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 · 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我成了一個精神病學家，踏上了探索自己智力發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開始從臨床和外部的角度來觀察精神病患者，因此發現了帶有顯著特徵的心理過程。儘管一點也不明白它們的內容，我還是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分了類；人們認為已經充分地對這些事加以分析和評價，因此就把它們當作「病理學上的問題」而拋到一邊。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興趣日趨集中在一些病例上，從中我體驗到了某些我可以理解的東西，也就是偏執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性精神障礙。自從開始精神治療的職業生涯，我便研讀了布魯厄、弗洛伊德和皮埃爾·雅內的著作，它們給了我極大的啟發與刺激。但最重要的是，我發現弗洛伊德對夢進行分析與闡釋的技巧對精神分裂症的各種表達方式產生了寶貴的影響。早在1900年，我就讀過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那時候，我把這書放到了一邊，因為我仍然無法理解它的含義。在我二十五歲的時候，我仍然沒有欣賞弗洛伊德理論的經歷。直到後來，1903年的時候，我重新拜讀《夢的解析》，才發現它與我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最使我感興趣的是它把壓抑機制的概念應用到夢境中，而這一概念又是從精神病人的心理演化出來的。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在詞語聯想測驗中經常遇到壓抑性機制。病人對某些激發性詞語的反應，要麼根本不作聯想性回答，要麼就是反應時間過慢。後來才發現，這種障礙每次發生，就在於所使用的激發性詞語觸碰到了心裡的創傷或矛盾。在大多數情況下，病人意識不到這種障礙。當被問及產生障礙的原因時，他經常會以一種特別不自然的方式來回答。我讀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時發現，壓抑機制在這個地方起著作用，而我所觀察到的事實也與他的理論相一致。這樣，我便能夠證實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論點了。 但在受壓抑的內容方面，情況有所不同。在這方面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認為壓抑的原因是一種性方面的創傷。然而，從我的實踐來看，在我熟悉的許多精神病病例里，性的問題只起到一種次要作用，其他因素卻占據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說，對社會的適應、生活中悲慘事件帶來的壓迫感、聲譽方面的考慮等。後來，我把這些病例展示給弗洛伊德，但他卻認為性才是真正的起因。這使我感到非常不滿。 最初，我很難在生活中留出一塊適當的位置給弗洛伊德，也難於對他採取一種正確的態度。在我逐漸熟悉他著作的時候，我正在規劃自己的學術生涯，還要完成一篇論文以便在大學獲得晉升。但弗洛伊德在當時的學術界卻是個非常不受歡迎的人，因而在學術界，與他發生任何的聯繫都只會有損名聲。「顯耀人士」最多只在暗地裡提及他，在代表大會上，人們也只在過道討論他，而在會場裡，人們卻對他隻字不提。因此，當我發現我的聯想測驗竟與弗洛伊德的理論一致時，我根本高興不起來。 有一次，我在實驗室打算再次回味這些問題，魔鬼卻悄悄湊到我的耳邊，告訴我在發表實驗結果和結論時，不要提及弗洛伊德，這樣做才是合適的。因為說白了，早在我讀懂他的著作前，我就已經得出實驗結果了。但這時我又聽到了第二人格說話的聲音：「要是假裝不知道弗洛伊德幹這樣一種事情，那不過是一個把戲而已。你不能將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謊言之上！」聽到了第二人格的聲音，這個問題便解決了。從那時候起，我開始公開支持弗洛伊德，並為他鬥爭。 在慕尼黑舉行的一次代表大會上，我第一次站出來為弗洛伊德辯護，因為在會上，一個發言人談及強迫性神經症，但卻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聯繫到這一事件，我便為《慕尼黑醫學周報》寫了一篇論文，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論進行論述，這一文章對了解強迫性神經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看了這篇文章後，有兩個德國教授寫信警告我，如果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邊並繼續為他辯護，那麼我的學術生涯將處於危險的邊緣。我回信說道：「如果弗洛伊德所說的是真理，我就會站到他一邊。如果學術一定要基於限制探索、取消真理這一前提，那我根本就不在乎什麼學術生涯了。」我繼續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進行辯護。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發現，我仍然不認為一切精神病都是由性壓抑或性創傷所造成。在某些病例的確如此，但在其他病例中則不然。儘管如此，弗洛伊德卻在調查研究方面另闢蹊徑，而在我看來，當時人們對他的叫囂指責簡直是荒謬可笑。 我在《早發性痴呆心理學》中所表達的觀點沒有得到多少贊同。實際上，我的同事還嘲笑過我。但通過這本書，我卻漸漸認識了弗洛伊德。他邀請我去看望他，後來到了1907年3月，我們終於在維也納見了第一面。我們下午一點見的面，實際上一連聊了十三小時。弗洛伊德是我見過的第一個真正重要的人；在我那時的經歷中，無人能與他相比。他的態度中根本沒有一點兒淺薄的東西。我發現他相當聰明、機敏和出類拔萃。然而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卻多多少少有些混亂，我無法清楚地將他描述出來。 他所談到的性理論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話卻無法消除我的猶豫和懷疑。有好幾次我都嘗試著把自己的保留意見提了出來，但每次他都覺得，我之所以提出這些看法是由於缺乏經驗。弗洛伊德是對的，在那些日子裡，我確實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來支持我的反對意見。我可以理解，無論從個人方面還是哲學方面，他的性理論對他來說是舉足輕重的。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我不敢肯定他對性的如此強調，在多大程度上源於他自己的主觀偏見，又在多大程度上源於有證可查的經驗。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對精神的態度，在我看來是相當值得懷疑的。無論在一個人身上或在一件藝術品身上，只要顯現出靈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義上），他便產生懷疑，並含沙射影地暗示這是受壓抑的性慾。任何無法直接闡釋為性慾的事物，他都會將之稱為「精神性性慾」。我反對這一假設，如果這一假設得出邏輯推論，便會導致對文化的毀滅性的判斷。文化顯得像是一場鬧劇，只是受壓抑性慾的病態結果。「沒錯，」他表示贊同，「事實就是如此，這就是命運的詛咒，我們無力抗爭。」我對此一點也不贊同，或者不再爭辯下去，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能力不濟，無法與他爭個明白。 在第一次會面中出現了其他的一些東西，它們對我來說意義非凡。這與一些事情有關，而這些事情只有當我們的友誼破裂之後，我才能想起來，並加以理解。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弗洛伊德已經將自己的情感捲入他的性理論當中了，這一點是不會錯的。當他提到性理論時，他的聲調便變得急促起來，甚至焦急起來，而他正常的、批判懷疑的態度卻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時他臉上便會現出一種奇怪的、深受感動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有一種強烈的直覺，覺得性對於他來說已變成了一種既敬畏又嚮往的東西。三年後（1910年）我們在維也納的一次談話證實了這一點。 我仍然能夠生動地回想起弗洛伊德對我說話的情景：「親愛的榮格，請您答應我永遠不放棄性理論。這是萬物之根本。您知道，我們得使它成為一種教條，一座不可動搖的堡壘。」說這話時，他非常動情，語氣就跟一位父親那樣：「親愛的孩子，請答應我，每個星期天您一定要上教堂去。」我有點吃驚，禁不住問他道：「一個堡壘——防禦的是什麼呢？」對此他回答道：「防禦的是誹謗的黑潮。」說到這裡，他猶豫了一會兒，補充了一句「關於神秘主義的」。首先使我感到震驚的是「堡壘」和「教條」這兩個字眼，因為「教條」意味著一種不加辯駁就篤信的信仰，設立教條就是為了一勞永逸地壓制種種懷疑。但這與科學的判斷不再有關，而只與個人的衝動有關係。 這就是深深系在我們友誼當中，難以解開的結。我知道自己絕不會接受這樣一種態度。弗洛伊德所說的「神秘主義」的含義，實際上就是宗教與哲學，其中包括當代正在興起的，已經了解心靈的心靈學。對我來說，性理論真的很神秘，也就是說，也像許多其他的猜測性觀點一樣，是一種未加證明的假設。正如我所了解的，一種科學真理可以是一種假設，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存在，但卻不應當作一種信仰永遠保留。 儘管我當時對它的了解並不是很恰當，但我卻觀察到，弗洛伊德身上湧現了潛意識的宗教因素。很顯然，他是要我幫他建立起一道堡壘，來抵禦這些有威脅的潛意識內容。 這次對話留給我的印象使我更加困惑，直到此時我仍不認為性是一種寶貴而又危險的概念，使人人必須信奉。很顯然，性的含義對弗洛伊德來說要遠多於別人。對他來說，人們要以宗教的虔誠來觀察性。面對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來說一個人就只好退卻沉默了。我結結巴巴地，總想嘗試著說些什麼，但卻欲言又止，不久，我們的對話便結束了。 我既迷惑而又尷尬。我覺得，我已經有機會瞥見那未知的新王國了，那裡的新思想向我蜂擁而至。有一件事很清楚：一向宣揚無神論的弗洛伊德，現在卻創造了一種教條；或更確切地說，他失去了一個好妒忌的上帝，他用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形象，即性的形象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比起原先的形象來，這個形象也同樣固執、苛刻、專橫與兇險，在道德上也同樣自相矛盾。正像心靈更強大的人被冠之以「神聖的」或「惡魔的」的形容詞一樣，「性慾」便取代了一個隱蔽的神的作用。對弗洛伊德來說，這樣一種轉換的好處顯然在於，他可以認為這一精神上的新原則，在科學上是無可挑剔的，而且消除了一切宗教色彩。然而，說到底，這種神秘性，即兩種在合理性上無法相比的對立物——耶和華和性——的心理特質，卻仍然是相同的。只是名字變了而已，當然了，隨著名稱的改變，觀點也改變了：現在那失去的神得在人間而不是在天上去尋求了。但是最終，對於一會兒叫這個名字，一會兒又叫那個名字的更強大的媒介來說，這又能有什麼差別呢？如果心理學並不存在，只存在具體物體的話，那其中一個便會被另一個所毀滅、所取代。但實際上，也就是說在心理體驗上，急迫、焦慮和強迫並沒有絲毫減弱。如何去克服或擺脫我們的焦慮、內疚、罪過、衝動、潛意識和本能，這一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我們如果無法從光明的理想主義方面做到這一點，那我們從黑暗的生物學方面來探索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也許希望更大。 這些想法像燃燒的火焰在我腦中猛然閃過。很久之後，當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時，它們便顯現出了自己的意義。最重要的是，他的一個性格特點深深地吸引著我，那就是他的痛苦。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弗洛伊德的性格特點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卻一直無法解釋其中的原因，直到我把他的性格與他對待性的態度聯繫起來時，我才恍然大悟。對於弗洛伊德來說，儘管性無疑是神秘的，但他定義性時所用的術語和理論，卻僅僅把性當作了一種生理功能。只有他談及性時所帶有的感情色彩，才能揭示出他內心深處迴響著的更加深刻的成分。從根本上說——至少對於我來說——他想要教授人們一個理論，那就是從內心而言，性慾包含了靈性，並有一種固有的意義。但是他的具體化的術語卻過於狹隘，無法表達這種觀點。他給我的印象是，從本質上說，他所做的事違背了自己，也違背了自己的目標；自己變成了自己最大的敵人，沒有什麼比這更加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種「誹謗黑潮」的威脅——他比任何人都要想屈服於那黑潮呀。 弗洛伊德從不問自己，為什麼會不由自主地不停談論性，又為什麼對性如此著迷。他一直未能認識到，他那「單調的闡釋」表達了一種自我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可以被叫作神秘性的另一面。只要他拒絕承認有這一方面，他就絕不可能與自己妥協。他對潛意識內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視而不見，而且不知道從潛意識中產生的一切有頂端和底部，有內在也有外在。在我們談到潛意識的外部時——弗洛伊德正是這樣做的——我們所考慮的只是整體的一半而已，結果從潛意識中產生了一種反作用。 我對弗洛伊德的這種片面性一點辦法也沒有。也許他的某種內心體驗會使他睜開眼明白過來；不過這時候他的智力便會把任何類似的體驗都歸因於「純性慾」或「心理性性慾」。他仍然是他所能認識到的那一面的犧牲品，由於這種原因，我將他看成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是個偉人，又是一個被惡魔掌管的人。 在維也納進行了第二次交談之後，我還了解了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權力假說，到目前為止，我還很少注意過它。像很多當兒子的一樣，阿德勒所學的，並不是「父親」的言語，而是父親的行為。很快，愛（厄洛斯）和權力的問題像鉛一樣重重地壓在了我的心上。弗洛伊德親自告訴過我說，他從未讀過尼采的著作；而現在我卻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看作通往理性歷史的一種捷徑，是對尼采神話了的權力原則的補充。這個問題顯然得改寫為「弗洛伊德對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對阿德勒」了。因此，我覺得，這遠不只是精神病理學範疇的一場國內之爭了。我突然覺得厄洛斯和權力驅動力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有點像一個父親的兩個意見不同的兒子，或像一個單一促動性精神力量的兩種產物，這一精神力量非常有經驗地以對抗的方式展現自己，就像正負電子一樣，其中厄洛斯是被動的一方，權力驅動力則為主動的一方，或恰好相反。厄洛斯對權力驅動力有很大需求，而權力驅動力也很需要厄洛斯。沒有一者，哪來的另一者？一方面，人屈從於驅動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圖掌控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體如何屈從於驅動力，而阿德勒則表明人又如何利用驅動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客體之上。尼采由於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便只好給自己創造一個「超人」。我得出結論，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權力的影響，才會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種教條的層面——像宗教的守護神那樣的「永恆精靈」。「查拉圖斯特拉」是福音的布道者，這已經不再是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這裡也試圖超越教會並把一種理論神化。可以肯定，他並非大張旗鼓行事；相反，他懷疑「我」想成為一個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災難性的主張，但同時又把它駁倒。人們往往如此對待神秘的事物，而且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們一方面是真實的，另一方面卻是不真實的。神秘的體驗既崇高又卑微。如果弗洛伊德對性慾是神秘的這種心理事實——既神聖又邪惡——多加考慮，他就不會一直被束縛在生物學的觀念上了。如果尼采更為堅定地立足於人類生存的基礎之上，他也就不會因過度理智而走上極端了。 只要神秘體驗使精神處於猛烈震盪的狀態，那麼支撐一個人重量的繩子就有斷掉的危險。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有人便會落入絕對肯定的狀態，同樣也會有人落入絕對否定的狀態。涅槃（擺脫對立物）是東方人在這方面的解決辦法，我沒有忘記這一點。精神的指針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間搖擺，而不是在正確與錯誤之間擺動。那種使人既敬畏又嚮往的感情之所以危險就在於它把人引向極端，因而一種適度的真理便被看作真理，而次要的錯誤便等同於致命的錯誤。一切都會消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卻是騙局，而昨天虛假的推論卻可能成為明天的啟迪。在心理學方面情況更是如此，在這方面，說真的，我們仍然知之甚少。萬事皆空，除非微小而轉瞬即逝的意識注意到了它。我們還遠不能理解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與弗洛伊德的談話向我表明，他擔心自己對性的洞見這一神秘之光會被「誹謗的黑潮」熄滅。因此一種神話的情境便產生了：光明和黑暗展開了鬥爭。這解釋了它的神秘性，還解釋了弗洛伊德為何能立刻利用教條，將它當作宗教性的辯護手段。我的另一著作《里比多的變化與象徵》論述了英雄人物為自由而鬥爭，弗洛伊德對此的古怪反應使我進一步對這一原型主題及其神話背景進行了研究。一方面他對性的解釋影響了我，另一方面我又受到教條驅動力的影響，因此那幾年，我開始考慮象徵論。那麼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精神的極性和動力學。我還開始研究延續好幾十年的「誹謗黑潮神秘主義」——也就是說，我想弄明白意識和潛意識方面的歷史性假設，這是我們當代心理學的基礎。 我很想聽聽弗洛伊德談論一下他對未卜先知和一般性心靈學的看法。我1909年到維也納拜訪他時就問過他對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於他具有實利主義的偏見，他批駁了所有的問題，認為它們簡直是胡說八道，而且還以如此淺薄的實證主義方式進行批判，因而我不得不把就在嘴邊的尖銳反駁的話咽了回去。過了好幾年，他才認識到靈學的嚴肅性，而且承認「神秘」現象真實存在。 當弗洛伊德以這種方式繼續說著的時候，我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我的橫膈膜像是鐵打的一般，變成一個熾熱的、紅光閃閃的拱頂。就在這時，我們身邊的書架突然發出了砰的一聲巨響，把我倆嚇了一跳，真害怕這東西從上面倒下來砸在身上。我對弗洛伊德說道：「瞧，這就是一個所謂的『催化形象化現象』的例子。」 「哦，」他叫道，「這簡直是胡扯。」 「不，這不是胡扯，」我答道，「您錯了，教授先生。為了證明我的看法，我現在就預言，過一會兒還會有另一聲巨響！」果然，我的話音剛落，書櫃發出一聲同樣的巨響。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麼使我如此確信不疑。但我毫不懷疑，這砰的一聲定會再響一次。弗洛伊德目瞪口呆地看著我。我不知道他心裡是怎麼想的，也不知道他的眼神意味著什麼。不管怎樣，這件事引起了他對我的不信任，而我卻認為自己幹了一件反對他的事。自此之後，我再也沒有同他討論過這一事件。 1909年是對我們的關係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一年。這年我受邀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進行關於聯想測驗的講座。巧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請，於是我們決定一同前往。我們在不萊梅會合，弗倫齊也加入了我們。在不萊梅，後來人們開始議論紛紛弗洛伊德暈倒的事件。我對「泥煤沼屍體」的興趣間接地引發了這個事件。我知道，在德國北部的某些地區，有時會發現這種所謂的泥煤沼死屍。這些屍體是史前人類的屍體，他們要麼是在沼澤里淹死的，要麼就是埋葬在那裡的。這些浸泡屍體的泥沼水含有腐殖酸，能夠腐蝕骨質並使皮膚變成黝黑色，因而皮膚和頭髮便得以完好地保存。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自然木乃伊化的過程，在這期間，屍體被泥煤的重量壓扁了。在霍爾斯坦、丹麥和瑞典，泥煤採挖者經常能挖到這些屍體的殘骸。 我在報上讀到了有關這種泥煤沼屍體的報道，便想起了我們在不萊梅時見到的屍體，但由於搞不太清楚，我便把它們跟該市鉛窖里的木乃伊混為一談了。我對屍體的興趣引起了弗洛伊德的不快。「您為什麼要對這些屍體如此關心呢？」他問過我好幾次。他對整個事件感到非常惱火，有一次我們在吃飯時談起這事，談著談著他突然間就暈倒了。後來他對我說，他確信我跟他談論這些屍體是希望他早點死掉。這樣的解釋實在令我難以置信。對他這樣強烈的幻想我實感震驚——竟然這樣強烈，怪不得暈倒了。 在一個類似的事件中，弗洛伊德再次當著我的面暈了過去。那是在1912年慕尼黑舉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會期間。會上有人把談話轉到了阿蒙諾菲斯四世（依克納頓）方面去了。他們認為由於阿蒙諾菲斯對父親抱有一種否定的態度，因而毀掉了父親擺放在石柱上的裝飾花框，而在他創立獨神教宗教的壯舉背後，實則遊蕩著一種仇父情結。這種看法激怒了我，於是我試圖說明，阿蒙諾菲斯是個有著深刻宗教信仰，極富創造力的人，我們不能通過他對父親的反對來解釋他的行為。相反，我說道，他一直深切地懷念著自己的父親，而他所熱衷的破壞只是針對阿蒙神這個名字，只要一有這個名字，他就把它銷毀；他還鑿去了他父親阿蒙霍特普石柱上裝飾花框上的「阿蒙」兩個字。此外，其他法老也用他們自己的名字取代紀念碑和雕像上祖先的名字，不論真實的還是神話性的祖先都是如此，因為他們覺得既然自己是這同一個神的化身，便有權去這樣做。但是我指出，他們既沒有開創一種新風格，也沒有開創一種新宗教。 就在這個時候，弗洛伊德從椅子上滑落下來，昏厥過去。大家手足無措地把他圍了起來。我把他扶起來，帶到了隔壁的房間，讓他躺在一張沙發上。就在我背著他的時候，他恢復了一半的知覺，而我卻永遠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他虛弱地瞧著我，好像我就是他的父親。無論是什麼東西使他昏厥過去——現場的氣氛是十分緊張的——但這兩次暈倒顯然都是父殺子的幻覺所造成的。 那時候，弗洛伊德經常暗示我，把我看作他的繼承者。這些暗示使我相當尷尬，因為我知道，我絕對不會像他所說的那樣，恰切地堅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的批評在他看來沒什麼分量，在這一點上我沒有成功。但我對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不想強迫他理解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腦海里，實際上我對成為黨派領袖毫無興趣，也不想背上思想包袱。第一，這種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犧牲思想的獨立性；第三，我很不歡迎如此的榮耀，因為這只會使我偏離開真正目的。我關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個人威望的問題。 1909年始於不萊梅的美國之行持續了七個星期。我倆每天都聚在一起對彼此的夢境進行解析。那時候，我做了好多重要的夢，弗洛伊德卻無法解釋它們。我並不覺得這是什麼丟臉的事，因為有時候最好的分析者恰巧也無法破解一個夢的謎底。人們都會經歷這種失敗，而我也絕不想因此就停止我們對夢的解析。相反，這種解析對我意義重大，而且我發現我們的關係也彌足珍貴。我把弗洛伊德看作自己的長輩，他更加成熟，更有經驗，在這方面我感覺自己是個晚輩。但之後發生的一件事無疑對我們的關係產生了重創。 弗洛伊德做了一個夢——我認為不該將它公之於眾。我竭盡所能加以闡釋，不過我又補充了一句說，要是他能給我提供他私生活方面的細節，我還可以作出更多解釋。聽了我這句話，弗洛伊德古怪地瞧了我一眼——表情十分懷疑。然後，他說：「我可不想拿我的權威來冒險！」這時，他便完全失去自己的權威了。這句話深深地烙進了我的腦海里，後來就可以預見我們的關係結束了。弗洛伊德已把權威置於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所說過的，弗洛伊德也許能闡釋我那時做的不連貫的夢，也許他根本不能。這是些含有集體性內容的夢，含有大量象徵性材料。有一個夢對我來說特別重要，因為它第一次將我引入「集體潛意識」的觀念上來，所以成了我的書《里比多的變化與象徵》的序言。 這個夢是這樣的。我在一個不認識的兩層樓房裡。它是「我的家」。我發現自己走上二樓，這裡像是個客廳，擺放著洛可可風格精緻老式家具。牆上懸掛著一些名貴的古畫。我很奇怪這竟會是我的家，於是想道：「真不錯。」但我後來發現，自己不知道一樓是什麼樣子。於是便沿著樓梯走到了一樓。在這裡，一切東西顯得更加古老，因而我認識到一樓的事物一定可以追溯到15世紀或16世紀。所有的家具都是中世紀的，地板是紅磚鋪就的。四下十分昏暗。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房間，心裡想道：「我要好好探索一下整個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門前，用力地打開了它。在門的那邊，我發現了一道通往地下室的石階。我再次走下去，結果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帶有美麗拱頂，看起來極其古老的房間當中。在仔細察看四壁時，我發現在普通的大石塊上面還有一層層的磚，砂漿里也有磚頭的碎塊。我一看到這個景象，我便知道這牆壁可以追溯至羅馬時代。我的興趣變得越來越濃厚。我便更加仔細地觀察地板。它是用石板鋪成的，我發現石板之間還有一個環。我拉動圓環，石板便抬了起來，我又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階通往更深的地方。我又順著石階走了下去，最後走進了一個在岩石里開鑿的矮洞。石洞的地面上覆蓋著一層厚厚的塵土，塵土中散布著一些骨頭和破碎的陶片，像是一種原始文化的遺骸。我發現了兩個人的頭蓋骨，年代顯然非常久遠，有一半已經碎裂了。這時，我醒了過來。 在這個夢中，最使弗洛伊德感興趣的就是那兩個頭蓋骨。他來來回回地繞到頭蓋骨上並催促我找到與之相關的一種「願望」。對這兩個頭蓋骨我是怎麼想的？這是誰的頭蓋骨？當然了，我十分清楚他的用意，那就是隱藏在夢中的死亡願望。「他到底想從我這裡知道些什麼？」我心裡想道。我想讓誰死呢？我對任何類似的闡釋極為反感。這個夢到底可能意味著什麼，其實我的心裡也有某個暗示。但那時我並不相信自己的判斷，而想聽聽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學習。因此，我屈服於他的意圖，說道：「我的妻子和嫂子——」畢竟，我提出的名字要值得這個願望啊！ 我那時剛剛結婚，所以心裡清楚得很，我根本沒有這樣的願望。但我要是把自己對這個夢的解析告訴弗洛伊德，肯定會引起他的誤解以及激烈的反對，我不想跟他吵架，但我也怕一旦把自己的見解告訴了他，我將會失去他這個朋友。另一方面，我也很想知道他能從我的回答中得出什麼結論，如果我說某種迎合他理論的東西來騙騙他，他又將作何反應。於是我便對他撒了一次謊。 我很清楚，我的行為無可厚非，只不過是不得已而為之！要讓他洞悉我的內心世界是不可能的，我們之間的鴻溝實在太大了。事實上，弗洛伊德對我的回答似乎鬆了一口氣。從這件事上，我明白他在闡釋某種夢的時候是無能為力的，便只好尋求教條的庇護。我意識到，應該由我自己來找尋夢的真正意義。 很明顯，對我來說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種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說，是我那時的意識狀態以及到現在為止的潛意識附加物。客廳代表的是意識，儘管其建築風格古樸，但卻有居住過的氣氛。 地板代表的是潛意識的第一層，我走得越深，景象便變得越生疏、越黑暗。在那洞穴里，我發現了一種原始文化的遺骸，也就是我身上的原始人的世界，一時幾乎無法接近並照亮這一世界。人的原始精神與動物靈魂的生命相近，就像史前的洞穴在有人類居住之前通常由野獸占有一樣。 在這期間，我慢慢認識到，弗洛伊德和我對於理智的態度著實相去甚遠。19世紀末，我是在歷史氛圍濃郁的巴塞爾長大的，由於讀了些古代哲學家的著作，我掌握了某些心理學史的知識。每當我想到夢及潛意識的內容時，我就總免不了要作點歷史性比較；上大學時我一直在使用庫克那本老哲學詞典。我對於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的作家特別熟悉。他們的世界便是形成二樓大廳氣氛的那個世界。通過對比，我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識始於畢希納、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萊蒙德和達爾文。 這個夢指出，我剛才所描寫的意識狀態有更深的外延：中世紀風格、無人居住的長長地板，還有那羅馬人的地窖還有史前的洞穴。它們意味著意識的各個時代及階段。 在做這個夢之前的好幾天，很多問題一直迴蕩在我的腦海。這些問題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建立在什麼前提之上？他的理論屬於人類思想的哪一個範疇？他幾乎排他的個人主義與一般的歷史假設有何關係？我的夢正在為我解答。它所指明的顯然是有關文化史的基礎的問題——是意識的連續層次的歷史。因此我的夢便構成了人類精神的一種結構圖；它假定這種精神下面隱藏著某種完全無人格的本性。正如英國人所說的，它咔嗒響了一聲，於是這個夢便變成了我的指導性形象，在不久的將來會得到證實，證實的程度則達到我一開始就無法質疑的地步。 這就是最初我對隱藏在個人精神之下的集體性和先驗性的模糊概念。我最初將它看作早期功能方式的跡象。後來，隨著經驗不斷增加，依據的知識也越來越可靠，我才認識到它們是本能的多種存在形式，也就是種種原型。 我一直無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說夢是一面「幕牆」，夢的含義隱藏在幕牆之後——這種含義雖然已經為意識所了解，但卻可以說被意識惡意地扣留了。對於我來說，夢是天性的一部分，它根本不懷有欺騙人的意圖，而是儘可能地表達某種東西，就像植物儘可能地生長，動物儘可能地覓食一樣。生命的這些形式也沒有企圖欺騙我們的觀察力，但是我們卻有可能欺騙我們自己，因為我們的眼睛患了近視。也許是我們聽錯了，因為我們的兩耳充耳不聞——但卻不是我們的耳朵願意欺騙我們。早在我與弗洛伊德見面以前，我就認為潛意識及直接解釋潛意識的夢，都是自然過程，我們不能將其歸咎於無端的說法，更不能歸咎於巧妙的花招。我不明白到底有什麼理由可以假定，意識的花招是可以外延到潛意識的自然過程。恰恰相反，日常經驗告訴我，潛意識對意識的頭腦的種種傾向，會給以強烈的抵制。 關於這座屋子的夢對我產生了一種古怪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對考古學的舊愛。在我返回蘇黎世後，我便拿起一本有關巴比倫考古發掘品的書讀了起來，此外還讀了各種關於神話的著作。在閱讀過程中，我無意中發現了弗里德里希·克魯澤的《古代民族的象徵主義與神話》——這點燃了我的激情！我像發了瘋似的讀了起來，並興致勃勃地讀完了堆積如山的神學資料，然後又讀了諾斯替派的著作，最後自己卻完全地迷惑了。我發現自己處在一種迷茫的狀態之中，與我在診所里的經歷類似，當時我極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狀態。我仿佛身處在一所想像中的瘋人院裡，開始像診治我的病人那樣治療和分析克魯澤著作中的所有半人馬、山林仙女和男神和女神。就在我忙於其中的時候，我無意中發現了古代神話和原始人的心理有著密切的聯繫，而這使我開始深入研究起原始人的心理。 在這些研究期間，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位陌生美國青年米勒小姐的幻想報道。這一材料登載在《心理學檔案》（日內瓦版）上，作者是我所尊敬的、慈祥的朋友西奧多·弗盧努瓦。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話特徵立刻將我深深吸引。它們像催化劑一樣對我大量儲存但仍毫無條理的觀點產生了作用。漸漸地，我的書《潛意識心理學》便從這些想法及我已經獲得的神話知識中形成了。 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又做了幾個夢，夢境預示了我即將和弗洛伊德分道揚鑣。最重要的一個夢的情景發生在瑞士和奧地利交界處的一個山區。那是黃昏將至，我看見了一位穿著奧地利帝國海關制服的老人。他有點駝背，從我身邊走過時對我愛答不理。他一臉易怒的表情，憂愁煩惱。夢中還出現了其他人，其中有個人告訴我，說這個老人並不是活人，而是一個死去多年的海關官員的鬼魂。「他是仍然不願死去的人之一。」這就是夢境的第一部分。 我開始對這個夢進行分析。跟「海關」聯繫起來，我立刻想到了「檢查」這個詞。聯繫到「邊界」，我想到了一方面是意識和潛意識之間的界限，另一方面則是弗洛伊德的觀點和我的觀點的界限。邊境上極為嚴格的海關檢查在我看來暗喻著分析。在邊境海關，手提包需要打開以檢查有無違禁品。在這種檢查的過程中，潛意識的假設便被揭示出來了。至於那位年老的海關官員，他的工作顯然很少給他帶來快樂和滿足，因而他便對這個世界抱有一種厭煩的看法。對此，我認為年老的海關官員與弗洛伊德有著某些類似的地方。 這個時候，弗洛伊德對我來說已失去其不少的權威性。不過他對我來說依然是個更加優越的人，我把他看作一種父親的形象，而在做這個夢的時候，我投射的這種形象依然存在。只要有這種投射發生，我們就不可能是客觀的；我們便會一直處於判斷有分歧的狀態。一方面，我們有依賴性，而另一方面我們又有抵制性。在這個夢發生的時候，我依然對弗洛伊德作出了高度的評價，但與此同時我對他又持批評態度。這種分裂的態度是一種跡象，說明我還未意識到這種局面也未下過任何決心。這是所有形象投射共有的特徵。這個夢促使我不得不弄清這種局勢了。 在弗洛伊德個性的影響下，我便儘可能地把自己的判斷擱置一邊，也儘量壓制自己對他的批評。這是與他合作的前提條件。我告訴自己：「弗洛伊德可比你聰明多了，老練多了。當下，你必須聽從他並向他學習。」然而在我的夢中，他竟然是奧地利王國里一位脾性焦躁的官員，一位已經死去但鬼魂仍在遊蕩的海關檢查員，這不禁令我大吃一驚。難道這就是弗洛伊德暗示的，我想讓他死去的願望嗎？但我卻發現自己一切正常，根本不會抱有這種願望，因為我確實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地來與弗洛伊德合作。坦白地說，如果說有私心雜念的話，也是想分享他豐富的經驗而已。他的友誼對我意義重大，我實在不希望他死掉啊。但這個夢也有可能是一種集體意識的反映，是對我意識中讚揚欽佩他的一種補償或矯正方法。因此，這個夢建議我對弗洛伊德採取一種更富批判性的態度。雖然夢裡的最後一個句子在我看來暗喻了弗洛伊德有可能得到永生，但這個夢顯然使我備感震驚。 這個夢並沒有到在海關官員插曲的地方就結束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做了第二個夢，而且這個夢顯得更為重要。我夢見自己處身在一個義大利城市，時值正午左右，在十二點到一點之間。炙熱的陽光猛烈地照射在狹窄的街道上。這個城市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爾的一個特別的地方：科倫堡。羊腸小路向下延伸到山谷區橫穿博斯塔爾城，而街道有些部分則是一級級台階。夢中有一道台階向下通往巴弗塞普拉茲。這個城市就是巴塞爾，但它也是一個義大利城市，有點兒像貝加莫市。時值夏季，正午烈日當頭，萬物都暴曬在耀眼的陽光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湧來；我知道，商店馬上要關門了，路人行色匆匆，趕著回家吃飯。在這人流中間，走來一位全身穿著盔甲的騎士。他走下台階朝我走來。他頭戴輕鋼盔，眼睛處有縫隙，身穿鏈甲。鏈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後均織有一個大紅十字。 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我的感受：在一個現代城市，正值中午下班的高峰時刻，突然看見一個古代的十字軍向我走來。使我覺得特別古怪的是，向四面八方走動的人群似乎都沒注意到他。沒有人掉過頭來瞥他一眼或在後面盯著他看。他仿佛完全是個隱身人，除了我之外誰也看不見。我便問自己，這個幽靈到底意味些什麼？然後好像有人在回答我的問題——但實際上在場沒人說話：「沒錯，這是一個準時出現的幽靈。這個騎士總是在十二點和一點之間經過這裡，而且長期以來（我想有好幾個世紀了吧）一直這樣，所以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 騎士和海關官員是兩個形成了鮮明對比的人物。海關官員是虛無的，是個「仍然不能算是徹底死了的人」——一個正在消逝的幽靈。另一方面，騎士卻是生氣勃勃的、完全真實的。這個夢的第二部分是極為神秘的，而在邊界上的那個景象卻是平凡的，本身也並沒有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是後來反思它時才忽然有了這種感覺。 在做完這兩個夢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對騎士這個神秘的人物進行了很多思考。但我對這個夢冥想了很長時間，才獲得了有關其含義的某種想法。甚至在夢裡，我就已知道這個騎士屬於12世紀。那是鍊金術開始興起的時期，也是尋找聖杯的時期。我自從十五歲時第一次讀到聖杯故事的時候，它們對我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我隱約知道，在這些故事的後面仍然掩藏著巨大的秘密。因此，這個夢召喚出來的聖杯騎士世界、追尋聖杯的過程對我來說便顯得相當自然了——因為從最深層的意義來說，這也就是我的天地，而這個天地與弗洛伊德的那個天地幾乎沒有任何關係。我的整個生命一直在尋找著某種仍然未知的東西，它可能會賦予生活的平庸以意義。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失望，因為喜歡探索的頭腦，費盡千辛萬苦，在心靈深處成功發現的東西，顯然不過是人們極為熟悉和「極富人性的」種種局限。我在鄉下，在農民身邊長大，我無法從馬廄中學到的，卻從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民間流傳的、自由自在的幻想中發現了。亂倫和性變態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發現，也無須任何特殊的解釋。它們與犯罪行為一起構成了陰暗面的一部分，它通過清楚地向我展示人類存在的醜陋和毫無意義，破壞了我對生活的情趣。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青菜只有長在糞堆里才會茂盛。實事求是地說，我並沒有發現對這種知識的啟發性的洞見。「只有那些城裡人，才會對大自然和人的污點一無所知。」一想到這些醜陋的事情我就感到噁心與厭煩。 對大自然一無所知的人當然便患有神經病，因為他們難以適應現實。他們像小孩子一樣天真，因此有必要告訴他們生活中的真實情況，比如說，讓他們明白，他們與他人無異。如此的啟發當然治不好精神病人，他們只有從平庸這個泥沼中爬出來，才有可能重新恢復健康。但他們卻過於留戀自己先前的受壓抑狀態。當理論牢牢地控制住他們，只想提供一些合理的或是「有道理的」忠告，使他們拋棄如此天真的想法時，如果分析無法使他們意識到有什麼不同或更好的情況，他們又怎麼會跳出這種狀態呢？這正是他們做不到的，而如果他們找不到立足的地方，又怎麼能做得到呢？一種生活方式不可以簡單地被放棄，除非它可以改換成另一種方式。正如經驗表明的那樣，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種完全理性的生活方式，尤其當一個人從本質上講如同精神病人一樣不可理喻的時候。 現在，我終於認識到為什麼弗洛伊德的個人心理學激發了我如此熱烈的興趣。我急切地想知道有關他「合理解決方案」的真實情況，而且為了獲得答案，我作好了重大犧牲的準備。現在，我覺得自己正在追尋這一目標。弗洛伊德本人也是一個精神病人，這病無疑是能診斷出來的，而且有著十分令人煩惱的症狀，我在美國之行的時候便已發現了。當然，他曾教導過我說每個人都多少有點精神病的症狀，因此我們必須試著容忍。但是我對這並不滿足，相反，我還想知道一個人怎樣才能不得精神病，很明顯，如果連導師也無法應付自己的精神病，那麼無論弗洛伊德還是他的弟子都無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踐到底是意味著什麼。因此，當弗洛伊德宣布他試圖把理論與方法結合起來，並使他們變成某種教條時，我便再也無法與他合作了；因此，除了放棄，我別無選擇。 當我正在寫那本有關性慾的書，並馬上完成「獻祭」這一章時，我便事先知道，這本書的出版問世將會葬送我與弗洛伊德的友誼。因為我打算在這一章中寫到我對亂倫的觀點，寫到性慾觀念的決定性變革，以及其他許多我與弗洛伊德相左的看法。在我看來，只有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亂倫才意味著個人的精神錯亂。通常來說，亂倫具有高度宗教性的一面。因此，亂倫的題材在幾乎所有的宇宙起源和眾多神話故事中都起著決定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卻堅持對它進行字面上的闡釋，而不能掌握作為一種象徵的亂倫在精神方面的意義。我知道，在這個主題上，他絕不會接受我的任何觀點。 我和妻子談及此事，並告訴了她我的擔憂。她試圖消除我的疑慮，因為她覺得弗洛伊德會寬宏大量，不會提出什麼異議，雖然他不太可能接受我的觀點。我本人也堅信他不會那樣做。一連兩個月，我都難以下筆寫作，一直受到內心衝突的折磨。我應該隱藏自己的想法呢，還是去冒失去一位重要朋友的風險呢？最後，我決心繼續寫下去——而這的確使我失去了與弗洛伊德的友誼。 與弗洛伊德決裂之後，我所有的朋友熟識紛紛離我而去。他們宣布我的書為一派胡言，說我是個神秘主義者，事情就這麼定性了。只有克林與梅達受到了我的影響。不過我早就預料到自己會被孤立，也不對我所謂的朋友的反應抱任何幻想了。這一點事先我就充分地考慮過。我知道，所有事情都要冒些風險，而且我也要立場堅定地表達自己的信念。我認識到，「獻祭」那一章意味著我要犧牲自己，甘當祭品。由於洞察到這一點，我又能夠重新寫作了，儘管我知道我的想法會不為眾人所理解。 回想起來，我敢說只有我合乎邏輯地繼續求索弗洛伊德最感興趣的兩個問題：「古代遺蹟」問題與性慾問題。把我想像成一個看不到性慾價值的人，這著實是一種普遍的錯誤。其實相反，雖然性慾並不是精神完整性的唯一表達方式，但卻是一種本質的表達。在我的心理學中，性慾起著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主要關心的是越過性慾本身的意義和它生物學上的功能，去探究精神方面的內容及神秘的含義，從而得以解釋弗洛伊德所如此著迷但又未能把握住的東西。我把在這方面的想法寫進了《移情心理學》和《神秘的結合》中。作為神秘精神的表達，性慾的地位舉足輕重。這一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形象的陰暗面。自從我開始探究鍊金術的世界以來，神秘精神的疑問便一直在我身上揮之不去。從根本上來說，由於早期與弗洛伊德進行了一次談話，這一興趣又活躍了起來；當時我覺得他被性慾現象深深地打動，這使我迷惑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認真對待精神病人，並深入他們個人的怪癖心理之中。他有勇氣讓病例說話，並通過這種方式深入病人真實的心理。比如說，他用病人的眼光來看待世界，從而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精神病。在這方面，他勇敢，不受偏見的攪擾，並成功地糾正了大量偏見。他像《舊約》中的一位先知，推翻了虛假的神靈，撕碎了掩蓋種種欺騙與虛偽的面紗，無情地揭露了當代精神的腐朽。這一事業遭到了人們的冷落，但他卻沒有躊躇畏縮。他發現了一條通往潛意識的大道，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我們文明的進程。他將夢評價為有關潛意識進程的最重要信息源，從而把一種丟失了的、看起來無法挽回的工具重新交回人類的手中。他從經驗上論證了潛意識精神的存在，而迄今為止，這種精神只是作為一種哲學假設存在著，特別是只存在於C.G.卡魯斯和愛德華·馮·哈特曼的哲學之中。 可以說，儘管現代人面對潛意識的觀念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但是當代的文化意識仍未把潛意識的觀念及其包含的全部意義吸收到其一般的哲學之中。將精神生活有兩極性的基本洞見吸收消化仍然是未來的一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