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 · 第三章　大學時代

儘管我對科學的愛好與日俱增，我卻時不時地回來讀哲學方面的書。我該選擇一種職業的問題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待地盼望中學時代的結束，然後我就可以上大學學習了——當然是自然科學。這時，我將會掌握某種實際的知識。我剛剛為自己許下這一諾言，心裡的懷疑便隨之而來了。我不是更喜歡歷史和哲學嗎？我不是對埃及和巴比倫的一切都非常感興趣，最想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嗎？但是除了巴塞爾之外，我可沒錢去別的地方上大學了，但在巴塞爾，卻沒有教這門課的老師。於是這一計劃很快泡了湯。好長一段時間，我下不了決心，總是拖延作決定的時間。父親對此十分擔憂，有一次，他說：「這孩子對能夠想到的一切都感興趣，但卻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我只好承認，他說得沒錯。隨著大學入學考試的臨近，我們只好決定報考哪種專業了，我草率地報了科學，但我的同學卻很疑惑，不知道我到底堅決要學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 這一顯然草率的決定也有它的背景。幾個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相互角逐，誰有資格作決定的時候，我做了兩個夢。在第一個夢裡，我夢見自己身處一大片沿萊茵河生長的陰暗樹林中。我走上一座小山丘，在上面的一個墳堆前挖掘起來。過了一會兒，我吃驚地發現，自己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動物的骸骨。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但同時我又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了解我們周圍的各種東西。 接著我又做了第二個夢。這次我又夢見自己來到一處樹林裡，那裡溪流縱橫交錯，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個圓形的池塘，池塘四周灌木叢生。半身浸在水裡的是一種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個圓溜溜的動物，身上閃爍著乳白色的光澤，它由無數的小細胞，或者說是由形如觸手的各種器官所構成。這是一隻巨型放射類動物，身寬大約三英尺。這一威嚴的生物竟躺在那兒，躺在隱秘的地方，躺在這清澈的深水中，不受打擾，這在我看來實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股強烈的求知慾，結果我醒來後心還在怦怦跳著。這兩個夢對我作出喜歡科學的決定起了壓倒性的作用，同時也消除了我所有的疑慮。 我非常清楚，自己生活在一個必須自謀生計的時代和世界裡。想要自力更生，一個人就得成為這樣那樣的人，我所有的同學也都深切地感受到自食其力的必要性，而且並無他求。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覺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點古怪。我為何下不了決心，讓自己致力於某件確定的事情中呢？甚至連我那個毫無情趣、單調乏味的同學D君（德語老師將其奉為勤學自覺的典範）也早已決定要學神學了。我明白了，我必須定下心來，好好想想這件事。比如說，我要是學動物學，那我將來只能當個小學校長，充其量不過是在動物園裡當個雇員罷了。這是沒有前途的，甚至在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樣——當然了，比起來，我更樂於在動物園工作而不願經歷教師生涯。 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我突然靈機一動：我幹嗎不去學醫呢？奇怪的是，我以前從沒想到過這一點，儘管我總是從別人那裡聽說，自己的曾祖父曾經是個醫生。也許正是由於這一緣故，我對這一職業向來頗為抵制。「絕不步人後塵」是我的座右銘。但現在我卻告訴自己，學醫至少與科學性的科目相關。在這方面，我便可以隨心所欲了。此外，醫學這個範疇十分廣泛，因此以後要專攻某個方面，總會有不少機會。我堅定地選擇了科學，而唯一剩下的問題便是：怎麼去學？我得自己掙生活費，但既然我沒有錢，便無法到國外上大學，也就無法獲得培訓，使我有希望開始科學生涯。充其量，我也只能在科學方面淺嘗輒止。既然我又具有一種個性，使許多同學和說話算數的人（就是老師們）都不喜歡我，我也就沒有任何希望找到一個支持我追求的資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終選定醫學的時候，我的心情反而非常不快，總覺得如此的妥協並不是一件步入生活的好事。不管怎麼說，既然我已作出了這不可逆轉的決定，便可以徹底解脫了。 然後，那痛苦的問題出現了：從哪兒去弄這麼一筆錢呢？我父親只能籌集一部分。他替我向巴塞爾大學申請定期生活津貼，這使我覺得很丟臉，但卻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覺得丟臉，主要不是因為自家的貧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為我向來暗自相信，所有「上層」人士，所有說話「算數」的人，都對我抱有成見。我從來不指望從他們那裡獲得任何好處。我顯然是由於父親的名聲而得到了照顧，因為他是個良善而又心胸開闊的人。然而我覺得自己跟他卻是完全不同的人。實際上，我對自己抱有兩種不同的觀念。從第一人格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自己是個不太合群、天資平平卻又心比天高的年輕人，具有一種不受約束的氣質而且態度動搖，一會兒天真熱情，一會兒又孩子氣地易於失望，在第一人格最本質的地方居住著一個隱士和蒙昧主義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一種既困難，又費力不討好的道德任務，是一門必須以某種方式通過的課程，這一課程由於如下種種過失而變得複雜起來，比如經常性的懶惰、泄氣、沮喪，對無人崇尚的想法和事情飽有不適當的熱情、輕信假想的朋友，見識有限、觀念偏見、愚蠢（特別是在數學上）、對別人缺乏了解、對待哲學問題含混不清、既不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又不信奉其他東西等。第二人格沒有什麼明確的特徵；他是一種永存的生命，出生、活著、死去，集所有於一身，一種無所不包的生活幻覺。雖然他無情地看穿了自己，卻無法通過第一人格那濃重的、陰暗的媒介來表達自己，儘管他渴望這樣做。在第二人格處於支配地位時，第一人格便包含並淹沒在第二人格中，與第二人格的情況恰恰相反，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一個內部黑暗的區域。第二人格覺得，關於他的任何可以想像的表達，都像投到世界邊緣的一塊石頭，最後毫無聲息地落入無限黑暗當中。不過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處於統治地位，好像位於一座皇宮的寬敞大廳里，高大的窗戶全都朝著灑滿了金色陽光的風景敞開。在這裡是意義和歷史的連續，它們與第一人格生活中不連貫的偶然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後者和他所處的環境並沒有真實的接觸點。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暗暗覺得自己與《浮士德》所體現的中世紀相一致，與過去的一種遺產相一致，這一遺產顯然使歌德內心深處激動不已。因此，之於歌德，第二人格也是真實的——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安慰。我現在震驚地認識到，《浮士德》對我的意義，遠勝於我那可愛的《約翰福音》。《浮士德》中的某些內容能夠直接作用在我身上。我覺得聖約翰描述的耶穌有些古怪，但更古怪的還是其他幾部福音中所說的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的等價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為他那個時代所作出的回答。這種洞見不但對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還增加了我內心的安全感及一種我屬於人類社會的感覺。我不再孤立，也不只是個怪人，不再是一個殘酷大自然嘲弄的對象了。我的教父和權威便是偉大的歌德。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做了一個夢，這個夢既把我嚇了一跳，又鼓勵了我。夢中我身處黑夜中某個不知名的地方，我頂著強勁的大風緩慢而痛苦地前行。濃霧四處飄飛。我拱起兩隻手，護住一盞隨時都有可能熄滅的小燈。一切都取決於我能否保持燈的光亮。突然之間，我感覺背後有個東西正向我走近。我回過頭去，看見一個巨大無比的黑影跟在我後面。雖然我當時嚇壞了，卻還清醒地意識到：儘管有各種各樣的危險，我也一定得守護住這盞小燈，以度過這個狂風肆虐的夜晚。當我醒來後，便立刻意識到這個人影就是「布羅肯峰的鬼魂」，也就是我自己的影子，透過我帶來的小燈燈光，投射在飛旋濃霧上形成的。我還知道，這盞小燈就是我的意識，我所擁有的唯一一盞燈。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擁有的唯一財富，而且是最大的財富。雖然與黑暗的威力相比，這盞燈顯得無比渺小和脆弱，但它仍是一盞燈，我唯一的燈。 這個夢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啟示。現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提燈的人，而第二人格則像個影子那樣跟隨著他。我的任務是守護著燈，不回頭看那永存的生命力，後者顯然是一個王國禁地，被不同的燈光照亮。我必須迎著風暴前進，而風暴則竭力把我推回到一個無限黑暗的世界裡，在那裡，除了背景中各種事物的表象之外，什麼也意識不到。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須前進——我要學習、賺錢、承擔各種責任、承受各種拖累、迷惑、犯錯誤、忍辱負重、經歷失敗等。時間，便是把我向後推的風暴，它一刻不停地流向過去，緊緊地跟在我們後面。它發出一種巨大的吸力，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吸入身體裡；只有費力地前進，才能暫時逃脫它的魔爪。過去是存在著的，真實得叫人可怕，誰要是不能以滿意的答案來保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誰抓住。 我的世界觀又一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道路不可扭轉地通向外部世界，進入具有三維特徵的有限區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來，亞當肯定以這種方式離開過伊甸園；伊甸園對他來說變成了一個幽靈，而他得大汗淋漓地耕種滿是石頭的土地，這算是清閒的活兒了。 我自問道：「這樣一個夢到底來自何方呢？」直到那時我還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樣的夢是直接由上帝送來的。但現在我卻接受了大量認識論的觀點，這些觀點使我疑慮重重。例如，人們可以說，我的洞見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慢慢成熟起來，突然又以夢的形式破繭而出。實際上，它就是那麼發生的。但是這種解釋卻只是一種描述罷了。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會發生這個過程，它為什麼以意識的形式破繭而出。我沒有刻意做過任何事情，來加速任何一種發展態勢；相反，我的同情心卻在另一個方面。因此，這些景象之後一定有某種東西在起作用，是某種理智，某種比我更加理智的東西在起作用。在意識之光的照耀下，內心王國的光芒像一個巨大無比的影子顯現了出來，這一離奇的想法確實不是我自發想到的東西。現在，完全是突然之間，我明白了許多在以前難以解釋的事情——特別是每當我間接提到，任何能使人們聯想起內心王國的事情時，人們臉上便會露出尷尬、疏遠、冰冷、陰鬱的表情。 我必須得把第二人格拋到腦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無論如何，我都得否認這種想法，並宣判它是無效的。這只會引來自相殘殺，只會使我不可能再去解釋夢的起源。因為在我心中，第二人格無疑與夢的創造有某種關係，而我可以很容易地認為他具有了必要的更高的智力。但我卻感覺自己越來越與第一人格相同，而且後來證明，這種狀態只是更加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我覺得自己不再與它相同了。他確實是一個幽靈，一個能與黑暗世界對抗的靈魂。這是我在做這個夢前尚不知道的東西，甚至就在此時——回想起來我非常確信——我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了它，儘管我毫不懷疑自己在情感上是認識他的。 無論如何，我和第二人格之間產生了分裂，結果，「我」被派給了第一人格，並在相同程度上與第二人格分隔開來，第二人格可以說獲得了一種獨立的人格。我並不把這與任何一種絕對的、個性的想法聯繫起來，而這種個性可能為一個幽靈所有；由於我是在鄉下長大的，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本不應該顯得奇怪。在鄉下，人們根據不同的情況，會相信這些事物：其實他們有時候信，有時候也不信。這個靈魂唯一明顯的特徵就是他的歷史性，即他在時間上有延展性，或者說是他的無限性。當然，我不用如此贅述來告訴自己這一點，對他的空間存在也沒有形成任何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存在的背景里，他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沒有清晰的限定，但卻又絕對地存在著。 小孩子對於大人說話的反應，遠比不上他們對無法估量的周圍環境所作出的反應。小孩潛意識地使自己適應它們，而且他們身上產生了具有補償性質的種種關聯。甚至在我幼童時期便形成了某種特定的「宗教」觀念，它是一種自發性的產物，只能理解為我對父母的環境，以及對時代精神所作出的反應。我父親對宗教的種種懷疑潛伏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自然地就屈服了。自己的世界以及整個世界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變，將其影響慢慢推進；影響的時間越長，我父親有意識的頭腦便會不顧一切地反抗它的權威。父親的預感使他處於一種坐立不安的狀態，之後又將它們轉移到我的身上，這一點也不奇怪了。 我從來沒有印象，認為這些影響是來源於我母親的，因為雖然她以某種方式深深地紮根於看不見的土地，但在我看來，她對基督教的信仰遠沒有那麼堅定。對於我來說，她以某種方式與動物、樹木、山脈、草地及流水聯繫在一起，所有這一切，與她信仰基督教的外表以及她對信仰一貫的維護，形成了最奇妙的對比。這一背景與我自己的態度形成了很好的呼應，因而沒有給我造成任何不適；相反，它反而賦予了我一種自信和一種安全感，使我相信，這就是我可以站穩腳跟的堅實地面。我從來不覺得這一基礎帶有濃重的「異教徒色彩」。我母親的第二人格在這種衝突中給了我最有力的支持，在那時，這一衝突已經在父親的傳統觀念和我奇怪的補償性產物間展開了。這一產物的產生一直受到我潛意識的刺激。 回顧過去，我現在終於明白，童年時的發展經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預示了我未來的事件，也幫助我適應了父親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潰，適應了有關這個世界的，令人震驚的啟示——今天我們大家都明白的新發現並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它的影響在事先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儘管我們人類擁有自己的個人生活，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卻是一個集體精神（以世紀來計算時間）的代表者、犧牲者和促進者，我們可能終生都在認為，自己向來憑的是真本事，而且可能永遠不會發現，在大多數情形下，我們只不過是世界戲劇舞台上的小配角而已。有些因素，雖然並不為我們所知，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這些因素越是潛意識地存在，對我們的影響也就越大。因此，我們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幾個世紀裡的——我給這一部分（只供我自己使用）起了個名字叫「第二人格」。它並不是被西方宗教所證實的，一種個人的好奇心。西方的宗教明確地把自己施加到這個內在的人身上，並在為時兩千年的時間裡，竭力使他了解有關表面意識（帶有主觀成見）的知識，「不用去外面尋找，真理就隱藏在內在的人身上」。 在1892－1894年間，我與父親進行過一些相當熱烈的討論。他曾在哥廷根學習過好幾種東方語言，並就阿拉伯版的《所羅門之歌》寫了學位論文。隨著最後一次考試的結束，他榮耀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此後，他埋沒了自己在語言上的才華。作為一個鄉村牧師，他陷入了一種感傷的理想主義中，陷入了對大學黃金時代的回憶中，於是他繼續用大學時代的長柄菸斗吸菸，他還發現他的婚姻並沒有之前想像的那麼美滿。他做了許多的好事——數不勝數——而結果常常令人氣惱。父母兩人都竭盡全力，過著虔誠的生活，但結果兩人總是怒目以待。這些困境，雖然能夠理解，但後來卻粉碎了我父親的信仰。 那時候，他的憤怒和不滿日益增多，而他的狀況使我非常擔憂。母親避開所有可能刺激他的事，再不與他進行爭執。儘管我覺得這是最明智的做法，我卻經常會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在他大發雷霆時，我總是默不作聲，而在他顯得比較平和的時候，我便想辦法找些話與他交談，希望了解一點他內心的想法以及他對自己的認知。毫無疑問，某些非常特別的事情正折磨著他，而我懷疑此事必然與他的信仰有關。從他無意中作出的幾個暗示中，我可以肯定地說，他正在忍受著由於對宗教的疑惑而產生的痛苦。我想他一定經歷過那種必要的體驗了。從嘗試著與父親談話這件事上，我發現事實上，某種必要的體驗是缺失了的，因為我所提出的一切問題，他都給以同樣的、陳腐的、毫無生氣和合乎神學規範的回答，或無奈地聳聳肩，而這卻使我產生了一種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在吵架時抓住這些機會，與這些情形妥協。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問題令他很難過，但儘管這樣，我卻不想進行一次建設性的談話，因為在我看來，他竟沒有體驗過上帝，這可是最顯著的體驗啊，實在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我對認識論了解不少，因而便意識到，這樣一種知識是無法被證明的；而且我也清楚，這確實也沒必要被證明，就像落日之美和黑夜之恐怖一樣無須證明。毫無疑問，我曾笨拙地設法向他傳達這些顯而易見的真理，滿懷希望，想幫助他承受這一不可避免的災難。他不得不和別人爭吵，於是便與自己和家人吵了起來。但他為什麼不跟創造萬物的陰暗上帝爭吵呢？因為只有他才應該為世上的種種苦難負責。上帝一定會讓他做一個奇妙的、深奧的夢，並為他揭曉答案；儘管我沒有向他請求，上帝卻讓我做過這種夢，並讓它決定了我的命運。我並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就是這樣而已。對呀，他甚至讓我瞥見他自己的形態。這是一個重大的秘密，我不敢也無法向父親揭示。要是父親能理解有關上帝的直接體驗，我本可以向他揭示的。但在我與他的交談中，我卻從來沒有涉及得如此之遠，甚至從來都不曾觸碰過這一問題，因為我總是以一種理智的、非心理學的方式來處理它，盡一切可能避免觸及感情的方方面面。這種方法每次都像對著公牛的紅布那樣，導致了我所無法理解的種種憤怒反應。我實在想不通，一場完全理性的爭辯，竟引起了如此強烈的感情上的抵制。 這些毫無結果的討論激怒了父親和我，最後我們只好放棄了這些討論，各自背負起自己獨有的自卑感。神學使父親和我彼此疏遠了。儘管我並不覺得孤單，我卻感到自己遭受了一個致命的失敗。我模糊地預感到，他正無法逃避地屈服於自己的命運。他是孤獨的，沒有一個朋友可以交談。至少我知道，在我們的熟人中間，找不到一個令我信賴的人，能說些幫助的話，救救我父親。有一次，我聽見父親在祈禱。他掙扎著要堅持自己的信仰。我心裡為之一震，同時又很憤怒，因為我看出了，他是多麼無助地陷入了教會和神學思想，無法自拔。它們阻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道，然而隨後又背信棄義地將他拋棄。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早期體驗的深層含意了：上帝已拒絕為神學負責，拒絕為建立在神學之上的教會負責。另一方面，上帝又寬恕了這種神學，就像他寬恕過太多別的東西一樣。在我看來，人們應為這些發展負責的設想實在荒謬可笑。人類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就像小狗一樣，生下來又聾又瞎，」我想道，「並像上帝所造的所有生物一樣，只擁有最模糊的光線，這光絕不足以照亮他們在摸索前進時的黑暗。」我同樣確信，我所認識的神學家中沒有一人曾親眼目睹過「那照亮黑暗的光明」，因為如果他們確實看到了，他們就不可能去傳授「神學宗教」了；這種宗教在我看來有明顯的缺陷，因為沒有事情與它相關，但人們還要不抱希望地去信奉它。我父親曾經奮不顧身地嘗試過，結果卻碰了壁。他甚至無法抵禦那荒唐功利的精神病醫生的侵犯。這也像神學一樣，是某種人們不得不相信的東西，只是在相反的意義上罷了。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確信，他們二者都缺少了認識論方面的批判及體驗。 我父親顯然受了這種印象的影響，那就是精神病醫生已經在人腦中發現了某種東西，這種東西證明了，在本應該有精神的地方，有的卻只是物質，而「精神的」東西卻什麼也沒有。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他預感到，如果我要學醫，我就應該以上天的名義起誓，絕不成為一個唯物主義者。這種警告意味著，我應該什麼也不相信，因為我知道，唯物主義者相信的是他們的定義，就跟神學者相信他們的定義一樣；我還知道，我那可憐的父親簡直就是跳出油鍋又入火坑。我意識到，他這一著名的信仰曾經狠狠地捉弄過他，不但捉弄過他，還捉弄過我所認識的大部分嚴肅而有教養的人。在我看來，信仰的罪過主要在於它排斥經驗。神學家怎會知道，上帝刻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的同時，又「允許」另一些事物存在呢，精神病學家又怎麼知道，事物也被賦予了人類的某些特質呢？我要是屈服於唯物主義，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但我父親卻絕對不可能這麼做。顯然，有人低聲說起了「暗示」，因為我發現，他正在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關暗示的那本書，是伯恩海姆翻譯的。這是一個嶄新而重要的開端，因為除了讀讀小說，偶爾翻翻遊記，父親從來沒有讀過其他讀物。一切「有智慧的」和有趣的書都在禁忌之列。但是閱讀精神病學方面的書根本不能使他變得更加愉快。他沮喪的情緒與日俱增，情況也越來越劇烈，對於他患的臆想症也是如此。一連好幾年，他一直在抱怨得了各種各樣的腸胃病，然而給他看病的那位醫生卻一直不能確診，他到底得了什麼病。現在他又抱怨，感覺「腹腔有結石」。好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把它當回事兒，但後來連醫生也懷疑起來了。這大約是在1895年夏末。 那年春天，我已經開始進入巴塞爾大學學習。我上高中的日子終於結束了——那是我人生當中最最無聊的一段時光，而通向「文科大學」與學術自由的金色大門正在向我敞開。現在，我可以聽到有關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聽到關於大自然最本質的真理了。我將會學到前人已經掌握的，有關人體解剖和生理學方面的知識，並掌握有關疾病的知識。除了這一切之外，我還加入了父親以前所屬的一個佩戴彩色徽章的兄弟會。在我還念大一的時候，他趕來參加了兄弟會的一次遠足，他們聚集在馬克格拉芬縣下屬的一個釀葡萄酒的村子，他在那裡還發表了一場異想天開的演講。讓我高興的是，他大學時代的那種愉悅精神在他的演說中再次體現了出來。那一剎那我突然意識到，在他畢業之時，他的生活停滯不前了，一首大學生歌曲的歌詞便開始在我的耳際迴響： 他們邁著步子垂頭喪氣， 慢慢返回世俗的土地， 往昔情景一去不回，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這些話重重地壓在了我的靈魂之上。從前，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也是個充滿熱情的學生，就跟我現在一樣；世界的大門向他敞開過，就像現在為我敞開一樣；知識的無窮財富展現在他的面前，就像現在展現在我面前一樣。後來，一切對他來說卻枯萎了，變得辛酸苦楚，這種情形怎會發生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說答案太多了。那個夏夜，他喝過葡萄酒後發表的演說是最後一次機會，使他跳出回憶，使他度過一段自己本應該度過的時光。此後不久，他的健康情況惡化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倒在床上一臥不起，1896年年初便去世了。 上完課後我回了趟家，詢問了他當時的情況。「唉，還是老樣子。他身體很虛弱。」母親說道。他呢喃地向她說了點什麼，她為我作了轉述，然後跟我使了個眼色，提醒我他已處於神志昏迷的狀態了：「他想知道你通沒通過國家級別的考試。」我明白我必須撒個謊：「考過了，考得很不錯。」他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接著便閉上了眼睛。過了沒過久，我又進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獨自一人，母親在隔壁房間收拾東西。他喉嚨里發出嘎嘎的響聲。我知道他已處於瀕死的痛苦之中。我在他床邊站著，竟然給這種情形迷住了。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死去。突然之間，他停止了呼吸。我等啊等啊，等著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卻再也沒有出現。於是，我想起了母親，便跑進了另一個房間，看見她正坐在窗前織毛衣。「父親他快不行了。」我說道。她跟著我來到床邊，看見他已經去世了。她仿佛覺得非常奇妙：「一切這麼快就過去了。」 隨後的幾天籠罩著憂傷和痛苦的氛圍，沒有多少留在我的記憶中。有一次，母親用她的「第二個」聲音對我，或者說對她周圍的空氣說道：「他為了你及時地死去了。」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是說：「你們並不理解彼此，而他可能已經變成了妨礙你的東西啦。」在我看來，這種想法正好符合母親的第二人格。 「為你」這個字眼兒給了我可怕、沉重的一擊，我感到昨日的一小部分已經永遠地結束了。但同時，一種男子漢和自由的感覺開始在我身上覺醒。父親去世後，我搬進了他的房間並取代了他在家中的地位。比如說，我得每星期把家庭生活用的錢親手交給母親，因為她不會計劃家庭的經濟開銷，也不會理財。 在父親去世六個星期後，他對我來說顯得像一場夢一樣。他會突然間站在我面前，說他快要度假回來了。他的身體已經恢復得很不錯了，現在正要回家。我覺得，自己搬進了他的房間，他可能會討厭我。但是事情並非如此！儘管這樣，我的內心還是感到愧疚，因為在我想像中他已經死掉了。兩天之後，這個夢又出現了。父親恢復了健康，正在回家的路上，於是我便再次責備自己，因為我認為他已經死掉了。後來，我一遍遍地自問：「在夢裡，父親回到家中，樣子又顯得那麼逼真，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這是一次難忘的體驗，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後的生活。 父親去世之後，我繼續在大學讀書便成了一個難題。母親的一些親戚認為，我該在商行里當個小職員，以便儘可能快地賺錢養家。母親的小弟弟提議要資助她，因為她的經濟來源幾乎無法養活自己。父親這邊的一個叔叔同意資助我。我在完成學業的時候，欠了他三千法郎。我還一邊當助教，一邊幫老姑媽出售她收集的為數不多的古董，以此賺取剩餘的學費和生活費。我以高價把古董一件件賣出，便可從中抽取價格不菲的提成。 我絕對忘不了這窮困潦倒的時期，這時，一個人便懂得了珍惜廉價的東西。我仍然記得有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當作禮物送給了我，我真是愛不釋手。這盒雪茄我抽了整整一年，因為我只准許自己在星期天的時候才抽上一根。 在我看來，大學生活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一切都是理智的、充滿生機的。大學還是一個結交朋友的時期。在兄弟會的幾次會議里，我就神學和心理學方面的問題作了幾次講演。我們還進行了許多熱烈的討論，但並不總是醫學方面的問題。我們就叔本華和康德進行辯論，我們對西塞羅文體美了如指掌，我們還對神學和哲學感興趣。 在大學期間，在有關宗教的問題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在家時，我得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與一位神學家談過一次話，他曾經是我父親所在教區的大主教。他不但以驚人的胃口聞名——這我是望塵莫及的——而且還博學多識。從他身上，我學到了許多有關教會神父和教規歷史方面的東西。他還給我大致地講了有關新教神學的新知識。里切爾神學在當時非常流行。這種神學的歷史相對論使我感到異常興奮，特別是用鐵路火車作的比較。在兄弟會裡與我進行多次討論的神學系學生們，對「基督一生所產生的影響」這一理論似乎全都顯得非常滿意。但這種看法在我看來不但相當愚蠢，而且絲毫沒有生氣。我也無法贊同這種傾向，即把基督推到台前，使他在上帝與人的戲劇中充當決定性的角色。在我看來，這無疑掩蓋了基督本人的觀點：創造他的聖靈，會在他死後取代他在人間的地位。 在我看來，聖靈是無法想像的上帝的化身。聖靈的活動不但是崇高莊嚴的，而且還帶某種怪異甚至是令人懷疑的特徵，而這種特徵又是耶和華神的行為所特有的；之於耶和華，我曾天真地把他等同於上帝的基督形象，這是我在堅信禮所接受的教導（這時我還不知道，嚴格說來，魔鬼是與基督教同時產生的）。我主耶穌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個人，因而也是個會犯錯的人，或者就是聖靈的喉舌而已。這種極為不正統的看法，跟神學上的看法相去甚遠，自然使人覺得完全不能理解。我對此感到的失望，逐漸使我產生了一種麻木不仁的態度，並證實了我的看法：在宗教問題上，只有體驗才是最重要的。 我發現在大學一年級期間，科學雖然打開了通往淵博知識的大門，但卻很少能提供真正的洞見。而總的來說，這種洞見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我從哲學著作的閱讀中得知，靈魂的存在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沒有靈魂，也就沒有了知識和洞見。然而關於靈魂，哲學著作中卻隻字未提。無論在任何地方，人們都心照不宣地認為它是理所應當的，因而甚至當有人提及它的時候——例如，C.G.卡魯斯——其實並沒有真正地理解靈魂，有的只是神學式的沉思，然而作出這種那種沉思，實在是再容易不過了。對於這種奇怪的言論，我實在無法理解。 在第二學期期末，我又有了新的發現，這一發現將產生重大的結果。在我一位同學父親的藏書室里，我無意中找到了一本論述唯心論現象的小書，出版日期為70年代。這本書敘述了唯心論的起源，其作者是一位神學家。我最初的懷疑很快消失了，因為我忽然間明白了，大體說來，書中所述的與我童年時期在鄉下反覆聽到的故事幾乎如出一轍。毫無疑問，這些材料是真實的。但是這些故事是否就是真人真事兒，對這一重大的問題的回答卻不令我滿意。雖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在哪個時代，無論身處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同樣的故事都被反一遍遍地報道過。這其中必然有某種原因，但顯然又不是最突出的原因，即世界各地擁有相同的宗教觀念。相反，它必須與人類靈魂的客觀行為相聯繫。但就這個主要問題——靈魂的客觀性——而言，除了哲學家們所說的東西之外，我絕對找不出其他東西了。 唯心主義者的觀點，在我看來既古怪又值得懷疑，然而就客觀唯心現象而言，這些觀點卻是我最先見到的。比如左勒納和克魯克斯的名字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實際上讀完了我能夠讀到的所有文學著作。很自然，我也把這些事情說給朋友們聽，然而他們的反應不是嘲笑就是懷疑，也有的急忙起來爭辯。這著實令我大吃一驚。我奇怪的是他們竟敢斷言說，不可能有鬼怪和轉動桌子的事，那都是騙人的。在另一方面，我也很奇怪他們為什麼表現出交際爭辯的本性。我自己也不敢確定，這些報告是否準確無誤，但是說到底，為什麼就不能有鬼魂呢？我們怎麼就能知道某些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種焦急意味著什麼？對我自己來說，這種種可能性是極為有趣、極為吸引人的。它們為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個新天地，世界獲得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說，夢可能與鬼魂有關係嗎？康德的《通靈者之夢》出版得非常及時，而且我還很快就發現了卡爾杜普雷這個人，他從哲學上和心理學的角度對這些觀點進行了評價。我還挖掘到了艾先梅耶、帕薩旺、尤斯蒂努斯、克爾納和格雷斯的著作，還讀了斯威登堡的七卷著作。 我母親的第二人格對我的熱情表達了由衷的同情，但我認識的其他人顯然使我泄氣。在這以前，我只是在傳統觀念上碰了壁，但現在，我卻狠狠地撞上了銅牆鐵壁：人們的偏見以及完全不承認有異常事物的存在。甚至在最親密的朋友中間，我也遭遇了這種情形。對他們來說，所有這一切比我專注於神學還要更加糟糕。我感覺自己已經走到了世界的邊緣，能激起我滿腔熱情和興趣的東西，在別人眼裡卻枯燥空虛，甚至引起他們的恐懼。 有什麼可恐懼的呢？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釋。有的觀點認為，存在著某些超越了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範疇的東西。但這並不是什麼荒謬可笑和驚天動地的想法啊。我們都知道，動物能夠事先預感到暴風雨和地震。確實有一些夢預見了人的死亡，確實有鐘錶在人死亡的那一刻停了下來，確實有鏡子在危險的時刻破碎。在我童年的世界裡，所有這些事情都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而到了現在，我顯然成了唯一聽聞這些事情的人。我非常認真地問自己，跌跌撞撞地走進去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顯然，城市的世界對鄉村的世界是一無所知的，對山脈、樹林，河流，對動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種晶體）的現實世界，也是一無所知的。我覺得這樣一種解釋使人覺得舒服。不管怎樣，這種解釋堅固了我的自尊心，因為我認識到，儘管它是一個知識的寶庫，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卻是十分有限的。事實證明，這種洞見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誘使我產生了一種優越感，經常批評不當，盛氣凌人，讓我變得非常討厭。真是活該呀。而這終於使我重新產生了舊日的懷疑、自卑感和抑鬱的情緒——我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攻破這一惡性循環。我不再願意站在這個世界之外，忍受我是個怪人的難堪名聲。 最初的引論課學完後，我當上了解剖學方面的初級助教，隨後的一個學期，示範老師讓我負責講授組織學課程——我對此非常滿意，那是不用說的。我自己主要對進化論和比較解剖學感興趣，我還因此熟悉了新生機論。而最令我著迷的則是廣義的形態學觀點。形態學是與生理學恰好相反的學科。由於生理學要進行活體解剖，所以我對這個科目極為反感。而活體解剖的目的，只不過是示範罷了。熱血動物跟我們人類相似，並沒有理性的動機，這種感覺一直使我無法釋懷。因此，當我能不上示範課的時候，我就不去了。我認為我們得用動物進行實驗，但是，這種解剖試驗的示範在我看來卻是可怕的、野蠻的，而且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僅僅通過描述，我就能想像出整個示範的過程。我對動物的熱愛並非來自叔本華哲學裡那種裝點門面的佛教理論，而是在於一種更加深厚的基礎，即原始的態度——也來自潛意識裡對動物的認同。當然了，當時對於這一重要的心理學上的事實，我是完全無知的。我對生理學深惡痛絕，所以這一科目的考試成績相應地變差了，不過幸好混了個及格。 隨後兩個有關臨床的學期使我忙得不可開交，幾乎沒有什麼空閒的時間來涉獵其他領域的知識。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時間研究康德。我還刻苦研讀了愛德華·馮·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時間，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計劃，然而我卻遲遲沒有開始閱讀他的作品，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那時候，人們對他議論紛紛，不過大多都是負面的評價，據說議論他的人大多都是有能耐的哲學系學生；從這些負面評價中我可以推測，他在高層人士中間引起了多麼大的敵意。當然，這些人中的最高權威是雅各布·布克哈特，他對尼采的各種批判性評論到處可見。此外，我們大學還有些與尼采本人有些私交的人，此時便到處散布他的謠言，說他從不阿諛奉承。至於尼采的作品，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連一個字都沒讀過，因而便只好就他外在的怪癖大肆渲染，比如愛擺紳士的架子，他彈鋼琴的方式、他誇張的文體——這些個人癖好使當時巴塞爾的上流人士都感到心神不寧。我延遲閱讀尼采當然不是因為這些事——相反，它們反倒激起了我強烈的欲望。我之所以延遲了，是因為我暗暗害怕，怕自己也會像他那樣，至少是在那種「秘密」方面會像他那樣，使自己和周圍的環境隔絕。也許他曾有過內心的種種體驗和種種洞見，誰又會知道呢？而不幸的是他又試圖談論自己的內心活動，結果卻發現沒有人能理解他。很明顯，他是個怪物；或者至少在別人眼裡，他是個怪物，是大自然嘲弄的對象；而我，無論如何不想成為尼采那個樣子。我擔心自己會被迫承認，自己也是一個怪人。當然了，他是個教授，寫出過大部頭的著作，並因此達到了難以想像的高度。但是，他也和我那樣，是個牧師的兒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德國，國土遼闊遠及大海，而我只不過是個瑞士人，出生在一個普普通通的牧師家庭，在邊境的小村莊裡長大。他講的是優雅的高地德語，懂拉丁語和希臘語，可能還懂法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而我有把握運用自如的語言卻只有瓦格斯-巴塞爾方言。他，擁有了所有的榮耀，即使被人當作是某種怪人又有何妨，但我卻絕不能讓人發現自己那麼像他。 儘管心裡有這種種憂慮，我還是感到十分好奇，最後終於下定決心拜讀他的著作。《不合時宜的沉思》是我閱讀的第一本書。我被書中洋溢的熱情牽引著，不久後我又讀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與歌德的《浮士德》一樣，這本書是我的一次重大體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現在與查拉圖斯特拉一致了——儘管這個比喻像是將小土丘與勃朗峰相比。而毫無疑問，查拉圖斯特拉是病態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態的嗎？這種可能性使我十分驚恐，好長時間拒絕承認這一點，但這個想法突然在不合時宜的時刻一遍遍地湧入我的腦海，嚇得我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後，我便不得不進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人過中年之後才發現了第二人格，而我自打童年時代就認識自己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輕率地談到過「不可言狀」這一概念，它看起來是很合適的，但很快我便注意到，這只會招致麻煩。尼采才華橫溢，當他還是個年輕人，對自己的前途還未曾設想的時候，就來到巴塞爾大學當教授了。既然他如此聰明，本該及時注意到有些事出了差錯。我覺得，這就是他病態的誤解：毫不擔心、毫不懷疑就把自己的第二人格放進了這個世界，一個人們一無所知毫不理解的世界。他被一種幼稚的希望所打動，希望人們能夠分享他的狂喜，理解他「重新評估所有價值」的思想。然而他卻只找到了受過教育的世俗之人——使他哭笑不得的是，他本身就是這樣一個人啊。像他們當中餘下的人一樣，在他一頭撞進那難言的神秘時，當他想讚美愚蠢墮落的大眾時，他卻對自己一無所知。這就是為什麼他語言誇誇其談、暗喻堆砌如山，並懷有讚美詩一樣狂喜的原因——全都是妄圖引起這個世界的注意，而這世界為了換取大量毫無關聯的事實，已經出賣了自己的靈魂。結果他——宣稱自己是走鋼絲表演者——一頭掉進了出乎自己想像的深淵。在這個世界裡，他並不認識回來的路，並且像個著了魔的人似的，人們必須小心謹慎地對待他。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聽說過兩個人公然宣稱自己是尼采的追隨者，這兩個人都是同性戀，其中一個自殺了，另一個則自暴自棄，像個被誤解的天才。我其餘的朋友並沒有因《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現象驚得目瞪口呆，只是對它所受到的歡迎無動於衷。 就像《浮士德》為我打開了一扇門那樣，《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則砰的一聲給我關上了一扇門，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扇門一直關著。我覺得自己就像那個老農夫似的，明顯發現自己的兩頭牛中了邪術，並把它們的頭套在了同一個籠子裡。「這是怎麼發生的呢？」他的小兒子問道。「孩子呀，人們是不會談論這種事的。」他的父親回答說。 我意識到，跟人們談論他們不知道的事，就像對牛彈琴一般。幼稚的人根本不會領悟，與友人談些他們完全不懂的東西是何等的屈辱。只有當一個人是作家、記者或詩人時，他們才會原諒這種粗魯的行為。我逐漸明白了，一種新思想，甚至只是舊思想的一個不尋常的方面，只有靠事實才能與人溝通。事實是站得住腳的，而且不會稍縱即逝；某個人早晚都會遇到它們並認識到他所發現的是什麼。我意識到，自己之所以交談，是缺少更好的東西，認識到我應該提供事實，但這些事實恰恰是我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麼具體的東西都沒有。我經常發現，自己靠經驗行事。我開始責怪哲學家們：毫無經驗的時候喋喋不休，而該用事實應答的時候卻把嘴閉上了。在這方面，他們看起來全跟膚淺的神學家沒什麼兩樣。我感到，在這個或那個時候，我已穿越過了一個滿是鑽石的山谷，但是我卻無法讓任何人信服，我所帶回來的樣品不只是礫石而已。但當我更仔細地觀察這些鑽石的時候，我甚至連自己都說服不了了。 此時正值1898年，我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把行醫當成自己的事業。我很快得出結論，覺得自己必須有所專長。也就是選擇外科還是選擇內科。我傾向於選外科，因為我受過解剖學的專門訓練，除此之外我還很喜歡病理學，如果我擁有足夠的資金，便很有可能把外科當成自己的職業。為了上學而使自己債台高築，向來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試之後，就得儘早地開始養活自己了。我想像過在某個縣級醫院開始助理醫師的生涯，比起一個診所而言，在縣級醫院更有希望謀得一個有薪水的職位。此外，在一個診所的職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決於其負責人的支持或其個人利益。由於我人緣不太好，與人不太合群——這種體味經歷得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設想自己會交到好運，於是便只好滿足在地方醫院謀職，擁有個普普通通的前景。其餘的便取決於努力工作，取決於我的能力和實際應用了。 然而，在暑假期間，卻發生了一件註定要對我產生深遠影響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房間裡學習功課。隔壁房間的門敞開著，我母親就坐在裡面織毛衣。那是我家的餐廳，裡面擺著那張胡桃木圓餐桌。這張桌子是我祖母的嫁妝，到此時大概有七十年了。我母親坐在窗前，隔桌約有一碼遠。我的妹妹上學去了，女傭則在廚房裡。突然間，砰地一響好像發出了槍擊聲。我一下跳了起來，快步衝進了傳出爆炸聲的房間，只見我母親瞠目結舌地坐在她的扶手椅里，毛線團從手中落到了地上。她結結巴巴地說道：「出、出、出什麼事啦？就在我身邊！」然後她便盯著那張桌子。順著她的目光，我看到事故的原貌。桌子從邊緣到中心以外的地方裂開了一條縫，而且還不是沿著接縫處裂開的，那裂縫直穿堅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擊一樣驚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一張硬胡桃木桌子風乾了有七十年了——怎麼竟在一個夏天，在我們這裡氣候特有的、濕度相對較高的時候，裂了縫呢？如果是在寒冷乾燥的冬天，將桌子擺在火爐旁邊，發生了這種情形倒還是可以想像的。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一種爆炸呢？「一定有什麼蹊蹺之處。」我想道。母親臉色陰沉地點點頭，「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聲音說道，「這一定是意味著什麼。」雖然並非刻意，但我對此時印象極深，而由於找不到什麼話好說，我便生起自己的氣來。 大約兩個星期以後，我在傍晚六點鐘時回到家裡，結果發現我們全家——我的母親、我十四歲的妹妹及女傭——都處於一種十分騷動不安的狀態。大約在一小時之前，又發生了震耳欲聾的響聲。這一回，不再是那裂了縫的桌子了，而是從餐具櫃的方向傳來的，這東西是一件沉重的家具，早在19世紀初就買來了。她們已經從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卻找不到任何裂縫的跡象。我立刻將這柜子仔細檢查了一遍，連周圍的地方也沒放過，但是依然毫無結果。然後，我便開始檢查柜子的內部來。在盛放著麵包籃的碗櫃裡，我發現了一條麵包，在麵包旁邊，放著一把切麵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斷裂成了幾塊碎片，刀把躺在長方形麵包籃的一個角落裡，在其餘的三個角落裡，都躺著一片刀刃。這刀子不久前剛剛使用過，在四點鐘下午茶時間使用的，然後便被放到了一邊。從那以後便沒有人到餐具櫃裡取過東西。 第二天，我把這把斷裂的刀子拿到鎮上一個最有名的刀具商那裡。他用放大鏡仔細檢查了裂痕，然後便搖了搖頭。「這把刀子完全沒有問題。」他說道，「鋼是沒有毛病的。一定是有人一片一片把它故意弄壞的。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說，可以把刀刃插進抽屜的裂隙里，然後一次折斷一片。或者可以用其他辦法，比如從很高的地方把它扔到石頭上。但是好鋼是不會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開您的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母親和妹妹那時正好在那房間裡，這突如其來的爆炸聲把她們嚇了一跳。我母親的第二人格意味深長地望著我，但我卻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完全感到不知所措，對於已發生的事拿不出任何解釋，我只好承認，這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桌子怎麼會裂開了縫，刀子怎麼又碎成一片片的呢？假如說一切只是巧合，那這種巧合也太過分了啊。一次偶然的機會，萊茵河竟然倒流了，這在我看來也是極不可能發生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釋也被自動駁倒了。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幾個星期以後，我聽說有幾個親戚一直以來都在從事桌子轉動的活動，他們還有一個靈媒，是個十五歲半的年輕姑娘。這幾個人一直想讓我見見這位靈媒，據說她能使人進入夢遊狀態並能招致靈魂。我一聽到這個消息，便立刻想起了在我們屋裡的那種古怪現象，於是我便猜想，它們可能或多或少與這位靈媒有關。於是，我便開始定期出席他們的會議，這種會議每周六傍晚在我親戚家裡舉行。我們在溝通形式，牆的四壁及桌子嗡嗡作響方面有了結果。不依賴於靈媒，桌子會移動是令人生疑的，而且我很快發現，施加在這種實驗上的限制性條件一般來說會有妨礙的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動發出啪啪聲的，隨後便把注意力轉到信息所包含的內容上來。我在博士論文裡列舉出了這些觀察的結果。經過大約兩年的實驗，我們全都變得相當厭煩了。我發現了這位靈媒企圖利用詭計使人產生幻象，而這使我再也不參加這些實驗了——不過我又感到十分後悔，因為我從這個例子中懂得了第二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懂得了它如何進入一個小孩的意識，最後使小孩融合到她身體裡。她是早熟的靈異之一，二十六歲時患了肺結核。在她二十四歲的時候，我又見過她一次，她既成熟，又獨立，給我留下了長久的印象。在她死後，我從她家裡人那裡打聽到，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她的個性一點兒一點兒地解體了，到了最後，她竟回到一個兩歲小孩的狀態，而她就是在這種狀況下去世的。 總而言之，這是一次重要的體驗，它把我早期的哲學理念一掃而光並使我獲得了一種心理學上的觀點。對於人的靈魂，我已經發現了一些客觀的事實。然而這體驗的本質如此深奧，再次使我難以表達。我找不到一個人來訴說整個故事。於是只能再次把這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擱置起來。直到兩年之後，我的專題論文才最終問世。 在醫務所里，弗雷德里希·馮·穆勒取代了老伊姆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邂逅了一個吸引我的思想。我明白了一種敏銳的智慧，如何抓住問題的關鍵並提出疑問，而在這些疑問中，問題的一半便迎刃而解。對於他來說，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種東西，因為到我實習期快結束的時候，他接受了任命到慕尼黑就職。他提議讓我做他的助手，應該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這一邀請差點兒使我決心獻身內科。要不是與此同時發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對未來職業所有顧慮的事，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請。 儘管我一直在上精神病學和臨床的課，但當時那位精神病學的講師卻沒有真正地激發起我的興趣，而當我回憶起精神病院的經歷對我父親的影響時，我對精神病學就再產生不了好感了。因此在準備回家考試期間，精神病學的教科書我是到最後才複習的。我並不希望從中獲得什麼，所以我仍然記得，當我打開克拉夫特艾賓編著的教科書時，我突然想：「好呀，現在讓我們看看，一個精神病學家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麼話好說吧。」專題講座和臨床示範基本上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在醫院裡所見到的病例我連一個也記不起來，想起來的都是厭惡和噁心。 我開始讀序言，想看看一個精神病學家如何介紹自己的科目，或者如何證實其存在的理由。在為我這種趾高氣揚的態度辯護的同時，我必須清楚地指出，在當時的醫療界，精神病學是非常受人輕視的。但沒有人真正了解精神病學，也沒有一種心理學把人看作一個整體，並把人的各種病理變化包含到心理學的宏觀圖景當中。醫院院長及其病人被關在同一個醫院裡，而這個醫院又同時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就像古時候的麻風病院和麻風病人一樣，被隔離在城郊地區。沒有人願意朝這個方向看上一眼。而醫生們像門外漢一樣知之甚少，因而他們的感受也跟這些人沒什麼兩樣。精神病是一種致命的疾病，沒有治癒的希望，這種看法也影響到了精神病學。精神病醫生在那時被當成怪人，而不久之後我就得到了切身體驗。 打開序言，我讀道：「大概是由於這個科目的特殊性及其發展尚不完全的緣故，精神病學方面的教科書便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一種主觀的印記。」幾行之後，作者將精神病患者稱作「人格疾病」。我的心突然開始怦怦地跳了起來。我只好站起來深吸了一口氣。我變得十分激動，因為在一閃而過的啟示里，我清楚地知道精神病學才是我唯一可能的目標。只有在這裡，兩股興趣的激流才能融匯到一起，形成一條水流衝擊著自己的河床。這是一個經驗性的領域，與生物學和精神性的事實存在著共性，我一直在尋找這樣一個領域，可是卻一直沒能找到。這裡終於有了一方天地，一個大自然和精神的衝撞形成的現實天地。 當克拉夫特·埃賓講到精神病學教科書的「主觀特性」時，我作出了激烈的反應。因此，我認為這本教科書的部分內容也是作者的主觀坦白。他那特有的偏見和他自我存在的整體性，使他背棄了自己的客觀經驗，以自己的整個人格對這種「人格之病」作出反應。在醫院時，我從來沒有聽老師說起過這類事情。儘管克拉夫特·埃賓的教科書與其他教科書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但這幾點暗示卻使精神病學更加注重自身的轉變，因此我無法抗拒地被它的魔力征服。 我作出了決定。當我告訴內科老師我自己的意願時，他的臉上流露出了驚訝和失望的表情。唉，我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疏遠了其他人，我的傷疤又開始疼了。不過我現在終於明白了原因。沒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內，曾經想到過我竟會對這一冷僻的學科感興趣。對於我的選擇，朋友們既感到驚訝，又感到困惑，認為我是個傻瓜，竟放棄了內科，放棄了一個令人羨慕的機會，放棄了一份理智的職業，而選擇了滿嘴胡言亂語的精神病學。 我明白，自己顯然又走進了一條死胡同。沒人能夠，也沒人願意追隨我。但是我懂得，何人何事都無法使我偏離自己的目標；我懂得，我作出的決定是站得住腳的，那是我命中注定的選擇。它就像兩條河流匯集成一股滾滾洪流，毫不留情地挾我流向遠方的目標。我是一個「雙重性格合而為一的人」，這種自信的感覺猶如魔力的波濤，幫我順利地通過了考試，並且使我名列榜首。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我創造了不計其數的奇蹟，然而潛藏著的絆腳石卻使我在最拿手的病理解剖學上栽了跟頭。由於一個可笑的錯誤，在玻璃切片上，除了各種各樣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一些上皮細胞，沒想到我卻漏掉了藏在角落裡的一些黴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到了我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成功地躲過了好幾個危險的暗礁。但是報復接踵而至：在我覺得最有把握的地方，我卻以最為莫名其妙的方式遭了殃。要不是因為這一點，我本可以在這次考試中取得高分的。 結果，另一個候選人跟我得了一樣的分數。他是個獨來獨往的傢伙，我不太了解他的個性，但是懷疑他天資愚鈍。除了「行話」之外，我根本無法與之交談。對於每一件事，他總是高深莫測地微微一笑，讓我想起了埃伊納島的希臘雕像。他總是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然而在這種外表下，他卻顯得十分尷尬，從來不應景。這難道不是一種愚蠢嗎？但我卻從沒有證明這一點。關於他，我唯一確信的是，他給我留下了帶有偏執狂式野心的印象，這一野心使他對除了純粹的事實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幾年之後，他成了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提到了這個典型的例子，證明凡事都有對應性。我的第一本書有關早發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在這種心理里，我的人格或者「人格傾向」便對應於這種「人格之病」。我向來認為，最廣義的精神病學是病人心靈與醫生（假設他是正常的）心靈之間的對話，是病人的人格與治療者人格之間的一種妥協，兩者從原則上說都是同樣的主觀。我的目的是想表明，妄想和幻覺並非只是精神病表現出的症狀，而且還包含著一種普遍的意義。 在期末考試過後的那天晚上，我上戲院看了場戲，讓自己享受了平生第一次渴望已久的奢侈享樂。直到這個時候，我的經濟情況還不允許我如此地鋪張浪費。但靠賣古董掙來的錢還略有所余，有了這筆錢，我不但看了場歌劇，甚至還到慕尼黑和斯圖加特遊覽了一趟。 比才的歌劇使我陶醉，將我征服，令我在浩瀚大海的波濤上隨波起伏。第二天，當火車載著我越過邊境來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之時，《卡門》那美妙的旋律仍然縈繞耳際。在慕尼黑，我第一次領略了真正的古典藝術；這種藝術與比才的音樂融合在一起，使我如沐春風，沉浸在新婚之夜般的快樂氣氛之中，其深意我已能朦朦朧朧地領會。然而在外部世界，卻是1900年12月1日至9日這恐怖的七天。 在斯圖加特，我拜訪了姑媽艾美爾·榮格夫人，沒想到這竟是我與她的永別。她的丈夫是個精神病學家。她是我祖父第一次婚姻與弗吉尼亞·德·拉索爾所生的女兒。她是個迷人的老太太，藍色的眼睛閃閃發光，性情活潑開朗。在我看來，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個捉摸不透的幻想世界，生活在拒絕消亡的回憶里——生活在一種即將消失又無法挽回的往事中。這次拜訪是我與童年懷念的永別。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蘇黎世的伯格霍茲里精神病院謀得了助理醫師的職位。我很高興能到蘇黎世工作，因為在這幾年的時間裡，巴塞爾對我來說已變得過於枯燥乏味了。對於巴塞爾人來說，除了他們這個城鎮，別的城鎮都不存在，只有巴塞爾才是「文明開化的」，伯斯河的北岸，延伸開去便是蠻荒之地。朋友們無法理解我為何離開，猜想我一定很快就會回來。但是他們卻大錯特錯了，因為在巴塞爾，不論什麼時候，人們都把我看作卡爾·榮格牧師的兒子和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教授的孫子。我是個知識分子，屬於一個有限的社交圈子。我對此頗為反感，因為我不想把自己歸為某一類人之中。在我看來，巴塞爾知識界具有一種令人艷羨的統治性氣氛，但傳統觀念的壓力過大，使我難以忍受。當我來到蘇黎世後，我立刻感受到了這種差異。蘇黎世並非通過知識，而是通過商業與世界相連。然而這裡的氣氛確實是自由的，我一貫看重的就是這一點。在這裡，即使你不是出自書香門第，你也不會感到千百年濃霧的重壓。時至今日，我對巴塞爾還有一種淡淡的懷念，儘管我知道它過去的風貌已然不再了。我至今仍然記得巴霍芬和布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日子。仍然記得矗立在大教堂後面的古老牧師會禮堂，仍然記得那橫跨萊茵河河面，半木質結構的古橋。 母親難以接受我離開巴塞爾的事實。但是我知道，自己無法分擔她的苦痛，而她則勇敢地忍受住了。她和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嬌小柔弱，一副病懨懨的樣子，跟我一點也不一樣。她仿佛天生註定要當老姑娘，所以終身未嫁。但她培養了一種非凡的個性，而她的處事態度也令我十分欽佩。她必須得經受一次據稱並無大礙的手術，但她卻未能幸免於難。當我發現，她事前早已把一切事情，甚至連最後一個細節，都安排妥當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動了。在我的心底，她永遠是個陌生人，但我卻非常尊敬她。我很愛動情，但她總是鎮定自若，儘管她的內心深處非常敏感。我可以想像得出，她在婦女敬老院裡是如何打發時光的，就像我祖父他唯一的妹妹經歷的一樣。 隨著我在伯格霍茲里精神病院工作的進展，生活也呈現出令人專心致志的現實性——精神集中、意識清醒、認真負責等。就像進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要屈服於誓言，屈服於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沒有意義的東西，放棄一切奇特和有意義的東西，並把一切超凡脫俗的東西變成平淡無味的東西。從此之後，有的只是空乏的表面，有的只是無法延續的開端，有的只是毫無關聯的事件，有的只是越發狹窄的知識面，有的只是被稱為問題的失敗，有的只是令人沮喪的狹隘眼界，有的只是日常瑣事的無邊沙漠。整整六個月，我把自己關在類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內，以便習慣這精神病院的生活習氣；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人的思想活動，我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學概論》從頭到尾仔細閱讀了一遍。我想了解人類的心靈在面對自身毀滅時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因為就我看來，精神病學清楚地表達了一種生物學反應，這種反應在精神病發作時支配著所謂的健康頭腦。我覺得自己的同事也跟精神病人同樣有趣。在隨後的幾年裡，我暗地裡編制了我的瑞士同事在遺傳背景方面的統計數據，從中深受啟發，獲益良多。我這樣做一是為了想使自己受到啟迪，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對研究工作的專心致志以及我的自我封閉，使我漸漸與同事們疏離開來，這自然不必說。他們當然不知道，精神病學對我而言是多麼的奇妙，而我又是多麼急於洞悉其中的精髓。那時候，我在治療學方面的興趣尚未覺醒，但是所謂的正常性病理變異卻令我著迷，因為它使我獲得了期盼已久的機會，得以更深入地洞察具有普遍性的心靈了。 所以這些便是我開始精神病學生涯時的狀況——從客觀生活中產生的主觀實驗。我既沒有願望也沒有能力脫離自我，以真正客觀的方式觀察自己的命運。我會編織一個事情原本應該如何的幻想，或者寫一本《為吾生辯》的書，以這種方式犯下一個為人熟知的自傳式的錯誤。說到底，人是一個事件，它無法判斷自己，是好是壞，全都交由他人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