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內心的焦慮 · 第十四章 神經質痛苦的意義——受虐狂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在與衝突進行抗爭時,神經官能症患者遭受了大量的痛苦。而且,由於這些目標在現存的困境下用其他方式很難獲得,他們會將痛苦作為實現某些目標的手段。儘管我們已經了解到在每一種個人情境中他們為什麼要使用痛苦這一手段以及最終想要達到的目的,但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為什麼他們願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這看起來似乎是由於一種潛在的動力讓神經官能症患者能既慷慨地濫用痛苦,又能隨時準備逃避對人生的正面掌控。這種動力可以描述為想要讓自己變弱而不是變強的傾向,想要不幸而不是幸福的傾向。
由於這種傾向和人類本性的一般概念相矛盾,所以才一直是個不解之謎。事實上,它是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巨大阻礙。它的確是受虐傾向的基本問題。受虐傾向這個詞最初指向的是性變態,性滿足要通過痛苦、被鞭打、被折磨、被強姦、被奴役和被羞辱來獲得。弗洛伊德認為這些性變態和性幻想類似於一般性的痛苦傾向。這些受苦傾向被劃分在「道德性受虐傾向」的範疇中。由於在性變態和性幻想中,痛苦是為了獲得正向的滿足感,那麼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所有神經性的痛苦都是想要獲得滿足,或者更通俗一點,神經官能症患者想要受苦。性變態和所謂的道德受虐傾向的區別就在於意識的不同。對於前者而言,為獲得滿足而奮鬥的過程以及滿足本身都是有意識的;而對於後者來說,這兩者都是在無意識下進行的。
通過痛苦獲得性滿足即使在性變態中也是一個大問題,而令人更困惑的是一般性的受苦傾向中的問題。
很多神經分析學家都試圖對受虐傾向做出解釋,其中最精彩的解釋就是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假說(1)。簡要來說,這種假說認為有兩種重要的生理力量在人體內發揮作用:活下去的本能和死亡本能。死亡本能側重的是自我毀滅,當它和性慾衝動相結合時就會產生受虐傾向。
我想在這裡提出一個更讓人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在沒有生理學假設的支持下,能否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受苦傾向。
首先我們要澄清一種誤解,這種觀點將實際的痛苦與想要受苦的傾向相混淆。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因為痛苦存在,所以人們就有一種想招惹痛苦或者享受痛苦的傾向。例如,我們不能像朵亦奇(2)一樣認為,在我們的文化中,由於女性分娩時要遭受巨大的痛苦,就以此為證據說明女性有享受這些痛苦的求虐傾向,即使這一觀點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是成立的。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所承受的大量痛苦與想要受苦的願望沒有任何關係,而僅僅是實際存在的內心衝突造成的難以避免的後果而已,就像是腿骨折後會伴隨痛苦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不管人們想要還是不想要,痛苦都會出現,他也不會在所引起的痛苦中獲得任何東西。由實際存在的內心衝突所引發的焦慮是顯著的,但這絕不是神經官能症患者遭受此類痛苦的唯一例證。其他類型的神經質痛苦也能以這樣的方式被理解——例如意識到潛能與實際成就之間的差距所伴隨的痛苦,陷於某些困境中感到無助的感覺,對輕微的舉動超級敏感,由於患神經官能症而自輕自賤所產生的痛苦。這種神經質痛苦,由於非常不明顯,當被按照神經官能症患者渴望去受苦的假設處理時,經常就會被人們忽略。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們有時候會很好奇,外行人,甚至是精神病醫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神經官能症患者對待自身疾病一樣的輕蔑態度。
排除了不是由受苦傾嚮導致的神經質痛苦的說法後,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下那些由受苦傾嚮導致的,被劃為受虐驅動力範圍的類型。在這些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神經官能症患者遭受的痛苦比實際情況更加難忍。具體來說,他描述了這樣的感受,就像自己心裡存在著什麼東西會熱切地抓住每一個折磨他的機會,仿佛他會努力把即使是幸運的環境也變得痛苦,仿佛他非常不願意放棄遭受痛苦的折磨。造成這種印象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神經質痛苦是如何在患者身上發揮作用的。
關於神經質痛苦的作用,我可以將前些章節涉及的內容總結一下。痛苦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來說可能具有直接防禦價值,而且實際上也是經常保護他們解決迫在眉睫的危險的唯一途徑。通過自我譴責,他避免了被人譴責和譴責他人的危險;通過表現出生病或者無知,他逃避了別人的責備;通過妄自菲薄他躲避了競爭的危險——由此所帶來的痛苦同時也是一種防禦措施。
痛苦同樣是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的一種手段,通過有效地實現自己的要求,將自己的要求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關於對生活的期望,神經官能症患者處在一種兩難困境中。他的願望是——或者已經變得是——無條件和強迫性的,部分是因為焦慮起到了煽動作用,部分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為他人著想。但另一方面,他肯定並實現自己這些要求的能力卻受到了極大的障礙,由於他缺乏自發的自我肯定,更通俗一點說,就是因為他有一種無助感。這種困境的結果就是他希望別人能夠照顧自己的願望。他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在他的行動之下,他的心裡一直堅信別人要為他的人生負責,一旦事情出了差錯他們就要遭受責備。事實和他的信念相牴觸,沒有人會平白無故地給他什麼東西,結果就是他覺得自己要強迫他人滿足自己的願望。在這裡,受苦成了他的助手,痛苦和無助成為他獲得愛、幫助以及控制他人的絕佳手段,同時可以避免別人可能對他提出的一切要求。
痛苦最終以一種偽裝但是有效的方式表達了對他人的譴責。這就是我們在前面章節詳細討論的內容。
當我們意識到神經質痛苦的作用時,一些問題的神秘特性就會被剝去,但並沒有完全解決。儘管痛苦會有一定的戰略價值,但是仍然有那麼一種因素能夠支持神經官能症患者想受苦這樣一種觀點:出於策略目的,他會受到比實際觀察到的更多的痛苦,他會傾向於放大自己的痛苦,將自己淹沒在無助、不幸和一文不值的感受里。儘管我們知道他的感情很有可能被放大了,所以我們不能聽取他的一面之詞,但是我們仍會被這樣的事實所震驚,衝突傾向所造成的失落感把他拋進了痛苦的深淵,而這遠遠超過了真實情景所帶給他的意義。當他獲得了微弱的成功時,他會戲劇性地將他的失敗誇大成無法磨滅的恥辱。當他沒能成功而以此來肯定自己的時候,他的自尊心會一落千丈,像個泄了氣的皮球。在神經分析過程中,當他要攻克一個前景並不太樂觀的難題時,又會陷入完全的絕望中。我們仍然需要去考察一下,為什麼他會那麼心甘情願地增加自己的痛苦,超過了策略所需。
在這樣的痛苦中沒有明顯的利益可以獲得,沒有圍觀群眾能夠取悅,不能贏得同情,在他人身上實現自己的願望也不會獲得任何隱秘的精神勝利。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來說,還是能夠有一種收穫的,只是和正常情況下所謂的收穫有所不同。對於對自身獨特性有高度意識的人來說,情感上的分手、競爭中的失利和不得不承認某些確切的弱點或不足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情。當他認為自己一無所知的時候,成功與失敗、優越和低劣之間的區別就不再存在了。通過放大自己的痛苦,沉浸在痛苦和一文不值的整體感覺中,那種加劇的痛苦體驗就喪失了某些真實性,而這種特殊痛苦所帶來的刺激就被減輕、麻痹了。這一過程中所運用的主要原理是辯證的,包含了量變的積累會導致質變的飛躍這樣的哲學真理。具體來說,這意味著受苦是痛苦的,但是讓自己沉浸在極大的痛苦中,反而會產生一種類似於鴉片的效果,以減輕痛苦。
一部丹麥小說(3)對這一過程進行了精彩的描寫。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作家,他摯愛的妻子在兩年前被強姦後殺害了,為了避開隱約的記憶所帶來的無法忍受的傷痛,逃避自己的痛苦,他投身於工作當中,開始晝夜不停地寫書。故事開始於這本書完成的那一天,也就是當他不得不再次面臨自己的痛苦心理的那個瞬間。我們最先看到他在墓地里徘徊,他的腳步不由自主地把他帶到了那裡。我們看到他正沉浸在毛骨悚然的想像中,一群蛆蟲正在啃食死去的屍體,人們被活活埋葬。他筋疲力盡地回到家後,這種折磨還在繼續。他被迫回憶起過去發生的一切。或許,如果那晚他陪自己的妻子參加朋友聚會,兇手就不會出現;如果妻子給自己打電話讓他去接她;如果她一直和朋友們在一起;如果他當天晚上出去散步了就會恰巧遇到她,那麼這個悲劇就不會發生了。他不得不去想像謀殺是怎麼發生的,沉浸在無法自控的痛苦中,直到最終失去了清醒的意識。到目前為止,這個故事對於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顯得特別有意味。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在痛苦的折磨中痊癒後,他仍然要解決的復仇問題,最終他能夠很現實地看待自己的痛苦。這個故事中所展現的過程和某些悲痛的喪禮習俗是一樣的,都是通過尖銳地強化痛苦,讓人完全淹沒在痛苦中以此來減輕失去所帶來的痛苦。
當人們意識到誇張的痛苦所帶來的麻痹效應時,我們就能夠進一步提示受虐傾向中那些可以被人們所理解的動機了。但是現在仍存在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樣的痛苦能獲得滿足呢?很顯然,在性變態和性幻想中受虐傾向是存在的,我們同樣懷疑它在神經官能症患者的一般性受苦傾向中一樣存在。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首先有必要認識到所有受虐傾向共有的因素。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傾向之下所蘊含的對生活的基本態度。當從這一角度去考察的時候,共同特性絕對是他們具有一種內心軟弱的感覺。這種感覺會出現在對自身的看法、對他人的看法上,甚至對命運的總的態度中,可以簡單地描述為是一種深刻的無關緊要感或者一無所有的感覺。感覺自己就像是蘆葦,再微弱的風都能讓自己搖擺。感覺自己活在他人的手掌心中,不得不唯命是從。他們會出現過分順從的傾向,並且防禦性地過分強調自己的控制權,不願意屈服。這是一種對他人的愛的信賴感,是一種對他人的判斷的依賴感。前者表現為對愛的無節制的需要,後者表現為對遭人反感的過分的恐懼。他們感覺自己在生活中沒有任何話語權,而是讓其他人幫忙承擔起在生活中的責任,幫自己做決定;感覺好與壞都是由外界因素決定的,自己完全無力掌控自身的命運,消極的表現為認為大難即將來臨,積極的表現為期待奇蹟會發生。總的來說,沒有其他人給自己激勵、方法和目標,自己就沒有辦法呼吸、工作,不能享受任何事情,覺得自己是別人手上的麵團。我們將如何理解這種內在的軟弱性?歸根結底,這是缺乏生命活力的表現嗎?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這樣的,但是總體上來說,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的生命力差異絕不會比其他人身上的大。難道這是基本焦慮導致的簡單後果?我們可以確定這和焦慮有關係,單純的焦慮也可能會產生一種相反的作用,人們為了獲得安全感會強迫自己變得更強大、更有權勢,並為此不斷努力奮鬥。
我們的答案就是,首先這種內在軟弱的感覺絕不是一個事實。人們所感受到的軟弱或者所表現出的軟弱僅僅是軟弱傾向所表現出的結果。這可以從我們所討論過的特徵中看出。神經官能症患者在自己的感覺中誇大了他的弱點,並且堅持著這種軟弱。然而,我們不但能通過邏輯推理髮現這一軟弱傾向,而且在工作中也能經常發現。
神經官能症患者會想像著抓住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認定自己患有機體疾病。我的一個病人,無論什麼時候遇到什麼困難,都非常希望自己能得肺結核,躺在療養院中,完全被別人照顧。如果別人對他有任何要求,這種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屈服,接著他會走入另一個極端,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拒絕屈服。在神經分析中,病人的自我譴責通常是他把預先估計到的批判當作是自己的觀點,這就表明了他隨時準備預先屈服於他人的判斷。盲目地傾向於接受權威的論斷,依賴他人,總是從困難中退縮,並且抱著「我不能」的無助態度逃避困難,而不是把困難視為挑戰,這些都進一步證明了軟弱傾向。
通常來說,包含在這些軟弱傾向中的痛苦並不能得到意識中的滿足,而恰恰相反,不管出於什麼樣的目的,它們都構成了神經官能症患者痛苦的總體意識中的一部分。儘管如此,這些傾向的目的還是為了獲得滿足。即使有時候並不能,或者至少看起來不能實現這一目的,但終究還是為了獲得滿足。有些時候人們能夠觀察到這些目的,有些時候獲得滿足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我有一個病人,去郊區拜訪朋友的時候,發現沒有人在車站接她,以及抵達的時候一些朋友沒在家,這些都讓她感到失望。因此,她說這段經歷到目前為止是很令人痛苦的。但是當她感覺自己徹底陷入悲慘淒涼甚至絕望的處境時,她會發現這種感覺與誘發因素是不對稱的。沉浸在痛苦中不僅減緩了痛苦,而且還會令人特別愉快。
在性幻想和性虐待中更容易、更經常能夠獲得滿足感。例如幻想自己被強姦、被鞭打、被羞辱、被奴役以及它們在現實中的實施情況。事實上,它們只是同一種軟弱傾向的不同表現罷了。
通過沉浸在痛苦中的方式來獲得滿足感體現了一種一般原則,就是將自己消融在某種更巨大的東西中,通過消除自己的個性、放棄自我以及它所擁有的懷疑、衝突、痛苦、局限性和孤獨而獲得滿足。(4)這就是尼采所說的從「個體化原則」(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中解放出來,這就是他所謂的「酒神」精神,並且認為這是人類基本追求中的一種,和他所謂的「日神」精神相反,這種「日神」精神致力於積極地塑造和把握生活。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談到人們試圖獲得狂歡體驗的嘗試時提出了酒神傾向,並指出這些傾向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是如何被廣泛流傳的,其表現形式又是如何多種多樣。
「酒神精神」這一術語來源於古希臘的酒神崇拜儀式。這種儀式和更早的古希臘色雷斯文化(5)一樣,其目的都是為了產生強烈的感情刺激,從而產生幻覺。產生這種銷魂狀態的方式有音樂、長笛的統一韻律,夜裡瘋狂地跳舞、醉酒、性放縱,所有這些都會讓人熱血沸騰,感到興奮和銷魂(銷魂這一術語字面意思指的是達到一種超脫自我的狀態)。痛苦在造成酒神狂歡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一些平原印第安部落中,人們會通過禁食、割掉身體的一部分或者以一種痛苦的姿勢把人捆綁起來的方式產生幻覺。平原印第安人最重要的一種儀式就是太陽舞,身體上的折磨是激發銷魂體驗的一個非常普遍的方式。(6)中世紀的鞭笞教徒(the Flagellantes)就是通過採用鞭打自己的方式來產生銷魂快感的。新墨西哥州的贖罪教徒(the Penitentes)則用刺痛、鞭打和負載重物的方式來刺激起銷魂的快感。
儘管這些酒神傾向的文化表達並不是什麼定型的經驗,但我們對它們也不會感到完全陌生。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滿足來源於「對自我的放縱」。身體或者精神上的緊張狀態在進入夢鄉後或者進入麻醉的過程中,都能感覺到這樣一種滿足。同樣的效果也能通過酒精達到。在酒精的使用中,可以確定的是其中包含著解除抑制作用的功效,另外還有緩解痛苦和焦慮的作用,但是最終的滿足,其目的同樣還是在於獲得狂歡與放縱。很少有人知道將自己沉浸在更強烈的某種感情中會讓自己產生滿足感,不管它是愛情、自然,還是音樂、熱情和性放縱,那我們將如何解釋這種追求所明顯具有的普遍性呢?
儘管生活能賦予人們很多歡樂,但是同時也充滿了不可避免的悲劇。即使不存在特別的痛苦,也仍存在著生、老、病、死這些事實。用更一般的說法就是,人類生命本身固有的一個事實:個體是有限的、孤獨的。有限指的是他所能理解的、實現的或者享受到的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孤獨指的是因為他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和他的同伴以及周圍的環境都是相分離的。事實上,正是這種個體局限性和孤獨性才是遺忘和放縱的文化傾向想要克服的。《奧義書》(7)中對這種奮鬥做出了最鮮活和優美的表達,在圖畫中百川入海,最後匯合消失得無影無蹤,沒有名字,沒有形狀。將自己融入更大的某種事物中,成為更大的一種實體的一部分,個體在某種程度上就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正像《奧義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借消失於虛無,我們匯入到浩瀚宇宙生生不息的創造中。」這看起來是宗教授予人類的極大安慰和滿足:失去自我,他們就可以和神或自然合而為一。忠誠於一項偉大的事業同樣可以獲取這種滿足。讓自己從屬於一項事業,就會感覺自己和一個更大的整體融為了一體。
在我們的文化中,更多的是一種相反的對待自我的態度,這種態度著重強調並高度重視個人的獨特性及特質。在我們的文化中男人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就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和外面的世界相區別甚至是對立的。他不僅堅持著這種個體性,還能從中得到極大的心理滿足。他在發展自身特質的過程中,以積極的方式掌控自己和世界,從事更有創造性、更有建設性的工作,並能從中找到樂趣。對於這種理想化的個人發展,歌德曾經說過,「人最大的幸福就在於發展個性。」
但是,我們已經談論到的對立傾向,那種想要突破個體性的牢籠,消除其有限性和孤獨感的傾向,同樣根植於人類態度中,同樣也會孕育出潛在的滿足感。這兩種傾向都不是由病因引起的。無論是保持個體發展還是犧牲放棄,都是解決人類問題的合理目標。
很少有神經官能症患者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表現出想要消除自身的傾向。它可能表現在離家出走的幻想中,幻想自己被人遺忘了,或者失去了自己的個性;或者以書中主人公自居;或者就像我一個病人所說的,感覺自己被拋棄在黑暗和波濤中,自己也和黑暗與波濤融為一體。這一傾向存在於被催眠的渴望中、在神秘主義傾向中、在非現實的感覺里、在過度需要睡眠時,甚至存在於對生病、精神失常和死亡的渴望中。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在受虐傾向的幻想中,他們所具有的共同點就是感覺自己被玩弄於他人的股掌之間,缺乏想法、權力,絕對屈服於他人的掌控。每種不同的表現形式當然都是通過不同的方式所決定的,都有其自身的含義。例如,被奴役的感覺可能就是成為他人犧牲品這種一般傾向中的一部分,因而成為一種防禦手段來避免想要奴役他人的衝動,同樣也是對他人不讓自己領導的一種譴責。但是它除了具有表達防禦與敵意的這種價值,同樣也暗含著自我放棄的積極價值。
不管神經官能症患者是屈服於他人還是屈服於命運,不管他所允許的能凌駕在自身之上的痛苦是哪一種,他所尋找的滿足感就是讓自我被削弱或者徹底消失。然後,他不再會是行動的積極參與者,而變成一個沒有個人意願的客觀物體。
當對受虐的追求被整合到努力放棄個人自我這種一般傾向中,通過軟弱和痛苦所尋求和獲得的滿足感看起來就不再那麼奇怪了。它被放在了一個很熟悉的框架體系中以供參考。(8)
神經官能症患者對於受虐傾向的固執追求可以通過這樣的事實得到解釋:它會作為對抗焦慮的一種保護機制,提供了一種潛在的或者真正的滿足感。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滿足只有在性幻想和性變態中才是真實的,即使它在軟弱和被動的一般傾向中是主要的組成元素。這樣就產生了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神經官能症患者很少能獲得解脫或者放棄,獲得他所追求的滿足感呢?
一個讓神經官能症患者無法獲得滿足的重要因素,就是由於受虐傾向會受到神經官能症患者極度強調的個人獨特性的反擊。大多數受虐傾向和神經質症狀都有著共同的特性,是互不相容的追求之間的一種妥協。神經官能症患者一方面想要順從每一個人的心愿,另一方面又覺得整個世界應該為了適應自己而發生改變。他感覺自己被奴役了,同時卻堅持認為在他人身上實現自己的權力是毋庸置疑的。他想變得無助,被別人照顧,同時卻堅持要實現完全的自給自足,而且事實上也堅持認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他感覺自己什麼都不是,但是當別人認為他不是天才的時候,他會變得非常生氣。肯定不存在什麼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能夠同時調解這些極端,尤其是當這兩種追求都十分強烈的時候。
這種尋求被淹沒的驅動力在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比在正常人身上更不可抗拒。因為神經官能症患者不僅要消除人類身上普遍存在的恐懼、局限性和孤獨,還要消除因陷入無法解決的衝突中而遭受痛苦的一種感覺。他那種與此相衝突的、追求權力和自我擴張的驅動力也同樣是不可抗拒的和超過了正常程度的。當然,他也想實現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既要無所不能,又要一無是處。例如,他可能生活在對他人的無助的依賴中,但同時又想用這一弱點在其他人身上發號施令,這樣的妥協可能讓他錯誤地認為是一種屈服退讓的能力。事實上,即使是心理學家也會將二者混淆,屈服本身就是一種求虐傾向。剛好相反的是有求虐傾向的人完全沒有能力讓自己屈服於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上。例如,他不能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事業中,或者讓自己全身心地去愛另一個人。他會屈服並沉浸在痛苦中,但是這種屈服完全是被動的。這種感受、興趣或是造成他痛苦的這個人都僅僅是他為了實現自我迷失的手段。他與另一個人之間沒有積極的相互作用,而是以自我為中心地沉浸於自己的目的中。真正地將自己交給一個人或者一項事業是內心強大的一種表現,而求虐傾向的屈服最終不過是內心軟弱的一種表現罷了。
神經官能症患者所尋找的滿足感為什麼很難達到,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之前所描述的神經官能症人格結構中固有的破壞性元素。文化的「酒神」驅動力中是沒有這些破壞性因素的,也沒有那種能對人格構成造成影響的神經性破壞因素,破壞成功與快樂的可能性。舉例來說,拿希臘人的酒神崇拜與瘋狂的神經幻想症來對比,前者不過是為了追求一種短暫的銷魂體驗來增加生命的歡樂,而後者的追求卻在於對自我的湮沒和拋棄,既不是為了再生而暫時地投入,也不是為了讓生活更加富有更加充實。它的目標是要消除整個痛苦的自我,而不管它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因此人格中未受損的部分會以恐懼的方式給出回應。事實上,部分人格迫使整個人格對災難的可能性產生恐懼,是對意識造成影響的這一過程的唯一因素。神經官能症患者所知道的就是害怕自己會發瘋。只有當這一過程被分解成不同的構成部分時,即自我泯滅的驅動力和一種反應性恐懼,人們才能理解他在追求一種確切的滿足感,而恐懼卻在其中起到妨礙作用。
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因素強化了與自我泯滅的驅動力相關聯的焦慮。這種因素在西方文明中也存在,但是比較少,就算有,文化中的這些驅動力即使不具有神經性特徵,也能夠被滿足。宗教就提供了這樣的一種可能性,但是它現在對多數人而言已經失去了權力和吸引力。這樣的滿足感的實現不僅缺乏有效的文化手段,而且它們的發展往往會受到打擊,因為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個體希望持有自己的觀點、肯定自己,必要的話還會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在我們的文化中,屈服於泯滅自我的傾向會有被其他人唾棄的危險。
注意到這種往往把神經官能症患者與其所追求的特殊滿足分隔開的恐懼,就不難理解帶有求虐傾向的幻想和異常行為對他的重要性了。如果自我泯滅的驅動力存在於性幻想或者性行為中,他就有可能逃出自我泯滅的危險了。就像酒神崇拜一樣,這種虐待行為提供了一種暫時的解脫和放縱,並且自己受到傷害的風險較低。通常,它們會滲透到整個人格結構中,有時候會集中在性行為上,而人格的其他部分相對來說不受約束。一些男人原本在事業上有進取心,只要積極上進就可能獲得成功,卻時不時地被迫沉浸在受虐的性變態中,例如打扮成女人,表現得像個淘氣的男孩一樣讓自己被打。另外,使神經官能症患者不能為自己的困境找到一種滿意的解決方式的恐懼心理,同樣也可以滲透到他的受虐傾向中去。如果是關於性慾的驅動,不管對於性愛的求虐幻想有多強烈,都會讓他遠離性慾,對異性有一種牴觸情緒,或者至少存在性抑制作用。
弗洛伊德認為求虐傾向在本質上是一種性現象。為了做出相應的解釋,他制定出一套理論。起初他認為受虐傾向從某一方面來說就是性發展的生物決定階段,也就是所謂的肛欲期。後來,他補充了這樣的假設:受虐衝動和女性氣質有一種內在的血緣關係,並隱含著渴望成為女人的願望。(9)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他最後還做出假設,就是求虐傾向的驅動力是自我毀滅與性衝動的結合,它的功能就是為了使自我毀滅的衝動對個體無害。
另外,我的個人看法可以總結如下:受虐傾向本質上既不是性現象又不是生物決定過程的結果,而是源於人格衝突。它們的目的並不在於讓人們受苦。神經官能症患者和其他人一樣都不希望自己受苦。神經質痛苦,就其具有某些功能來說,並不是人們想要的,而是不得不付出的,他想要得到的滿足也並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一種自我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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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洛伊德:《超越幸福原則》,國際精神分析文庫第4卷。
(2) 朵亦奇:《母性與性慾》,載於《精神分析季刊》,第2卷(1933年),第476—488頁。
(3) 小說名為《穿過黑夜》。
(4) 通過受虐傾向得到滿足感,其解讀方式基本上和之前提及的弗洛姆書中的解釋是一樣的。
(5) 埃爾文·羅德:《精神:希臘人對靈魂不朽和信念不朽的崇拜儀式》(1925年)。
(6) 雷斯利·斯皮爾:《平原印第安人的太陽舞:它的發展和傳播》,載於《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論文集》第16卷,第7部分(紐約,1921年)。
(7) 《奧義書》是印度的解釋古文獻《吠陀》經典的書籍,其中多數是關於哲學、宗教的著作。——譯者注
(8) 威廉·賴希在《精神關聯與植物循環》和《性格分析》中曾做過同樣的努力,企圖解決受虐傾向的問題。他堅持認為受虐傾向和幸福原則並不是相違背的。然而,他卻把它們放在性的基礎上,我認為這是個體界限欲望的消解,他卻認為這是對性高潮和快感的追求。
(9) 弗洛伊德:《受虐傾向的經濟原則》,載於《論文集》,第2卷,第255—268頁,和《精神分析新論》。同時也可以參見拙著《女性受虐傾向問題》,載於《精神分析評論》,第22卷(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