半。 緊接著，他們又十萬火急地再一次把他召回巴黎。1814年，再一次，最後一次，為了這位科西嘉的戰爭狂人管理外省，保衛祖國。但是所幸的是——是啊，幸虧打仗終於結束，雖說是以一次失敗告終，這個糟糕的法國人亨利·貝爾高興得要死——三位皇帝[27]進入巴黎。現在他終於可以最終前往義大利，永遠擺脫任何職務和祖國。美妙無比的歲月，可以完全獻身於音樂、女人、談話、寫作和藝術。和情人們共度的歲月，當然是和那些把他欺騙得很慘的情人，就像過於慷慨的安琪拉，或者出於貞潔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情人，譬如那美麗的瑪蒂爾德。但是在這些年裡，他越來越感覺到、認識到他的自我，每天晚上在斯卡拉大劇院，靈魂在音樂中重新沐浴，得到淨化，有時候享受到和當代最高貴的詩人拜倫[28]爵士的一次談話，可以把從那不勒斯到拉萬納，全國所有的美景，把精通藝術的學者們所有的財富都匯集到自己心裡。不屈從於任何人，不妨礙任何人的路，是自己的主人，不久是他自己的首領：無與倫比的自由歲月！自由萬歲！[29] 1821年，巴黎。自由萬歲？在義大利談論自由已經不再有什麼好處。奧地利的老爺們和官府們聽見「自由」二字就火冒三丈。也別寫什麼書，因為即使全是剽竊，就像《論海頓的信札》，或者全書的四分之三是從別的作家那裡抄來的，例如《義大利繪畫史》和《羅馬、佛羅倫斯、那不勒斯》，他也會不自覺地在書頁之間撒上一些鹽巴和胡椒麵，刺激得奧地利的官方的鼻子奇癢難熬。不久，嚴酷的書報檢察官瓦布魯謝克（實在想不出更妙的姓名，可是上帝有知！他的確就叫這個名字），就會向維也納的警察大臣賽德爾尼茨基報告，在書中發現「無數可以指責的地方」。這樣一來，他這個持有自由思想、居無定所的人，便很容易有風險，被奧地利人當作一個燒炭黨[30]人，被義大利人視為一個間諜——所以最好立即開溜，這樣又失去一個幻想。再說，要想自由，還有一點十分必要，那就是要有錢。這個雜種老爸（貝爾很少給他父親更客氣的稱號），現在最終證明自己是個什麼樣的傻瓜，他居然連微不足道的一點年金也不留給他這個不孝的兒子。現在到哪兒去呢？在格雷諾布勒非窒息而死不可，自從波旁王室那些肥頭胖耳的腦袋貼在銀幣上面以後，待在後勤部隊里舒舒服服地驅車漫遊的日子可惜一去不返。所以，還是回到巴黎，回到閣樓上。過去僅僅是消遣消遣，業餘地信筆塗鴉，現在可要變成工作：寫書，寫書，撰寫書籍。 1828年，巴黎。哲學家的夫人，德·特拉希夫人的沙龍。 午夜時分。蠟燭幾乎已經燃盡。先生們在玩惠斯特牌。德·特拉希夫人，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坐在沙發上和一位侯爵夫人及其女友聊天。但是她並沒有全神貫注地進行談話，她一再心情不安地豎起耳朵。從後面，另一個房間裡，在壁爐旁邊，傳來各式各樣可疑的聲響，女人的尖聲大笑，一位先生怪聲怪氣的洪亮的笑聲，然後又夾雜著生氣的叫喊——別說了，太過分了，接著又爆發出那陣奇怪的笑聲，可是很快又停住。德·特拉希夫人煩躁起來，肯定又是那個極端討厭的貝爾給女士們撒了胡椒麵。平時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感覺細膩，另外又古里古怪，有些放肆，還討人喜歡，可是淨和女演員們廝混，尤其和那個義大利的帕斯塔夫人過從甚密，把他的舉止風度全都毀了。她向兩位夫人說聲失陪，急急忙忙地踏著小碎步跑了出去，讓大家維護體面。可不是，貝爾就站在那裡，完全置身於壁爐的陰影里，大概為了遮住他發福的肚子，手裡拿著一杯潘趣酒，光彩奪目地說出一些趣事逸聞，就是火槍手聽了也會臉上發燒。女士們似乎都準備逃走，她們一邊笑，一邊抗議，可是被這出色的敘述者所吸引，一再好奇而又激動地站住身子。他看上去就像森林之神西倫一樣，紅紅的臉，胖胖的，眼睛閃閃發光，性格溫和，極度聰明；現在既然德·特拉希夫人走來，向他投來嚴峻的目光，他就慌忙住口。女士們利用這一良好的機會，哈哈大笑著全都拔腿就跑。 不久，燭火熄滅。僕人們擎著直流燭淚的枝形燈盞陪送客人走下樓梯；三四輛馬車等待著，女士們和她們的丈夫登上了馬車，貝爾獨自一人留了下來，情緒惡劣。沒有一位女士讓他上車，也沒有一個女士向他發出邀請。作為一個講述趣事逸聞的人，他還是蠻不錯的。除此之外，他在女士們那裡已經什麼也不是。居里阿爾伯爵夫人和他斷絕往來，他又沒錢像從前那樣包養一個舞女，慢慢地就上了年紀，他心情惡劣地在十一月的冷雨中躑躅著，走向他在黎歇留大街的寓所；要是衣服弄髒了怎麼辦，裁縫那兒還沒付賬呢。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反正，人生中最美好的光景是一去不復返了，其實真該做個自我了斷。他沒好氣地爬上樓梯（他脖子短，現在有時候呼吸也很急促），一直爬到頂層，點燃了油燈，翻翻紙張和賬單。結算真是可悲！財產全花光了，撰寫的書籍毫無進賬，這麼些年《論愛情》一書只賣了二十七本。（昨天，出版商以玩世不恭的口氣對他說：「大家真想稱之為一本神聖的書，因為沒有一個人敢去動它。」）這樣，每天只剩下五法郎的年金，這點錢也許對於一個朝氣蓬勃的帥小伙子並不算少，可是對於一個大腹便便上了年紀的先生，他既愛女人，又愛自由，實在少得可憐。最好就此了斷，亨利·貝爾抽出一張對開的白紙，在這憂鬱哀傷的一個月里，他第四次立下遺囑：「我作為遺囑的簽字人，把我在黎歇留大街71號寓所里所有的一切，全都遺贈給我的表弟羅曼·哥隆。我希望把我直接送進公墓，葬禮的費用不得超過三十法郎。」附言中還寫道：「我請求羅曼·哥隆原諒我給他添的這一麻煩。我尤其要懇求他切勿因為這一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而悲哀。」 「因為這一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如果人家第二天把朋友們請來，發現子彈不是留在軍用手槍里，而是卡在腦殼的骨頭裡，他們就會明白，這謙虛慎重的措辭是怎麼回事。可是所幸的是，亨利·貝爾今天感到疲乏，他想等一天再自殺。第二天朋友們來看他，使他情緒又歡快起來。有個朋友在房裡轉來轉去，看見桌上有張對開的白紙，寫著一個標題《於連》。他好奇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唉，司湯達回答道，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朋友們聽了都興奮不已，紛紛給情緒憂鬱的司湯達打氣。果然，他開始動筆寫這部作品。《於連》這個標題給划去了，代之以一個日後變得永垂不朽的標題：紅與黑[31]。的確如此，從那天起，亨利·貝爾就此告終，另一個名字開始永久持續存在，叫作：司湯達。 1831年，契維塔維契亞。重新搖身一變。 一列炮艦莊嚴隆重地發出一聲炮響，旌旗飄揚，表示敬意，這時一位身體肥胖的先生身穿富麗豪華的法國外交官的禮服，走下輪船。敬禮！——這位先生，身穿繡花的背心，金絲滾邊的褲子，就是法國領事亨利·貝爾先生。又一次政權更迭把他扶上馬鞍，就像從前是戰爭，現在是七月革命使他重新上台。一直充當自由主義者，不斷地反對愚蠢的波旁王朝，這是值得的：多虧女人們一個勁地為他說情，他立即被任命為領事，派往他心愛的南國。原來是派到的里雅斯特去，可惜梅特涅[32]先生宣布，不希望這個寫過令人討厭的書籍的作者到那裡去就職，拒絕給予簽證。這樣他就只好到契維塔維契亞去當領事，代表法國。這當然不如原來那樣令人愉悅，但無論怎麼說，畢竟是在義大利，而且薪金是一萬五千法郎。 因為不是馬上就知道契維塔維契亞在地圖上的什麼地方，我們就得為此感到羞愧嗎？完全不必：在義大利所有的城市當中，這大概是最最寒磣不過的小巢了。一個燒烤得白熱化的惡毒的鍋爐，非洲的炎熱在鍋里烹煮著寒熱，是古羅馬帆船航行時代的一座狹窄的、因為泥沙淤塞逐漸停止航運的港口，一座貧瘠衰弱的城市，荒蕪、無聊、空洞無物，「你在這裡會因百無聊賴而死於非命」。這座流放地的中途停留站里，亨利·貝爾最喜歡的只有那條通往羅馬的大道，因為它只有十七里長，亨利·貝爾立即下定決心要頻繁地使用這條大道，超過他尊嚴的身份允許的程度。照理他應該工作，撰寫報告，進行外交活動，待在他的崗位上，但是外交部的那批蠢驢根本不會閱讀他的報告，那又何必在這批擅長久坐的藝術家們身上浪費腦子——不如把所有的公文都推到他的下屬，那個無賴呂西馬楚斯·卡夫唐里烏·塔維爾尼埃身上。這頭兇惡的野獸恨他，可他還得給這無賴謀到一枚榮譽團勳章，以便這個無賴對他經常缺席絕口不提。因為即使在這裡，亨利·貝爾也寧可對待他的職務別太認真。他覺得，對於一個誠實的利己主義者而言，欺騙這個國家實在是他榮譽的責任；這個國家竟然把一個詩人送到這樣噁心的爛泥坑裡來。的確，和聰明人一起在羅馬觀賞畫廊，找出各種藉口驅車前往巴黎，不是比待在這裡肯定無疑地慢慢變成白痴更好嗎？他總不能老是去光顧同一家古玩店去見布琪先生，老是和同樣的一些單調乏味的半吊子貴族們閒聊胡扯吧？不行，那還不如自言自語呢。他從幾座老圖書館買了一批編年史，挑出最精彩的幾份，把它們寫成中篇小說。他說自己已經五十歲，已經老了，可是內心依然年輕。是啊，這樣做就對了：為了忘記時間，就回顧自己的往事。他正在描寫的這個靦腆羞怯的男孩，在這個身軀肥胖的領事看來，顯得如此遙遠，竟使他覺得，是在「發現另一個人」。於是亨利·貝爾，也就是司湯達，描寫他的青年時代，用密碼書寫，為了不讓人家猜到這個H.B.，這個亨利·布呂拉究竟是誰，把一切都寫進厚厚的本子裡。在這自我返老還童的既令人欣慰，又自欺欺人的藝術遊戲中，他忘記了他自己，所有人也都忘記了他。 1836年至1839年，巴黎。 又一次復活——真是妙不可言！——又一次回到光明之中。上帝賜福給婦女們，所有的好事都是來自她們——大名鼎鼎的德·莫萊[33]伯爵，如今當上了部長，女人們就對他百般奉承，說盡好話，直到這位部長心甘情願地對於這樁有違國家利益的行為視而不見。亨利·貝爾先生可是駐契維塔維契亞的領事，居然肆無忌憚地、一聲不響地把他的三個禮拜的假期延長到三年之久，而且現在還不想回到他的崗位上去。是啊，這位領事三年之久沒有待在他的爛泥坑裡，而是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而讓他的下屬，那個希臘騙子在那裡為他賣命，而他自己卻在巴黎領取薪水。他有時間，心情歡快，又可以出入社交界，再一次、已經非常怯生生地搞一段戀情。他現在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尤其可以干他覺得生活中最美好不過的事情：在他的寓所里踱來踱去，口授他的長篇小說《帕爾瑪女修道院長》。領著國家豐厚的薪金而不必幹活，他完全可以奢侈一把，反對時尚地進行寫作，寫一部不加甜點、不添香料的長篇小說，因為他終於得到了自由。對於亨利·貝爾而言，除了自由，世上已無其他天空。 但是這個天空不久就坍塌下來。他的保護人，那位為人能幹待人寬厚的部長德·莫萊伯爵——真該給他建立一座紀念碑！——被迫下台，一位新的法老入主外交部，一位士兵元帥蘇爾[34]。他對一個叫司湯達的人一無所知，只在花名冊上找到一位亨利·貝爾領事先生，此人領取薪金，在教皇國家代表法國，可是沒在那裡任職，卻在巴黎的各大劇院裡觀賞玩樂。這位元帥先是大吃一驚，接著對這懶惰的官員怒不可遏：他不去處理公文，卻在這裡優哉游哉地鬼混。立刻頒布一道嚴峻的命令，要他立即啟程，不得延誤。亨利·貝爾心情惡劣地穿上領事的制服，脫下詩人司湯達的外衣：這位五十四歲的男子不得不在烈日燒烤的盛夏酷熱之中再一次疲憊不堪、極不樂意地向南奔馳，投入他的流亡地。他感覺到：這是最後一次。 1841年，巴黎，3月22日。 一個身軀肥胖、體格沉重的男子費勁地拖著腳步走過他心愛的大街。但是那美好的時光如今何在，那時他在這裡還左顧右盼地觀賞美女，像個花花公子似的用手裡的那根秀氣的手杖快速地畫著圓圈，賣弄風情；現在他那索索直抖的手臂每走一步就使勁地拄著那結實的木頭手杖。在最近一年，他，司湯達，老得多麼厲害，從前熠熠生輝的眼睛，現在疲弱地陷在沉重的布滿藍色陰影的眼皮底下，神經的顫動不時在他的唇邊掠過。幾個月前他第一次得了中風。他憤怒地回憶起在米蘭得到的那第一份愛情的饋贈；人們給他放血，用藥膏和混合藥劑把他折騰得十分厲害，最後，外交部終於批准這位病人從契維塔維契亞回到巴黎。可是現在巴黎有什麼用處，巴爾扎克《論〈帕爾瑪女修道院長〉》的那篇熱情洋溢的文章又有什麼用處，榮譽剛剛遲遲疑疑地露出最初的蓓蕾，對於「萬事皆空」的狀況已經觸及的人，對於死神已經用它全是骨頭的手指發出召喚的人，又有什麼用處。這萬分疲憊的影子艱難地拖著腳步，走向他的寓所，他都沒有抬眼張望靈巧地馳過的閃閃發光的華麗馬車，悠閒慵懶地聊天漫談的散步的人們，衣衫窸窣作響的娼妓們——他只不過是傍晚人頭攢動的大街上一個緩緩向前挪動的悲哀的斑點而已。 突然，人們圍了過來，好奇心盛的行人擠在一起——這位肥胖的先生就在交易所門前栽倒在地，躺在那裡，眼睛突出，一動不動地直望著前方，臉色發青：他第二次中風，這是致命的一擊。人們把這微微痰喘的男子身上勒著脖子的衣衫扯開，把他抬進藥房，然後抬到樓上他狹小的寓所。房裡到處都是紙張、筆記、剛動筆的作品和日記本。在一本日記本里寫著一句未卜先知的話：「我覺得再也沒有比死在大街上更可笑的事了，倘若不是故意為之。」 1842年。一口箱子。 一個碩大無朋的木箱，一件廉價的貨物一路顛簸，從契維塔維契亞穿過義大利運到法國。這個木箱拖到司湯達的表弟和遺囑執行人羅曼·哥隆家裡。表弟出於對死者的敬意（因為誰還關心這位死者，各報剛給了他一份六行篇幅的訃告！），想要發表這個怪人作品的全集，他叫人把木箱撬開——啊，上帝，多少紙啊，全都密密麻麻、雜亂無章地寫滿了密碼和秘密符號，一個百無聊賴的寫作者留下的亂七八糟的一大堆東西！他把其中最便於理解、寫得完完整整的幾部作品撈了出來，讓人抄寫一遍，接著，這位最為忠心耿耿的朋友也感到疲倦。在長篇小說《呂西安·婁凡》上面，他無可奈何地寫了一句沒法下手[35]。「沒法下手」，便是自傳《亨利·布呂拉》，也被視為不合適，給擱了回去，一擱就是幾十年。怎麼處理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這一大堆毫無用處的廢物，這亂成一團的廢紙？哥隆把它們又全都統統塞進木箱，把木箱寄到司湯達青年時代的朋友克羅采那裡，克羅采又把這口木箱送到格雷諾布勒的圖書館，以此作為最後安頓的地方。在那裡，根據古老的圖書館的習慣，在每個卷宗上面都貼上寫有數目字的紙條，使勁蓋上印章，註冊登記：登記完畢[36]，六十個卷宗。司湯達生平的著作和他自我描述的一生，如今官方入殮，封存在這埋葬圖書的龐大的陳屍堂里，可以不受騷擾地任憑灰塵積累。因為整整四十年，沒有一個人想過翻動一下這些沉睡的卷宗，弄髒自己的手指。 1888年，巴黎，11月。 人口日益增長，城市延伸開去，巴黎已經擁有四百萬居民。這些居民並不只想用腳走路：於是公共汽車公司計劃開闢一條新的路線，直達蒙馬特爾。可惜沿途碰到一個討厭的障礙，碰到一座公墓，蒙馬特爾公墓：好，技術人員有辦法克服這樣的弊端，他們將在死人上面為活人修築一座高架橋。這樣一來，就不得不遷移幾座墳墓。這時，他們在公墓的第四行第十一號墓地上，發現了一座完全被人遺棄、受到嚴重損毀的墳墓，上面刻著稀奇古怪的碑文：亨利·貝爾，米蘭人，他生活過，寫作過，戀愛過。[37]在這座公墓里，居然埋葬著一個義大利人？稀奇古怪的碑文，稀奇古怪的人！恰好有個人從旁走過，想起曾經有過一個名叫亨利·貝爾的法國作家，他希望安葬時使用這個虛假的報導。於是立刻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募集了一點錢，用來為這老舊的墳墓購置一塊大理石碑。於是在這早已腐朽的肉體上面，那早已湮沒無聞的名字，在足足被遺忘了四十六年後，1888年又突然之間閃閃發光。 稀奇古怪的機緣巧合。在人們想到司湯達的墳墓，把他的肉體再一次從墓穴中取出來的同一年，命運把一位年輕的波蘭語言教師，斯達尼斯拉斯·斯特里恩斯基，打發到格雷諾布勒，他在那裡感到無聊得要命。有一次在圖書館裡到處亂翻，發現有許許多多陳舊的、塵封的、手寫的卷宗堆在角落裡，便開始閱讀起來，同時破譯那些密碼。他越讀下去越感到興味盎然；他到處尋找，找到一個出版商；司湯達的日記，他的自傳《亨利·布呂拉》，小說《呂西安·婁凡》得以面世，這樣，真正的司湯達也終於顯現出來。他真正的同時代人，歡欣鼓舞地認識到這個兄弟般的靈魂，因為他並不想把他的作品，獻給他那同時代的人、和他時代相近的人們，而是想到那些未來的一代人，下一代人。他在書里不止一次寫著這句話：我將在1880年左右享有盛名。當年這只是拋向虛無的一句無助的空話，如今卻變成了出人意表的現實。就在他的屍體從地下挖掘出來的同時，他的作品從並非永恆的陰影中昂然升起：這位平素很難讓人信服的人預告了他的復活，時間準確到他哪一年復活。他一直是詩人，他說的每句話里他都是詩人，但在這句話里，他證明自己也是先知。 * * * [1] 彼耶爾·安多阿納·諾哀爾·布魯諾·達呂（1767—1829），拿破崙的重要助手，負責軍隊的後勤，任拿破崙的大臣，被封為伯爵，是詩人和歷史學家。 [2] 馬倫哥會戰，1800年6月14日，拿破崙在此大敗奧地利軍隊。 [3] 《箴言報》，拿破崙時期法國政府的官方報紙和宣傳工具。 [4] 明契阿，義大利北部的一條河流。 [5] 斯卡拉，米蘭的大影劇院。 [6] 多美尼柯·奇瑪羅薩（1749—1801），義大利歌劇那不勒斯學派的作曲家。他一生創作了八十多部歌劇，代表作為《秘密婚姻》。 [7] 原文是義大利語。 [8] 即梅毒。 [9] 皮埃爾·高乃依（1606—1684），是法國作家，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的奠基人。 [10] 莫里哀（1622—1673），原名讓·巴蒂斯特·波克蘭，法國作家，古典主義喜劇的創建者，在世界戲劇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代表作為《無病呻吟》《偽君子》《慳吝人》等。 [11] 瓦格納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的男女主人公。 [12] 德語的「封」相當於法語的「德」，表示貴族稱呼。 [13] 奧斯特里茨戰役，1805年12月2日發生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因參戰方為法蘭西帝國皇帝拿破崙·波拿巴、俄羅斯帝國皇帝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朗茨二世，所以又稱「三皇之戰」。 [14] 耶拿戰役，拿破崙在此大敗奧俄普聯軍。 [15] 約瑟夫·海頓（1732—1809），奧地利作曲家。 [16] 弗朗茨二世（1768—1835），奧地利皇帝。 [17] 凱恩特納門劇院，維也納的著名劇院。 [18] 《唐璜》，莫扎特的歌劇。 [19] 瑪麗·路易絲（1791—1847），拿破崙的皇后，原來是奧地利公主。 [20] 法朗梭阿-約瑟夫·塔爾瑪（1763—1826），當時巴黎的著名演員。 [21] 尼祿王，古羅馬暴君，曾縱火焚燒羅馬城。 [22] 1812年法蘭西大軍在此與俄軍血戰，史稱波羅金諾戰役，雙方傷亡慘重。 [23] 別列津納河，第聶伯河上游的支流，1812年11月俄法軍隊在橫跨此河的橋樑上發生激戰，潰退的法軍傷亡慘重。 [24] 《克萊門齊婭·蒂·提托》，義大利作曲家安東尼奧·卡爾達拉（1678—1736）根據義大利作家彼哀特羅·梅塔斯塔西奧的同名劇作創作的歌劇。 [25] 《秘密婚姻》，兩幕喜歌劇，奇瑪羅薩作於1792年，是18世紀義大利喜歌劇的代表作。 [26] 原文是義大利文。 [27] 指奧地利皇帝、俄國沙皇和普魯士國王。 [28] 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代表作品有《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唐璜》等。 [29] 原文是義大利文。 [30] 燒炭黨是19世紀後期活躍在義大利等國的秘密民族主義政黨，謀求成立統一、自由的義大利，在義大利統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1] 原文是法文。 [32] 克萊門斯·梅特涅（1773—1859），奧地利外交家。從1809年開始任奧地利外交大臣，1821年起兼任奧地利首相。任內成為「神聖同盟」和「四國同盟」的核心人物，反對一切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革命運動。 [33] 路易-馬修·德·莫萊（1781—1855），法國政治家，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密友。 [34] 讓-德-狄安·蘇爾公爵（1769—1851），法國將軍和政治家，曾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 [35] 原文是法文。 [36] 原文是拉丁文。 [37] 原文是義大利文。 孤身一人與芸芸眾生 他難以使人愉悅，他過於與眾不同[1]。 亨利·貝爾身上的這種具有獨創性的內心矛盾衝突與生俱來，早就得之於他的父母；在父母親身上便是迥乎不同的兩個半邊勉強湊合在一起。契魯賓·貝爾，——看到這個名字，請別想到莫扎特[2]，千萬別這樣想！——是他父親或者是那個憤怒已極的兒子和敵人亨利永遠惡毒地稱之為「雜種」的人，充分代表著堅韌、吝嗇、頑固聰明，完全轉化為金錢的外省布爾喬亞，就像福樓拜和巴爾扎克用憤怒的拳頭扔到文學的牆壁上去的那個樣子：亨利·貝爾從他那裡不僅繼承了他的身材，那碩大肥胖的身材，也在腦子裡和血液里繼承了他的自私自利的自我迷戀。母親亨利哀特·戛尼翁則相反，來自浪漫的南國，從心理學來看，來自長篇小說。她完全可以是拉馬丁吟誦的對象，或者使讓-雅克·盧梭多愁善感：她纖麗清秀富有音樂天賦，天性感情細膩纏綿，具有南國人奔放的熱情。亨利·貝爾在愛情上激情如熾、神經敏感、多愁善感、近乎女性，歸功於他過早去世的母親。這兩個內心互相矛盾的性格製造出來的奇特的產兒，始終在血液中被這兩種互相衝突的洪流所裹挾，在父親的遺產和母親的遺產之間，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因而他，這個未來的詩人亨利·貝爾就一直內心充滿矛盾和衝突。 小亨利很早在情感上就受到感應，表現出他的傾向：他愛母親（甚至像他自己承認的，是懷著一種危險的激情奔放的早熟的傾向），他憎恨他的「father」，懷著妒嫉和輕蔑的情緒，懷著一種西班牙式的冷漠，玩世不恭的深藏不露的仇恨，像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那樣嚴峻無情、深究不舍。心理分析在任何別的地方也不如在司湯達的自傳《亨利·布呂拉》的開頭幾頁里，找到一個無懈可擊的俄狄浦斯情結，以文學的方式展現出來。但是這種早年的緊張關係猝然斷裂：因為母親在兒子七歲時突然逝世，兒子到十六歲，乘坐郵政驛車離開格雷諾布勒時，心裡認為父親已經死去，從這天起，他認為自己已經用沉默和輕蔑在心裡把父親解決掉、埋葬掉了。但是即使澆上鹼液，撒上輕蔑的熟石灰，這位頑強的精於計算、心思冷凝、極端務實的市民老爸貝爾還要在亨利·貝爾的身上，在他的血液里繼續發揮作用五十年之久。他的兩個心靈種族的祖上，貝爾家族的和戛尼翁家族的祖上，那務實的精神和浪漫的精神還將不斷地在他心裡格鬥五十年，誰也無法完全制服對方。這一分鐘，司湯達是他母親真正的兒子，可是下一分鐘，往往在同一分鐘，他又是他父親的兒子。他時而羞怯、靦腆，時而硬如頑石、冷嘲熱諷；一會兒熱情奔放、羅曼蒂克，一會兒又滿腔狐疑、精於算計——甚至在一秒至一秒間閃電般一掠而過的間隔時間裡，這熾熱與冰冷還嘶嘶作響地交匯在一起。感情淹沒了理性，理智又陡然擋住感覺。這種矛盾對立的產品從來就不完全屬於一個天體，也從不完全屬於另一個天體；在精神和感情之間所存在的永恆的戰爭之中，從來沒有進行過比這場宏偉的心理學上的戰鬥更加優美的戰役，這場戰鬥我們稱之為司湯達。 不過，必須預先提及：這並不是決定性的戰役，並非毀滅性的戰役。司湯達並沒有被徹底打敗，也沒有被他的矛盾衝突扯得四分五裂。某種倫理學上的懶惰，一種冷靜觀察的十分警惕的好奇心，防止這種伊壁鳩魯派的天性不致遭到每一種真正的悲劇的命運。這個本質上清醒的精神，一輩子都小心翼翼地躲開一切破壞性的、妖魔般的力量，因為他的聰明才智的第一信條乃是自我保護，就像他在實際上，在拿破崙戰爭中時刻都知道，要待在後勤部隊里，遠離槍炮的射程，司湯達在他的心靈鏖戰中，也寧可選擇充當旁觀者的安全位置，而不是選擇冒死拚命的戰鬥者的堅毅果決的立場。他完全缺乏一個帕斯卡爾[3]，一個尼采，一個克萊斯特所擁有的那種最後的道德上的自我放棄。他們把碰到的矛盾中的任何一種都提高到決定人生的程度；而他，司湯達，當他在感情上承受他的矛盾的折磨時，卻從精神安全的角度，滿足於享受這一審美的戲劇。因此他的本質從來也沒有受到他的各種矛盾對立的強烈震撼，他甚至都沒有認真地憎恨他的這種內心分裂，可不，他甚至喜歡它。他熱愛他的像金剛鑽一樣鋒利、精準的理智，把它當做一樣非常珍貴的東西，因為他的理智使他理解這個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司湯達也熱愛他的感情充溢，他的極度敏感，因為這使他脫離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沉悶和麻木。同樣，他也認識這本質兩端相互聯繫的危險，一方面是理智的危險，恰好讓最為崇高的瞬間冷卻下來，清醒過來；另一方面是感情的危險，受到誘惑，過於沉湎於模糊不清並非真誠的狀態之中，從而破壞了清晰的目光和事物的清澈，而這清楚明了，恰好是他人生必須的條件。因此他恨不得讓他心靈的兩種類型，每種都能學習另一種的特點：司湯達不斷地把他的感情表現得具有智力那樣的清澈，又使理性具有激情——在這同一張緊張而又敏感的皮膚下面，他一輩子既是浪漫的理智主義者，又是一個有理智的浪漫主義者。 因此司湯達的每一個表達方式總是一個兩位數的數字，從來也不是一個完整的單位：只有在這種雙重性之中，他才得以完全自我實現。他那最強烈的瞬間總歸功於他那原始的矛盾對立互相交融或者相互並列。他有一次這樣說他自己：如果沒有激情，也就沒有精神[4]。這就是說：如果感情上沒有激動，他也就不能很好地思維。但是如果不能立刻測量他自己激動的心臟跳動，他又不能準確地感覺。一方面崇拜夢幻是他生命感覺的最珍貴的條件，我最熱愛的乃是夢幻[5]。可是沒有夢幻的對立面，沒有清醒狀態，他又沒法生活，要是我不能清清楚楚地看見，我整個世界便全都破滅[6]。就像歌德有一次談論自己，人們通常稱之為享樂的東西，「對他而言，永遠漂浮於感情世界和理智之間」，司湯達也只能多虧精神和血液的熾烈燃燒的熔合，才能感到世界的內容豐富的美。他知道，只是他的對立矛盾不斷地互相摩擦才能產生心靈的電，產生那種神經通道上的嗶啵作響和閃爍發光，才能產生我們今天一接觸司湯達的一本書、一張紙，還會感到的那種劈啪作響的使人緊張的、令人激動的生氣和活力，只有多虧這種生命力從一個極點跳躍到另一個極點，他才享受到這種電熱耦合，他本質的這種獨創性的和創造光明的結果，他那始終清醒的自我提高的本能把所有的激情都用在維護這緊張關係。他在心理學上做了無數超乎尋常的觀察，他有一次說出這樣一個出色的觀點：「就像我們身上的肌肉必須經常做操，才不至於鬆弛無力，心理上的力量也必須不斷練習、提高和精心培養。」司湯達比任何人都更加堅持不懈地徹底進行這種趨向完美的工作，他不斷地以同樣的愛，懷著並且維護著他的本質的兩端，為了這認識的鬥爭，就像一位藝術家維護他的樂器，一個士兵維護他的武器；他不斷地忙著鍛煉他心靈的自我。為了把這種感情的高壓，「道德的勃起」，潛伏地維持著，他每天晚上都到歌劇院去用音樂來刺激他的擴張的能力，作為年長的先生還使勁地陷入新的鐘情迷戀的狀態之中。他發現記憶力出現虛弱的跡象，為了幫助他的記憶力能夠達到精確的程度，他就每天進行特別的操練，就像每天早上在刮刀布上摩擦修臉刀一樣，他在自我觀察的粗繩上摩擦他的覺察能力。他用大量書籍和談話，每天都輸送給自己「幾桶新的觀點」。他充實自己，激動自己，繃緊自己，控制自己，達到越來越敏銳細膩的強度；他不斷地把他的理智磨得更加鋒利，不斷地把他的感情練得更加柔韌。 多虧這種有意識的精心設計的自我完善的技術，司湯達無論在智力上，還是在感覺上都達到了一個完全異乎尋常的心靈上極端敏感的程度。我們必須花幾十年時間在世界文學中往回遊盪，才能找到一個類似的感覺敏銳同時精神犀利的感受能力，一個皮膚如此單薄、神經不斷顫抖的感性生活，而其理智則像清水一樣清澈，像清水一樣清醒。當然，他的皮膚下面神經末梢如此纖細，動輒顫動不已，這樣盡知一切，充滿肉慾，不可能不受到懲罰；纖細精緻，總是容易受到傷害，對於藝術是恩賜的東西，對於藝術家自己幾乎永遠變成人生的苦難。這個精工製造的生物司湯達處在他周邊的環境之中多麼受苦，置身於這個唉聲嘆氣、感情過於做作的時代，他感到多麼陌生，多麼懊惱！這樣一種智力很強的分寸感必然會覺得每種沒有文化修養的狀態就是侮辱，這樣一種浪漫的靈魂必然會覺得中庸之人的感覺遲鈍，道德上的怠惰是一種夢魘；就像童話里的公主在百十來張鴨絨被子下面依然能夠感覺到豌豆[7]，司湯達也總能感覺到讓他痛苦的每一個錯誤的字，每一個虛假的手勢。一切假冒的浪漫的東西，一切拙劣誇張的東西，一切膽怯的含糊不清的東西對他內行的本能所起的作用，猶如冷水觸及病牙。因為他對真誠、自然的感覺，他在精神上行家的本領，碰到每種陌生的感覺，過分和不及，都使他難受——我深惡痛絕的是粗俗不堪和矯揉造作[8]——無論在平庸乏味上還是在扭捏作態上。一句話，把感情弄得甜膩膩的，或者在感情激越的酵母中發脹起來，可以毀掉他的一本書，一個拙劣的動作可以毀掉他最美好的愛情奇遇。有一次他感情激動地觀察拿破崙的一次戰役：戰場上人馬拚死廝殺，亂作一團，大炮的轟隆雷鳴震天動地，映照著落日晚霞的餘暉令人意想不到的繽紛色彩，混雜在血雨腥風的雲彩之中，無可抗拒地使他那藝術家的靈魂心醉神迷。司湯達站在那裡，激動地顫抖著，心有同感，渾身戰慄。這時不幸的是，站在他身邊的一位將軍忽然靈機一動，用一句豪言壯語來描述眼前的這幅動人心魄的壯麗戲劇。「一場巨人的鏖戰」，這位將軍十分愜意地對他身邊的人說。這句笨拙的慷慨激昂的話，對於司湯達而言，立即徹底粉碎了產生同感的可能性。他急急忙忙地快步走開，一邊詛咒著這個笨蛋，火冒三丈，大失所望，再也不可能再繼續欣賞下去；每當他那超級敏感的味覺在某人表達感情時感覺到空話、廢話或者連篇謊話的一絲一毫的怪味，他的分寸感立刻抗議。模糊不清的思想，過分熱情的話語，每一次把感情大肆渲染、著力鋪排都會使這個敏感的天才立即在審美上產生想要嘔吐的效果：因此他也就很少讚揚同時代人的藝術，因為這些人的藝術當時特別裝飾著甜蜜蜜的浪漫主義的（譬如夏多布里昂）[9]和虛假的英雄主義的風采（譬如維克多·雨果），因此他忍受得了、經受得起的人如此之少。但是這種漫無節制的過度敏感也同樣用在他自己身上。在任何地方，只要他發現自己的感覺有極微小的偏離，感情的表達有不必要的越來越上揚的趨勢，或者發現自己滑到多愁善感的境地，或者陷入一種膽怯的模糊不清不甚真實的狀況，他就像一位嚴厲的小學教師敲打自己的手指。他那始終警覺清醒冷酷無情的理智，一直潛入到他古里古怪的夢幻之中，毫無顧忌地把他身上所有的遮羞布全都撕扯下來。很少有一個藝術家這樣徹徹底底地培養自己要誠實對待一切，很少有一位心靈觀察家這樣殘酷地監視他的最隱蔽的歧途和迷宮。 正因為司湯達這樣清晰地認識自己，所以他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這種神經和精神上的過分敏感，正好是他的天才、他的美德和他的危險，「輕輕觸及別人的東西，會深深地傷害我，直到流血為止」。[10]只是輕輕碰了一下別人的東西，會傷害他這個超級敏感的人，直到流血為止。所以司湯達從青年時代起就本能地覺得「別人」[11]，是他自我的正好相反的對立面，是一種陌生的心靈族類的成員。這個笨手笨腳的小男孩在格雷諾布勒，看到他的同學沒有頭腦地到處亂蹦亂跳，瞎吵瞎鬧，很早就在自己身上感覺到自己與眾不同，後來這個新提升的下級軍官亨利·貝爾在義大利看見其他軍官順利地馴服米蘭的女人，善於十分自信地神氣活現地把佩刀弄得叮噹作響，他就更加痛切地獲悉這點，他羨慕這些軍官，嫉妒他們卻無法效法他們。但在當時，他還把自己的柔弱、自己的窘迫尷尬、自己的感情細膩，當作一種男人的缺點，一種可憐巴巴的劣等質量，而感到羞恥。多年來，他試圖對他的天性施加暴力，跟著那些大聲吵吵嚷嚷的下等人大聲吹牛，只是為了顯得和這些粗魯笨拙的傢伙相似，並且引起他們的讚賞——可笑之極，徒勞無功！漸漸地，非常艱難地，非常痛苦地，這位感情上容易衝動的人，才發現他那無可救藥的與眾不同含有一種憂傷的魅力：心理學家終於醒來，司湯達漸漸地對自己好奇起來，開始發現自己。首先他只覺察到，他和大多數人迥乎不同，比他們構造得更加精緻、更加敏感，聽覺更加靈敏。周圍沒有一個人這樣激情如熾地感覺，沒有一個人思維如此清晰，沒有一個人是這樣奇妙的混合物，他能夠到處都感覺到最精緻細微的東西，儘管如此，卻在實際生活中一無所獲。毫無疑問，世上想必還有其他人屬於這個奇怪的種類優越的人[12]，因為，否則，他怎麼可能理解蒙田[13]這位不易親近，絕頂聰明，藐視一切廣大的、粗俗的群氓的才智之士，如果他不是與之同類的話；他又怎麼可能與莫扎特有同樣感受，如果不是有同樣心靈的輕盈飄逸寓於他的心裡。所以大概是在三十歲上，司湯達開始第一次預感到，他並不是一個失敗的人，而是一個特別的人，屬於那種罕見的、非常高貴的種族，賦有特權的人。這種人或此或彼，散見於極不相同的民族、種族和國度之中，猶如寶石深藏在平平常常的岩石裡面。他覺得他是在這些人當中安家落戶（而不是在法國人當中，他把法國人的屬性像一件過於狹小的衣服一樣扔掉），他是定居在另外一個看不見的祖國里，在一些心靈的器官更加精緻、神經更加聰明的人們中間。他們從來也不互相扎堆成為一群粗魯的蠢人，也不成為一些忙忙碌碌的幫派，只是時不時地向時代派出一名使者。就是為了他們，為了這些快活的少數人[14]，這些聽覺靈敏、目光犀利、快捷地領悟一切的人，這些可以閱讀時無須劃出重點就能領悟一切，單憑心靈的本能就能明白每個暗示和每個瞬間的人——他只是為了他們，越過他自己的世紀撰寫他的著作，只是向他們，他才以反寫體[15]的文字，泄露他感情的秘密。自從他學會了輕蔑、藐視之後，他周圍的這些大聲喧鬧的下等人又關他什麼事，只有塗得粗粗的刺眼的廣告牌上的字才射進他們的眼睛，只有辣味濃重、油膩已極的菜餚才塞進他們的嘴巴。他讓他筆下的於連高傲地說：其餘的人關我什麼事？別人關我什麼事。在這麼一個充滿流氓無賴，這樣庸俗鄙陋的世界裡，沒有取得成功不會羞恥，不會；平等是個偉大的討人喜歡的法令。你得和其餘的人同等對待，才能適應這批流氓，但是謝天謝地，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一個優越的人，一個個別的、特殊的人，一個個體人物，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不是牛羊似的成群結隊的牲口。自從司湯達發現了自己的特別之處後，他在外面受到的一切屈辱，在宦海中不得提升，在女人那裡丟人現眼，在文壇上全然失敗，這一切全都作為他優越性的證明，他都予以充分享受。他的自卑感便信心百倍地轉變成強烈的傲慢，轉變成那種司湯達的奇妙無比、歡快開朗而又無憂無慮的倨傲。他現在故意越來越遠離任何集體，只還有一個憂慮，即塑造他自己的性格，把他的性格，把他心靈的外貌更加引人注目地顯突出來。只有特點在一個如此美國化的、一個如此推行「泰勒制度[16]的世界」里才有價值，只有稍稍與眾不同的人才有趣：那麼我們就特殊吧，我們就在我們身上堅持並且加強那粒「奇特」的種子吧！沒有一個荷蘭的種植鬱金香的傻瓜，曾經對於一種極度珍貴的雜交品種的培植，會比司湯達培植他的矛盾心理和特殊性更加精心謹慎；司湯達把它們放在一種他自己稱之為「貝爾主義」的精神香精里儲存著，只是一種哲學，別無其他意義，只是一種把亨利·貝爾一成不變地存放在亨利·貝爾身上的藝術。只是為了把自己更強烈地和其他所有人分隔開來，他故意有意識地走向他那時代的反對派，像他筆下的於連一樣生活：「與全社會作戰」。作為詩人，他藐視美麗的形式，宣布市民階級的法典為真正的詩藝[17]；作為士兵，他嘲笑戰爭；作為政治家，他諷刺歷史；作為法國人，他譏笑法國人：他處處都在自己與眾人之間挖上深溝，拉上鐵絲網，只是為了不讓他們靠近他。不言而喻，這樣一來，他就斷送了自己的一切前程，無論是當兵，當外交官，當文學家，他都與成功擦肩而過，但是這隻增長了他的傲氣：「我不屬於成群結隊的牲口，所以我一無所是」；不，只是對於這些下等人，他才一無所是，在這些一無所是的人們面前，他才一無所是。他很高興到處都不合群，既不適合他們的任何階級、任何種族、任何階層，也不適合他們的任何祖國。他歡欣鼓舞，作為一個長著兩條腿的荒謬的東西，踩著自己的腳，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和那些奴性十足、充當僕役的傻瓜為伍，沿著康莊大道，徑直走向成功。寧可滯留在後，寧可摒棄在外，寧可孤身一生。但是自由自在。司湯達天才地知曉這種自由獨處，擺脫一切束縛和影響。倘若他有時由於生活所需，接受一個職業，穿上一套制服，那他也是只做不可避免、非做不可的那些事，以免丟掉飯碗，絕對不會多做一絲一毫。他的表兄給他披上了一身輕騎兵的制服，他並未因此覺得自己是個士兵；他寫小說，但並未因此而完全獻身於專業寫作；他不得不佩戴外交官繡花的綬帶，他在辦公時間讓某一個亨利·貝爾先生坐在辦公桌旁邊，此人和真正的司湯達只有皮膚、滾圓的肚子和骨頭是一致的。他從來沒有把他真正的本質的一部分獻給藝術、科學，尤其沒有獻給他的職務。事實上真是這樣，他的公務上的夥伴一輩子也沒有一個想到，是在和法國最偉大的作家在同一個連隊操練，或者在同一張辦公桌上處理文件。即使他在文壇上聲名卓越的同行們（除了巴爾扎克），也只把他看成一個挺逗樂的健談之人，一位前軍官，此人時不時地在星期天到他們耕耘的田地里去騎上一會兒馬。在他的同時代人當中，也許只有叔本華[18]在一個相似的密不通風的精神孤立狀態中，像他在心理學上的偉大兄弟司湯達那樣生活過和工作過。 司湯達那種獨特本質的最後一部分始終偏在一旁，用化學方式研究這個特殊的元素，意味著司湯達唯一真正全力以赴的活動。他從來沒有否認過這種內向的人生態度的自私自利和自我施淫，相反，他自詡他的利己並且特意為之取了一個新的挑釁性的名字：自我中心主義，Egotismus——這並非印刷錯誤，千萬不要和它的粗俗的粗魯的雜種兄弟利己主義（Egoismus）相混淆。因為利己主義只想粗暴地把屬於別人的東西都搶到自己身邊，它有一雙貪得無厭的手和一張滿是嫉妒的扭曲的醜臉。它猜忌成性，絕不慷慨，不知饜足，即便是精神欲望混雜進來也不能使它從毫無想像力的感情粗暴中擺脫出來。司湯達的自我中心主義則相反，從不想攫取別人任何東西。他懷著一種貴族氣派的高傲，讓那些撈錢的人守著他們的錢，讓那些野心勃勃的人留著他們的職位，讓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抓著他們的勳章和獎章，讓文學家們守住自己榮譽的肥皂泡——讓他們就這樣高高興興地活著吧！他則居高臨下地向他們報以輕蔑的微笑，眼瞅著他們伸長脖子去爭奪黃金白銀，卑躬屈膝地彎腰曲背給自己加上各種稱號，給自己掛上榮譽頭銜，如何拉幫結夥地組成各種組織和小組，自以為在統治世界——讓他們擁有吧[19]！他帶著嘲諷的微笑對他們說，既無妒意，也不貪婪：但願他們塞滿了口袋，填飽了肚子！司湯達的自我中心主義只是激情四射的防禦，他並不跨入別人的地區，但是也不允許任何人越過他的門檻。他唯一的野心只在於：在亨利·貝爾這個人身上創造一個完全遺世獨立的空間，一座溫室。在這裡，個性這一熱帶的罕見植物可以不受阻礙地生長。因為司湯達只想從自己心裡培植他的觀點、他的傾向、他的喜愛，而且只為他自己；一本書、一個事件對於其他所有人有多大價值，他完全無所謂，也覺得毫無分量；一個事實對於當代、對於世界歷史，甚至對於永恆無限，如何發生影響，對此，他傲慢地完全不予理睬：他只認為他喜歡的是美的，他此刻認為合適的是對的，他鄙夷不屑的，便是可鄙的。他擁有他的這一看法，完全離群孤立，這絲毫也不使他感到不安，相反，孤立只使他的自尊心感到欣喜，得到加強：「別人關我什麼事！」於連的這一座右銘在美學上也完全適用於真正的、訓練有素的自我中心主義者。 「但是，」在這裡也許有人會不假思索地打斷我們，提出異議，「幹嗎用這樣一個虛張聲勢的字眼，自我中心主義，來表示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當中的這個不言而喻的事情？人總是把自己認為美的東西，稱為美的，總是根據自己的判斷來安排自己的生活，這不是最最自然不過的事嗎！」不錯，大家都願意這樣認為，但是仔細一審視，誰又能成功地做到完完全全的感覺獨立、思想獨立呢？即便是那些似乎是出自自己的評價，形成自己對一本書、一幅畫、一個事件的意見的人，他們當中有誰還有勇氣，膽敢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整個時代，反對整個世界？我們大家都在更高程度上無意識地受到影響，超過我們向自己承認的程度：時代的空氣滯留在我們的肺里，甚至我們的心臟里，我們的判斷和觀點無數次地相互摩擦，不知不覺地磨掉了它們的尖刺，磨平了它們的鋒芒，群眾意見的強烈影響像無線電波，肉眼看不見地在大氣中震顫。所以人的自然的反射絕不是堅持己見，而是讓自己的意見適應時代的意見，向大多數人的感覺投降。倘若人類的大多數，壓倒性的大多數不是像桃子、李子那樣柔軟，善於適應，他們千百萬人不是出於本能或者惰性放棄他們私人的、個人的觀點，那巨大宏偉的機器，早已停止運轉。因此，每一次都需要有完全特別的毅力，需要一種叛逆的奮發向上的勇氣——多麼稀少的人才認識這種勇氣啊！——才能頂住這千萬個大氣高壓的精神壓力，堅持他孤立的意志。必須有完全罕見的經受考驗的力量匯集在一個個人的身上發揮作用，這個個人才能保住他的品質：有一種穩健的世界認識，有一種反應迅速的精神洞察力，有一種對一切人群畜類全都成竹在胸的輕蔑，有一種大膽的無視道德的滿不在乎，尤其是對自己的信念要有勇氣，有一種不可動搖的穩坐馬鞍的勇敢精神。 司湯達這位一切自我中心主義者當中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他就擁有這種勇氣，看他大膽地挺身而出反抗他的時代，獨自一人對抗所有的人，看他如何採用閃爍的招數，毫無顧忌地衝鋒，沒有披掛任何其他鎧甲，只憑他那光彩奪目的高傲，拚命廝殺達半個世紀，殺得遍體鱗傷，從許多隱秘的傷口流出鮮血，但是昂然挺立，直到最後一刻，沒有失去一絲一毫他的特點、他的執拗，看到這些，使人心曠神怡。充當反對派，他最為拿手，保持獨立自主，他極度歡樂。諸位不妨查對一下上百個例子，看看這位堅持不懈的投石黨[20]人如何肆無忌憚地抵制大眾輿論，如何放肆大膽地向輿論挑戰。在大家都熱情洋溢地奢談戰役廝殺的時代，在法國，就像他說的「英雄氣概這個概念總是不可避免地和軍樂隊的鼓手長聯繫在一起」，他卻把滑鐵盧描寫成一片遮天蔽日的混亂不堪，亂七八糟的各股力量在互相廝殺的場景；他毫無顧忌地承認，在遠征俄羅斯時（歷史編纂學家把這次遠征贊為世界歷史上的重大史詩），他個人覺得實在百無聊賴。他毫不害怕地確認，到義大利去旅行一次，為了和他的情人重逢，對他而言，比他祖國的命運更加重要，莫扎特的一闋詠嘆調比一次政治危機更加有趣。「被人征服，我無所謂」，他根本不在乎法國被外國軍隊占領，因為他就是一個自選的歐洲人，一個世界公民，一分鐘也不關心戰爭勝負的千變萬化，也不關心時髦的輿論，不關心各式各樣的愛國主義，「可笑的、最愚蠢的」民族主義，而只關心他自己的精神天性得以保持純真，得以實現。在這世界歷史像可怕的雪山崩塌之際，他卻如此自負專橫，如此充滿柔情地強調他的這一個人的天性，以致在讀他的日記時有時會產生懷疑，在所有這些歷史上標明的重要日子裡，他個人是否的的確確作為目擊證人真的在場。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司湯達也根本並不在場，即使他騎馬橫穿戰場經歷戰爭，或者坐在辦公室的椅子裡，他的心思也一直只在自己身上；他從來也不覺得自己有責任插上一手，跟著動動腦子，也算是心靈上參加了那些他一點兒也不動心的事件，就像歌德在他的歷史記載中，在歷史性的日子裡，他只是讀點從中文翻譯過來的作品，司湯達在他那時代最震撼世界的時刻也只記下了他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事情而已：他那時代的歷史和他的歷史似乎是用不同的字母、不同的詞彙寫成的。因此司湯達對他周圍的人而言，是個不可靠的證人，而對他自己的世界而言，卻是一個無可超越的證人；對於他這個徹徹底底的、最最值得讚美的、超群出眾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而言，所有發生的事件僅僅歸結於那絕無僅有的無可挽回的個人司湯達-貝爾對於世事所經歷的和所遭到的感情衝動；也許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比這位英雄主義的獨行客和堅信不疑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司湯達，對他的自我更堅定、更激進、更狂熱地生活過，並且把他的自我更有藝術性地發展成特有的自我。 但是正因為通過這種充滿妒意的與世隔絕，這仔仔細細的封閉和對外徹底密封的狀態，司湯達這個香精才這樣毫不減少、毫不摻假地給我們保存著它的純粹自然的芳香。在他這個沒有染上時代顏料的人身上，我們才能觀察到典型的人，觀察到那永恆的個人如何在一個稀有的精緻的標本身上、從心理學上完全脫離出來。的確在他那個法蘭西世紀裡，沒有一部作品、一個人物保持著這樣公式化的新鮮、新穎，未受外來影響；因為他把時代遠遠推開，他的作品便顯得不受時代影響，因為他只過著他最最內心的生活，他才顯得如此生機勃勃。一個人越是為他的時代而生，也會越快地隨他的時代而死。如果他越是在自己心裡保持他真正的本質，那麼他身上保留下來的東西也就越多。 * * * [1] 原文是法文。 [2] 指莫扎特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中的人物契魯比諾，為伯爵夫人的侍童。與司湯達的父親契魯賓·貝爾毫不相干。 [3] 布萊茲·帕斯卡爾（1623—1662），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宗教哲學家，創立了機率論，是微分學的先驅之一，著有《致外省人》和《思想錄》。 [4] 原文是法文。 [5] 原文是法文。 [6] 原文是法文。 [7] 見安徒生的童話《豌豆上的公主》。 [8] 原文是法文。 [9] 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國作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歷史學家，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創始人之一。 [10] 原文是法文。 [11] 其他的人。 [12] 原文是法文。 [13] 米歇爾·德·蒙田（1533—1592），法國思想家。主要作品有《蒙田隨筆集》。 [14] 原文是英文。 [15] 左右方向和原字形完全相反。 [16] 泰勒制度：美國工程師弗雷德里克·泰勒創造的一套工業管理方法，實行差別工資制，按勞動進行獎懲，按科學管理原則指揮生產。 [17] 原文是拉丁文。 [18] 阿瑟·叔本華（1788—1860），德國哲學家，唯意志論的創始人。 [19] 原文是拉丁文。 [20] 投石黨運動指1648—1653年發生在法國的反對專制王權的政治運動。 藝術家 老實說，我不大有把握自以為有什麼才能讓別人來讀我的作品。我有時候發現我很有興趣寫作。這就是一切。 ——司湯達致巴爾扎克信 司湯達這個文壇上最最妒嫉心切的自我維護者，對什麼都不會完全獻出自己，對任何人、任何職業、任何職位都不會完全獻身。他若寫作書籍——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心理學著作，他只是把自己寫進這些書里：便是這種激情也僅僅為他自己的快樂效勞。司湯達在他的訃告裡作為他一生最大成就大加自詡的乃是：「畢生從未做過一件不是使他歡愉的事情」。只有在藝術這個行當給他啟發的時候，他才是藝術家，他為藝術服務，就像藝術為他的最終目的服務：為他的歡愉[1]，為他的愜意，為他自己的快樂服務。有些人因為司湯達在這期間，作為重要詩人享譽世上，以為他自己也同樣重視他的藝術，這些人全都大錯特錯了：我的上帝，這位獨立不羈的狂熱分子，把他算作詩人部族的一員，算作職業作家，不知會如何火冒三丈。他的遺囑執行者完完全全是自作主張，故意歪曲司湯達的最終遺願，才把這種過分強調文學鐫刻到石頭上面。他刻在大理石上的是「他寫作過，戀愛過，生活過」，而遺囑中強調的這幾個字分明是另外的順序：「他生活過，寫作過，戀愛過」。因為司湯達忠於自己的座右銘，希望這幾個字是按照這一順序永遠流傳下去，他把生活置於寫作之前，他覺得樂享生活比創作更加重要。整個寫作工作無非只起到他自我發展的一種有趣的補充作用，是許多反抗無聊的滋補強身的手段而已。如果不認識到文學對於這位熱情的樂享人生的人而言，只是他個性的偶然表達形式，而不是決定性的表達形式，那就是把他看錯了。 當然，作為年輕人，他在巴黎初來乍到，頭腦簡單耽於理想主義，也曾一度想當詩人，自然是當一名大名鼎鼎的詩人，哪一個十七歲的少年不想當個著名詩人？他當時琢磨再三，弄出幾篇哲學文章，撰寫一出永遠也沒完成的詩體喜劇；然後過了足足十四年，他把文學忘得一乾二淨，騎在馬上或者坐在辦公桌旁，在林蔭大道上漫步，一臉愁容，向心儀的女人白費力氣地大獻殷勤，絕對更關心美術和音樂，而不是舞文弄墨。1814年，他一時手頭拮据，惱火的是他甚至不得不賣掉他的馬匹，於是急急忙忙地用假名編寫了一本書——《海頓傳》，或者不如說，他放肆地偷竊了此書的義大利作者，那個可憐的卡爾帕尼的原書。此人後來大聲呼救，痛罵這個素不相識的邦貝先生如此出人意料地把他搶劫一空。然後司湯達又同樣是從其他一些書里七拼八湊地弄出一部義大利美術史來，書中撒進去幾則趣事逸聞，因為這樣可以給他帶來金錢，另外也因為他覺得信筆馳騁，用各式各樣的筆名、假名愚弄大家，著實有趣，他便今天作為藝術史家，明天作為國民經濟學家（寫出《一場反對企業家的陰謀》），後天作為文學評論家（寫出《拉辛和莎士比亞》），或者作為心理學家（寫出《論愛情》），寫出一批書籍。他這樣偶然地小試一把，發現寫作並非那麼艱難。只要聰明並且思想能靈敏地從唇間射出，在寫作和交談之間其實並沒有多少區別，而在談話和口授之間差別就更小（因為形式如何，司湯達完全滿不在乎，所以他的書不是用鉛筆信手塗鴉寫在紙上的，就是一舉手之間隨便口授的）——所以他把文學充其量當作一種討人喜歡的怪人的消遣。他從來沒有覺得有必要讓他真正的名字亨利·貝爾出現在他的作品上，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他對追名逐利全然無動於衷。 一直到四十歲，他才更加經常地坐下來寫作。為什麼？莫非因為他變得更加野心勃勃，更加激情洋溢，更加鍾情於藝術？非也，完全不是如此。只是因為他變得更加肥胖，因為他——不幸！——在女人那裡更少取得成功，囊中更加羞澀，多餘的沒有打發掉的時間大大增多；簡而言之，因為他需要代用品：「為了打消無聊」，為了使自己不致無聊。就像用假髮來取代以往濃密雜亂的頭髮，現在對於司湯達而言，則是長篇小說代替了人生，他用各式各樣製造出來的夢幻來補償日益減少的真正奇遇；最後他甚至發現寫作使人愉悅，對他而言，簡直是一個比各種沙龍里的平庸陳腐的演說家更加討人喜歡、更加巧妙風趣的談話對手。可不是，撰寫小說的確是一件非常歡快的娛樂，乾乾淨淨，極為高尚。其前提是，不要過於認真，別像那些巴黎文人似的，弄得手指沾滿汗水和野心，寫作完全配得上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是一種瀟瀟灑灑的不受任何拘束的精神遊戲，這位日益年老的人越來越覺得這種遊戲具有魅力。這件事情並不是非常艱苦：他花三個月時間，向某一個便宜的抄寫員口授一部沒有提綱的長篇小說，浪費不了過多的時間，也並不過於費勁。另外他還可以開開玩笑，對他的敵人悄悄地進行一番諷刺，對芸芸眾生的庸俗卑下加以冷嘲熱諷；他可以躲在一張面具後面，不會自我暴露；可以坦承自己心靈最富柔情蜜意的心曲，而把它們推在陌生的小伙子身上。他可以熱情奔放激情似火，而不至於有損自己的名譽，身為老年人，卻可以像個少年一樣春夢連連，而不必為之感到羞愧。就這樣，司湯達的創作就變成了享受，漸漸地變成了這位業已滿師的享受者最私密最隱蔽的個人喜愛。但是司湯達從來也沒有感覺，要製作偉大的藝術或者甚至做一部文學史，「我談論一些我喜歡的事情，我從來也沒有想過創作一部長篇小說的藝術。」他坦白地向巴爾扎克承認，他不想形式，不想評論，不想公眾，不想報紙，也不想永垂不朽。作為一個無懈可擊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他在寫作時只想到自己和他的快樂。最後，到很晚很晚的時候，在他將近五十歲時，他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寫書甚至可以賺錢。這個發現使他大為愜意：因為亨利·貝爾的最大的理想一直都是孤獨和獨立。 當然囉，他的書籍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公眾的胃口不習慣烹調得乾巴巴、沒有用油脂和多愁善感來加以調製的菜餚。他必須在塑造自己的人物之外再設想出一批公眾，讓時間回溯過去，進到另外一個世紀，設想一批精英，少數快活的人[2]，1890年代或者1900年代的一代人。但是同時代人的漠不關心並沒有非常嚴重地傷害司湯達：歸根到底這些書只是寫給他自己的書信，「其餘的人關我什麼事？」司湯達只是為自己寫作。這位日漸衰老的伊壁鳩魯主義者給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穎的、最後的、最精緻的快樂：在閣樓上，在他的木桌上點上兩支蠟燭寫作或者口授。和他的靈魂和他的思想進行的這種親密的、完全內心的私人談話在他生活的終結，比一切女人和歡樂，比福伊咖啡館，比沙龍里的討論，甚至比音樂都更加重要。這個五十歲的男人終於在藝術里發現他第一位的，也是最古老的原始理想：孤寂中的享受和享受中的孤寂。 當然囉，這是遲到的快樂，猶如夕陽西下，已經染上了心灰意冷的沉沉暮靄。因為司湯達的作品面世較晚，無法再獨創性地決定他的人生，它們只是結束，只是用音樂陪伴他緩緩地死去。司湯達四十三歲才開始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與黑》（先前有一部小說《阿爾芒斯》沒法正經地計算在內），五十歲開始寫《呂西安·婁凡》，五十三歲開始寫第三部小說《帕爾瑪女修道院長》。三部長篇小說窮盡了司湯達文學上的成就，三部小說從推動力的中心來看，其實只是一部，是同一個和同樣的原始經歷的變種，即亨利·貝爾青年時代心靈的歷史。這日益衰老的老者不願讓他的青春在他的心裡漸漸死去，要一再使之更新復活。所有這三部小說都可以冠以他的後繼者和蔑視者福樓拜[3]用的書名，——《情感教育》[4]。 因為所有這三個年輕人，於連，這個備受虐待的農民之子，法布里齊奧，這位嬌生慣養的侯爵，呂西安，這位銀行家之子，全都懷著同樣熾熱滾燙、漫無節制的理想踏進一個日益冷卻的世紀，他們全都迷戀拿破崙，迷戀英雄業績，迷戀豐功偉績，迷戀自由；他們大家首先從洋溢的感情中找出一種更崇高、更有才智、更輕鬆愉快的形式，越過真實的生活允許的程度。他們三個人全都充滿了壓抑的激情，把一顆雜亂無章，卻一片童貞的心獻給女人。他們三個人全都殘忍地被一種鋒利的認識喚醒，在一個充滿霜凍和令人厭惡的世界裡，必須把自己火熱的心掩飾起來，絕對不許耽於幻想；他們純潔的起跑碰到「其他人」——司湯達的那些永恆仇人的胸襟狹窄和市民擔憂，全都砸得粉碎。漸漸地他們學會了自己敵人的詭計多端，那些使用卑劣的陰謀怪招的靈活機敏，精明無比的精打細算，變得狡猾無比，滿口謊言，善於應對，心如鐵石。或者變得更糟：他們變得聰明，如此精於算計和自私自利，就像那個上了年紀的司湯達一樣，他們變成光彩奪目的外交官，商業天才和超凡脫俗的主教；簡而言之，自從他們感到完全被痛苦地逐出他們真正的心靈王國，青年的王國，純粹理想的王國，他們就和現實完全和解，他們就去適應現實。 為了這三個年輕人的緣故，或者不如說，為了曾經在他胸中悄悄呼吸的那個業已銷聲匿跡的年輕人的緣故，為了「他二十歲時的生活」，為了激情滿懷地再過一次這二十歲的人的生活，五十歲的亨利·貝爾撰寫了這三部長篇小說。作為一個深知一切、頭腦清晰的唯理智論者，他描述開始時永恆的浪漫主義。就這樣這三部小說就奇妙地結合了他本質的原始的矛盾對立；在這裡以老年的目光清晰描述了青年時代高貴的迷惘困惑，描述了司湯達在精神和感情、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在三場令人難忘的戰役中，勝利地進行的畢生的戰鬥。每次戰役都牢記在人類的記憶之中，猶如馬倫哥、滑鐵盧和奧斯特里茨。 這三個年輕人儘管命運不同、出身不同、性格迥異，在感情上卻是兄弟；他們的創造者把他天性中的浪漫主義遺傳給了他們，在他們身上發展。同樣，他們三人的對手也是一個人；莫斯卡伯爵，銀行家婁凡和德·拉·莫勒伯爵，他們又都是貝爾。但是這個完全凝結成理智主義者，後來又變成聰明的老者的人，在他身上理性的X光射線，漸漸地把一切理想全都燒灼殆盡。這三個對手象徵性地表示，生活最終會把這些年輕人變成什麼，「徹頭徹尾的狂熱者感到厭煩，漸漸看清楚了」（亨利·貝爾這樣談論他的一生）。對英雄事跡的迷戀已經死絕，現在，策略和手法的可悲的優越性取代了令人陶醉的醉意，一種冷靜的賭博的快樂取代了原始的激情。他們統治了世界，莫斯卡伯爵統治了一個侯爵領地，銀行家婁凡統治了交易所，德·拉·莫勒伯爵統治了外交界，但是他們並不喜歡那些被他們的繩索牽著跳舞的玩偶，他們看不起這些人，正因為他們太近，太清楚地認識這些人的卑微可恥。他們還能夠分享美麗和英雄主義，但也僅僅只是分享而已，他們恨不得把他們已經實現的一切願望來交換年輕人朦朧、雜亂、笨拙的渴望，年輕人什麼也沒有達到，卻永遠夢想著一切。就像安東尼奧[5]這位冷冷地知曉一切，極端聰明的貴族，待在年輕的熱情洋溢的詩人塔索身邊，這些生活中拘束無味的散文作家，也這樣面對他們年輕的競爭者，半是表示幫助，半是懷有敵意，半是充滿輕蔑，暗中卻滿懷妒意，就像精神面對感情，清醒面對夢幻。 司湯達的世界就在男性命運的這兩個永恆的極點之間，在孩子混亂的渴望和渴求現實權力的穩定，嘲諷、優越的意志之間盤旋。女人就向這些羞怯的、熱切渴求的年輕人迎面走去，把她們沸騰的渴望盛在叮咚作響的盤子裡，用善意好心的音樂來平息自己憤怒的未曾消除的渴求。司湯達的這些溫柔的、即使激情如熾依然保持高貴的女人，德·瑞納夫人，德·夏斯德萊夫人，第·桑斯維里納公爵夫人，讓她們的感情純淨地熊熊燃燒；但是即便是神聖地獻身，也無法讓她們的情人保持靈魂的初生兒般的純潔，因為這些年輕人每向人生踏進一步，就會越向人類卑鄙下流的泥潭更加深陷一步。和這些女人對抗的，和這些英勇女人使人振奮、使靈魂可愛地舒展開來的元素相對抗的，在這裡和平素一樣，永遠是卑劣的現實、賤民的損招，那些渺小的陰謀家們，追名逐利者們，像毒蛇一樣奸詐、像毒蛇一樣冷酷的壞蛋們，——簡而言之，那芸芸眾生，就像司湯達在他輕蔑憤怒之餘所看見的那些平凡中庸的人們。他用他青年時代浪漫主義的鏡頭美化女人，作為老年人，他還一直鍾情於愛情，與此同時，他用滿腔集聚起來的憤怒把這幫低下的罪犯驅逐到行動中去，猶如驅逐到屠宰場的案子上去。他用糞土和烈火組成這些法官、檢察官、卑微的部長們、儀仗隊的軍官們、沙龍里的空談家，這些渺小的搬弄是非之輩，黏黏糊糊的，隨波逐流的，每一個都像一團糞便，但是：永恆的災難！所有這些零排列起來就變成數目字和大數目字，在世界上總是這樣，這些數字就成功地把崇高卓越的東西壓碎。所以在他敘事的風格中，不可救藥的狂熱者的悲劇性的憂傷和大失所望者像匕首一樣猛扎猛刺的嘲諷交替出現。司湯達在他的長篇小說中以熾烈的仇恨描寫現實世界，同樣也以他鬱積深層的激情火焰描寫他想像中的理想世界，在這兩個領域中，他都是大師，在精神和感情這兩個世界裡，他都十分熟悉。 恰好是這點賦予司湯達的長篇小說以特別的魅力和特別的級別，它們雖說是晚期的作品，但在感情上充滿青春活力，而在思想上又洞悉一切，頗為優越。因為只有距離才能獨創性地解釋每種激情的意義和美麗。「一個受激情感動的人，無法區別感情的細微差別」——深受感動的人，在受感動的瞬間並不知道他感情的細微差別；他也許可以讓他的心醉神迷的狀態抒情地或者狂熱地一直滾滾向前，進入無邊無際的狀態，但他永遠無法對它們進行解釋，並且予以敘事的說明。真正的敘事的分析總要求目光清晰、血液平和、理智清醒，早已超越激情的狀態。司湯達的長篇小說恰好絕妙地把這內心和外部同時包含在內；這裡，恰好在男性的上升和消逝的界線上，一個藝術家「通曉一切」地描述感情；他又一次激動地分享他的激情，但是他已經「懂得」這種激情，能夠發自內心地創造它，從外部來限制它。單單這一點，在司湯達的長篇小說中就意味著動力和最深沉的樂趣，觀察他這新激起的激情的內部和裡面——而外面發生的事件則相反，長篇小說的技巧部分，藝術家很不在意，他差不多是相當馬虎地即興信筆寫了下來（他自己承認，寫到每一章的結尾，他從不知道下一章該發生什麼事情）。他的作品的藝術力量和動盪，完全來自內在的波浪起伏。小說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人們發現小說中人物的心靈也有所感覺，小說最最無與倫比的地方是，司湯達自己羞怯隱蔽的靈魂在他筆下的寵兒們的話語和行為中涌流，他讓他的人物在自己的雙重性上受苦受難。《帕爾瑪女修道院長》中對滑鐵盧戰役的描寫，便是他整個在義大利度過的青年時代的這樣一個天才的縮寫：就像他自己嚮往義大利，他的於連也想去投奔拿破崙，為了在戰場上建立英雄業績，但是現實生活一步一步地把他理想主義的設想逐一奪去。他沒有看見鏗鏘作響的騎兵衝鋒，看到的儘是現代戰役的毫無意義的混戰；沒有看見拿破崙的大軍，看見的只是一群連聲咒罵、玩世不恭的兵痞子；沒有看見英雄，只看見身著普通服裝和五顏六色制服的平庸而大量的芸芸眾生。這樣一種冷靜的描寫只有在他的筆下才得以這樣超群出眾地曝光：就像在我們世俗的世界空間之中靈魂的狂喜，一再在精確的現實生活中遭到破壞，沒有一個藝術家以如此圓滿的強度把它表現出來。只有當他把他自己的經歷賦予他的人物的時候，他才變成一個超越他藝術理智的藝術家：「他沒有激情，就沒有靈性」。 可是奇怪的是：恰好是他的這種感同身受的私密，司湯達這位長篇小說作家卻想盡辦法要加以掩飾。他羞於讓一位偶然的、到末了嘲笑的讀者猜出，司湯達在這兒想像出來的人物於連、呂西安和法布里齊奧身上裸露出了多少他的靈魂。因此司湯達在他的敘事作品裡故意把自己裝扮得十分冷峻，他讓他的文風故意變得冷若冰霜，「做出一切努力，使自己變得冷漠生硬。」寧可顯得冷酷無情，也不要傷感哀嘆；寧可顯得沒有華麗色彩，也不要過於慷慨激昂；寧可要邏輯，也不要抒情！因此他把那句在這期間反覆咀嚼直到令人作嘔的句子拋向世界：他在每天早上開始工作之前都要閱讀《民法全書》，強迫自己習慣於這種乾巴巴的就事論事的風格。但是司湯達絕不是認為枯燥無味便是他的理想；事實上，他用他的「對邏輯的誇大的愛」，用他的追求清晰的激情，只想尋找仿佛在描述背後蒸發掉的那個難以覺察的風格：「風格只該像是一層透明的油漆：它不得改變放在油漆下面的顏色，或者事實和思想」。語言不得以藝術性極強的花腔，義大利歌劇的「花腔」[6]突出自己，相反，它應該消失在具體的思想後面，它應該像一位紳士穿的剪裁合身的西裝，絲毫也不引人注目，只不過精確清晰地把心靈的動作表現出來。因為清晰明了，正是司湯達最最在乎的：他的高盧人清晰明了的本能憎恨任何模糊不清、雲遮霧繞、膨脹放大，尤其憎恨那種自我享受的多愁善感，這是讓-雅克·盧梭傳到法國文學來的。即使在最混亂的感情里司湯達也要求清晰和真實，要求明亮直達內心的陰影濃重已極的迷宮之中。「寫作」，寫作對他而言就叫作「解剖」，那就是把攪拌過的感覺分解成它的組成部分，測量炎熱達到幾度，把激情當作一種疾病似的進行臨床觀察。只有清晰地丈量了他心靈的深度的人，才能富有男子氣概地真正享受他自己的深度，只有觀察過他心靈迷亂的人，才認識他自己感情的美。所以司湯達最喜歡做的莫過於操練古老的波斯人的美德，以清醒的精神來思考，狂喜的心臟在熱情奔放的陶醉之中暴露一些什麼：憑他的靈魂，他是靈魂最幸福的僕人，憑他的邏輯，他同時又是他激情的主人。 認識他自己的心，通過理智探究他的激情，從而提高這激情的秘密：這便是司湯達的公式。他的心靈的兒子，他的幾個主人公，感受正好和他一模一樣。他們也都不願被盲目的感情所愚弄；他們要對感情進行監督、窺察、探究、分析，他們不僅要「感覺」他們的感覺，同時也要「理解」他們的感覺。他們不斷心懷疑慮地審查自己，看看他們的感情衝動是真是假。在這感情衝動背後是否還躲藏著另外一種感情衝動，是否還有更深沉的感覺隱藏著。他們戀愛時，總時不時地停下飛輪，檢查他們所處的氣壓的壓力表。他們不斷地反躬自問：「我已愛上她了嗎？我還愛她嗎？我在這種感覺中感到了什麼，為什麼我現在不再有這種感覺？我的愛慕是真實的還是勉強的，還是說，我只是說服自己去對她表示愛慕，還是說我只是在我自己面前演戲？」他們不斷地伸手去測他們激動情緒的脈搏，要是激動的體溫曲線停了一拍，他們立刻感覺到。即使在發生的事件達到洶湧奔騰的洪流最最湍急的關頭，永遠有「他想到」，「他對自己說」，這「他想到」、這「他對自己說」打斷敘述的焦躁不耐的進程。他們像物理學家或生理學家似的對每一個肌肉的動作、每一個神經的震顫，尋找著頗有才智的評註。我在這裡選擇《紅與黑》裡面那個著名的愛情場景的描繪作為例子，來說明司湯達即使在處女委身的熾烈瞬間也會讓他筆下人物如何頭腦清醒、目光清晰地行動：於連冒著生命危險在夜裡一點鐘搬來一架梯子，擱在德·拉·莫爾小姐的母親敞開的窗子旁邊，爬進小姐的房裡——這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精心設計的行動，是浪漫主義的心想出來的。但是在他們兩人都激情如火的時候，他們立刻理智起來。「於連非常窘迫，一時手足無措，心裡完全沒有一點兒愛的意思。窘迫之中他心想自己應該敢作敢當，試圖擁抱瑪蒂爾德。」「去。」她說道，一把把他推開。遭到拒絕，他倒反而非常滿意，急忙向周圍掃了一眼。司湯達的主人公們，即使在他們放肆大膽的冒險經歷之中還這樣善於思考，意識清明，這樣冷靜清醒地進行思考。現在請諸位接著看這個場景的進展，這個高傲的姑娘最後如何在激動中經過各種思考，委身於她父親的秘書。「瑪蒂爾德費了大勁才稱他為『你』，而不是『您』。這個『你』說得毫無柔情，使於連一點兒也不感到愜意；他十分驚訝地確認，他還毫無幸福的感覺。為了能夠感受到這種感覺，他最後就求助於思考：他發現自己身在一個年輕姑娘的恩寵之中，這個姑娘平素從不無保留地讚美別人。多虧這種思考，他的自尊心得到滿足，從而獲得了一種幸福。」這就是說，多虧——「一種思考」，多虧一種「確認」，完全沒有柔情蜜意，沒有任何火辣的幹勁，這位大腦迷惑於情慾的戀人，勾引了他的浪漫主義的情婦，而這位情婦在事後立刻這樣對自己說：「我得跟他說說話，這是情理中的事，現在是對情人說情話。」我們不禁和莎士比亞一起提出這樣的問題：曾經有過一個女人在這種情緒下結婚的嗎？在司湯達之前曾經有過一位作家敢於在一個誘姦的時刻，讓人們這樣思維冷靜地自我監察，甚至仔細盤算，而這些人就像司湯達的人物，完全不是天性冷漠之人？這裡我們就接近了司湯達心理描述藝術的最為內在的技術，這種技術即便是炎熱也要分解出它的度數，感情也要剖析出它的衝動。司湯達從不觀察一個激情的整體，而只是看它的局部。他用放大鏡，甚至用慢鏡頭觀察激情結晶凝練的過程；作為唯一的一個突擊性的痙攣的動作，在現實的空間展開的運作，他那天才的分析性的精神把它剖析為無數的時間分子，他在我們的眼前人為地放慢這心理運動，為了讓我們精神上更加容易理解。所以司湯達的長篇小說的情節（這是它的新穎之處！）只發生在心理的時間裡，而不是在塵世的時間裡。隨著司湯達敘事藝術第一次轉向（這預示了一種發展）揭示一切無意識的功能性的情節，《紅與黑》開啟了實驗性的長篇小說，這和日後的文學心靈科學最終結為兄弟。司湯達的長篇小說中有的段落的確讓人想起一座實驗室的冷靜和一間教室的冷淡；但是儘管如此，在司湯達身上的熱情四射的藝術狂熱，仍然像巴爾扎克的作品中那樣富有獨創性，只不過流於邏輯性，流於一種偏激的清晰癖，一種渴求靈魂洞察一切的願望。他的世界的構造對他而言，只是通向理解靈魂的繞道，在整個壯麗輝煌的宇宙里，吸引他那熾熱的好奇心的沒有別的，只有人類，而在整個人類里，吸引他那熾熱的好奇心的，又只有那唯一的、他感到深不可測的人，那叫作司湯達的微觀世界。就是探究著一個人，他變成了詩人，他變成創造者，只是為了描述此人。儘管多虧天才，司湯達變成了最完美無缺的藝術家之一，但是司湯達本人並沒有為藝術效力。他只是把藝術當作最為精緻、最有靈氣的工具，來測量靈魂的震顫，並把它變成音樂。藝術從來都不是他的目的，而是通向他唯一永恆目的的道路：為了發現自我，為了認識他自我的樂趣。 * * * [1] 原文是義大利文。 [2] 原文是英文。 [3] 居斯塔夫·福樓拜（1821—1880），法國著名作家。 [4] 原文是法文。 [5] 安東尼奧，歌德詩劇《托夸多·塔索》中的公國大臣，為人精明，對塔索滿懷怨恨，塔索（1544—1595）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敘事詩人，以詩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成名。 [6] 原文是義大利文。 論心理學家的歡樂[1] 我真正的激情乃是認識和檢驗。 這種激情從未得到滿足。 一位老實巴交的市民有一次在一個社交場合走近司湯達，客客氣氣地很友善地詢問這位陌生的先生操什麼職業。一絲不懷好意的微笑便立刻掠過這個玩世不恭者的嘴角，一雙小眼睛射出自負放肆的光芒，他故作謙虛地答道：「我是人心的觀察者。」人心的觀察者。這肯定是個諷刺，故意騙騙那個驚愕不已的布爾喬亞，尋尋開心；但是在這句捉迷藏似的笑話里，還是摻和了幾分真誠，因為實際上司湯達一輩子幹什麼事情，也不像觀察心靈事實這樣有目的有計劃。 司湯達像少數人那樣，認識這種有魔力的心理學家的快樂，並且幾乎放蕩地沉湎於精神人物的這種享受的激情之中；但是他關於心靈秘密的精緻陶醉多麼富有說服力，他的心理學的藝術是多麼輕盈，多麼使人心靈飛升！在這裡好奇心只是出於聰明的神經，出於耳聰目明的感官，才把觸角伸將出去，懷著一種靈敏的貪婪，從各種生機勃勃的東西當中吮吸其甜蜜的精神的骨髓。這個靈活的悟性用不著伸出手去抓住什麼東西，用不著使用暴力把各種不尋常的現象聚攏來，敲碎它們的骨頭，硬讓它們適應一種制度的普羅克魯斯特斯[2]之床；司湯達的分析具有驟然發現的出人意表之處和令人高興之處，有偶然邂逅的新鮮之處和令人愉悅之處。他的男性的貴族氣派的獵獲欲過於高傲，不會氣喘吁吁、汗流滿面地去追逐認識，用皮帶和一群論據的獵犬把它們窮追到死；他憎恨這種令人噁心的行當，死乞白賴地掏出事件的內臟，作為哈魯斯彼克斯[3]，在這些內臟里亂掏一氣；他的精細入微的敏感，他對審美價值的敏銳的鑑別力，根本不需要粗暴的貪婪的手法。事物的氣息，它們的香精飄浮在空中的芳香，它們超越塵世的精神四下放射的光芒，向這位品嘗美味的天才充分暴露了它們內部物質的意義和秘密，從極為微小的波動他認出了一種感情，從一則逸聞認識這個故事，從一個箴言認識一個人。他只需要一星半點即將消失的幾乎抓不住的細節，需要一個「縮影」，需要梅花草大小的一點覺察，就足夠了；他知道，就是這些微乎其微的觀察，這些「小小的真實的事實」，在心理學裡是決定一切的。他的銀行家婁凡也這樣說，「只有在細節里才有新穎和真實」。司湯達自己非常驕傲地讚美一個「喜歡細節的時代，而且喜歡得很有道理」，已經預感到即將來臨的下一個世紀，這個世紀不再用空洞的、沉重的、粗線條的假設來從事心理學，而是從細胞和細菌的分子的真實情況來測算身體，是從精細入微的測聽，從震盪神經的顫動來測算心靈的強度。在同一個時間，康德[4]的後裔謝林[5]、黑格爾[6]和所有這些人在講台上還像變戲法似的在他們的教授禮帽下變出整個宇宙來，而這位孤獨的人已經知道，高塔聳立的哲學無畏戰艦[7]的時代，這種巨人體系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只有像潛水艇一樣悄悄進行細小觀察的魚雷統治著精神的汪洋大海。但是他置身於這些片面性的專家們和怪癖的詩人們中間，從事這種聰明的猜謎藝術是多麼孤獨！他如何孤單地站立在那裡，如何走在所有人的前面，走在當時的那些正直可靠、學究氣濃的心靈研究者的前面，因為他沒有背負裝滿了假設的教養。——「我既不指責也不贊成，我只是觀察。」——追逐知識作為遊戲，作為運動，只是成為自己知曉一切的快樂！就像他精神上的兄弟諾瓦利斯[8]一樣，通過詩意的感覺趕在一切哲學的前面，他只愛認識的「花粉」，這些偶然吹來，但是被一切有機物內在的感覺滲透的花粉，在這些花粉中，假定包含著萌芽狀態的能夠紮根的廣泛的制度。司湯達的觀察總是局限於微小的、只有微觀方能覺察到的變化，局限於感情最初結晶的短暫的一秒鐘時間。只有在那裡他才貼近生活，感覺到肉體和靈魂那個新婚的時光，那些經院哲學家蠻橫地把它稱之為世界之謎：恰好在最微量的覺察之中，他才預感到最大量的真理。所以他的心理學首先看上去像是思想的金銀絲編織品，一種小巧的藝術，一種和敏感進行的遊戲，但是他有一種不可動搖的（而且是正確的）信念，最微小的精確的覺察是比任何理論更加重要的對感情的驅動世界的理解。「心的理解甚於感覺」；心靈科學除了這些偶爾崩落的知覺之外，別無其他更穩妥的進入黑暗的通道。「除了這些感覺，別無真正真實的東西。」所以只需要「一輩子仔仔細細地觀察五六種思想」，也就足矣，有些規律已經暗示——並非專橫地，而是獨特地——一種精神的制度，理解它或者只是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它，便是每一種真正心理學的快樂和激情。 司湯達做了無數次這樣一些很有幫助的小觀察，簡潔的獨一無二的發現，其中有些發現從此對於每一種藝術性的心靈解釋都成為公理，成為基礎。但是司湯達自己對於他發掘出來的這個寶藏從來也沒有充分加以利用，他把這些向他閃現的電光般的思想懶洋洋地信筆寫在紙上，未加整理或者有條有理地堆積起來：在他的書信里、回憶錄里、長篇小說里可以發現，這些生命力旺盛的穀粒撒在各處，漫不經心地全憑偶然的機會被人發現。他整個的心理學著作合在一起只有一兩百個警句、箴言和小說局部；司湯達很少費勁把其中一部分裝幀成冊，從未把它們整理得井井有條，成為一個真正的體系完整的理論。即使他在兩本書的封面之間給我們留下的唯一的一部關於一種激情的專著，那本論愛情的專著，也是一本用斷片、警句和逸聞匯成的加料大雜燴[9]。他小心翼翼地不把這篇研究文章稱作《愛情》，而是稱作《論愛情》，或者最好把它譯成：《關於愛情的若干意見》。充其量他只是隨手輕快地標明了幾個基本區別，「出於激情之愛」，肉體之愛，愛情的滋味，或者迅速地勾勒出一部理論，關於愛情的形成和消失。但是他的確只用鉛筆勾勒（他也的的確確就是這樣撰寫這本書的）。他僅僅限於寫點暗示，做些估計，毫無約束性的假設。他用逗樂的逸聞邊聊邊織，把這些東西編織在一起。因為司湯達絲毫不想當個深邃的思想家，徹底思考的思想家，為別人思考的思想家。他從來也不費心勞神，繼續關心偶然相遇的事情。那種想透一切、深究內容、擴充鋪排的扎紮實實的勤奮工作，這位在心靈的歐羅巴洲里慵懶的「旅遊者」，極為慷慨地漫不經心地把它們讓給那些賣苦力的車夫們和粘粘貼貼的雜役們去干，整整一代法國人也的的確確把他信筆寫下的大部分主題，都加以著意地修飾發揮。從他著名的愛情中的結晶理論（這個理論把感情變得有意識的過程和那根「薩爾茨堡的樹枝」[10]——那根早就在鹽水中浸透，又浸在礦山的鹼水裡的樹枝相比較，花不了一秒鐘的時間，突然就長上肉眼可見的結晶），就產生出十幾部心理長篇小說。從他草草不恭地寫下的一句關於種族和環境對藝術家發生影響的評語，丹納[11]就寫出了厚厚的艱深晦澀的一段假設。而心理學對於司湯達自己，對於這位不愛辛勤勞動的人，對這位天才的即興詩人的影響從不超過寫些斷片、寫些箴言的程度。在這方面他是他的法國祖先帕斯卡爾、尚福爾[12]、拉羅什福科[13]、復伏納爾格[14]的學生，他們也同樣出於對一切真理的飛速前進的本質的尊敬感，從來沒有把他們自己的觀點擠在一起，變成一個肥厚的安坐在寬大臀部之上的真理。司湯達只不過隨手把他的認識拋了出去，完全無所謂於究竟它們是否適合於人，究竟它們今天就被人認為是真理還是要到一百年之後才被人承認。他並不關心，是不是在他之前已經有人把這種認識寫了下來，還是其他人在他之後才會把這種認識寫出來。他思考和觀察就像他呼吸、說話和寫作一樣毫不費勁，自然而然。尋找追隨者從來就不是這位自由思想者的事情，也不是他的憂慮；觀察，越來越深入地觀察，思想，越來越清晰地思想，這對他已經夠幸福的了。 和尼采一樣，他不僅有良好的思想的勇氣，有時也有一種非常迷人的縱情思考的歡樂；他堅強而又足夠地放肆，和真理也進行遊戲，並且用一種幾乎是肉慾的快感去愛認識。這個優秀人物充溢著生活的感情，達到泡沫飛濺按捺不住的程度。但是這些個別的警句箴言只不過是他豐滿充溢的心靈偶然濺過它的邊緣散落出來的幾滴而已。司湯達最最本質的豐盈一直保存在內心深處，既清涼又熾熱；儲存在磨光的水晶杯里，只有死亡才把這杯子砸碎。但是就是這幾滴濺出去的酒漿，已經擁有思想的明亮而又使人振奮的醉人力量；它們像優質的香檳酒一樣，激活心臟懶洋洋的跳動，使遲鈍的生活的感覺為之一振。司湯達的心理學並非一個訓練有素的頭腦的幾何學，而是他的一生濃縮的香精：這使他的真理如此真實，他的觀點如此具有預見性，他的認識如此適用於全世界，尤其是如此罕見，同時又如此持久——因為任何思想勤奮都未能像一個確有把握的天性所具備的無所顧忌的思考勇氣那樣，把握住生動活潑之物的全部含義。思想和理論就像荷馬筆下的陰間的陰影，永遠只是鬆散的模式，沒有形體的鏡中形象：只有啜足了人的鮮血，它們才贏得聲音和形狀，才能向人類說話。 * * * [1] 原文是拉丁文。 [2] 普羅克魯斯特斯，古希臘神話中的暴君，把人們捆在他的床上，過長，就斬斷其腳；過短則使用暴力把他抻長。 [3] 哈魯斯彼克斯指古羅馬腸卜僧，用祭祀動物的內臟來占卜吉凶的宗教執事。 [4] 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德國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其學說深深影響近代哲學。 [5] 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夫·封·謝林（1775—1854），德國哲學家。 [6]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1770—1831），德國哲學家。 [7] 無畏戰艦是20世紀早期主要的戰艦類型。英國皇家海軍的無畏戰艦在1906年第一次下水時，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後來建造的類似戰艦被普遍地稱為「無畏戰艦」。 [8] 諾瓦利斯（1772—1801），為喬治·菲利普·弗里德里希·萊阿波爾特·封·哈爾登貝爾格男爵的筆名，德國詩人、作家，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的重要代表。 [9] 原文是西班牙文。 [10] 1818年，司湯達和友人去薩爾茨堡一家鹽礦參觀，從鹽的結晶受到啟發，從此用「結晶」比喻愛情。 [11] 依波利特·阿多爾夫·丹納（1828—1893），法國十九世紀傑出的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藝術史家、文藝理論家、美學家。 [12] 尼古拉斯·尚福爾（1741—1794），法國作家，以詼諧的警句著稱。 [13] 拉羅什福科（1613—1680），法國著名的格言和回憶錄作者。1662年，有人未經他的准許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書中的敏感內容惹怒了不少人。 [14] 呂克·德·復伏納爾格侯爵（1715—1747），法國作家。 自我描述 我曾經是什麼？我現在是什麼？要叫我說，我實在難以啟齒。 司湯達令人驚訝的自我描述的高超技巧並非得自其他名師，完全得自他自己。司湯達有一次這樣說：「為了認識一個人，只消研究你自己就夠了；為了認識人們，需要和他們來往。」接著他立刻補充道，他只是從書本來認識人們的，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他自己身上進行的。司湯達的心理學總是從他自己出發。永遠只是回過頭來瞄準他自己。但是在這條圍繞一個個人的路上，人性的整個心靈的廣度都包括在內。 自我描述的第一個學習過程，司湯達是在他的童年經歷的。他充滿激情地深愛他的母親，可是母親早逝，他感到遭到遺棄，看到周圍儘是敵視的和陌生的人們。他必須掩飾和隱藏自己的靈魂，不讓人看見，很早就用不斷假裝，學會了撒謊這個「奴隸的藝術」。他利用鬧彆扭發脾氣的時間躲在角落裡，窺察他的父親、姑媽、老師，一切折磨他管他的人，仇恨使他的目光變得慍怒而犀利；在他進行世俗的實際的學習之前，他通過迫不得已的自衛，通過被人誤解的壓力，精通了心理學。 這位經過這樣危險的初學階段的人，他的第二教程持續的時間更長，其實貫穿他的終生：那就是愛情，女人成了他的高級學府。我們早已知道——他自己也並不否認這一憂傷的事實——司湯達作為一個情郎並非英雄，並非征服者，尤其不是唐璜。他自己卻經常樂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唐璜。梅里美[1]告訴我們，司湯達只喜歡讓人看見自己處於鍾情狀態，可惜幾乎總是處於不幸的鐘情狀態。「通常我的態度總是一個不幸的情人的態度」——他不得不承認，他在戀愛之中總是不幸，甚至承認，「在拿破崙大軍之中，只有少數軍官像他一樣，擁有這麼少女人」。他那寬肩肥碩的父親和他那熱血奔流的母親遺傳給他的卻是一個極為旺盛的性慾——「火樣的氣質」，可是儘管他的氣質迫不及待地檢驗每一個女人，看這女人對他是否「適合」，司湯達一生在愛情上都始終是個愁容騎士。在家裡，在辦公桌旁，遠離炮火的射程，這位典型的事先享受一切的人，出色地實施他那愛情的戰略。「離她很遠，他膽大包天，發誓什麼都敢幹。」他在日記本里都計劃周密地一直寫到最後時刻，他將在什麼時候拿下他此刻的女神，「兩天之內我會把她弄到手」[2]，可是一到他女神的身邊，這位一心想當卡薩諾瓦的人頓時變成羞怯靦腆的文科中學生；第一次衝鋒，照例（他自己也承認）以男子在已經順從的女人面前暗自丟臉告終。在他需要大獻殷勤的時候，他變得「膽怯而愚蠢」，應該柔情綿綿的時候，他卻變得玩世不恭；在需要發起進攻的時候，他變得多愁善感，簡而言之，他計算再三，拘束得很，耽誤了錯過了最佳機會，又出於尷尬，出於害怕，表現得多愁善感，傻氣十足，這位不合時宜的浪漫主義者「在輕騎兵的大氅之下」掩飾了他的柔情蜜意，輕騎兵的大氅粗暴生硬，哥薩克的話語露骨直率。因此他在女人身上連連「失利」，這是他秘密的、最後被朋友們泄露出來的他一生的絕望。司湯達一生最最渴望的莫過於明顯地取得愛情勝利，「愛情對我而言永遠是所有事件中最偉大的事件，或者不如說是唯一的事件」。他對任何人，無論是對哲學家，還是對詩人，甚至對拿破崙，他都沒有表現出這麼多真正的敬意，像對他的戛尼翁舅舅或者對他的表哥瑪爾基阿·達呂那樣，他們兩人都擁有無數的女人，而沒有使用任何精神的或者心理學的絕招——或許正因為如此，才這麼成功，因為司湯達漸漸地取得這樣的認識，阻止人們在女人那裡取得積極成功的，就是人們過於受到感情的約束；「只要人們在女人身上花的勁不比打贏一盤檯球使的勁更大，就能在女人那裡得到成功」，最後他這樣說服自己。「我實在過於敏感，無法擁有色鬼的天才」；他對任何問題也沒有更持久更專注地思考過。恰好多虧他對情愛這樣神經質的、疑慮重重的自我解剖，他才能夠（我們和他一起）洞悉他感覺的最精緻的纖維組織。他自己這樣談論：沒有任何東西像戀愛的失敗、征服女人數量之少（他征服的次數總共只有六七次），這樣教育他去懂得心理學。倘若他和別人一樣，在戀愛上鴻運高照，他永遠也不會被迫這樣執著地去探究女人的心理，她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最精緻、最嬌嫩的氣息：司湯達在女人身上學會審查他自己的靈魂，也是在這裡他遭到排擠，使這個觀察員變成行家。 這種系統的自我觀察之所以可以使司湯達極不尋常地早早進行自我描述，還有一個特別的非常奇怪的原因：司湯達記性不好，——或者不如說，他有一個任性的執拗的記憶力，反正是個不可靠的記憶力，所以他始終把鉛筆握在手裡，不斷地記錄、記錄：寫在讀物邊緣的空白處，寫在散放的紙上，寫在信里，尤其是寫在日記里。他害怕忘記了重要的生活經歷，從而打斷了他人生的持續性（人生是他唯一的藝術品，他按照計劃，持續不斷地寫著這部藝術品）。這個恐懼令他總是立即用文字把每一次感情的波動、發生的每一個事件固定下來。他寫了一封信給庫里阿爾伯爵夫人，一封震撼人心、被啜泣撕得粉碎的情書，用一名記錄員生硬的實事求是的風格記下他們的關係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的日期；他記下什麼時候，幾點鐘，他終於戰勝了安琪拉·比埃特拉格魯阿。人們往往有這樣的印象，他是握筆在手才開始思考。多虧這種病態的記錄狂[3]，我們才最終得到了六七十卷表現在一切想得到的詩文、書信和逸聞文字中的自我描述（直到今日，發表的文字還不及一半）。不是一種虛榮的或者裸露癖的自白欲，而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恐懼，唯恐讓那永遠難以重獲的司湯達這一物體在他那並不密封的記憶力當中滲漏出去一滴，才使司湯達的傳記給我們保存得這樣完美。 司湯達對他記憶力的這一特點也像屬於他的一切東西一樣，都用一種洞察一切者的清晰明了進行了分析。首先他確定，他的記憶能力是非常自我中心主義的。「我對我不感興趣的東西絕對缺乏記性」。因此他對一切與心靈無關的東西都記得很少，沒有數字，沒有日期，沒有事實，沒有地點；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他都全然忘記其一切細節；談到女人們或者朋友們，甚至拜倫[4]和羅西尼[5]，他也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遇見他們的；但是他並不否認這個缺點，而是毫不遲疑地承認：「我只要求有關我的感情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只有有關他感情的一切，司湯達保證客觀真實；他在他的一部作品裡堅決「抗議」，「他從來也不敢聲稱，描繪了事物的現狀，他僅僅只是描繪了事物在他心裡留下的印象。」「我不敢說描繪了事物的本身，我只是描繪事物對於我產生的印象」。所以任何東西也沒法更清楚地證明，對司湯達而言，事件本身根本就並不真實存在，而只是事件在他心靈的波動中發生作用，這才存在：那麼當然這種絕對片面的感情記憶力只有用一種無與倫比的清晰犀利才能使用，他毫無把握到底有沒有和拿破崙談過話，他不知道他是否的的確確曾經跨越過宏大的聖·伯納德山隘，還是說他只記得一幅銅版畫，同一個司湯達卻像鑽石一樣清澈剔透地記得一個女人一掠而過的手勢，一個輕輕的聲調和一個動作，只要他從內心被這個女人激動。只要感情沒有參與的地方，便有一動不動的昏黑的迷霧般的層層記憶堆在那裡，往往達幾十年之久——更奇怪的是，要是感情發生得過於狂烈，那麼在司湯達身上，記憶力也遭到破壞。好幾百次，恰好在他人生最緊張的瞬間（在描寫越過阿爾卑斯山時、旅行到巴黎去時，和第一次纏綿的愛情之夜），他一再重複確認：「我對此已記不起來了，感情過於猛烈。」在限制得這樣狹窄的這些感情範圍之外，司湯達的記憶（他的藝術家氣質也是如此），從來也不是無懈可擊的：「我只記得這是人的畫像。除此之外，我什麼也不記得」；在司湯達身上，只有強調心靈的東西才不至於被遺忘。因此，這位絕對堅決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在他的自傳里，絕不是一位世界大事的見證人；因為他根本不會往回「思考」，他只能往回「感覺」。通過他靈魂的反射這條彎路——所以說並非直接的，他複製了事實發展的過程——「他發明了自己的人生」：他從感覺的回憶中不是找到了事實，而是發明出、杜撰出事實。就像他的自傳有一些長篇小說似的東西，他的長篇小說也有一些自我描述的東西；千萬不要指望從他那裡得到他自己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內的描述，就像歌德在《詩與真》中所做的那樣。就是作為一個自傳作家，司湯達也必然是一個斷片作者、印象主義者。事實果然如此，他只是用鬆散的、偶然的筆觸和記錄開始在那本「流水賬」里，在他那本寫了幾十年的日記本里，描繪他自己的肖像，這本流水賬不言而喻只是用來供他自己使用的。只是首先記錄，只是趁熱抓住那些小小的激動，趁它們還在手裡不安地搏動，就像一隻逮住的小鳥的心臟！千萬別讓它們撲騰著跑掉，把一切都逮到，都抓住，不能託付給記憶力這一不停流淌的河流，它在流動中把一切全都改變了位置，不知沖向何方！不必羞於把無關緊要的東西，僅僅是感覺的兒童玩具亂七八糟地堆在一口大箱子裡：誰知道，說不定成年之後恰好最喜歡俯身去看看自己業已消逝的心靈的這些稀奇古怪、平庸乏味的東西。因此是一種天才的本能讓這個少年把這些感情的微小的閃電似的圖像，仔仔細細地收集起來予以保存；等他日後成熟起來，成為訓練有素的心理學家，出類拔萃的藝術家就會充滿感激之情，十分內行地把它們安排在他青年時代歷史的宏偉畫幅之中，那部他自己稱之為《亨利·布呂拉》的自傳之中，向他的童年投上這一奇妙的浪漫主義的晚年一瞥。 因為很久之後，司湯達才像構建他的長篇小說那樣，在有意識的自傳性的作品中建造他青年時代的精神建築。在羅馬蒙托里奧的聖彼得教堂的台階上，坐著一個年事漸高的男子在回顧他的一生。再過幾個月，他就年滿半百：青春已逝，一切終於全都消逝，青春、女人、愛情。現在該是提出「我是誰？我曾經是誰？」這些問題的時候了。探究自己的心，使之變得更有準備，搏動得更加強勁、神采煥發，進行冒險的時間已經一去不返：此時此刻已在要求得出結論，進行回顧。晚上，司湯達剛從公使的社交集會上百無聊賴地回來（百無聊賴，因為他已征服不到任何女人，倦於進行一切輕浮的交談），他突然決定：「我必須把我的一生寫下來！要是我在兩三年內能把這事完成，我也許終歸會知道我曾經如何：歡快的還是憂鬱的，聰明人還是大傻瓜，勇士還是懦夫，尤其是，幸福還是不幸。」 一個輕鬆的意圖，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司湯達打算在這本《亨利·布呂拉》中（此書他用密碼寫成，為了讓可能會有的好奇之徒認不出此書的來由），「盡寫真話」；但是他知道盡寫真話，只對自己保持真實是多麼艱難！在往事影影綽綽的迷宮裡如何辨明方向，熟悉道路，在鬼火和燈火之間加以區分，如何擺脫在道路的每個拐彎之處，經過化妝等待著你糾纏不休的種種謊話，這是多麼艱難！司湯達這個心理學家在這裡——第一次，也許作為絕無僅有的一個人，發明了一個天才的方法，不被過於使人愉悅的偽造回憶所欺騙，那就是飛快地信筆疾書，絕不再讀一遍，也不再回想一次，「我定下了這一原則，絕不使自己受到約束，也絕不加以拭抹」。就這樣乾脆把羞恥和顧慮一掃而光；趁自我的法官、風習檢察官在內心覺醒之前，就出乎意料帶著自己的懺悔突然出現。不是精心描摹，而是像瞬間抓拍的攝影師！總是抓住感情典型活動的原始波動，不讓它擺出一個人為的裝腔作勢的姿態。司湯達寫作他自己的回憶錄運筆如飛，一氣呵成，的確如此，從來也不再讀一遍寫完的篇頁，完全不對風格加以修飾，不顧上下文語氣是否連貫一致，也不看是否條理清楚，外觀如何，就仿佛這些篇頁只是一封致朋友的私人信件：「我寫這些東西毫不撒謊，我有所期待，絕不抱幻想，懷有欣喜，就像致朋友的一封信。」這句話里每個字都很重要：司湯達在作自我描述，「像他所希望的」，真實可信，「不抱任何幻想」「懷有欣喜」「仿佛一封私人信件」，而這「就是為了不像讓-雅克·盧梭那樣精巧優美地撒謊」。他有意識地為了真實之故，犧牲掉他回憶錄的優美，為了心理學而犧牲掉藝術。 事實上，單從藝術性而言，無論是《亨利·布呂拉》還是其續篇《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的回憶錄》，都是不甚可靠的藝術成果：兩者成文都過於匆忙，過於草率，了無計劃。司湯達認為值得回憶的事情剛一到手，他就閃電般飛快地扔到書里，根本不在乎這些事放在那個位置是否合適。就像在他的筆記本里，無比高雅的東西和極端膚淺的東西，不合情理的一般事情和最為私密的個人履歷全都並排挨在一起。但是恰好是這種無拘無束的態度，這種擼起袖子來自我敘述，泄露了各式各樣的真誠坦率，其中每一種坦誠都比整整一大卷書含有更多的內心世界的文獻資料。那種十分重大的自白，像那臭名昭著的關於他對母親所懷有的危險的愛慕，對父親所懷的兇殘致命的仇恨，這樣一些自白擱在別人身上，只要有一位檢察官有時間進行監視，立刻就會膽怯地爬進下意識的角落裡去，不敢冒頭：這些極端私密的東西——我們沒法對此有別的說法——在故意勉強裝出來的道德上的粗心大意的瞬間給滑了過去。只有通過這種天才的心理學家的制度，司湯達從來不讓他的感覺有時間把自己修飾得「美麗」或者「符合道德」，他才把它們真正抓個正著，抓到它們最癢的地方，而其他人，那些更加遲鈍、更加緩慢的人看見了大呼小叫，猝然跳開：這些被人當場抓獲的罪過和怪異，突然赤裸裸地、完全一絲不掛、寡廉鮮恥地站在平展的紙上，正第一次直眉豎眼地直瞪著人的眼睛。什麼樣奇妙的悲慘而又狂野的驚恐，什麼樣妖魔般無比強勁的憤怒的感情從一個幼小的兒童心靈里噴發出來！當小亨利深惡痛絕的塞拉斐姑媽死去時（姑媽是「兩個放出來折磨我的魔鬼之一」——另一個魔鬼便是他父親），這滿腔怨憤、孤苦伶仃的孩子跪倒在地，感謝上帝。這樣的場面誰能忘懷。緊挨著這個場景（在司湯達筆下，感情描寫交叉重疊，五花八門，猶如迷宮）便是那個小小的評註：即使這個魔鬼有一次刺激這個孩子情慾的早熟片刻之久（這個場景得到仔細描寫）。人們在司湯達之前幾乎從來沒有感覺到，人有著多少層次，互相衝突和互相矛盾的東西如何在神經最最細小的末梢互相接觸，少不更事的兒童心靈便已經包含了卑鄙的和崇高的念頭，殘暴和柔弱，薄薄的一層層，一頁摞一頁，折好了放在那裡；恰好是這些純粹是偶然的、漫不經心的發現才真正開始了自傳中的分析學。 因為恰好是這種嘗試對形式和結構、對後世和文學、對道德和批評的草率和冷漠，恰好是這種嘗試絕妙的私人性和自我享受的特性，使《亨利·布呂拉》成為一部難以忘懷的心靈文獻。在他的長篇小說中，司湯達畢竟還想做藝術家；在這裡他可只是一個人，一個個人，對自己充滿了強烈的好奇心。他的自畫像擁有難以描寫的未完成作品的魅力和即興寫作的自發的真實性；人們從他的作品和他的自傳里，永遠認識不完司湯達。人們不斷地重新受到吸引，來參透他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謎語，在認識他時來理解他，在理解他時來認識他。所以他那色彩朦朧、既冷又熱、為神經和精神弄得顫抖不已的心靈，至今還激情洋溢地發揮作用，繼續栩栩如生。在他描述自我之際，他把好奇之欲和窺視心靈的藝術也描述進新的一代人中，並且教會我們大家自我盤問和自我窺視的光彩奪目的快樂。 * * * [1] 普羅斯潑·梅里美（1803—1870），法國作家。 [2] 原文是英文。 [3] 記錄狂也被稱為塗寫癖，指的是受一種強迫性的衝動來寫。在特定的精神病學環境中，它會將一種病態的精神狀態標記為書寫雜亂和混亂的語句，甚至會退化成毫無意義的一系列詞語。 [4] 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代表作品有《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唐璜》等，並在他的詩歌里塑造了一批「拜倫式英雄」。 [5] 焦阿基諾·安東尼奧·羅西尼（1792—1868），義大利作曲家。 形象的現狀 我將在1900年左右為人理解。 ——司湯達 司湯達跳過了整整一個世紀，十九世紀。他起步於十八世紀，受教於狄德羅和伏爾泰粗獷的唯物主義，終結於我們這個心理物理學演化成科學的心理學的時代之中。就像尼采說的，「需要兩代人才能一定程度地趕上他，才能事後參透使他心醉神迷的謎語。」他的作品過時和冷卻的部分少得令人驚訝，他作出的一大部分發現早已變成共同財富，而他的有些預言還正在非常活躍地逐一實現。他遠遠落在他的同時代人的後面，可是最後卻超越了他們大家，只有巴爾扎克除外，因為儘管他們在藝術創作上千差萬別各持一端，只有這兩位，巴爾扎克和司湯達，塑造他們自己的時代超出了他們自己。巴爾扎克，他表現了社會各階層的組合和改組，社會學上金錢的優勢，對於當時各種關係起作用的政治機制，都擴大到異乎尋常的程度；司湯達則「用他那預見一切的心理學家的眼睛，和他把握事實的手法」，把個人變小，顯現細微的差別。社會的發展證明巴爾扎克有理，嶄新的心理學證明司湯達有理。巴爾扎克對世界的審視預見了現代的時代，司湯達的本能預見了現代的人。 因為司湯達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我們，在自我觀察方面更有鍛煉，在心理學上更有訓練，更樂於動用意識，道德上更加大方，神經更加緊張，對自己更加好奇，倦於一切冷冰冰的認識論，只渴望認識自己的本質。對於我們而言，有差異的人不再是怪物，不再是例外情況——孤獨地置身於浪漫主義者之中的司湯達還認為自己是例外情況，因為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的新穎學術，此後把各式各樣精密的儀器交到我們手裡，來照亮那些秘密，解開那些糾結。可是這位「奇怪地預見一切的人」（尼采又一次這樣稱呼司湯達），從他乘坐郵政驛車前往巴黎的時代起，從他身著拿破崙的制服時起，他就已經對我們了解了許多，他的非教條主義，他那很早就決定當歐洲人的抉擇，他對於世界機械地變得平淡無味，感到厭惡，他對一切浮華誇張的群眾英雄氣概深惡痛絕，早已說出了我們心裡想說的話！他對於他那時代的多愁善感的感情誇張表現出來的明顯的倨傲，顯得多有道理。他多么正確地認定我們的時代將是他聞名世界的時代！他用他的怪癖的實踐為文學留下了無數足跡，開闢了無數道路：倘若沒有司湯達的於連，就難以想像會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爾尼科夫[1]」；沒有司湯達的那幅堪稱第一幅對滑鐵盧現實逼真的描述作為榜樣，就難以想像會有托爾斯泰對波羅蒂諾戰役的描述；尼采的巨大無朋的思維快樂很少在別人那裡，像在司湯達的話語和作品中這樣得到完全的振奮。所以他們都來到他的身邊，這些「兄弟般的靈魂」，這些「優越的人士」。他一輩子都在尋找他們，卻遍尋不得。一個遲來的祖國，也就是那些「和他相似的人們」，唯一承認他那自由無羈的世界主義靈魂的人們，他們永遠賦予他市民權利和市民王冠。因為他那一代人當中，沒有一個人——除了巴爾扎克，這是唯一向他致以兄弟般問候的人——今天在精神和感情方面，和我們這樣親近，就像是同時代人；通過印刷這一心理學的傳媒工具，通過冷冰冰的紙，我們感到他的形體和我們近在呼吸之間，無比親切，深不可測，儘管他像少數幾個人那樣進行自我探索，在矛盾之中搖擺不定，散發出謎樣色彩的螢光，製造最深的秘密，也保持最深的秘密，力求自我完善，可並沒有完成，但是永遠生機勃勃，生機勃勃，生機勃勃。因為正好是那些對於他們的時代古怪反常的人，最喜歡把下一個時代呼喚到他們中間。恰好是心靈最柔弱的振動卻在時間上具有最遙遠的波長。 * * * [1] 拉斯柯爾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罪與罰》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