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 第一章 文明解說

馬竇亞諾爾特（Matthew Arnold）解釋「文明」說：文明即社會人類化之意。可見文明含有人之心靈、社會，以及倫理等方面之進展。人類進化到了確實是以意識的理解做優越的武器時，始有文明之可言。從人確意與自然和同伴合作，以謀衣食和防禦危險的舉動上，人之人類化才表顯出來。文明產生於人有了好高之心的時節；究竟這種好高的心是發自內還是來自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實是研究文明之重要問題。社會進步，能以從野蠻狀態解脫出來的力量，定是原始人類進化之天賦，否則結果不必是人類化。 文明二字所含蓄的意義不僅是人對環境之情緒的反應，這種事連昆蟲都做得到。有規律的行為所表現的「禮儀」不過是缺乏理智的本能而已。非有理智來輔助本能，意識的理解不能有，文明也不能開始。文明之興起與進步，理智主之。然而歷史指示我們，光有理智不足以確定文明之進步。既然文明意義裡邊，習俗之人類化不亞於頭腦之人類化，則社會人類化之意義不只是理智的發達，更有道德的發達在其中了。社會積聚文化的寶藏，增飾之，以傳給後世。一國之文明即某一時期人智收穫的總稱。於是從文明二字實具之各種意義來看，進步乃其根本的要素。一連幾世社會總在靜止狀態的地方，其文明即不衰零也必低下。 文明之進步是多賴個人的努力，社會的努力，抑是人與人恆久的相互作用？其進步顯然仰賴個人的地方絕不亞於社會。要問究竟孰開文明之端緒，是個人還是社會，這卻是個平凡的問題。我們都知道，社會若缺乏精明強幹的領袖，社會就要廢頹或至淪落。不過，文明所論還是著重社會相互間的關係，代表社會裡的人之倫理和理智的進步。社會是文明的個人之組合；在此種醞釀中，個人的潛力是不可磨滅的，因為文明乃由於各人相互影響而產生。社會是一具有共同目標的個人之結合，這些個人所代表的文明，即是他們相互影響的結果，也可說是個人影響於社會所得之果的總數。此種影響若為有益的，即是前進的社會；若是有害的，即是退化或靜止的社會。 文明程度卓越的領袖能以影響社會，文明程度卓越的社會能以影響國家，文明程度卓越的國家也可影響後進的國家與國民。文明進步所依據的「感化力」不只限於國家，且是國際間的。一隔離的社會不像一和他社會多有接觸的社會發達得迅速與健全。文明之進步，常因外來的衝擊而加其速度——與具有高尚的人品、思想和有作為的社會接觸更是顯然。沒有此種刺激，社會就要做了偏見的犧牲品，抑制自由和創造，玷污了（建立在時髦、習俗，或純由模仿而來的無用的本能之上）習慣，尤其危險的，社會做了過量財富的犧牲品，因而生出奢華、浪費、艷冶以及倫常喪失等情。文明之酸性反應品即是富裕，除非社會領袖能以控制住一切，則社會所積累的罪惡將束縛道德的進展。文明一至缺乏領袖，社會不重視領袖時，即是到了她的厄運，也就要廢頹與滅亡。近代文明很多是建於往昔文明之殘墟上面並不為稀奇；事實上很該如此，並不是已往事物的價值全該遺棄的。只有目的在做（表彰真理的超人之）媒介的文明才有持久不滅的希望；愈健全愈有生氣的文明，乃是啟發想像力，尊崇詩人、先知、教師和傳教士、發明家和工人，反對一切迷信與欺騙的。 用一種純粹批評的眼光來測查日本的文明，以上所說即是比較重要的原則，須要常記在腦海里。文明最後的甄別，當視其能否啟發最可欽仰的角色和人格而定。雖然物質的進步是文明中一種主要的因素，但人之能以領會這種因素，卻和由社會磨鍊中所得之心靈和道德的演進成比例。一切經濟的價值，皆視道德和心靈的公式而定，因為一切經濟的敗頹，都源於道德和心靈的敗頹。由是可知，以物質給養人口之情況，或反是，即可妥切地衡量文明的優劣了。 文明只能造就大的領袖和導師還不夠，必須培養對他們關心的一種精神，否則進步即不能確定。文明史中沒有再比個人與社會分離，為國殉難的人與庶民分離更為痛苦的了；此種事實指示我們，文明里的道德因素比知識因素更為緊要。已亡國家的歷史證明，缺乏了有生氣和久遠性的美德，雖有人類理智最燦爛的成就以及政治組織最大的勝利，都不能避免了國家的災難。在此為——未曾有比古希臘羅馬更好的美德的——近代國家潛伏著一種警告。 自然，古代文明觀念和近代文明觀念截然不同，這種變易多是基督教所影響。古代社會最大的毛病，乃是有了真實的進步之後，缺乏有意識的目標。彼時，最大的野心在奪取領土以及領土附帶物——財富和珍寶。權勢、特權、享樂，集中於少數人的身上，大多數人的生活只有簡單的動物生活必需品。這種落伍的觀念，連基督教國家也未曾完全擺脫。社會意識之超越，即純正文化與邪異文化根本差異之點。世界上沒有全然邪異的文明，也沒有全然基督化的文明。以比例來說，文明常趨於邪異，因為她不向著未來去探求黃金時代而回顧既往。大體講來，異說支配著的文明里有二階級——優越階級和卑下階級。優越階級有權利，沒義務；卑下階級有義務，沒權利。卑下階級的人總是屈服於優越階級之下，於權利和公理不得聞問。此種人與人的關係，儒教雖未頌揚得成了一種宗教，也已成了一種道德法典；最近給老舊的社會附以新名目的布魯什維主義之下，也是如此的。 國與國間的差異，種族、血統或語言之不同，還不如文明不同關係更為重大。被往昔堅強的習俗束縛著的國家，因缺乏近世教育的培植，和今日世界的責任自然是比不了的；這多是環境之差異所致，並非頭腦和血統的關係。定奪人民作為的不是民族的頭腦，卻是民族的文明。這些人和那些人所以不同，是因所受教育的差異。若將多少世紀以來，東方思想和宗教之整個的系統銘記在心：壓迫個性和繩制個人的發展，使個人磨滅在民眾里，人民磨滅在國家裡，具體的磨滅在抽象的裡邊：則她與西方文明的不同處可知。在東方文明里，個人若想超越於一般民眾之上，非輕視社會不可。但是敢如此做的人並不多，且多是藉著暴力，所以結果反與文明矛盾。東方文明顯著的弱點就是缺少偉大的人物。人愈人類化，敏穎頭腦中的文明果實愈多，有創造能力的天才因而產生，加增人的福利，使人把自己從愚昧和殘暴里解放出來，使生活前進並放異彩。如此，一種文明才有前進的力量而不滅亡。強行造就許多普通的庸才，不是使社會發達的妙訣，非有高下不齊的自由與堅久的調和不可。 因為與世界文明隔離，所剩的只有中國做她的模範，日本未曾享受，多少世紀中許多文明不間斷地衝擊和交互作用里的歐洲所會享受的。藉著武力爭戰，日本諸部族得以混而成為一國，好久缺乏強有力的政府；不過此時已有共同的習俗和法律支配著家族與血統。自受了華夏的薰染，階級之分逐漸顯著，社會和政治組織日趨複雜，缺乏和諧的現象。不管種族和血統一致與否，意志的一致似乎是國家一切制度和習俗的特徵。日本古代史中有一時期，特別是孔子學說伸入的時節，國內分歧的意志曾有結合的趨勢：僧侶們和武士們結合起來，個人和部族結合起來，貴族政體代替了民主政體，末了只有主人和農奴。這種建立在模仿本能和習俗上的社會，不必說，是毫無創造因素的。 由此可知，文明仰賴物質發達的地方，遠不如仰賴精神和道德發達之重要。人必須有能以自由運用各種方策，改進社會的道德準備；但因為有物質的存在，才趨使著思潮變為動作，也是顯然的事。人能操縱物質環境，不為物質環境所誘惑，那才算有道德。最早的文化乃是土地之栽培，以及產物與自然力之利用。有件有趣的事，文化不是先在隨處都是自然禮物的熱帶發達，而是先在溫帶發達的。溫帶的需求大都是發明之母；過度的熱和過度的冷顯然是阻攔財富的積聚，因而人沒有時間去反省與發見。日本人是南北民族的混血族，具有二者一切的美德和缺陷，便宜的是他們處在半熱帶的氣候里，有一塊肥沃的土壤。他們最初是以漁獵為生，過了不多年即耕植稻、蔬菜、果木，多吃些蔬菜的食品。既常與野蠻的自然事物接觸，又具有不常而易動情的天性，文明之進步乃有如政府和國力結合一般的遲緩。 日本和別的地方相仿，外部自然現象的影響，在文明上遺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記。在早年遷徙之後，政治、社會，以及倫理等，殖民的人和他們海陸的親屬的關係，一時還是存在的。出雲多屬蒙古和漢人，比較起來很聰明，富於商業知識；南部征服者大和部族，多是些武士和水手。新文明中作主要媒介的高麗，因分割擾攘，未曾做了亞洲的義大利。古代大和文明，雖以愛好海上生活著稱，卻未曾有希臘時代很燦爛的民治精神。依日本神話講起來，日本是由海而成的。人們都說島上居民富於勇敢冒險的精神，則日本人該全是此種英雄；大和民族的歷史的確證明他們是有這種精神。猛獸和野蠻人雖阻憩了他們愛好深山峻岭的精神之發軔，不過彼等愛好海——尤其是草原美的欣賞，卻都是事實。無數的火山、地震又是驚人的頻繁，這種現象使土人的頭腦愈發覺得自然的兇悍了。 在古代日本民族由海陸生活的經驗，對於自然的印象並不算好，受了中國和（自然支配著人的）印度所有自然與生存的幽昧觀念之薰染而愈深。於是大和民族一棄其動的人生觀，而轉側到靜的人生觀，結果阻止了國家的前進。劇烈的地層的震盪、海嘯、頻繁的颶風和大水，都使人們對自然的新見解變硬，以為自然現象即是天神本性的泄露。迷信極其猖狂，理解只得聽幻想的指使，意識成了理解和幻想二者的奴隸。幻想超越了理解，愛美的才能必有顯著的發達，愛好藝術的精神也必昭然，於是，和不很動人的自然界裡，而人之頭腦多傾向科學的國家有所不同。蹂躪人的流行症、瘟疫、毒症，越發令人覺得怒神距離得很近而可怕了，於是所謂宗教只是可怕的犧牲和乞憐而已。西元六世紀佛教伸入日本後，較為和善的神出現了，不料事實上並沒有莫大的補益。已往的惡魔攔住了前進的輪樞。 不獨天性和起源，使得日本與漢民族和印度民族思想相接觸，就是從不可少的貿易和邦交上著想，也是勢有必然的。彼此的思想之交換絕不少於產物之交換。各國文明史差不多都是商業往來的一種記錄。日本文明和英國文明相像，是一部本土的成分和一部遺傳下來的成分嵌在一起的。但因民族心理有所不同，日本文明保存下一種特殊的天性。從日本古代史里可以看出，大都是來自南方的下級民族（特別是太平洋島嶼民族）頻繁的侵入、內亂攻伐，以及幾百年間倔強的部族相互的抗爭，無端地阻礙了日本的前進。西元前六六〇年，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帶著他的戰士北下，統有大和民族的時節，他所管轄的區域僅有今日日本帝國的一小部分。從許多方面可以證明，當時所謂筑紫、越、出雲，及關東諸部落，在西元十世紀以前都是獨立的。自十一至十三世紀，日本一向在多亂兇殘的時期中，這種狀態，不但是漢民族思想無能為力，即佛教思想也不曾把它約束住。是件有趣的事，在西元八九兩世紀燦爛的進步之後，此種屠殺的內亂和濫無法紀的情事，又在諸省區雷厲風行起來。我們能以理會，這種文明只是優越階級的文明，和無知無識、受苦的民眾毫不相干，對他們能有何改善更是提不到的了。經過了多年的內亂，幾佐（Guizot）所謂「野蠻的頭生子」——封建制度，又普遍了日本全地；不問封建制度的理想如何糟糕，忠義思想如何狹隘，階級又如何嚴酷，它卻留下了些引向近代文明去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