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 · 第四章　精神病治療活動

在伯格霍茲里精神病醫院工作的那幾年是我的學徒生涯。決定了我的興趣和研究工作的則是一個急切的問題：「精神病人的內心深處到底發生了什麼？」我當時並不了解這個問題，我的同事中間也沒有人關心過這個問題。精神病學的教師對於病人要說的話不感興趣，感興趣的卻是如何作出診斷，或者如何去描述病人的症狀，編寫統計數字。從當時流行的臨床觀點來看，病人的人格，也就是個性，根本無關緊要。相反，醫生帶長長的、剪貼好的診斷病歷和詳盡記錄的症狀看病。病人們被定了性，診斷書蓋上了橡皮印章，大多數情況下，事情到此就算解決了。不管怎麼說，精神病人的心理根本不起作用。 在這一點上，弗洛伊德對我來說變得舉足輕重，特別是因為他在癔病和夢的心理學方面進行了基礎性研究。他的觀點指明了一條道路，即對個別病例進行密切調查和了解。雖然弗洛伊德本人是個神經病學家，但他卻把心理學引入了精神病學。 我依然能非常清楚地回想起那時的一個病例，它極大地激發了我的興趣。一個年輕婦女患上了「憂鬱症」，遂被這家醫院收治。醫生像往常那樣對她進行了檢查：詢問了既往病史，進行了各種檢測又做了體檢。診斷結果為精神分裂症，用當時的術語來說就是「早發性痴呆」；預後：不良。 這個婦女恰好收治到了我所在的部門。開始，我並不敢質疑這一診斷結果。我那時還是個年輕人，一個初學者，因此不敢魯莽地提出另一種診斷。但是這個病例卻讓我覺得很是奇怪。這跟精神分裂症無關，而是屬於一般性的抑鬱症，於是我決心使用自己的治療方法。那時候，我正忙於診斷性聯想研究，於是我便開始與病人聯手進行了一次聯想實驗。除此之外，我還與她一起討論她的夢境。我以這種方式成功地揭示了她的過去，而這是既往病史沒弄清楚的。我直接從潛意識中獲取信息，而這種信息則揭示出了一個陰暗悽慘的故事。 這個婦女結婚之前認識了一個男人，一個富有的企業家子弟，鄰近地區的姑娘們都對他感興趣。由於那女子面容姣好，便認為很有機會將他追到手。但他並沒有對她表示好感，於是她便嫁給了另一個男人。 五年之後，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訪她。他們一起追憶往事，他對她說道：「在您結婚的時候，某個人——您那位先生（那個富有的企業家之子）——卻相當吃驚。」就在那個時刻，她的抑鬱症就開始了，幾周之後便引發了一場大災難。她正給孩子洗澡，先是她四歲的女兒，接著是她兩歲的兒子。她住在鄉下，水源不太衛生；飲用的是純淨的泉水，但洗澡、洗衣服用的卻是河裡的髒水。在她給女兒洗澡時，她看見這孩子吮吸海綿，卻沒有阻止她，她甚至還給小兒子一杯髒水喝。自然，她這樣做完全是潛意識的，或者只是半意識的。因為她的意識已經受到了初期抑鬱症的影響。 沒過多久，在這種病的潛伏期過去之後，她女兒就因傷寒病倒了，接著便去世了。女兒是她的掌上明珠，兒子卻沒有感染。這時，抑鬱症到了急性階段，於是這位婦女被送到了醫院。 從這一聯想試驗里我得出了結論：她是一個謀殺犯，而我又知道了太多關於她秘密的細節。突然間真相大白了，這就是她患抑鬱症的充分理由。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心理錯亂，而不是精神分裂症。 那麼，現在又該採用何種治療措施呢？直到此時，這位婦女一直注射麻醉劑，來與失眠症作鬥爭，同時還有人監護著她，防止她採取自殺的行為。但在其他方面並未採取任何措施。從生理上看，她的健康狀況還不錯。 我現在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我要不要公開地跟她講明呢？我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嗎？我遇到了從未有過的職責上的矛盾。在良知方面，我有一個難題需要回答，並且需要獨自解決。要是請求同事們幫忙，他們大概會提醒我說：「看在上帝的分兒上，這種事情可千萬別跟這個女的說呀。這只會使她瘋得更厲害。」但在我看來，效果可能恰好相反。一般來說，在心理學上幾乎不存在明確的準則。一個問題既可以這樣解答又可以那樣解答，這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考慮到了潛意識的因素。當然，我非常清楚自己所冒的個人風險：要是病人的病情加重，我同樣也會陷入麻煩！ 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要試一試這種治療，雖然結果很難說。我把通過聯想試驗所發現的一切全告訴了她。不難想像，這樣做是多麼的艱難。斷然指控一個人是殺人犯絕非小事。對於必須聽取並接受這一指控的病人來說，也是悲痛萬分的。結果兩周之後，事情卻證明她可以出院了，從此以後，她再也沒進過精神病醫院。 在這個病歷上，我對同事守口如瓶其實還有別的原因。我擔心他們對此大加評論，甚至有可能引起法律問題。當然了，他們倒拿不出對病人不利的證據，然而對她來說，這樣的一場討論或許會產生毀滅性的影響。命運的懲罰已經夠受的了！她應該回到生活中去並在生活中贖罪。這才是更有意義的事情。她背負著沉重的思想負擔出了院。她是不得已才承受這一負擔的呀。失去孩子對她來說已很可怕了，而她的救贖在患抑鬱症，在醫院監禁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在精神病學的許多案例中，病人來就診時都隱瞞了某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我想，只有對這個完全私人的故事進行過調查之後，才能真正開始對病人進行治療。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使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這個隱秘的故事，就掌握了治療的關鍵。醫生的職責就在於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探索意識材料還遠遠不夠。有時候，進行聯想試驗能夠為診斷開闢出路，對夢的解析，或對長期耐心地接觸病人也有裨益。在治療上，永遠要從病人的整體而絕非只從症狀入手。我們必須提出挑戰整個人格的問題。 1905年，我在蘇黎世大學擔任了精神病學的講師，同年，我又當上了精神病診所的高級醫師，這一職位一待就是四年。隨後在1909年，我在工作上獲得越級提升，便因此離了職。在這幾年間，我私下裡看過很多病人，日常的工作再也忙不過來了。然而我卻繼續留任教授，直至1913年。我講授心理病理學，也講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基礎課程以及原始人心理學。這就是我所主講的科目。在前兩個學期里，我主要講催眠術，也講珍妮特和弗勞內伊。到了後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問題成了我所講授的主要內容。 在講授催眠術期間，我常常對病人（給學生做示範的病人）的既往病史進行詳細詢問。有一個病例我至今記憶猶新。 一個明顯帶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婦女前來就診。她當時已經五十八歲了，拄著拐棍來的，一同前來的還有她的女僕。十七年來，她由於左腿癱瘓受盡了折磨。我讓她坐到一把舒適的椅子上，然後要求她講一下自己的病史。她開始給我講了起來，那病史真是可怕極了——她把整個長長的病史和盤托出，細節詳盡。最後，我打斷了她：「唔，好吧，我們沒有時間詳談了。我現在就給您催眠吧。」 這句話幾乎還沒說完，她就閉上了雙眼，進入深深的睡眠之中——一點也沒有進行催眠！我對此迷惑不解，但卻沒有打擾她。她繼續滔滔不絕地說著，而且還講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夢境，這些夢代表了潛意識的相當深刻的體驗。然而，直到幾年之後我才明白了這一點。當時，我認為她是處於狂熱的狀態。這種情境漸漸使我覺得很不舒服。當時有二十個學生在場，而我正要向他們演示催眠術！ 這種情形維持了一個半小時後，我想要再次把這位病人喚醒，可是她怎麼也醒不過來。我驚呆了，我忽然想起，自己可能已經無意識地深入她那潛伏的精神病中了。然後我花了大約十分鐘的時間才把她喚醒。與此同時，我不敢讓學生們看出我神經緊張。當這位中年婦女醒過來之後，她覺得頭暈、迷糊。我對她說道：「我是醫生，您一切正常。」聽到這，她喊出聲來：「啊，我的病可算好了！」一把扔掉拐棍走了起來。我尷尬得滿臉通紅，卻向學生們說道：「現在你們該看出來催眠術有多厲害了吧！」可實際上，我卻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很多經歷促使我想要放棄催眠術，對中年婦女的診療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是那女人卻痊癒了，而且精神抖擻地走了。我請求她告知我後來的情況，因為我估計過不了二十四小時她就會舊病復發。但她的老毛病卻沒有重犯，儘管我心裡懷疑，卻不得不接受她確已經痊癒的事實。 第二年暑假那個學期，當我講第一堂課的時候，她又來了。這一回，她抱怨後背劇痛難忍，據她說，這在最近才發生。很自然，我自問道：這是否與我重新開始講課有關係呢？也許是她在報紙上看到了我講課的通告吧。我問她這疼痛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由什麼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來在任何特定的時間發生過任何事情，也絲毫不能解釋發病的原因。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她後背疼痛的那天，正好從報紙上看到了我講課的通告。這證實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搞不懂，她的病怎麼就神奇般地治癒了呢？我再次對她進行了催眠，也就是說，她再次自發地進入了昏睡狀態——然後那背痛就消失了。 這一次課講完後，我把她留了下來，想要進一步了解她的生活。結果發現，她有一個弱智兒子，正好在這所醫院我所在部門裡治療。我對此毫不知情，因為她用的是第二個丈夫的姓，而兒子卻是她第一次結婚時生的。他是她唯一的孩子。自然地，她本希望兒子才華出眾，事業有成，沒想到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精神病，這對她來說絕對是可怕的一擊。那時候，我還是個年輕的醫生，那時的我，代表了她對兒子的所有希冀。她熱切盼望成為一位英雄的母親，因此便把希望轉移到了我的身上。她認我做了乾兒子，並四處傳揚我奇蹟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當地獲得了「巫師」的名譽，實際上得歸功於她，也正是因為她四處宣傳這一神跡奇事，我才得到了第一批私人病人。我的心理療法竟然始於一位母親，我還取代了她精神病兒子的地位！自然，我向她詳細地解釋了這整個事件，包括所有的細枝末節也講到了。她很快便接受了我的闡述，而她的病也再沒復發過。 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治療上的體驗——可以說，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記得與那位年長婦女的談話。她是個聰明人，對我表示了極大的感激，因為我曾認真地接待了她，並對她和她兒子的命運頗為關切。這的確幫了她的大忙。 一開始在進行私人診療的時候，我也採用催眠的方法，不過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時，你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你從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療的療效能維持多久，而以這種毫無把握的方式工作，我總是感到良心不安。我也不喜歡自作主張命令病人做些什麼。我更為關心的是從病人本人那裡得知，他天生的傾向會把他引向何方。為了弄個明白，我認為有必要對各種夢境進行仔細的分析，並對潛意識的其他表現進行研究。在1904－1905年期間，我在精神病診所開設了一個實驗性精神病理學實驗室。我找來幾個學生幫忙，一起進行精神性反應（聯想）的調研。弗朗茲·里克林是我的協作者。路德維格·賓斯萬格當時正在寫他的博士論文，內容是「與精神流電療法效應有關的聯想實驗」，而我也在寫我的論文《論對事實的心理學診斷》。我們的同事中還有幾個美國人，例如弗雷德里克·彼特森和查爾斯·里克什等。他們的論文發表在美國的期刊上。正是這些聯想研究，才使我於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學的邀請，就我的研究工作舉辦學術講座。而與此同時，他們還邀請了弗洛伊德。我們兩人均被授予了「榮譽法學博士」的學位。 聯想實驗和精神流電療法實驗使我在美國獲得了聲譽。很快，美國的許多病人便找我來治療。在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個美國同事給我介紹來一位病人。該病人的診斷結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經衰弱症」，預後是「無法治癒」。那位同行怕我的治療不起作用，便建議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經病權威專家那裡看看，算是以防萬一。患者前來就診了，我與他談了片刻便發現，這個人患的是一般性神經症，而對於這病的精神起因他卻守口如瓶。我進行了一次聯想試驗，結果發現他正遭受著可怕的戀母情結所帶來的影響。他出身富有的名門望族，有個可愛的妻子，生活也無憂無慮——當然這是從外表上來說的。他只是酗酒，而喝酒則是他極力麻醉自己的方式，好忘掉那壓抑性的情境。這自然毫無幫助。 他母親擁有一家大公司，而這位才華橫溢的兒子在公司里占據領導職位。他確實早應從附屬於母親的壓迫性地位中解脫出來，然而他卻鼓不起勇氣拋棄這一優越的職位。因此，他便一直受制於母親，受制於把他安置在公司里的母親。每當他和她在一起時，或不得不屈從於她對他工作的干涉時，他便開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意識中的一部分並不真的想離開這個溫暖舒適的家，這儘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卻忍不住財富和舒適的誘惑。 經過短時間的治療後，他把酒戒了，也覺得自己痊癒了。但我告訴他：「如果您回到以前的情況，我不敢保證您不會舊病復發。」他並不相信我的話，興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國的家。 他一回到家中，重新處於母親的影響之下，便又開始喝酒。因此，他母親在瑞典停留的時候，便前來向我詢問治療辦法。她是個精明的女人，但卻是個地道的「權力女魔頭」。我明白了她兒子必須競爭的是什麼，而且還認識到，他根本沒有力量進行反抗。他的身體也十分羸弱，根本不是母親的對手。因此我便採取了一種強迫性的治療辦法。背著他，我給他母親開了一張醫療證明，說她兒子因酗酒而無法完成工作上的種種要求，建議她把兒子解僱。我的建議被採納了——而兒子當然要對我大發雷霆了。 在這裡，我做了一件在醫生看來不符合倫理道德的事。不過我卻知道，為了病人的利益，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他的病情有何進展呢？自從脫離了母親，他自己的個性便得到了發展。他擁有了光輝的職業生涯——也許正是因為我給他開了一服烈性藥的緣故。他妻子對我十分感激，因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毛病，而且還開拓了他自己的道路。 儘管如此，對於這個病人我一直有種良知上的負罪感，因為我背著他開了那張證明，儘管我確信只有這樣做才能使他解脫出來。事實確實如此，他一解脫出來，他的神經症就消失了。 在我行醫期間，人的精神對潛意識犯罪的反應方式不斷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畢竟，那個年輕婦女最初並沒有意識到是她殺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卻落入了一種狀態，好像是一種對罪惡極有意識的表現。 我還有一個與此類似的，使我永生難忘的病例。一位女士來到我的診所。她拒絕說出自己的姓名，說這無關緊要，因為她只想就一次診。很明顯，她屬於上流社會。她說她曾經當過醫生。她要告訴我的是她的懺悔：大約二十年前，她出於妒忌犯了謀殺罪。她毒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因為她想嫁給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認為，只要謀殺不被發現，她就會繼續安寧的日子。她要嫁給這個男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除掉她的朋友。她認為，道德方面的考慮對她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而結果呢？她確實跟這個男人結了婚，但他不久之後就死了，當時還相對年輕。在之後的幾年裡，一系列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婚後所生的女兒一長大就設法離開了她。她女兒年紀輕輕就結了婚，然後就從她眼前消失了，與她的感情越來越遠，直到最後，這位母親失去了與女兒的一切聯繫。 這位夫人是個熱情的女騎師，擁有幾匹她鍾愛的乘用馬。有一天，她發現，這些馬在她騎行時開始變得焦躁不安，甚至連她最為寵愛的那匹馬也躲著她，並把她甩下身去。最後，她只好放棄了騎馬。那以後，她轉而養起了狗。她擁有一隻非常喜歡又出奇漂亮的獵狼犬。而就是這隻狗卻不知怎麼得了癱瘓症，好像命中注定的一般。現在可以說，沒有比她再不幸的了；她感到，自己在道德上完全崩潰了。她需要懺悔，於是她來到我這裡。她是個殺人犯，但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謀殺了。因為凡是犯謀殺罪的人都毀滅了自己的靈魂。殺人者已經對自己作出了判決。如果某個人犯下了謀殺罪又被抓住的話，他是會受到法律制裁的。如果他是暗中所為，沒有道德上的意識，也一直沒被發現，懲罰卻依舊會降臨在他的頭上，就如病例中顯示的一樣。這種情形終於出現了。有時候，仿佛連動物和植物也「知道」這種罪行。 由於殺了人，這個女人便陷入了一種無法忍受的孤獨之中，甚至連動物都開始疏遠她。而為了擺脫這種孤獨，她便讓他人了解她的秘密。她是得找個無罪的人來分擔心頭的秘密。她想找到一個人，不加偏見地接受她的懺悔，因為這樣一來，她會再次獲得某種感受，就像和人類建立關係那樣。而這個人應該是個醫生而不是一個職業司祭。由於牧師的職責關係，她對傾聽自己懺悔的律師心生懷疑，擔心他不會就事論事，而是從道德上來判斷她的是非。她看到了人們和動物紛紛疏遠她，受到了這種無聲的判決，使她再也無法忍受任何更深的譴責。 我一直沒能查出她的身份，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她所說的故事就是真實的。有時候我問自己，她怎麼能有如此下場。因為她的懺悔並不是她生命的終點呀。也許她最後終於被迫自殺了。我實在無法想像，她如何在完全孤獨的狀態中生活下去。 臨床診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給醫生指引方向，但對病人來說卻沒有什麼幫助。至關重要的是病人所講述的故事。因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遭受的痛苦，而只有這時，醫生的治療才開始發揮作用。有一個病例非常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病例與女病房的一位老病人有關。她大概七十五歲，臥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之久。大約五十年前，她就住進了醫院，但醫院裡餘下的人卻記不起她為什麼會住院，當時在這醫院裡工作的人已全都死掉了。只有一位工作了三十五年的護士長，還依稀記得這位病人的故事。這個老太太已經不會說話了，只靠流質和半流質的營養物來維持生命。她用手指進食，讓粘在手上的食物慢慢滴進嘴裡。有時候，她喝一杯牛奶差不多要花兩小時。不吃東西時，她便用雙手和胳膊做古怪的律動式動作。我不明白這些動作是什麼意思。精神病所造成的毀壞程度我還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對此卻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釋。在講授臨床課時，她往往被當作精神分裂症中的一種緊張性精神病案例，但這對我並沒有什麼含義，因為這種話根本沒法幫我弄清楚，這些古怪的手勢因何而起，又是什麼意義。 這一病例給我的印象體現了這個時期我對精神病學的反應。當我成為助理醫師時，我覺得，自己對精神病學的真正含義一無所知。每當我站在主治醫師和同事們身邊時，我便感到特別不自在，因為他們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而我卻茫然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因為我認為，精神病學的主要任務是了解病人的頭腦里正在發生什麼事，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卻對此一無所知。我在這裡從事著助理醫師的職業，可我卻對此一點也不在行！ 一天深夜，當我走過病房時，我看到那位老人仍在做著她那神秘的動作，於是我又問自己：「為什麼非要這樣呢？」隨後，我便到老護士長那裡，問她這位病人是否總是這樣。「是的，」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訴我，她過去常常做鞋子。」於是我再次翻閱了她那發黃的病歷，確信無疑，上面表示她有做鞋子的習慣。過去，鞋匠習慣把鞋子夾在兩膝之間，以這樣的動作精準拉扯出穿過皮革的線（如今仍可見到鄉下鞋匠的這種動作）。這位病人不久後便去世了，她的弟弟前來參加葬禮。我問他：「您姐姐怎麼得的精神失常呢？」他告訴我說，她愛上了一個鞋匠，但鞋匠出於某種原因不想娶她，而當他最後拒絕她時，她便「發作」了。鞋匠的動作暗示著她與戀人的認同，一直持續到去世之前。這個病例給了我有關精神分裂症心理起源的第一點暗示。從那時起，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有意義的種種關聯。 另一個病人的故事為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學背景，但最主要的是「毫無意義」的妄想。從這個病例中，我第一次能夠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語言，而這種語言直到目前還一直被認為是沒有意義的。有個病人名叫巴貝特，她的故事我已在別處發表了。1908年，我在蘇黎世的市政廳進行了有關她的講座。 她出生在蘇黎世舊城，在貧困、狹窄、骯髒的街道出生，在卑賤的環境中長大。她的姐姐是個妓女，其父則是個酒鬼。在三十九歲那年，她死於偏執狂式早發性痴呆症，帶有典型性誇大狂特徵。當我見到她時，她已經住院二十年了。醫生將她當作教學課的客體，向數百個醫學院的學生展示過。在她的身上，他們看到了精神分裂不可思議的過程。可以說她是個典型病例。巴貝特精神完全失常，說些毫無意義的、最瘋癲的話。我竭盡全力想要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話語到底是什麼意思。比如她會說：「我就是羅蕾萊。」她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每當醫生想弄清楚她的病況時，總是會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或者她會放聲痛哭：「我是蘇格拉底的代理人。」我發現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像蘇格拉底那樣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她也會突然說出荒唐的話，比如「我是兩個工藝學校不可取代的人」「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乾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爾維希亞特別甜的黃油」「我和那不勒斯必須為世界供應麵條」，這些話都意味著她對自我評估的提升，也就是說，以此來補償她的自卑感。 我對巴貝特和其他類似病例的迷戀使我相信，很多我們今天認為沒有意義的話並不像我們想像中的那樣瘋狂。我不止一次地看出，即使在這種病人的背後也存在著所謂的正常人格。也就是說，這種人格在袖手旁觀。這種人格偶爾也會——通常是以聲音或夢的方式——提出完全理智的評論和異議。在身體生病時，它甚至還能再次進入前景中來，使病人看上去和正常人別無二致。 我曾經醫治過一個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處為我非常清楚地顯現了她那「正常的」人格，這樣的病人是無法治癒的，只能對她表示關心。說到底，每個醫生都會碰到他治癒不了的病人，對於這種病人，醫生只能使他通往失望的道路變得平坦。她聽見了分散於她整個身體的種種聲音，而在胸膛中間的那個聲音便是「上帝的聲音」。 我對她說：「我們必須信賴那個聲音。」說這番話時，我都對自己的勇氣感到吃驚。一般說來，這一聲音會說出非常理智的話，而藉助於這一聲音，我能夠更好地對待這個病人。有一次那聲音說道：「讓他考驗一下您對《聖經》的信念！」於是她帶來一本很破舊的、翻閱過很多次的《聖經》；每次巡房時，我都指定其中一章讓她閱讀。接下來，我又對她進行了這種考驗。我一連考驗了她七年，每隔兩個星期進行一次。開頭時，我對於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後，我認識到了這項功課的意義。通過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保持在活躍的狀態，因此她就不會在精神分裂的夢境中越陷越深。結果證明六年以後，原本活躍在她整個身體的種種聲音，已經退回到左半部分，而右半部的聲音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這一現象的強度也沒有倍增，而是跟過去一模一樣了。因此，我得出結論，這個病人痊癒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記憶練習竟能產生治療效果。 通過我對病人的工作，我認識到了，偏執狂患者的思想和幻覺有那麼一點含義。在精神病的背後，潛藏著一種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種希望與欲望的形式。不了解他們是我們的錯。這時我第一次漸漸明白，人格的一般性心理，是潛藏在精神病當中，甚至在這裡，我們遇到了遠古的人類衝突。病人儘管可能顯得麻木、冷漠，或完全像個白痴，但是他們的思想仍然活躍著，思想中有意義的東西也比看起來要多。從本質上說，在精神病里我們沒有發現什麼新鮮的和一無所知的東西；相反，我們遇到的是他們本性的根基。 一直使我感到震驚的是，精神病學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內容，竟然花了那麼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人願意費心思去理解幻想的含義，或者想要詢問一下為什麼這個病人有這種幻想，而另一個病人的幻想卻完全不同。比如說，一個病人幻想自己遭受了基督會信徒的迫害，另一個則想像猶太人想毒死他，第三個則確信警察正在追捕他，這些情形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這樣的問題，當時的醫生對這種問題一點也沒興趣。這些幻想只是以一般的名義，例如「受迫害幻想」被堆砌到了一起。在我看來顯得同樣古怪的是，我那時的調查研究如今幾乎被人遺忘了。在本世紀之初，我已經開始用心理療法來治療精神分裂症。因此，這一方法並不是剛剛發現的某種東西。然而，人們開始把心理學引入精神病學，則經過了漫長的一段時間。 當我還在診所工作時，我醫治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得不小心謹慎，否則便可能被人指責，說我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來被認為是不治之症。如果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療上取得進展，那麼別人就會認為，病人患的並不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弗洛伊德於1909年來蘇黎世看望我，我把巴貝特的例子讓他看了一下。後來，他對我說道：「您知道，榮格，您在這個病人身上肯定發現了很多有意思的東西。但您到底怎麼能忍受這個面容醜陋的女人，並在她身上花了那麼多時間呢？」我很可能蔑視地看了他一眼，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想法。我甚至認為這個女人是個令人愉快的老精靈，因為她竟有如此可愛的妄想，又說了那麼多有趣的事情。不管怎樣，甚至在她瘋瘋癲癲的時候，人性還是會從怪誕荒謬的濃雲中透射出來。從治療來看，巴貝特並沒有取得什麼成效——她患病的時間實在太長了。但是我看過其他病例，在這些病例里，這種深入病人人格的關懷，能夠產生長久的療效。 從外表上來看，我們從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他們悲慘的毀滅，但背向我們的、心靈的另一面，卻是我們極少能看到的。外表往往具有欺騙性，在一個年輕的緊張性精神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驚地發現了這一點。她那時只有十八歲，出身於一個有教養的家庭。十五歲時，她遭受哥哥誘姦，後又受到一個同學凌辱。從十六歲時起，她退避到孤獨之中。她與眾人疏遠，到了最後她所剩下僅有的感情維繫是鄰家的一隻惡狗，她一直想把這隻狗爭取過來。她變得越來越古怪，到了十七歲時便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在那裡待了一年半。她聽到各種聲音，絕食，變得完全沉默了（就是不再說話）。我第一次看見她時，她正處於一種典型的緊張性精神症中。 過了好幾個星期，我才漸漸說服她讓她開口說話。克服了重重障礙之後，她告訴我說，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來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裡最先見到的卻只有男人。他們立刻把她帶走了，將她放到了月亮下的一個住處，裡面還住著這些男人的孩子和妻子。因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著一個吸血鬼，專門綁架殺害女人和孩子們，月亮上的人便受到了滅絕的威脅。而原因就在於，月亮下面居住著占人口半數的女人。 這位病人下定決心要為月球人做點什麼，並計劃消滅這個吸血鬼。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她在塔樓的平台上等到了吸血鬼，這個塔樓是專門為它而建的。過了許多個晚上，她終於看見了吸血鬼從遠處向她飛近，這怪物像一隻黑色的大鳥，扇著翅膀向她飛來。她拿著一把藏在長袍底下，作祭祀用的長刀，等著這隻吸血鬼的來臨，突然之間，它已經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幾對翅膀，臉和整個身體都被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麼也看不見。她感到非常奇怪，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她想一探究竟，看看吸血鬼的真正面容。她手握刀子走了過去。突然之間，翅膀張開了，一個超凡脫俗的美男子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帶翅膀雙臂像鐵鉗一樣緊緊夾住了她，使她再也無法揮動長刀。總之，她完全被吸血鬼的容貌迷惑住了，因此總是無法向它發起攻擊。結果它把她從平台上抓了起來，夾著她飛走了。 經過這一番披露，她又能無拘無束地說話了，但這時，她的反抗性又凸顯出來了。看起來我好像制止了她返回月球的欲望，她再也無法逃離開地球了。她說，這個世界並不美麗，但月亮卻是美麗的，那裡的生活也是滿含意義的。不久之後，她的緊張性精神症復發了，於是我只好把她送進了一所療養院。有好一陣子，她簡直處於極端瘋癲的狀態。 大約兩個月之後她出院了，我也可以再次跟她談話了。她漸漸地明白過來，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便拚命地與這一結論及其後果進行鬥爭，結果又被送進了療養院。我再次到她的病房裡看望她，對她說：「這一切對您不會有任何好處，您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沉默不語地接受了這一點，神色漠然極了。這一次，她在裡面待了不久就出院了，後來奔赴自己的前程去了。 她在一所療養院當了一段時間護士。有一次，那裡的一位助理醫生略微粗暴地斥責了她，結果她用左輪手槍朝他開了一槍。幸運的是，那人只受了點輕傷。但這個事件表明，她總會隨身攜帶一把左輪手槍。在此之前，有人還看見她拿了一把上了膛的來復槍。我最後一次會見她，是在那次治療結束以後，她把槍交給了我。我驚愕地問她要幹什麼，她答道：「要是您騙了我，我就開槍！」 當這次槍擊事件的激動心情平復下來以後，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結了婚，還生了幾個孩子，並在東部地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還倖存了下來，舊病再也沒有復發過。 通過解釋這些幻想，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在她還是個姑娘時便有了亂倫關係，這讓她感覺在世人眼裡受盡屈辱，但在幻想的王國卻變得高尚了。她轉而進入了一個神秘的國度，因為亂倫從傳統的角度來看，是只有王室和眾神才擁有的特權。結果造成她與世界完全疏遠，並處於一種精神病的狀態。結果，她便變得「超凡脫俗」，她也失去了與人類的聯繫。她陷入遙遠的宇宙距離當中，進入了外層空間，並在那裡遇到了長著翅膀的魔鬼。依循著此事的規律，在治療期間，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我的身上。因此，我自然就受到了死亡的威脅，因為我像所有人一樣，可能會勸她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她為我講述她的故事，這在某種意義上出賣了魔鬼，並讓自己依附在了一個世人身上。這樣，她就能夠回到正常的生活，甚至結婚生子。 從此之後，我開始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精神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因為我已洞察到，他們的內心體驗有多麼豐富、多麼重要。 我經常對自己的心理療法或分析療法提出疑問。對這一問題我無法作出明確的解答。病例不同，療法也就不同。有個醫生告訴我說，他嚴格堅持這一或那一療法，而我對他的療效產生了懷疑。有一個文獻資料，涉及了很多有關病人抵抗的內容，好像醫生是在想方設法把某種東西強加到病人身上，而實際上，治療應該根據病人的情況而自然地形成。心理療法和心理分析因人而異。我將接治的每一個病患都儘可能區別對待，因為問題的解決方法向來就是獨一無二的。即使有通用的法則，適用起來也該有所保留。心理學上的真理之所以為真理，因為它是可以顛倒過來的。對我來說完全不適用的解決辦法，對別人來說有可能剛好合適。 很自然，一個醫生必須熟悉他所謂的「方法」。但他必須小心，以防落入特定的、常規的方法之中。一般而言，一個人對理論上的各種假設必須有所謹慎。它們今天可能是正確的，而明天卻就有可能變成其他假設的對立面。在我的分析過程中，它們根本不會起作用。我不從屬於任何體系的做法，是相當刻意的。在我看來，與每一個個體打交道，只有了解他們才會起到作用。對於每一個病人，我們都需要使用一種不同的語言。在進行這次分析時，我可能用阿德勒學派的語言說話，在另一次分析時，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語言說話了。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我面對每一個病人，都是採取一個人面對另一個人的態度。分析是一種需要雙方參與的對話。分析師和病人面對面地坐著，四目相對，醫生有話要說，但病人同樣有話要說。 既然心理治療的本質不是一種方法的應用，那麼單單進行精神病學方面的剖析還遠遠不夠。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後，才掌握了心理療法的技能。早在1909年，我就意識到，如果不了解他們的象徵含義，我就無法治療隱性的精神病患者。正是在那時，我開始了對神學的研究。 對於有教養和高智商的病人來說，精神病學家所要掌握的，不應只局限於專業知識。除了所有的理論假設外，他還必須清楚，促使病人發病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不然的話，醫生便會激起病人不必要的反感。說到底，重要的並不是一種理論是否得到了證實，而是病人是否領悟到自己是一個個體。然而這一點如果不參照集體性的觀點，則無法做到。對於這一點，醫生必須有所涉獵。因此，僅有醫療性的訓練是不夠的，因為人類的心靈包羅萬象，並不僅限於醫生診室的有限範圍。 心靈顯然要比軀體更為複雜，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說，它是半邊世界，只有當我們意識到它的時候，它才會顯現出來。因此，心靈並不只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而精神病學家所要處理的則是整個世界。 今天，我們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看得更加清楚，威脅著所有人的險境，並非來自大自然，而是來自人類自己，來自個體的和大眾的心靈。人的精神失常便是危險所在。一切取決於我們的精神是否正常運作。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氫彈就將爆炸。 然而，心理治療師不僅需要了解病人，了解自己也非常重要。對於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對象就是「必要條件」，也就是所謂的訓練性分析。也就是說，病人的治療始於醫生。只有當醫生懂得如何應對自己，並處理他本人的問題之後，才有可能教導病人也這樣做。只有到了這時才行。在訓練性分析中，醫生必須學會認識自己的心靈並嚴肅地對待它。要是他做不到這一點，病人就不會學著去做，他將失去自己那部分心靈，就像醫生不加理解便失去了自己的心靈一樣。因此，對於訓練分析來說，只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夠的。精神分析對象必須認識到，這種分析是與他本人有關的，訓練性分析是現實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不是通過死記硬背就能掌握的一種方法。如果學習者在自己的訓練性分析中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必將為未來的失敗付出沉重的代價。 雖然有種叫作「附屬心理療法」的治療方法，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醫生的整個人格都要發揮作用。有許多病例，沒有醫生的介入根本無法治癒。事關重大，醫生是否把自己看成這齣戲的一部分，或者裝出一副權威的樣子，結果會大相徑庭。當生命處於嚴重危險之時，當生死存亡的決定性時刻來臨之時，玩點小把戲，給一點點建議，則一點忙也幫不上。在這種時刻，醫生的整個人格便受到了挑戰。 治療醫師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密切注意自己的行為，以及自己對待病人的方式，因為我們並不只對自己的意識作出反應。我們還必須不斷地問自己：「我們的潛意識如何體驗到這種情景？」因此，我們必須密切觀察自己的夢境，密切關注和研究自己，就像我們小心對待病人一樣。要不然，整個的治療就會出現問題。關於這個，下面我舉例來說明。 我看過一個病人，她是個智商很高的女人，但出於種種原因，她引起了我的懷疑。開始時，心理分析進行得很順暢，但沒過多久，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無法正確解析她的夢境，還覺得我們之間的談話變得越來越空洞。因此我決定就這個問題與我的病人好好聊一聊，當然她也覺得肯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差錯。在我準備跟她談話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這個夢。 沐浴著午後的陽光，我沿著穿過一座山谷的公路走著。我的右面是一座陡峭的小山，山上矗立著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樓上一個女人正在一根欄杆上坐著。為了看清楚她，我只好拚命地把頭往後仰。一從夢中醒來，我就感到脖子後部產生了痙攣。甚至在夢裡，我便認出那女人就是我的病人。 夢的解析突然間變得豁然開朗。如果在夢中我是以仰著頭的方式看我的病人，那麼在實際中我可能是俯身去看她的。夢境，說到底，就是對意識態度的補償。我把這個夢和我對夢的解析告訴了她。她的情境立即發生了改變，於是治療再次開始取得進展。 作為醫生，我常常問自己，病人正在傳遞給我一種什麼樣的信息。他對我又意味著什麼？要是他對我毫無意義可言，那我就無法打開突破口進行醫治。醫生只有自己在感情上受到感染，才會發揮作用。「只有受過傷的醫生才會醫治。」但是要是醫生的個性像鐵甲一般剛硬，治療也起不了作用。我對病人認真對待。我也許也會遇到他們所遇到的問題。病人恰好是醫治醫生痛處的一服良藥，這種情況會經常發生。正因為這種情況的存在，醫生也會遭遇困境——或者說，這種困境是醫生的專利。 每個治療醫師都應該擁有由第三方支配的控制力，為的是使自己欣然接受另一種觀點。甚至教皇保羅也有一位懺悔師。我總是對心理分析者建議：「找個男懺悔師前輩，或找個女懺悔師前輩吧！」對於扮演這種角色，婦女有著獨特的天賦。她們往往具有敏銳的直覺和犀利的批判性洞見，可以看出男人心裡的秘密，有時甚至還能看穿男人們靈魂的詭計。她們能看出男人們看不到的某些方面。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一個女人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超人！ 不難理解，一個人要是得了精神病，他就應該進行一下心理分析；但是他如果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沒有必要逼他去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對於所謂的「正常」，我有過一些令人震驚的體驗。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學者。他是個醫生，是我的老同事介紹來的，隨身還帶著這位同事寫的評價頗高的推薦信。他曾是我這位同事的助理醫師，後來便接替了他診所的工作。現在，他正常出診，取得了不錯的成就，有一個正常的妻子和幾個正常的孩子，住在一個正常小鎮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裡，他收入正常，大概飲食也正常。他想成為一位心理分析學家。我對他說道：「您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嗎？它意味著您首先得學著了解您自己。您本人就是治病的工具。要是您出了問題，您怎麼可能把病人矯正過來呢？要是您說服不了自己，又怎麼能說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須貨真價實。否則，就求上帝幫幫您吧！不然，您就會把病人引入歧途的。所以，您本人必須首先接受心理分析。」「這很好。」那人說道，但馬上又說了一句，「我根本沒有什麼問題跟您說呀。」這對我來說應該是個警告了。我說道：「很好，那我們來檢查一下您的夢境吧。」「我不做夢啊。」他說道。「您很快就會做夢的。」我回答道。任何人在那天晚上大概都會做夢，但是他卻回憶不起任何一個夢。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大概兩個星期，而我卻開始對整個事件感到相當不痛快。 最後，他終於做了一個印象深刻的夢。我準備把這個夢講述一下，因為它表明了，在實踐性精神病學中，了解夢境有多麼的重要。他夢到自己坐火車去旅行。這列火車在行駛兩小時後停靠在某個城市的車站。他並不知道這座城市，又想瀏覽一番，於是出發向市中心走去。在那裡他發現有一座中世紀的建築，大概就是市政廳吧，隨後便走了進去。他順著長長的走廊遊蕩著，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間，房間四壁懸掛著各種古畫和精美的壁毯，珍貴的古董隨處可見。突然間，他意識到，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太陽也早就落山了。於是他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車站去。就在這時，他發現自己迷路了，再也找不到出口了。他吃驚得跳了起來，同時他還發現，在這座建築物里他連一個人影也沒見著。他開始感到不安，於是便加快了腳步，希望能碰見某個人。但他還是一個人也沒有遇到。這時，他來到了一個大門處，好不容易鬆了口氣，想道：這就是出口吧。他打開門，發現自己原來跌跌撞撞地進了一個碩大無比的房間。這個房間又大又黑，他連牆對面都看不清。夢中人吃驚極了，於是便跑著橫穿過這間又大又空的房間，希望在另一邊能找到出口。這時，就在房間的正中央，他看見地板上有個白色的東西。待他走近一看，才發現這是個兩歲左右的白痴小孩。小孩坐在一個夜壺上，夜壺粘滿了屎尿。就在這時，他大喊一聲醒過來了，嚇出一身冷汗。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現在都知道了——這是一個隱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必須承認，當我試圖把他引出夢境的時候，我都滿頭大汗。我不得不跟他解釋說這沒什麼害處，並掩蓋了所有有害的細節。 這個夢的大致意思如下：他動身出發開始蘇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裡只待了一段很短的時間。房間中央的那個小孩就是他自己兩歲時候的樣子。小孩子不講衛生的行為倒是有點不尋常，不過依然有這種可能。他們可能對自己的排泄物感興趣，因為這些東西有顏色而且還有一種奇怪的氣味。一個在城市裡長大受到嚴加看管的孩子很容易對這種錯誤感到羞愧。 但做夢的人，即那位醫生，卻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間中央夢的意象是一種邪惡的象徵。當他把這夢告訴我時，我便認識到，他的正常就是對這種情形的補償。我在關鍵的時刻挽救了他，因為這位隱性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差一點點就要變成顯性的了。這是必須加以阻止的。最後，在他另一個夢的幫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結束這種訓練性分析的，一個可以接受的藉口。對於結束訓練性分析，我們倆都很高興。我並沒有把診斷結果告訴他，不過他大概意識到，自己已經處於致命恐慌的邊緣，因為他又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被一個危險的瘋子追趕。在這之後他立刻回了家。從此再也不敢去刺激自己的潛意識了。他典型的正常性揭示了一種人格，在現實中不會發展，只有在遭遇潛意識時才被擊得粉碎。精神治療醫師不喜歡這些隱性精神病患者，因為他們往往很難以被確診。 由於這個案例，我們得聊聊外行人進行心理分析的問題了。我贊同由非醫學人士研究心理療法並進行診斷，但對於隱性精神病人，卻存在著他們會犯重大錯誤的風險。因此，我贊成由外行人來做一個分析的工作，但必須要在職業性醫師作的指導下進行。只要外行人察覺到哪怕一點點不確定，就應該向自己的導師諮詢。即使對醫生來講，要確認並醫治一個隱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容易；對於外行人來說更是如此了。但我曾反覆地發現過，有些多年從事心理分析治療，並曾對自己進行過心理分析的門外漢，都很精明能幹。此外，從事心理治療的醫生還遠遠不夠。從事這種工作，進行長期而徹底的訓練是必要的，此外還要掌握很少有人擁有的廣博的學識。 醫生與病人的關係，特別是當病人方面發生移情，或醫生與病人在潛意識上或多或少的認同，能夠導致靈學現象。我頻繁地遇到這種情形。有這樣一個病例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我幫助這位患者擺脫了精神性抑鬱症。他回家後結了婚，但我並不喜歡他的妻子。我第一次看到她，便產生了一種不自在的感覺。她丈夫倒對我十分感激，不過我看得出來，由於我對她丈夫產生了影響，因而我卻成了她的眼中釘。這種情況頻頻出現，那些並不真心愛自己丈夫的女人心存妒忌，而且還要破壞其夫與他人的友誼。她們希望要丈夫完完全全屬於自己，而原因是她們自己並不屬於自己的丈夫。所有嫉妒的癥結便是缺乏愛情。 病患妻子的態度給他造成了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在這種壓力下，結婚才一年的他，舊病復發了，重新陷入一種新的沮喪狀態里。我早已預見到了這種可能性，便事先作好了安排，他只要一感到精神沮喪，便立刻與我取得聯繫。由於他的妻子總是嘲笑他萎靡不振的狀態，他竟然忘了與我聯繫。因而，我對他的情況也就一無所知了。 就在那時，我去B市辦了一場講座。回到旅館時已接近午夜。講座結束後我與朋友們坐下聊了會兒天，接著就上床睡覺了，但是不知道怎麼的，我輾轉反側，久不能寐。在兩點鐘左右——我一定是剛剛睡著——我心裡一驚，醒了過來，並感到有人走進了我的房間。甚至在我的印象中，門是被匆匆忙忙打開的。我立刻打開了燈，可是什麼東西也沒有。我想，大概是有人走錯門了吧，接著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裡也是死一般的寂靜。「怪了，」我想，「確實是有人進過這屋啊！」然後我試著仔細地回想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突然之間我才發現，自己是被隱隱的疼痛喚醒的，好像有什麼東西擊打了我的額頭，然後又在後腦勺敲了一下。第二天，我接到了一個電報，說我那位病人開槍自殺。後來我才知道，那顆子彈穿過前額後留在了後腦勺部位的顱骨里。 這一體驗是一次真正的同步發生的現象，當它與一種原型性情境（這一次是死亡）聯繫在一起時，我們便會經常發現這種現象。通過潛意識中時空的相關性，我很有可能已覺察出實際上正在別處發生著的事情。集體潛意識是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謂的「萬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礎。在這個案例中，我的潛意識了解病人的狀況。實際上在那天，我一整晚都感到莫名其妙的緊張與不安，這種情緒與我平日的狀態截然相反。 我從不試圖改變病人的信仰，也絕不強加任何命令。病人應該獲得自己對事物的看法，這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的治療下，異教徒還是異教徒，基督徒還是基督徒，猶太教徒也還是猶太教徒，一切遵循命運的安排。 一個猶太婦女的病例令我記憶猶新，她是個丟失了信仰的病人。開始時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姑娘找我看病。她大概向我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正當她說話的時候，我心裡想：「我根本不知道她說了些什麼，也不知道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沒想到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戀父情結。 第二天，我的預約門診一直忙到了下午四點。這時一位年輕婦女出現了，她是個猶太人，是個富有的銀行家的女兒，長得漂亮，穿著時尚，智商很高。她已經作過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醫生卻移情於她，最後只好懇求她再也別到他那兒看病了，因為她一來，便意味著破壞了他的婚姻。 這位姑娘多年來一直遭受著嚴重的憂慮性神經症的折磨，而她那次心理分析的經歷，自然加重了她的病情。我從既往病史入手，但並沒有發現什麼特殊性的東西。她是個適應性極強，已然西化了的猶太人，是個徹徹底底的文明人。起初，我並不知道她遇到了什麼麻煩。但是我突然間想起了自己做過的夢，於是想道：「天哪，原來她就是我夢境中的小姑娘。」但是由於我仍然無法從她身上看出戀父情結的蛛絲馬跡，便開始詢問她祖父的情況，這是我在處理類似病例時的習慣。這時，她把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然後我馬上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我要求她談一談自己的祖父，進而了解到她祖父是個猶太教教士並且隸屬於一個猶太教派。「您是說『哈西德派』嗎？」我問道。她說：「是的。」我繼續就此提問：「要是他是猶太教教士，那他有過機會當聖徒嗎？」「有過，」她回答道，「據說他是某種聖人而且擁有第二視力。不過這全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這回事！」 聽到這裡，我便從既往病史中得到結論，也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我向她解釋：「現在，我要告訴您一件您有可能無法接受的事情。您爺爺是個聖徒。您父親卻背叛了猶太教，他背叛了那種秘密並背棄了上帝。於是您便得了精神病，因為您對上帝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這席話給了她猶如晴天霹靂般的一擊。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個夢。我在家裡正在舉行招待會，天哪，這個姑娘也在場！她走到我跟前問道：「您有雨傘嗎？雨下得正大呢。」我真的找來了一把雨傘，亂摸一通想把它打開。正當我要把傘給她時，我竟然跪了下來，仿佛她是個天神似的。 我把這個夢告訴了她，一周以後，她的精神病痊癒了。這個夢告訴我，她並非是個膚淺的小姑娘，而是在外表之下隱藏著一個聖人的素質。她沒有什麼神話觀念，因此她天性中這一最本質的特徵便無法找到表達自己的方式。她所有有意識的活動便被引到賣弄風情、穿衣打扮和性的方面去了，因為除此之外她一無所知。她只懂得理智，過著一種毫無意義的生活。但在實際上，她卻是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要完成她那秘密的意願。我要喚醒她身上的神學和宗教意識，因為精神活動對她來說不可或缺。這樣以來，她的生活便會呈現意義，而精神病的痕跡也隨即消失了。 在這個病例里，我沒有用任何「方法」，只是覺察到了一種「內在指導力量」。我向她解釋這種力量，她的病便痊癒了。方法在此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上帝的敬畏」。 我常常看到有人因為滿足於對人生問題片面或錯誤的回答，從而患上了精神病。他們尋求地位、婚姻、名譽、外在的成功和金錢，雖然他們獲得了尋求的一切，可生活仍然不幸福，自己還得了精神病。這種人通常局限於極為狹窄的精神視野中。他們的生活缺乏內容和意義。如果他們能夠發展成為個性豐富多樣的人，他們的精神病一般來說便會消失。因此，發展的觀念向來對我意義重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擁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去信仰的人。來找我醫治的患者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這個時代，信徒仍然有機會在教堂里過著「象徵性的生活」。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需要想一下彌撒、洗禮、效法基督及宗教其他許多方面的體驗，便會一目了然。但是信徒必須首先參與其中，才能體驗這些象徵，並生活在這些象徵裡面。現今的人們卻往往缺乏這種參與。在精神病人當中，實際上更是一直缺乏這種參與。在這樣的病例中，我們便需要觀察，潛意識是否會自發地帶來種種象徵，來取代所缺乏的東西。但直到此時，有一個問題還是尚待解決：一個擁有象徵性夢境或幻象的人是否能夠理解他們的含義，承擔起隨之而來的後果。 比如說，我曾在《集體潛意識原型》中描述過的一位神學家的病例。他做過一個夢，而這個夢境反反覆覆出現了很多次。他夢見自己站在一個山坡上，一個樹木茂密的山谷美景盡收眼底。在夢裡他知道，樹林的中央有一個湖泊；他還知道，迄今為止，某種東西一直在阻止他走向那裡。但這一回他卻想付諸這一計劃。當他走近湖邊時，氣氛變得神秘起來；突然之間，一陣微風掠過湖面，湖水泛起了昏暗的漣漪。他便在驚叫聲中醒了過來。 最初，這個夢顯得無法理解。但作為一個神學家，他本應記得這個被一陣微風拂動水面的「池塘」，而這個池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貝塞斯達水塘。一位天使降臨人間觸碰了水面，因此，這個池塘的水便有治病的功能。那陣微風就是隨處吹拂的聖靈。而這卻嚇壞了做夢的人。這暗示了一種看不見的存在，一位守護神，他過著自己的生活，一旦現身卻嚇得人渾身發抖。這個做夢的人卻不願接受「貝塞斯達水塘」的聯想。因為這種事情只有在《聖經》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題目而談到，但卻跟心理學毫無關係。在有些場合中提到聖靈自然很好——但這並不是一種能夠體驗到的現象！ 我知道，這位夢者應該克服他的害怕與恐慌。如果病人不願意踏上為他指明的道路並承擔後果，那我也絕不會把問題強加給他們。我並不贊同那種膚淺的假設，認為病人只是由於普通的反抗才受到了阻礙。反抗，特別是頑固的反抗，更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它們往往是不可小覷的警告。治療可以通過藥物進行，並非每個人都可服用，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也可以通過手術治療。 每當觸及內心最深處的體驗，觸及人格的核心時，大多數人會驚慌失措，而許多人則逃之夭夭。這位神學家的病例就是如此。我當然知道，比起其他人來，神學家的處境更為艱難。一方面，他們更接近宗教，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受到教會和教規的更多束縛。內心體驗的冒險以及靈魂的冒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這種體驗有可能具有心靈的真實性，這更是他們甚為厭惡的事。如果這種體驗具有一種超自然的或至少是「歷史性的」根基，一切就會變得十分順利。那麼心靈上的東西呢？如果直面這一問題，病人往往會對心靈懷有一種毫不懷疑但卻藐視的態度。 在當代的心理療法中，往往要求醫生或精神治療醫師應該「順著」病人和病人的情感。我倒覺得，採取何種方法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有時候，的確需要醫生方面進行積極的干預。 有一次一位貴族夫人來我這裡診治，她習慣用巴掌扇僕人——甚至連她的醫生也不放過。她患了強迫性精神病，一直在一家療養院裡治療。自然地，她很快就給了主治醫生一記義務性的耳光。在她看來，醫生只不過是個高級跟班而已。她不是為他付了工資嗎？這位醫生便把她送到了另一家醫院，而到了那裡，同樣的情形再次發生了。因為這位夫人並不是真瘋，而是顯然需要得到醫生溫和的關懷，於是那位倒霉的醫生便把她送到了我這裡。 她是個端莊威嚴的女人，足有六英尺高——我敢跟你說，她那巴掌扇起人來，力氣可真不小！然後，她來了，我們談得很暢快。然而，終於到了對她說點難聽話的時候了。她聽了暴跳如雷，一躍而起，威脅說要給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來，對她說道：「太好了，您是女士，女士優先！不過一會兒我可要還手的！」我是說真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眼前一下子泄了氣。「從來沒有人敢這樣跟我說話！」她抗議道。從那一時刻起，我的治療便初見成效了。 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種男子漢式的反應。在這個病例中，要是「順著」病人，可就大錯特錯了。甚至比無所作為更糟。她之所以有強迫性精神病，就是因為無法用道德約束自己的行為。因此我們對這類人就要施加其他的約束力——於是產生了強迫症狀來實現這一目的。 多年以前，我曾經統計過自己的治療結果。雖然回憶不起準確的數字，但保守估計，我的病人當中，有三分之一確實治癒了，三分之一症狀大有好轉，還有三分之一沒有本質上的效果。但正是這些毫無好轉的病例才是最難以判斷的，因為許多事情直到多年以後病人才意識到，才能理解，而只有到了那個時候，這些東西才能發揮作用。我以前的病人經常寫信告訴我：「治療過去十年之後，我才認識到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 確實有幾個病人中斷了在我這裡的治療，這種情況實屬罕見。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卻送來了積極的反饋。這就是為什麼很難對治療結果成功與否下結論。 當然了，醫生在行醫過程中也會遇到幾個對自己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無論好人壞人，他們絕不會引起公眾的興趣的，正因為如此，他們身上具有非同尋常的資質，或命中注定要經受些空前的發展與災難。有時候，他們才華橫溢，技藝超群，也許會刺激另一個人為他們獻出自己的生命；而這些才華橫溢的人可能先天便具有古怪的、不受歡迎的精神氣質，使得我們分不出來他們到底是天才，還是發展不平衡。當然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罕見的心靈之花時而怒放，但在社會的平原上，我們卻從未見其蹤影。要建立密切的聯繫，心理療法才能有所成效，密切到醫生不應對人的各種疾苦，無論慘烈還是深切，視而不見。這種關係，說到底，就在於不斷比較和相互理解，在於辯證地看待兩種對立的精神現實。若是由於某種原因，這些相互產生的印象無法撞出火花，那麼心理療治的整個過程便始終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狀依然不見好轉。除非醫生和病人相互產生關係，否則沒有解決的辦法。 如果在別的時代，我們今天所謂的許多精神病人便不會患病；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正是因為人格分裂的緣故。如果人們通過神話能與祖先的世界取得聯繫，並且從本質上而非外在體驗到這種聯繫的話，如果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和這樣一個世界的話，他們本可以免除自身的人格分裂。這裡所說的是那些無法忍受神話遺失的人，還有這樣一類人：他們既無法達到一個純粹的外部世界、一個由科學審視的世界，同時又不滿足於玩弄文字，自欺欺人，因為這樣做無論如何都與智慧毫不相關。 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分裂受害者都只是非強制性的精神病患者。一旦跨越了自我與潛意識之間的鴻溝，他們明顯的病態便消失了。對於這種分裂本身深有感觸的醫生，能夠更好地理解潛意識的心理過程，避免心理學家沾沾自喜的通病。醫生若不從自身的體驗中了解原型的聖秘，在其醫治病人時就難以避免消極性的療效。他將會高估或低估原型的聖秘，因為他只持有理智的觀點而非經驗準則。危險的心理失常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它的第一種表現，就是企圖用理智來主宰一切。這就實現了兩個隱秘性的目的：其一，將醫生和病人與本源性作用以及實際經驗遠遠隔離開來；其二，用明顯安全、人為、純粹二維的觀念世界取代心理現實。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生活的真實性被所謂的清晰概念完全掩蓋。經驗的本質被剝奪殆盡，取而代之的卻只是空有的名稱，而這些名稱進而又取代了現實。對於一種觀念，誰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這就是觀念如此受人歡迎的原因——它承諾保護人類免受經驗的傷害。精神並不存在於觀念里，而是存在於行為和事實里。花言巧語是無濟於事的。儘管如此，這種徒勞的做法卻反反覆覆無窮無盡。 因此據我的經驗而言，除了說謊成性的人，最難對付、最忘恩負義的病人就是那所謂的知識分子了。對於他們來說，自己的理智和情感沒有任何關聯。他們養成了一種「分隔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任何事情都可以靠理智解決——然而要是感情不夠發達，知識分子仍然要遭受精神病的折磨。 從我與病人及種種心靈現象（以無窮的形象之流展現在我面前）的接觸中，我學到了極其豐富的知識，最重要的是我學到了洞悉自我本性的能力。我從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中，也學到了不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她們往往以卓越的自覺性、理解力和聰明才智配合著我的工作。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她們，我才有可能在治療方面開闢新的途徑。 一些病人變成了我感情真摯的弟子，並把我的想法傳播到了全世界。我與他們建立的友誼經受住了幾十年的考驗。 我的病人使我洞見了人生現實，我也從他們身上懂得了不少本質性的東西。對我來說，與遇見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種類龐雜的心理水平相比，同名人們隻言片語的交談簡直是微不足道。與默默無聞之人的談話成了我一生中的最美好、最有意義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