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詩人 · 托爾斯泰

沒有什麼東西像一個人的畢生事業那樣強烈地發生作用，說到底是此人整個一生在發生作用，並且迫使所有人都陷入同樣的情緒之中。 ——1894年3月23日，日記 前奏 重要的並不是道德上的盡善盡美， 而是臻於完美的過程。 ——老年日記 「烏斯地方，有一個人名叫約伯。此人為人正直，敬畏上帝，不做壞事。他有七千隻羊，三千駱駝，五百隻驢，還有許多僕婢，在東方人當中最為顯赫。」[1] 約伯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他一直受到神的恩寵，生活得心滿意足，直到上帝伸手向他擊去，讓他罹患麻風病，為的是讓他從沉悶的舒適愜意的狀態中驚醒，折磨自己的靈魂。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的精神史也是這樣開始。他「雄踞」於塵世的權貴之上，住在祖傳的府邸裡面，家私萬貫，悠閒自在。他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強壯有力。他得以迎娶自己心愛的姑娘，妻子為他生下了十三個兒女。他用手和心創作的作品已經發展到永垂不朽的程度，燭照整個時代：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農民，當這有財有勢的貴族騎馬從旁馳過，全都畢恭畢敬地彎腰鞠躬，全世界都對他震耳欲聾的榮譽表示敬畏之情，就像約伯在接受考驗之前，列夫·托爾斯泰也滿足得不再有任何欲望。他有一次在一封信里寫下了人們說出口來的最為狂妄的一句話：「我幸福到了極點。」 可是一夜之間一切全都變得毫無意義，毫無價值。這勤奮的人對工作感到厭惡，對妻子感到陌生，對孩子漠不關心。夜裡他從睡得被褥凌亂的床上起來，像個病人似的心神不寧地走來走去。白天他鬱悶地坐在書桌前面，手像沉睡似的一動不動，眼睛失神地凝望著前面。有一次他急急忙忙地爬上樓梯，把獵槍鎖在柜子里，免得他用武器對付自己；有時候他大聲呻吟，就仿佛他的胸口正在裂開；有時候他在黑暗的房間裡像個孩子似的連連啜泣。他收到信不再拆開，有朋友來不再接見。兒子們戰戰兢兢，妻子極度絕望地看著這個一下子變得臉色陰沉的男人。 這突然轉變的原因究竟何在？是疾病悄悄地咬噬著他的生命，是他的身體染上了麻風病，還是災禍從外面向他擊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到底出了什麼事了？這個眾人當中最有權勢的人怎麼突然之間變得這樣鬱鬱寡歡，這個俄羅斯大地上最強有力的人怎麼這樣可悲地變得陰沉憂傷？ 極為可怕的回答：沒什麼！什麼也沒發生，或者本來就是——更可怕的是：沒有什麼——這個沒有什麼，托爾斯泰在所有的事物後面看見的是：一片虛無。在托爾斯泰的靈魂里有什麼東西已經破碎，向內部張開了裂口，小小的一道黑色的裂口。深受震撼的眼睛被迫直瞪著裡面的一片虛無，直瞪著我們自己溫暖的滲出鮮血的生命後面的這另一樣東西，陌生的東西，直瞪著這過往匆匆的人生後面的永恆虛無。 誰若向這難以命名的深淵看上一眼，就再也無法把目光移開。黑暗將湧入他的感官之中，他生命的光線和色彩就將熄滅。笑聲凍結在他的嘴裡，他抓住任何東西都不會不感到這股寒意，他看任何東西都不會不同時想到那另一樣東西，那一片虛無。方才還覺得非常豐滿的東西都變得枯萎一片，毫無價值：榮譽變成追逐過眼雲煙，藝術變成愚人開的玩笑，金錢變成一堆黃澄澄的渣滓，自己呼吸通暢機能健康的身體變成蠕蟲之窩——這張黑色的肉眼看不見的嘴唇，吸盡了一切價值的精血和甘甜。這可怕的噬人的黑夜一樣的虛無，攜同一切造物原始的恐懼向誰張開，誰的世界便頓時凍結成冰。這是埃德加·愛倫·坡[2]的把一切全都席捲而去的「大漩渦」，帕斯卡爾[3]說的比一切精神深度更加幽深的「無底深淵」。 想對這黑暗把一切掩飾起來，隱蔽起來，全然徒勞。把這種黑暗的吸力稱之為上帝，把它神聖化，完全白費力氣。用福音書的書頁來把這黝黑的大洞貼好封住，也無濟於事。這種原始的黝黑能穿過一切羊皮紙，熄滅教堂的蠟燭，這種從宇宙南北兩極傳來的冰冷的酷寒，無法靠字句的半溫不熱的呼吸變暖。人們開始大聲祈禱，想要蓋過這致命的壓抑的沉寂，就像孩子在樹林裡大聲歌唱，以驅趕他們感到的恐懼，也毫無用處。沒有任何意志、任何智慧還能再一次照亮這曾經受到驚嚇的人的陰鬱的心。 托爾斯泰一生影響世界，在他五十四歲那年，他第一次正視這偉大虛無的眼睛。從這一刻起，一直到他辭世之時為止，他一直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地凝視著這一漆黑的窟窿，他自己人生背後的這一無法理解的內在生活。但是面對這片虛無，托爾斯泰的目光依然犀利清澈。這是我們這個時代見到過的最為洞察一切、最有聰明才智的目光。從來沒有一個人曾以巨人般的力量，和這不可名狀之物，和這短暫人生的悲劇進行過鬥爭，從來不曾有過一個人比他更堅定地以人類詢問自己命運的問題，回敬過命運向人提出的問題。誰也沒有像他那樣更加可怕地接受過這道陰曹地府射來的空空洞洞、吸人靈魂的目光，沒有一個人更加出色地承受過這道目光，因為在這裡剛強的良心以藝術家清澈大膽、果斷堅毅地觀察一切的目光對抗這黑色的眸子。托爾斯泰面對人生的悲劇從來沒有一秒鐘膽怯地垂下眼瞼或者緊閉雙眼。這是我們新型藝術最為警醒、最為真實、最公正不阿的眼睛。因此，再也沒有比這富有英雄氣概的嘗試更加了不起的事情了，即使對於這不可理解之物也給予一個形象鮮明的意義，賦予這不可避免之物以它的真相。 從二十歲到五十歲，托爾斯泰邊創作邊生活地過了三十年，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從五十歲到他生命終結，他只為人生的意義和對人生的認識而生活。他給自己規定了一個難以估量的任務：通過為真理而進行的搏鬥，他不僅想拯救自己，也想拯救全世界。在確定這一任務之前，他的日子一直過得輕鬆自在。他執行這一任務，使他變成英雄，幾乎變成聖人。他最終遭到失敗，使他變成所有的人當中最有人性的人。 * * * [1] 約伯為《舊約·約伯記》中人物。茨威格的引文略有刪減。 [2] 埃德加·愛倫·坡（1809—1849），美國作家。 [3] 布萊斯·帕斯卡爾（1623—1662），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 肖像 我的臉是一張普通農民的臉。 他的臉上，雜草叢生，樹木密布：林莽多於空地，向內窺視的每個通道全都遭到攔阻。族長式的濃密虬髯迎風飄舞，一直向上擠進兩邊的面頰，遮住他那性感的嘴唇幾十年之久，蓋滿了樹皮一樣龜裂的皮膚。手指一樣粗細的兩道濃眉像樹根似的糾結在一起，頭上雜亂的濃密頭髮泛起灰色的海浪，匯成騷動不寧的浪花。這亂成一團的頭髮，直如熱帶植物，到處糾結，無比濃密，似乎從史前時代一直繁茂生長。就像米開朗琪羅創造的摩西這最富男性氣概的男子肖像，托爾斯泰的臉上讓人看見的也只是這宏偉的聖父臉上白浪翻滾巨大無朋的長髯。 因此我們被迫把這鬍鬚的叢莽從他臉上砍伐淨盡，以便用心靈去認清這張遮得如此嚴密的臉，看清它赤裸裸的本質的情況，他青年時代未留鬍鬚時的肖像，大大有助於這種整形工程。這樣清掃之後，叫人大吃一驚。因為這張貴族般智者的臉，整個格局都很粗糙，其實就是一張農民的臉。天才在這裡選擇一間低矮的茅草屋、一座真正俄羅斯煙熏火燎的帳篷當作自己的寓所和作坊。並不是希臘的造物主，而是一個馬馬虎虎的鄉間木匠給這胸懷遼闊的心靈打造了這間棲身之地。在他狹小的眼睛窗戶之上，低矮的額頭橫樑刨得相當粗糙，纖維粗大，猶如裂開的木頭，皮膚是用泥土和黏土組成，油膩膩的，毫無光澤。在這扁平的四方空間裡長著一隻鼻子，鼻孔很大很開，顯然是動物的鼻孔，好像挨了人家一拳，鼻子被打得又寬又平，在蓬亂的頭髮後面長著一對軟綿綿的耳朵，兩邊深陷的面頰，當中嵌著一張嘴唇厚厚的嘴，總有點悶悶不樂的神氣，毫無藝術性，完全是粗俗的、幾乎可說是平庸慣常的形式。 在這張悲愴的勞動者的臉上，到處陰影密布，昏暗一片，坑坑窪窪，沉重不堪。任何地方都沒有一道奮發向上的活力，沒有一道洶湧澎湃的亮光，沒有一股大膽奔放的精神的上揚，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額頭那樣的大理石圓球。任何地方都沒有光線射入，都沒有光輝閃現——誰若否認這點，就是在塗脂抹粉，就是在撒謊騙人：不，這張低俗的、封閉的臉龐全然無可挽救。它並非供奉思想的神廟，而是囚禁思想的牢房，昏暗無光，潮濕發霉，陰鬱沉悶，醜陋不堪，托爾斯泰自己在年輕時，也早已知道，他的容貌極為失敗。任何一個對他外貌的影射，「他聽了都不自在」；他懷疑「一個長著這樣寬大的鼻子、這樣厚厚的嘴唇、這樣小小的灰色眼睛的人，是否真會找到人世間的幸福」，因此這位青年很早便蓄上濃密的黑色絡腮鬍子，把他深惡痛絕的面部輪廓隱藏在這副面具後面，直到後來，很久以後，年齡才使得這片鬍鬚變成銀絲，令人敬畏。只有到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這層陰鬱濃密的烏雲才逐漸散開，直到秋季的黃昏日落才有一道美麗的霞光，施加恩惠，灑落在這片可悲的田野之上。 永遠在漫遊中的天神，在低矮潮濕的房舍里，在托爾斯泰那裡，在一個普通俄羅斯人的容貌里住宿過夜。有這副容貌的人，你把他想成什麼人都行，就不可能把他想成有頭腦的人，不可能想成詩人，不可能想成塑造者。作為少年、青年、成年男子，甚至作為老人，托爾斯泰看上去也就像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他穿什麼外套，戴什麼帽子，全都合適：長著這樣一張寂寂無名的臉，他完全可以坐在一位部長大臣的桌子後面，也可以醉醺醺地在一家流浪漢光顧的酒店裡賭博，可以在市場上買白麵包，也可以身穿大主教的白色絲綢法衣在雙膝下跪的信眾頭上高舉十字架；長這張臉的人不論身在何地，操何種職業，穿什麼衣服，在俄羅斯任何地方都不會引人注目，讓人一眼就認出他是誰。作為一個大學生，他和其他大學生都十分相似，作為軍官他和任何一個掛著佩刀的軍人都難以區分，作為一個鄉紳他和其他任何一個地主全都一模一樣。他要是坐在白鬍子的僕人身旁乘車出遊，你得仔細認真地查看照片才能分辨，車夫座上的兩個老人究竟誰是伯爵，誰是馬車夫；一張他和農民談話的照片，要是不知道，誰也猜不出，這批鄉下人當中的列夫是位伯爵，他的家產可比身邊所有的格里高里們、伊萬們、伊里亞們和彼約特爾們多上千百萬倍。就仿佛這一位和其他所有人全都一樣，就仿佛天神這次並沒有戴上一個特殊人物的面具，而是喬裝打扮成民眾，他的臉就是這樣全然隱姓埋名，像個普通俄羅斯人。正因為托爾斯泰身上包含著整個俄國，所以他也就沒有自己的容顏，只有一張俄羅斯的臉。 托爾斯泰（1873年） 托爾斯泰（1906年） 因此所有第一次看見托爾斯泰的人，一見他的模樣都大失所望。他們從老遠的地方乘坐火車前來，到圖拉改坐馬車，如今滿懷對大師的敬畏之心等在候客室里；每個人心裡都暗自期待著動人心魄的見面場景，心靈早已把他塑造成體格魁梧、神氣威嚴的男子，蓄了一副濃密的聖父上帝似的長髯，身材高大，傲氣凜人，巨人和天才匯集一身。期待的寒噤已經把每個人都壓得雙肩下垂，在這位族長巨人般的形象面前，人們都不由自主地垂下目光，一剎那間大家又得抬頭仰視。終於房門打開，瞧：一個個子矮小、身材結實的小個子男人快步走來，長髯飄飄，幾乎是用跑步的步伐走進屋來，倏而停住腳步，親切地微笑著，站在深感意外的客人面前。他歡快地、快速地和客人攀談，手腕靈巧地擺動，向每個客人伸出手去。他們大家握住他的手，心靈深處赫然震驚：什麼？這個態度親切、脾氣溫和的小男人，「這位雪地里靈巧的老爺爺」，真的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他的威嚴引起的寒噤已煙消雲散：稍稍壯起膽子，好奇心使人大膽抬頭，直視他的面孔。 可是突然間，這位抬頭仰視的人血液停止流動，一道灰色的目光，從兩道濃眉後面直射出來，猶如一隻豹子從灌木叢生的林莽之中撲向他們，這就是托爾斯泰的那道石破天驚的目光，凡是直視過這位強勁有力之人臉龐的人，都會說起他的這道異乎尋常的目光。這道目光猶如寒光閃閃的鋼刀驟然刺來，硬把每一個人都牢牢釘住。每一個人都像受到催眠，被緊緊拴住，動彈不得，也無法擺脫，不得不忍受這道目光一直刺進內心深處。什麼東西也無法抵禦托爾斯泰的這第一道目光的穿刺：它像一發子彈穿透一切偽裝的鐵甲，像一粒金剛鑽切割所有的鏡子。屠格涅夫、高爾基和其他上百個人都證明，在托爾斯泰這道洞穿一切的目光前面，誰也無法撒謊。 但是這雙眼睛只是這樣嚴厲地審視一下，然後他眼球的虹膜又像凍冰似的化開，發出灰色的光芒，因為隱忍著微笑，微微顫動，或者散發出柔和的令人愜意的光輝。就像天上的雲彩在水面上投下種種陰影，在這副具有魔力的、不安寧的瞳孔中也經常不斷地反映出感情的千變萬化。憤怒可以使他的瞳孔迸發出一道直躥起來的寒光，氣惱可以使他的瞳孔凍成寒冰似的水晶，善意使它們溫暖陽光普照，激情使它們熊熊燃燒。這兩個神秘的星辰，可以憑藉內心的光芒綻出微笑，而那嚴肅的嘴一動不動，倘若音樂使它們感動，它們也會「淚流如注」，像個農婦一樣盡情哀泣。它們可以因為精神上心滿意足從內心發出光芒，也會突然間暗淡無光，籠罩著一片哀愁，然後避開人們的目光，變得諱莫如深。它們可以冷峻而無情地細細觀察，像外科醫生的手術刀那樣鋒利，像X光一樣地穿透一切，然後又立即發出戲弄成性的好奇心的閃爍反光。這雙眼睛，這雙從人的腦門下向外照射的「最最能說會道的眼睛」能說感情的一切語言。高爾基為它們找到了歷來最為傳神的一句話：「托爾斯泰的眼睛裡有上百隻眼睛。」 在這雙眼睛裡，也僅僅多虧這雙眼睛，托爾斯泰的臉才顯得天才橫溢。這位仰仗目光之人的全部聰明才智，全都千萬重地匯集在他的眼睛裡，就像那位仰仗思維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全都匯集在他隆起的大理石般的額頭裡一樣。托爾斯泰臉上的其他一切，鬍鬚和叢莽，只不過是深藏在此神秘的有吸引力的璀璨寶石的帷幕、護體和外殼。這兩個寶石把世界吸引到自己體內，又把世界從自己體內放射出去，是我們這個世紀所認識的宇宙的最精確的光譜。沒有什麼東西長得這麼微小，以至於這種晶體沒法把它看清；他的目光猶如蒼鷹，可以像飛箭似的俯衝下來，看清每個細節，還能同時居高臨下，看清宇宙遠處周邊的一切情景。它們可以像火焰般一直竄向精神層面的高處，也能夠目光如炬地掠過靈魂的陰暗地帶，直如掠過天上的王國。這兩個無線電的晶片有足夠的烈焰和純淨，可以在狂喜之際仰視上帝，有足夠的勇氣，可以審視虛無，審視這美杜薩[1]一般使人化成石頭的容顏。這雙眼睛無所不能，也許只有一點辦不到：那就是無所事事地閉目打盹，半睡半醒，享受純粹安息的快樂，享受睡夢的幸福和恩典。因為只要眼瞼睜開，這雙眼睛便必然會直視它的戰利品，冷峻清醒，不留情面，不抱幻想。它能穿透每一個妄想，揭露每一句謊話，摧毀每一種信仰：在這雙洞察一切的眼睛前面，一切都裸露無遺。因此當他拔出這柄鐵灰色的匕首，指向自己時，那就永遠極為可怕：因為它的鋒刃便無情地一直刺向心臟深處，給以致命的創傷。 誰若長了這樣一雙眼睛，就看得真切，世界和所有的知識全都為他所有。但是有了這樣一雙永遠真摯、永遠清醒的眼睛，也就永遠不會幸福。 * * * [1] 美杜薩，古希臘神話中的蛇發女怪，人若看見她的容貌，就會立即變成石頭。 勃勃生機及其對立面 我願活得長久，活得很久。 一想到死我的心裡便充滿了 一種孩子氣的，詩意濃郁的畏懼。 ——青年時代的書信 他天生體魄健壯，足可活上一百歲。骨頭堅實，充滿骨髓，肌肉結實，真像大熊一樣孔武有力：年輕的托爾斯泰躺在地上，可以單手把一個沉重的士兵托舉到空中。筋絡充滿彈性：不用助跑，就能像一個體操運動員似的輕而易舉地跳過最高的繩索。他游泳像條魚，騎馬像個哥薩克，割麥像個農夫——這樣鋼鑄鐵造的身體不知疲倦，只有在精神方面才有倦意。每根神經都繃得很緊，可以顫動不已，同時又像一把托勒多[1]佩劍，柔韌而又堅挺，每個感官都反應靈敏而快捷。在他生命力的圍牆上，沒有一個地方有道缺口，有個漏洞，有道縫隙，有個毛病。因此從來也沒有什麼嚴重的疾病曾經侵入過這粗壯結實的身軀：托爾斯泰的難以想像的身體，防範嚴密，抵禦每一種弱點，抗拒年齡衰老。 生機勃勃，沒有先例：新時代所有的藝術家放在這個長髯飄拂、像《聖經》里人物的身邊，放在這個像農民一樣野性十足的男性旁邊，就像女人或者懦夫。即使那些和他近似，也能活到耄耋之年依然創造不止的人，即使這些人，精神出行狩獵，身體也疲憊老邁。歌德（由於生日相同，也出生在八月二十八日，對世界有創造性的真知灼見，也一直活到八十三歲，從星象學的角度看，和托爾斯泰親如兄弟）活到六十歲早已畏風畏寒，身軀發胖，冬天小心翼翼地待在緊閉窗戶的房間裡；伏爾泰，早已身體僵化，更像一隻剝了皮的兇惡的鳥而不像人，坐在書桌旁一張張地亂塗亂寫白紙；康德邁著僵硬的腳步，費勁地踟躕在柯尼斯堡的林蔭道上，直如一個機械化的木乃伊；而托爾斯泰，這位精力充沛的老人，還呼哧呼哧直響地把他凍得發紅的身體浸入冰水之中，在花園裡拚命幹活，在球場飛快地追逐網球。托爾斯泰六十七歲時還好奇心切，想要學騎自行車，七十歲時還穿著滑冰鞋在一平如鏡的冰場上飛馳，八十歲時還每天做體操鍛煉肌肉，八十二歲時，在去世之前不久，在狂奔二十公里之後，他的坐騎停步不前或者不聽使喚，他還會揮動鞭子，抽打馬匹。好了，我們別再比下去了——十九世紀沒有一個人和他具有同樣原始的勃勃生機。 這株俄羅斯碩大無朋的橡樹，年代久遠，樹梢早已直衝天空，可是直到最後一個纖維都汁水充盈，沒有一支根莖鬆動。直到臨死的時刻眼睛不花，視力強勁：騎在馬上，他那好奇的目光都能看清從樹皮里爬出來的極微小的甲殼蟲的動作，不用望遠鏡能看清天上飛翔的老鷹。聽覺靈敏，寬大的幾乎像動物一樣的鼻翼嗅覺靈敏，盡情吸入：倘若一到春天，刺鼻的肥料夾雜著化凍的泥土的氣味向他襲來，這位白鬍子的漫遊者總會感到一種醉意，他還清楚記得往昔的這八十個春天，在這撲鼻而來的芳香之中，每個春天都有它獨特的氣流。這第一次噴涌而出的香味，他感覺得如此強烈，如此動人心魄，他突然感到淚如泉湧。這位老人筋骨強健的狩獵人的雙腿，穿著幾公斤重的農民高靴，踏著沉重的腳步，走過潮濕的土地。他的手並未因為年老衰邁、神經緊張而顫抖不已。他那訣別信里用的字體依然像是他少年時代所寫的大大的孩子氣的字體。他的精神和他的筋骨神經一樣，保養得很好，堅定沉著，不可動搖：談話時他依然壓倒眾人。他那精準已極令人生畏的記憶力記得每一個遺忘的細節。每次有人反駁：這位年邁的老人都會氣得眉毛直顫，朗朗的笑聲依然使他張開嘴唇，他的語言依然形象生動，他身上的鮮血依然涌流不息。有人在一次討論《克萊采奏鳴曲》[2]的會上責備這位七十歲的老人，在他這個年齡，很容易放棄情慾，這位筋骨強健的老人眼睛高傲而憤怒地發出光芒，反駁道，「這話說得不對，我的肉體依舊強勁有力，我還必須與之抗爭和搏鬥。」 只有擁有這樣一種不可動搖的勃勃生機他才能那樣不知疲倦地進行創作：在他六十年創作曠世之作的時間裡，沒有一年真正的閒暇時日虛度時光。因為他那樂於塑造的精神從來沒有休息，他那絕妙的清醒活躍的感官從未酣睡，或者舒舒服服地迷糊半刻。托爾斯泰直到老年，從未真正生過一場病，這位每天工作十小時的勞動者從未真正感到過疲憊，他的思維能力隨時準備工作，無需進一步提高。它們無需興奮劑，無需酒類或者咖啡來進行刺激；托爾斯泰無需火辣辣的東西或者肉體的享樂使自己亢奮起來——正好相反，他的嚴加約束的感官如此健康，如此飽滿，如此充溢，只要輕輕觸碰一下，就會使得他的感官顫動不已，只要加上一滴，就會使之滿溢出來。儘管托爾斯泰無比健康，他同時也是一個「極端敏感之人」——倘若沒有這種極度易怒動輒煩躁的性情，他又怎能做個藝術家呢！——他那完全健康的神經鍵盤只能輕柔地彈弄，因為這一鍵盤反彈的強烈使得每個感情衝動都變得十分危險。因此他害怕音樂（完全和歌德和柏拉圖一樣），因為音樂過於強烈地激起他感情的神秘莫測的深層的波濤。他自己承認：「音樂對我發生的作用非常可怕。」的確，當他全家圍坐在鋼琴旁邊，親切地側耳傾聽時，他的鼻翼開始令人心悸地翕動起來，眉毛緊蹙，一副抗拒的樣子。他感覺到「嗓子裡有一股奇怪的壓力」——突然之間他猛地轉過身，向房門走去，因為眼淚已奪眶而出。他有一次完全為自己的感情衝動而驚惶失措，這樣說道：「這個音樂究竟要我什麼。」不錯，他感覺到，音樂想從他那兒得到什麼東西，正想要從他身上取出他決心永不交出的東西，想要取出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秘密柜子里的什麼東西。現在這東西猛然發酵，直冒出來，大有溢過堤壩之勢。某種超級強勁有力之物開始活動起來，他對此物的力量和重量感到害怕。他感到自己內心深處，最深處，被這種肉慾所攫住，背離正道，被拽到錯誤的激流之中。但是正由於一種大概只有他自己熟悉得過分的程度，他憎恨（或者害怕）他自己的血液過分充溢，因此他對「女人」也始終懷著一種對於健康人而言極不自然的避世隱居者的憎恨。女人對他而言，「只有在完成母親的責任時，在品行端正、貞靜有德時，或者進入老年受人尊敬時」才是「無害的」——這就是說，與兩性關係無緣之時，他「一輩子都覺得兩性關係是肉體的沉重罪過」。對於這位反希臘人，對這位偽基督徒，對這位強迫的僧侶而言，女人猶如音樂，一概意味著邪惡，因為兩者通過肉慾，把我們從勇敢、堅定、理性、正義感等等與生俱來的素質，誤導開去。因為二者，女人和音樂，就像托爾斯泰神父日後將會在布道時規勸人們的那樣，把我們引向「肉體的罪孽」。女人們也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他拒絕交出來的東西；她們也能觸碰什麼他自己害怕喚醒的危險的東西——用不著多少聰明才智就能猜出這是什麼：那就是他自己強大無比的性慾。音樂——使得拴住他意志的紐帶鬆動：那個「動物」已經伸長了脖子想撲出來。女人們——已經使得一群獵犬發出嗜血的號叫，使勁搖晃著它們囚籠的鐵質欄杆。只有從托爾斯泰瘋狂的僧侶的驚恐，從他自己對健康歡快、赤裸自然的性慾感到的宗教狂熱的戰慄，可以預感到隱藏在他身上的驚惶失措的男性的旺盛情慾、動物似的男子的發情，這種情慾在他青年時期還曾肆無忌憚、漫無節制地發泄——他在契訶夫面前自稱為「一個不知疲倦的淫棍」，然後在拱頂的地窖里被強暴地幽禁了五十年，幽禁，但並不是埋葬；在他嚴格合乎道德的作品裡，只有一點暴露出這個過分健康者的性慾一輩子都過分強大：這一點便是他「對女人」、對誘惑者懷有的恐懼，他作為隱士，作為超級基督徒，大叫大嚷，使勁轉過臉去，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懼——實際上是對他自己看似漫無節制的情慾所心懷的恐懼。 托爾斯泰 列賓 繪 托爾斯泰在寫作 列賓 繪 人們隨時隨地都感到這點：托爾斯泰最害怕的莫過於他自己，害怕他那熊一樣的力氣。他有時候因為過度健康而感到幸福陶醉，但是不斷地害怕他感官野獸般無所顧忌的慾念會發作，使他的幸福感大為失色。當然他把自己的感官控制得很好，誰也無法和他相比，但是他知道：當俄國人不會不受到懲罰。 這是一個漫無節制的來自民間之人，崇尚放蕩生活的狂野分子，愛走極端的奴僕。因此他以意志的聰敏，讓自己的身體感到疲勞，因此他不斷地讓他的感官有事可做，讓它們逐漸停止運轉，給予它們毫無危險的消遣，往往空洞無物、博人一笑的遊戲。他揮動鐮刀，手扶犁杖，使出蠻勁，拚命幹活，使肌肉徹底疲勞。又做各種體操，使自己筋疲力盡；為了消除感官中的毒素，使得感官不再為害，他把自己精力過剩的危險逐出私人生活，使之進入大自然之中。凡是在室內生活中意志使勁控制住的東西，在大自然中可以自由奔放地大肆宣洩。所以他的激情中之激情乃是狩獵：狩獵時，一切感官，不論是明朗的還是陰暗的，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滿足。這位超過聖徒的托爾斯泰，陶醉於馬匹濃重的汗味、騎馬大膽狂奔的興奮、使得神經緊張的逐獵和瞄準的激動，甚至陶醉於野獸被射殺、倒地、鮮血直流、直翻白眼、目光呆滯的驚恐和痛苦（對於這位日後崇尚憐憫和同情的狂熱分子，這點真是難以想像）。有一次他狠狠地用大棒猛擊，打爛一隻狼的腦殼，他承認：「在這垂死掙扎的野獸的痛苦之中，我感到極度的狂喜。」從這聲嗜血之樂的洋洋得意的歡呼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他一輩子（除了他青年時代那些瘋狂放縱的歲月）拚命壓住的那些兇殘暴烈的本能。即使在他出於道德的信念，早已放棄狩獵的時候，看到田野里有隻兔子跳了出來，他的雙手也會抽搐起來，渴望射擊。但是他把這個慾念和其他任何慾念都堅定不移地強壓下去；最後他對肉體的感官上的快樂僅僅只限於觀賞和描摹活生生的東西——但是這依然還是一種多麼強烈和內行的快樂！每次他從一匹漂亮的駿馬身邊走過，幸福歡快的歡笑都使他咧開嘴唇，他簡直是色眯眯地輕輕拍打駿馬溫暖的絲綢一樣的肩膀，讓這股動物的搏動的溫暖從他的指尖上划過：一切純粹獸性之物都使他興奮。他可以一連幾小時著迷似的觀看少女的舞蹈，只是為了欣賞她們嬌媚身軀的優雅姿勢；倘若他遇到一個英俊的男人，一個女人，他就站住腳步，談話中忘乎所以，只是為了好好地端詳一下他們，並且熱情洋溢地呼喊：「人長得這樣美，真是奇妙無比！」因為他熱愛人的身體，把它視為盛放活生生的人生的器皿，光線的感覺靈敏的平面，熱烈奔流的血液的外殼，他熱愛人的身體擁有全部溫暖涌動的肉慾，把肉體視為生命的意義和靈魂。 是的，他是作為文學中最有激情的獸性崇拜者在熱愛他的身軀，猶如藝術家熱愛他的工具；他熱愛身體把它視為人的最自然不過的形式，他在他擁有原始力的身體裡熱愛自己，甚於在他腐朽衰敗、口是心非的靈魂中愛自己。他從頭到尾不論什麼形式什麼時候都熱愛他的肉體，這種自我性激情的第一份有意識的報告一直可以追溯到他兩歲的時候——這可不是筆誤！追溯到兩歲時——這點必須強調，以便大家理解在托爾斯泰身上，每一個回憶在時間洪流的沖刷下，如何像卵石一樣，清晰可見，光澤鮮亮，輪廓分明。歌德和司湯達記不大清楚七八歲時候的情形，而兩歲的托爾斯泰已經像日後的那位藝術家一樣，各種感官都凝聚起來進行感受。諸位請閱讀一下關於他最初的身體感覺的這段描述：「我坐在一隻木頭的浴盆里，完全包裹在一種液體散發出來的我剛剛接觸到的，但並不使人不舒服的氣味里，人家就用這種液體拭擦我的身體。我得到的極可能是一種秕糠泡的水。這件事好不新鮮，給我留下印象，我十分愉快地第一次發現我小小的身體前胸是明顯的肋骨，我的保姆光滑的深色的面頰，和她捲起的袖子，也發現熱氣騰騰的秕糠水和這水的氣味，最強烈的是光滑的浴盆給我的印象，我只要用我的小手摸摸浴盆，我就感到它的光滑。」 讀了這段描述，把他這段童年時代的回憶根據其感覺的地區來分解和整理，就能驚訝地發現，托爾斯泰還是一個兩歲的幼小孩子就能夠以包羅萬象的感官清醒地正確地掌握周圍的世界：他「看見了」保姆，「聞到了」秕糠，「區別開」這新鮮的印象，「感覺到」水的溫熱，「聽見了」輕微的聲音，「摸到了」木盆邊的光滑。不同的神經末梢同時覺察到的所有這些感覺全都匯集到身體的「十分愉快」的自我觀察之中，身體便成為接納一切人生感覺的唯一會引起同感的平面。於是我們就理解，感官的吸盤多麼早就在這裡已經抱住人生。世界千姿百態的印象就已經多麼強烈、多麼精準地侵入托爾斯泰這個孩子，化為清清楚楚的印象。我們這樣就可以衡量，等到托爾斯泰變為成年人，會如何把每個印象都細緻敏銳地加以區分，另一方面又把他們提高升華。這樣這個在狹小的浴盆里對自己微小的身體所感覺到的小小的遊戲般孩子氣的愜意必要時就會擴大為一種狂野的幾乎會是劇烈的人生的慾念，完全和這個小孩一樣把里里外外、世界和自我、自然和人生都攪拌成獨一無二的、頌歌般的心神陶醉的感覺。的確如此，這種把自己混同於宇宙的精神恍惚，有時候使得這個完全成年的詩人感到一種強大的醉意；諸位請閱讀吧，這位身軀沉重的男子有時候如何站起身來，走出家門，進入林中，仔細觀賞世界。這個世界在千百萬人當中把他挑選出來，讓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強烈、更加內行地感覺這個世界；他如何突然以心醉神迷的姿勢，挺起胸膛，甩開雙臂，就仿佛他能在這狂風呼嘯的空氣里抓住使他內心感動不已的無限之物；或者，他如何被自然界最微小之物和包羅萬象的宇宙同樣地震撼，彎下腰去，溫柔地把孤零零的一株踩倒的薊草扶正或者激情滿懷地觀看一隻蜻蜓在飛來飛去，然後，受到朋友們的注意觀察，他趕快別過臉去，不讓人家看見他已淚如泉湧。當代詩人沒有一個，便是惠特曼[3]也算在內，曾這樣強烈地感到塵世的肉體器官所體會到的這種肉體上的快樂，像這個俄國人一樣，他具有潘神[4]那樣強烈已極的性慾和一位仿古的天神那種巨大的普遍存在的特性。大家理解他驕傲的、感情過於奔放的話：「我自己就是大自然。」 這位強壯無比枝繁葉茂的人深深地植根於他的莫斯科大地，自己便是宇宙中的一個宇宙，因此不可動搖：有人認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撼動他那強大的世俗性。但是大地，經地震儀驗測，有時也會震動，所以托爾斯泰在人生的中途，有時候也會感到不安，搖搖晃晃地直跳起來。突然間他眼睛發直，感覺搖晃，沒著沒落。因為有什麼東西進入他的視野，他把握不住，這東西置身於溫暖的身體和生活之外。他不理解，儘管他所有的神經全都緊張起來——這東西對於他，對於這個感性之人不可理解，因為這不是這個地球上的東西，是個他無法吸住無法融化的東西。它拒絕被人觸摸，被人測量，拒絕被置於任何時候都饑渴難耐的世界感覺之中。因為怎麼能夠抓住恐懼的思想，它突然之間把現象的圓滿的空間砸爛。怎麼能夠設想，這些涌流不息不斷呼吸的感官突然之間會喑啞無聲，又啞又聾，手會毫無感覺，這赤裸裸的、完好無損的身體，現在還周身血液暢通，會變成蛆蟲飽啖的食物，冷如岩石的骷髏？倘若今天或者明天，這一片虛無，一片黑暗，一片模糊，這不可抗拒之物也發生在他身上，倘若這感覺不到，卻又確實存在之物，發生在這個方才還精力充沛、精血旺盛的人身上，那會怎樣？每當托爾斯泰想到人世無常，他周身血液就停止流動。最初邂逅人世無常，還是在他孩提時期：他被領到母親的靈床旁邊，那裡躺著一具又冷又僵的東西，昨天還是個活生生的人。這番景象他八十年都未能忘懷，當時他還不能用感情和思想來解釋這一景象：五歲的孩子發出一聲大叫，一聲刺耳的驚叫，發瘋似的心驚膽戰地逃出了房間，身後跟著所有令人驚恐的復仇女神。死亡的思想總是這樣突然向他擊來，猶如一下猛擊或者一下把他勒死，他的哥哥死去，父親和姑媽相繼死去：死神的這隻冰冷的手總是這樣冷颼颼地掠過他的脖子，把他的神經紛紛扯斷。 1869年，還在他的危機爆發之前，但是危機很快就要爆發，他描述了這樣一次突擊的白色恐懼。「我試圖躺下睡覺，但是剛剛躺平，恐懼又使我霍地跳起身來。這是一種害怕，就像害怕嘔吐，不知什麼東西把我的生活扯成碎片，但沒有把它完全扯斷。我試圖再一次睡覺，但是恐懼還在，又紅又白，什麼東西扯碎了我的內心，但是還把我連在一起。」可怕的事情發生了：還在死神哪怕只把一根指頭觸及托爾斯泰的身體之前，在他真正死亡前四十年，死亡的預感已經侵入到這個活人的靈魂之中，再也不能把它完全驅逐出去。夜裡巨大的恐懼就坐在他的床上，咬齧著他人生歡樂的肝臟，蹲在他書籍的篇頁之間，猛啃那些業已腐爛的黑色的思想。 諸位請看：托爾斯泰擁有超人的勃勃生機，他也擁有對死亡的超人恐懼。若把他對死亡的恐懼說成神經的恐懼，譬如把它比作諾瓦利斯由於神經衰弱產生的恐懼，萊瑙[5]由於憂傷而產生的陰影，比作埃德加·愛倫·坡的恐懼症，那就未免勉強了一些——不然，這裡爆發出來的是純粹動物般赤裸裸的，一種野蠻的恐懼，一種明顯的驚恐，一場驚嚇的風暴，一種人生的意義受到騷擾的驚慌失措。托爾斯泰在死亡面前不像一個男子氣十足富有英雄氣概的人物受到驚嚇，而仿佛是被燒紅的烙鐵在身上燒下了烙印，從此終身成為這種恐懼的奴隸。他驚跳起來，尖聲號叫，難以自控：他的驚恐完全是作為野獸般殘暴的驚嚇，作為休克般的震驚爆發出來——這是一切上帝的造物轉化為人的原始的驚嚇。托爾斯泰不願被這種思想攫住，他不願意，他拒絕，他像一個即將被人勒死的人，伸開雙臂雙腳予以抵抗；因為我們別忘了，托爾斯泰是在一種無比安全的情況下完全出乎意料地遭到襲擊。這頭莫斯科的大熊在生與死之間從未經歷過任何過渡時期——死亡對於一個身體這樣健康的人絕對是個陌生的異物，而對於普通人通常在生死之間往往還有一條經常來往的橋樑：那就是疾病。其他人，五十歲上下的普通人，他們身上，或在大部分人身上都潛伏著一些死亡。死亡臨近對於他們而言並非完全陌生的東西，不再是意外：因此他們面對死亡的初次強勁有力的襲擊不會這樣失去自控，感到不寒而慄。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蒙住眼睛，站在一根木樁旁，等待著子彈射來；每個禮拜癲癇病發作，倒地痙攣，作為一個習慣於受苦受難的人，他比那個完全渾然不覺、精力充沛、無比健康的人，更能直面死亡的思想而不失態；所以那種完全消散、幾乎可說是可恥的恐懼的投影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也就不會像落在托爾斯泰身上那樣冷冰冰地一直浸入血液之中。托爾斯泰只要一感到死亡接近立即開始渾身哆嗦。他只有在自己生意盎然之際，感覺到他的自我，只有在「人生的醉意」之中，才充分感到人生的全部價值。對他而言，自己的活力稍稍減少，就意味著罹患一種疾病（三十六歲他就自稱為「一個老人」）。正因為他有這種敏感性，死亡的思想一觸及他就像讓他挨了一槍。只有這樣生機勃勃地感受到存在的人，才能絕對充分地這樣強烈地害怕不復存在；正因為在這裡一種真正妖魔般的生活的力量奮起反抗一種同樣妖魔般的死亡的恐懼，所以在托爾斯泰身上才爆發這樣一場古希臘神話中那種巨人和神祇之間的鏖戰，也許是世界文學中存在於生與死之間的最宏大的一場鏖戰。因為有巨人般天性的人，才能進行雷霆萬鈞的反抗：像托爾斯泰這樣的一個主宰似的人，一個意志堅強的大力士，絕對不會隨隨便便地在虛無面前投降——在第一次驚恐之後，他立即振作起來，鼓起全身肌肉，以便戰勝突然跳將出來的敵人：不，一個擁有像他這樣勃勃生機的人不會不進行戰鬥便承認戰敗。他剛從第一次驚恐中緩過勁來，便躲進哲學之中，扯起吊橋，從他邏輯的武庫中射出飛石，投向那視而不見的敵人，為了把這頑敵驅走，表示輕蔑便是他進行的第一次反抗：「我不可能對死亡感興趣，主要是出於這樣的理由，因為只要我活著，它就不存在。」他稱死亡「不可置信」，傲氣凌人地宣稱他「並不害怕死，只是害怕死亡的恐懼」。他不斷地（長達三十年之久！）保證，他不怕死，沒有膽戰心驚地想到死。但是他騙不了任何人，也騙不了自己。毫無疑問，心靈感覺的安全壁壘在恐懼的神經官能症第一次衝擊下已被衝破。托爾斯泰五十歲起只是在他從前的生機勃勃的自信心的廢墟上進行戰鬥。他步步後退，不得不承認，死亡並非只是「一個幽靈」，一個豎立起來「嚇唬人的稻草人」，而是一個極端值得尊敬、不能僅憑話語就嚇唬住的對手。於是托爾斯泰便嘗試，在不可避免的短暫消逝的過程中，是否還能繼續存在，既然和死亡鬥爭不可能生存，那就和死亡並存。 多虧這種遷就順從的態度，這才開始了托爾斯泰和死亡的關係中的第二階段，如今是富有成果的階段。他「不再掙扎著」反對死亡的存在，也不再痴心妄想用詭辯術驅走死亡——於是他設法，把死亡安排到他的生活之中，和他的生命的感覺融為一體，鍛煉自己接受這不可避免的事情，「習慣」於死亡。這位生機勃勃的巨人承認，死亡是不可戰勝的，但是對死亡的恐懼並非不可戰勝：於是他便動用全部力量，只是反抗這種恐懼。就像西班牙的特拉普苦修會[6]修士，每天夜裡都睡在棺材裡，為了扼殺自己心裡的任何恐懼，托爾斯泰也每天頑強地鍛煉自己的意志，不斷自我暗示一句警句：要記住你是要死的[7]；他強迫自己，不斷「以他靈魂的全部力量」去想死亡而不怕死。從此以後，他每篇日記都以三個神秘的字母開始：W.i.l.（德文：Wenn ich lebe，「當我還活著」的縮寫）；一連幾年，每個月都記著「我正接近死亡」，他使自己習慣於直視死亡。習慣驅逐陌生感，戰勝恐懼——就這樣三十年來和死亡的鬥爭從外部轉入內部，從敵人變成一種朋友。他把死亡拉到自己身邊，拉到自己心裡，把死亡變成他人生的一個心靈的組成部分，以便這原來的恐懼轉化為「零」——「用不著去對死亡沉思默想，但必須看到它就在前面。這樣整個人生就變得更加壯觀華麗，更加重要，真的更有收穫，更加歡快。」這樣就變壞事為好事——托爾斯泰把他的恐懼客觀化，從而克服了它（藝術家永恆的救星！）；他把死亡和對死亡的恐懼從身邊推開，把它們放在別人，放在他自己創作的人物身上。於是起先似乎會起毀滅性作用的東西，只是變成了生活的深化，極端意想不到的是，竟成了他藝術的最了不起的升華：多虧他那驚恐萬狀的徹底研究，多虧他在想像中千百次死亡，恰好是這個最富激情的生機旺盛的人，變成了最為內行的死亡描述者，變成了一切曾經描寫過死亡的人當中的大師。驚嚇，永遠是驚嚇，趕在現實之前，永遠是驚嚇，裝上想像的翅膀，比遲鈍的模糊的健康狀況更具獨創性——一種如此令人毛骨悚然、驚慌失措、十幾年之久一直清醒著的原始的驚恐，一個強勁有力者的神聖的恐怖和驚慌失措又會是什麼樣子！多虧這種恐懼，托爾斯泰認識肉體消亡的一切症狀，認識死神塔納托斯[8]的刻刀在漸漸死去的肉體上刻下的每一根線條、每一個記號，認識正在逝去的每一個靈魂的戰慄和驚恐：這個藝術家強烈地感到他自己的知識向他發出的呼喚。伊萬·伊利奇[9]臨死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號叫「我不願死」「我不願死」，列文[10]的哥哥慘不忍睹的死去，在他一系列長篇小說中描寫的千姿百態的辭世場景，《三死》[11]——所有這些彎下身子在意識的最外邊細心諦聽，這是托爾斯泰在心理學上最偉大的成就，要是沒有他親身經歷那場災難性的震撼，要是沒有他親身經受的驚嚇使他徹底魂飛魄散，上面的一切全都不可想像。為了描寫這上百個死亡場景，托爾斯泰不得不上百次在他遭受損害的靈魂里把他自己的死亡直到思想的最精微的纖維都予以事先經歷、事後經歷、一同經歷：只有這種事先預感到的恐懼，把他的藝術從平面的，從僅僅對現實進行觀察和描摹，引入認知的深處；只有這種恐懼教會他像魯本斯[12]那樣在描繪了豐富的感性現實之餘，還會在悲劇的陰影之中，從內部投射出仿佛是先驗性的倫勃朗[13]光線。只因為托爾斯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強烈地在活著的時候就預先經歷過死亡，他就比任何人都更加栩栩如生地為我們大家描繪了死亡。 每一個危機都是命運給予進行創造者的一項饋贈：就這樣，在托爾斯泰的世界精神態度里最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更高的平衡，就像在他的藝術里一樣。各種對立互相滲透，生命的樂趣及其可悲的對手之間可怕的爭鬥讓位於一種明智的和諧的相互諒解。完全本著斯賓諾莎[14]的本義這種終於平息下來的感情完全靜止於最終時刻的恐懼和希望之間飄忽不定的狀態當中：「害怕死亡，這樣不好；期盼死亡，這也不好。應該把天平的橫樑安置於准心正中，一邊也不翹起：這就是人生最好的條件。」 可悲的不諧和音終於和諧起來。老年的托爾斯泰不再仇恨死亡，也並不急於和死亡相見；他不再逃避死亡，也不再和死亡拚死搏鬥：他只是在溫和的沉思默想之中夢見死亡，就像一個藝術家在想像中設想他那雖然視而不見，卻已實在存在的作品。因此，恰好是他最後的時刻，他那害怕已久的時刻贈送給他完美無缺的恩典：一個像他的生一樣宏偉壯麗的死，他所有作品中的作品。 * * * [1] 西班牙的托勒多地方，以盛產優質刀劍聞名於世。 [2] 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 [3] 沃爾特·惠特曼（1819—1892），美國詩人，其代表作是《草葉集》。 [4] 潘神，希臘神話中司羊群和牧羊人的神。 [5] 萊瑙（1802—1850），奧地利詩人，1832年出版了《詩集》，曾被稱為「德意志的拜倫」。 [6] 特拉普苦修會，天主教的一個修會，十七世紀創建，以教規嚴酷聞名於世。 [7] 原文是拉丁文。 [8] 塔納托斯，古希臘神話中的死神。 [9] 伊萬·伊利奇，托爾斯泰的小說《伊萬·伊利奇之死》的主人公。 [10] 列文，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人物。 [11] 《三死》是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敘述一個貴婦人、一個農民和一株白樺的死。 [12] 彼得·保羅·魯本斯（1577—1640），佛蘭德斯畫家。 [13] 倫勃朗·哈爾曼松·梵·萊因（1606—1669），荷蘭偉大畫家。 [14] 巴魯赫·德·斯賓諾薩（1632—1677），猶太裔荷蘭籍哲學家，與笛卡爾和萊布尼茨齊名。 藝術家 除了產生於創造的樂趣，別無真正的樂趣。 人們可以製造鉛筆、皮靴、麵包和孩子，那就是製造人，不創造便沒有真正的樂趣，便沒有不和恐懼、苦難、良心譴責和羞恥相連接的樂趣。 ——書信 每一部藝術作品只有在讀者一旦忘記它是杜撰而成的作品，感覺它的存在便是現實時，才算達到了最高的境界。托爾斯泰的作品創造的這種崇高的錯覺往往達到完美無缺的地步。這些小說給我們的印象在感情上是如此逼真，誰也不敢估計，它們是編造出來的，人物純屬虛構。讀他的作品，大家只認為，是透過一扇洞開的窗戶望到現實的世界之中。 因此，如果只有托爾斯泰這類的作家，那麼大家很容易受到誤導，認為藝術只不過是一些簡單不過的東西，寫作只不過是對現實的仔細複述而已，完全是照樣描摹，毫無更高的精神操勞，只需要，按照托爾斯泰自己說的話說：「只要一種否定的特性：不要撒謊就行。」因為這個作品以一種動人心魄的不言而喻的樣子，一種自然風景的天真淳樸的神氣，出現在我們眼前，令人陶醉，豐富多彩，儼然又是一個大自然，和真正的大自然同樣真實。在托爾斯泰的敘事文學中，憤怒，創作的發情期，磷光閃閃的各種幻象，這一切神秘莫測的力量似乎全都多餘，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大家認為，不是醉意醺然的妖魔，而是一個神態冷靜、頭腦清晰的人，通過實事求是的觀察，堅定不移的描摹，毫不費勁地製作了現實的一幅複製品。 但是在這裡正好是藝術家的完美無缺欺騙了人們感激不盡樂享其成的感官，因為有什麼比現實更加難以複製，有什麼比達到清晰更加費勁？原稿證明，列夫·托爾斯泰根本不是輕而易舉獲得一切饋贈的作家，而是最為崇高最有耐心的艱辛勞動者。他繪製的無比恢弘壯麗的世界畫卷是藝術精湛精心製作的馬賽克，由千百萬次精微細緻的個別觀察匯成的不計其數的色彩繽紛的細小石塊鑲嵌而成。那部卷帙浩瀚長達兩千頁的史詩《戰爭與和平》[1]曾七易其稿，草稿和筆記裝滿了幾大木箱。每一個歷史事件的局部、每一個感性印象的細節都遍查文獻，求得考證：為了樸實客觀地對波羅蒂諾戰役[2]進行精準的描寫，托爾斯泰花了兩天時間手裡拿著參謀總部的地圖，騎馬踏遍這個戰場，乘坐火車到幾公里外去探訪一位尚還健在的參戰戰士。為了求得小小的一段添加風采的插曲，他翻閱各種有關書籍，查遍許多圖書館，甚至要求一些貴族家庭和檔案館向他提供業已湮滅無聞的文件和私人書簡，只是為了拾起一丁點真實情況。就這樣年復一年，由上萬個、幾十萬個微小的觀察形成的這些小小的水銀珠子就積累起來，直到它們漸漸彼此融合，變成渾圓純淨的一個大的圓珠，沒有縫隙，完美無缺。完成了追求真實的鬥爭之後，便開始為明晰而搏鬥。就像波德萊爾[3]這位抒情詩方面追求形式完美的藝術家，他對自己的每一行詩都要推敲再三，不斷加工，托爾斯泰也以追求完美的藝術家的狂熱對他的散文錘鍊再三，加油潤滑，使之靈活。在這部兩千頁的巨著中，一個顯得累贅的句子，一個不太合適的形容詞都會使他大為不安。他會驚慌失措地在校樣發出後又向莫斯科的排字工人發出電報，要求停止印刷，以便他還能把那個不妥的音節的聲調改動一下。於是這第一次的印刷稿就再次扔進精神的蒸餾器里，再度融解，再一次塑造成型——不，任何藝術都不是一蹴而就，就是托爾斯泰的這個看上去似乎自然天成的藝術，也並非毫不辛苦。足足七年之久，托爾斯泰每天寫作八小時、十小時——因此，即便是這位神經最為強健的男子，在寫完他每部宏偉的長篇小說之後總會心力交瘁，突然胃部失和，精神不濟，他不得不離家前往絕對孤獨的去處，遠離一切文化，進入草原，到巴什基爾人那裡去，住在茅草屋裡，通過一種馬乳酒療法，又獲得心靈的平衡。恰好是這位荷馬似的敘事作家，這位最為自然、水樣清澈、幾乎可說是民間風格的通俗易懂的敘訴者，骨子裡實際上是一位要求很高、很難滿足、苦心孤詣、孜孜不倦的藝術家。（還有其他人嗎？）但是一切恩典中，最大的恩典是——創作的艱辛隱藏在作品完美的狀態之中，不為人所看見。托爾斯泰的藝術仿佛來自永恆，沒有源頭，沒有年齡，就像大自然自己，他的藝術根本就不再像是我們這個時代之中可以感覺到的散文，同時又超越一切時代。他的散文在任何地方，都不具有某個時代的清楚可辨的印記。倘若他的長篇小說不加作者的名字，初次落到什麼人手裡，誰也不敢確定，它們產生於哪個年代，哪個世紀，它們就是這樣意味著純粹是不拘時代的作品。關於《三位長老》[4]和《一個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5]的民間傳說完全可能是與《路得記》和《約伯記》[6]同時誕生，也就是在發明印刷術之前一千年，在有文字之初的時候產生的，伊萬·伊利奇[7]的垂死掙扎，《波利庫什卡》或者《亞麻布丈量者》[8]既屬於十九世紀也可屬於二十世紀和三十世紀，因為同時代的心靈在這裡找不到時代精神的印記，像在司湯達、盧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裡那樣，而是原始的、隨時可見的、不發生任何變化的靈魂——在這裡找到了塵世的氣息，找到了原始的感覺、原始的恐懼，人在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之前感到的原始的孤獨。正像在人類絕對的空間之中，他那均勻穩定的高超技能在創作時間的相對空間裡，也消除了時間的差異。托爾斯泰從來無需去學習他的敘事藝術，也從來沒有荒疏他的敘事藝術，他那自然造就的天才既無進步，亦無退步。二十四歲的托爾斯泰在《哥薩克》[9]這部小說中作出的風景描述，和《復活》一書中那光彩奪目令人難忘的復活節清晨的描述，雖然寫作時間相隔六十年，橫亘著一代人輝煌的一生，卻都呼吸著直接來自大自然的同一股從不枯萎的，所有的神經都能感覺到的新鮮氣息，都可用手指觸及這無機而又有機的世界的這同一個形象生動鮮明的一切。所以在托爾斯泰的藝術里，既沒有學習也沒有荒疏，既沒有上升也沒有過渡，半個世紀之久，這藝術保持著同樣實實在在的完美無缺的狀態。托爾斯泰的作品在柔軟而又變化無常的時代里，也像上帝面前的岩石，嚴肅而又堅固，每根線條都強硬而又不可更改。 托爾斯泰（1891年） 列賓 繪 托爾斯泰在讀書（1891年） 列賓 繪 但是恰好多虧這種平穩均勻，因而絲毫也不強調個人的完美無缺的特點。人們在他的作品裡幾乎感覺不到藝術家就近在咫尺一同呼吸：托爾斯泰並不是作為一個幻想世界的編造者出現，而僅僅是一個直接的現實世界的報道者。的確如此，我們有時有些畏縮，不敢稱托爾斯泰為詩人[10]，因為詩人這個激起迴響的字，不由自主地表示與眾不同，表示人性的升華的形式，神秘莫測地與神話和魔法相連。托爾斯泰則相反，絕不是一個「更高級人物」的典型，而是一切人世間事物的典範。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超越可以理解、感覺清晰、清楚明顯之物的狹小範圍；但是在這個尺度之內，他卻達到了多麼超群出眾的地步！他並沒有運用尋常特性之外的任何特性，沒有音樂的特性，也沒有魔術的特性，但是這尋常的特性卻加強到聞所未聞的程度：他只是在心靈方面起著更加強烈的作用，他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聽得更清晰，嗅得更遙遠，感覺更內行，他記得更長遠的事情，更合邏輯，思維更加迅速，更富聯想，更加精準，簡而言之，每一個人性的特性在他體內無比完美的器官里比在一個普通人身體構造里要強勁上百倍。但是托爾斯泰從未越過正常的界限（因此很少有人敢把「天才」一字用在他的身上，而這個字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是不言而喻的）。托爾斯泰從來也不像是有妖魔給以靈感，有不可理解的事物相助，這種與大地相聯結的想像力怎麼可能在「就事論事的記憶力」之外，杜撰出什麼與普遍人性相悖的東西，因此他的藝術一直實實在在，專業性強，清清楚楚；純屬人性，是一種白天的藝術，一種提高了的現實；因此，人家都說，他要是敘述，就不是聽見一個藝術家在講話，而是事物自己在講。人和動物從他的作品中出來就像從他們自己溫暖的住處出來；人們感到，沒有一個激情似火的詩人在它們背後趕著，催促它們，驅趕它們，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用一根寒熱的鞭子鞭打著他筆下的人物，讓他們狂呼亂叫地衝進他們激情迸發的競技場。托爾斯泰敘述時，聽不見他的呼吸。他敘述起來，就像礦工攀登一座高山：步履緩慢、均勻，拾級而上，一步接著一步，沒有跳躍，不會急躁，沒有疲勞，沒有虛弱；因此我們也就亦步亦趨地跟著他走，非常放心。大家不動搖，不懷疑，也不疲勞，牽著他堅強有力的手，一步步爬上他史詩碩大高聳的山岩，地平線逐漸展開，眼前的全景也隨之擴展。小說中的事件只是緩緩鋪開，遠處的景色逐漸明朗。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按照不可避免的鐘表一樣地準確逐一發生，就像清晨日出，一寸一寸地把一道風景從下向上，慢慢照亮。托爾斯泰敘述起來，非常簡單，完全平鋪直敘，就像最早的那些敘事文學作者，那些古希臘的漫遊詩人、詩篇作者和編年史家講述他們的神話、傳說。那時在人群當中還沒有焦躁不耐的情緒，大自然和它的創造物還沒有截然分開，還沒有人文主義的等級制度，把人和動物、植物和石頭倨傲地區分開來，詩人還對最渺小的和最強大的人物表示同樣的敬畏和欣賞。對於托爾斯泰而言，一頭行將斃命的狗哀號抽搐和一個掛著勳章的將軍的死亡或者一株大樹被風吹倒漸漸枯萎，三者之間毫無區別。不論美醜，動物還是植物，純潔還是污穢，魔力還是人性，所有這一切，托爾斯泰都以同樣觀賞繪畫的目光，可是又是洞察靈魂的目光來觀看——人民把玩著這句話，似乎想要區別，究竟他是把人化為自然還是把自然化為人。因此塵世間沒有一個領域對他而言是緊閉深鎖的，他的感情從一個嬰兒玫瑰色的肉體一直滑到馬廄里一匹疲勞過度的馬兒身上瑟瑟顫抖的皮膚，從一名村中農婦粗布的衣裳滑到顯赫無比的統帥的制服，就憑著來自深度秘密的、觸及皮肉的感覺而生的一種難以理解的把握，他對每一個身體、每一個靈魂都同樣深知就裡，了解透徹。女人們往往驚慌失措地問道，這個男人怎麼能把她們隱藏極深、別人無法體驗的身體上的感覺仿佛從皮膚底下發掘出來加以描繪，諸如母親奶水太旺，乳房發出一陣陣脹痛，或者一個年輕的姑娘初次參加舞會，裸露的雙臂感到一絲絲令人愉悅的涼意。倘若能給動物嗓子，讓它們把驚訝化為語言，它們一定會問，托爾斯泰是憑著哪些陰森可怕的本能，猜出一頭獵犬在嗅到近處有野山鷸的氣味時感覺到的折磨它的樂趣，或者他怎麼能猜出一匹純種良馬在起步時只有用動作表現出來的本能的思想——諸位請閱讀一下《安娜·卡列尼娜》一書中那場狩獵的描寫——細節的覺察表現出來的想像力極為精準，以描繪的方法預見了從布豐[11]到法布爾這些[12]動物學家和昆蟲學家的一切實驗。托爾斯泰在觀察時的精確，不受塵世間等級劃分的限制：他在愛情方面沒有偏愛。在托爾斯泰公正不阿的眼睛裡，拿破崙並不比他麾下最卑微的士兵地位更高，而這名士兵也並不比跟在後邊狂吠的小狗和這條小狗的爪子踩過的石頭更重要。在塵世圈子裡的一切，個人和群眾，植物和動物，統帥和農夫，作為感性的電磁波，帶著同樣的水晶般透明的均勻的光線，湧入他的感覺器官之中，然後又同樣有條不紊地涌流出去。這就賦予他的藝術以任何時候全都真實的大自然的均勻，賦予他的敘事文學那種像大海一樣單調卻又壯麗輝煌的節奏，這種節奏一再喚起荷馬的名字。 誰看到這麼多東西，看得如此完美，根本用不著再杜撰什麼東西，誰若這樣富有詩意地進行觀察，不用再臆造什麼。他是一個頭腦絕對清醒的藝術家，和幻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他不需要在任何地方跨過現實世界的門檻，進入異乎尋常的地界；他並不從一個超乎塵世的幻想空間去取得一些事件，只是挖掘普通的大地，在尋常人們身上挖出他大膽的放肆的坑道。在人性方面，托爾斯泰完全沒有必要去觀察不合情理的、病態的性格，或者甚至超越他們。像莎士比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在上帝的野獸之間，在愛麗兒們和阿廖沙們、凱列班[13]們和卡拉馬佐夫們之間再神秘莫測地變魔術似的變出一些中間狀態的東西來。最最平凡、最最平庸的農家小伙子將變成那個只有他才達到的深處的秘密：單單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夫，一個士兵，一個酒鬼，一隻狗，一匹馬，任何什麼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最最廉價的人員，不是什麼珍貴的靈魂，對托爾斯泰而言，就足以成為進入他那心靈王國的最為深奧的坑道。托爾斯泰就在這些完全平庸無奇的人物身上發掘出一些心靈上聞所未聞的東西，並不是對他們加以美化，而是對他們深入發掘。他的藝術品只說這一種現實世界的語言——這是他的局限，可是他說這種語言比他之前任何一個詩人都說得更加精彩絕倫——這就是他的偉大。對於托爾斯泰而言，美和真是一回事。 可是他是——再說一遍，說得更加清楚明了——一切藝術家當中最會觀察的一個，但並非預言家，是一切現實世界的報道者當中最出類拔萃的一個，但並非想像力豐富的詩人。托爾斯泰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通過神經，也不像荷爾德林或者雪萊那樣通過幻想來取得他精心設計的感覺，而僅僅是通過他像光線一樣四下放射的各種感官協調工作。這些感官就像蜜蜂一樣不斷傾巢出動，給他不斷帶來嶄新的五彩繽紛的觀察而得的花粉，這些花粉接著在激情四射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之中醞釀發酵，變成藝術作品金色流質的蜂蜜。只有他的感官，他的奇妙馴從、視力清晰、聽力聰明、神經堅強，可是觸覺銳敏、精確校準、極度敏感、幾乎像動物一樣嗅覺靈敏的各種感官，給他帶來每種現象的感性物質的從無先例的材料。這位沒有翅膀的藝術家的神秘莫測的化學就把這種材料同樣緩緩地轉化為靈魂，就像一位化學家耐心地從植物和花朵中蒸餾出醚類的物質一樣。小說家托爾斯泰的非同尋常的簡樸來自驚人的無法計算的千百萬種個別觀察的多種多樣。就像一名醫生，托爾斯泰先從個別人的總體概貌，清點其所有身體的特點開始，然後再把敘事的蒸餾過程運用到他長篇小說的整個世界中去。「您根本無法想像，」他有一次寫信給他的朋友，「這種準備工作對我是多麼困難，必須先把我打算播種的田地徹底耕耘一遍。設想一下——一再仔細設想，打算動筆撰寫的，篇幅極為巨大的作品中的所有還有待於形成的人物都會發生什麼事情，的確困難得要命。先要設想這麼多行動，再從當中選出百萬分之一，這的確極端困難。」既然在每個人身上重複進行這個更多是機械過程而不是幻想過程，諸位請計算一下，在這個憑耐心碾磨的磨坊里得要磨碎多少粒灰塵，它們又將如何重新組合。每一個細節、每一個人都來自上千個細節，每一個細節又由其他無限微小的局部組成，因為托爾斯泰憑著一把放大鏡的冷靜凝練、堅定不移的公正態度，仔細審核著每一個性格學上的特徵。按照霍爾拜因[14]風格，譬如把一個嘴巴，一筆一筆地描繪出來，用個體的一切異常特點，把上嘴唇和下嘴唇分開，在某些心情波動的狀況下，嘴角的每一次牽動全都仔細記了下來，畫出微笑和憤怒的皺摺的樣子；然後才慢慢地把這嘴唇的顏色添加上去，用看不見的手指感覺一下它豐滿和結實的程度，遮住嘴唇的口髭投下的淡淡的陰影，才十分內行地插了進去——可是這一切才只完成了初稿，只完成了嘴唇的肉體部分，然後將補充嘴唇的性格功能，通過說話的節奏，嗓音的典型表達，一種特別的功能便有機地賦予這特殊的嘴巴。就和一個嘴唇一樣，他繪製的解剖學地圖裡，鼻子、面頰、下巴和頭髮都以一種令人心悸的極端縝密細心的態度確定下來，一個細節和另一個細節，環環相扣，一絲不差，所有這些觀察，聽力的、語言的、光學的、運動的觀察全都放在藝術家的看不見的實驗室里再一次加以對比，認真斟酌。然後，通盤安排的藝術家才從這數量驚人的細節觀察中抽出根來，令人頭暈目眩的大量細節經過篩選，取出精華——這樣從數量驚人的觀察取得極為少量的結果。 因為，只有當一切感性的東西從幾何學上說都精準地確定下來，身體完成了，這個泥人，這個從視覺設計完成的人才開始說話，開始呼吸，開始生活。在托爾斯泰這裡，永遠是靈魂、精靈、上天的蝴蝶捕捉在細如蛛絲的觀察組成的有萬千網眼的網裡。而在他天才的對手，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長著慧眼的人那裡，個性形成的過程正好相反：都從靈魂開始。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靈魂是第一位的，而身體則是像昆蟲的外衣松松垮垮，輕飄飄地附在靈魂的通體透亮、火紅燃燒的核心上面。在極端幸福的時刻，靈魂可以燒透肉體得以升華，飛升到感性的天空之中，飛進純粹的心醉神迷的狀態。但是在托爾斯泰這裡，這位看清一切的人，清醒的藝術家這裡，靈魂則從來不會飛翔，甚至不能完全自由自在地呼吸，身體作為硬殼，沉重地掛在靈魂上面。因此即使是他創造的人物中最最輕快靈便者也從來不可能一舉跳到上帝身邊，完全跳出塵世的範圍，徹底脫離世界；而是像個苦力似的，仿佛背上背著自己的身體，氣喘吁吁地一個台階又一個台階地向上爬，爬向神聖化和淨化，因為自己沉重的負擔和人間種種，一再感到疲憊不堪。在這個沒有翅膀、沒有幽默的藝術家那裡，我們總是痛苦地受到提醒，我們是生活在狹小的地球之上，為死亡所圍困，我們無法逃走也逃脫不了，我們身在人生中途卻被逐漸逼近的虛無團團圍住。「我願您有更多精神上的自由」，有一次屠格涅夫頗有預見性地寫信給托爾斯泰。恰好是這點，人們這樣祝願托爾斯泰的人物，祝願他們多一點精神自由，多一點靈魂的飛翔能力，願他們能掙脫客觀現實和身體情況，或者至少能夢見更加純淨更加清澈的世界。 所以人家願意把這稱之為秋天的藝術：每一個輪廓都像刀鋒切過似的在俄羅斯草原沒有山丘的地平線上突顯出來，萬物凋零和人生短暫的氣息從淡黃色的森林傳來。在托爾斯泰的風景里永遠只感到陣陣秋意：不久冬天將至，不久死亡將踏入大自然，不久所有的人，我們當中永恆的人同樣都將死絕。一個沒有夢幻、沒有妄想、沒有謊言的世界，一個空虛得可怕的世界，甚至是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托爾斯泰是到日後，才把上帝發明出來，並且出於人生的利益，猶如康德出於國家的利益，把上帝安排到他的宇宙中去；這個世界除了它那冷酷無情的真理，別無其他光明，除了它的清澈，同樣是冷酷無情的清澈，別無其他。也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心靈的空間起先比這均勻的冷凝光明更加陰鬱，更加黑暗，更加悲慘，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時以醉意醺然的欣喜若狂，切碎他的夜色，至少心靈一瞬間直向幻影中的天空升騰。托爾斯泰的藝術則相反，沒有醉意，沒有安慰，他永遠只是神聖的冷靜、透明，不會使人陶醉，就像清水一樣——多虧它那奇妙的透明，人們可以一直看到水底，但是這種認識不會使人入迷，使人欣喜若狂。它使人嚴肅，使人沉思，猶如科學，以其冷漠的光明，追根究底的客觀性，使人如此，但不使人幸福，托爾斯泰的藝術，不使人幸福。 可是他自己，這位眾人之中最能洞察一切的人，對他嚴格的眼睛所具有的毫不寬容和使人清醒的特點有何感覺！這可是一個沒有用夢幻作為金光燦燦的酬報，沒有音樂的恩賜的藝術。他從心靈深處從來也不喜歡這個藝術，因為它既不知道贈送給他，也不知道贈送給其他人一種使生活幸福，並且肯定人生的意義。因為在這雙無情的眼睛前面，整個人生過得毫無希望：靈魂只是在死亡環繞四周的空間的寧靜中間的一個抽搐著的小小身體的機械裝置，歷史只不過是偶然發生的諸多事件匯成的一團混亂，毫無意義，而肌肉豐富的人只不過是活動的骷髏，短時間內披上生活的溫暖的外殼，這一切難以解釋的混亂一氣的胡亂奔忙，就像長流的水，或者凋落的樹葉。經過三十年製造影子之後，托爾斯泰突然背離了他的藝術，這難道真是如此難以理解？他渴望著他的本性能產生一種效果，能解除他身上的沉重負擔，也減輕別人生活的負擔，渴望一種藝術「它能喚醒人身上更崇高更優秀的感情」，這難道真是如此不可理解？他也想觸動一次希望的銀制七弦琴，這七弦琴輕輕一碰就開始在人類的胸中激起虔誠的聲響，他渴望獲得一種藝術，把他從一切塵世間陰鬱沉重的高壓下解脫出來，拯救出來，這難道真是如此不可理解的嗎？但是徒勞！托爾斯泰的一雙清澈至極，清醒，極端清醒的眼睛看出來的人生只可能依照人生的原來模樣，只可能是籠罩著死亡的陰影，陰暗而悲哀，不可能是別的樣子；他這藝術不善撒謊，不願撒謊，永遠也不可能從這個藝術直接發出一種真正的對靈魂的安慰。既然他無法把真正的現實的人生看成別的樣子，描繪成別的樣子，只能把它看成、描繪成一個悲慘的人生，於是這位日益衰老的作家心裡便湧現出一個願望，改造人生自己，把人改造得更好，通過一個道德上的崇高理想給他們以安慰。果然，藝術家托爾斯泰在他創作的第二階段，不再滿足於簡單地描繪人生，而是有意識地賦予他的藝術一種意義，一種道德上的任務，他使他的藝術為靈魂合乎道德得以高升服務。他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不僅要描述世界，更是要重新改造世界，對世界起到「教育」作用。在那一階段，托爾斯泰開始創作一種特殊的藝術作品，要它們起到「傳染」作用，這就是說，通過事例警告讀者勿為不義之事，通過榜樣加強他們從善的願望：後來的托爾斯泰從僅僅是人生的詩人拔高變成人生的法官。 這種目的性強、具有教條意義的傾向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中已很明顯。在這本書里，符合道德的人和不符合道德的人，命運截然相反。沃倫斯基和安娜是情慾中人，不信神，是熱衷於他們激情的利己主義者，受到「懲罰」，被拋入靈魂不安的煉獄中去；吉蒂和列文則相反，升入改過自新的境界。這位迄今為止一直剛正不阿的描繪者在這裡第一次試圖表示立場，擁護或反對他自己塑造的人物。像在教科書里強調主要的使徒信條，仿佛用驚嘆號和引號在寫作，這種傾向，這種教條意義的附帶意圖，越來越迫不及待地顯露出來。在《克萊采奏鳴曲》里，在《復活》里，最後只有一件薄薄的詩意的外衣掩蓋著赤裸裸的道德神學，傳說（以絕妙的形式！）為布道者服務。藝術對於托爾斯泰而言漸漸地變得不再是最終的目的，自在的目的，而是，只要藝術為「真理」服務，詩人照樣會喜歡「這美麗的謊言」。但是現在藝術不再像從前那樣為現實服務，讓現實變得真實可信，不再為感性的——心靈的現實服務，而是為——如他所說——一種更高級的、精神的真理，為宗教的真理服務，是他的危機為他揭示了這個真理。從此托爾斯泰不再把那些藝術上塑造得精緻完美的書籍，而是單單把那些（它們的藝術價值完全無所謂）使人「行善」，幫助人們變得更有耐心、更加溫柔、更信基督、更有人性、更加慈愛的書籍稱做「好」書，以至於他覺得規規矩矩、平庸已極的貝爾托特·奧爾巴赫[15]竟比「害人蟲」莎士比亞更加重要。測量的標準越來越從藝術家托爾斯泰的手裡滑落到教條主義者的手裡：那無與倫比的人類描繪者有意識地、畢恭畢敬地在人類的改造者——道學家面前退避三舍。 但是藝術和一切神聖的事物一樣，缺乏耐心，嫉妒成性，它對那個否定它的人進行報復。硬要藝術備受拘束，屈從於一種所謂的更高權力，進行效力的地方，藝術便猛然自行掙脫它的主人，恰好在托爾斯泰用教條的方式進行描述的地方，他筆下人物自然的感性生活立即黯然失色，虛弱無力；一道灰暗的理智的冷光猶如霧靄傳來，人們只能跌跌絆絆地走過邏輯的冗長繁瑣的段落，只能千辛萬苦地摸索著走向出口處。儘管他自己日後出於道德的狂熱鄙夷不屑地把他的《童年》[16]《戰爭與和平》，他的傑出的中篇小說稱作「糟糕的、不值一提、可有可無的書籍」，因為它們只滿足了讀者審美的要求，因而只滿足了「一種低級的享受」——你聽聽，阿波羅！而實際上它們畢竟是他的傑作，而那些目的性強、道學氣重的作品則是他的拙劣的作品。因為托爾斯泰越是屈從於他的「道德的專制主義」，越是遠離他天才的原始元素，遠離感官的真實，作為藝術家他就變得越不均勻：就像安泰[17]，他的全部力量來自大地。只要托爾斯泰以他奇妙無比鑽石般犀利的眼睛觀察感性之物，他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天才橫溢。一旦在雲裡霧裡摸索，在形上學之中盤桓，他的尺度便以驚人的方式銳減。眼看著一位藝術家完全想要強行在精神之中飄浮飛翔，而命運只是確定他邁著沉重的腳步在我們堅硬的大地上行走，耕耘它，認識它並且描寫它，勝過我們現代任何一位作家，這可真是叫人揪心。 這可真是一個悲哀的矛盾，這矛盾在一切作品一切時代一再重複，直到永遠：理應提高藝術品的東西，那自己堅信不疑，又想使人信服的觀念，在大多情況下，削弱了藝術家的才華。真正的藝術是自私自利的，它別無所求，只要它自己，只求臻於盡善盡美。純粹的藝術家只許想他的作品，不許想人類，他是確定把這作品給予人類的。所以托爾斯泰在不受感動、堅定不移地如實描繪他眼前的感官世界時，他一直是最為偉大的藝術家。一旦變得悲天憫人，想要通過他的作品進行幫助，進行改造，進行領導和教育，他的藝術便大大喪失感染力，而他自己也通過他的命運變成了比他塑造的所有人物都更加令人震撼的人物。 * * * [1] 《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以1812年的衛國戰爭為中心，反映從1805年到1820年間的重大歷史事件。 [2] 波羅蒂諾戰役，1812年夏拿破崙侵入俄國時期的一次會戰，雙方均損失慘重，此後戰爭主動權逐漸轉移至俄軍方面。 [3] 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1821—1867），法國詩人，現代派詩歌先驅，代表作為《惡之花》。 [4] 《三位長老》，托爾斯泰的一篇短篇小說。 [5] 《一個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托爾斯泰的一篇短篇小說。 [6] 路得和約伯為《聖經》中人物，他們的故事見《舊約全書》。 [7]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萬·伊利奇之死》的主人公。 [8]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 [9] 托爾斯泰的小說。 [10] 原文是法文。 [11] 喬治·路易·萊克萊爾·德·布豐（1707—1788），法國博物學家、作家，代表作《自然史》。 [12] 讓·亨利·卡西米爾·法布爾（1823—1915），法國博物學家、動物學家、昆蟲學家、科普作家，代表作《昆蟲記》。 [13] 愛麗兒和凱列班，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的人物。 [14] 霍爾拜因是個家族姓氏，著名的父親和兒子都是德國畫家，這裡指的是小霍爾拜因（1497—1543），以深入而又莊重的肖像畫聞名。 [15] 貝爾托特·奧爾巴赫（1812—1882），德國作家。猶太裔，早年上圖賓根、慕尼黑大學求學，參加反政府的大學生組織「日耳曼尼亞」，1836年被捕入獄，1837年獲釋後，因有前科，不能充當拉比，便從事寫作。1843年他的小說《黑森林的鄉村故事》受到好評，影響巴爾扎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作家。與托爾斯泰有個人接觸。終其一生，反對排猶主義，政治態度鮮明，文學成就有限。 [16] 《童年》，托爾斯泰的回憶錄，與後來寫就的《少年》和《青年》構成了他的自傳三部曲。 [17] 安泰，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他的力量來自母親大地，因而所向無敵，一旦脫離大地他便失去力量。 自我的描述 認識我們的生活，也就是認識我們自己。 ——致盧薩諾夫信[1]，1903年 這道投向世界的目光嚴酷無情，投向自己也嚴酷無情。托爾斯泰的天性容不得不清不楚，模模糊糊，陰影籠罩，無論是在塵世的內部還是外部都是如此：所以他作為藝術家觀看一棵樹的線條或者一隻受驚躍起的狗的激烈顫抖的動作，都習慣於極為精確地看到它們最仔細的輪廓，也容不得自己是不清不楚混雜一起的東西。因此從最早的時間開始，他就不由自主地，不斷以原始的研究欲望對待他自己。十九歲的他在日記本里寫道：「我要徹頭徹尾地認識我自己。」像托爾斯泰這樣一個追求真理的狂熱分子只可能是一個激情強烈的自傳作家。 但是描述自我不同於描述客觀世界，絕不可能在藝術品中描述一次便大功告成。自我通過圖解，從來也不可能完全分裂開來，因為自我經常在變，不可能觀察一次就算了事。所以偉大的自畫像的作者一輩子都在重複繪製他們自己的肖像。無論是丟勒[2]、倫勃朗，還是提香[3]，他們大家都照著鏡子，開始繪製他們最早的青年時代的作品，一直到抬不起手來才放棄，因為他們自己肉體上恆久不變的和變動不已的東西都刺激他們。同樣，偉大的客觀現實的描繪者托爾斯泰也從來沒有完成他的自我描述。他剛刻畫完他自己最終的形象，像他自己所述，不論是作為聶赫留道夫[4]、薩里京[5]，還是皮埃爾[6]或是列文[7]，他在完稿的作品裡已經認不出他自己的面貌；為了製作新的形象，他不得不重新開始。就像藝術家托爾斯泰這樣不知疲倦地追逐他心靈的影子，他的自我也不知疲倦地繼續奔逃於心靈的逃竄之中，永遠重新處於無法完成的放棄狀態，這位意志堅強的巨人便一再重新感到深受誘惑，去克服這种放棄狀態。這樣一來，在這六十年里沒有一部作品，不在某個人物身上包含著托爾斯泰自己的輪廓，沒有一部作品，單獨包含著此人的廣度；只有他的全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日記和書信的整體才完成了他的自我描述，從而完成了我們這個世紀一個人遺留下來的最為多姿多彩、最為密切關注、最為持續不斷的個人肖像。 因為這位不會胡編亂造的作家，永遠只會重述他親身經歷過的、親自感覺到的東西，絕對不會把他自己，把這活生生的人，正在感覺的人逐出他的視野。他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被迫地、往往違心地，遠離他的清醒意志，進行探索，仔細觀察，進行解釋，對他自己的生活嚴加「守衛」，直到精疲力竭的程度。所以他的撰寫自傳的強烈激情一刻也未停歇，就像他胸中心臟的搏動，他額頭思想的活動：寫作對他而言，永遠只是評判自己，報導自己。因此沒有一種自我描述的形式托爾斯泰沒有採用過，像回憶錄這樣純粹機械的事實審核，教育學的、道德的檢查，道德的控告，心靈的懺悔，這就是說，自我描述作為自我抑制、自我激勵，自傳變成一種審美的行動和宗教的行動——不說了，把他所有的自我描述的形式和主題逐一加以敘述，是說也說不完的。我們從他的日記中對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的認識，並不少於他八十歲時對他的了解，我們對他青年時代的種種激情，他婚姻的悲劇，他最私密的思想連同他最平淡乏味的行動，都像檔案管理員似的了解得一清二楚，因為，就是在這裡，托爾斯泰也完全和那個「緊閉雙唇」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要求「門窗洞開」地生活。我們了解他的每個手勢，每一步路，詳細了解他八十年里每一個最粗淺潦草最無關緊要的插曲，就像我們熟悉不計其數的複製品里他身體的畫像，托爾斯泰在製鞋，在與農民談話，在騎馬，在犁地，坐在書桌旁，在打草地網球，和妻子在一起，和朋友、和孫女在一起，甚至在睡覺和死亡之時。這種如此無與倫比形神俱佳的描述和自成文獻，仿佛又得到他身邊所有的人，他妻子和女兒、秘書們和記者們，以及偶爾來訪的客人們所寫的不計其數的回憶錄和筆記、札記的旁證：我深信，把寫成托爾斯泰回憶文章的紙張還原成樹木，完全可以再造一片雅斯納亞·波良納的森林。從來沒有一個詩人有意識地這樣坦率地生活過，也很少有詩人比他更向人們敞開心扉。自從歌德以來，我們還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以內在和外在的觀察做出如此毫無保留的證明。 托爾斯泰的這種自我觀察的渴望和他的意識一樣追溯很遠。這種渴望早在那到處亂爬亂走的粉紅色的兒童肉體之時就已開始，遠比會說話還早。直到八十三歲躺在靈床之上才算終止，這時，想說的話已經說不出來。從起先沉默到最後沉默的這一巨大的空間裡面，沒有一刻不在說話，不在寫作。十九歲時，還沒有離開學校，這位大學生便買了一本日記本，立刻就在開頭幾頁寫道：「我從來沒有記過日記，因為我還沒有看出記日記的用處。可是現在，我忙著增長我的能力，我就可以根據日記，追隨我發展的過程；日記應該包含人生的規則，在日記里也必須把我未來的行動預做規定。」完全像商人似的，他先開了一個他職責的賬戶，確定了借方和貸方，記下多少打算，支付多少款項。關於他個人帶來的資本，這位十九歲的青年心裡完全有數。他在第一次自我盤點時就查明，他是一個「特別的人」，肩負著一項「特殊的任務」；但是這個半大不小的男孩同時已經無情地確定，為了迫使他那傾向於懶散怠惰、變化無常、好色淫蕩的天性，他必須付出多麼巨大的意志力，這輩子才真能做出符合道德的成就。為了不致浪費他的一點一滴的力氣，他就創造了一種檢查每天成績的裝置：於是日記本起先用做興奮劑，為了從教育學的角度看透自己，並且——人們必須永遠重複托爾斯泰的話——「守衛自己的生活」。這個男孩便以嚴酷無情毫不留情的態度，譬如說，扼要地記下一天的經過：「從12點到2點和比濟謝夫在一起，談話過於坦率，虛榮心作祟，自我欺騙。從2點到4點做體操：不夠頑強，缺乏耐心。從4點到6點吃午飯，買了一些不需要的東西。在家裡沒寫什麼：懶惰。我沒能下定決心，是否應該驅車到沃爾孔斯耶去；在那裡說話不多：膽怯所致。舉止也很糟糕：膽怯、虛榮、太欠考慮、軟弱、懶惰。」這隻男孩的手這麼早就這麼毫無顧忌地使勁卡住他的脖子。這個對他脖子的鋼鐵般的一握，六十年始終沒有鬆開；就像在十九歲時那樣，八十二歲的托爾斯泰也還為自己準備了一條鞭子，在他老年的日記本里，當他那疲憊的肉體不能完全遵從他意志的斯巴達式的紀律時，他也給自己加上「膽怯、惡劣、怠惰」等罵人的字眼。 就像托爾斯泰身上的那個早熟的道學先生一樣，他身上的藝術家也同樣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肖像。才二十三歲，他就開始撰寫一部三卷的自傳——這在世界文學上是獨一無二的事例！鏡中的影像乃是托爾斯泰的第一道目光。這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對於現實世界還毫無經歷。他已經把他唯一的生平經歷，他自己的童年，作為描述的對象。就像十二歲的丟勒，拿起銀制的筆尖，把他像女孩的臉一樣狹窄的，還沒有經歷世事，因而皺紋全無的孩子般的臉龐，畫到一張偶然取來的紙上，當年還只長著絨毛、沒長鬍子的炮兵少尉托爾斯泰分配到高加索的一個要塞，出於遊戲的好奇心理，試圖敘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為誰而寫，這點他在當時還沒有想過，想得最少的是文學、報紙和輿論。他本能地服從於一種通過描述達到自我淨化的強烈欲望，這種朦朧的衝動沒有任何目的，任何企圖，更沒有「為道德的要求所照亮」——就像他日後所要求的那樣。這個駐紮在高加索的小軍官由於好奇心切和百無聊賴，把他故鄉和童年的圖畫像水彩畫卷似的描摹在紙上；他對日後在托爾斯泰身上爆發出來的救世軍的姿態，對「懺悔」和「使人從善」的意志還一無所知，他還在努力把「他青年時代的惡劣罪行」張貼出來，藉以自儆——不，不對任何人有什麼好處，只是出於一個半大不小的男孩天真的遊戲衝動，他所經歷過的僅僅只是「他如何從一個小孩順利地長大」，這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描寫他的這一點點生活，他得到的最初印象，父親，母親，親戚們，教師們，各種人，動物和大自然。這種無憂無慮地講述充滿幻想的故事，和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有意識地進行的深不可測的分析，真有天淵之別。作家托爾斯泰為了他地位的緣故，感到有責任在世人面前是個懺悔者，在藝術家面前是個藝術家，在上帝面前是個罪人，在自己面前是他自己謙卑的範例；在自傳里敘述的這個人，不是別人，而是一個年輕的貴族，他身處一個陌生的環境，嚮往著家庭的溫暖環境，嚮往著業已消失的人們的親切好意。等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那部無意寫成的自傳使他一舉成名，列夫·托爾斯泰便立即停止撰寫這部自傳的續集《成年時期》；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永遠找不回那無名之輩的語氣，這位成熟的大師再也沒有成功地畫出過一幅如此純淨的自畫像。半個世紀之後——在托爾斯泰身上，所有的數目字就像俄羅斯的大地一樣遼闊，直到這個少年遊戲似的產生的進行一次完全系統的自我描述的念頭又打動了這位藝術家。可是他的一切都已轉向宗教，這項任務也隨之轉變；托爾斯泰所有的思想都已轉向人類，他的人生的肖像也只向著整個人類，以便人類在他「心靈的內衣」上把自己擦洗乾淨。托爾斯泰對這新的自我描述發表這樣綱領性的意見：「每個人儘可能真實地描寫自己的生活，對自己具有重大的價值，也必須對所有的人都具有很大的益處。」這位八十老翁為這決定性的自我辯護不厭其煩地做著一切準備；可是剛一動筆，他就停止寫作，儘管他還一直認為「這樣一種完全忠於現實的自傳比所有的藝術性的胡言亂語更有益處……這些胡言亂語足足填滿了十二卷我的作品，今天的世人賦予它們一種完全不配獲得的意義」。因為他對於真實的標準隨著他對自己生活的認識，逐年增長，他已經認識到一切真實的意義模糊，深不可測，變化多端的形式。二十三歲的青年像穿著溜冰鞋在一平如鏡的平面上無憂無慮地飛速滑過的地方，日後這個變得身負重責、深知世事的真理追尋者卻喪失勇氣，望而生畏。他擔心「每個講述自己的故事裡，不可避免地會摻和進缺陷不足，欺詐不實」。他擔心「這種自傳，雖說並非直接撒謊，可是通過安裝錯誤的燈光，通過有意識地把光亮投向善行，遮掩其中的惡行，這種自傳也會變成謊言」。他公開承認：「可是等我決定，寫下赤裸裸的真實情況，絕不掩飾我人生中乾的壞事，我在這樣一種自傳必然產生的效果面前大吃一驚。」但是我們不要過分抱怨這一損失，因為從他那時寫的文章，譬如《懺悔》，我們就確切地知道，他那宗教危機發生以後，對於托爾斯泰的求真需求而言，每個自我描述的願望永遠不可避免地轉化為一種狂熱的鞭笞派[8]的自我鞭笞的樂趣，每一種自白，都會變成一種痙攣狀的自我辱罵。最後幾年的托爾斯泰早已不再願意描述自己，只想在眾人面前自我羞辱，只想說出一些「他羞於向自己承認的事情」。那麼這樣一來，這最終的自我描述儘是暴力譴責他自己所謂的「卑劣行為」和罪孽，也許會變成對真實情況的扭曲。再說，我們也完全可以不要這種自傳，因為我們本來就擁有另外一部托爾斯泰的自傳，更確切地說，是一部包含他的整個生平、包括整個時代的自傳，存在於他作品、書信和日記的整體之中，除了歌德以外，也許這是一個詩人提供的關於他自己的最完整的自傳。《哥薩克》中的小小貴族少尉奧利寧逃出莫斯科的憂傷抑鬱和無所作為，遁入他的職業和大自然之中，想在那裡找到自我，他制服上的每一根纖維，臉上的每一道皺摺，都和那位年輕的炮兵上尉托爾斯泰一模一樣；《戰爭與和平》中的那位耽於沉思、行動遲鈍的皮埃爾·別蘇卻夫和他日後的兄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位探求上帝、熱切地想要追尋生活意義的鄉下貴族列文，一直到肉體都可以清晰看出是危機爆發之前托爾斯泰的本人。誰也不會在《謝爾蓋神父》的神職人員的衣服下面，看不出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為爭取聖潔的生活而進行的搏鬥，在《魔鬼》中看不出日趨年老的托爾斯泰對一種肉慾的冒險所進行的反抗，在涅赫留道夫公爵身上，看不出他性格隱藏很深的他渴望的人物，理想的托爾斯泰，這是他人物中最奇特的一個，這個人物貫穿了他全部的作品，他把自己所有的目的和道德崇高的行為全都加在這位公爵身上。至於《光在黑暗中發亮》中的那位薩里京披著那麼單薄的一襲偽裝，在他家庭悲劇的每個場景里都把托爾斯泰暴露無遺，直到今天演員還總一直採用他的面具。像托爾斯泰這樣遼闊的天性正好需要把它分布在一大批人物身上；正如歌德的詩，托爾斯泰的散文也是一篇宏偉壯闊的自白，貫穿他整個一生，連續不斷，一個圖像接一個圖像，互相補充。在這五彩繽紛的心靈世界裡，沒有一個空白的未經研究的地方，沒有一個無人知曉的地區[9]；所有社會的、家庭的，所有道德上的、文學上的、世俗的、形上學的問題都得到闡述；自從歌德以來，我們還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塵世的詩人如此數目齊全、如此仔細詳盡地起到精神—道德的功能。正因為托爾斯泰在這似乎超人的人性之中完全像歌德一樣描述了正常的、健康的人，成為這個類型完美的標本，那永恆的我和包羅萬象的我們，所以我們覺得——又一次像在歌德那裡——他的自傳是日趨完美的一生的圓滿成功的形式。 * * * [1] 符拉迪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盧薩諾夫（1875—1913），俄國極地探險家、地質學家。 [2] 阿爾布雷特·丟勒（1471—1528），德國畫家。 [3] 提香·韋切利奧（1490—1576），義大利文藝復興後期威尼斯畫派的代表畫家，被譽為西方油畫之父。 [4] 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聶赫留道夫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的男主人公。 [5] 薩里京是托爾斯泰的劇本《光在黑暗中發亮》的主人公。 [6] 皮埃爾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中的主人公之一。 [7] 列文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個人物。 [8] 鞭笞派，中世紀宗教派別，為了懲戒或修行而進行公開的自我鞭笞。 [9] 原文是拉丁文。 危機與轉變 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他意識到他自我的瞬間；這個事件的結果可能極有好處，也可能極為可怕。 1898年11月 每次危害都可以變成恩典，每個障礙都可以成為促進獨創性發展的動力和助力，因為它能強暴地發掘出靈魂中尚未認識的力量。對於一個詩人的生活最危險的莫過於心滿意足，一路平坦。托爾斯泰的世道常情僅僅只有一次這樣忘乎所以縱情恣肆，這對常人是幸福，對藝術家卻是危險。在他自己通向自我的漫遊朝聖的過程中他僅僅只有一次給予自己不知饜足的靈魂以休憩，在八十三年的人生中只有十六年；從他結婚到《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這兩部長篇小說完稿，托爾斯泰和他自己和他的作品生活在相安無事的狀況之中。足足十三年之久（1865年至1878年），他的日記，他良心的暗探也沉默無語。托爾斯泰這個幸福的人沉湎於他的作品之中，不再觀察自己，只觀察世界。他不詢問，因為他在製造，製造了七個孩子和兩部卷帙浩瀚無比的敘事著作：當時，只有在當時，托爾斯泰和其他無憂無慮的人一樣，生活在家庭的市民階級正派的利己主義之中，幸福，滿意，因為擺脫了那個「追究為什麼的可怕問題」。「我不再對我的處境進行冥思苦索（一切冥思苦索都已過去），對我的感覺也不再刨根究底——在和我家庭的關係上，我只是感覺，並不思考。這個狀況給予我異乎尋常之多的精神自由。」自我思索並不阻礙內心洶湧澎湃的塑造過程，守衛在道德自我前面的無情哨兵昏昏欲睡地退下，給予藝術家自由自在的行動，感情充沛的遊戲。在那幾年列夫·托爾斯泰變得遐邇聞名，他的財產增加了四倍，他教育子女，擴建房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位道德上的巨人不允許自己滿足於幸福生活，饜足於名滿天下，不允許自己收入劇增發財致富。塑造每個人物他總要回歸到完美的自我描述的原始作品，既然沒有上帝在苦難中召喚他，他就自己迎著苦難走去。既然外界沒有贈送給他一個命運，他就從自己內心創造一個悲劇。因為人生——更不用說是這樣強勁有力的人生！——總願意處於漂浮不定的狀態之中。倘若命運停止大面積地湧入，精神就在內心之中開鑿迸涌不止的新的源泉，以便生活的循環不致枯竭。托爾斯泰在將滿五十歲時的經歷，對於他同時代人是個沒法解釋的驚人事件，那就是他突然背離藝術，轉向宗教，人們根本沒有把這現象看成異乎尋常——人們徒勞無功地在這位健康已極的人的發展過程中尋找一點反常現象——要說異乎尋常，那只有感覺表現得異常激烈，在托爾斯泰身上總是那樣。因為托爾斯泰在他人生的五十歲時進行的大轉彎，其實並沒有表現別的，只表現了一個過程。這一過程在大多數男人身上因為不是那麼形象鮮明生動，沒有被人看見：那就是靈肉機體不可避免地要適應日益逼近的老年，是「藝術家的更年期」。 托爾斯泰自己在他心靈的危機開始時這樣表示：「生活停滯不動，令人毛骨悚然。」這位五十歲的藝術家達到了那個危機時刻，血漿里的塑造形象的力量開始衰退，心靈即將轉入僵化狀態。感官對圖像不再這樣敏感，印象的色澤猶如自己頭髮的顏色漸漸褪色，那第二階段就此開始，這個階段我們也是從歌德那裡獲悉，溫暖的感官遊戲升華為概念的壓榨機，物件變成了現象，畫像變成了象徵。就像精神的每次深刻的轉變，這樣的重生起先在這裡也激起了身體的一種輕微的不適。一種精神的寒冷驚恐，一種可怕的唯恐衰退的恐懼，猛然之間擊向惴惴不安的靈魂，身體的神經敏感的震動儀立刻標出正在逼近的震動（歌德每次轉變都會發生神秘的疾病！）。但是——我們在這裡踏進一個幾乎沒有照明的地區——靈魂還沒法解釋來自黑暗的這個襲擊，在身體的器官里已經自動開始反抗時，一種心理和生理的調整，沒有人的意識和意志，是出於天性的無法參透的預防措施。因為就像動物在冬日酷寒開始之前很久，突然就在身上披上了一層溫暖的越冬的長毛，那麼在人的靈魂上面，在最初的年齡過渡時刻，巔峰還沒越過，已經長出一襲新的精神的防護外衣，一層厚厚的防禦外殼。這種深刻的從感官的到精神的挪動，也許出自腺液的細胞，又微微顫動著直到創造性生產的最終的震盪，這個更年期時構成的心靈的震驚，同樣也和青春期一樣是由血液決定的，像是一個危機，儘管——過來吧，你們這些心理分析家和心理學家們！——在身體的基本痕跡上無從偷聽，更何況在精神的痕跡上進行觀察。充其量在女人那裡，性器官的萎縮以幾乎明顯的形式更粗野更臨床病態地表現出來，個別的現象可能收集起來；相反，男性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轉換和它在心靈上產生的結果，還完全未經研究，正等待著心理學的審視。因為男性的更年期幾乎被人異口同聲地認為是偉大轉變的最討人喜歡的時候，是宗教、文藝和理智提煉的最討人喜歡的時候，而這一切又是保護生命日益衰弱的外衣，是肉慾已經減弱的精神代用品，是對於漸漸消退的自信心、正在消失的生活的潛能的得到強化的世界感覺。完全是青春期的補充，對於受到危害的人，同樣有生命危險，對於性情暴烈的人同樣暴烈，對於有創造力的人同樣有創造力，就這樣男性更年期就開始了一個別具色彩的創造性的心靈時期，一種嶄新的時而上升時而下降的精神上的慾念。在每一個重要的藝術家身上我們都碰到這種不可迴避的危機瞬間，當然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見到像在托爾斯泰身上這樣攪亂內心、火山爆發似的幾乎是毀滅性的強烈發作。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托爾斯泰在五十歲時身上遭到的其實只不過是和他年齡相當的事情：也就是他感到年紀漸老。這就是一切，他全部的生活經歷。幾枚牙齒脫落，記憶力開始衰退，有時候懶于思考：都是五十歲的人平常不過的現象。可是托爾斯泰這位精力極度旺盛的人，天性只習慣於精力過剩，一感到秋意逼來，立即覺得自己業已枯萎，死期不遠。他誤以為「只要不是生龍活虎，就活不下去了」；一種神經衰弱的憂鬱症，一種一籌莫展的驚慌失措襲擊了這位健康過剩的男子。他沒法寫作，沒法思索——「我精神上在睡眠，醒不過來，我感到不適，勇氣盡喪」；他像拖著一根鐵鏈似的「把這無聊平淡的安娜·卡列尼娜」一直拖到結尾，他的頭髮頃刻之間變成灰白，額上布滿皺紋，老是反胃，手腳關節無力。他麻木不仁地直視前方，說道：「他已沒有任何樂趣，對生活已無所期待，不久就要死去。」他「竭盡全力想要離開人生」，接連不斷地在日記本里寫了幾個令人揪心的字：「死亡的恐懼」；幾天之後又寫道：「人得孤獨地死去」。可是死亡——我在描述他那勃勃生機時試圖闡述——對於這位生命力旺盛的巨人意味著一切可怕念頭中最可怕的念頭，因此只要僅僅有幾個夜晚他那非同尋常的巨大力量似乎鬆動了一些，他就立刻嚇得渾身發抖。 當然這位天才的自我診斷的醫生如果鼻翼嗅到了厄運當頭，並沒有完全搞錯。因為事實的確如此，原來的托爾斯泰身上有些東西在這場危機中的確終於死去。迄今為止，托爾斯泰從來沒有問過世界的形上學的意義，他只是像藝術家觀看他的模特兒那樣觀看世界；在他描繪世界的圖像時，世界便馴從地在他面前展開，聽憑他那雙具有獨創性的手撫弄和握住。突然之間，他已不可能再有這種天然的樂趣，這樣純粹繪圖似的進行觀賞。他感覺到，事物已不再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奉獻給他，他們向他掩飾什麼，有什麼背著他，有一個什麼問題；這位洞察一切的人第一次感到人生是秘密，他預感到有一種感覺不能僅僅用外在的感覺來領會——托爾斯泰第一次懂得，要想理解這琢磨不透的東西，要有一個新的工具，一隻更加熟知內情更有意識的眼睛，一隻能思維的眼睛。一些例子可能有助於更顯而易見地闡明這個內心的轉變。托爾斯泰上百次地在戰爭中看見人死去，沒有詢問公正與否，一味作為畫家，作為詩人，僅僅作為反映一切的瞳孔，作為感受形狀的視網膜描寫這些人流血致死。現在他看見在法蘭西一個罪犯的腦袋從斷頭台上滾下，一股道德的力量立即在他心裡憤慨起來，反對整個人類。他，這位老爺，這位地主，這位伯爵，千百次騎馬從他村裡的農民身旁馳過，他的坐騎一陣奔馳，使農民的衣衫蒙上灰塵，他滿不在乎地接受他們謙卑的奴性十足的敬禮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現在他才第一次發現他們赤著腳，貧困不堪，生活在驚恐、無權的狀況之中，他第一次捫心自問，面對他們的窮困和艱辛，他自己是否有權利過無憂無慮的生活。他的雪橇無數次在莫斯科成群結隊的饑寒交迫的乞丐身旁疾馳過去，也不扭頭看他們一眼或者對他們表示絲毫的關注。貧窮、苦難、壓迫、軍隊、監獄、西伯利亞對他而言是如此自然的事實，猶如冬天的雪、桶里的水；可是現在，在一次人口普查的時候，這位被喚醒的人突然意識到無產階級可怕的處境，成為對他富裕生活的控告。自從他感覺到人性的東西不再僅僅是人們得去「研究和觀察」的材料，在他心靈里那人生的安寧靜謐、景色如畫的秩序便轟然坍塌：他不能再像雕塑家似的冷漠地觀看人生，而必須接連不斷地詢問意義何在和荒謬與否，他不再從自己出發，自我中心地或者內向地來感覺一切人性，而是社會地、兄弟般地、外向地來感受。和每個人、和眾人聯合起來的意識猶如一種疾病向他「侵襲」。「你不得思考——這太痛苦了。」他喟然長嘆。但是這隻良心的眼睛一旦打開，人類的苦難、世界的根本痛苦從此便開始不斷成為他自己最為特有的事情。恰好從對虛無的神秘的害怕產生出一種新的獨創性的對於宇宙的敬畏，只有從他完完全全的自我放棄之中，這位藝術家才產生出再一次建造他的世界的任務，這次是按照道德的尺度。在他以為是死亡的地方，卻出現了新生的奇蹟：於是產生了那位托爾斯泰，他不僅作為藝術家，而是作為最有人性的人受到人類的尊敬。 但在當時，緊挨著徹底崩潰砸成碎片的時刻，在那「倏而醒來」（就像托爾斯泰日後平靜下來，這樣稱呼他那令人不安的狀態）前的隱隱約約的瞬間，這位遭到突然襲擊的人儘管身在轉變之中，還沒有預感到過渡。在這另外一隻新的良心的眼睛在他身上睜開之前，他感到自己完全盲目，只感覺到周遭一片混沌，沒有出路的黑夜。「倘若人生如此可怕，那又何必活著？」他提出了《傳道書》[1]中的這一永恆的問題。倘若耕耘只是為了死亡，那又何必費力？猶如一個絕望之人，他在昏暗無光的世界拱頂地窖里摸索著牆壁，只想在什麼地方找到一個出路，一線自我拯救，一道光線，一點星光燦爛的希望。只有當他看到，沒有人從外面向他伸出援手，給予光明，他才動手給自己挖掘一條坑道，一級又一級，有計劃有步驟地挖掘。1897年他把下面這些「陌生的問題」寫在一張紙上： a）為何活著？ b）我的存在和其他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有哪些原因？ c）我的生命和其他每個人的生命有什麼目的？ d）我心裡感覺到的善和惡的分別意味著什麼？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 e）我該如何活著？ f）死亡是什麼——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 「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我該如何活著？」這是托爾斯泰可怕的驚叫，是危機的利爪熱騰騰地從他的心裡撕扯出來的。這聲驚叫刺耳地響徹了三十個年頭，直到他的嘴唇緊閉。來自感官的佳音，他不再相信，藝術給不了任何安慰，青年時代的醉意已經殘忍地消退，寒氣從四面八方湧來。我如何能拯救我自己？這聲驚叫變得越來越貪得無厭，因為這看上去毫無意義的東西不可能沒有意義。單單理性，只能理解活生生的東西，不足以理解死亡，因此必須要有一種新的，另外一種心靈的力量，來理解這不可理解的東西。既然他，這位無信仰者，這位感官之人，在自己身上找不到這種心靈的力量，於是他就在人生的中途，謙卑地跪倒在上帝面前，把五十年來使他無限幸福的塵世間的知識，鄙夷不屑地從他身邊拋開，無比狂熱地祈求得到一種信念：「主啊，賜我一種信念，讓我幫助他人，得到這個信念。」 * * * [1] 《傳道書》是《聖經·舊約》中的一篇。 偽基督徒 我的上帝啊，只是在上帝面前生活是多麼艱難——像在被深埋的豎井裡生活的人們深知永遠走不出去，沒人會知道他們如何生活在那裡。這樣生活，多麼艱難。但是，他們不得不，不得不這樣生活，因為只有這樣一種生活才是生活。幫幫我吧，主啊！ ——日記，1900年11月 「請恩賜給我一個信仰，主啊」，托爾斯泰絕望地向他迄今為止一直拒絕承認的上帝大聲呼號。但是這個上帝對於那些過於狂暴地向他提出要求的人們，並不理睬。因為托爾斯泰把他最大的惡習，他那激烈的焦躁不耐也帶進了他的信仰。他不滿足於要求有個信仰，而是必須馬上就獲得這個信仰，一夜之間就得到它，就像獲得一把稱心如意的利斧，可以把他懷疑的整片灌木叢都砍伐乾淨，因為這位貴族老爺習慣於一呼百應，讓僕人們圍著他轉，也受到耳聰目明的感官的嬌縱，一眨眼的工夫就讓他獲得世上的任何科學。這位不能自控、任性而又脾氣乖張的人，不願意耐著性子等待。他不願意等待，不願像僧侶似的沉湎于堅持不懈地靜待上界的天光漸漸泄露出來——不，在這昏沉的靈魂裡面，必須立刻就像白晝一樣光明。他那火暴性子的精神想要一步登天，一舉越過所有的障礙，沖向「人生的意義」——「了解上帝」，「想到上帝」，就像他膽敢說的那樣，簡直有些褻瀆上帝。他希望靈敏而倉促地學會信念，變成基督徒，學會謙卑，就像他滿頭白髮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在六個月內，充其量在一年之中，突然迅速變成教育學家、神學家或者社會學家。 可是倘若一個人身上一粒宗教信仰的種子也沒有，又怎麼可能這樣突然地在哪兒找到一種信仰？倘若一個人五十年來只是作為一個有意識的原始俄羅斯虛無主義者，用不留情面的觀察者的眼睛在評判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只覺得自己重要，至關緊要，怎麼可能在一夜之間變得富有同情心，善良而又謙卑，像個溫柔的聖方濟各修會的修士？怎麼一舉手就把這種鐵石般堅硬的意志扭轉成溫馴的人性的愛，在什麼地方學習，學會信仰，學會自我消失於一種更崇高的超乎宇宙的力量？托爾斯泰對自己說，不言而喻，自然是向那些已經擁有信仰，或者至少聲稱擁有信仰的人學習。向東正教教會這個母親學習。於是這位焦躁不耐的人毫不遲疑，立即跪倒在東正教的聖像前面：禁食齋戒，到各個修道院去朝聖，和主教們和教區的神父們討論，翻遍了福音書。足足三年之久，他努力嚴守教規，篤信教義：可是教堂的空氣只把空洞的香菸和寒冷吹進他那業已凍僵的靈魂，不久他大失所望，在他自己和正統教會的教義之間永遠關上房門。他認識到，不，教會並不擁有真心的信仰，或者，不僅如此：教會甚至讓生命之水白白流失，大量浪費，予以篡改。於是托爾斯泰繼續尋覓：也許哲學家們，這些思想的導師，對於這種陰森可怕的「人生的意義」知道得更多。於是托爾斯泰便開始狂暴地、發瘋似的把各個時代所有哲學家的著作亂七八糟地瞎讀一氣（讀得太快，根本無法消化，無法理解）。先讀叔本華，每個靈魂憂鬱者永恆的陪伴者，然後讀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穆罕默德、孔子和老子、神秘主義者、斯多噶派、懷疑派和尼采。不久他就把這些書合上不讀了，便是這些哲學家在世界觀上也沒有其他的手段，只有和他相同的手段，那極度犀利、觀察起來令人痛苦的理智，便是他們也只是焦躁不耐地撲向上帝，而不是安安靜靜地寓於上帝之中的人。他們為精神創造各種體系，但是並沒有為一個騷動不寧的靈魂創造和平，他們給人以知識，但沒有給人以安慰。 就像一個備受折磨的病人，科學對他已經無效，只好帶著他的病痛去找草頭醫生和鄉村郎中，托爾斯泰，這位俄羅斯最有智慧的人在他五十歲時也走到農民當中去，走到「人民」中去，向這些無知無識的人去學習真正的信仰。是的，這些無知無識的人，沒有被文章弄得糊裡糊塗，這些可憐的備受折磨的人，成天沒有怨言幹著繁重的工作，當死神在他們當中出現時，他們像牲口似的默默地躺在一個角落，毫不懷疑，因為他們從不思想，神聖的天真純樸[1]，他們想必擁有什麼秘訣，否則不可能這樣馴從溫順，毫不憤慨地俯首帖耳，聽天由命。他們在遲鈍中想必知道一些智慧和犀利的精神所不知的東西，多虧這些東西，這些在理智上遠遠落後的人們，在心靈上遠遠超前於我們。「我們如何生活，是錯誤的，他們如何生活，是正確的。」——因此上帝明顯地從他們的富有耐心的生活中升起，而精神，出於他那「懶散的、充滿肉慾的貪慾」，則從心靈的真正的光明源泉之中離去。倘若這些可憐的人沒有擁有一種安慰，內心沒有一種具有魔力的藥草，他們絕不可能這樣心情開朗地忍受如此可憐的生活——他們想必隱藏著某種信仰，於是這位難以自控的人，迫不及待地要從這些人那裡學會這一秘訣。托爾斯泰自己說服自己，從這些人那裡，只有從他們那裡，從這些「上帝的民眾」那裡，可以認識「真正的生活」，認識偉大的忍耐，適應這艱苦的生活和更加艱苦的死亡。 那就趕快接近他們，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去，把上帝的秘訣從他們那裡偷聽得來！趕快脫掉貴族的外套，穿上農民的衣衫，把美味佳肴和多餘的書籍從桌上搬走：從此之後只用純潔的蔬菜和牲畜柔和的乳汁來養活自己的身體，只有謙卑和沉悶來滋養那浮士德式緊張工作的精神。於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雅斯納亞·波良納的主人，還不僅於此：千百萬人精神上的主人，在他五十歲時親自扶犁，在他寬闊的熊一樣的背上，從水井旁背來水桶，排在他的農民當中，不知疲倦地，憑著一股韌勁，玩命地收割麥子。那隻寫出《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的手，把浸過柏油的麻繩用錐子穿過自己切割的鞋底，把垃圾掃出房間，親手縫製自己的衣裳。趕快接近、趕快緊挨著這些「兄弟們」。列夫·托爾斯泰就這樣希望憑著他的意志一念之間，變成「人民」，從而變成「上帝的基督徒」。他降尊紆貴，到村子裡去，到那些一半還是農奴的人們中間（在他走近時，大家窘迫地舉手脫帽），他把他們叫到自己家裡，他們穿著笨重的鞋子，笨拙地走過光可鑑人的木頭地板，就像走過玻璃，發現地主，這位仁慈的老爺，對他們並未懷有惡意，並不像他們所害怕的，要又一次提高田賦和佃租，而是——真叫奇怪：他們尷尬地搖頭不止——恰好要和他們討論上帝，一個勁地討論上帝，他們這才鬆了口氣。雅斯納亞·波良納的這些善良的農民回憶起，托爾斯泰曾經這樣干過一回，伯爵老爺那時是要改革學校，有一年之久，他親自給孩子們上課（後來他就感到這事無聊了）。那麼他現在又要什麼呢？農民們滿懷疑慮地聽他說話，因為事實的確如此，這位喬裝打扮的虛無主義者擠到「人民」身邊，活像一個密探，想從他們那裡打聽到他遠征上帝時所必需的戰略。 但是這些狂暴的偵查只對藝術和藝術家有用——多虧這些鄉間的農村敘述者們，托爾斯泰寫出了他最為優美的傳說，通過這些純樸的形象、逼真的農民語言，他的語言變得感情豐富，生氣盎然——可是質樸的秘訣他並沒有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托爾斯泰這充滿激情的危機爆發之前，在《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時，就極有遠見地談到托爾斯泰的鏡中影像列文：「像列文這樣的人，儘管和人民共同生活，愛多久都行，可是永遠無法和人民融為一體：不論他們的自負和意志力多麼任性乖張，都不足以抓住深入民間的願望，並把它賦諸實行。」這位天才的幻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這發心理學的平射炮彈正好命中了托爾斯泰的意志轉變的中心，揭露了這個暴力的行動，不是天生的血肉相連的愛情，而是托爾斯泰出於內心痛苦而和人民開始締結的兄弟情誼。因為，儘管他的意志行為做起來如此遲鈍，鄉巴佬似的，這位過分強調理智的托爾斯泰，永遠也不可能放棄他那廣闊的、包容宇宙的人生闡釋，把一個狹隘的農民的靈魂移植到自己身上，一個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強迫自己去遷就一種混亂不堪的盲目信念。突然之間像魏爾倫[2]似的在修道院的小室里撲倒在地進行禱告，那是不夠的——「我的上帝，請賜給我單純質樸」，謙卑的銀色嫩枝已在胸中開花。你永遠首先得「是」和「成為」你所信奉的東西：無論是通過同情的奧秘和民眾建立聯繫，還是通過極端虔誠的篤信宗教使良心得到撫慰，在人的靈魂里都無法像電力接觸似的一下子就接通。什麼穿上農民的外衣，喝格瓦斯[3]，在地里割麥，所有這些與農民取得一致的外表上的形式，簡直像遊戲一樣輕易地就能辦到，甚至可以遊戲般實現雙重意義——但是人的精神永遠無法變得遲鈍，一個人清醒的頭腦無法像煤氣燈的火焰似的，隨意旋轉開關使之熄滅。每個人精神的亮度和警覺自有他天生的不可更改的尺度；這是控制他意志的力量，因此超然於我們意志之外，它越是感到它警惕亮光的獨立自主責任受到威脅，它的火焰就越加兇猛、越加騷動不寧地直往上躥。因為一個人通過篤信神鬼的遊戲很難在他天生的認識能力之上提高一步到達更高的認識，同樣一個突然的意志行動表現出來的理性也很難哪怕僅僅後退一步回到天真質樸的狀況之中。 托爾斯泰這位洞悉一切、目光遠大的人物，自己不久也會認識到，不可能把他複雜的精神弄到滿不在乎的天真單純的境地，即使憑著像他這樣異常強勁的意志，也不可能辦到。不是別人，恰好是他自己（當然是在日後）曾經說過這樣精彩的一句話：「用暴力來對付精神就像捕捉陽光一樣：不論你想怎樣蓋住它，它總會冒出來。」時間一長，他無法自我欺騙，他那粗暴生硬、喜歡爭吵、剛愎自用的老爺思考力不可能一味地遲鈍謙卑；農民也從來沒有真的把他當做他們當中的一個，就因為他穿了他們的衣服，表面上也分得了他們的習慣，外面世界也只把他的這一行動理解為一種偽裝。恰好是他最親的親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們、奶奶、他真正的朋友們（並非職業上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懷疑地悶悶不樂地看著「這位俄羅斯民族偉大的作家」這樣痙攣似的粗暴地想要降到一種有違他天性的沒有文化修養的範圍里去（屠格涅夫在臨終時還呼喚他回歸藝術）。他自己的太太，他內心搏鬥的可悲的犧牲品，當時對他說了一句最有說服力的話：「從前你說，你心裡不得安寧，因為你沒有信仰。現在你說，你有信仰了，為什麼還不高興？」——一個非常簡單的無法反駁的論據，因為在托爾斯泰身上，在他皈依了民眾的上帝之後，沒有什麼東西暗示，他在他的這個信仰里找到了靈魂的泰然自若；相反，我們總有這種感覺，他只要一談起他的學說，總要大聲吼叫表示確有把握，以拯救他的確並無把握。恰好在托爾斯泰的信仰發生轉變的那個時候，他的一切文件和話語都有一種叫人厭惡的吼叫的語調，有些故意誇耀、使用暴力、喜歡爭吵、宗教狂熱的東西。他的基督教的信仰鼓吹起來，猶如號角，他的謙卑施展起來猶如孔雀開屏。誰若耳朵更尖一些，恰好在他這種過分誇張的自我貶抑之中，感覺到一點舊日托爾斯泰的倨傲，只不過現在反過來對於新型的謙卑表示倨傲。諸位不妨閱讀一下他的懺悔錄中那個著名的段落，在那裡，為了想「證明」他的皈依，他向從前的生活大吐唾沫，百般詆毀：「我在戰爭中殺過一些人，我和人進行過決鬥。我在玩牌時輸掉我從農民那裡壓榨得來的財產，並且殘暴地責打農民，我和一些輕浮的女子通姦，欺騙她們的丈夫，撒謊、掠奪、通姦、各式各樣的酗酒、暴行，每種可恥行徑我都干過，沒有一種罪行我沒犯過。」為了不讓大家原諒他這位藝術家曾犯過這些罪行，他在他那教區大聲嚷嚷公開作出的懺悔里繼續說道：「在這段時間裡我出於虛榮、貪慾和傲慢開始寫作。為了爭奪名譽和財富，我被迫把我心裡的善意強壓下去，降低身份去遷就罪孽。」 這些坦承罪過的話語很是可怕，這是肯定的，就其道德的激情而言，也的確震撼人心。但是不妨把手放在心口上說句心裡話，是不是曾經有過什麼人真的因為列夫·托爾斯泰在戰爭中盡軍人的本分發射了子彈或者在單身漢期間作為一個性機能旺盛的男子縱慾無度放蕩不羈，就憑著這些自我控告，就把他當作一個「卑鄙無恥、罪孽深重的人」，對他表示鄙夷不屑，把他說成一個「虱子」，就像他在狂熱的自我貶抑的勁頭髮作時給自己的稱號那樣？是不是更容易湧現這樣一種懷疑，一個受到過度刺激的良心，出自一種謙卑的倨傲，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給自己臆造出一些罪孽，在這裡——就和拉斯柯爾尼科夫[4]那個家裡的僕人硬給自己想出了那則謀殺事件——一個狂熱的想要自白的靈魂是不是把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當作十字架背在自己身上」，為了「證明」自己是個基督徒？托爾斯泰這種想要自我證明的願望，這種痙攣的、過於慷慨激昂的、大聲叫賣似的自我貶抑，是不是恰好顯示在這個深受震撼的靈魂里，一種從容不迫、平穩呼吸的謙卑並不存在，或者還未存在，也許甚至於反過來顯示了一種危險的業已改變的虛榮？反正，這種謙卑的表現並不「謙卑」，相反，想像不出比這種苦行僧似的反抗激情的鬥爭更加激情四射的了：剛剛才在靈魂里拿到一點點還不確定的信仰的火花，這個沒有耐心的人便立刻想用這點火星點燃整個人類，活像那些日耳曼族野蠻人的王侯，剛剛腦袋被施行洗禮的聖水沾濕，就立刻拿起大斧，把他們迄今為止視為聖物的橡樹砍倒。倘若信仰意味著寓於上帝之中，那麼這個極為缺乏耐心的人，永遠也不是耐心篤信的信徒，這個感情熱烈、不知饜足的人永遠也不是一個基督徒：只有把無限貪婪地求得篤信宗教之舉稱作宗教，這個尋覓上帝的人，這個永遠騷動不安的人才能稱作信徒。 恰好是通過這取得一半的成功和並不確切地獲得了一種信念，托爾斯泰的危機才象徵性地超越了個人的生活經歷，這是永遠值得紀念的範例。即便是意志力最強的人也沒有能力猛地一下就改變他天性的原始形狀，把他原來的本質徹底翻轉過來。我們的人生天賦的形式可以容忍改過遷善，矛盾激化，而道德高尚的激情可能會通過有意識的頑強的工作，提高我們身上有德行的、道德的因素，但是永遠也不可能把我們性格圖像的底線乾脆徹底擦去，把我們的肉體和我們的精神按照另外一個建築學上的規則重新建造起來。托爾斯泰說，我們可以「把自私自利像戒菸似的戒掉」，或者人們可以「征服」愛情，「使勁求得」信仰，那麼在他身上，一種極為巨大、簡直可說是狂熱的努力的極為微小的結果對此作出反駁。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證明，托爾斯泰這個動輒發怒之人，「只要人家對他稍加反駁，眼睛就氣得電光四射」，他會因為強行皈依宗教，立即變成一個親切友好、性格溫柔、慈愛合群的基督徒，變成一名「上帝的僕人」，眾兄弟中的一個「兄弟」。他的「轉變」，大概改變了他的觀點、他的意見、他的語言，但是並沒有改變他最深層的天性——「你是按照什麼規則開始的，就得依照這種規則生活，你無法逃脫你自己。」（歌德語）——同樣的鬱鬱寡歡，同樣的渴求痛苦的欲望，在他「覺醒」之前和之後一直困擾著這個不安寧的靈魂：托爾斯泰生來並不是為了心滿意足。恰好因為他焦躁不耐，上帝沒有立刻就把信仰「賞賜」給他，他不得不還不斷為之奮鬥三十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小時。他的大馬士革[5]不是在一天之間，也不是在一年之內建成的：一直到他呼出最後一口氣，托爾斯泰都沒有在任何回答里找到滿足，沒在任何信仰里求得內心的安寧，直到最後一刻他都覺得人生是個輝煌的、可怕的秘密。 就這樣，托爾斯泰提出的關於「人生」意義的問題沒有得到回答，他對上帝發起的那貪婪的強暴的猛撲沒有成功。但是對於藝術家而言，如果他駕馭不了一個矛盾，任何時候都能找到救星——他可以把他的困難從自己身上拿來投向人類，把他心靈的問題轉變成一個世界的問題。這樣托爾斯泰也把他危機時自私自利的驚叫——「我會變成什麼？」——提升為強勁有力的呼喊：「我們會變成什麼？」既然他沒法說服他自己執拗的精神，他就要說服別人。既然他沒法改變自己，他就沒法改變人類。一切時代所有的宗教就是這樣產生的，所有改善世界的努力都是（尼采，這個洞察一切達到極點的人，知道這點）從個別靈魂遭到威脅的人在「自我逃竄」之中組成的，此人為了把這災難深重的問題從自己的胸口推開，把這問題反過來拋給大家，把個人的不安轉變成世界的不安。他並沒有變成一個虔誠的聖方濟各修會修士那樣的基督徒，這位了不起的激情如熾的人，長著一雙無法被人欺騙的眼睛，和一顆堅強的火熱的充滿懷疑的心，永遠不會變成一個虔誠的聖方濟各修會修士那樣的基督徒，但是他深知沒有信仰的痛苦，進行了我們這個新時代最為狂熱的嘗試，把世界從虛無主義的困境中拯救出來，讓世界比他自己以往更加虔誠。「從人生絕望的境地將自己拯救出來的唯一救星，就是把他的自我抬到世界中去」，這個備受苦難渴求真理的自我托爾斯泰因而便把那個向他擊來的可怕的問題，作為警告和學說向整個人類拋去。 * * * [1] 原文是拉丁文。 [2] 保爾·魏爾倫（1844—1896），法國詩人，被譽為法國象徵派詩歌的「詩人之王」，在法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 格瓦斯，俄羅斯的飲料，用麵包和麥芽發酵而成。 [4] 拉斯柯爾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的主人公。 [5] 大馬士革，敘利亞首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號稱人間的花園、地上的天堂。 教義及其荒謬 我接近了一個偉大的思想，為了它的實現我可以犧牲我整個生命。這個思想便是創建一個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但是放棄了各種信條和創傷。 ——青年時代的日記 1855年3月5日 托爾斯泰的這一教義，他向人類發出的「公告」的基石乃是福音書里的這句話「不要違抗惡」，並且給以獨創性的解釋：「不要用暴力來違抗惡。」 在這句話里潛藏著托爾斯泰整個的倫理學：這位偉大的戰士用他充滿痛苦的良心所具有的全部演說家和倫理學家的激烈勁頭把這投石器擲出的巨型石頭如此猛烈地擊向這個世紀的牆垣，直到今天，那半已炸裂的房梁還震顫不已。這一擊造成的心靈上的影響究竟射程有多遠，很難測量：俄國人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1]和約》簽訂之後自願放下武器，甘地[2]的不抵抗主義，羅曼·羅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出的和平主義的號召，不計其數的個別無名氏對良心受到蹂躪所進行的英雄主義的抵抗，反對執行死刑的鬥爭——所有這些新世紀裡發生的孤立的、似乎彼此毫無關聯的行動都要歸功於列夫·托爾斯泰的公告給予的強勁的推動力。今天不論在什麼地方否定暴力，把它當作手段，作為權力還是作為所謂的上天的安排，無論是用一個什麼藉口來加以保護，是用民族、宗教、種族、財產，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個人性的高尚品德奮起反抗流血——直到今天每一個道德上的革命者還都從托爾斯泰的權威和熱情那裡取得一種兄弟般的確認的力量。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個獨立的良心代替教會的冷淡的套話，國家貪權的要求，一個僵硬的、公式化地行使職責的司法機構，把最後的決定只是交給兄弟般的人類的感覺，把這作為唯一的道德機關，良心就可以引證托爾斯泰的堪稱榜樣的路德行為[3]，托爾斯泰只在人性上呼籲人們，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只能「以心」來進行審判。 那麼托爾斯泰指的究竟是什麼「惡」，我們必須反對，但不得使用暴力？指的不是別的，只是暴力自己，那絕對的暴力，不論它如何把它的肌肉隱藏在國民經濟、國家繁榮、人民的抱負和殖民地的擴張這樣慷慨激昂的外衣下面，儘管它更加笨拙地把人的權力欲和嗜血欲，偽造成哲學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我們千萬不可受騙上當：即使經過再誘人不過的精製提煉，暴力行徑永遠阻礙人類互相成為兄弟，只為一群人維護其大為提高的自身利益服務，從而使世界的不平等永遠存在。每一個暴力都意味著占有、擁有和企圖更多地擁有。對托爾斯泰而言，一切不平等就開始在財產上。這位年輕的貴族不是白白地在布魯塞爾和普魯東[4]一起度過了幾個小時；還在馬克思之前，托爾斯泰作為當時一切社會主義者當中最激進的一員，認定：「財產是萬惡之源，是一切苦難的根源，衝突的危險就在於擁有財產過多者和沒有財產者之間。」因為為了維護自己，財產必須採取守勢，甚至採取攻勢。為了掠奪財產，必須擁有暴力；為了增加財產，必須擁有暴力；為了捍衛財產也必須擁有暴力。於是財產便創造國家來捍衛自己，國家為了自我保護又組織了各種殘忍的暴力形式：軍隊啦，司法機關啦，「整個的強制制度，只是用來保衛財產」，誰若順從國家，承認國家，就和他的靈魂適應這個暴力原則。按照托爾斯泰的觀點，即便是那些似乎獨立的人士，才智之士，在現代國家裡，想像不到的，竟完全在為保護少數人的財產效勞。甚至連基督的教會，「從它真正的意義上講，是廢除國家的」，「也用謊話連篇的教義」，背離了自己的職責。藝術家本來是生而自由的良心的辯護人，人權的捍衛者，卻在精雕細刻他們的象牙寶塔，「把良心催眠」。社會主義試圖充當治療不治之症的醫生，革命者們，唯一憑著正確的認識，想從根本上炸掉這錯誤的世界制度的人們，錯誤地使用他們對手的殺氣騰騰的手段，使不公平得到永存。他們碰也不碰「惡」的原則，甚至還使暴力神聖化。 所以按照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要求，國家和我們當今有效的社會制度的基礎是虛假的、朽壞的：因此托爾斯泰強烈地拒絕對政府形式進行的一切民主的、博愛的、和平主義的和革命的改良，認為這些改良全然徒勞無功，缺陷累累。因為沒有一個杜馬，沒有一個議會，更不用說一場革命能把民族從暴力這個「惡」中解救出來：一幢建立在搖擺不定的地基之上的房子，不能支撐，只能離開它，另造一幢新的房子。而現代化國家建立在暴力思想而不是建立在博愛之上，因此對於托爾斯泰而言，這個國家註定了非坍塌不可，無可挽回，所有公益的、自由主義的拼拼湊湊的點綴，只不過延長它的垂死掙扎而已。必須改變的不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國家市民關係，而是人本身必須改變：不是通過國家權力粗暴地把人們擠壓在一起，而是一種更加熱忱的心靈聯繫必須通過博愛給予每一個民眾集體以凝固力。但是只要這種宗教的、倫理學上的兄弟會還沒有取代現在這種強迫市民的形式，托爾斯泰就宣布，一種真正的美德只有在個人良心的看不見的秘密中才有可能。迫切需要的是進行一場宗教革命，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要脫離每一個暴力集體。因此托爾斯泰就堅決地一下子把自己置身於國家形式之外，宣布自己除了他良心的責任之外，不承認任何責任。他不承認自己「專門屬於某個民族和國家，或者充當任何政府的臣僕」；他自願脫離了東正教會，原則上放棄向司法機關或者現代社會的任何確定的機關提出呼籲，只是為了不要去抓住「暴力國家這個魔鬼」的手指。因此諸位不要被他發表的關於兄弟情誼的布道所具有的福音書般的溫存柔情所蒙蔽，不要被塗上一種基督教謙卑語調的色調所蒙蔽，不要因為他依據福音書而忽視他的社會批判完全與國家敵對的特點。他的國家學說是最頑強激烈的反國家的學說，是自路德以來一個個人和新式的教皇權位、和財產的無錯誤論[5]最完全徹底的決裂。即便是托洛茨基和列寧在理論上也沒有比托爾斯泰的「一切都須改變」多邁出一步，恰好就像讓-雅克·盧梭，那位「人民之友」以他的文章為法國大革命挖開了布置地雷的通道，法國大革命就以這些地雷把法蘭西王國炸得灰飛煙滅，沒有一個俄國人比托爾斯泰這位激進的革命家更猛烈地撼動了沙皇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基，認為這個制度是可以攻占的。這位激進的革命家在我們這裡因為他那族長式的長髯和他教義的某種油滑柔和被僅僅視為溫和善良的倡導者。當然，恰好和盧梭對無套褲黨十分憤怒一樣，托爾斯泰無疑也會對布爾什維克的方法極為憤怒，因為他憎恨黨派——在他的文章里像預言似的寫著這樣的話：「不論哪個黨派勝利，為了維護它的權力，它都不僅會使用一切現存的暴力手段，還會發明新的暴力手段。」——但是一種正直的歷史描述將會證明，托爾斯泰是革命最優秀的開路先鋒，所有革命家的全部炸彈都不如這唯一的一個人，最偉大的一個人，對他祖國的那些似乎不可戰勝的勢力——沙皇、教會和財富——表示的公開反抗在俄國所起的破壞作用和震撼權威的作用更為嚴重。自從一切診治醫生中這位最有天才的醫生髮現了我們文明建築物的地基紕漏之後，也就是說，發現了我們的國家大廈不是建立在人性博愛和人類共同體之上，而是建立在兇殘暴戾、人統治人的基礎之上，他便歷三十年之久，以強勁已極的道義上的衝擊力一而再襲擊俄羅斯的世界制度，成了革命的文克爾里德[6]，身不由己地成了社會的炸藥，能夠爆炸、能夠破壞的原始偉力，從而無意識地變成了他那俄羅斯使命的代表性人物。一切俄羅斯思想都認為，要想建設新的，首先必須不顧一切地從根源上進行破壞——這些思想並非偶然地落在全部俄羅斯的藝術家身上，毫無例外，他們首先墮落到沒有一線光明、毫無一點出路的虛無主義的最為黝黑的坑道之中，然後才出於無比灼熱、心醉神迷的絕望心情，狂熱地又爭取到新的宗教信仰；俄羅斯的思想家、詩人和行動果斷的人和我們歐洲人[7]不同，不是遲遲疑疑地搞些改革，不是小心翼翼滿懷敬意地勉強湊合，而是像個伐木者似的進行危險的試驗，把一切徹底拆掉砍倒，直奔問題所在。一個羅斯托普欽[8]為了取得勝利，毫不遲疑地就把世界奇蹟[9]莫斯科燒成斷垣殘壁，同樣托爾斯泰也毫不猶豫地——在這點上和薩沃那羅拉[10]相似——把人類的全部文化財富——藝術、科學，全都放逐到柴火堆上付之一炬，以便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能得到辯護。很可能，這位宗教的夢想家托爾斯泰也許並沒有意識到他的破壞聖像運動會有什麼實際後果，他大概從來也不敢仔細算一筆賬，這樣一座直達天宇的遼闊廣大世界大廈突然坍塌會使多少塵世間的生靈也隨之死於非命——他只不過用他全部心靈的力量和他信念的全部頑強堅韌在撼動這座公共的國家大廈的柱子。可是倘若這樣一個參孫伸出他的拳頭，即便是最為宏大壯觀的屋頂也會傾斜，彎倒。因此事後的一切辯論，托爾斯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贊同或者仇視布爾什維克的顛覆行動，純粹是多餘的。只要面對這一赤裸裸的事實，一切全都清楚：沒有什麼東西像托爾斯泰的狂熱地反對富足有餘和財產的贖罪布道詞對俄羅斯的革命起過這樣強大的促進作用。他的小冊子便是炸藥包，他的論戰性的傳單便是炸彈。沒有一個人對時代的批評，包括尼采的批評，曾像托爾斯泰的批評那樣對於廣大人民群眾發生過這樣攪亂人的心靈、顛覆人的信仰的作用。尼采作為德國人批評起來總是只瞄準有文化有教養的人，因為他那詩意盎然、酒神般狂放恣肆的措辭風格無法對群眾發生作用；托爾斯泰的頭部塑像，將完全違背他的願望和意志，世世代代矗立在紀念偉大的革命者、顛覆政權者和改變世界者的看不見的先賢祠里。 這有違他的願望和意志：因為托爾斯泰明確地把他的基督教——宗教的革命，他的國家虛無主義和每一個積極的、行施暴力的革命區分開來。他在《成熟的麥穗》一文中寫道：「倘若我們遇到革命者，往往認為我們和他們意見相似，其實意見不同。他們和我們都高呼：不要國家，不要財產，不要不平等，和其他許多東西。儘管如此，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差異：對於基督徒而言不存在國家——而那些革命者是要消滅國家。對於基督徒而言，不存在財產——而那些革命者是要取消財產。對於基督徒而言人人平等——而那些革命者是要破壞不平等。革命者們藉助宗教在外部進行鬥爭，而基督教根本不進行鬥爭，它在內部摧毀國家的基礎。」大家看見，托爾斯泰並不想看到國家被人用暴力消滅，而是通過無數個人的消極對抗，使國家的權威漸漸削弱，一個分子又一個分子、一個個人又一個個人擺脫國家的重重包圍，直到最後國家機體由於脫力而自行解體。 可是最後的結果相同：破壞一切權威，托爾斯泰畢生就為作出這一努力而盡心盡力。當然他同時也想為國家建立一個新的制度，一個國教，一個更加人道、更加博愛的人生宗教，一個既老又新、原始的基督教的、托爾斯泰-基督教的福音書。但是在評價這一建設性的精神成就時必須——誠實高於一切——在天才的文化批評家、塵世目測天才托爾斯泰和模糊不清、極不充分、脾氣乖張、前後矛盾的道學家、思想家托爾斯泰之間切上一刀，加以區分。思想家托爾斯泰在一次教書育人的衝動爆發之際，不像在他六十歲時僅僅把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農家少年趕到學校里去上學，而是想把這唯一「正確」的人生的偉大基本知識，把「這個」真理以一種令人害怕的程度按照哲學的輕率，填鴨式地灌輸給整個歐洲。只要托爾斯泰這個沒長翅膀降生人世的人一直待在他的感性世界裡，用他天才的感覺器官解析人性的結構，那麼對他怎麼彎腰表示尊敬都不為過；但是如果他想自由自在地飛進形上學之中，他的感官不再能夠牢牢抓住，不再能夠看見和汲取，所有那些高雅的觸手漫無目的地在空中亂抓亂摸，那麼大家恰好對他精神上的笨拙大吃一驚。不，在這裡要劃清的界限實在再猛烈也還不夠：托爾斯泰作為理論的、系統的哲學家實在和他極端相反的天才尼采作為作曲家同樣是個令人遺憾的自我欺騙。尼采的音樂性，在語調的旋律以內具有絕妙的獨創性，而在獨立的聲調領域，也就是在樂曲的結構上，簡直可說慘遭失敗，同樣托爾斯泰卓越的理智，只要一越過感性的關鍵性的領域，大膽地進入理論的、抽象的領域，就馬上停止運轉。我們可以在個別的作品裡摸索到這種分界線和鉚合處：譬如在他公益性的傳單《我們該做什麼》里，第一部分根據經驗，觸目驚心地描寫了莫斯科的貧民區，寫得極端精彩，簡直叫人看了透不過氣來。從來沒有，或者幾乎從來沒有社會批判在批判塵世間的對象時比在描寫那些窮人的房屋和毫無希望的人們時表現得更加才氣橫溢；可是剛進入第二部分，這位烏托邦主義者托爾斯泰，從診斷轉向治療，想要侈談具體的改良建議時，每個概念就立刻變得朦朦朧朧，輪廓變得模糊不清，思想忙不迭地紛至沓來。隨著托爾斯泰越來越大膽地向前挺進，這種混亂狀態便從問題到問題逐步升高。上帝知道，他都挺進到多遠的地方！沒有受過任何哲學的訓練，令人驚訝的毫無敬畏之心，托爾斯泰在他的小冊子裡抓起一切永遠不能參透的問題，它們和繁星一起高懸在無法企及的蒼穹之中，他把這些問題像明膠似的輕而易舉地一一化解。因為這位焦躁不耐的人在他的危機時期，打算把一個「信仰」像件皮大衣似的迅速披在身上，一夜之間變成基督徒和謙卑的人，他在這些教育世界的文章里，也「一翻手之間讓一片森林長了出來」。這位在1878年自己還絕望地高呼「我們的整個世俗生活，純屬胡鬧」的人，三年之後已經為我們寫出了他參透一切世界之謎的宇宙神學。不言而喻，碰到這種操之過急的思想體系，任何異議都必然會使這位快速思想家感到麻煩，因此托爾斯泰頑強地塞上耳朵進行訓誡，不顧任何前後不相連貫的論述，以一種令人懷疑的匆忙勁允許自己做出徹底的解決。一種信仰不斷感到自己有責任進行「證明」，是個多麼沒有把握的信仰，一種思想，只要缺少論據，總是及時地用一句《聖經》里的話作為最終的唯一無可辯駁的論據，這又是多麼不合邏輯、多不嚴謹的思想！不，不——人們可以斷然確定，托爾斯泰的極富教育意義的小冊子（儘管含有一些必然會有的天才細節）——勇敢些，勇敢些！[11]——屬於世界文學史里最最令人討厭的狂熱信仰者的宣傳文章，是一種操之過急、混亂不堪、傲慢偏執甚至是極不誠實的思想提供的令人憎惡的例子——放在追求真理者托爾斯泰身上簡直使人感到震驚。 因為，果不其然，最最真實的藝術家，高貴的、堪稱楷模的倫理學家托爾斯泰，這位堪稱聖人的偉人，作為通曉理論的思想家是在玩一場糟糕已極很不正派的遊戲。為了把整個無限的精神世界裝進他的哲學口袋，他就玩起了一種很惡劣的戲法：首先把一切問題全都簡單化，讓它們變得像紙牌一樣單薄、輕便。於是他便極其方便地首先規定了「人」，接著規定「善」「惡」「罪過」「肉慾」「博愛」「信仰」。然後他就把這些紙牌洗了又洗，抽出「愛」作為王牌，你瞧，他贏了。在短短的世界一小時裡，千百萬人世世代代尋找解答的廣袤無垠而又無法解答的整個世界之謎，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書桌上被參透。這位老人驚訝地抬頭張望，他的眼睛孩子氣地閃閃發光，他那老者的嘴唇高興地發出微笑，他感到驚訝，驚訝不止：「一切是多麼簡單啊。」真是不可解釋，一千年來，躺在上千個國家上千個棺材裡的所有的哲學家、所有的思想家，為此拚命折騰他們的感官，而沒有注意到「全部」真理，早已像陽光普照般清清楚楚地記在福音書里，當然其前提是，大家都得像他，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似的，在聖主耶穌誕生的1878年，「在一千八百年來第一次正確理解」這一點，終於把覆蓋在這天國福音之上的「灰塵」拭盡。（的的確確，他就是這樣一字不差地說出了這樣褻瀆神明的話語！）可是現在一切辛苦一切煩惱就此結束——現在人類必須認識到，要活著是多麼簡單，簡單得不得了：什麼東西打擾你，你乾脆把它扔到桌子底下，你乾脆把國家、宗教、藝術、文化、財產、婚姻通通取消，這樣「惡」和「罪過」也就永遠解決掉；倘若每個人都自己用手扶犁耕地，烘製麵包，製作靴子，那就再也沒有國家和宗教，只有世上純潔的上帝的王國。那時「上帝就是愛，愛就是人生的目的」。所以把所有的書籍全都拋開，不再思想，不再腦力勞動，只要有「愛」那就夠了。只要「人類願意」，明天一切都能得到實現。 如果我們把托爾斯泰的世界神學赤裸裸的內容予以重現，會顯得誇大其詞。但是可惜是他自己在熱心規勸別人改宗他的信仰時這樣令人憎惡地言過其實。他的生活的基本思想，非暴力的福音書是多麼美好，多麼清晰，多麼無可辯駁：托爾斯泰要求我們大家委曲求全，保持一種精神上的謙卑狀況。他警告我們，為躲開社會各階層之間日益增長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為了防止從下層爆發的革命，我們就自願地從上而下開始革命，通過及時採用古老基督徒的委曲求全從而排除暴力。富人應該放棄他的財產，知識分子應該放棄他的倨傲，藝術家應該離開他的象牙寶塔，通過相互諒解接近人民，我們應該控制住我們的激情，我們「動物的個性」，放棄攫取的欲望，發展我們身上更加神聖的給予的能力。這肯定都是些崇高的要求，自古以來，為世上一切福音書所強烈祈求的、永恆的要求，為了人類的升華永遠一再重新提出祈求。但是托爾斯泰的漫無節制的焦躁不耐不像那些宗教的天性，不滿足於把它們確定為個人在道德上的最高成就；這位霸氣十足焦躁不耐的人憤怒地立即要求所有的人都變得性格溫順。他要求我們聽從他的宗教的命令，立即放棄、獻出、犧牲一切和我們在感情上有緊密聯繫的東西；他（一個六十歲的老者）要求年輕人清心寡欲、厲行節制（這是他自己作為男人從未做過的事情），要求腦力勞動者看淡一切，是啊，輕視藝術和智力（而他自己一生就獻身於藝術和智力）；只是為了迅速地、飛快地說服我們——我們的文化其實一無是處，一無所獲，他就憤怒地三拳兩腳把我們整個的精神世界都打得稀爛；只是為了讓我們感到完完全全的禁慾苦行更加誘人，他拚命唾棄我們全部現代文化，我們的藝術家，我們的詩人，我們的科學技術，他採取粗暴已極的誇張手法，謊話連篇，甚至扯著彌天大謊，雖說他辱罵和貶低的首先總是他自己，接著就自由自在地攻擊其他所有的人。他最高尚的道德目的也因為他一味強詞奪理而喪失信譽，任何過分誇大他都不嫌過分，任何蒙蔽欺騙他都不嫌無恥。還是說，真的有人相信，這位每天都有保健醫生對他診聽，並且隨侍左右的列夫·托爾斯泰，他會真的認為醫學和醫生是「無用之物」，閱讀是個「罪過」，整潔是「多餘的奢侈」？托爾斯泰的著作裝滿了整整一個書架，他的確是作為「無用的寄生蟲」，作為「蚜蟲」度過了他的一生？的確是以一種滑稽的誇大的方式，過了一輩子，就像他在下面描述的那樣？「我吃飯，閒聊，聽人說話，我又吃飯，寫作，閱讀，這就是說，我說話，又聽人說話，然後再次吃飯，遊戲，吃飯又說話，然後我再吃飯，上床。」《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真的就是這樣完成的嗎？托爾斯泰一聽別人演奏一首蕭邦的奏鳴曲，就淚如泉湧，難道音樂對他就像對頭腦狹隘的貴格派[12]教徒那樣，不是別的，只是魔鬼的風笛？難道他真的把貝多芬當作一個「把人引向肉慾的誘惑者」，把莎士比亞的劇本當作「確定無疑的胡言亂語」，把尼采的作品看成「粗野不堪、毫無意義地胡亂強調的廢話連篇」？還是說，普希金的作品，只好「用來充當老百姓的捲菸紙」？難道他比任何人都侍奉得更加出色的藝術真的只是「無所事事之輩的奢侈品」，而裁縫格里沙和鞋匠彼約特爾對他而言真是比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論更加高級的審美機關？他自己「在年輕時是個縱慾無度的淫棍」，和他老婆還製造了十三個孩子，現在竟然當真認為，每個青年為他的號召所感動，一下子就變成一個斯柯普什派成員[13]自行閹割？大家看見：托爾斯泰像個狂犬病患者似的誇張不已，實在是由於問心有愧才一個勁兒地誇張，為了不讓人家看出，他列舉的許多「證明」實在過於拙劣。當然有時候似乎也讓人預感到，這些喧鬧不已的無稽之談，正因為漫無節制也就自己毀了自己，他自己在他意識的具有批判性的底層也明白了這點，他有一次這樣寫道，「我並不抱多大希望，人們會接受我的證明，或者哪怕只是認真地討論一下」，他這話竟可怕地說對了，因為既然在這位所謂的很能委曲求全的人生前誰也沒法和他討論——他太太嘆息著說「沒法說服列夫·托爾斯泰」，他最好的女友寫道「托爾斯泰的自負永遠也不允許他承認一個錯誤」，那麼拿貝多芬、莎士比亞來認真反對托爾斯泰也就極為愚蠢：誰若愛托爾斯泰，最好就應該在這位老人過分明顯地暴露他邏輯上的弱點時轉過臉去。任何一個可以認真對待的人都不會有一秒鐘想到，按照托爾斯泰的這些突然爆發的神學論斷果真把為了使人生充滿思想而進行了兩千年的鬥爭戛然切斷，就像關掉一個煤氣閥門，把我們最神聖的價值統統扔到垃圾堆里。因為我們歐洲，剛剛才誕生了一個尼采作為思想家，只有精神上的歡樂才使歐洲人感到我們沉重的塵世，真的宜於居住，上帝知道，這個歐洲沒有興趣突然聽到一道道德上的命令，便不假思索地讓自己變得粗俗不堪，頭腦簡單，非常聽話地爬到帳篷里，把燦爛輝煌的精神上的往昔當作「罪孽深重」的謬誤徹底拋棄。把堪稱楷模的倫理學家托爾斯泰，富有英雄氣概的良心的辯護人不和他絕望的嘗試相混淆，硬把世界觀上的神經危機，國民經濟中一種更年期的恐懼加以移植，這是夠有敬意的，也將永遠是夠有敬意的事：我們將永遠把從這位藝術家的英勇的一生產生出來的極了不起的道德啟示和那位遁入理論的老年人的農夫般的憤怒的文化驅邪咒語嚴加區分。托爾斯泰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以不可比擬的方式深化了我們這代人的良心，他的消沉的理論卻成為對人生歡樂的猛然一擊，想僧侶般禁欲主義地把我們的文化推回到不再能夠複製的古老基督教時代，這一切是由一位不再是基督徒，因而也是超基督徒的人冥思苦索出來的。不，我們不認為，「節制欲望決定我們的整個人生」。我們不認為，應該打開血管為我們純粹是塵世的世界激情放血，腦子裡只承載著職責、本分和《聖經》引文。一個對歡樂具有生兒育女、激活精力的力量一無所知的解釋者，他有意識地要使我們自由的感官遊戲，我們最最高雅、最為幸福的感官遊戲——藝術——日益衰退，色澤全無：我們對他深表懷疑。我們絲毫也不願意犧牲精神和技術的成就，絲毫也不願意重新放棄我們西方世界的遺產，絲毫也不願意放棄：不願意為了任何一個哲學命題，最不願意為了一種落後的、消沉的把我們逼回到草原中去、回到精神遲鈍的狀態中去的哲學命題，放棄我們的書籍，我們的圖畫，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科學。對於我們感性的看得見的現實世界，我們寸步不讓，涓滴不讓。我們不會為了天國的極樂，用我們今天令人眼花繚亂的豐富生活去換得某種狹隘的單純質樸：我們寧可放肆地「有罪」，也不願原始蒙昧，寧可激情如熾也不願愚蠢，像《聖經》教導的那樣正直乖巧。因此歐洲把整個托爾斯泰的社會學理論乾脆放進文學的檔案櫃裡，對他堪稱楷模的道德高尚的意志充滿敬意，但是為了今天和今後，永遠把它擱在一邊。因為落後和反動的東西，即使以最崇高的宗教形式出現，即使由一個如此出類拔萃的人物提出，也永遠不可能有獨創性，凡是出於個人靈魂迷惘的東西，永遠也不可能使世界靈魂擺脫混亂。因此再說一遍，最後一遍：托爾斯泰作為我們時代最強勁有力的批判性的深翻土地者，沒有播下一粒穀子，成為我們歐洲未來的播種者，在這點上，他完全是一個俄羅斯人，他那種族、他那宗族的天才。 因為這肯定是俄羅斯上個世紀的意義和使命：以一種神聖的騷動不寧和肆無忌憚的受苦的渴望，把一切道德的深層全都挖開，把一切社會的問題直到根部全都刨了出來，我們懷著深深的敬畏之情向俄羅斯藝術家們集體的精神成就彎腰致敬。倘若我們對有些事情感受得更加深刻，對許多事情認識得更加堅定，倘若我們觀看時代的問題、人類永恆的問題的目光比以往更加嚴峻，更加悲哀，更加無情，這要歸功於俄羅斯和俄國文學，我們大家能夠通過創造性的騷動不寧超越舊日的真理，達到新的真理，也要歸功於俄羅斯文學。俄羅斯所有的思維都是精神在醞釀，是延伸的、爆炸的力量，但不是像斯賓諾莎[14]、蒙田[15]和另外幾位德國哲人的思維那樣是精神的澄清、淨化；俄羅斯的思維絕妙地幫助世界的心靈拓展，新時代沒有一個藝術家像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把人的靈魂如此深刻地挖掘一遍，徹底加以翻亂。但是他們兩位並沒有幫助我們創建一個秩序，一個新的秩序，在他們把他們自己的混亂，靈魂的深淵般的混亂，當作世界的意義加以宣洩之處，我們就脫離了他們的答案。因為他們兩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了自救，逃出那張開大口、難以逾越的虛無主義，逃出一種古老的恐懼，逃進一種宗教的反動，為了不致跌進他們內心的深淵，他們兩個都奴性十足地緊緊抓住基督教的十字架，在一小時之內把俄羅斯世界弄得雲霧繚繞，與此同時尼采的滌淨一切的閃電，把所有古老的膽戰心驚的天空都砸得粉碎，把堅信自己力量和自由的信念像把神聖的鐵錘似的交到歐洲人的手中。 奇妙無比的場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祖國最強勁有力的人物為極端不祥的驚恐所擊，突然從他們的作品中驚醒，舉起了同一個俄羅斯的十字架，兩個人都祈求基督，每個人都祈求另一個基督，作為一個正在沉淪的世界的拯救者。就像兩個瘋狂的中世紀僧侶，他們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布道台上，互相敵對，互相仇視，在精神上和生活中都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極端的反動派，專制獨裁的捍衛者，極力宣揚戰爭和恐怖，力量日益增長便在權力的陶醉之中瘋狂，成為把他投進監獄的沙皇的奴僕，一個帝國主義的、征服世界的救世主的崇拜者。在他對面站著托爾斯泰，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讚美的，他就同樣狂熱地百般嘲諷，同樣抱著神秘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抱著神秘的奴性十足的樣子，托爾斯泰則把沙皇嚴厲地斥為兇手，把教會和國家斥為竊賊，詛咒戰爭，但是同樣口不離基督，手不離福音書——但是兩人由於靈魂深受震撼，出於神秘莫測的恐怖，把世界向後倒退，推回到謙卑和遲鈍的境地。在他們兩人心裡想必都有一種未卜先知的預感，使他們把他們不祥的恐懼如此大聲呼叫著撒向他們的民眾。這是一種對世界沉淪、末日審判的預感，一種具有先見的知曉，知道他們腳下的俄羅斯大地正孕育著驚天動地的震撼——因為倘若不是這個，還有什麼創造了詩人的貧窮和使命，使他像先知似的預感到時代灼熱的火光和雲層里的隆隆雷聲，因這新生的陣痛全身緊繃備受痛苦？他們兩個都是大聲疾呼的懺悔者，怒火衝天而又滿懷愛情的預言家，他們站在一種世界沉淪的門前，身上照耀著悲慘的光芒，再一次嘗試著擊退那已在空氣中震盪的龐然大物。他們兩個都是《舊約》里的巨人，我們這個世紀再也不會看見這樣的巨人。 但是他們只能預感正在變化的東西，無法轉變世界的進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革命，恰好在他送殯的行列走過之後，炸彈爆炸，把沙皇炸得粉身碎骨。托爾斯泰譴責戰爭，要求塵世的愛：大地還沒有四度用翠綠覆蓋他的棺木，可怕的兄弟鬩牆[16]便玷污了這個世界。他的人物形象，他藝術中被他自己貶抑的人物，一直活到現在。但是他的學說，第一陣清風吹來便被吹破。他自己的上帝的王國徹底崩潰，他雖然沒有經歷，但是還預感到了，因為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他正平靜地坐在他朋友的圈子裡，僕人給他送來一封信，他拆開此信念道： 「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您說，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單憑愛就能改善，這點我不能苟同。這話只能由受到良好教育、總是吃飽喝足的人說出口來。面對那些從小忍飢挨餓、一輩子在暴君的枷鎖下苦度光陰的人，您能說些什麼？他們將戰鬥，努力掙脫奴役。我在您行將辭世的前夕對您說，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世界還將窒息於血泊之中，人們將不止一次地不僅把老爺們，不分性別，也連同他們的孩子悉數打死，撕成碎片，以便大地不再從這些人那裡期盼會發生什麼糟糕的事情。我很遺憾，您將不再能夠經歷這個時代，使您自己無法成為您的謬誤的目擊證人。我祝您平靜地壽終正寢。」 誰也不知道，這封預示未來的閃電般的信出於誰的手筆。是托洛茨基、列寧，還是那些在施呂瑟爾堡[17]成為冢中枯骨的無名無姓的革命者中的某一個人：對此我們永遠也無法獲悉。可是也許在這一時刻托爾斯泰已經知道，他的教義碰到現實世界只是一片煙霧，純屬徒勞，那種雜亂無章的狂野激情在任何時候都比人類之間的博愛善意更加強大。他的臉色——據目擊證人敘述——在這一時刻變得非常嚴峻。他拿著這張信紙，沉思地走進他的房間，有一絲預感冷颼颼地掠過他那日益蒼老的頭顱。 * * * [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8年3月3日蘇俄政府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和約》，蘇俄蒙受極大損失，但得到雙方停戰，蘇俄退出戰爭的結果。 [2]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和印度國家大會黨領袖，是現代印度的國父，也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現代政治學說——甘地主義的創始人。 [3] 路德行為指基督教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1483—1546）於16世紀在歐洲倡導的宗教改革。 [4] 彼耶爾-約瑟夫·普魯東（1809—1865），法國思想家、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 [5] 天主教會宣揚「教皇無錯誤論」，信眾不得妄議教皇的言行，托爾斯泰在此把「財產」的地位提高到教皇權威的水平。 [6] 阿諾德·封·文克爾里德是瑞士傳說中的民族英雄。1386年7月9日瑞士反抗奧地利，他捨身打開奧地利長槍陣，使瑞士軍隊贏得勝利。 [7] 茨威格認為俄羅斯人並非歐洲人，而是亞洲人。 [8] 費德多爾·羅斯托普欽（1763—1826），俄羅斯政治家，在法國入侵俄國期間擔任莫斯科市長，下令放火燒掉了莫斯科。 [9] 原文是拉丁文。 [10] 薩沃那羅拉（1452—1498），多明我會修士，佛羅倫薩宗教改革家。從1494年到1498年擔任佛羅倫薩的精神和世俗領袖。1497年，他和一群跟隨者在佛羅倫薩市政大樓舊宮廣場點起一堆大火，焚燒了很多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藝術品。 [11] 原文是拉丁文。 [12] 貴格派是基督教的一個教派。 [13] 斯柯普什派，十九世紀俄羅斯出現的一個苦修派修會。 [14] 斯賓諾莎（1632—1677），荷蘭哲學家。 [15] 蒙田（1533—1592），法國思想家、作家、懷疑論者。 [1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17] 施呂瑟爾堡有沙皇時期關押戰犯和政治犯的監獄，許多名人在那裡遇害，被稱作俄國的巴士底獄，十月革命後所有犯人獲釋。 為實現信念而鬥爭 撰寫十卷哲學著作，遠比在實踐 中貫徹執行一條原則更為容易。 ——1847年日記 列夫·托爾斯泰在那些年如此執著地徹底翻閱福音書，想必使他不無震撼地念到了這句預見性的話語：「誰若播種風，將收穫風暴。」因為這種命運從此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實現。從來也不可能有個人，尤其是一個強勁有力的人，把他精神上的騷動不寧扔向世界而不付出代價：騷動引起的反擊千百倍地增長，擊向他的胸膛。今天，這一討論早已冷卻，我們根本無法再衡量，托爾斯泰發出的消息剛一發出第一聲呼籲，在俄羅斯世界，以及緊接著在全世界點燃了何等狂熱的期待：想必是一場心靈的騷亂，整整一個民族的良心被強有力地喚醒。政府被這樣一種顛覆性的效果所驚醒，手忙腳亂地對托爾斯泰的論戰文章發出禁令，完全徒勞，這些文章用打字機複印，通過外文版，悄悄地手手相傳，偷運進來；托爾斯泰對現存制度的因素，對國家、沙皇、教會攻擊得越大膽，他為人類假設的更好的世界制度越熾烈，人類對每一種濟世佳音敞開的心靈便越發像潮水般向他湧來。因為儘管有鐵路、無線電和電報，儘管有顯微鏡和一切技術的魔力，我們這個道德世界，還依然對一種更高的道德上的狀況原封不動地保持著對彌賽亞[1]般的期待。如在基督、穆罕默德或者釋迦牟尼的時代，在永遠祈求奇蹟出現的群眾心裡，有一種一再更新的渴望活躍著，顫抖著，希冀有個領袖和導師。因此只要有一個人，一個個別的人，向人類發出預告，他總會觸及這種充滿信仰的渴望的神經，於是一種無限的貯存已久的準備犧牲的精神便撲向每一個有勇氣挺身而出，敢於說出那句最負責任的話語——「我知道真理」——的人。 所以在上世紀末，托爾斯泰剛宣布他的使徒消息，整個俄羅斯幾百萬人便都把他們的心靈目光投向托爾斯泰。《懺悔錄》對於我們而言，早已只是一份心理學上的文獻，而在當時它卻像是宣告福音，使虔誠的年輕人如痴如狂。他們歡呼，終於有個強勁有力的人，一個自由人，此外，還是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提出了迄今為止只有被剝奪了繼承權的人抱怨時，半是農奴的人悄聲耳語時說出的要求：世界的現存秩序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不能持久的，一種新的更好的形式必須找到。所有不滿現實的人都得到了一個預想不到的鼓勵，並不是出自一個職業的侈談自由者之口，而是來自一個獨立不羈、剛正不阿的作家，他的權威和誠實無人敢於懷疑。他們聽說，此人用他自己的生活，他有目共睹的生存的每一個行動，要為大家樹立榜樣，作為伯爵，他要放棄他的特權，作為富翁，他要放棄他的財產，他要作為擁有財產的大人物當中的第一人，謙卑地躋身於勞動人民的毫無差異的工作集體之中。關於這位被剝奪繼承權的人們的救世主的消息，一直傳到無知無識的人們中間，傳到農民和文盲中間。最初的門徒已經集結起來，托爾斯泰主義者的教派已經開始篤信他們導師的字句，逐字逐句地把導師的話語付諸實現，在他們身後受壓迫群眾望不到邊，都已甦醒，正在期待。於是幾百萬灼熱的心，幾百萬灼熱的目光都衝著托爾斯泰這位預示福音者，他們以貪婪的目光注視他那業已變得舉世重視的人生中的每一個事件。「此人可是學習過的，他會教導我們。」 可是，奇哉怪也，托爾斯泰似乎起初根本沒有覺察到他把分量多麼沉重的責任加在自己身上。不言而喻，他明察秋毫，足以感覺到，作為宣揚這樣一種人生學說的人，他不能只把這學說停留在紙面上冷冰冰的字母里，而需要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予以實現，作為示範。但是——這是他開始時犯的錯誤——他以為他只要在他的生活態度上象徵性地暗示一下，他的新的社會的倫理學上的要求可以貫徹執行，時不時地舉出一個原則上準備就緒的標誌，他所做的也就足夠了。所以他穿的衣服像個農民，以便在外表上看不出老爺和長工的區別；他手執鐮刀犁杖在田裡勞作，讓列賓[2]為他作畫，以便讓每個人都圖像分明地看到：為了贏得麵包在田地里做些誠實的粗活，我並不覺得這是恥辱，誰也不必為此感到羞恥，因為，諸位請看！我自己，列夫·托爾斯泰，就像你們大家所知道的，並不需要做這些事，他的精神上的成就完全可以原諒他不做這些事，可是我高高興興地承擔了這些粗活。為了不至於讓財產這樁「罪過」長久地玷污他的靈魂，他把他的財產，他的全部家當（當時已經超過50萬盧布）轉到他妻子和他家人的戶頭上，拒絕再從他的作品接受現錢或者一切值錢的東西。他發放施捨，不吝時間接見有求於他的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和卑微已極的人或回信給他們；他以兄弟般的互助友愛，關心世上蒙受不公平待遇和遭遇非正義行為的每一個人。但是時隔不久，他必須承認，人們向他提出的要求更多，因為廣大粗野的信眾，他用心靈的全部感官尋找的那個「人民」，不滿足於那些謙卑精神想出的象徵，而是向列夫·托爾斯泰要求更多：要求他完全放棄一切，毫無保留地獻身於他們的貧困和苦難之中。永遠只有殉道者的行動創造真正的信眾和堅定不移的人們——因此在每一種宗教開始的時候，只出現一個完全自我獻身的人——永遠不是只有暗示和許諾的態度。迄今為止，為了強調他的學說可以實現，托爾斯泰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降低自己身份的一種姿態，一種宗教的謙卑的象徵性的行動，可以和天主教會強加在教皇或者篤信宗教的皇帝們身上的那種行動相比，他們在復活節以前的那個禮拜四，也就是一年一次，給十二位老者洗腳。以此顯示，向民眾表示，即便是最低下的行動，也不會使世上最高貴的人物遭到屈辱。但是教皇或者奧地利西班牙的皇帝通過這個一年一度的贖罪行動並沒有放棄他們的權力，真正變成浴場奴僕，這位偉大的詩人和貴族老爺通過一小時使用鞋錐子和鞋楦子也並沒有變成鞋匠，通過兩小時田間的勞動也沒有變成農民，通過把財產轉移到家人的戶頭上，也沒有變成真正的乞丐。托爾斯泰首先只是表明他的學說可以實現，但並沒有把它實現。而人民（出於深刻的本能），不滿足於象徵，只有完完全全的犧牲才能說服他們。他們期待於列夫·托爾斯泰的，恰好就是他的學說完全實現。因為最初的擁護者往往比導師自己更認死理，更加嚴格，更加逐字逐句地探究大師的學說。因此他們大失所望，他們前往朝拜那位自甘貧賤的先知，卻不得不注意到，就像在其他貴族莊園裡那樣，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農民也繼續在苦難之中苟延殘喘，而他，列夫·托爾斯泰，卻完全像先前一樣，作為伯爵在莊院裡大擺排場，迎接賓客，因此依然還屬於「那些通過各式各樣巧妙的招數，奪走人民必需之物的那些人的階級」。那個大聲宣告的財產過戶，人民弄不明白，也記不清楚，這的確是放棄財產。他說不想得到更多財物，也不像是貧窮，他們只是繼續看到詩人在充分享受迄今為止一直在享受的一切舒適，即便是田間勞動和製作靴子的時間也無法使他們信服。有個老農憤怒地大發牢騷：「這個人說一套，做一套，是個什麼人啊？」大學生和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這種學說和事實之間模稜兩可的搖擺不定說出來的話就更加尖刻。漸漸地，對托爾斯泰這種半吊子的態度表示的大失所望的心情恰好攫住了對他的理論最最堅信不疑的擁護者：書信，往往是暴徒似的攻擊，越來越激烈地發出警告，要求托爾斯泰要麼提出更正，要麼終於逐字逐句地實現他的學說，而不僅僅是即興做出象徵性的示範。 被這聲呼喊所驚醒，托爾斯泰自己終於認識到，他激起了多麼巨大的要求，不是一句名言，而只是一個事實，不是宣傳鼓動的實例，而只能是整個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才能賦予他發出的消息以活力。誰要是作為發言人，作為預言者站在公開的講台上，站在十九世紀最高的講台上，為榮譽的刺眼的探照燈所照亮，為幾百萬雙眼睛所注視，就必須徹底放棄他一切私人的溫馨的生活，他不能僅僅是偶爾通過象徵來暗示他的思想，他需要作出真正的犧牲，來作為他有效的證人：「為了讓人聽見你的話，必須通過苦難來證實你的真理，最好通過死亡來證實。」於是托爾斯泰的個人生活便出現了一個職責，這是這位使徒般的教條主義者從未想到的。托爾斯泰不寒而慄，驚惶失措，意識不到自己的力量，直到靈魂的最底層都驚恐萬狀，便背上他為自己的學說加在自己身上的十字架，那就是，從此他生活的每一個行動都要完全說明他在道德上的要求，在一個喜歡諷刺、多嘴多舌的世界裡，充當一個他宗教信念的神聖的僕人。 一個聖人——這句話終於不顧一切訕笑嘲諷說出口來。因為在我們這個冷靜的時代，聖人肯定顯得十分荒謬，匪夷所思，是業已湮滅無聞的中世紀早已過時的東西。但是只有每一個心靈典型的象徵和被人頂禮膜拜的標誌不得永世長存；每一個典型自己必然會合乎邏輯地被迫一再回到那個一望無際的相似類比的遊戲裡，我們稱之為歷史。人們永遠會，在每個時代人們都必然會試圖進行一種神聖的生活，因為人類的宗教感情，都會一再重新需要並且創造這種最高級的心靈形式；只不過這種形式的實現必須在外面轉變，隨著時代的轉變而轉變。我們通過精神的熱情造成的人生的神聖化的概念和黃金的聖人傳說中的木雕聖像和荒漠中修行者的柱石雕像已毫無關係；因為我們早已把聖人的形象從神學家宗教會議和教皇神秘會議的判詞中解脫出來——「神聖」在今天對於我們而言只是在完全把人生獻給一種宗教的體驗過的思想的意義上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西爾斯-瑪利亞[3]的弒殺上帝者的否定世界的孤寂或者阿姆斯特丹的琢磨鑽石的工匠[4]的令人震撼的無欲無求，我們覺得他們懷有的理智狂喜，絲毫也不比一個宗教狂熱的荊棘自笞者的狂喜相差一絲一毫；即使在一切奇蹟之外，在打字機和電燈的時代，在我們一般華燈普照人流涌動的城市裡，精神上的聖人作為良心的殉道者就是在今天也還是可能出現的；只不過我們已不再需要把這些奇異的、罕見的人物視為天神般不犯錯誤者、塵世間不可爭辯者，相反：我們熱愛這些超群出眾的誘惑者，這些恰好在他們的危機和鬥爭中危險地受到誘惑者，我們最深愛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會犯錯誤，恰好在於他們有錯；因為我們這代人不再希望把他們的聖人尊為超凡出世的彼岸世界的上帝的使者，恰好是作為人群中最為世俗的人。 因此在托爾斯泰為了把他的人生變成模範形式而進行的這一驚人的嘗試中，最最感動我們的恰好是他的搖擺不定，他在最後從人性上來看遭到了失敗，這在我們看來比他原來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更加使人感到震撼。悲劇就在這裡開始！[5]走出世俗的傳統的生活形式，只是實現他良心的永恆的生活形式，在托爾斯泰承擔起這英勇任務的瞬間開始，他的生活必然變成一齣悲劇，比我們從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憤怒和隕落看到的任何一齣悲劇更加宏大的悲劇。因為這樣強暴地掙脫家庭、貴族世界、財產、時代的法律的一切根深蒂固的關係，不可能不扯斷千萬種神經網絡，不可能不使自己和他親近的人受到極為痛楚的創傷。但是托爾斯泰絕不害怕痛苦，相反，他作為真正的俄羅斯人，因而也是個激進主義者，甚至恰好渴望真正的痛苦，作為他真實性的顯而易見的證明。他早已厭倦了他生活的舒適安逸，平平淡淡的家庭幸福，他作品帶來的榮譽，他周圍的人對他表示的敬畏使他噁心——無意之中這位獨創性的人心裡渴望著更加緊張激烈、更加多姿多彩的命運，更加深刻地和人類的原始偉力融合在一起，渴望著貧窮、苦難和痛苦，從他的危機開始以來，他第一次認識到痛苦的創造性的意義。為了像聖徒一樣地證明他謙卑學說的純潔性，他願意過最卑賤的人的生活，沒有房子，沒有金錢，沒有家庭，骯髒不堪，長滿虱子，被人輕視，受到國家迫害，被教會逐出教門。他願意用自己的皮肉、四肢和頭腦經歷，他在自己著作里描寫的一個真正的人最重要的和唯一能夠觸動靈魂的形式：成為無家可歸的人，身無分文的人，命運的勁風把他像一片秋日的落葉吹得四下飄零。托爾斯泰要求——在這裡歷史這個偉大的藝術家又創造了一個它天才的諷刺的反命題之一——發自內心最深層的意志，恰好附和命運，而命運卻完全違忤他的對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志，落在這位不幸的詩人身上。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經歷了一切有目共睹的苦難，命運的殘忍和仇恨，恰好是托爾斯泰出於教育學的原則，出於殉道者的渴求，強力想要經歷的一切。真正的、折磨人的、灼人的、吸盡人歡樂的貧窮，猶如一襲內蘇斯襯衣[6]牢牢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作為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拖著自己的身體走過世上一切國家，疾病撕裂了他的身體，沙皇的士兵把他捆在行刑柱上，扔到西伯利亞的監獄裡——所有這一切，托爾斯泰為了顯示他的學說，作為這種學說的殉道者完全希望自己能夠親身經歷，陀思妥耶夫斯受盡了這些苦難，而這位渴望經歷這些外在的明顯的苦難的托爾斯泰卻一點迫害和貧窮也沒有得到。 因為托爾斯泰從未成功地提供證明讓世人信服並且看見他確有受苦受難的願望。一種嘲諷的、奚落的命運到處都阻止他通向殉道的道路。他想要貧窮，把他的財產分贈給人類，再也不從他的著作中贏得金錢，但是他的家庭不允許他變成窮人；他的巨額財產違背他的意志在他家人的手裡不斷增長。他願意生活在孤獨之中，但是他的聲譽日隆，記者和好奇之徒像潮水般擁進他家。他想要受人輕視，但是他越是謾罵和貶抑自己，他越把自己的作品說得不堪，越是懷疑他的正直，人們就對他越發懷有敬畏之情。他想要過一個農民的生活，住在煙熏火燎低矮的茅屋裡，不為人知，不受干擾，作為朝聖者或乞丐在大路上瞎跑，可是家人對他百般呵護，並且把他公開指責的一切現代科技的舒適設備悄悄地一直塞到他的房間裡去，使他十分痛苦。他希望受到迫害，被投入牢房，受到鞭笞——「自由自在地生活，我感到難堪」，但是官府對他優禮有加，敬而遠之，只是滿足把他的追隨者加以鞭笞，送到西伯利亞去。於是他就採取極端的辦法，最後公開辱罵沙皇，希冀終於得到懲罰，遣走，判刑，終於能夠得以公開地為他信念的造反而受到懲罰；可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對於首席大臣提出的控訴這樣回答：「我請您別去觸碰列夫·托爾斯泰，我不打算讓他變成一個殉道者。」而這個，恰好是這個，他信念的殉道者，恰好是托爾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想要做的，而命運恰好不允許他做這個。是啊，對於這個一心只想受苦受難的人，命運讓他受到一種簡直可說是惡意的關懷，讓他什麼苦難也沒遭受。就像一個瘋子關在他橡皮的囚室里，他在自己的榮譽造成的看不見的監獄裡，拚命地亂打一氣；他唾棄自己的名字，向國家、教會和一切權力扮出狂怒的鬼臉——可是人們彬彬有禮地聽他怒罵，手裡拿著帽子，把他當作一個出身貴族、並不危險的瘋子對待。他未能提供最終的證明，做出顯而易見的行動和引人注目的殉道行為。在他一心想要釘在十字架上的意志和實現他的學說之間魔鬼把榮譽插了進去，榮譽接受了命運的一切打擊，不讓苦難走近他的身體。 他所有的追隨者都滿懷疑慮焦躁不耐地問道，他的敵人也冷嘲熱諷地以譏笑的口氣問道，為什麼列夫·托爾斯泰不以他堅定的意志扯碎這個難堪的矛盾？為什麼他不把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統統從他家裡清掃出去？為什麼他容忍他的家人出售他的作品？為什麼他不顧自己的意志，卻屈從於他身邊人的意志，他們全然無視他的要求，把財產、舒適視為世上最高的財富？為什麼他的行動歸終沒有明確地清晰地根據他良心的信條？托爾斯泰自己從來沒有回答人們的這一可怕的問題，也從未為此進行過任何辯解，相反，沒有一個無所事事的喜歡瞎說八道的傢伙，用骯髒的指頭指著亮如白晝的介乎意志和現實之間的矛盾，批判托爾斯泰的半吊子的行動或者不如說是批判他的不行動比他自己批判得更加嚴厲。1908年托爾斯泰在日記里寫道：「倘若我聽人談及我自己像談及一個陌生人：談他生活在錦衣玉食之中，從農民那裡搜颳去一切可以搜刮的東西，派人把農奴拘捕起來，一面宣布信奉基督教並且勸人信教，給人五戈比的銅子當作施捨，干所有這些卑劣的行動，都躲在他親愛的妻子背後——我會不假思索地稱此人為無賴！恰好是這樣的事情也應該說說我自己，這樣我才能擺脫世上的一切虛榮，只為我的靈魂活著。」不，一個列夫·托爾斯泰用不著任何人去向他解釋道德上的模稜兩可，他每天都自己在這些模稜兩可的事情上面扯得粉碎。如果他在日記本里把這問題像一塊燒得赤紅的鋼鐵軋進他的良心：「你說，列夫·托爾斯泰，你是根據你自己學說的準則生活的嗎？」他就以憤怒的絕望心情回答：「沒有，我羞愧得無地自容，我有罪過，應該受到輕蔑。」他心裡完全清楚，要是按照他甘於清貧的信條，合乎邏輯，符合道義，只有唯一的一種生活形式是可能的：那就是離開他的房子，放棄他的貴族頭銜和藝術，作為一個朝聖者漫步在俄羅斯的大道上。這位信奉宗教者可從來也沒能振作起來，去下定這最後的最為必要、唯一能使人信服的決心。而恰好是他最後這一軟弱的秘密，不能作出這原則上激進主義的行動，對我而言，正好是托爾斯泰最後的美麗所在。因為完美無缺永遠只在人性的彼岸才能辦到；每一個聖人，即便是溫和善良的使徒，也要能夠硬下心來，他必須向門徒們提出超人的、非人道的要求，要他們為了成為聖人把父母妻兒全都漠不關心地拋到身後。一個始終不渝的、完美無缺的生活永遠只可能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個人的密封空間才能實現，永遠不能和人間有聯繫和關係：因此在任何時代聖人的道路總是通向沙漠，這是他唯一合適的寓所和家園。所以托爾斯泰若真想以行動把他學說貫徹到底，他必須在把自己和教會國家脫離之外，也需要脫離家庭的更加狹窄、更加溫暖、更有附著力的圈子；但是這位過於富有人性的聖人，歷三十年之久，始終沒有力量採取這個殘暴的、毫無顧忌的暴力行動。他兩次離家出走，又兩次回到家裡，因為一想到，他的驚惶失措的妻子會憤而自殺，使他在最後時刻意志受到麻痹，他下不了決心——這是他精神上的罪過，但是人性上的美麗！——為了他抽象的思想，犧牲掉唯一的一個人。寧可唉聲嘆氣忍受著一種只有肉體上的共同生活的令人壓抑的屋頂，也不和兒女們分離，逼著妻子自殺；他絕望地在關鍵問題上，例如在遺囑和售書問題上，屈從了他的家人，寧可自己受苦也不讓別人受苦。他寧可痛苦地滿足於充當一個脆弱的人，也不充當一個像岩石一樣堅硬的聖人。 因為他在公眾面前這樣把不溫不火、不清不楚的一切現象全都放在自己身上，只放在他自己身上。他知道，每一個孩子現在都可以嘲笑他，每一個正直的人都可以懷疑他，每一個他的追隨者都可以批判他，但是這點，恰好是這點變成托爾斯泰在所有這些陰暗的歲月里極為了不起的受苦者的方式，他緊閉雙唇，默默地接受著人們對他模稜兩可的指責，從來沒有為自己進行過任何申辯。1898年他深受震撼地在日記里這樣寫道：「在眾人面前我的處境也許是錯誤的，也許這恰好是必需的。」漸漸地他開始認識到他經受的考驗所具有的特殊意義，那就是說，這種不會獲勝的殉道行為，這種無法自衛無法申辯所忍受的不公正，對他而言早已是一種比在市場上遭受的公開的殉道行為，比他多年來一直渴望從命運得到的另外那種裝腔作勢的殉道行為更厲害更沉重的殉道行為。「我往往希望受苦受難，受到迫害，但是這意味著我很懶惰，我只希望讓別人為我幹活，讓他們折磨我，而我自己只消受苦就行了。」這個所有人當中最最缺乏耐心的人喜歡縱身一躍就跳進痛苦之中，懷著感情極度奔放的贖罪者的快樂讓人家為他的信念把他放在行刑柱上活活燒死，終於認識到，對他而言，更加嚴酷的考驗乃是把他放在餘燼未滅的文火之上慢慢燒烤：不知就裡者的鄙視，和他自己深知一切的良心永恆的不安。因為對於一個這樣清醒的無法欺瞞的自我觀察者，每天都不得不重新向自己承認，他，這個世俗之人列夫·托爾斯泰，在他自己家裡和生活中無法實現使徒列夫·托爾斯泰向數以百萬計的人類提出的道德上的要求，而他儘管意識到自己失敗，仍然不停地一而再地宣揚這種學說！他自己早就不再相信，卻還一直要求別人篤信並贊同他的學說！這裡就是創口發炎出膿的地方，這裡就是托爾斯泰的良心化膿的地方。他知道，他自己承擔的使命，早已只是一個角色而已，一場謙卑的戲劇，不斷地在世人面前重新上演；托爾斯泰從來沒有欺騙過自己，正因為他比他最兇惡的敵人都更加詳盡地知道他自己不清不楚的態度，裝腔作勢的樣子，這使他的人生變成一種隱秘的悲劇。誰若想知道，或者只是預感到這個備受折磨和醉心真理的靈魂，由於自我噁心和自我苛責痛苦到何種地步，請閱讀那篇只在他的遺稿中才找到的中篇小說《謝爾蓋神父》。就和那位聖女德累撒[7]一樣，她被自己的幻想嚇了一跳，驚惶失措地詢問她的懺悔師，這些聖神顯靈究竟的確是上帝派來的還是說不定是上帝的敵手魔鬼派來的，挑釁她的倨傲，托爾斯泰在那篇中篇小說里也反躬自問，他的學說和他的行動在世人面前的確是源於上帝，那就是合乎道德的，對人有益的，還是源於虛榮的魔鬼，源於對榮譽的渴望和對聖壇上焚起的香菸的陶醉。托爾斯泰在那位聖人身上，通過非常透明的偽裝描寫了他自己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處境：就像信徒們，好奇之輩，前來瞻仰的朝聖者，前來看望他自己，好幾百個懺悔者和崇拜者也蜂擁而至來看望那位會創造奇蹟的僧侶。但是就和托爾斯泰自己一樣，他的良心的雙身人在追隨者蜂擁而來的混亂之中也反躬自問，大家都把他尊為聖人，他是否的的確確懷著神聖的心靈在生活；他反躬自問：「我做的事情，究竟在什麼程度上是出於對上帝的愛，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為了世人？」托爾斯泰通過謝爾蓋神父給自己做出了毀滅性的回答： 「他打靈魂深處感到，魔鬼已經把他為了上帝的緣故而做的事情，用另外一種，只是為了在人們那裡取得榮譽的事情所替換。他感覺到這點；因為就像從前人們不打擾他的孤寂，他覺得很舒適，現在這種孤寂對他而言已是一種痛苦。他覺得來訪者使他感到厭煩，他們使他疲勞，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他很高興有客來訪，很高興來訪者對他的種種讚賞。他越來越缺乏時間頤養靈魂，進行禱告，他有時心想，他過去活像一個泉水迸涌的地方，一股活水緩緩迸涌，從他身上，通過他的身體流出；可是現在這水再也貯存不起來，口渴思飲的人擠了過來，你推我搡，把一切都踩得稀爛，這裡只剩下一片污穢……現在在他身上已經不再有愛情，沒有謙卑，也沒有純潔。」 還能想出比這尖刻鋒利的自我貶抑更加可怕的批判嗎？這種自我貶抑會把一切可能有的頂禮膜拜全都一勞永逸地徹底毀掉。用這句自白，托爾斯泰一舉永遠摧毀了人們時下在教科書里對雅斯納亞·波良納的那位聖人流行的陳詞濫調；一個脆弱的、缺乏自信的人在他自己加在身上的責任下面徹底崩潰，而不是毀在聖人的光環底下，他那四分五裂的良心顯得多麼令人震撼。整個世界的讚美，他的門徒們諂媚奉承的崇拜吹捧，每天前來朝聖的人流，所有這些嘈雜喧鬧令人陶醉的讚許，並不能使這個懷疑成性的才智人士，這個無法收買的良心受到蒙蔽，看不出在這用文學的手段吹噓的基督教有多少裝腔作勢的東西，在他自己表現出來的謙卑之中又夾雜著多少對榮譽的渴求。可是儘管他對自己極為殘忍，不知饜足，在這象徵性的屍體解剖之中，托爾斯泰甚至懷疑自己最初的意志是否誠實。他又戰戰兢兢地繼續通過他的雙身人的嘴巴問道：「可是難道不是至少還有一個誠實的意圖，為上帝效勞存在嗎？」可是回答再一次把通向聖人的所有門戶全都關上。「是的，這種意圖是存在的，但是一切都給玷污了，全都蓋滿了榮譽的雜草。對於像我這樣一個為了在眾人面前取得榮譽而生的人是沒有上帝的。」他通過侈談信念，悲哀地扮演信仰的角色，把信念給徹底毀了。在歐洲聚集一堂的文學界面前擺出裝腔作勢的姿態，在公眾面前不是保持沉默的謙卑，而是發表慷慨激昂的懺悔，這使洞察一切的托爾斯泰感到並且承認，他完全不可能變成聖人。只有放棄了世界、榮譽和虛榮，謝爾蓋神父，托爾斯泰心靈相通的兄弟才能走近他的上帝，托爾斯泰讓他在漫漫迷途的終點說出了他的一句話乃是：「我要去尋找上帝。」 「我要去尋找上帝」——只有這句話包含著托爾斯泰的最為真誠的意志，他真正的命運，不是成為找到上帝者，只是一個尋找上帝者。他不是一個聖人，不是拯救世界的先知，甚至也不是一個他人生的完全清楚的誠實的塑造者：他一直是個人，在有的瞬間極了不起，在另外一些瞬間又極不真實，還很虛榮。是個弱點很多、缺陷累累、模稜兩可、態度曖昧的人，但是總是可悲地意識到這些錯誤，並懷著一種無可比擬的激情力求臻於完美。他不是聖人，但有一種神聖的意志，並非信徒，但擁有泰坦巨人般信仰的力量，並不是一個天神的肖像，總是鎮靜安詳地在大功告成之後棲息著，而是一種人類的象徵，這種人類永遠也不許在前進的路上心滿意足地休憩，而是不得不為了一個更純潔的形象不斷地奮鬥，每時每刻，每天都為之奮鬥。 * * * [1] 彌賽亞，即《聖經》中的救世主。 [2] 伊利亞·葉菲莫維奇·列賓（1844—1930），俄羅斯畫家。 [3] 西爾斯-瑪利亞，瑞士地名。這裡指的是尼采，他曾宣稱「上帝已死」。尼採在該地住過很久，寫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4] 這裡可能指的是斯賓諾薩，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做過「磨鏡工」。 [5] 原文是拉丁文。 [6] 內蘇斯襯衣，希臘神話中的半人半馬怪物內蘇斯殺死赫拉克勒斯的毒襯衣，上面塗有內蘇斯的血。 [7] 德累撒·德·李西安（1873—1897），法國天主教修女，1923年被封為聖女。 托爾斯泰人生中的一天 在家裡我心情陰鬱，十分悲哀，因為我不能分享我家人的感覺。一切使他們快活的事情，學校的考試，世上的成功，採購的東西，所有這一切，我都視為災難，對他們是禍事，但是我不能說出口來。我當然可以說，也都說了，但是我說的話沒人理解。 ——日記 我便根據他的朋友說出的證詞和他自己說的話，從千百個列夫·托爾斯泰度過的日子製造出了一天。 清晨，睡意緩緩地從老人的眼瞼上消退，他醒了，四下張望——晨曦已經染紅了窗戶，白天來臨。思維從陰暗的朦朧之中浮現，第一個感覺，那使人驚訝，令人幸福的感覺：我還活著。昨天晚上，就和每天夜裡一樣，他平躺在床上，懷著謙卑屈從的心情，以為不會再從床上起來。憑著閃爍的燈光，他在即將來臨的這天的日期上寫了三個字母——W.i.l.，「如果我活著」，奇妙已極，上天又一次恩賜給他活著的恩典，他活著，還在呼吸，身體健康。他張開肺部深吸一口空氣，就像吸進上帝的一次問候，他用貪婪的灰色眼睛望著陽光：妙極了，我還活著，身體健康。懷著感恩的心情老人起床，脫光衣服，冰冷的水澆在他保養得很好的身體上。他以體操運動員的歡快心情彎下上身，又挺起身子，直到肺部呻吟，關節作響。然後穿上襯衫和家居外套，裹著他擦得通紅的皮膚，打開窗戶，親手打掃房間，把木柴扔進火焰直往上躥的壁爐里，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音，充當他自己的僕人，他自己的奴僕。 然後他就下樓到早餐室去。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女兒們和秘書、幾位朋友已經入席，俄式銅茶炊里茶已經煮得滾燙。秘書在一張高盤子裡給他帶來五花八門的一大堆信件、雜誌、書籍，貼滿了四大洲的郵票。托爾斯泰一臉厭煩地望著這座紙頭的高塔。「香菸和麻煩」，他心裡暗想：「反正一團混亂！應該更多地單身獨處，更多地和上帝待在一起。不要老是充當宇宙的中心，應該避開一切打擾你、使你迷惘的事情，避開一切使人虛榮心重、盛氣凌人、渴求榮譽、不復真實的東西。最好把這一切全都扔到火爐里去，為了不使自己精力分散，不讓自己的靈魂為倨傲弄得心煩意亂。」但是好奇心更強，他用指頭飛快地把這堆積如山的多種多樣的請求、控告、苦苦哀求、商務上的申請、訪客預告和無拘無束的閒話，翻了一遍，弄得沙沙直響。一個婆羅門從印度來信說，他把釋迦牟尼理解錯了，一個罪犯從監獄裡講述他的畢生的故事，想要聽聽他的忠告，年輕人在迷惘之際，乞丐在絕望之中都來向他求教，大家都十分謙卑地擠過來找他，就像他們說的，把他看作唯一能幫助他們的人，他是世界的良心。他額上的皺紋蹙得更緊，「我能幫助誰？」他心想，「我都不知道如何幫助我自己，我能幫誰；我一天天到處瞎走，尋找新的意義，來承擔這個神秘莫測的人生，目中無人地侈談真理，為了自我欺騙。有什麼可奇怪的，他們大家都跑來大聲喊叫：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請你教導我們的人生！我所做的是謊言，是自吹自擂，是大耍花招，實際上我早已山窮水盡，因為我揮霍無度，把精力全都耗費在這一千又一千個人身上，而不是靜下來養精蓄銳，因為我說啊說啊說個不停，不知道沉默不語，在寂靜中傾聽我自己內心深處的真話。但是我不能使這些充滿信任的人感到失望，我必須回答他們。」有封信他拿在手裡的時間較長，他念了兩三遍：這是一封大學生寫的信，這個大學生怒斥托爾斯泰勸誡人們喝水，自己卻飲酒。現在該是他終於離開他的房子，把他的財產分送給農民，做個朝聖者在上帝的大道前進。「他說得有理，」托爾斯泰心想，「他在和我的良心說話。但是我都沒法向自己解釋的事，又怎麼向他解釋，既然他用我自己的名義控告我，我又怎麼能自我辯護？」他拿著這一封信，準備立即回信，然後他站起身子，回到他的書房裡去。走到門口，秘書跟著過來，提醒他，《泰晤士報》的記者將在中午時分前來採訪，問他是否願意接見這位記者。托爾斯泰的臉陰沉起來。「總是這樣糾纏不休！他們到底要從我這兒得到什麼：只是好奇地看看我的生活。我說的話，都寫在我的作品裡；每一個能看書的人，都能明白。」但是一種虛榮心的弱點很快就讓步了。「那就隨便吧，」他說道，「但是只談半小時。」可是他剛跨過書房的門檻，他的良心就發出怨言：「我幹嗎又讓步了；永遠是這樣，都長了一頭白髮，離死就半步路，我的行動還這樣虛榮，讓我成為人們的話柄，只要他們蜂擁而來，我又會心軟。我到底什麼時候學會掩飾自己，隱瞞自己啊！幫助我吧，上帝，你倒是幫助我啊！」 他終於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裡，在赤裸裸的牆上掛著鐮刀、耙和斧子，在打蠟的地板上放著一張結實的眠床，更像是一塊大木板，一張笨重的桌子前面放著一把沉重的軟椅；一間斗室，一半像是僧舍，一半像是農舍。昨天寫的一篇文章，只寫了一半，放在桌上，《關於人生的想法》。他通讀了一遍他寫的文字，刪刪改改又繼續往下寫。那迅速寫就的超大的孩童體的字跡一再停頓。「我過於輕率，太沒耐心。我連概念都沒有弄清楚，我自己的立腳點都還沒有站穩，我的思想搖擺不定，今天和昨天都不一樣，我怎麼能寫文章談論上帝？要我談論上帝，談論那無法形容的上帝，談論人生，談論那永遠無法理解的人生，我又怎麼說得清楚，怎麼讓每個人都明白？我在從事的事情，遠遠超過我的能力。我的上帝，我以前活得多麼自信穩健，那時我創作文學作品，把上帝展現在我們面前顯示給人們。不像現在，我，一個年邁的老人，十分迷惘，四下尋覓，希望能找到真理。我不是聖人，不，我不是聖人，我不該去教導人們；我只是一個被上帝賦予比千萬人更明亮的眼睛、更靈敏的感官的人，以便我能讚美上帝的世界。也許我當時更加真實，更加優秀，那時我只為藝術效勞，而現在我卻如此荒唐地詛咒藝術。」他停下來，身不由己地環顧四周，似乎有人會在一旁偷窺他如何從一隻隱蔽的抽屜里取出他現在正偷偷撰寫的幾篇中篇小說（因為他已公開把藝術當作「多餘之物」，當做「罪孽」加以嘲諷，予以貶抑），這就是他偷偷撰寫的不讓別人窺見的作品，《哈吉·穆拉特》《篡改過的票證》[1]；他粗略地翻閱了一下，念了幾頁。眼光又變得充滿溫情。「不錯，寫得不錯」，他感嘆到，「寫得很好！上帝召喚我，只要我描述他的世界，並不是要我泄露他的思想。藝術是多麼美好，創作是多麼純淨，思考是多麼痛苦！在我撰寫那些稿子時，我是多麼幸福，我在《婚姻的幸福》中描寫春日的清晨，夜裡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走進房來，帶著熱辣辣的眼睛，和我擁抱，眼淚便不由自主地流下我的面頰：在她抄寫稿子時，她不得不停下筆來，向我表示感謝，我們整整一夜整整一輩子都十分幸福。但是我現在再也回不去了，我不能再讓人們失望，我必須在已經開始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因為他們在內心痛苦時希望得到我的幫助。我不能停步不前，我已經來日無多。」他嘆了口氣，把他心愛的稿紙又放回到他抽屜里藏匿的地方；像個領取工資的抄寫員，他默不作聲，滿腔惱怒地繼續寫他的理論文章，眉頭緊蹙，下巴深埋，他頜下的長髯，有時掠過紙張，沙沙作響。 終於到了中午時分！今天幹得夠多的了！扔開羽毛筆，托爾斯泰跳起身來，邁著他靈巧的小步子，一陣旋風似的衝下樓梯。樓下，他的馬夫德里爾已經把他心愛的公馬鞴好。他一躍就跳上馬鞍，方才寫作時彎下的身子立即伸展開來。他挺直身子坐在馬上，像個哥薩克似的，輕鬆瀟灑地騎著這匹細腰的駿馬迎風奔馳。身材顯得更加高大、強壯、年輕、活躍。他的白色長髯在迎面呼嘯而來的疾風中吹拂飄舞，他大大地張開嘴唇，充滿了快感，把瀰漫在田野上四下蒸騰的煙霧更加強烈地吸進肺里。在正在衰老的身體裡，感覺到活躍的生命。鮮血奔騰的快感通過血管奔流不息，溫暖而又甜蜜，一直傳到指尖和不斷轟鳴的耳朵。他現在驅馬進入這年輕的森林，突然勒住坐騎，想要看看，再一次看看，黏糊糊的蓓蕾如何在春天太陽照耀下，綻開閃亮，一片薄薄的微微顫動的綠綢，像刺繡一樣嬌柔，高懸在天際。他兩條大腿使勁一夾，驅使座下的駿馬到白樺樹邊，他那鷹隼般的眼睛激動地觀察著一個微觀世界連續不斷的工程，螞蟻沿著樹皮爬行，一個跟著一個，絡繹不絕，一些螞蟻已經滿載而歸，肚子鼓鼓的，另外一些用它們細小的金銀絲做的鉗子正在抓住樹屑。這位年邁的族長，一動不動地站著，一連幾分鐘，興高采烈，觀看著廣闊無垠的世界裡的這一微乎其微的情景，滾滾熱淚流進他的長髯。這是多麼奇妙，七十多年來一再重新令人感到奇妙，大自然這上帝的鏡子裡，寧靜安謐，同時又表述豐富，永遠充滿了種種圖像，時刻生意盎然，在寧靜之中比一切思想和疑問更有智慧。在他胯下，他的坐騎焦躁不耐地噴著鼻子。托爾斯泰從他那沉思默想得出神的狀態中醒來，用兩條大腿使勁擠壓那匹公馬的兩側，以便在疾風的吹拂之中，不僅感覺到細小的溫柔的東西，也要感受一下感官的狂野和激情。他縱馬飛奔，奔啊，奔啊，奔啊，心情歡暢，無思無慮，狂奔了二十公里，直到閃閃發光的汗水在駿馬的兩側溢出白色的泡沫。然後他就調轉馬頭，用安詳的小跑步策馬回家。他的眼睛明亮，他的靈魂輕鬆，他興高采烈，歡天喜地，就像當年還是個孩童，待在這同一個森林裡，走著七十年來異常熟悉的道路，這個老人，年邁衰老的老人。 可是在村子附近，這張春日曬紅的臉突然陰雲密布。他那專家的目光審視了一番田野：在他領地的範圍內，有一塊地保管不佳，無人照料，一半籬笆已經朽壞，其中一半大概拿去燒火，田地沒有耕種。他憤怒地策馬走近，想問個究竟。從門裡走出一個衣衫骯髒的女人，赤著腳，蓬頭垢面，目光低垂；三個半裸著身子的孩子，膽戰心驚地擠在她的身後，拉著她破破爛爛的裙子，在她身後，從那低矮的、煙熏火燎的茅屋裡還傳出第四個孩子呱呱直叫的聲音。托爾斯泰皺起眉頭，詢問著無人經管的原因。女人嚎啕大哭，說出一些互不關聯的句子，六周前她的丈夫被關進監獄，因為偷盜柴禾。沒有他，沒有這個身強力壯幹活勤快的男人，她一個女人怎麼管好家裡家外的事，男人也是餓得不行才去偷點兒柴禾，老爺您自己也知道：收成那麼壞，賦稅又高，還要交佃租。孩子們看見母親嚎啕大哭，也開始跟著大聲號叫起來，托爾斯泰連忙從口袋裡掏出一些錢，交給那個女人，省得她再說下去。然後他就像個逃亡者似的，飛快驅馬離去。他臉色陰沉，快樂已煙消雲散。「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我的莊園裡——不，發生在我已贈送給我妻子和孩子們的田莊裡。但是我幹嗎老是膽怯地躲在我妻子身後，假裝我並不知情，並無過錯？那次財產轉讓並不是別的，實際上是在世人面前搞的一次騙人的把戲；因為我自己看夠了農民的徭役，現在我的家人就從這些窮人身上吸取他們的金錢。我分明知道：為了新建我現在坐著的這幢房子，每塊磚頭都是用這些農奴的血汗做成的，這是他們的血肉，他們的工作，變成了磚石。我怎麼能把不屬於我的東西，農民耕耘經營的土地，贈送給我的妻子和孩子們。我應該在上帝面前羞愧得無地自容，我，列夫·托爾斯泰，總是向人們說教，要講正直公正，我每天通過窗戶看見別人的苦難。」他的臉因為憤怒而漲得通紅，現在穿過石頭的廊柱，騎馬走進他的「地主莊園」，臉色變得越來越陰沉。身穿號衣的僕人和馬僮從屋裡衝到門外來扶他下馬，他自責的羞愧從內心發出憤怒的嘲弄：「我的奴隸。」 老夫聊發少年狂——騎手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 在寬敞的餐廳里一條長長的餐桌鋪著白得耀眼的桌布，放著銀制的餐具，大家都在等他：伯爵夫人，女兒們，兒子們，秘書，家庭醫生，一個法國女人，一個美國女人，幾位鄰居，一位革命大學生擔任的家庭教師，然後就是那位英國記者。這麼多人煮肉粥似的擠在一起歡聲笑語，熱鬧非凡。現在他一進來，桌旁喧鬧之聲當然及時打住，大家充滿了敬畏之情。托爾斯泰神情嚴肅彬彬有禮地問候客人，一副貴族派頭，在桌旁就座，一言不發。穿號服的僕人現在把精挑細選的素食菜餚送上——蘆筍，外國貨，製作得極為精緻，他不得不想起那個衣衫襤褸的女人，他給了十個戈比的農婦。他臉色陰鬱地坐著，自顧自地想著心事。「倘若他們願意理解，我其實不這樣生活，不願這樣生活，身邊圍滿了僕人，午餐吃四道菜，放在銀盤子裡，還有各式各樣多餘的東西，而其他人連最最必需的飯菜也吃不到；他們大家其實都知道，我只渴望他們做出一個犧牲，放棄奢侈生活，放棄這個對上帝希望人人平等的人類做出的這個可恥的罪行。但是她，我的妻子，這個和我同床共枕、共同生活的人應該和我志同道合才對，可是她反對我的思想。她變成了吊在我脖子上的一個磨盤，一個良心的沉重負擔，拽著我墜入一種虛假的騙人的生活之中；我早就應該剪斷他們捆在我身上的繩索。我和他們還有什麼相關呢？他們在我的生活中阻礙我，我在他們的生活中阻礙他們。我在這裡是十分多餘的，對我自己是個負擔，對他們大家也是負擔。」 在盛怒之中，他不由自主地抬起他敵意森森的目光，凝望著她，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他的妻子。我的上帝，她已老得不像樣子，臉色灰白，額上橫著深深的皺紋，憂傷也撕裂了她衰朽的嘴。一股暖流突然淹沒了這位老翁的心臟，「我的上帝，」他心想，「她看上去多麼陰鬱，多麼悲哀啊。我和她結婚時，她還是個年輕的姑娘，天真爛漫，笑聲朗朗。我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年，四十年，四十五年。我娶她時，她還是個少女，我已經是個過了半輩子的男子。她給我生了十三個孩子，幫我創作了我的作品，撫養了我的兒女，而我把她折騰成什麼樣子？一個絕望的女人，幾乎瘋瘋癲癲的，動輒發火，我們不得不把安眠藥封鎖起來，免得她過度服用，自我了斷，通過我她竟變得這樣不幸。再看我的幾個兒子，我知道，他們不喜歡我。我的幾個女兒呢，我耗盡了她們的青春年華。我的秘書們記下我說的每句話，就像麻雀啄食馬糞；他們的匣子裡已經準備好了香膏和乳香塗抹我的木乃伊，供人類的博物館保存。那邊的那個英國紈絝子弟正手裡拿著筆記本，等我向他解釋『人生』。這張餐桌，這幢房子是反對上帝反對真理的一樁罪行，毫無秘密，也不純潔，真是可怕，而我這個說謊的傢伙舒舒服服地坐在這個地獄裡，感到溫暖而愜意，沒有跳起身來走我自己的路。其實對我自己、對他們最好我已經死掉——我活的時間已經太長，也活得夠虛偽：我早就該壽終正寢了。」 僕人又給他上了一道冰鎮水果，四周塗上奶油泡沫，他做了一個憤怒的手勢，把銀碗推到一邊。「是不是菜餚做得不好？」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小心翼翼地問道，「你是不是覺得不好消化？」 但是托爾斯泰只是尖刻地答道：「我覺得不好消化，因為飯菜太好了。」 孩子們的目光含有慍怒，妻子一臉詫異，記者使勁兒想聽明白：看得出來，他要記住這句名言。 午餐終於結束，大家站起身子，走到接待室。托爾斯泰和那個年輕的革命家辯論不休，年輕人對托爾斯泰表示極大的敬畏之情，儘管如此，他大膽而生動地進行反駁。托爾斯泰的眼睛射出光芒，說話說得口氣激烈，咄咄逼人，幾乎是大吼大叫；每場討論依然吸引他，猶如從前狩獵和打網球，他始終懷著難以抑制的激情。他一下子發現自己失態，過於狂野，強迫自己態度謙卑，使勁壓低了嗓子：「也許我搞錯了，上帝把他的思想撒在人們之中，沒人知道，他說出來的話，究竟是上帝的，還是他自己的。」為了乘機轉圜，他鼓動大家：「咱們到花園裡去走走吧。」 托爾斯泰和家人 托爾斯泰夫婦和來訪者 可是走進花園之前，大夥又停頓了一下，在那棵極其古老的橡樹下面，正對著府邸的台階，靠近那株「窮人之樹」，來自民間的來訪者，乞丐和宗派主義者，「可疑分子」，正等待著托爾斯泰。他們走了二十公里的朝聖之路，前來求取忠告或者要點錢。他們站在那裡，臉都被太陽曬得黑不溜秋的，渾身疲憊，鞋上沾滿塵土。一看見「老爺」「貴族」現在走近，有幾個人就按照俄羅斯的習俗彎腰鞠躬，頭差不多都碰到地上。托爾斯泰腳步輕盈，一陣風似的向他們走去。「你們有問題嗎？」「我只想請問一下，尊貴的……」托爾斯泰訓斥道：「我並不尊貴，誰也不尊貴，除了上帝。」這個小個子農民驚慌失措地轉動著手裡的帽子，終於急急忙忙地提出了幾個瑣瑣碎碎的問題，是不是土地現在真的應該屬於農民？什麼時候他會得到一塊他自己的田地？托爾斯泰很不耐煩地做了回答，一切不清不楚的事情都使他惱怒。接著輪到一個護林人來提出各式各樣有關上帝的問題。托爾斯泰問他能不能讀書，他說能讀，托爾斯泰就叫人把他的文章《我們該做什麼？》拿來，把文章交給護林人，把他送走。然後幾個乞丐擠了上來，一個接著一個。托爾斯泰迅速地分給每人一枚五戈比的銅板，已經有點兒不耐煩地把他們打發走。他一轉身，發現那個記者在他分錢給乞丐時在給他拍照。他的臉又陰沉起來：「他們就這樣塑造我的形象，善人托爾斯泰和農民在一起，這個慷慨布施的好人，這個樂於助人的貴人，但是能直窺我內心深處的人，自會知道，我其實從來也不是善人，我只是試圖學著做善人而已。除了我自己，沒有什麼東西真正使我動心。我也從來沒有當真幫助過別人，我這一輩子並沒有把從前在莫斯科玩紙牌時一夜之間輸掉的錢的一半分送給窮人。我從來也沒有閃過這樣的念頭：送兩百盧布給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知道他在忍飢挨餓，這兩百盧布可能會解除他一個月的困境，也許甚至使他永久免遭窮困。儘管如此，我聽任人家頌揚我、讚美我是最高貴的人，可是我心知肚明，我只是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而已。」 他已經急於到花園裡去散步，這個動作敏捷的小個子老人長髯飄飄，走得這樣迫不及待，其餘的人幾乎跟不上他的腳步。不，現在不要再多言多語：只要活動肌肉，鬆動一下柔韌的筋骨，望望女兒們在打網球，這靈活的肉體進行的純潔的遊戲。他饒有興趣地追隨著她們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成功的一擊，他都會驕傲地笑出聲來，他那陰鬱的情緒又鬆動起來，他聊天閒談，縱聲大笑，懷著更加開朗、更加平靜的感官，在散發出柔媚芳香的苔蘚地上徑自漫步。可是接著他又回到書房裡去看看書，休息一會兒：有時他又感到相當疲倦，兩條腿很沉。他這樣獨自一人躺在打蠟的皮沙發上，雙目緊閉，感到自己渾身無力，老態畢露，他暗自思忖：「其實這樣很好：那時候，那可怕的時候，我還害怕死亡，就像害怕一個妖怪一樣，我躲著怕看見它，拒不承認它。現在我已經不再害怕它了，是的，我覺得和死亡這樣接近，這樣很好。」他往後一靠，在寂靜中，各種思想全都湧來。有時候，他用鉛筆迅速寫個字，然後他久久地嚴肅地徑自望著眼前。這張老人的臉，被感官和夢想雲遮霧繞，靜靜地單人獨處，和他的思想獨處，非常之美。 晚上他再次下樓到談天說地的這圈子人當中去：是的，工作已經完畢。他朋友鋼琴家高爾登威色爾問道，他是不是可以奏上一曲。「當然歡迎之至！」托爾斯泰靠著鋼琴，雙手遮著眼睛，這樣誰也看不見，這組合起來的音響的魔力如何使他感動。他仔細傾聽，眼皮低垂，胸部起伏，呼吸深沉。真是奇妙，這個遭到他激烈否定的音樂，竟奇妙無比地向他湧來，喚醒他心中所有的柔情，在經歷了那麼多沉重的思想之後，使得靈魂又變得柔和而溫存。「我怎麼可以這樣謾罵藝術？」他沉默無言地思索著。「如果沒有藝術，哪裡是安慰？一切思考使人心情憂鬱，一些知識使人心煩意亂。除了在藝術家的形象和語言之外，我們還能在任何別的地方更清楚地感到上帝的存在？貝多芬和蕭邦，你們是我的兄弟，我現在完全感覺到你們的目光正注視著我，人類的心臟開始在我身上跳動：請原諒我，你們這兩位兄弟，我辱罵過你們。」樂曲以一組激起迴響的和弦告終，大家熱烈鼓掌，托爾斯泰遲疑片刻，也同樣鼓掌。他心裡所有的焦躁不安都已克服。帶著柔和的笑容，他走向聚在一起的一圈人，歡快地參加到友好的談話中去；終於有一點開朗和寧靜的氣氛吹拂到他身邊，這個內容五花八門的一天，似乎已完全結束。 但在上床前他又一次走進他的書房。在這天結束之前，托爾斯泰還得最後審視一下自己，和平常一樣，他要求自己說明他每個小時以及整個一生都做了些什麼。日記本翻開來，放在桌上，靈魂的良心從空白的紙上凝視著他。托爾斯泰靜靜地思考一下他每天的每個小時，進行審理。他想起了他騎馬經過的農民們和他造成的苦難，除了小小的可憐見的一枚硬幣之外，沒有給他們什麼幫助。他回憶起和乞丐在一起時，很不耐煩，想起對妻子產生的邪惡的念頭。所有這些罪過，他都仔仔細細地一一記在他的日記本里，這是一本控訴書，他憤怒地用筆記下了他的判決：「又怠惰地過了一天，靈魂麻木了。沒有干足夠的好事！我還一直沒有學會做難做的事，不是去愛人類，而是愛我身邊的人：幫幫我，上帝啊，幫幫我！」 然後又寫上下一天的日期，和那個神秘的符號「W.i.l.」（德文Wenn ich lebe，「如果我還活著」的縮寫）。現在，工作完畢，又活完了一天。老人縮著肩膀走到旁邊的房間裡去，脫下外套、沉重的皮靴，把沉重的身子躺倒在床上，浮想聯翩，和平時一樣，首先想到死。思想猶如色彩繽紛的飛蛾躁動不寧地在他頭上飛來飛去，但是漸漸地，它們像蝴蝶似的消失在越來越濃重的黑暗的森林之中，朦朧的睡意，已在近處直壓下來…… 可是突然之間，他倏而驚醒——不是有腳步聲嗎？不錯，他聽見旁邊有人走動的聲音，輕輕的、偷偷的腳步聲在他的書房裡，他霍地一下子跳了起來，悄無聲地，半裸著身子，把發燙的眼睛貼著鑰匙孔。可不是，隔壁房裡有燈光，有人拎著一盞燈走了進去，亂翻他的書桌，十分詭秘地翻閱他的日記，想讀他寫的字，他靈魂進行的對話：這是他的妻子，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即使在他最後的秘密之中，他太太也在偷窺他，他們都不讓他和上帝單獨相處；在他的家裡，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靈魂里，到處，他到處都被人們的貪婪和好奇團團圍住。他氣得雙手發抖，他都已經握住門把，想把房門猛然之間一下打開，撲向他自己的妻子，那個背叛他的女人。可是在最後一刻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火：「也許這也是落在我身上的一個考驗吧。」就這樣，他又拖著腳步回到他的床上，一聲不響，屏住呼吸，他諦聽著自己的內心，就像傾聽一口水已流光的深井。就這樣，他躺在床上，還久久不能入睡。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他那時代最偉大最有勢力的人物，在他自己家裡遭人出賣，為重重疑慮所折磨，因為孤獨而感到寒冷。 * * * [1] 《哈吉·穆拉特》及《篡改過的票證》，托爾斯泰的小說。 作出決定，造成神化 為了相信死後能永生不死，必須在世上度過永生不死的人生。 ——日記，1896年3月6日 1900年。列夫·托爾斯泰作為七十二歲高齡的老人，邁過了世紀的門檻。這位富有英雄色彩的老人，精神上昂然挺立，可是已經作為一個傳奇人物，走向他人生的完美無缺的終結。這位年邁的世界漫遊者長髯雪白，臉頰比先前發出更加柔和的光芒，漸漸發黃的皮膚，猶如一張透明的羊皮紙，上面寫滿了無數皺紋，活像古老的魯內[1]文字。一股認命耐心的微笑現在樂於憩息在他業已平靜下來的嘴唇邊上，兩道濃眉很少因為發火而直豎起來，這位年邁易怒的亞當讓人覺得已變得更加寬厚，更加澄清。「他變得多麼仁慈啊！」他的親弟弟驚訝地說道，他一輩子只知道哥哥總是暴跳如雷，難以自控。的確，那強烈的激情已經開始消退，托爾斯泰奮鬥一生，已經疲倦，他自我折磨，疲憊不堪；在黃昏夕照之中，一道新的仁慈的光芒照亮了他的面孔。從前看上去如此陰沉的臉，如今極為動人：就仿佛大自然八十年來只是因此才這樣強勁有力地在這張臉上發生作用，為的是他真正的美，這位老人偉大的洞察一切、寬恕一切的尊嚴，終於在這最後的形式里展現出來。人類就在這神采煥發的形象里，把托爾斯泰外表的形象收進記憶。就這樣，世世代代的人，還懷著敬畏之情，把托爾斯泰嚴肅沉靜的面容牢記在心靈之中。 年老平素總是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減少威嚴，削弱威力，然而年邁才給托爾斯泰陰鬱的面孔以完整不缺的高貴。的確，這位年老的戰士只求和平，「和上帝及世人講和」，也和他最兇惡的敵人，和死亡講和。這個可怕的、殘暴的、令人驚惶失措的對死亡的恐懼，總算過去了，總算已經仁慈地消逝，這個衰邁不堪的老人目光平靜，做好準備，眼望著正在臨近的歲月的終結。「我想到，很可能我明天就已活不下去，我每天都設法使自己熟悉這個念頭，並且越來越熟悉它。」奇妙極了：自從這種驚惶的痙攣離開了這位長久以來給擾得心煩意亂的老人，他那塑造者的感官又振作起來。就像歌德老人恰好在最後一抹夕陽照耀之時，他又從科研的消遣之中回家，返回他「主要的工作」中來，托爾斯泰這位布道者，這位倫理學家，在七十歲到八十歲這難以想像的十年中間又再一次專心致志地從事於他長期以來拚命拒絕的藝術：於是在新的世紀裡，上個世紀最強勁有力的詩人又一次重新復活，和從前一樣精彩絕倫。老人大膽地畫完他人生的巨大無比的弧形，又想起了他哥薩克年代的一段經歷，創作了伊利亞特式的詩篇《哈吉·穆拉特》，刀劍鏗鏘，戰聲震耳——一部英雄傳說，講述得簡單而又宏偉，就像在他最完美無缺的日子裡一樣。悲劇《活屍》，傑出的短篇小說《舞會之後》《科爾內依·瓦西里耶夫》以及其他許多小型傳說證明這位藝術家已滌盡道學家的不滿情緒，榮歸故里；在這位老人晚年的作品裡絲毫也看不出他已倦於寫作，精力不濟：這位年邁衰朽的老人灰色的眼睛，目光如炬，視力精準，毫無舛錯地審視人們永遠令人震驚的命運。人生的法官又變成了詩人，這位從前狂妄自大的人生的導師，在他美麗的老年自白中，又滿懷敬畏之情，在神性的玄妙莫測面前躬身禮拜：對人生的最後問題所抱的好奇心已經和緩，變成謙卑地傾聽宇宙的永無止盡的日益臨近的洶湧澎湃的波浪。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的確變得充滿睿智，可是並沒有疲憊；一位來自洪荒時代的農民，他繼續不斷地在他的日記本里耕耘他那思想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田地，直到鉛筆從他漸漸冷卻的手裡脫落。 因為現在這位不知疲勞的老人還不能憩息，命運賦予他的人生的意義乃是，直到最後一刻都要為真理而鬥爭。最後一件工作，最神聖的工作還等待著他去完成，這項工作已經不再關乎生命，而是關乎他自己日益臨近的死亡；如何有尊嚴地、堪稱楷模地塑造他的死，將是這位強勁有力的塑造者人生最後的努力，他將絕妙地在這件事上投入他集中的精力。托爾斯泰創作的藝術品無數，沒有一篇作品像他自己的死亡那樣，讓他準備了那麼長的時間，那樣的激情如熾：作為一個真正的、不知饜足的藝術家，他恰好要把他這最後的、最富人性的事情乾乾淨淨、毫無瑕疵地告訴人類。 這場為了贏得一個乾乾淨淨的、毫無謊言、完美無缺的死而進行的搏鬥，在這位不得安寧的人為真理而進行的七十年戰爭中是關鍵性的一場戰役，同時也是犧牲最為重大的一次戰役——因為這是反對他自己親人、自己血脈的一戰。最後還有一件事情必須完成，他一輩子一直懷著我們現在才能理解清楚的畏怯，避免涉及這件事：那就是乾淨徹底、毫不反悔地脫離他的財產。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卻，在這點上，他和他的庫圖佐夫[2]相似，總想避免決戰一場，希冀在持續不斷的戰略退卻之中戰勝可怕的敵人。托爾斯泰總是對簽訂一份關於他財產的遺囑望而卻步，他的良心催促不已，他則遁入「無為而治的智慧」之中。任何在他身後也放棄他對自己作品權利的企圖，都遭到他家人的激烈無比的抵抗，他過於軟弱，事實上也太富於人性，沒有用一個無情的行動來粗暴地克服這一抵抗；所以多年來，他只限於個人不去碰錢，不去使用他的收入。但是——他這樣自我責備——「我之所以忽視此事，原因是我原則上否定一切財產，出於虛假的羞恥之心，在人前不關心我的財產，以便人們不致指責我做事不徹底。」經過種種毫無效果的嘗試，每次嘗試在他至親的親人當中都導致一場悲劇，他便把對他的遺囑作出一個明晰的具有束縛力的決定推開，推到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點上去。但是1908年，他八十歲那年，他的家人決定利用這個紀念日出一套收益巨大的全集，這位公開反對一切財產的敵人，再也無法袖手旁觀；在八十歲時，列夫·托爾斯泰不得不挺身而出，正大光明地參加這場決戰，於是俄羅斯的朝聖地雅斯納亞·波良納在緊閉的房門後面，成為托爾斯泰和他的親人之間進行一場戰鬥的戰場。這場戰鬥是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為了金錢，因而更加厲害，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即便是他日記本發出的刺耳的喊叫聲也只能讓人們對這場戰鬥的極度恐怖有幾分猜想而已。托爾斯泰在這些日子裡喟然嘆息：「擺脫這些骯髒的、罪孽深重的財產，是多麼艱難啊！」（1908年7月25日日記）因為半個家庭的人伸出指甲尖利的手緊緊抓住這筆財產不放。最蹩腳的廉價小說里的場景一一再現，撬開抽屜，亂翻柜子，偷聽談話，試圖對他宣告禁治產，這些場景夾雜著他妻子試圖自殺，托爾斯泰以出走相威脅，這樣最為悲劇的時刻，就像他自己說的：「雅斯納亞·波良納的地獄，打開了它的大門。」但是恰好從這極端的痛苦，托爾斯泰最終找到了極端的決心。終於在他逝世之前幾個月，他下定決心為了死得純潔正派，不再容忍模稜兩可和含糊不清，給後世留下一份遺囑，把他的精神財富不可分辯地交給全人類。為了實現這最後一樁誠實的行動，還有必要最後撒次謊。既然在自己家裡感到有人偷聽，有人監視，這位八十二歲高齡的老人便假裝漫不經心地騎馬到鄰近的格魯蒙特森林去散心。在林中，一個樹墩子上——我們世紀最富戲劇性的時刻——當著三個證人的面，還有不耐煩地連連噴鼻的幾匹馬，托爾斯泰終於在那份文件上籤了字，這份文件證明他的意志具有有效的能力，而且在他身後依然有效。 現在，捆在他身上的腳鐐已拋在他身後，他認為他已經作出了決定性的事情。但是最艱難、最重要、最必須的事情還等待著他。因為在這個正直的良心已被眾人看透的房子裡，已經保守不住任何秘密。不久，他的妻子已經猜到，不久全家都知道，托爾斯泰已經簽署秘密遺囑。他們翻箱倒櫃搜尋他的遺囑，查遍他的日記，為了找到蛛絲馬跡，那個令人憎恨的助手契爾特科夫再來造訪，伯爵夫人就以自殺相威脅。這時托爾斯泰意識到：在這個充滿激情、貪求盈利、滿是仇恨、騷動不寧的環境裡他是無法完成他最後的藝術品，那完美無缺的死亡的。老人感到極度驚恐，家庭可能「在精神方面奪走那寶貴的時刻，也許是最精彩的時刻」。於是一下子從他感情的最底層又迸發出那個念頭，為了完美無缺的緣故，他就該像福音書所要求的，拋棄妻子和兒女，拋棄財產和盈利，為了成為聖人。他已經離家出走了兩次，1884年是第一次，但是半途上他就喪失了力氣。那時候他迫使自己回到家裡，回到正在分娩的妻子身邊，就在當天夜裡妻子為他生了一個女兒——就是這個女兒亞歷山德拉，現在站在他的一邊，守護他的遺囑，並且準備幫助他走完這最後的路程。十三年後，1897年他第二次離家出走，給妻子留下了那封不朽的書信，闡述他受到良心的壓力：「我決定離家出走，首先因為這個生活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使我感到壓抑，我越來越強烈地嚮往孤獨。其次，孩子們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不再需要我老待在家裡……主要一點是，就像印度人一滿六十歲就逃進森林——每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到老年就有願望把他最後的歲月獻給上帝，而不是在玩笑嬉鬧、閒聊胡扯、打打網球中度過餘生。我現在已經七十歲，所以我的靈魂也以全部力量，渴望著安寧和孤獨，以便和我的良心和諧地生活或者——如果這一點不能完全辦到——畢竟可以擺脫我的人生和我的信仰之間顯著的互不協調。」但是即便是這一次他又回來了，出於壓倒一切的人性。他那回歸自我的力量還不夠堅強，對他的呼喊還不夠強大。但是現在離那第二次出走已是十三年，離那第一次出走是兩個十三年，吸引他走向遠方的無比強大的牽引力開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鋼鐵般的良心覺得被一股不知究竟的力量吸引，就像被磁鐵所吸引。1910年7月，托爾斯泰在日記本里寫了這樣幾句話：「我別無他法，只能出逃，我現在是認真思考這一問題，現在你就顯示你的基督教信仰吧。現在正是時候，不然永遠也沒機會。這裡不是沒有人需要我待在這裡嗎。幫助我吧，我的上帝，請教導我，我只求一點，不是貫徹我的意志，只是貫徹您的意志。我寫下這些，問我自己：這的的確確是真話嗎？還是說我只是在您面前假裝這個樣子？幫幫我，幫幫我，幫幫我！」但是他一直還猶豫不決，擔心別人的命運一直使他下不了決心：他一直害怕自己懷有罪惡的念頭，不斷戰慄地俯身朝向自己的靈魂，傾聽是不是另有一聲呼喚來自他的內心，一個信息來自上天，發出不可違抗的命令，而他自己的意志，卻還在遲疑不決，畏縮不前。就仿佛他雙膝下跪，在那玄妙莫測的意志面前祈禱，他把自己奉獻給這個意志，他對這意志智慧深信不疑，他在日記里懺悔了他的恐懼和不安。這種在發燒的良心裡的等待，猶如一場熱病，這種對深受震撼的心靈進行的窺聽，真如一陣強烈的唯一的顫抖。他已經覺得沒有被命運聽到他的呼喊，完全獻身於毫無意義的事情。 恰好在恰當的、最合適的時候，在他心裡發出一個聲音，傳說中最為古老的一句話：「起來，站起身來，拿上大衣和朝聖的手杖！」他振作起來，向著他一生的完美終結徑直走去。 * * * [1] 日耳曼人的古老文字。 [2] 米哈伊爾·伊拉里奧諾維奇·戈列尼謝夫-庫圖佐夫（1745—1813），俄羅斯軍事家，帝國元帥。1812年擊敗拿破崙，取得俄法戰爭的勝利。 遁向上帝 你只能獨自走近上帝。 ——日記 1910年10月28日，可能是在清晨六點，樹梢間還瀰漫著濃重的夜色，有幾個人影奇奇怪怪地繞著雅斯納亞·波良納府邸，躡手躡腳地行走。鑰匙咔嚓咔嚓直響，房門賊溜溜地打開，馬車夫在馬廄里小心翼翼地把馬匹套上馬車，千萬不要弄出響聲，在兩個房間裡人影幢幢，很不安寧，在擋住光線的手提燈的照耀下，摸索各式各樣的卷宗，打開各個抽屜和柜子。然後輕輕地走過悄無聲息地推開的房門，輕聲耳語著，跌跌絆絆地走過花園裡帶著泥濘的樹木的根部。接著一輛馬車避開府邸前面的道路，往後從花園後面的大門馳了出去。 出什麼事了？是小偷潛入了府邸？還是沙皇的警察終於包圍了這個最為嚴重的嫌疑分子的住宅，進行搜查？不，誰也沒有破門而入，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像個小偷似的，就只在他醫生的陪同下，逃出了他生活的囚牢。上天的召喚已經下達給他，一個不容反駁、關係重大的信號。他又一次在夜裡突然撞見他妻子悄悄地歇斯底里地亂翻他的文件，於是他突然心腸變硬，頓時下定決心，離開這個「背離了他靈魂」的女人，逃離家園，遁逃到任何地方去，遁向上帝，遁向他自己內心，遁向他自己的死，遁向他命中註明的死亡。他突然之間在他工作時穿的襯衫外面套上一件大衣，戴上一頂粗呢帽子，穿上一雙橡皮鞋子，絲毫沒有帶走他的財產，只帶走他的精神向人類傳達他的消息時所需要的東西：那就是日記本、鉛筆和羽毛筆。在火車站他還給妻子草草寫了封信，讓馬車夫送回家去：「我做了我這年齡的老人慣常做的事情，我離開了這個世俗的生活，為了在與世隔絕和安靜寧謐之中度過我人生最後的日子。」然後他們登上列車，在一個三等車廂不乾不淨的座位上坐了下來，列夫·托爾斯泰這個遁向上帝的逃亡者穿著大衣，只有他的醫生陪伴著他。 但是他已不再稱自己為列夫·托爾斯泰。就像當年新舊兩大陸的主宰，卡爾五世[1]自願放棄了權力的象徵物，為了埋葬在埃斯柯里亞爾[2]的靈柩里，托爾斯泰也把他的金錢、房屋和榮譽，還有他的姓名統統拋在身後；他現在稱自己為T.尼古拉耶夫，一個為自己設想新生活，尋找純潔正確死亡的人杜撰出來的姓名。現在他終於擺脫了一切羈絆，可以成為一個行走在陌生道路上的朝聖者，教義和聖言的僕人。在夏瑪爾迪諾修道院他還和他妹妹，修道院的院長嬤嬤告別：兩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坐在一些溫柔寬厚的修士中間，散發出寧靜和輝煌的孤寂的光芒；幾天之後，女兒也隨後趕到，她出生的那個夜晚托爾斯泰正好第一次出走失敗又返回家裡。但是即使在這裡的一片寧靜之中，托爾斯泰也心神不定，深怕被人認出，遭到追蹤，被人趕上，又一次被拽回他自己家裡，扔進不清不楚、並不真誠的生活之中。於是他再一次被看不見的手指所觸動，在10月31日拂曉4時突然叫醒他的女兒，催她繼續上路，不論上哪兒去，到保加利亞去也行，到高加索去也行，到國外去，到榮譽和人們都再也夠不著他的地方去，只求最終到達孤寂之中，到他自己的心靈中去，到上帝跟前去。 但是榮譽，他這人生的可怕的對手，他教義的對手，對他糾纏不休的魔鬼和誘惑者，還緊緊抓住他的受害者不肯放手。世界還不允許「他們的」托爾斯泰屬於他自己，屬於他自己知曉一切的意志。這個被追逐的人剛剛坐進車廂，帽子拉下蓋住前額，就有一個旅行者一眼認出了這位偉大的大師，列車上所有的人立即知道這條消息，這個秘密立即泄露，車廂門外擠滿了男男女女，都想看看托爾斯泰。他們隨身帶的報紙，刊登了通欄的報導，關於這頭掙脫樊籠的珍奇動物。他已遭到失敗，被人圍困，榮譽又一次，最後一次阻擋托爾斯泰完成他的傑作。在風馳電掣的列車旁邊，電話線嗡嗡作響，傳遞消息，所有的火車站都被警察告知，所有的官員都被動員起來，在家裡，他們已訂好了特別列車，新聞記者從莫斯科，從聖彼得堡，從尼日尼·諾夫哥羅德，從四面八方迅速趕來，緊緊追隨在這頭出逃的野獸身後。神聖的東正教教會派出一名神父，去抓住這個悔過的罪人。突然之間有位陌生的先生走進列車，一而再地戴著新面具在車廂旁邊走過，這是一名密探——不，榮譽不讓它的囚犯逃走。列夫·托爾斯泰不應該也不可以單人獨處，人們不能容忍他屬於自己，並且被尊為聖人。 他已經被包圍，已被團團圍住，沒有一個灌木叢他可以鑽進去躲起來。列車開到邊境，將會有個官員彬彬有禮地走來向他脫帽致敬，但拒絕讓他越過邊境。不論他想在哪裡休息，榮譽都會過來坐在他的對面，寬寬的肩膀，七嘴八舌，大聲喧譁：不，他跑不了，他們的爪子把他抓得很牢。可是突然之間，女兒發現，父親年邁的身軀為一陣寒熱所襲。托爾斯泰筋疲力盡地靠在硬邦邦的木頭凳子上，渾身顫抖，所有的毛孔都迸發出汗水，這是一種從他的血液中發出來的寒熱，疾病已經降臨他的身體，前來救他。死亡已經掀起它的大衣，那黑色的大氅，蓋在他身上，不讓追捕者挨近他。 在一個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車站，他們不得不停下，這位垂死的病人已無法再往前趕路。這裡沒有旅館，沒有飯店，沒有富麗堂皇的房間來安頓托爾斯泰。站長一臉羞愧地讓出他的辦公室，就在火車站兩層樓的木頭房子裡（從此之後這裡成了俄羅斯世界的聖地）。人們攙扶著寒熱病患者走進站長的辦公室，突然之間他夢想的一切全都成真：一間小房子，低矮且有霉味，空氣污濁，四壁蕭然，一張鐵床，煤油燈發出微弱的燈光——一下子和他逃離的奢侈、舒適的生活相隔遙遠。在彌留之際，在最後時刻，一切都變得和他內心意志所要求的完全一致：乾乾淨淨，殘渣全無，死亡把一個崇高的象徵，完全配合他那藝術家之手。幾天之內，這個死亡的巍峨大廈將要拔地而起，崇高地確認他的教義，不再被人們的妒忌所暗中破壞，在他原始的純樸之中不再遭到騷擾和毀壞。在緊緊關閉的門外，榮譽正上氣不接下氣饞涎欲滴地埋伏著，但是徒勞。記者們、好奇心切的人們、密探和警察憲兵、東正教教會派來的神父、沙皇指定的官員擠在門外，等候著，也都白費力氣：他們令人憎惡的一番無恥的忙碌已經無法再加害於這位老人無法摧毀的最後孤寂。只有他女兒守衛著，一個朋友就是那位醫生，寧靜謙卑的愛以沉默包圍著他。床頭柜上放著他小小的日記本，他和上帝交談時的傳聲筒，但是發著高燒的雙手已經再也握不住筆。肺衰竭的他憋足力氣，呼吸急促地以逐漸消失的嗓音還向他女兒口授他最後一些思想，稱上帝為「那個無邊無際的宇宙，世人覺得自己是上帝的有限度的一部分，在物質、時間和空間之中感覺到上帝的啟示」。並且預示，這些塵世的物質，只有通過愛才能和其他物質的生命融為一體。臨死前兩天他又繃緊了他全部感官，來領悟高級的真理，那不可企及的真理。然後黑暗才漸漸籠罩這個光芒四射的頭腦。 房間外面，人們好奇而又放肆地擠來擠去。他對他們已經不再有任何感覺。他的妻子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一臉悔恨，淚如雨下，睜著淚眼從窗口向室內張望。她和托爾斯泰結為夫妻四十八年，如今只是從遠處再看一次他的容顏：他已經不再認識他的妻子。世間萬物對於這個眾人之中最最目光犀利的人變得越來越陌生，血液在他行將破裂的血管里流動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緩慢。在十一月四日夜裡，他又一次振作起來，呻吟著問道：「可是農民——農民怎麼個死法？」這非同尋常的人生還在抗拒那非同尋常的死亡——直到十一月七日，死亡才降臨到這不朽之人的身上，圍著一圈白色火焰般的頭顱，沉進一堆枕頭之中，眼睛裡光芒熄滅。這雙眼睛比所有人的眼睛觀察世界都更加熟知實情。這位焦躁不耐的尋覓者到現在才終於知道了一切人生的真理和意義。 臨終的托爾斯泰（1910年） 托爾斯泰的葬禮（1910年） * * * [1]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五世（1500—1558），同時也統治西班牙帝國。 [2] 馬德里的宮殿，西班牙王家陵墓也在那裡。 終曲 人是死了，但是他和世界的關係繼續對人們起著作用，不僅像他活著時那樣，而且作用更加強烈。他的作用隨著他的理性和愛逐步提高，並且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一樣，繼續增長，沒有間歇，沒有終結。 ——書信 馬克西姆·高爾基曾經稱列夫·托爾斯泰為一個有人性的人：真是難以逾越的一句話。因為托爾斯泰是和我們大家一樣的人，由同樣脆弱易碎的黏土製成，具有同樣的塵世間的缺陷，但是他更深刻地了解人的缺陷，他為之痛苦，感受得更加痛切。托爾斯泰並不是和他其他同齡人迥乎不同，高人一等，他只是比大多數人更具有人性，更講道德，更加敏感，頭腦更加清醒，更加富有激情——就仿佛他是宇宙藝術家作坊里那看不見的原始形式的最為清晰的複印。 但是這永恆之人的肖像，有一個模模糊糊的、往往已難以識別的草稿，是我們大家的基礎，托爾斯泰在我們這個人多混雜的世界裡，儘可能完完全全地贈送這一肖像，他把這個選作他真正的畢生事業——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完成，永遠無法完全實現，因而也是倍加英勇的事業。憑藉自己良心的一種無與倫比的真誠，他在最為極端的形象中尋找人，深入到心靈底層，你只有遍體鱗傷才能達到這些底層。這位堪稱楷模的道德天才以一種強烈的嚴肅心情和一種無情的強硬態度毫無保留地揭開自己的靈魂，為了把我們那種完整的原始圖像從它那塵世的硬殼裡解放出來，向整個人類展現他那更加高貴、更似天神的容顏。這位無所畏懼的雕塑家歷經八十年一直通過自我描述，致力於完成這個超群出眾的自我完善的作品，從不稍事休息，從不自滿自足，從來不對他的藝術只賦予形式變化的毫無惡意的快樂。自從歌德以來，沒有一個詩人這樣明顯地表現自己，同時也表現了永恆的人。 但這種通過考驗和鑄造自己的靈魂來改造世界的英雄意志，只是似乎因這個千載難逢的人停止呼吸而停步——他那本質的強勁有力的推動力，不斷塑造著，繼續塑造著，生動活潑地繼續發生作用。曾經見過他塵世皮囊的證人，還都在場，他們曾經渾身戰慄地直視過這雙鐵灰色的犀利眼睛，可是托爾斯泰此人早已變成神話，他的一生已經成為人類一段崇高的傳奇，他反抗自己所做的鬥爭已成為我們這代人和今後每一代人的榜樣。因為犧牲自我而設想的一切，以英雄氣概完成的一切，在我們狹小的地球上都是為所有人而做，在一個人建立的豐功偉績上，整個人類贏得了新的更宏偉的尺度。只有從這熱切追求真理的人的自我懺悔中，那尋覓的精神預感到其局限和法則。只有仰仗這種精神的藝術家們的自我描述，人類的靈魂在這塵世上才被人理解，那是天才的形象。 托爾斯泰的葬禮（1910年） 托爾斯泰和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