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 · 逃過一劫
我們快要駛到道路的轉彎處了，從那裡就要離開海岸了。就在此時，我們看見一輛車以每小時60英里左右的速度從後面追了上來！
「這幫狗雜種！」我兒子大聲說。他在佛蒙特住了好多年，不太懂優雅的言談舉止。他本能地讓卡車加速行駛，同時我們後面那輛車一個急剎車，尖厲的鋼鐵摩擦聲震耳欲聾。接著就聽見「砰」的一聲，隨著短促的破裂聲，一顆子彈從我們兩人腦袋之間穿過，擊碎了卡車前面的玻璃。
「槍法太臭！」漢塞爾說，「小心，可能不止這些人！」
這時我們快到環形交叉路口了，那裡有不少黑人傭工，他們每星期四都能休息半天，此時正在等從斯坦福開來的公共汽車。
漢塞爾又說對了。另一輛滿載的車以同樣快的速度從村里開出來，比我們搶先幾秒鐘開到了環形交叉路口。那輛車的司機看見我們的車到了，顯然是想立即把車剎住。可他把車剎得太突然，也太笨拙，車上的人都從座位上蹦起來，我們看見他們撞了頭，簡直都能聽見他們的咒罵了。
不過，其中有一個人迅速穩住了神兒。他跳下了車。這是一輛防暴車，警察用這種車平息騷亂，鬼知道他們是從哪裡搞到的。他走到路中央，端起槍對準了我們。
接下來的幾秒鐘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實在搞不明白。我們事後所能重構的當時的情形，也只是大概的樣子，反正一切都是在剎那間發生的，也可能我搞錯了。我所能記得的，是那個人跳下車時，那輛車並沒有停下來。車的速度使他一時失去了平衡，再加上他想用那支沉甸甸的槍（是那種我在電影裡見過的衝鋒鎗）對準我們，就更加力不從心了。
因此當他開始射擊時，他把子彈都射到了我們右邊的路面上，沒有打中我們。我能想起來的（我得重複一遍，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剎那間），就是我兒子把老福特車用作破城的機械。他學字母拼寫的時候就已學會了開車，順便提一下，他拼寫可是一直不熟練。他開車撞向那個端著衝鋒鎗的傢伙。他本想撞那傢伙的肚子，卻只撞到了他的腰。這一撞，那個納粹分子就摔倒在了他們那輛仍然保持每小時5或6英里速度的車子前面。司機怕碾死他的同伴，便猛地把車往右轉。這樣一來，車就撞上了臥在路邊的一塊沉重的巨石。當然車開得並不快，卻已足以使它的前輪受到巨石的猛擊。那輛車反彈到了路對面，並在那裡剎住了。顯然那車前輪的軸折斷了，因為我們回頭看到它活像一頭跪倒的大象，正等著別人將重物載到它背上。
正是這絕對意外的事故救了我們的命。因為當時他們的第一輛車已掉轉車頭，開足馬力朝我們追了過來。但它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直接就撞上了「那頭跪倒的大象」。兩輛車發生了猛烈碰撞。不過似乎沒有人受重傷，因為我們轉彎時看到那些人紛紛從車裡跳出來，躺倒在路面上。與此同時，左邊傳來了警笛聲，一輛警車也在全速駛來。我記得隨後又聽到了衝鋒鎗的掃射聲，但那時我們已經遠離交戰地點，沒機會看到那邊的戰況了。
幾個星期後我才聽說了事情的經過。老格林威治的警察接到無線電報告，前往盧卡斯角去調查一起「擾亂家庭安寧」的舉報（警察局就是這麼記錄我跟警官的電話交談的），不料竟遭到第五縱隊歹徒的掃射。警車裡的兩名警察當場身亡，但警車在失控的情況下沖向了那兩輛車（其中一輛已損壞，另一輛還完好），這次衝撞的破壞力如此之大，使得三輛車都成了一堆廢鐵。
於是那幫納粹分子（事後的調查顯示，他們是紐約「本特」組織的成員）只得步行返回老格林威治。但槍聲和呼叫聲引起了濱海大道兩邊居民的注意。他們當時紛紛給警察局打電話。斯坦福的納粹分子在準備時疏忽了這一點，他們忘記切斷老格林威治的電話聯繫了，所以警察局才有可能及時接到報告。
碰巧那時有一輛滿載州警察局警員的卡車就在附近。這輛車從斯坦福出發，此時已駛過了格林威治。他們奉命儘快掉頭回去，看看那裡出了什麼事。當他們到達那個環形交叉路口時，發現有三輛撞壞的車，兩具格林威治警察的屍體被子彈打成了篩子。那幫歹徒已無影無蹤，但居住在附近的人說他們看見那幫傢伙穿過左邊的田野逃走了，可能他們想去老格林威治火車站或波斯特路。
州警察局的警員看到同伴慘死的景象，簡直要氣瘋了，立刻對逃犯展開了追捕。不久他們就發現了逃犯的行蹤。波斯特路小餐館那人沒有說錯，他給那幫人灌了一肚子啤酒，到那時他們走路還不太穩當呢。由於他們對當地的路不熟，很快就迷失了方向。當他們發現有人追來時，就闖進了濱海大道邊的一座小木屋。小木屋裡住著退休的老農場主和他的妻子。闖入者把他們趕出門去，準備抵擋警察的圍攻。他們顯然在這方面訓練有素，不僅堅守了數小時，還重傷了兩名州警察。警察們可不想把事情拖到明天。一個警察在樹木的掩護下，帶著一罐汽油悄悄來到木屋的門廊上，在那裡點著了火。那座小木屋就像一盒火柴那樣熊熊燃燒起來。到最後，屋內的納粹分子想衝出來。但州警察可不是吃素的，他們早就做好了準備，將這幫歹徒一個不留地全部擊斃。
警察在他們的口袋裡找到了很多紙質文件，其中有德文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教他們搶劫的技巧和固守民宅的最佳方法，內容抄自德國官方印製的傘兵手冊。還有一些宣傳品，內容是關於優等統治民族的責任，他們註定要對他們的同類發號施令，還有其他人們所熟知的對作為德國納粹黨骨幹的送貨員、雜貨店夥計和理髮店助手的種種呼籲。最有趣的是一封紐約德國領事寫給喬治·斯托爾克的信。喬治·斯托爾克好像是這個暗殺組織的負責人。在這封信中，德國領事告知斯托爾克先生，評論當地的政治事務原本是有違他的職務規則的，不過要是他想知道某個H.房龍博士在文學圈子裡的活動，德國大使館的新聞出版組組長肯定能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情報。
由大使館新聞出版組提供的報告也在已故斯托爾克先生的上衣口袋裡找到了。該報告對我的文學才華大加讚揚，但它又從納粹意識形態的立場強調，我這樣的人不應該再被允許在紙上寫一個字。接著它指責我對美國年輕一代的「潛在的極壞的影響」，說我寫的東西讀起來如同密西根的加爾文教士[1]寫的辱罵性的社論；而那些加爾文教士熱情讚揚了我的一本新書的問世。
據說苦難能使不相干的人變成患難之交，失去理性的世界給你帶來的盟友則更加出乎意料。至少經驗告訴我，人們狂熱崇拜的對象名叫希特勒還是名叫耶和華，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
等到老格林威治被遠遠拋在了身後，一切又變得平靜和安寧。回頭看去，我們還能瞧見紐約那血紅色的天空，但路上沒有一點異樣。樹蛙扯開大嗓門兒吵架似的不停地叫，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過。螢火蟲互相傳遞閃閃發光的愛和情的信息，簡直讓人難以相信僅僅幾分鐘前我們遭遇的險境。如果不是那兩輛車意外相撞，我們恐怕就要死於非命了。
[1]加爾文教派是16世紀西歐宗教改革的新教派別之一，是從法國神學家加爾文的學說發展而來的，主要傳布於瑞士、法國、荷蘭、英國和北美等地。房龍一向對加爾文教士敬而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