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內心的焦慮 · 第十三章 神經質愧疚感

在神經官能症患者所呈現出的狀態中，愧疚感似乎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些神經官能症患者會大量公開表達出這種感覺，而另外一些神經官能症患者卻更具偽裝性，但是仍然能從他們的舉止、態度、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中顯現出來。首先，我會以概括的方式對愧疚感的各種表現形式做一個總結性的描述。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神經官能症患者通常以自己不配擁有更好的生活來解讀自己的悲慘遭遇。這種感覺可能相當模糊，極不確定。或者這種想法依附於社會禁忌類的想法和活動中，如手淫、亂倫的願望、希望自己的親人死去。這種人稍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產生愧疚感。如果有人想來看他，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覺得這個人是為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來指責自己的。如果朋友很長一段時間不來看望自己或者不給自己寫信，他又會想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他們。如果任何事情出現了錯誤，他都會覺得這是自己的過錯。即使明顯是其他人犯錯，很明顯地錯怪了他，他仍然會為此責備自己。發生任何利益衝突或者爭執，他都會傾向於盲目地認為別人是對的。 在這些潛在的、隨時會浮現出的愧疚感和那些在抑鬱情境中的、無意識的愧疚感之間只有一條波動不定的界限。那些被認為是無意識的愧疚感在沮喪的條件下顯得格外明顯，它們通常採用一種很荒誕或者至少很誇張的自我指責方式。同樣，神經官能症患者一直在持續地努力證明給自己和其他人這些是正當合理的，尤其是當這些努力的巨大戰略價值沒有被認可時，這些被擱置的游離的愧疚感就被發現了。 神經官能症患者害怕別人反感自己的恐懼，害怕被別人揭穿的恐懼進一步表明了模糊的愧疚感的存在。在他們與醫生間的討論中，他可以表現出自己與醫生之間的關係就像罪犯與法官之間的關係一樣。因此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很難進行配合。他會把醫生的每一種解釋都當作是一種責備。例如，當醫生告訴他在某種防禦性態度背後都會隱藏著一種潛在的焦慮時，他會回答「我知道我是一個膽小鬼。」如果醫生解釋說，他因害怕遭受拒絕而不敢接近他人，他會接受這種指責，然後解釋說，這樣做只是想讓日子過得更輕鬆一點而已。對於完美的強迫性追求的演變，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躲避別人的拒絕。 最後，如果發生了什麼不利事件，例如丟失了一大筆財富或者發生了一場意外事故，神經官能症患者反而會感到徹底的放鬆，甚至一些神經質症狀都會消除。對這一反應的觀察，以及神經官能症患者有時似乎想要安排或引發不利事件發生的這一事實，會讓人們得出這樣的一個推論——他們內心的愧疚感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們為了擺脫這種折磨寧可接受懲罰。 因此，我們面前就好像有大量的證據，不僅證明了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存在著格外敏感的愧疚感，同時這種愧疚感也會對人格造成一定影響。但是儘管存在明確的證據，人們還是會問，神經官能症患者有意識的愧疚感是不是真的發自內心，無意識的愧疚感所表現的症狀會不會還有其他的解釋？有很多理由會導致我們產生這樣的疑問。 愧疚感同自卑感一樣，並不是一無是處的。神經官能症患者遠不是急切地想要擺脫它們。事實上，他堅持著自己的愧疚感，並且頑強地抵抗著能夠消除這些痛苦的嘗試。這一態度本身就足以表明在他對愧疚感執著的背後，一定存在著某種具有重要作用的傾向，就像自卑感一樣。 我們仍需將另外一個因素牢記在心。要真誠地表達悔意或者為某件事情感到羞恥是痛苦的，更令人痛苦的是明知道這些卻還要向其他人表達這種感受。事實上，神經官能症患者理應比正常人更害怕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會遭到別人的拒絕。而在表達我們所謂的愧疚感時，他們會表達得無比輕鬆和爽快。 而且，那些通常被稱為神經官能症患者潛在愧疚感的自責，會通過明顯的非理性因素表現出來，不僅在他特殊的自我譴責中，而且也存在於他認為自己不值得得到任何仁慈、讚賞和成功的模糊感覺中。他可能會走向非理性的任何極端——從巨大的誇張到純粹的幻想。 另外一種因素表明，即使神經官能症患者會自我譴責，卻並不一定有真正的愧疚感。因為神經官能症患者潛意識裡並不認為自己就是一文不值的。即使在他看上去被愧疚感吞沒的時候，當其他人對這種譴責信以為真的時候，他會變得非常憤怒。 後面這種現象引出最後一種因素。弗洛伊德在討論精神抑鬱症患者的自我譴責時指出：神經官能症患者矛盾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一方面展現出愧疚感，另一方面卻缺乏本應隨之而來的羞恥感。(1)他在宣布自己一文不值的同時，又強烈地要求別人的關心體貼和讚賞，並且還會明顯地表現出自己不願意接受絲毫的批評。這種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就像在一個案例中，一個女人對報紙上報道的每一樁罪行都會覺得莫名愧疚，甚至每個家庭成員的逝世她都認為是自己的過失，但是當她的姐姐溫柔地責備她總是索要太多的體貼時，她卻怒不可遏，竟當場暈倒在地。但是這種衝突並不是一直顯而易見的，它更多隱藏在表面之下。神經官能症患者會錯誤地認為自我譴責的態度是一種正常的自我批評態度。他對批評的敏感性可能通過一種信念來掩蓋，即如果批評是以一種友好的或者建設性的方式提出的，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別人的批評。但是這種信念僅僅是一種掩飾，和事實本身是相矛盾的。即使是很友善的建議也可能導致他的勃然大怒，暗示批評的任何建議都是在指責他不夠完美。 因此，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和檢驗愧疚感的真實性，就會發現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是內疚的感情其實要麼是焦慮的表達形式，要麼是對抗焦慮的表達形式。在一定範圍內，這一點是適用於正常個體的。在我們的文化中，恐懼上帝比恐懼人要更高尚一些，或者用非宗教的表現形式來說就是出於良心不去做某事，而不是因為害怕被抓而不去做某事。許多丈夫聲稱自己忠於家庭是因為他的良知，但實際上是因為他非常懼怕自己的老婆。由於神經中積攢了大量的焦慮，因此神經官能症患者比起正常人更傾向於用愧疚感來掩蓋焦慮。和正常人不同，他不僅恐懼即將發生的後果，而且還預先想像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相符的某些後果會發生。這些預先想像的性質伴隨著情景的不同而不同。他可能對即將發生的懲罰、報復、拋棄有著誇張的想像，或者他的恐懼本身就是完全模糊的。但是不管它們的本質是什麼，他的這些恐懼都集中在相同的點上，可以大致表述為對反對的恐懼，或者如果對反對的恐懼已經形成一種信念，就可以稱之為害怕被發現的恐懼。 神經官能症患者怕遭到反感的恐懼是一個共同的問題。每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不管表面上多麼肯定自己、不在乎別人的意見，實際上卻非常害怕或者超級敏感會被人反對、被批評、被指責和被人發現。正如我所說的，這種怕遭到反感的恐懼通常被認為暗示了潛在的內疚心理。換句話說，它被認為是這類感情所造成的結果。而批判性的觀察使這一結論變得可疑。在精神分析中，病人會經常發現談論某一特定經驗或者想法——例如關於死亡的願望、手淫、亂倫的願望——是極其困難的，由於他很愧疚，或者更好地表達為他認為自己很罪過。當他鼓足勇氣來談論這些話題時，發現自己並沒有遭到反感，「愧疚感」就會消失。由於焦慮的緣故，他比其他人更依賴大眾的看法，因此天真地把公眾意見當作自己的想法。然而，對於怕遭到反感的敏感性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即使當他談論那些會給他帶來內疚的經歷時並沒有產生特別的內疚。這種觀察暗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愧疚感本身並不是造成害怕遭反感的原因，而是其結果。 由於對被人否定的恐懼，在愧疚感的產生及理解上都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在這裡我要對它的內涵予以進一步討論。 對遭人反感的過度恐懼可能會盲目地延伸至所有人，或者僅僅延伸到自己的朋友身上——儘管通常神經官能症患者並不能清楚地分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一開始這種恐懼僅僅涉及外部世界，或多或少總會和他人的反對有關，但是這種恐懼也會內化。內化現象發生得越多，來自外界的反對與自身的反對相比就越顯得不重要。 對遭人反感的恐懼會以各種形式出現。有時候表現為害怕得罪別人。例如，神經官能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絕別人的邀請，不敢與他人持不同意見，不敢表達任何願望，不能遵守既定的標準，唯恐以任何方式標新立異、引人注目。這一恐懼也可能表現為害怕別人了解自己，即使當他覺得自己被別人喜歡時，也害怕被別人完全了解之後就被拋棄了，所以想逃避。他可能極度不情願別人了解自己的隱私，或者當別人問起有關自己無關痛癢的問題時表現出過度的憤怒。因為他覺得這樣的問題就是想刺探自己的隱私。 遭人反感的恐懼對醫生來說讓分析過程變得比較困難，對病人來說是比較痛苦的突出因素之一。儘管每個人的分析過程都不盡相同，但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點就是，儘管希望能得到醫生的幫助，儘管能實現雙方的理解，但是在某一時刻必須反抗醫生這個最危險的入侵者。正是這種恐懼讓病人覺得自己是面臨審判的罪犯，和罪犯一樣，他們會暗暗下定決心，否認一切事實，並設法將醫生引入歧途。 這種態度可能表現為自己被迫在夢中懺悔，而這種懺悔讓他無比煩惱。我的一個病人，在某一時刻我們差一點就揭露了他壓抑的某種傾向，他做了一個在這一方面有重要意義的白日夢。他幻想自己看到了一個小男孩，這個小男孩時不時去一個夢一般的小島上尋求庇護，接著男孩成為某個團體的成員，在這個團體中法律嚴格禁止任何人暴露這個小島的存在，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都將被處以死刑。男孩愛著的一個人，以一種偽裝的形式代表著精神分析醫生，偶然發現了這個小島。按照法律他本應該被處死，但只要男孩發誓再也不會回到這個小島，這個入侵者就能夠得救。這是衝突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從頭到尾醫生都以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存在著，這種衝突反映了病人既喜歡又仇恨精神分析醫生的矛盾心理，因為醫生想要入侵到神經官能症患者隱藏的想法和感情中，所以在神經官能症患者心中產生了守住秘密與做出必要放棄之間的矛盾衝突。 如果這種怕遭反感的恐懼不是來源於愧疚感，那麼人們一定會問：為什麼神經官能症患者會這麼害怕被人發現內心的秘密和被別人反感呢？ 這種對反感恐懼的主要原因，就是神經官能症患者展現給世界和展現給自己的假象(2)間的巨大差距以及隱藏在假象背後的種種抑制傾向。由於不能做到與自己的內心相一致，他經受了超乎想像的苦難，他必須始終堅持所有藉口，並且要不遺餘力地為這些藉口進行辯護，因為那是保護他不受潛在焦慮威脅的屏障。如果我們能識別出不得不隱藏在被拒絕的恐懼之下的這些東西，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某些「愧疚感」的消失並不能讓他從恐懼中解脫出來。事實上，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加以改變。簡單地說，在他的整個人格或者整個人格中病態的那一部分存在著不忠誠，而這種不忠誠就是造成他對被拒絕的恐懼的由來，他害怕自己的不忠誠被發覺。 至於這些秘密的特殊內容，首先他想要隱藏的，就是人們一般用進攻性這一術語所涵蓋的真相的總和，這一術語不僅包括他自身反應性的敵意，憤怒、復仇、嫉妒、想要羞辱他人以及與之相類似的願望，還包括他想從別人身上獲得隱秘的需求。由於我之前已經詳細地討論過這部分內容，所以在這裡只需要簡要概括一下。他不想過獨立自主的生活，他不想為了實現自己想要的願望而做出努力；相反，他的內心深處堅持要寄生在別人的生命里，不管是以支配、剝削或者利用感情的方式，例如「愛」或者順從。一旦別人接觸到他的敵對反應或者需求，他就會產生焦慮，並不是因為他感覺到焦慮，而是因為他發現自己獲得需要的支持的機會受到了極大威脅。 其次，他想要隱藏自己的內心是多麼脆弱、缺乏安全感和無助。自己不能肯定自己，自己心中有很多焦慮。出於這個原因，他會建立起自己是強大的假象。他對安全感的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作用上，內心的驕傲感越會和強大相關聯，從而更加徹底地鄙視自己。他不僅能感覺到軟弱的危險，而且他會認為軟弱是件可恥的事情，不僅在自己身上這樣，在別人身上也是這樣。他將任何能力不足都視為軟弱的表現，不管這種能力不足是關於在家做主的問題、自己獨立克服困難的問題、需要接受別人幫助的問題，還是不能擺脫焦慮的問題。由於他從根本上鄙視自己的軟弱，並且會情不自禁地認為別人一旦發現自己的弱點也會鄙視自己，他開始不顧一切地隱藏所有的弱點，並且還一直擔心別人遲早會發現它們，因此產生了持續的焦慮。 愧疚感和隨之而來的自我譴責不僅是結果，也是造成擔心被反感的原因，而且它們還是能夠對抗恐懼的一種防禦措施。它們實現了獲得安全感和掩蓋真實問題的雙重目的。對於後一目標的實現，要麼它們將注意力從被掩蓋的真相中轉移開，要麼通過極其誇張的手法讓它們看起來不夠真實。 我將要舉兩個例子，或許有助於說明很多類似的情形。一天，一個病人痛苦地譴責自己忘恩負義，自己是醫生的負擔，對於醫生只收一點點費用就為自己治療的事實沒有表達足夠的感激。但是當治療結束時，在本應該結款的當天，他發現自己沒有帶錢。這其實只是他希望不付出任何代價就獲得一切的諸多證據中的一個。他那慷慨而泛泛而談的自我譴責就起到了掩蓋具體問題的作用。 一位成熟且明智的女性因自己像小孩子一樣亂發脾氣而感到內心愧疚。儘管理智上她知道這些都是由於自己父母的無理取鬧引起的，同時她也意識到任何人犯錯都要受到責備，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父母；然而在這一點上她的愧疚感還是非常強烈的，就連與男朋友的感情破裂也歸結為對自己的懲罰，因為自己對父母心懷敵意。通過譴責自己對父母的冒犯，掩飾她在做這些事情時缺乏的應有的能力。她掩蓋了實際發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她本身對男人就懷有敵意，因為害怕被人拒絕，所以預先像蝸牛一樣退到自己的保護殼內。 自我譴責作用不僅保護了自己不受被拒絕的恐懼影響，相反還激起了消除之前言論的行為，從而得到了正面的安全感。甚至當沒有外人參與的時候，它會通過增強神經官能症患者的自尊心來得到安全感，因為自我譴責意味著他有如此敏銳的道德判斷，所以他會責備那些自己犯下的被其他人忽視的錯誤，最終讓他覺得自己是多麼了不起的人。另外，自我譴責還給他帶來了一些安慰，因為它們很少涉及對自己不滿意的真正問題，因此實際上為自己留下一條隱蔽的活路，讓他覺得自己還是挺不錯的。 在我們進一步討論自我譴責傾向的功能時，我必須先討論一下避免遭到他人反感的其他手段。一種與自我譴責截然相反卻可以達到相同目的的防禦措施，通過總是保持正確或者十全十美的姿態，不給任何批判留出空間來實現先發制人的目的。在這種防禦下做出的行為，甚至是明顯錯誤的行為，都會被機智地詭辯為合乎情理的事情，就像一個聰明絕世、巧舌如簧的律師一樣。這樣的態度可能發展到這樣一種地步，即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最瑣碎的細節上都一定要做到完全正確。例如，在天氣變化問題上要保持一貫的正確性。因為對這樣的人來說，在任何細節上出現錯誤都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危險。通常這種類型的人不能忍受一絲一毫的不同意見，甚至不能容忍一點點情感偏好上的不同，因為在他的想法中，一點不同的意見都等於對自己的批判。這種傾向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所謂的「偽適應」。這種情況會發生在這樣的人身上，儘管身患嚴重神經官能症，卻設法在自己眼中，或者有時在其他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樣子並假裝很能適應環境。人們可以毫不出錯地預測出，在這種類型的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存在著害怕被發現和害怕被反感的巨大恐懼。 神經官能症患者保護自己免於遭受反感的第三種方式，就是藉助無知、病態或者無助來尋求庇護。在這方面，我遇到過一個很明顯的病例，我在德國的時候治療過一個法國小女孩，這是我所提到過的被懷疑是低能兒而送到我這裡接受治療的幾個女孩之一。在最初幾周的分析治療中，我也確實懷疑自己對她智力能力的判斷，她看起來完全不明白我和她說的一切，儘管她的德語非常好，我嘗試著用更加淺顯的語言來講同樣的事情，但是徒勞無功。最後有兩件事讓我豁然開朗。她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的辦公室就像一個監獄，或者像給她做體檢的醫生的辦公室。這兩種想法都暴露了她因害怕被發現而產生的焦慮。後一個夢是因為她非常害怕任何形式的身體檢查。另外一個揭示事情本質的事件是她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偶然事件。某一次她忘記了出示自己的護照，而按照法律規定理應出示護照來證明身份。當她最後去見政府官員的時候，假裝自己聽不懂德語，希望用這種方式逃脫懲罰——她笑著和我講完了這個故事，然後意識到出於同樣的動機，她對我使用了同樣的伎倆。從此以後，她開始證明自己是個多麼聰明的姑娘，一直用無知和愚蠢當擋箭牌來逃避別人對她的指責和懲罰。 原則上，任何感覺自己是或者表現出行為舉止不負責任、不被人信任的頑童都會採用同樣的策略。一些神經官能症患者會一直採用這種態度。或者即使他們的行為舉止不再幼稚，他們也會拒絕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感覺。在精神分析治療中可以觀察到這一態度的作用，病人們在即將面臨承認自身攻擊性的傾向時，會突然感到無助，行為舉止像個小孩，只渴望得到保護和愛。或者他們會有這樣的夢，在夢中他們發現自己很渺小無助，蜷縮在母親的子宮裡或者就是躺在母親的懷抱里。 在特定的情景中，如果不能有效應用無助來達到逃避的目的，則可以用生病來達到這一目的。眾所周知，生病會成為逃避困難的一種途徑。然而與此同時，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來說生病還是一道屏障，讓他們避免意識到恐懼，讓他們面對本應解決的困境時全身而退。例如，一個和上司不能處好關係的神經官能症患者會通過發作嚴重的消化不良來尋求保護。在這種時候，他讓自己變得無能為力，目的是讓自己顯得沒有任何行動的可能。可以說，這是要找到一種藉口，以此來避免意識到自己的怯懦。(3) 最後同樣重要的一種用來免除自身遭受任何形式反感的防禦措施就是受害感。神經官能症患者通過感覺自己被人利用來避開因想要利用他人而遭到的責備；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忽視，就可以避免譴責自己的占有欲；通過感覺其他人沒有辦法很好地幫助自己，就避免了讓其他人意識到自己有打敗他們的傾向。他們會頻繁地並且持續感覺自己遭受了迫害，因為實際上這是最有效的防禦方式。這不僅能讓神經官能症患者免於自責，同時還能成功地將責難轉移到別人身上。 現在回到自我譴責的態度上，這一態度除了能夠保護神經官能症患者免受被人反感的恐懼和正面獲得安全感之外，另外的一個作用就是讓神經官能症患者看不出要做出任何改變的必要性，而實際上用自我譴責代替了做出改變。對於每個人來說，讓已經定型的人格做出任何改變都是極其困難的。而這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來說更是難上加難，不僅因為他很難認識到有做出改變的必要性，還因為焦慮使他性格中的很多部分變得不可或缺。做出改變之後所帶來的情景讓他受到了極大的驚嚇，他被嚇退回來。逃避這種認識的方式之一就是暗自認為通過自我譴責他能夠「矇混過關」。這種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如果一個人後悔自己做了某件情，因而想要改變引起這種失敗的態度，他就不會使自己陷入罪惡感中。如果他讓自己沉浸在罪惡感中，就表明他在改變自己的這件艱巨任務上退縮了，確實，單純的自責比做出改變容易多了。 順便提一句，神經官能症患者蒙蔽自己不能意識到改變的必要性的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將現有問題理智化（intellectualize）。想要這樣做的病人在獲得心理學知識後，對自己的認識會得到極大的理智上的滿足，但是這種滿足是止步不前的。理智化的態度就變成了一種手段，保護他們不會有任何情感上的經驗，從而避免了自己需要做出的任何改變。就好像他們一邊注視著自己，一邊說：「瞧，這多麼有趣！」 自我譴責的態度同樣可以避免因指責他人而造成危險。因為自己承擔罪惡看上去是一種更保險的方式，因此這就強化了神經官能症患者指責自己的傾向。對此，批評和指責他人的抑制作用在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接下來我們會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通常來說，這樣的抑制作用都有一個形成過程。一個孩子生長在讓他產生恐懼、憎恨、限制其自尊心發展的環境下，會讓他對周圍的事物產生深深的怨恨。然而，他們無法譴責，除非他感到自己深受威脅，否則他都不敢在自己的意識中覺察到這些不滿。部分原因是害怕會遭受懲罰，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他擔心自己會失去想要得到的那份愛。這些微小的舉動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堅實基礎，因為創造出這樣生存環境的父母本身就因其自身的病態敏感不能接受任何批判。然而，認為父母的決定是萬無一失的態度隨處可見，它在本質上來源於文化因素。(4)在我們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權威力量的基礎上，而這種權威依賴於子女們的遵從。在很多情況下，家庭成員間的關係靠仁慈來維繫，父母們也沒有必要強調自己的權威力量。然而，只要這種文化態度存在著，多少都會對家庭關係造成一定的影響，即使這種影響可能並不是主要影響。 當關係建立在權威的基礎上，批判就要被禁止了，因為批判本身會逐漸削弱權威的力量。這種禁止可能是公開的，並對違反者施行懲罰，或者會以一種更有效的方式，禁令被心照不宣地施加在道德的層面上。出於父母的個人敏感性，對孩子的批評會減少，同樣出於這樣的事實，父母被文化的態度所勸服，認為批判父母是不孝的，並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對自己的孩子產生了相同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那麼膽小的孩子會表達自己的反感，但回過頭來會感到愧疚。一些膽子更小一點的孩子甚至不敢表現出任何憎恨，漸漸地不敢冒險地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可能有錯。然而，他會覺得一定有人錯了，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由於自己的父母總是對的，那一定是自己有問題。不用說，這並不是一種理智化的過程而是一種情感過程，它不取決於人們的思考，而是取決於恐懼。 通過這種方式，孩子開始感到內疚，或者更準確地說，他養成了一種在自己身上找問題的傾向，而不是冷靜地權衡利弊、全面客觀地思考問題。他對自己的責備會導致他產生自卑而不是內疚。這兩者之間只有變動的區別而沒有明確固定的區分，完全取決於周圍環境或明或暗的道德要求。一個女孩總是屈服於姐姐之下，出於恐懼一直忍受著不公正的對待，想要控訴卻感到如鯁在喉，她可能會對自己說不平等的對待是正當的，因為自己就是比姐姐差勁一些（比如沒她漂亮、沒她聰明）。或者她會覺得這是正當的，因為自己就是個壞女孩。然而，這兩種情況下她都沒有意識到自己被錯怪了，都覺得罪過在自己身上。 這種類型的反應並不一定會一直持續下去，如果沒有在頭腦中根植太深，還是會發生改變的，如果孩子的生活環境改變了，或者進入他生活中的人們都欣賞他，在情感上支持他，他都可能會發生改變。如果這樣的改變並沒有發生，那麼他會將對他人的指責轉化成對自己的指責，並且只會隨著時間的累積變得越來越強烈。同時對世界的憎恨會從不同的來源不斷地累積，由於越來越害怕會被人發現，越來越害怕別人會像自己一樣敏感，表達憎恨的恐懼也會與日俱增。 但是發現一種態度的歷史淵源並不足以解釋這種態度。無論從實際的角度還是發展變化的角度，更重要的問題是找到什麼樣的因素造成了這種態度。神經官能症患者之所以極其難以批判和指責他人，就是因為在他們的成人性格中存在著幾種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首先，這種能力不足就是他缺乏自我肯定的表現之一。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不足，有必要將他的態度與我們文化背景下健康人表達指責時的感受和方式進行比較。或者更常見的是，拿它和正常人感受和表達攻擊與防禦的方式做比較。正常人能夠在爭論中為自己的觀點進行辯護，或者對於不正當的指責、諷刺和別人的強求進行駁斥，內在地或者外在地對抗不公平待遇，對遭遇欺騙表示抗議。如果他不喜歡一個請求或者要求，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選擇拒絕。他能夠感受到別人對他的責難，必要時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只要他願意，他可以故意疏遠某人或打發某人。而且，他能夠在沒有過度情感緊張的情況下進行自我辯護和攻擊，並且能夠在誇大的自我指責和誇大的攻擊性之間採取中庸之道，不會讓他產生對整個世界不正當的甚至是狂暴的譴責。為了實現這種令人幸福的中庸之道，必須建立在這樣的條件之上，而這些條件恰好是神經官能症患者或多或少地缺失的：在瀰漫的無意識的敵意中能獲得相對自由，有相對安全的自尊心。 當人們缺乏這種自發的自我肯定意識時，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脆弱感和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感覺。那些知道——或者他根本沒有經過思考——只要情境需要，就會進行攻擊或者防禦的人是強者，或者讓人感覺是強者；而一個表達出自己不能這樣做的事實的人，就是或者讓人感覺是一個弱者。我們每個人就像電子鐘錶一樣記錄下是出於恐懼還是智慧抑制住了一場爭論，是出於軟弱還是正義感接受了別人的指責，即使我們能成功地騙過意識中自覺的自我，我們也不可能欺騙內心的自我。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來說，這種軟弱的記憶是造成憤怒的永恆的隱秘來源。很多沮喪都開始於人們無法為自己辯護或者無法表達批判性的意見。 批判和譴責他人更重要的障礙在於它和基本焦慮直接關聯。如果認為外界社會是充滿敵意的，或者人們對此感到很無助，那麼冒著得罪他人的風險所做的事情似乎就是一種純粹的魯莽。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而言，這些危險更具危害性，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對他人的感情上，越會害怕自己失去那份愛。得罪他人對於他與對於正常人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因為他對於別人的感情是很脆弱和單薄的，他不覺得別人對他的情感會有多麼堅實和穩固。因此他覺得得罪他人就有最終決裂的危險，會被完全地蔑視或者憎恨。除此之外，他有意無意地就會覺得其他人和自己一樣害怕被人發現內心的脆弱，害怕遭到批評。所以在對待他人時，他會以別人對待自己的方式一樣圓滑和小心翼翼。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把他放在一個特別的困境中譴責別人或者被別人譴責，因為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他的心中充滿了壓抑的憎恨。實際上，任何熟悉神經官能症行為的人都知道，大量的指責有時會以隱晦的方式表達出來，有時則是以公開的、最具進攻性的方式來表達。因此我敢斷言，神經官能症患者對於批判和指責他人在本質上都具有一種怯懦，所以很值得簡要討論一下表達指責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對別人的責難可能是在絕望的壓力之下表現出來的。更具體一點，當神經官能症患者感到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時候，當他覺得無論自己怎麼做都會被別人拒絕的時候，就會表達對別人的指責。例如，他竭盡全力想要表現出仁慈與體貼，卻沒有收到別人正面的回應或者乾脆被拒絕了，這就激起了指責他人的衝動。他的所有譴責都在一件事上爆發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都取決於絕望的持久性。他可能將自己對他人的所有不滿一次性地強加在別人身上，或者這種譴責可能延續相當長的時間。他對於自己說的話非常當真，也希望其他人也能把它當回事。然而，內心卻暗自希望別人能夠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絕望，因此會原諒自己的行為。即使沒有絕望存在，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只要這些譴責是關於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意識中非常憎恨的人，或者他並不指望從中得到任何好處。我們馬上就要討論的另外一種情況，就是這種真誠的要素也不存在了。 如果神經官能症患者感覺自己正處在被指責的危險中，或者已經被指責了，他也可能以非常激烈的方式進行指責。這時，讓他人沮喪的危險與遭他人否定的危險相比，微不足道。他覺得自己正處在緊急關頭，要反擊，就像動物在遭遇危險時出於本能會拚死一搏一樣。當病人們最害怕的事情被揭露了，或者當他們做出了讓人反感的事情時，他們會對醫生進行狂暴的指責。 和在絕望的壓力下做出的指責不同，這種類型的攻擊是盲目的。在發泄這些攻擊和指責的時候，神經官能症患者並不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因為這些攻擊和指責來自單純地感覺到需要排除一種近在眼前的危險，不管採用什麼樣的方法。儘管這裡面會順便包含一些讓人感覺很真實的責備，但主要都是比較誇張和浮誇的。在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內心深處，他們自己本身就不相信自己，也不期望別人能把自己太當回事，一旦別人認真起來，例如別人很認真地與他爭辯，或者說展現出很受傷的跡象時，他會感到特別驚訝。 當我們意識到指責的恐懼是根植在神經官能症患者的人格結構中時，當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這種恐懼的表現方式時，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表面浮現的畫面與真實情況是相矛盾的。神經官能症患者經常不能表達合乎情理的批評，儘管他內心中充滿了強烈的表達欲望。每次丟點什麼東西，他都會覺得是保姆偷拿了。儘管如此，對於保姆每次準備晚飯都不及時，他卻不能指責或者直接開除她。他們所能表達的指責往往都有點不切實際，說不到點子上，帶有偽裝的色彩，不是沒有根據的就是純屬虛構。作為一個病人，他可能會因醫生亂扔東西而瘋狂地咒罵醫生毀了自己，他卻不能對醫生抽菸的嗜好提出真誠的抗議。 這些公開表達的指責通常並不足以發泄當前積壓的所有怨恨。為了能實現徹底發泄的目的，只能通過間接手段，通過連神經官能症患者自身都不會意識到自己在表達憎恨的方式。有一些可能完全是漫不經心的，有一些則通過從想指責的人身上轉移到相對無關緊要的人身上。例如，一個女人可能責罵自己的保姆，因為她非常鄙視自己的丈夫。或者更常見的是轉移到對環境的不滿或者埋怨命運的不公。這些安全閥門並不是專門為神經官能症患者準備的，對他們來說間接和無意識地利用痛苦這一媒介是表達指責的特殊方法。通過痛苦，神經官能症患者把自己表現成活生生的責備工具。妻子因為丈夫晚歸而生病比大吵大鬧更能有效地表達對他的鄙視，並且還能收穫在他人眼中自己是無辜受害者的好處。 通過痛苦表達指責到底有多少成效還取決於引發指責的抑制作用的強烈程度。如果恐懼不是很強烈，那麼痛苦就會戲劇化地表現出來，並伴隨著一般性的公開譴責：「看看，你是怎麼把我搞得這麼痛苦的。」這其實是譴責得以表達的第三個條件，因為痛苦讓譴責看起來很有依據，痛苦和我們之前討論過的用於獲得感情的方式也有緊密的聯繫。譴責性痛苦同時會作為獲得憐憫的乞求，和對已造成的傷害的敲詐。但做出譴責所受到的抑制越大，這種痛苦就越不外露。這可能會發展到這樣一種地步，神經官能症患者根本不會讓他正在受苦的事情被人發現。總而言之，我們會發現痛苦的表現有非常大的差異。 由於這一恐懼在各個方面困擾著他，神經官能症患者會一直在指責和自我指責中徘徊。其結果之一就是神經官能症患者會一直處在絕望的不確定中。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確的批評，是不是錯誤地衡量了自己。他通過經驗明確了或者認識到自己的指責經常沒有現實依據，而不過是由自己不理智的反應引起的。這一認識對他來說太難駕馭了，以至於他自己也分不清自己是不是真的錯了，從而使他在必要的時候不能持有堅定的立場。 觀察者傾向於接受或者將所有這些表現形式解讀為極度敏感的愧疚感的表達形式。這並不是說觀察者患有神經官能症，卻暗示著他和神經官能症患者的想法和感受都受文化因素的影響。為了理解文化因素在愧疚感上起到了什麼樣的決定作用，我們必須考慮種種歷史的、文化的、哲學方面的問題，而這將超出本書的主要內容。 對愧疚感的討論可以簡短地概括如下：當神經官能症患者因為某種愧疚的感覺責備自己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問題不應該是「他到底在內疚什麼？」而是「這種自我指責態度的作用可能是什麼？」其主要的作用就是：表達自己害怕遭人反感，對這種恐懼的抵抗，避免對他人做出指責。 當弗洛伊德與跟隨他的大多數精神分析學家都認為愧疚感是一種終極動機時，他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考。弗洛伊德認為愧疚感源於恐懼，因為他認為是恐懼產生了「超我」，而「超我」就是產生愧疚感的原因。同時，他還傾向於認為理智的需求和愧疚感一旦建立就會作為最後的代理人來行使權力。進一步的精神分析表明：即使我們學會了如何在良心與內化的道德標準壓力下正確應對愧疚感，但是這些感受背後的動機（儘管只以微弱和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卻是對結果的直接恐懼。如果愧疚感本身並不是最終的動力，那麼建立在愧疚感假設基礎上的某些分析理論就有必要做出修正，尤其是具有模糊特性的愧疚感，如弗洛伊德嘗試性地稱之為無意識的愧疚感，才是造成神經官能症的最為重要的原因。在這裡我只簡單介紹一下最重要的三個理論：「消極治療反應」，該觀點認為由於無意識的愧疚感，人們寧願保持生病的狀態；(5)超我作為一種心理建設，給自己內心施加懲罰；道德受虐傾向，解釋了自我折磨其實就是想要得到懲罰的後果。 * * * (1)　弗洛伊德：《悲哀與憂鬱症》，參見《合集文選》卷四，第152—170頁。又見精神分析學家卡爾·亞伯罕：《力比多發展史初探》。 (2)　與榮格所說的「人格面具」（Persona）相一致。 (3)　如果這種想法被解讀為法蘭克·亞歷山大在《人類人格的心理分析》中提出的因為對上司有攻擊衝動而想要獲得懲罰的傾向，那麼病人們非常願意接受這樣的解釋，因為通過這種方式，心理醫生有效地幫助病人避免了面對這樣的事實：他必須肯定自己。可是他不敢這樣做，他因自己不敢這樣做而生氣。醫生讓病人在自己的頭腦中意識到自己是被支持的，自己是如此高尚，以致會為自己的一點點不足而感到困擾，任何對抗上司的邪惡想法都會引起內心的極大困擾。他們通過承認他們具有這種高道德標準而強化了他們的受虐傾向。 (4)　參看弗洛姆的《權威與家庭》（1936年）。 (5)　參見拙著《消極治療反應的問題》，載於《精神分析季刊》，第5卷（1936年），第29—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