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史 · 第5章 中世紀塞爾維亞的社會概況

塞爾維亞帝國的輝煌盛世僅持續了三十年便開始走向沒落。塞爾維亞帝國衰落的原因一言難盡，但其中的宗教和軍事方面的原因都是有目共睹的。塞爾維亞帝國受到北部的匈牙利人、西部的威尼斯人，以及南部的拜占庭人、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的攻擊，最終腹背受敵。即使是最高明的外交方式，也很難同時阻止前後夾擊的對手。羅馬人與塞爾維亞人針鋒相對，離間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匈牙利人及波士尼亞人的關係。史蒂芬·杜尚的塞爾維亞帝國則因為自命不凡與拜占庭帝國涇渭分明。最終，塞爾維亞人不得不迎戰土耳其人。而在14世紀的歐洲，奧斯曼帝國是唯一真正擁有專業軍隊的國家。然而，上述這些解釋還遠遠不夠。塞爾維亞人一直是偉大的士兵，他們一直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與中世紀一些民族相比，塞爾維亞人的遭遇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舉兩個例子，面對同樣艱苦的困境，布蘭登堡人 和奧地利人都倖存了下來，並且建立了偉大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日耳曼國家都擁有古羅馬文明。而在中世紀南部斯拉夫民族建立的王國中，沒有哪個擁有古羅馬文明的國家最終倖存下來。在北部斯拉夫王國中，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被奧地利人吞併。波蘭則陷入無政府狀態，成了其他國家的獵物。俄羅斯帝國是斯拉夫國家中唯一的倖存者，最初由斯堪的納維亞王朝寡頭政治 建立和統治並一直受到外國官僚主義思想的影響，直到瓜分波蘭的行動未能成功。在分析塞爾維亞帝國沒落的原因時，阿克頓勳爵 只是簡單地談到南斯拉夫人不是一個擁有政治影響力的民族。阿克頓勳爵的這種說法過於牽強，但毋庸置疑的是，斯拉夫人的社會制度確實阻礙了政治團結，同時影響了軍事效率。雖然所有早期的作家都將斯拉夫民族描繪成勇猛的士兵，但在政治上，斯拉夫人的表現既軟弱無能又雜亂無章。而作為第一個發展政治聯盟並以此提升軍事效率的南部斯拉夫民族，保加利亞人與韃靼人通婚這一點則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正如認為佛教不如西方基督教一樣，認為斯拉夫民族制度不如西方制度的觀點也實屬無稽之談。這兩種說法都只涉及制度的實用性，卻忽視了其理念價值。作為一個軍事機構，基督教戰勝佛教，就像日耳曼政體打敗斯拉夫政體一樣。然而，這種說法並不意味著早期塞爾維亞人的制度，尤其是塞爾維亞人提出的理念和原則毫無價值。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蘭 對塞爾維亞人處理夫妻關係的法律欽佩不已。塞爾維亞人為提高農奴地位做出的努力是最引人注目的人道主義行為，而修改拜占庭帝國法典則是改進斯拉夫法律的一次開明的嘗試。和斯拉夫人的音樂和詩歌一樣，斯拉夫人的政治制度也總有體現自己的興趣和創意之處。 家庭始終是社會和政治機構的基本單位。與拉丁人和日耳曼人的家庭制度相比，塞爾維亞人的家庭制度又有許多不同。日耳曼人的家庭制度就是所謂的父權制度，即一個家庭的父親擁有超越該家庭其他成員生死的最高權力。日耳曼家庭制度的重要性在於其相對的先進性。該制度教化家庭成員接受軍事服從的教條，同時使家庭單位能夠很容易地融入氏族和部落，最終融入國家。到了11世紀，西歐民族早已不是部落形態，他們開始實行封建制度。男爵們同意在戰時增加軍隊數量。作為回報，男爵們會獲得國王冊封的土地。在氏族、部落或父權制家族方面，封建單位也有很大的進步，但危險在於封建男爵們可能成為自己領地上的獨立君主。在任何出現過強大君主的地方，上述這種趨勢都受到了嚴格遏制。14世紀時，強大的統治者們開始在法蘭西王國、英格蘭王國、匈牙利王國和西班牙王國等地建立國家。即使是在皇帝軟弱同時封建無政府主義盛行的神聖羅馬帝國，像奧地利大公國、布蘭登堡-普魯士和巴伐利亞公國這樣的地方也發展出了先進的政治組織，並且已經出現了法律健全、政治完善和軍事紀律嚴明的國家雛形。塞爾維亞王國的情況無法與上述這些國家相提並論，因為其政治文化仍舊處於原始階段。 在歐洲任何地方，父權制社會都能保證一個良好的戰鬥組織，在古羅馬尤其如此。在古羅馬，父親的權威比在其他任何已知國家都要大。然而，父權制是一個發展相對較晚的階段，而南斯拉夫民族社會所表現出的則是比父權制更早的一個階段。很明顯，南斯拉夫民族社會中表現出來的是更早的母系社會制度。在母系社會中，權力更多掌握在母親的手中，而不是父親的手中。我們只知道最古老的斯拉夫部落組織鬆散。人們很容易將最早的南斯拉夫民族部落看成是扎德魯加或者是大家庭。雖然這一觀點將部落管理問題大大簡化，但不幸的是，我們沒有證據去證明扎德魯加是一個土著機構。扎德魯加雖然出現在原始時期，但絕非在史前出現的，甚至有證據表明，直到中世紀早期，扎德魯加才發展起來。當時按照家庭和房屋徵稅，所以家庭和房屋的規模也在逐漸加大，而每個家族組織則被稱為扎德魯加。 無論扎德魯加的真正起源是什麼，我們都可以肯定扎德魯加絕對不是最早的家族組織，同時我們也不能過度誇大它對塞爾維亞社會和政治發展的重要性。此外，扎德魯加與西方父權制家庭的差異也格外引人注目。在扎德魯加社會結構中，南斯拉夫民族的家庭權威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父親。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是，扎德魯加的任何個體成員都沒有專制權威，而是由整個家庭共同分享權力。作為一個相當鬆散的原始系統，扎德魯加沒有明確的定義，構造也很混亂。在20世紀初「古塞爾維亞」的某些地方，人們依然能夠清楚地了解什麼是扎德魯加。在「古塞爾維亞」的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些巨大的且形狀不規則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都有一個中心小屋和許多房間以及單間。大約六七十個人都住在同一個屋檐下。這就是扎德魯加或所謂的家庭。當誰家兒子結婚時，這家人便會建造一個新房間。整個建築就是一個簡陋的公共房屋。現如今這些建築雖然只是一種殘存物，但它代表了中世紀的南斯拉夫民族制度。扎德魯加的最年長的男性雖然是「家長」，但其權威並非不容置疑。最年長的男性是其他男性的資深合伙人，但女性也常常參與解決重要問題。整個南斯拉夫民族制度都遠比西方父系制度更加原始。相比之下，南斯拉夫民族制度更民主，因此也更難改變或進步。在原始時代，民主統治意味著保守主義，因為敢於大膽創新的人寥寥無幾。作為一種軍事制度，扎德魯加不如父系制度，因為絕對服從是不能強制的，但在維護部落的尊嚴、保持家族的神聖和純潔及在相對較大的族群里維持道德紀律等方面，扎德魯加這一制度則有很大的優勢。人們在壁爐的四周唱著歌，講著故事。與此同時，整個家庭的道德責任使風俗習慣得到了傳承。因此，雖然扎德魯加在某種程度上既不利於民族團結，也降低了軍事效率，但另一方面，扎德魯加也維護了民族團結。如果沒有扎德魯加，塞爾維亞人也許不會兵敗科索沃 。然而，如果沒有扎德魯加，塞爾維亞人民族團結的傳奇，以及為在科索沃死去的士兵們復仇的渴望也不可能作為一股鮮活而令人振奮的力量持續幾個世紀。 起初，扎德魯加似乎只有三四十人。後來，扎德魯加有時有一百多名成員。一群扎德魯加就是一個羅德。許多個羅德組成一個部落或宗族。部落居住的地區被稱為茹潘。茹潘的首領（簡稱「茹潘」）由部落選出，並且通常來自同一家族。原始的民主思想既適用於氏族，也適用於家庭。茹潘被迫與議會或羅德首領大會協商統治。953年，君士坦丁七世將塞爾維亞人與其他斯拉夫人區別開來。君士坦丁七世認為塞爾維亞人沒有君主和國王，只有茹潘或民選的「酋長」。酋長由自由勇士大會選舉並管控，因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塞爾維亞人都認為議會或社區的地位高於個人且至高無上。只要社會中還有奴隸存在，自由民之間就會有民主。不幸的是，民主平等在近代世界可能會成為現實，但在中世紀則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無政府狀態。 11世紀的拜占庭帝國 塞爾維亞人發生的第一個變化來自他們與拜占庭帝國的聯繫，特別是在10世紀和11世紀。當時的拜占庭擁有歐洲最先進的文化。拜占庭帝國行政官員則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體系及系統而又嚴厲的稅收體系。行政官員們可以藉此了解工業和城市社區的需求。南斯拉夫民族家庭和氏族制度野蠻而原始。塞爾維亞公國則幾乎完全是一個農業國家。兩者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塞爾維亞人雖然從未完全由拜占庭帝國統治，但也經常受到拜占庭帝國思想的影響。當一個強大的文明國家管理著一個野蠻的國家時，前者就會試圖建立一套稅收制度。為達到此目的，塞爾維亞酋長負責徵收貢品，以集中財政權。因此，無論是來到印度的英格蘭人，還是來到澤塔和拉什卡的拜占庭人，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886年，深諳此道的君士坦丁七世宣布由拜占庭帝國皇帝巴西爾一世 重建斯拉夫部落組織。此前，各部落的茹潘一直由自由勇士大會管理和選出，但巴西爾一世並未採用過這種方法，而是說服塞爾維亞人從特殊的家庭中選出茹潘。毫無疑問，巴西爾一世希望通過上述這種方式在部落中培養世襲的收稅家族。因此，茹潘的職位是可以世襲的。茹潘職位的變化很可能也促進了世襲貴族制度的發展。每一個地區的茹潘都命令一個大貴族負責納稅。大貴族再命令一個小貴族負責在其所在的村莊裡納稅。這樣一來，所有稅收職位都變成了世襲職位。9世紀和10世紀時，相對於斯拉夫民主制度，世襲貴族制度仍然是塞爾維亞人尚未熟悉的怪物。因此，塞爾維亞人對世襲貴族的出現震驚不已。世襲貴族也分為大貴族和小貴族。舊的民主思想通過多種方式延續了下來。中世紀塞爾維亞的法律不僅從未承認過長子繼承制，而且規定應該在子嗣中平等分配財產。司法權原本只為國王或自由民團體所享有，並且也只勉強拓展到少數貴族當中。 巴西爾一世 面對賦稅的壓力和明確的責任，每一個部落都衍生出了地位高低不一的貴族和世襲的茹潘。此外，這些變化又衍生出其他變化，即小部落開始合併成更大的組織。我聽說10世紀末在拉什卡公國出現了一個大茹潘。大茹潘是茹潘們選出的官員，負責管理整個部落聯盟。澤塔疆土較小，對外來影響所持的態度比較開放，所以發展速度更快。在11世紀早期，澤塔國王是一種公認的機構。在澤塔和拉什卡，王位始終是通過選舉的傳統而定。為了確保王位世襲，許多國王都採取了預防措施，譬如安排各自的兒子與他們一起共事或授予其「郡王」的頭銜。貴族們則不斷發起叛亂以推翻郡王的統治，同時以此抗議王位世襲制。 塞爾維亞選舉制度的發展或世襲傳統並沒有削弱議會的權力。每個村莊、郡或部落地區都保留了各自的議會或自由民集會。擁有一個強大的地方政府一直都是塞爾維亞人的特點。在澤塔和拉什卡成立議會時，權力分配和成員組成仍然保留著自由傳統。在斯特凡·尼曼雅一世時代，由主教、修道院院長、貴族和平民代表組成的議會限制了統治者的權力。平民代表通常是村長，並且最終會成為小貴族。然而，人們從未完全屈服於封建制度。從理論上來講，一直管理地區的王室官員是克尼茲 和茹潘，而非世襲官員。公爵和茹潘可以擁有王室土地，但條件是在必要的時候為王室提供軍事服務。到史蒂芬·杜尚統治時期，塞爾維亞人確實建立了一個在外表上與西方的政治體制相似的國家。和同時代的英格蘭王國國王愛德華三世 一樣，史蒂芬·杜尚也是一個強大而好戰的國王，但史蒂芬·杜尚的財政和政治權力受到神職人員和世俗貴族組成的立法機構的約束。在議會下面，每個地方都有一大批自治社區和封建貴族。這些貴族擁有自己的土地，代價是上交血統稅，但實際情況大不相同。因為塞爾維亞人在政治上的落後，史蒂芬·杜尚從來沒有像愛德華三世那樣擁有過實權。塞爾維亞王國國王雖然美其名曰大茹潘，但國王的權力並不是建立在穩固的政治體制上，而是更多建立在個人威望或在戰爭中取得的權威上。大貴族的寡頭政治使塞爾維亞王國中央機構陷於癱瘓，而自由民擁護的民主則使塞爾維亞王國的地方機構陷於癱瘓。 在史蒂芬·杜尚的領導下，塞爾維亞人制定了一部偉大的、涵蓋了南部斯拉夫民族民俗和法律的全國性法典，並且得到了議會的批准。雖然法典本身能起到啟示作用，但法典所傳遞的政治思想似乎受到了拜占庭的影響。該法典通篇展示了偉大而原始的南斯拉夫文明。一些例子可以清楚地證明這種南斯拉夫文明的偉大。《杜尚法典》 里幾乎沒有提及塞爾維亞人的城市生活。這些被迫居住在城鎮裡的人似乎將義務視為一種負擔。拉古薩人和威尼斯人掌控著塞爾維亞人的商業。德意志人則受邀到塞爾維亞王國開採礦山。《杜尚法典》賦予這些外國人極大的特權，並使他們成了塞爾維亞王國城鎮人口的一部分。塞爾維亞人自己則生活在分散的村莊裡，從事著獵戶、林務員或耕農的工作。然而，此時的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已完全步入了中世紀宏偉的都市生活。根特 、巴黎、紐倫堡和倫敦等中心城市也同樣如此。同樣，在幾乎所有西方國家，自由土地所有者相對較少，更多的是在貴族或封建領主統治下大量耕種土地的農奴。在塞爾維亞王國，農奴是社會地位最低的階級，而自由的小地主則是社區地位最高的階級。在某種意義上，塞爾維亞人因此享有的相對自由是一種獨特的榮譽，但這種自由在軍事上則是一種災難。在西歐，領主和土地所有者強迫各自的農奴耕種土地，同時對這些農奴行使司法權力，以在必要時帶領這些農奴行軍打仗。領主們集地主、法官和軍事長官三重身份於一身，因此其麾下的農奴願意服從他們的領導。然而，塞爾維亞王國的情況卻大不相同。在塞爾維亞王國，擁有土地的人要多得多，同時土地大量分散在農村。地主們很少會公正地對待眾多的自由佃戶，只有少數的農奴才會有這種待遇。地方法院不是由領主及其代表管理，而是由整個自由社會管控。雖然國王本應自上而下分配王室司法體系賦予的權力，但塞爾維亞王國國王從未有過像英格蘭王國國王亨利二世 那種國王集權統治下的司法體系。同樣，13世紀和14世紀時的法蘭西王國國王實行的是地方中央集權制度，而塞爾維亞王國國王則從未這樣集中管理過地方行政機構。在塞爾維亞王國，地方享有自由，同時地方法院和地方議會都不受中央影響。塞爾維亞王國國王很少干涉政府工作，而議會似乎也從未試圖去干涉地方自治。雖然議會由貴族和高級神職人員組成，但地區、郡或村莊的議會則仍然由整個自由社區組成。 如同中世紀所有國家的軍隊一樣，塞爾維亞王國軍隊理論上由人民組成，同時可以號召所有人去打仗。但在實踐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樣，統治者發現依靠封建方式徵兵十分便利。軍隊不僅裝備精良、機動靈活，而且能夠迅速響應命令。西歐的封建制度相當完善，甚至還出現了常規制度。官員們各司其職，保證了制度的良好運行。另一方面，在塞爾維亞王國，官員任期混亂、缺乏統一的制度及對舊民主制的情感妨礙了統一大計的實施。14世紀時，塞爾維亞王國的不同地區開始出現一些小的封建暴君。雖然削減了自由地主的數量，但因為各自獨立，所以這些暴君們並未真正鞏固國王的統治或者增強國家的實力。 當法蘭西王國和英格蘭王國擺脫了封建危險和無政府狀態時，塞爾維亞王國卻深陷其中。史蒂芬·杜尚的駕崩使塞爾維亞帝國陷入了混亂，這一事實既證明了該國社會和軍事制度的無能，也證明了塞爾維亞帝國取得的進步緩慢。社會制度自身的優點反而遭到詬病。社會制度阻礙了封建制度的發展。封建制度在艱難時期是一種軍事需要，直到社會制度的主要作用能充分發揮出來，才能推動封建制度的發展。當封建制度開始發展時，即使是強大的國王也無法控制大地主—克尼茲的越界行為。自由精神滲透了塞爾維亞社會的各個階層，既體現在小地主的自由中，也體現在克尼茲的獨立中，同時還體現在國王對貴族議會的依賴中。塞爾維亞王國的和平或戰爭從來不像英格蘭王國那樣由國王獨自決定。在塞爾維亞王國，通常由議會頒布或戰或和的法令。因此，在與西方軍隊的衝突中，塞爾維亞王國統治者在各方面都受到阻礙。這些阻礙和束縛來自舊習俗、舊的自由主義思想、議會和自由人，以及蠢蠢欲動的貴族們。當奧斯曼帝國將領帶著不可戰勝的專業化步兵和高度組織化的軍隊向塞爾維亞人進攻時，塞爾維亞人卻絲毫無力抵抗。然而，科索沃戰役或一系列戰爭的失敗並不足以對塞爾維亞人造成致命打擊，因為塞爾維亞人具備良好的調整能力和軍事技能。如果塞爾維亞人擁有足夠良好的社會條件，那麼這些軍事技能是可以在上述衝擊中延續下來的。科索沃一役後，塞爾維亞人有大約七十年的喘息時間來進行自我改革，但因為存在著思想原始和故步自封的社會制度，塞爾維亞人想要完全改變社會結構是不可能的。 在土耳其人於科索沃的「黑鳥場」 征服塞爾維亞人之前，塞爾維亞人就已經被自己的集體自由和民主自由的思想打敗了。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些思想和這種制度，才鑄就了塞爾維亞人在失敗和悲傷及徹底的奴役中不可戰勝的精神。 毫無疑問，縱觀塞爾維亞社會和政治，我們就會發現塞爾維亞社會和政治結構鬆散且發展得遠不如西歐完善。相比西歐的制度，塞爾維亞本土製度更原始，因而也更難融入封建體制。塞爾維亞農奴比西方的農奴更自由。塞爾維亞自由人和貴族的勢力也比西方的更強大。所有這些都是導致這個國家分崩離析的原因。因為沒有真正的奴隸制度，與土耳其人相比，塞爾維亞人在工業和自由方面處於不利地位。塞爾維亞自由人的兇猛、獨立和好戰阻礙了團結。蠢蠢欲動的貴族利用自己的獨立達到了最自私的目的。農民之間的血海深仇，貴族之間的封建掠奪，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國家的混亂。塞爾維亞貴族似乎很少有擴張思想或愛國情懷。貴族之間自私的爭鬥致使國家分裂，同時干擾了君主的統治。父子之間非同尋常的爭鬥導致眾多塞爾維亞國王倒台。這些事例幾乎都是貴族中的自私自利者製造或煽動的。在中世紀，如果要想消除個人獨立和封建制度動盪的弊端，那就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即建立一個強大的君主政體。然而，一個強大的君主政體必須建立在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富裕的平民階層或專業的軍隊的基礎之上。塞爾維亞人的自由精神阻礙了拜占庭帝國式或法蘭西王國式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發展。隨著塞爾維亞帝國疆土的逐漸擴大，史蒂芬·杜尚需要進一步細分土地，同時急需將土地分給一群半獨立的酋長們。這樣一來，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政體變得越來越困難。在英格蘭王國，君主政體之所以強大，部分原因在於英格蘭王國國王對富有市民的依賴。這些市民在議會中擁有一席之地，同時具備一定的影響力。這些市民的利益與貴族大不相同。中世紀的塞爾維亞國王們非常不幸，因為他們無法說服那些強大的自由民放棄自己的村莊、森林和山丘，然後住進建有城牆的城鎮。因此，為了讓城邦內有市民，史蒂芬·杜尚必須讓拉古薩人和德意志人到自己的國家來。史蒂芬·杜尚雖然可以保護這些外國人，但不能授予他們公民權。因此，議會的平民代表來自小貴族，而不是外國平民。史蒂芬·杜尚和兩位前任 在其他方面都失敗了，他們不得不依靠職業僱傭軍來發展統治貴族的力量，但發展這種力量需要按時給僱傭軍發放薪水。職業僱傭軍是出了名的反覆無常和充滿變數。經歷大敗之後，僱傭軍經常臨陣脫逃。在斯特凡·烏羅什二世死後，僱傭軍更是公然發動叛亂。因此，僱傭軍雖然並不總是行事高效，但一定是不受歡迎的。雇用僱傭軍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種暫時的和不確定的權宜之計。對於史蒂芬·杜尚這種強大的國王而言，雇用僱傭軍的舉措是行之有效的。但對於一個軟弱的統治者而言，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國家，僱傭僱傭軍都會產生危險的後果。塞爾維亞人需要的是諸多強大的國王。強大的國王會慢慢完善國家的制度，將塞爾維亞王國打造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對於塞爾維亞王國而言，當下的國家建設確實南轅北轍。 在成為一個帝國之前，塞爾維亞王國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我們可以說，實現各民族團結的塞爾維亞王國最早出現在斯特凡·尼曼雅一世統治時期。然而，即便在那個時期，塞爾維亞王國要成為一個帝國的目標也算不上完全是以民族團結為導向的。斯特凡·尼曼雅一世長袍上繡的雙頭鷹顯示出他想要吞併拜占庭帝國及建立塞爾維亞帝國的野心，但這並不意味著塞爾維亞人毫無民族感情，而是塞爾維亞人不認為一個王國需要建立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人們注意到，「 jazyk 」既指語言，也指民族。但如果說上述這一事實「說明了斯拉夫民族的概念」，那也未免太過巧合了。在所有中世紀國家，人們對民族和種族統一的問題都知之甚少。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巴爾幹半島各國比其他地方更不了解民族和種族統一的問題。馬扎爾人是最不排外的「民族」，他們將日耳曼人帶到了自己的城鎮，並且隨意接納羅馬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進入貴族階層。保加利亞人則與韃靼人、希臘人及羅馬尼亞人自由交往。和馬扎爾人及保加利亞人一樣，塞爾維亞人也在模仿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的權力建立在對不同種族和民族的集中控制的基礎之上。正如之前的保加利亞第二帝國、匈牙利王國和拜占庭帝國的統治者所做的那樣，史蒂芬·杜尚在建立塞爾維亞帝國時也故意拋棄了純粹的民族觀念。史蒂芬·杜尚自稱是塞爾維亞人和羅馬人的皇帝，同時任命兒子 為塞爾維亞人的國王，而塞爾維亞只是自己帝國版圖中的一個省。因此，史蒂芬·杜尚將民族國家的理想變成了帝國的理想，並將其權力建立在多個民族的和解，而不是統一的基礎之上。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沒有國王統治過所有南斯拉夫人，以及為什麼塞爾維亞人在中世紀對塞爾維亞帝國造成最後一擊的原因。在拜占庭帝國的壓迫下，南斯拉夫民族的團結是種族的，而不是民族的，這反映出一個真實而又令人感到可悲的道理，即讓南斯拉夫民族團結在一起的不是愛而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