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內心的焦慮 · 第十五章 文化與神經官能症

即使是對最有經驗的精神分析學家來說，每一次神經分析都會遇到一些新麻煩。在每一個病人身上他都會遇到從未遇到過的困難，有些態度會很難去辨認，更加難以做出解釋。有些行為更是在開始就非常不明朗。回顧神經官能症人格結構的複雜性，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所述，會發現裡面包含了很多因素，其多樣性也不足為奇了。每個人的稟賦各異，一生中的經歷和體驗更是不盡相同，尤其是童年期間經歷的差異，使這些因素的構造和組合表現出無限豐富的多樣性。 但是正如一開始指出的那樣，儘管存在著這些個體差異，但是神經官能症患者成長環境中的關鍵衝突實際上總是相同的。總而言之，他們和我們文化中正常人所要面臨的客觀衝突都是相同的。用老生常談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很難清晰地界定神經官能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間的界限，再多重複一次或許仍然有用。很多讀者面臨自己經驗中的種種衝突和態度，可能會問道：我是不是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最有效的評判標準就是個體是否感覺到被這些衝突阻礙了，以及他是否能夠直接面對它們並處理它們。 當我們意識到，在我們生活的文化背景下，神經官能症患者被同樣潛在的衝突逼迫著，並在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在遭受著這種困擾，我們就再次面臨本書之初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文化中的一些什麼條件使得神經官能症的形成恰好圍繞著我所描述的這些特殊的衝突，而不是別的衝突？ 弗洛伊德對這一問題做出了有限的思考。生物傾向的反面就是缺乏社會傾向，因此他將社會現象主要歸結於心理因素，而又把這種心理因素歸結為生物性因素（本能衝動理論）。例如，這一傾向就讓一些精神分析學家認為戰爭是由死亡本能導致的，我們目前的經濟系統是由肛門性慾本能驅動的，機械時代沒有在兩千年前出現就是因為那個時代存在著自戀傾向。 弗洛伊德並不認為文化是一種複雜的社會過程的結果，他認為文化是生物驅動力的產物，這些生物驅動力被壓抑或者升華後的結果就是建立對付這種驅動力的反應形式。這些驅動越是被完全地鎮壓，文化越會向更高層次發展。由於升華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加升華地對原始驅動力壓抑的強度會導致神經官能症的發生。文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導致神經官能症的發生，神經官能症是人類為文化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一系列想法所隱含的理論假設前提就是存在著生物性決定人類本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信口唇、肛門、生殖器和攻擊性驅動力以大致相等的量普遍存在於全人類中。人與人之間會存在不同的人格構成，文化與文化之間也是，都是因為所需要的壓抑程度的不同，這種壓抑對不同驅動力以不同的程度施加著額外限制。 歷史和人類學方面的發展並不能確認文化發展的高度和性壓抑與攻擊性驅動力之間的直接關係。這一見解的主要問題是它假設了定量性的關係而忽略了定性問題。這一關係並不存在於壓抑的程度和文化發展的程度之間，而是存在於個人衝突與文化衝突之間。定量化的因素同樣也不能被忽略，但必須是在整個框架的基礎上才能夠給出正確的評估。 我們的文化中存在著某些典型的困難，在個體生活中它們被縮小為具體的衝突，並且在一定的積累下會導致神經官能症的形成。由於我不是社會學家，所以只能簡單地指出導致神經官能症和文化問題的主要傾向。 當代文化從經濟上來說是建立在個體競爭的原則上的。每個單獨的個體都要和同組中的其他個體進行競爭，超越他們，並且經常要把他們排擠開。一個人的利益往往是其他人的損失。這種情況帶來的後果就是潛在的敵意在個體之間增強。每個人對其他人而言都是真正的或者潛在的競爭對手。這對於同一職業團體裡面的成員來說更是顯而易見的，儘管他們會用追求公平或者禮貌的體貼方式來偽裝。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競爭與潛在的敵意是相伴隨的，並在所有的人類關係中存在。在社會關係中，競爭性占據著主導作用。它們存在於男人與男人之間，女人與女人之間，不管競爭的重點是名望、才能、吸引力，還是其他社會價值，都會極大地損害到牢固的友情關係。正如之前提到的，它同樣會干擾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不僅反映在對伴侶的選擇上，還反映在與伴侶爭奪優越地位的整個鬥爭中。它貫穿於整個學生生涯。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會滲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一般來說，孩子在一開始就接受了這一病毒的疫苗。父親與兒子之間的競爭，母親與女兒之間的競爭，一個孩子與其他孩子之間的競爭，並不是人類的一般現象，而是特定文化條件下的產物。弗洛伊德最大的成就之一就在於他看到了競爭在家庭中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結概念以及其他的假設都說明了這一點。然而，需要補充的是，這種競爭本身並不是由生物性決定的，而是既定文化下的產物。而且，家庭環境也不是唯一引起競爭的因素，競爭性刺激從生到死貫穿了人的一生。 個體之間的潛在敵意導致了永久性的恐懼——害怕來自他人的潛在的敵意，並因為害怕遭到別人的報復而加強。在正常個人生活中，另一種恐懼的來源就是害怕遭遇失敗。對失敗的恐懼是很現實的，因為總的來說，失敗的可能性比成功還要大。因為在競爭性社會中，失敗包含著現實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它們不僅指經濟上的不穩定性，還意味著會失去威望，遭遇各種情感挫折。 成功令人如此神往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它對於自尊心的影響。別人依照成功的程度對我們做出評價，不管我們是否願意遵循這樣的模式來評估自己。根據現存的意識形態，成功是由我們內在的特質所決定，或者用宗教的觀點來說，是上帝恩寵的結果。事實上，成功取決於很多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偶然的幸運以及狂妄的舉止。然而，在現有意識形態的壓力之下，即使是最正常的人也會感覺到當獲得成功的時候自己具有一定的價值，如果失敗了，就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不用多說，這反映了建立我們自尊心的基礎是搖搖欲墜的。 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競爭性、同伴之間的潛在敵意、恐懼、逐漸遞減的自尊心，最終導致了個人在心裡覺得自己是孤立的。即使他與很多人都有來往，即使他快樂地結婚了，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獨的。情感上的孤獨對人們來說是很難忍受的，如果和自身的彷徨與不自信相吻合，就會演變成一場災難。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這個時代的正常人的嫉妒需要愛作為治療的解藥。獲得關愛讓他覺得自己不再孤單，不再被敵意威脅，不再不自信。由於它符合生命的需要，所以愛在我們的文化中被人過高地評估了。像成功一樣，它變成了一種幻想，一種被人們認為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幻覺。愛本身並不是一種幻覺——儘管它在我們的文化中經常表現為滿足與愛毫無關係的願望。由於我們期望的比實際能夠實現的多得多，所以就形成了一種幻覺。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愛有特別的強調，這就掩蓋了產生過分誇張的愛的需要的種種因素。因此個體（我指的仍然是正常人）就處在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愛另一方面卻很難得到愛的兩難困境中。 這種情況到目前為止為神經官能症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樣的文化因素也會影響正常人，使他們的自尊心開始動搖，產生潛在的敵意、憂慮、擔心，產生包含恐懼和敵意的競爭，加強了對美滿的人際關係的需要。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神經官能症患者，並且在他們身上同樣的結果會被強化，表現為處於崩潰邊緣的自尊心、破壞性、焦慮、包含焦慮和衝動的破壞性競爭、對愛的過度需要。 當我們意識到每個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都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傾向，使得他們無法進行協調時，人們會產生這樣的疑問，難道我們的文化中就不存在同樣的矛盾？哪些是典型的神經官能症衝突？對於描述文化衝突的問題可能是社會學家的工作了。對我來說簡要提出如下所述的這些主要衝突傾向就足夠了。 首先要提到的衝突，就是以競爭和成功為一方，以友愛和謙虛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我們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情都會讓我們離成功更近一步，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自信，而且還要有一定的進攻性，將其他人推到一邊，自己一往無前。另一方面，我們又深深受基督教觀念的影響，覺得為自己爭取一些事情是很自私的行為，我們應該謙卑、容忍和屈服。對於這種矛盾，在正常範圍內有兩種解決方法：認真對待其中一種追求，放棄其他追求；或者對於兩種追求都採取認真的態度，結果個體在這兩個方向都會受到嚴重的抑制。 第二種矛盾就是自身需求的刺激與滿足這些需求時所遭受的挫折。出於經濟方面的原因，在我們文化背景下，需求經常會通過廣告等方式被激發，例如「炫耀性消費」、「攀比式消費」。然而，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需要的實際滿足都被嚴格限制了。對於個體來說，造成的結果就是在願望與實際實現能力之間總是出現一定偏差。 另外一種矛盾存在於個體所謂的自由與實際局限性中。社會總是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獨立的，我們能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偉大遊戲」總是向他敞開，只要他精力充沛且足夠優秀，他總是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東西。但事實上，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所有這些可能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人們開玩笑說的無法選擇父母這件事可以延伸到一般生活中——選擇和成就一項事業，選擇娛樂方式，選擇自己的伴侶。個人一方面感覺自己在決定自己命運時有著無窮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覺到自己對此完全無能為力。 存在於我們文化中的這些衝突正是神經官能症患者想要逃避的衝突：具有進攻性的傾向和屈服的傾向；過度需要與害怕自己一無所有的恐懼；自我吹噓與個人無助感之間的衝突。他們和正常人之間的唯一衝突就是程度上的差別。儘管正常人在不損害自身人格的情況下能夠處理這些困難，但是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來說，所有的衝突都會被強化到一定程度，以致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解決方式。 看起來那些會成為神經官能症患者的人正在以一種過分強調的方式經歷著一些困難，而這些苦難是由文化所決定的，並受童年經歷的影響。這些人無法解決這些困難，或者即使成功解決了也要冒著失去自身人格的代價。我們不妨說神經官能症患者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副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