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成清晰的觀點 · 第五篇　演化的愛[67]

反「福音」書 哲學，剛剛脫離了神秘主義的金色蛹殼，宣稱宇宙的偉大演化力量是「愛」。英語這種語言裡缺少恰當的詞彙，那麼我們不妨用Eros這個詞吧，Eros是指生機之愛。後來，恩培多克勒把愛與恨視為宇宙的兩大協調力量。在某些段落中，他用的是「善」這個詞。但是毫無疑問，只要愛是有對立面的，那麼它的最高成就便是與對立面相伴，同時超越它。但是，這位本體論的傳播者認為，存在一種「至高的一」，萬物都是從無中由它化生而來的，而這個「一」是懷著愛的。類似的話題在當時很常見。那麼，仇恨又該怎樣描述呢？沒關係，這時可以用《啟示錄》的說法：如果他是約翰，長期受迫害之苦，在憤怒中無法區分邪惡的暗示與天堂的願景，於是向凡人詆毀上帝的榮光。問題在於，心智正常情況下的約翰是怎樣想的，或者應當怎樣想，才是他實現思想統一性的途徑？他所說的上帝是愛，似乎針對的是《傳道書》的說法，《傳道書》中說我們無法分辨上帝對我們是愛還是恨。約翰說：「不，我們能分辨，而且可以很簡單地分辨出來！我們知曉並且信賴上帝對我們的愛。上帝是愛。」這其中並沒有邏輯，除非這意味著上帝愛所有人。在之前的段落中，他說：「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那麼我們應當明白，黑暗只是缺少光的表現，所以仇恨和邪惡只是愛和善的不完美階段。這符合《約翰福音》中的話：「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在於此。」也就是說，上帝對於他們沒有懲罰。他們是自己懲罰自己，因為他們天生傾向於不完美。所以，上帝所代表的愛並不是與仇恨相反的愛，否則撒旦會作為一種協調力量而存在。上帝所代表的愛，是能夠接納仇恨，是把仇恨作為愛的不完美階段來接納的，是一種「反愛」（Anteros）安忒洛斯——是的，甚至需要把仇恨和憎惡作為愛的對象。因為自愛不是愛，所以如果上帝本身是愛，他愛的一定是欠缺愛的對象，就像光源只能照亮原本是黑暗的地方。斯威登堡主義者亨利·詹姆斯說：「毫無疑問，那些容忍相當有限的愛或生物的愛，是愛與自己相似的對象，愛符合自己的對象；但是造物主的愛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所有愛的溫柔必須只留給那些本質上對他最充滿敵意、與之相反的對象。」出自《物質與陰影：關於造物物理學的隨筆》（Substance and Shadow：an Essay on the Physics of Creation）。很遺憾，亨利本可以在文章中繼續這種論述，但他並沒有那麼做，相反卻對讀者和所有人橫加指責，直到人們幾乎忘了造物物理學的存在。但是，我必須從我剛才寫的話推導出結論：顯然，就算一個人是天才，他也不可能把每句話都說得崇高得不得了，更不可能把話說到能夠揭示如何一勞永逸地解決世間一切邪惡的崇高程度。 愛是循環的，驅動愛的正是讓萬物獨立又和諧統一的力量。雖然似乎聽起來複雜，但實際上這充分總結了我們所說的「黃金法則」，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簡單法則。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盡一切可能滿足他人的自私慾求，而是要犧牲自我的完美來實現鄰人的完美。我們也不必按照邊沁、赫爾維西亞或貝卡里亞的箴言行動：讓行動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愛並不是針對抽象概念，而是針對人，不是針對陌生人或作為數字的人，而是針對我們自己親愛的人、我們的家人、我們的鄰人。我們要記得，我們的「鄰人」指的是靠近我們生活的人，並不一定是地點的接近，也可能是生活或感覺的接近。 所有人都能看出約翰的論述是一條演化哲學的公式，提出完善只能是源於愛，源於——我不會說是自我犧牲，而是——一種想要滿足另一人的最高、最熱切的衝動。舉個例子，我有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想法，這是我的創造，這是屬於我的創造物；正如我給去年7月號的《一元論者》雜誌撰寫的文章中所說，這就像是一個小人，我愛它，並且全心全意完善它。我完善的方式並不是冷漠地判斷它，而是珍惜並照顧它，就像對待園中的花朵一樣。我們從《約翰福音》中得出的哲學觀就是，這就是心智完善的方式；宇宙——作為一種心智也是如此；生命演化的力量亦然。愛，在恨中發現美好的萌芽，逐漸把它溫暖到生命中，並使它變得可愛起來。這種演化是每一位研讀我的《心智的規律》（The Law of Mind）的人都應當理解的，前提是明白連續性原則（synechism）的要求。 19世紀行將結束，而我們都要開始審視這個世紀，並且思考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的頭腦中，這個世紀與其他世紀相比必然具有哪種特性。我猜，這種特性應當稱為「經濟學世紀」，因為與其他學科相比，政治經濟學不僅與自己的各個分支有著緊密聯繫，對其他學科也發揮了重大影響。當然，政治經濟學也有自己的拯救公式。這就是：服務於貪婪的智慧確保了人與人之間所有的交易價格最公正、合同最公平、行為最明智，同時還帶來至善、充分的食物和舒適。食物是給誰的呢？給貪婪的擁有智慧的人。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是政治經濟學的合理結論，我完全認同其科學性質。但是，對本身正確的觀念的研究往往會暫時地走向錯誤的極端，就像物理學研究刺激了必然論的誕生一樣。那麼，我的意思是：這個世紀我們對經濟學問題的強烈關注已經導致對於貪婪具有益處的誇大，以及對於感情帶來不幸的誇大，甚至由此產生了一種不明智的哲學，認為貪婪是人類完善和宇宙演化的巨大動力。 翻開一本政治經濟學手冊——我手中最典型的一本，不甚高妙也並非低劣——就其中的一些話語，我將在此進行簡要分析。我跳過了自謙之詞，討好官員、安撫基督教偏見的語句，還有那些為了向作者和讀者隱藏貪婪之神的、露骨醜陋的陷阱。但是，我還是整理了自己的立場。其中，作者列舉了人類行為的三大動力： 對自己的愛； 對於與自身有共同利益和感情的有限的階級的愛； 對於人類整體的愛。 首先，注意作者對於貪婪採用了多麼美化的說法——「對自己的愛。」愛！第二項動機「是」愛。如果把「有限的階級」換成「某些人」，那麼這種描述就是合理的。如果我們按照以前的看法來理解「階級」，也就是class這個詞的話，那麼其中也算有一點愛的成分。所以，這種動機的界定有點模糊。「對於人類整體的愛」，作者的含義並不是那種名副其實的深層的潛意識的熱愛；而只是公共精神，可能只是政治宣傳的另一種表達。作者對於這些動機的價值進行了比較估計。他說，「貪婪」當然是用另外一個詞表達的，「並非如通常所認為的那樣邪惡……每個人在促進自身福利時，都要比促進其他人的福利，或者由其他人來促進他的福利效率來得更高」。此外，作者在另一頁上還寫道，一個人越是吝嗇，他就越會做更多好事。第二項動機「是社會面臨的最危險的一個動機」。愛都是非常美好的——「沒有比愛更高或更純粹的人類幸福的源泉。」（哈哈！）但愛是「持久傷害的來源」，並且簡單來說，應當被更明智的動機統治。而什麼是更明智的動機呢？請繼續看。 關於公共精神，作者說它「難以有效運行」，因此效力很低。例如，公共精神可能建議監管窮人和惡人的生育；並且對於犯罪分子，「任何嚴厲的壓迫措施都不為過」。我們能從中得出很寬泛的推論。但不幸的是，我們無法讓立法機構採取這種措施，因為有害於「人對於人的溫柔感情」。由此看來，公共精神或邊沁主義並沒有強大到足以有效指導愛的程度（現在我跳到了另一頁）。因此，必須將指導愛的任務交給「驅使人追求財富的動機」，我們只能信賴於此，並且這「具有最高的益處」[68]。是的，毫無例外，這將在「最高程度」有益於那些得到好處的人，也就是自己，這是「唯一目標」，作者說積累財富是他個人的「生計和樂趣」。作者顯然認為，其他的動機可能帶來更大程度的益處——哪怕是對他自己的益處——這種思想是矛盾的，說不通的。接著，他牽強地解釋和修正了他的信條。但是，敏銳的讀者都看得出他的動機原則是什麼。並且，他懷著我剛才複述過的觀點，同時還認為如果沒有聰明的貪婪作為基礎，社會就不會存在。他想在不可調和的多個觀點之間達成一種折中，在貪慾里加上一點神性。 有些人提出，這種鼓吹貪婪妄為的觀念是在散播恐懼，於是便被經濟學家們譴責為「感傷主義」。或許確實如此吧——我願意承認自己內心有某種程度的感傷主義，感謝上帝！自從法國大革命讓這種思想傾向聲名狼藉之後——這並非完全不當，我不得不承認，真善美是真正的動力所在——我們慣於把感傷主義者描述成沒有邏輯思維能力、不願意承認現實的人。與之類似的傳統偏見還有：法國人認為英國人每隔一句話就說一遍「該死的」，英國人認為美國人愛說「英國佬」，美國人認為法國人把禮儀形式發揮到了極度不便的程度。總而言之，上述傳統偏見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去聽、去看真實情況的人太少，太多的人只是以訛傳訛。毫無疑問，這裡的一些藉口針對的是過去的觀點。而感傷主義，如果是每晚淚流滿面地觀看燭光舞台上的悲劇演出，作為一種流行的娛樂方式，有時確實會比較荒唐。但是，感傷主義究竟是什麼呢？這是一種主義、一種信條，它說的是應當充分尊重敏感內心的自然判斷。這才是對感傷主義的準確概括。而我懇請讀者想一想，蔑視這種觀點難道不是所有褻瀆中最可怕的一種嗎？而19世紀已經堅定地蔑視了這一點，因為它帶來了恐怖統治。事實確實如此。但整個問題仍然在於「多大程度上」。恐怖統治是非常糟糕的，但是這個世紀以來長久存在的艱難時期，如舉起大旗般挑戰天堂，這種傲慢激起了上蒼的皺眉和抱怨。不久，電閃雷鳴會讓經濟學家們不再自滿。那就太晚了。在20世紀的後半葉，必然會出現社會秩序的洪水風暴——清除這個世界長久以來被貪婪理念拖入罪行後產生的廢墟。到那時就沒有熱月政變後的胡鬧了！ 這位作者說，吝嗇者是社會的有益力量，果真如此嗎？正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只有在更高的層面上，你才可能會說那些華爾街的聰明人是善良的天使，他們從那些粗心的、沒有適當看護錢財的人們那裡拿走錢財，他們摧毀那些容易破產的脆弱企業，他們把大量的教訓帶給那些不夠警惕的學術人士，給他們設置毫無意義的阻礙——正如你之前對待我的做法一樣，我的百萬富翁「主人」，當你以為能以無償的方式利用我的思想方法，仿佛這樣就可以向孩子們吹噓父親的成就——千方百計讓錢為聰明的貪婪者服務，也就是為他自己服務。伯納德·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中說，各種私惡都有公益，證明的方式與上面那位經濟學家證明關於吝嗇者的觀點一樣看似貼切。他甚至輕易地得出結論，說如果沒有惡，就不會有文明存在。根據同樣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有人強烈支持並且廣泛相信，所有的慈善行為——不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都會帶來人類的墮落。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只是把政治經濟進程的觀點延伸到了整個動植物生命領域。當代的大部分博物學家認為，那些令人稱奇的、精美的自然適應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生物的環境過分擁擠，於是偶然擁有了微弱優勢的生物，就可以迫使其他生物處於不利於繁殖的境地，甚至在後者達到生育年齡之前就將其殺掉。在我小的時候，人們曾大力讚揚其中彰顯的主的智慧。在動物界，這種純粹的機械個體主義被認為是「由貪婪帶來的善」。正如達爾文在標題頁上所寫的：「這是為了生存的鬥爭。」他還應該加上一句：「萬物為己，魔鬼在後！」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可不是這樣說的。 現在我就要開始講了。耶穌基督的「福音」認為，進步來自每個個體依靠同感把自己的個性與鄰者的個性融合。與此相對，19世紀的人們堅信，進步在於每個個體為自己全力相爭，只要有機會就把鄰者踩在腳下。「貪婪福音」這個詞堪稱貼切。 雙方各執一詞。我沒有隱藏，也無法隱藏自己的情感偏向。這種坦言很可能會震驚我的科學界同胞。但是我認為，強烈的情感本身說明了支持演化的神愛論——只要這可以被推定為表示了敏感內心的正常判斷。當然了，如果相信有「不帶激情」的神愛論信仰的話，那這本身就構成了對信條的反對。無論如何，既然熱情的感覺存在，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誠懇地表達；尤其是考慮到我的偏愛給了我一種責任，對此我的讀者們和我應當各自警惕。 和平的提議 讓我們試圖定義不同演化理論的邏輯相似點。在達爾文設想的自然選擇論中，從原核生物到人的整個過程中，唯一的積極促變因素是偶然變異。為了確保有明確的進步方向，接下來必須有行動阻礙某些種類的繁殖，或刺激其他種類的繁殖。在自然選擇中，嚴格來講是淘汰弱者。在性的選擇中，主要是美的吸引。 《物種起源》一書出版於1859年末。1846年到1859年是大量著作湧現的時代——或者說這種擴展涵蓋了我們眼中的著作。在整個科學史上，從未有哪個相等長度的年代出現過如此豐富的著作。現代物理學基石之一的「偶然產生秩序」學說（雖然卡魯斯博士認為這是「皮爾士系統中的最大弱點」）正是在當時得到了最清晰的闡釋。凱特勒在《關於道德政治科學方面的機率應用的通信》（Lette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babilities to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中展開了討論，該作品對於當時的頂尖學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約翰·赫歇爾爵士在英國引起了大眾對此的關注。1857年，巴克爾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第一卷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因為他也採用了同樣的觀點。與此同時，「統計學方法」——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是用了這個術語——已經應用於分子物理學，並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國化學家約翰·赫勒帕思博士於1847年在自己的《數學物理學》（Mathematical Physics）一書中概括了氣體的熱原理；而該理論在1856年再次激發了人們的興趣，當時克勞修斯和克勒尼希寫下了著名的回憶錄。在達爾文出版著述之前的那個夏天，麥克斯韋在英國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宣讀了他對於該課題的首次也是最重要的研究。結果產生了這樣一種觀點：偶然事件可能產生物理法則，並且進一步來講，正是以這種方式解釋了那些看似與能量守恆定律衝突的法則。這在思想先驅的頭腦中占據了牢固的地位。這些頭腦必然會歡迎《物種起源》，因為該書的學說只是運用同樣的原則來解釋另一種「非守恆」行動，解釋生物的演化。赫姆霍茲於1847年發現了偉大的能量守恆定律，而1850年，克勞修斯和蘭金獨立發現了熱力學理論，這些都決定性地令那些原本可能嘲諷物理科學的人們心生敬畏。因此，如果遲來的詩人仍然舊調重彈地說「科學無非忙於給事物命名」，那也只是徒勞。機械論現在已經為大眾所周知，或者說幾乎人人知道它。與此同時，功利主義——「福音」的改良替代品——已經羽翼豐滿，並且成為個人主義理論的天然同盟。迪恩·曼塞爾的不明智辯護已經導致威廉·哈密頓爵士的支持者們改變初衷，而密爾的唯名論也大大獲益。雖然達爾文把人們引向的真正科學總有一天會給密爾的偽科學帶來致命一擊，但是達爾文主義的某些元素肯定會吸引密爾的追隨者們。另外要提一點：麻醉學已經投入應用13年。人們對於痛苦的熟悉程度已經明顯降低。因此，我們的年代與之前的年代產生了不愉快的鮮明對比，從而使人們傾向於喜歡比較無情的理論。讀者如果以為我意在暗示上述任何內容（也許除了馬爾薩斯之外）影響了達爾文，那就是大大誤解了我的話題轉換。我的意思是，達爾文的假說雖然毫無疑問極具獨創性、構思精巧、論證淵博、邏輯嚴密、文辭優美，最重要的是，還具有某種幾乎令人難以抗拒的真正魅力，但是似乎假說自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被證明；並且，對頭腦清醒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比起20年前似乎更沒有希望。但是，達爾文學說所受到的極大支持和接受顯然是有理由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個時代傾向於支持他的觀點，尤其是因為他給貪婪理念帶來的鼓勵作用。 與依賴偶然的演化相反，一些理論將所有進程歸因為內在必然原則或其他形式的必然性。許多博物學家認為，如果一枚蛋必然經歷一系列必不會偏離順序的胚胎轉變過程，並且在地質時代也有同樣的相繼情形發生，那麼就可以得出一種強有力的假設，認為後一種生態演替是必然如此的，與蛋的胚胎的轉化具有同等的必然性。於是，內格里等人認為，根據第一力學定律和特殊但未知的原生質分子構成，生物的形式必然朝著複雜演進。克里克爾認為，一種形態在達到某種成熟後會產生另一種形態。威茲曼也是如此，雖然自稱為達爾文主義者，卻認為沒有什麼是因為偶然而發生的，他認為所有形態只是親代遺傳的機械結果[69]。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的學說都尋求向自己的學說中引入機械必然性，但其實他們觀察的事實並沒有指向這一點。這些地質學家們雖然認為物種變化是由於氣候驟變或是空氣和水的化學構成的改變，但同時也把機械論作為演化的主要因素。 突變導致演化和機械必然性導致演化是彼此對抗的兩大觀點。第三種演化觀點超越了前兩種觀點的爭端，也就是拉馬克的理論。根據他的觀點，最高級和最初級的有機體的區別在於個體生命早期在發育程度上的微弱差異。這種獲得性遺傳是習慣養成的一般本質，並且這是心智的法則在物理學領域的代表和衍生。它的作用在本質上不同於物理中力的作用，並且承認其存在就意味著牴觸威茲曼等必然論者。拉馬克主義者們進一步認為，雖然如此傳遞的某些形態變化最初是由於機械原因而產生的，但是從根本上講，導致它們產生的主要因素是竭盡努力和鍛煉引起的發育以及相反的退化。現在，既然生物的努力是意向性的，所以在本質上是心理的，雖然有時是無意識的；而由鍛煉引起的發育，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遵循的法則與機械法則截然相反。 所以說，拉馬克主義演化學說是習慣作用下的演化——我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正好有個鄰居來問我問題，這些人在社會裡的功能似乎就是打擾別人。當然了，這句話沒有道理。習慣只是一種慣性，是把槳擱在船邊，而不是奮力划槳。在拉馬克主義演化論中的典型例子裡，新形態首先是通過能量的「迸發」（幸虧有這個詞，不然我這個生手可能又不得不造一個詞了）才被創造出來。但是，習慣強迫它們採取切合實際的形態，符合其所影響的結構，並且以遺傳學形態和其他形態逐漸替代曾經維持它們的自發能量。因此，習慣起到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它促進新性狀的形成，另一方面使這些新性狀能夠融入動植物所屬的一般形態和功能。但是，如果讀者現在不嫌麻煩，把書往回翻一兩頁的話，會發現拉馬克主義演化論的這種陳述碰巧符合我對於愛的行動的一般描述。對此我認為他是同意的。 別忘了，一切物質實際上都是意識，而意識是連續的。讓我們考慮一下，拉馬克主義演化論呈現的哪個方面屬於意識領域。直接努力幾乎無法達到任何效果。簡單來講，這就像試圖用思想給雕像增加高度，就像在產生任何能讓繆斯接受的想法之前竭力爭取，等待它的到來。我們徒勞地尋找記憶女神謨涅摩敘涅的神井和寶座；更深度的精神工作方式以自己的緩慢方式進行，即使我們沒有默許。任由他們吹響號角吧！那麼我們可以儘自己的努力，作為神性的祭壇上最恰當的祭品。除了內在的進程之外還有環境的運作，打破那些註定會打破的習慣，促使頭腦更活躍。每個人都知道，習慣、慣例的長期延續使我們變得缺少生氣，而連續的驚喜會給思想帶來卓越的啟示。只要有運動，只要有歷史被創造，就有高密度的精神活動。據說各門藝術和科學住在雅努斯神廟中，當神廟打開時它們會醒來，當神廟關閉時它們則會沉睡。少數心理學家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個根本性的事實。心智各部分之間建立起的豐富聯結幾乎如機械關係一樣必然，就像是鐵軌嚴絲合縫地接上一樣。但是，也有一部分頭腦幾乎是孤立的，一個精神的半島，或者說死胡同，像是鐵軌的終點。這種情況下的精神聯結方式是習慣。在習慣豐富的情況下，不需要也不存在原創性；但是習慣不起作用時，自發性就被釋放出來。因此，拉馬克主義心智演化理論的第一步是把各式各樣的想法投入能夠自由發揮的情境。至於鍛煉產生髮展，我已經在刊登於去年10月的《一元論者》上的《人類的玻璃本質》（Man’s Glassy Essence）一文中探討過，除非有第二種同樣確切的假說能被提出來，否則這種方法就應當被接受。文中說，它由分散游移的分子組成，並且新物質會做部分修補，因此形成某種繁殖。只有在鍛煉過程中才會發生這種情況，因為原生質的活動必須在分子擾動條件下發生。頭腦鍛煉也會引起發育。這就是所謂的學習。但是，最好的例子是將哲學觀念應用於實踐，然後取得進展。起初，概念設想似乎是單一的，後來分裂為多種特殊的思想，並且這每一種新思想都必須轉變成可實踐的觀念。但是，這種新思想很緊密地遵循母體孕育模式，因此發生同質發展。這種過程與分子發生過程之間有很明顯的相似關係。只要有耐心，我們就能發現，所有這些元素存在於學習過程的相互作用中。 因此，我們面前有三種演化模式：偶然變異產生的演化、機械必然性產生的演化以及創造之愛產生的演化。我們可分別稱之為「偶成演化」（tychastic evolution, tychasm）、「必然演化」（anancastic evolution, anancasm）、「神愛演化」（agapastic evolution, agapasm）。只認為上述演化模式之一成立的學說可稱為「強偶成論」（tychasticism）、「強必然論」（anancasticism）、「強神愛論」（agapasticism）。不否認其他模式成立，而認為它們在宇宙中各有其作用的學說可稱之為「弱偶成論」（tychism）、「弱必然論」（anancasm）、「弱神愛論」（agapism）。 所有三種演化模式由相同的一般元素組成。這在神愛演化上表現得最清楚。在這裡，好的結果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母體的自發能量傳遞給後代，另一個是後代把握關於自身的總體觀念，從而促進總體目標的傾向。為了表達必然演化、偶成演化與神愛演化之間的關係，我要借用一個幾何學術語。如果一條直線穿過一個橢圓，就會形成某種立方次曲線，因為立方次曲線就是與一條直線有兩個交點的曲線。現在，再加入一條曲線，與橢圓有兩個交點，與上一條直線有一個交點。此時，這個橢圓可能就不再是立方次曲線了。比方說，它不存在反曲異向，並且有了兩個端點。幾何學家將之稱為退化立方。就像這樣，必然演化和偶成演化都是神愛演化的退化形式。 那些試圖調和達爾文主義與基督教的人會說，偶成演化與神愛演化一樣依賴創生，所保留的形態乃是明智地應用了其傳遞的自發性，從而能夠與其原本的形態和諧存在，進而與基督教體系相符。沒錯！這只是說明了就像愛不能有對立面，而只能擁抱與之相反的事物一樣，偶成演化只是神愛演化的一種退化形式。只不過在偶成演化的過程中，進步完全取決於順手牽羊的僕人與偷吃被抓的僕人之間的分布，就像賭桌上的賭徒之所以錢多了，完全是因為有些人賠光後退出了一樣。它讓對綿羊好的恰好對山羊壞，反之亦然。從另一方面來講，在真正的神愛演化中，進步的發生來自對心智連續性所產生的創造迸發現象的積極同感。這正是強偶成論無法解釋的地方。 強必然論者可能會提出反對，聲稱在這一點上，自己的理論與神愛演化相符，而與偶成演化相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是遵循著特定階段的，有著必然的起落和方向，同時在整體上傾向於形成註定的完善。這種宿命恰好反映了內在向善的傾向。我不得不承認，從廣義上來看，必然演化是可以接納為神愛演化的一種的。有些形式的必然演化很容易被誤認為真正的神愛演化。黑格爾派哲學家就是這種強必然論的代表。這套體系有啟示宗教，有連續性原則（雖然前面已經說過，它在這一點上是不完善的），也有「反思」，在整體上是卓越的，幾乎可以說是崇高的。但是，畢竟在其研究方法中遺漏了生命的自由。歷史整體的行進就仿佛推力驅使下的引擎，具有盲目而神秘的命運，最終達到崇高的目標。我的意思是，如果它可以實現的話，那是很好的；但事實上，它只是名不副實的「永動機」。即便它能像自身所宣傳的那樣運作，我們依然只能接受該哲學。但是，我也從沒見過如此長的論證鏈條——我能否說每個論證環節都有缺陷——不，每個環節都是一把沙子，最後這些沙子被堆成了一個夢幻。或者說，這是現實中不存在的哲學模型。如果我們應用其中包含的珍貴之處，也就是概念，引入偶成演化，那麼其每個步驟都隱含了任意性，並使之支持最關鍵的自由，也就是愛之精神的呼吸。這樣我們也許能夠產生真正的強必然論，而這正是黑格爾的目標所在。 區分方法 根據事物的本質，三種演化模式之間的界線不是十分清晰。這並不妨礙演化的真實性，或許這正表明演化是真實的。按照事物的規律，三基色（紅、綠、藍）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儘管如此，它們確實有所不同。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三個完全不同的演化元素是否確實起著作用？第二個問題是這些元素各自最突出的特徵是什麼？ 我打算用簡短的篇幅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些問題與人類思想的歷史發展之間的聯繫。為方便讀者起見，我首先儘可能簡短地定義思想發展的三種可能模式，同時區分兩種必然演化的模式和三種神愛演化的模式。思想的偶成發展在於習慣性想法在不同方向發生了輕微偏離，這些新的偏離無足輕重、毫無目的，既不受外部條件的約束，也不受邏輯力量的限制，會帶來意料之外的結果，往往使其中一些而非其他的偏離想法固定成習慣。必然演化由新想法組成，採納這些新想法時並不考慮它們的未來發展趨勢，但它們卻需要具備一種特性。確定這一特性的原因要麼是心智外部的，例如變化了的生活環境；要麼是心智內部的，是已被接受的想法的邏輯展開，例如推衍。神愛演化既不像偶成演化中那樣全然不假思索，也不像必然演化那樣藉由環境或邏輯的力量盲目發展，而是憑藉思想本身的吸引力而接受某些心理傾向。在頭腦接受該思想之前，它的性質已經由通感的力量預示了，這根源於心智的連續性。這種心理傾向或許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可能以其共性影響整個人或整個群體，並由此傳達給予該群體有強烈通感的人，儘管他們在知識層面可能無法通過個人理解來實現這一想法，或者甚至可能無法有意識地理解它。第二種類型可能直接影響到某個人，然而即使如此，這個人也只是憑藉對身邊人的支持，在思想的驚人經歷或顯著發展的影響下能夠理解這個想法，或是欣賞它的獨到之處。使徒保羅的轉變就是一個例證。第三種類型通過作用於某人的思想偏好，即使此人尚未理解，也能夠造成對他情感偏向的影響。這就是所謂「天才預見」的現象，因為這就是常人思維與上帝之間應有的連續性。 我們接下來討論如何在自然界的事物中區分這幾種演化類型。事物的規律沒有絕對的標準，因為從事物的本質來說，不同類別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然而，我們可能找到定量表征，通過這種定量表征，明智而適當地評判人性，或許能夠估算出不同類別的影響混合在一起的近似比例。 如果人類思想的歷史演變是隨機的，它就應該通過無意識或細微的步驟演變，因為這就是由偶然形成規律現象的性質。例如，假設1880年美國本土出生的白人成年男性中，身高低於5英尺4英寸的人占1/4，身高高於5英尺8英寸的人也占1/4。那麼通過機率原則，在整個人口中，我們應該得出： 216人低於4英尺6英寸　216人高於6英尺6英寸 48人低於4英尺5英寸　48人高於6英尺7英寸 9人低於4英尺4英寸　9人高於6英尺8英寸 不足2人低於4英尺3英寸　不足2人高於6英尺9英寸 我列出這些數字是為了表示，幾乎沒有任何大大超出一般規律的事例是偶然發生的。雖然身高為5英尺4英寸和5英尺8英寸之間這4英寸內的人只占一半，但如果把區間的上下界分別擴大4英寸，那麼幾乎所有出生在美國的800多萬白人男性（1880年）就幾乎都可以被包含進去了，除了僅僅9個身材高於上界的人和9個身材低於下界的人。 如果沒有通過這種基於細微變化的檢驗，那麼偶成演化就會被絕對地否定；如果通過了，那麼必然演化就會被否定，而神愛演化並不會。我們想要一種只滿足於偶成演化的正面檢驗。無論在何處，我們發現人的思想與激勵他們開始思考的決心難以察覺地突然對立起來，儘管他們的欲望達到了頂峰，在那一點上，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說偶成行為發生了。 思想史學者們學識淵博，讓我這種水平有限的學者心中充滿了羨慕，羨慕又因歡快的敬佩而變得愉快。他們堅持認為，想法剛一出現時是怪異的，並且可能僅僅是異想天開，原因是這些想法還沒有經過批判性的審視。不論何時何地，發展都是漸進的，因而難以清楚地辨認出最初是什麼人做了什麼。隨之而來的是，偶成發展成為知識前進的唯一方法。我必須承認，我不能如此解讀歷史。我不禁想到，偶成演化有時確實在發揮作用，但有的時候，由不同的人獨立完成、建立在同樣基礎上的巨大進步也被誤認為一個個微小前進的序列。這些學者不願意承認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的真實的、本質的「精神」。在曲解的且沒有仔細審視的印象下，他們可能因此形成野蠻的、違背人性的假設。相反，我覺得這可能與個人思維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思想的歷史發展很少是偶成的，充斥著落後而野蠻的運動。我希望自己的發言儘可能謙虛，符合自己邏輯學者的身份。邏輯學是人類思想的一個至為廣闊的領域，而研究它的人只能從宏觀上做一縱覽，只有憑著最精熟的技能才能帶來些微價值。但是，我畢竟只能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非轉述他人的觀點。以我個人拙見，偶成論最大的勢力就是基督教的歷史，從君士坦丁將基督教立為國教，再到愛爾蘭建起修道院的時代，這之間過了大約500年。幾乎可以肯定，最初使人們接受基督教的美與善的，是外部環境而非其他因素。當時的外部環境極其惡劣，社會被無情的貪婪與鐵石心腸的人弄得土崩瓦解，羅馬人讓世界陷入了可怕的墮落。然而，也是那個同樣的事實，而非其他外部環境，助長了人們對邪惡世界的怨恨。在樸素的《馬可福音》中絲毫看不到對外物的詛咒。最起碼，我在其中關於褻瀆聖靈的言論中都沒有發現這一點，絲毫沒有談到復仇。甚至在《以賽亞書》的結尾都沒有。要知道，《以賽亞書》的最後一節可是「他們必出去觀看那些違背我人的屍首，因為他們的蟲是不死的，他們的火焰是不滅的」。但是，那種怨恨一點一點地增加，直到《新約》的最後一篇，在作者筆下，基督總是在說自己要來拯救世界，神秘的計劃要毀滅一切人類（除了微不足道的14000人），把他們投入硫黃里，令他們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然後轉過身來說，「以後再沒有咒詛」。說這種話時的笑容是麻木的假笑還是惡魔般的笑容呢？我希望自己能夠相信約翰並沒有描寫這個笑容。但就是他的「福音」講述了「使死者復活來繼續受苦」——也就是說，讓他們醒過來，好繼續受折磨——但是，無論如何，《啟示錄》都是一部非常古老的作品。人們能夠明白，早期的基督徒就像人們用盡全力試圖攀爬一個陡峭傾斜的濕滑土坡。他們生活中最深刻、最真實、使得心靈和頭腦有了生氣的元素是博愛。但是，在違反自己意志的情況下，他們一點點、一步步滑向偏狹，人們對此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這種偏狹不知不覺地增長，直到大約公元330年，聖馬可純潔正直的光輝精神被大大地玷污，以至於優西比烏（相當於今天的賈里德·斯帕克斯）在《教會史》的序言中宣布自己的意圖是誇大每一件可以為教會帶來榮耀的事，並且壓制任何可能玷污教會的事情。拉克坦提烏斯與優西比烏大約同時代，是拉丁語區的人物，他做得更加過分。於是黑暗越發黑暗，直到那個世紀末之前，偉大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被西奧菲勒斯摧毀[70]；直到兩個世紀後，大格里高利燒毀了偉大的羅馬圖書館，宣稱「無知是虔誠之母」，（這正如壓迫和不公正是靈性之母的道理一樣）；直到今天，對教會狀況的清醒描述仍被一些不太友好的報紙評論為「不宜發表」。運用上述測試顯示，這場運動完全是偶成的。另一個規模小一些但迅猛程度遠勝於此的類似事件是法國大革命，研究它的文獻能裝滿一整個圖書館。 必然演化是連續的，當然中間可能會有停頓。原因在於，在這個過程中，被推翻的思想習慣由緊接著最強有力的思想習慣取代，而後者肯定與前者在很多方面都迥然不同，有時更是截然相悖。它讓人想起我們從前的規則——排名第二的總統候選人自動擔任副總統。這個特徵因而將必然演化與偶成演化明確地區分開來。必然演化與神愛演化的區別在於，它是沒有目的的。但是，外部與內部的必然演化必須分開審視。在外部環境壓力下取得的發展或劇變的演化，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無可置疑的。它在強度上有無數個等級，從暴力和戰爭——戰爭不止一次改變了世界的思想潮流——到確鑿的事實，或者被眾多人誤認為確鑿的事實。在這樣的歷史面前，唯一能夠存在的猶豫就是對數量的不確定。外在因素從來都不是唯一影響思想的因素，因此要想看一個運動是不是主要由外力影響，是否值得為它設定法則，這是一個具體判斷的問題。在中世紀思想的興起過程中，我是指經院哲學和伴隨發展起來的藝術，十字軍東征以及亞里士多德著作的被發現無疑有強大的影響。從羅塞林到大阿爾伯特，教育隨著對亞里士多德的不斷認識而發展。伯蘭特認為這就是事情的全部，並且很少有人比卡爾·伯蘭特讀過的書更多。儘管他草率地做出判斷，但他已經做了具體紮實的工作。然而，在一群經過定期組織並遵守相應規則的學者去系統地探索並消化事件的全貌之前，我們甚至不能很好地理解教育。但是，至於我們現在特殊考慮的那個時期，那個羅馬式建築興起的時代，文學是容易被掌握的。當時的作者盲目地信奉權威，而這是與伯蘭特的說法不相吻合的。此外，他們在一切研究活動中都貫穿著一個先定的明確目的。因此，我不能把這個時期的教育作為一個純粹的思想必然演化的例子，必然演化似乎相當于思想元素中的氟氣。最近，日本人接受了西方思想或許是它在歷史上最純粹的例子。然而，它其中也混雜了其他的元素。如果將研究外部事實影響之下的思想發展視為外部必然演化，它就處於外部和內部形式之間的邊界上——當然，這是現代學術中的最主要元素。但是，韋威爾對於科學評論史的見解太過無知，讓人無法領會，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那個方面，它也還遠不能產生壓倒性的重要影響。 內在的必然演化，或者叫邏輯展開，按預定的路線前進，既無法預見其被送往何處，也無法操縱其進程，這是哲學發展的規則。黑格爾最先讓世界了解了這一點。他企圖使邏輯不僅成為主觀引導和思維模範（這曾是他之前一直以來的抱負），還要成為思想的主要源泉，並且不僅僅是個人思想的源泉，而是集體探討的源泉，是思想發展歷史的源泉，是一切歷史的源泉，是一切發展的源泉。這包含一個顯而易見的正面錯誤，讓所討論的邏輯成為一切可能的邏輯，一個必要推論的邏輯或可能推論的邏輯（也許可能形成適合任一邏輯的理論）。無論如何，它假定邏輯本身足以確定從給定的前提條件中會得出什麼結論。因為，除非黑格爾式的邏輯會這麼做，否則它不足以解釋單個的推理為什麼應該恰好選擇它所選擇的進程，更不要說其他發展了。它由此假設，由給定的前提條件，邏輯上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並且沒有任何餘地可供自由選擇。由給定的前提，邏輯上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邏輯學家將注意力局限于思想的孤島，與相關項無關。而在相關項的邏輯中，它並不適用。 我突然想到一句話，如果歷史的演變有相當一部分內部必然演化的性質，那豈不與個人發育相似？對於個人來說，33年是一個自然的時間單元，雖然它只是一個粗略值。這是一個人能否貢獻力量的平均時長。那麼，一場偉大的歷史運動被另一場運動所取代，也應該有一個周期。讓我們看看能不能做得到。我們以羅馬政權的發展為例，這是一個足夠長的過程。大事年表如下所示。 公元前753年，羅馬建城。 公元前510年，驅逐塔奎尼烏斯。 公元前27年，屋大維稱奧古斯都。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覆滅。 公元962年，神聖羅馬帝國建立。 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最後一個事件是世界歷史上較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之一，尤其是對於義大利歷史來說。它們的間隔時間為243年、483年、503年、486年和491年。除了第一個數字是其他數字的一半之外，所有數字都驚人地幾乎相等。連續幾位國王的在位時間一般可就沒有這麼大的規律性了。再來看看思想史。 公元前585年，泰勒斯觀測日食。希臘哲學發端。 公元30年，耶穌受難。 公元529年，雅典學園關閉。希臘哲學終結。 公元1125年，（大約）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興起。 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出版。現代科學發端。 它們的間隔時間為615年、499年、596年和418年。接下來是形上學。 公元前322年，亞里士多德去世。 公元1274年，阿奎那去世。 公元1804年，康德去世。 它們的間隔時間為1596年和530年。前者的間隔大約是後者的3倍。 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我們不能徹底地得出任何結論。同時，這些數字似乎暗示，存在一個大約500年的自然周期。如果存在獨立證據的話，那麼我們注意到的這些間隔可能會獲得重大意義。 如果存在神愛性質的思想演化，其特點就應該是目的性，這裡的目的就是思想的發展。憑藉思想的連續性，我們對神愛思想演化應該有直接的敏銳或同情的理解和認可。我在此認為神愛思想演化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去年7月發表於《一元論者》的「心智之規律」中已經提出論據來證明這種思想的連續性。即使這些論據本身並不令人信服，但如果它們能夠因為思想史上明顯的神愛演化而夯實，那麼雙方就會相互印證。我相信讀者有著紮實的邏輯知識根基，不會把這種相互支持的關係誤認為是循環論證。如果有直接的證據表明「時代精神」或「民族精神」這樣的實體是獨立存在的，並且不能僅憑個人的智慧來解釋這一現象，那麼它就能夠同時證明強神愛論和連續性原則。我必須承認還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明。但我相信能夠提出這樣的論據，來確認那些從其他事實中得出的結論。我相信，所有偉大的思想成就都超出了獨立個人的能力。我還發現，除了從連續性原則和許多偉大思想運動的目的性獲得的支持以外，這些思想是那麼崇高，並且同時獨立地發生在許多天賦尋常的個人身上，這也給了我相信神愛論的理由。在我看來，在高聳的哥德式建築的幾座偉大的成就中都有這樣的特性。哪怕是現代建築師中最淵博、最有天分的人，他們對哥德式建築的模仿都顯得很平淡，就連設計者自己也這樣認為。然而，在哥德式建築風格存在的時代，能夠建造這類雄偉而富有力量的建築作品的人不計其數。在不止一種情況下，現存文獻表明，大教堂在選擇建築師時，會將較高的藝術天賦視為次要考慮的因素，好像他們根本不缺有這種才華的人，結果證明他們的信心是正確的。那麼，那些時代的人真的就總體上擁有這樣崇高的本性和較高的智力嗎？我們稍做考察即可改變這種看法。 如今的中年人見證過多少次獨立且幾乎同時完成的偉大發現啊！我記起的第一個例子是勒韋里耶和亞當斯對天王星外的一顆行星做出的預測。儘管我們有理由把能量守恆定律看作科學最偉大的發現，然而人們根本不知道是誰提出了它。1850年2月，在這同一個月里，蘭金和克勞修斯都提出了熱力學理論。如今一些聲名顯赫的人把這偉大的一步歸功於湯姆森[71]。氣體動力學理論是由約翰·伯努利提出的，之後雖然被遺忘了，但又迎來了復興，它不僅被用於解釋波義耳定律、查理定律和阿伏伽德羅定律，還至少分別被三位物理學家用來解釋擴散與黏度。眾所周知，自然選擇學說是由華萊士和達爾文在英國協會的同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達爾文的《歷史大綱》後來成為《物種起源》的再版前言。在這篇文章中，他說有一個不知名的人在他與華萊士之前已經提出了這一學說。光譜分析方法是斯旺和基爾霍夫都提出來的，或許還有人更適合贏得這一殊榮。「元素周期表」的著作權在俄羅斯人、德國人與英國人之間引起了爭議，儘管主要功勞屬於俄羅斯人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幾乎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有最偉大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不足為奇的是，電報應該是由幾位發明者獨立發明的，因為它是很容易從之前取得成功的科學事實中衍生出來的。但電話和其他幾種發明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乙醚是第一種麻醉劑，由三名新英格蘭醫生獨立提出。如今，乙醚已經風行一個世紀之久了。三個世紀之前的一本藥典中就記載了乙醚。要是人們當時還不了解它的麻醉能力，那也是太不可思議了；而實際上，當時人們就知道了。從巴茲爾·巴斯瓦倫丁的時代開始，它可能就是一個口耳相傳的秘密了。但是長久以來，它只被當成荒唐人的秘密。多年來，新英格蘭的男孩們用它尋開心。為什麼當時乙醚沒有被用在正道上？說不出理由。我們只能說，把它用在正道上的動機不夠強大。這樣做的動機只能是渴望獲得利益，同時為公眾謀福利。慈善事業推行之時大約在1846年，那時它無疑處於異常活躍的狀態。而這個在19世紀推崇的「感傷主義」，或者叫「情感主義」，已經經歷了趨於成熟的過程。因而，儘管它不似從前那麼強烈，但比起已經受它影響的人而言，更可能影響那些尚未受到影響的人。使用乙醚的三方面動因可能都受到了欲望的影響，但是它們顯然也都受到了神愛性質的影響。 我懷疑把偉大的發現完全歸功於個人是否正確，我認為很多人都會持有這種疑問。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又如何解釋思想的連續性和神愛論呢！我不想太費力氣。如果思想家們只能被說服才能放棄偏見，然後專心致志地研究這一學說的論據，我將心滿意足地等待這最後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