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 第五章 近世

第一節 統一的意識高漲 《應仁之亂會戰圖》 《應仁之亂會戰圖》，反映應仁之亂中的東岩倉會戰的場面，製作於1465年。 戰國及織田、豐臣時代 如果從政權更替的歷史來看，鎌倉時代以後，經南北朝到室町時代，可以說進入了武家政治的第二個時期。如果從社會結構的變化即社會史的角度，或是從政治與社會效果的關係即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則可以說，從南北朝到室町幕府這一段時期，是歷史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漫長的轉折期。無論在武家政治的表現形式上，還是在封建制度的結構上，這些都是很明顯的。特別是無休止的破壞與分裂、混戰與殺戮，成了這一時期社會現象的顯著特色。應仁之亂（應仁之亂，日本在應仁元年（1467）爆發的內亂，延續達11年之久，到文明九年（1477）才告結束。直接的起因是將軍義政家族爭奪繼承權，實際是守護藩侯內部權利之爭。這次大亂中，守護分成兩派，分別以細川勝元（東軍）和山名持豐（西軍）為主，從事戰鬥。戰亂中還夾雜有農民、市民的起義。應仁之亂的結果，將軍只有虛名，實權移到地方藩侯手中；實際上地方藩侯、大名也徒擁名義，實權操諸於下面家臣手中，所以日本歷史上稱之為「下尅上」。——譯者）就是這種絕望的社會現象的集中表現。後來，雖然動亂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由於造成這種動亂的社會和政治原因並沒有消除，所以破壞與混亂一點也沒有停止。毋寧說，戰亂從中央蔓延到了地方各國，下克上的現象擴展到社會各個階層，以致更大規模的混亂愈演愈烈。延德三年（1491），北條早雲征服了伊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首次成了一國之主，由此造成了戰國的開端，那是在文明九年（1477）應仁之亂結束以後14年的事情。 戰國時代，群雄割據，相互攻伐，整個國家捲入戰亂的漩渦中，真可謂到了中世末期混亂的最後階段。但是另一方面，群雄為了維護對本國的統治，加強了領內的團結。集中了權力，這給無休止的弛緩與分裂趨勢帶來了緊張與統一的轉機，進而激發了制服各國、統一天下的熱情。在混亂的深淵中，自然醞釀出團結與統一的氣運；在腐敗透頂的中世紀廢墟上，萌發出清新的近世精神。正是由於這種新的精神，我想把戰國時代看作是近世的開端。戰國時代，一般認為是從延德三年到永祿十一年（1568）織田信長征服京都為止的78年間。在這一段時間裡，近世的統一與和平的趨勢日漸高漲，戰國末期，強有力的大名的統一勢力在各地興起，織田信長是其中最強有力的一人。信長稱霸的時代（永祿十一年——天正十年）和繼之而起的豐臣秀吉時代（天正十年——慶長五年），被公認為江戶幕府的前驅統一的時代，把它列入近世史中。不過，為同室町時代、江戶時代等等稱法強求一致，而稱這一時代為安土時代、桃山時代，這不免有些牽強；很難說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倒不如直接稱之為織田時代、豐臣時代較好。 各國群雄 縱觀戰國時代各國群雄的興衰盛亡，首先要從足利將軍的命運談起。幕府這時早已不是號令天下的中央政權，充其量不過是畿內的一個地方政權，將軍徒有虛名。義尚之後，將軍一職由義植繼承，一直到最後的義昭，共換了五代將軍。他們雖身居最高軍職，實際上卻被權臣任意擺布，顛沛流離，經歷著一般人都很少有的坎坷命運，和將軍的名稱極不相稱。義植因細川政元謀反被囚於龍安寺，罷免將軍職務，逃出後直奔越中，到周防，向大內義興求援。在周防十餘年，後乘細川氏內訌打回京都，再任將軍。但13年後又因討厭細川氏而逃奔淡路，遂死在阿波。義植之後被擁立為將軍的是義澄，也與擁立者細川政元不和，直到政元死後，才和其養子澄元和好，但又逢義植返回京都，遂逃奔近江。後來曾試圖再舉，但沒有成功，以32歲的壯年去世。將軍的地位就這樣完全為細川氏所左右。而細川氏又分成兩派，爭奪實權，因而也受到權臣勢力的擺布，到將軍義晴、義輝時，細川氏的權力已落入其家臣三好氏手中，三好氏的權力後來又轉到其臣下松永氏手中，最後竟發展到義輝被松永久秀所殺（永祿八年，1565）。 關東管領是僅次於將軍的重要職位，其情況也不例外。先是關東管領持氏因永享之亂（永享之亂，指永享十年（1438）關東管領足利義持背叛室町幕府的事件。當時關東一帶各豪族間爭鬥分權十分激烈，和作為管領的足利義持間的矛盾對立十分尖銳，甚至其執事上杉憲實也因而離叛。這時將軍足利義持去世，持以為繼任將軍非彼莫屬，但由於義教的還俗而未能如願；再加上其他問題，使其發兵叛離幕府。永享十一年（1439）幕府下令出兵討伐足利義持，並與今川、武田、小笠原各武將及原關東管領的執事上杉憲實一同進攻，足利義持不支自殺。——譯者）而滅亡，執事上杉憲實等迎立其遺子成氏為管領。但成氏疏遠上杉氏，殺了憲實之子憲忠，因而受到幕府討伐，鎌倉失陷了，便遷到下總的古河。憲忠之子房顯旋又迎立足利義政之弟政知為主君，據伊豆的堀越（韮山）以與成氏對抗。這樣，關東管領分裂成古河派與堀越派兩派，上杉氏也分裂成山內和扇谷兩支，兩派的對立與上杉兩支的抗衡互相交錯，在一片混亂之中，為：北條早雲（北條早雲（1432—1519），原名伊勢新九郎長氏，出家後名宗瑞。開始時寄居在駿河守護今川義忠門下，在那裡逐漸發揮其才能，因而當上了駿河興國寺的城主。延德三年（1419）乘伊豆國混亂之際，取得了伊豆，迫使足利政知之子茶茶丸自殺後，就移駐韮山。應明四年（1495）他又越過箱根，進襲小田原的大森藤賴；接著又乘兩上杉氏的內爭，取得了相模、武藏的統治權。奠定了後北條氏五代的基礎，成為後北條氏之祖。——譯者）伺機坐收漁人之利準備了條件。 北條早雲最初稱伊勢新九郎長氏。他四處流浪，寄居在駿河的今川氏門下。後來因為有功，當上了駿河興國寺（駿東郡）的城主。延德三年（1491），適逢堀越派政知被其子茶茶丸弒殺，他便乘伊豆國混亂之機領兵攻取，迫使茶茶丸自盡，平定了伊豆國。然後由此越過箱根，拿下了小田原城，接著又在新井城（三浦郡三崎）消滅了相模的三浦氏，平定了相模。早雲死後，由其子氏綱、孫氏康等人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他的遺業。氏綱奪取了江戶、川越兩城，平定了武藏，在國府台（千葉縣市川市）大破古河派高基之弟義明與里見義堯的聯合軍，其武威震撼了關東。氏康則擊敗上杉朝定，滅扇谷家（天文十五年，1546），又攻山內上杉憲政於上野平井（藤岡市），使其逃往越後（天文二十年，1551），於是便消滅了上杉兩支在關東的勢力。自此除房總的里見氏、常陸的佐竹氏以外，關東再也沒有能與北條氏匹敵的力量了。 在北陸，越後守護一職很早以前就由上杉氏的一個支系擔任，但其實權為家臣長尾氏所奪，長尾為景之子景虎（輝虎、謙信）憑實力平定了越後，與近鄰諸氏相角逐。歷史上有名的川中島之戰，就是景虎與甲斐領主武田晴信（信玄）在信濃一決雌雄的戰役。川中島之戰從天文二十二年（1553）到永祿七年（1564），先後進行了五次。山內的上杉憲政為北條氏趕到越後，景虎接待了他，並擁戴他為主君，企圖收復關東，屢次與北條氏作戰。憲政把上杉的姓氏和關東管領的職位讓給了景虎，景虎便削髮改稱謙信。在殺伐無常，狂爭亂鬥的戰國武將中間，上杉謙信（上杉謙信（1530—1578），原名長尾景虎（也稱政虎、輝虎），是越後國守護代長尾為景的次子，為景死後，他代長兄晴景繼承了家業，平定了越後，駐在春日山城。天文二十二年（1353）以後，應村上義清等的請求，出兵信濃，與武田信玄相爭。弘治二年（1560）上杉憲政被北條氏圍攻時，曾應其請改名上杉政虎進兵關東，一直到永祿十二年（1569）止，和武田、北條的相鬥始告中止。天正元年（1573）攻取越中，更進而與織田信長作戰。上杉謙信留意人民生活，注重經濟開發，信神佛至篤。——譯者）以尊神佛、重人倫、尚氣節、好學問的高節之士見稱，令人感到不愧是混亂中的一股清新氣息。 在東海地方，比較強大的勢力有駿河的今川氏、三河的松平氏和尾張的織田氏等。今川氏很早就任守護，其勢力一直未衰，到氏親時，更侵入遠江，擴展了領地，並幫助松平氏與織田氏相抗庫松平氏起初不過是三河的一個土豪，後來漸露頭角，到清康時統一了三河，本想進入尾張與織田氏較量，不期為部下所殺，後來靠今川氏的救援才得保全其國。織田氏是尾張守護斯波氏手下的代理守護，隨著斯波家的衰敗而逐漸得勢。到織田氏支族的信秀時，終於壓倒宗家統一了尾張，西面與美濃的齋藤氏相抗衡，東面與三河的松平氏相對峙。 在近江美濃方面，美濃守護士岐氏的權力落到家臣齋藤氏手裡，齋藤氏的權力又操在其陪臣西村勘九郎手中。這個人本是一名行商，流落到美濃，齋藤氏的家臣長井氏起用了他，讓他承繼自己的家臣西村氏，因而逐漸得勢。最後竟殺掉恩人長井氏，繼承齋藤氏之後，自稱齋藤道三，領有美濃一國。戰國武將那種忘恩負義、形同強盜的類型，可以說在西村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近江守護佐佐木氏，向來就分成南北兩支，北支稱京極，南支稱六角。六角氏遭受將軍義尚和義植的征討，京極氏的大權落在家臣淺井氏手中，都已衰微。 在中國地方，先是赤松氏領有播磨、備前、美作三國，但其權力落在家臣浦上氏手裡，赤松義村為浦上氏所殺。大內氏是周防的舊族，曾以富強著稱，大內義興奉將軍義植之命，鎮守京都近十年，其子義隆喜尚風雅，因此其所居山口城的文運日趨昌盛。但其家臣陶晴賢對此心懷不滿，終於背叛義隆迫其自盡，迎來豐後的大友義鑒之子義長為嗣子，而自己則掌握實權。在山陰地方，出雲的代理守護尼子經久，四出征伐，降服出雲、隱岐，經略因幡、伯耆，其勢力直擴展到安藝、石見。安藝守護本是武田氏，但毛利、吉川、小早川諸氏各自獨立，不能統一，因而成為大內和尼子二氏爭奪的目標。待到毛利氏家中由毛利元就主事時，他讓子元春承繼吉川氏，子隆景承繼小早川氏，為自己的羽翼，從而把尼子氏勢力逐出安藝，繼而向陶晴賢篡奪興問罪之師，嚴島一戰，消滅了他（弘治元年，1555）。至此，元就的勢力震撼周防、長門二州，不久降服了尼子氏，形成了跨山陽、山陰地方的強大勢力。 在四國，細川氏本是淡路、阿波、贊岐等地守護，但其權力旁落到家臣三好氏手中，一再出兵畿內，爭戰不已。伊予守護河野氏勢弱，因而成為大內和大友兩氏爭奪的地盤。土佐在應仁之亂時，由避難至此的一條教房的後代擔任國司，頗有勢力，但長曾我部氏興起後與其對抗，最後，到長曾我部元親時統一了這一國，並想進而征服整個四國。 在九州，大內氏是豐前、筑前的守護，大友氏是豐後、筑後的守護，少弍氏是肥前的守護，彼此間互爭高下。後來，少弍氏部下的龍造寺氏攻取了肥前，大友氏則乘大內氏滅亡之機，將勢力擴展到豐前、筑前。在肥後，守護菊池氏勢力衰微，由大友氏取而代之；在薩摩和大隅，則自古以來就統領該地的島津氏仍不失累世的威勢，大有統一二州北上之勢。 最後，奧羽地方則為伊達、蘆名、最上南部諸氏割據，而伊達氏的勢力後來大振。 以上是戰國群雄割據的概貌。從各國情況看來，幾乎都是舊的領主被新興的部下所排斥掉，統治階層像走馬燈似地在不斷變化。主被臣討，父被子弒，既無道義，亦鮮廉恥。有的只是貪圖個人安逸、富貴的利己心。所依仗的，僅僅是壓倒敵人的武力和策略。在這裡，人們忘卻了文化，喪失了德性，赤裸裸的獸性在蠻幹橫行。社會也不再承認一切舊有的形式和約束，只知道實力可以決定一切。日本歷史在這時期可以說是迎來了一個對破壞與混亂進行總決算的恐怖時代。不過，在徹底破壞之後，會出現建設的生機。要想討伐主君，不久在自己也變成主君之後，就不能不設法防範；侵犯敵國的領主，也必須為本國的命運，處心積慮地講究防守對策；破壞之後需要建設，混亂之後需要秩序，自由之後需要統制，這是歷史的潮流。各地強有力的大名征服和統一鄰近的勢力，就是這一潮流的外在表現。而各分國領土的統一政策，正是這一趨勢的底流，這是應該注意的。 分國法的發達 戰國群雄中的傑出者，都是在其領國內發揮卓越治理才能的人。他們都知道，為了消除對外戰爭時的後顧之憂，必須確立鞏固的內政。為此，他們注意民政，加強對將士的控制，制定法律實行於國內，這就是分國法。其實例中較著名的有大內家的《壁書》、今川家的《假名目錄》、伊達家的《塵芥集》、武田家的《信玄家法》、長曾我部元親的《一百條條例》等等。各國分別立法，而沒有全國統一的法，這就是分裂的明顯表現；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分別在其領內，建立治理的法制，也說明向統一的道路邁出了一步。這一點，只要看一下這些法的內容中所體現的統一精神，就更加明確了。 分國法內容中的統一精神，首先可在各國主權的統一性和絕對性上看出來。分國的國主是前代守護和國司的繼承人，握有領內的警備權，同時作為莊園的領主和國司的繼承者，在領內行使裁判權、徵收租稅，並能制定各種法律，廣泛掌握多種權力於一身。而且，在他們頭上統治他們的幕府權力實際上已不復存在，所以他們成了分國中的絕對專制君主。其權力的統一性與整個中世紀地方權力的分裂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外，對國主永遠不得反抗，君雖不君，臣亦不能不臣，這種把國主地位絕對化的宣目，也只有在統一權力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在這樣強大的領主權力之下，家臣受著嚴密的控制。鎌倉時代的武士是由戶主率領一族臣事主君的，可是到了這個時代，這樣的血緣關係已日見薄弱，取而代之的則是人為的主從關係即物頭、組頭制和寄親、寄子的制度。即家臣在物頭、組頭之下分別被編入各部，形成一種平時就是軍隊組織的單位；然後，通過人為的寄親、寄子即義父子關係而隸屬於分國的主君，用假設的家族制度來加強隸屬程度。他們臣事主君，並不是基於恩義，而是出於利害關係。這一點國主也很清楚。為了避免受其他分國的誘惑，禁止他們與其他分國通訊、結婚和來往，禁止家臣之間私自結黨、訂立契約、為他人效勞、變更義父子關係等等。另外，婚姻和繼承家業，也必須得到國主的許可；對自己的領地，也不准買賣。所有這些，按鎌倉武士的慣例說來都是對自由的嚴重限制，對人權的侵犯。刑罰極為殘酷，動輒處以死刑，連坐制度的範圍也擴大了，甚至不問是非曲直的、武斷的所謂「喧譁兩成敗法」（打架不分青紅皂白雙方各打五十板法）也普遍應用起來。 統一性還表現在領有對象上。中世紀土地制度的基礎是莊園，莊園存在著領有、所有、管理、耕作等諸多權利，往往一個莊園由許多人分割治理。武家勢力侵入莊園後，就剝奪了本所（本所（本家），莊園制時，一些有權勢的貴族、領家和大寺、社在名義上領有園，收取一定數額的貢納，負責保護莊園，而實際上，莊園的所有權仍屬於原有的領主領家。——譯者）的領有權和莊官（莊官，也稱庄司，是負責莊園的實際管理者，一般由莊園領主、領家加以委任，但也有由中央或當地有力豪族派遣的。——譯者）的管理權，實行了統一徵收租稅，同時也使土地所有者和耕作人歸於同一個人，因而使國主能夠對領內的土地和人民進行直接而完整的統治。另外，地方基層組織的鄉村自治制也很發達，國主向這些鄉村徵收租稅，並向他們發放退休、退職金。在連坐的自治村落里，國主擁有直接而完整的領有權，它體現了這一時代分國組織的強大與鞏固，這種簡單而樸素的統一性正是近世精神的表現。[1] 戰國諸侯本身就是分裂與混亂的產物，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更強烈地渴望統一和秩序。他們對待皇室的態度，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時皇室式微已達極點，不要說政治權力，就連經濟基礎也喪失殆盡，按慣例或臨時舉行的儀式，都難以舉行。這些消息傳到強有力的諸侯，如大內、今川、北條，朝倉、上杉、毛利、織田等處以後，他們便紛紛捐獻舉行儀式所需的費用，或盡力修理皇宮。依靠這些諸侯的支持，朝廷才得以勉強維持了它的體面。他們這麼做，可以說體現了在亂世中覺醒起來的傳統的人民感情。而其直接的動機則是他們對統一的共同願望，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統一需要有個中心權威，過去治理過盛世，而今已失去實權的皇室，對來自鄉村的武士來說是陌生的，唯其如此，在他們的眼裡，卻是一種神秘莫測的權威，因而對他產生一種新鮮的感覺。為了鞏固領內的統治，或是為了進一步號令天下，都需要藉助皇室的權威，並認為這樣做是可取的。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威除了武力之外別無他物，而靠武力是不足以使人民心悅誠服的。因此，他們要在超越自己的境界中去尋求權威的源泉。 歐洲人的到來 同歐洲人的接觸，是從戰國時代開始的，在這以前，連做夢也沒想過的異種文化傳到了日本，它標誌著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最先來到日本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後來交通雖日見頻繁，但最初的50年中駛來日本的，仍完全是葡萄牙船。這反映出在當時的國際社會中，葡萄牙在東西交通上所占的優越地位。本國的盛衰也會極敏感地反映到對日交通方面來。15世紀末，葡萄牙人成功地發現了經由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路。永正七年（1510）侵占了果阿，作為其東洋貿易的根據地，更進而奪取了馬來半島的要地馬六甲，進入南海，又侵占了澳門，對中國的貿易也日見繁盛。由這種貿易和經營殖民地而攫取的巨大利益，成為當時正在興起的絕對主義政權王朝的強有力的支柱，說明它向東方發展，並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和探險欲。 《葡萄牙商人和貨船》（部分） 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葡萄牙船遇上颱風，漂泊到種子島，這是西洋人來到日本的開始，以此為契機，新式的火器——槍（這裡所說的槍，是近代步槍的最初形態，不是向來用的火槍，在日本稱為「種子島銃」，其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這種槍最初是由種子島輸入的。——譯者）傳入了日本。葡萄牙人發現了到日本的航船，並知道同日本進行貿易很有希望。從此在中國沿海的葡萄牙人便都爭先恐後地來到日本，把中國的商品拿到日本，從日本換回大量的白銀，從而使中國的生絲價格猛漲。天文十四年（1545），他們已經來到豐後從事貿易，天文十七年（1548），他們的船沿九州東西兩岸北上，出入於各個港口，直到下關海峽。天文十九年（1550），葡萄牙船進入了自古以來作為中日交通要地的肥前平戶，從這時起直到永祿四年（1561），他們每年都要來到這裡，平戶因此而繁榮起來。但由於領主松浦隆信對基督教不感興趣，其地位終於被大村領內的福田所代替，元龜元年（1570）起，貿易中心又移到大村領內的長崎。這種貿易與宗教的密切關係，正說明他們前來東方的實質。這件事也成為後來問題迭出的一個原因。 早期布道團的耶穌會教士 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作為傳教士被約翰王三世派往葡萄牙的東方殖民地。1549年，聖方濟各到達日本，在那裡他廣游四方，並創建了一個後來興盛了100年的布道團。圖右描繪的是一個早期布道團中兩位日本的耶穌會教士。 屏風畫 此畫是一幅摺疊屏風，它描繪了葡萄牙船隻在日本港口卸貨時的情景。 基督教傳入日本，是在葡萄牙人發現日本六年以後，即天文十八年（1549）。在日本人彌次郎的帶領下，正在東洋傳教的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人，耶穌會會士。1542年至印度果阿傳教。1549年乘中國船舶赴日本。1551年和1552年曾兩次到中國廣東上川島傳教，後病卒於該地。——譯者）來到鹿兒島，經領主島津貴久的許可開始傳教。方濟各是耶穌會的創立者之一，耶穌會是天主教派中反對宗教改革的一支強大動力。由於方濟各的品德和功績，後來羅馬教皇曾贈給他聖人的稱號。方濟各在鹿兒島停留了一年，因禁止傳教，便到平戶，又經山口來到京都；返回平戶以後，又來到山口，受到大內義隆的款待，後來又應大友義鎮的邀請前去府內（大分），每次都乘機成功地進行了傳教活動。方濟各在日本只停留了兩年零三個月，就到印度去了，但他卻早已看出，日本人在異教徒中，具有最優秀的素質。在日本傳教，雖然辛苦些，但大有前途，因此他建議，派遣有能力的耶穌會員到日本來。這個建議決定了基督教後來在日本發展的前景。傳教士的熱心傳教和他們帶來的歐洲文化的魅力，極大地吸引了在無休止的戰亂中渴望拯救靈魂的人們。另外，諸侯的做法，也有很大力量，他們為了獲取貿易利益，不惜獎勵和貿易密切相關的傳教活動。儘管有過曲折，但基督教的信徒還是不斷增加。天文年間，山口建立了教堂（大道寺），信徒達2000人，府內的信徒在弘治元年（1555）也增達1500人。最早接受洗禮的諸侯，是肥前的大村純忠（永祿五年，1562）。由於大村的受洗，致使原來在松浦領內進行的貿易轉到大村領內。因此，大村遭到北九州諸侯的憎惡與嫉妒，遭受多次兵禍，然而這不僅絲毫沒有動搖他的信仰，反而使領內的信徒更增加了。 京畿地方的傳教活動比九州要晚，是從永祿二年（1559）加斯帕·維萊拉（Gaspar Vilela）進京時開始的。他會見了三好長慶，獲得了傳教的許可，又與稍後進京的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一起謁見了將軍義輝，一時傳教似乎大有希望，但戰國的動亂也影響了傳教活動，松永久秀篡弒了將軍，致使事態急轉直下，傳教活動遭到了禁止，傳教士們也只好暫時離開京都。基督教在京畿的傳教事業，真正發展到空前盛況，是在信長進京以後。[2] 織田信長的霸業 織田信長征服了各地出現的地方統一勢力，以京都為中心，實現了全國統一。雖然他的統一事業並沒有完成，但他已經樹立了統一的計劃，並向實現這一計劃邁出了巨大的步伐，在這一點上，他不愧是偉大的先驅者。織田氏在其父信秀時已經完成了尾張的統一，向朝廷進獻了營造皇居的修理費，表達了實現全國統一的理想。不過，他對統一事業的堅強信心，則是在永祿三年（1560）對今川義元作戰中，取得了桶狹間戰役的勝利後才樹立起來的。今川義元志在憑藉歷代在東海的威勢，稱霸全國本想在西上途中首先吃掉尾張，但遭到信長的奇襲而戰死，野心化為泡影。這次戰役之後，信長不但消除了今川氏的威脅，而且同以前追隨今川氏的松平元康（即德川家康）聯合起來，讓他控制東部地方，自己得以全力投入西進。他首先降服了美濃的齋藤氏，把居城從清洲移到美濃的稻葉山城（岐阜）。這時正親町天皇派遣敕使獎賞其功，並將收復濃、尾兩國的皇室所有地一事託付給他。因此他便越發得勢，把當時逃出京城，依靠越前朝倉氏的足利義昭接到美濃，並武步堂堂地將其擁入京都。在這種形勢下，掌握京都實權的松永久秀降服，將軍義榮也病死了，於是義昭當上了將軍，由信長掌握實權。從此以後，信長對於一切阻礙統一的勢力，不惜以其強大的武力加以打擊。元龜元年（1570），在近江的姉川大破淺井、朝倉聯軍。次年，焚燒了和他們串通一氣反抗信長的叡山，使全山化為焦土。天正元年（1573），攻取義昭，滅亡了足利幕府。天正三年（1575），在三河的長筱大敗武田信玄之子勝賴的西進軍。天正五年起，遣其部將羽柴秀吉經略中國地方。天正八年，與長期抗爭的石山本願寺門徒媾和。天正十年，赴甲州消滅武田氏等等。信長進入京都以後15年中，戰績輝煌，尤其幸運的是，對他霸業的兩個可怕的敵手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都在未展雄圖時先後病死（信玄天正元年卒，謙信天正六年卒），真好像上天只讓他這一個英雄來完成統一大業似的，幸運亨通。但就是這個英雄，在天正十年（1582）六月，由於部將明智光秀掀起叛亂（本能寺之變，指天正十年（1582）明智光秀在本能寺襲擊並殺害織田信長的事。光秀之母，因信長違約，而被丹波的波多野氏所殺害，因而懷恨在心。加上天正十年光秀突然被免去接待德川家康的任務，而被派去中國地方進行討伐，十分不滿，所以就襲殺了在京都本能寺止宿的織田信長；信長子信忠也被殺於京都二條城，明智光秀占據了京都，但不久即為急遽和毛利氏休戰言和而返歸的羽柴秀古（豐臣秀吉）所戰敗，光秀身死，信長的統一大業則由秀吉繼承。——譯者），被害於京都本能寺的寓所中，像晨星一般地消失了。 織田信長像 織田信長於1534年出生於尾張國那古野城（今名古屋市，另一說為勝幡城），是尾張守護代織田信秀的嫡長子（有一庶兄織田信廣），母為信秀正室土田御前。少年時代為人荒誕不稽，被人嘲為「尾張的大傻瓜」。1548年，與美濃國大名齋藤道三長女齋藤歸蝶政治聯姻。信秀死後，信長雖繼任家督的位置，可家中卻出現以弟弟織田信行為首的反對勢力。信長以居城那古野城為中心，通過一系列的征討逐步統一尾張國。1560年，位於尾張東北邊的駿河國，控有駿河、遠江、三河三國，人稱「東海道第一弓」的今川義元率領兩萬五千大軍攻打尾張。面對如此龐大的軍隊，僅有3000兵力的織田信長發動奇襲，於桶狹間擊殺今川義元獲得大勝，今川義元亦死於此役。自此以後信長聲名大振，今川家則日漸衰敗。兩年之後他與德川家康結盟，同年間完成統一尾張的壯舉。統一尾張後的信長進行一連串的改革，藉由尾張的地理優勢，信長取消關稅設立、設立樂市鼓勵商業，壯大本身的政治經濟實力。 織田信長掌權期間，積極鼓勵自由貿易，獎勵技術革新。信長還推行了新的大名制度，使各地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消滅了大量的割據勢力，促進了和平年代的到來，為後世的豐臣、德川政權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大大推進了日本歷史的進程。 如果信長僅僅是憑藉武力去進行征服，那麼，人們恐怕就不會那麼高度地評價他在歷史上的意義了。正因為他的武力征服，是在他卓越的統一政策的前提下進行的，他一面進行武力征服，一面實行統一政策，陸續為新文化建設打下基礎，才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後來，豐臣秀吉統治天下的許多政策都來自信長，這已成為史學家的定論。我們在信長身上，可以看出比作為一個武將更大的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價值。而且應該說，武將信長的成功則是由於政治家信長的成功。信長在戰術上率先採用新文化，使用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武器和方法。長筱戰役是信長大規模組織使用海外新文化的槍而取得成功的最早的例子，這是人們早都洞悉的。他還比別人更好地使用象徵新時代的步兵密集戰法，最早把裝甲軍艦用於海軍的也是他。從根本上說，他以土質肥沃的尾、濃平原為根據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人力物力資源。正是這種政治家的才能，才是他建立赫赫武功的基礎。 他的和平統一政策極為廣泛，遍及各方面。 第一，治理交通。過去，莊園領主到處設立關卡，阻礙來往，十分不便；永祿十一年，他入京以後，立即命令撤除關卡，清除交通障礙。以後也經常致力於修路架橋，對統一的具體手段交通政策表示深切的關心。 第二，否定中世紀的市場和座（座，類似同業公會性質的壟斷組織。——譯者），設置樂市、樂座（樂市、樂座，為繁榮城下町，特在指定地點設立的市、座，享有免納市場稅及其他雜役和座的特權，並保證向來座商人和有力商人的利益。幕府通過樂市、樂座來重新對城市、商業進行了編制和統制。——譯者）。中世紀的市場和座，享有營業的壟斷權，它同莊園領主緊密結合在一起。是一種封鎖性的特權組織，設立樂市和樂座，否認了其壟斷性，作為向任何人都開放的自由營業場所，有利於領內產業的發達和城市的繁榮。樂市、樂座在信長以前雖也有過，但美濃的加納、近江的金森、安土等許多地方的樂市，都是他命令設置的，現在還有證可查。 第三，是城市的保護和建設。天正四年（1576），他在近江的安土築城，修建了宏偉的七層天守閣，作為自己的居城。同時，他對城下町的繁榮也十分關注，在設立樂市，下令自由貿易的同時，免除雜役、雜稅，允許往來商人自由投宿，對市民的特權關懷備至。此外還豁免了京都租種領主土地佃戶的各種地租。並把堺、草津、大津等經濟城市劃為自己的直轄地，設置代官治理。他已經了解城市商人的經濟實力，因而加以保護，使之成為自己權力的有力支柱。 第四，統一幣制。中世紀時，在日本流通著各種貨幣，十分紊亂，為此需要良幣劣幣交換率等，信長發布了「撰錢令」，規定了各種貨幣的換算標準，還鑄造了統一的新金幣。 第五，管理礦山。他在但馬降伏了山名氏以後，直接經營生野銀礦，派遣代官從事開採。 第六，丈量土地。隨著土地制度的變遷和領主集中統治的強化，有必要重新確定土地的納稅額與耕作者，這就需要丈量土地。戰國時代，各地諸侯雖然也進行過這種丈量工作，信長也在大和、山城、伊勢、播磨等地進行了土地丈量。但信長的丈量工作做得十分嚴格，致使興福寺等許多寺社感到困惑。[3] 第七，保護基督教。信長允許以前被驅逐的耶穌會士進京，並親自會見了弗洛伊斯（Luis Frois）等人，允許他們在京都及安土建設教堂。於是基督教得到了迅速發展，天正十年（1582），信徒總數達15萬人，大小教堂有200所，傳教士75人之多。在各地都設有神學校、修道院等教育機構，可謂盛況空前。基督教對他的統一政策雖然沒有直接的幫助，但是在促使佛教徒反省、廣開新文化流傳渠道方面，顯然是與他積極進取的政治方針相一致的。在這一時代的日本基督教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天正十年（1582），北九州的大名信徒大村純忠、大友宗麟、有馬晴信三家在傳教士瓦利納尼（Valignano）的建議下，向遙遠的羅馬教廷派遣了使節。使節正副四人，都是少年武士。他們踏破萬里波濤，經葡萄牙、西班牙到達羅馬，正式謁見了教皇格列高利（Gregarius）十三世。所到之處，均受到隆重歡迎，出色地完成了使命，於天正十八年（1590）回國。最早訪問歐洲的日本使節，以其虔誠的態度和熱烈的信心，使廣大具有堅定信仰的歐洲人大為感動，明顯地增強了他們對日本的關心。這是極進取的時代思潮對外結出的一顆美麗的果實。[4] 豐臣秀吉畫像 豐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戰國末期統一全國的著名武將。尾張國（今愛知縣西部）中村（今名古屋）人。本姓木下，後被賜姓豐臣。原為著名武將織田信長的部將，跟隨信長率兵征戰，屢建戰功。1582年信長死後，秀吉日益權重。1585年任總攬政務大權的關白一職，成為最有實力的軍事統帥，親率25萬大軍，以擁護天皇名義，政治謀略和軍事手段並用，先後於1587年戰勝島津義久，平定九州，1590年7月攻占小田原城，消滅北條勢力，平定關東六國，統一日本。對內丈量土地，改革土地制度，收繳民間兵器，實行農兵分離，開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領主統治，為後來的幕藩統治體制奠定了基礎。對外獎勵通商貿易，限制天主教的傳播。他和織田信長一起開創了日本歷史上極為重要的「織豐時期」。1591年將關白職交其子秀次，自號太閤。1592—1598年兩次發兵侵略朝鮮，妄圖征服中國。他的狂妄企圖，被朝鮮人民和中朝聯軍粉碎。1598年8月，因失敗積鬱而死。 這幅肖像畫再現了豐臣秀吉權傾朝野的形象，反映了他在日本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豐臣秀吉的統一 繼承織田信長的遺業，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是豐臣秀吉。他是織田信秀的步卒木下彌右衛門的兒子，在服役中，深受信長器重，提拔為近江長浜的城主，後來經略中國地方時首次接受信長的委任始終竭盡全力完成任務。當他得知信長死訊時，正在圍困備中高松城，用水攻以制其死命，毛利氏無奈前來求和。他迅速與其達成了和議，回師到京都西面的關隘山崎，擊敗並消滅了明智光秀。這是在他從高松出發僅僅八天之後，信長死後第十二天的事情。秀吉的特點是：神速機敏、常有出敵不意的計謀，在危急時刻，最能充分發揮其特長。由於誅伐光秀有功，秀吉在織田氏眾將領之間的地位大為提高。因此，在確定信長後繼者的會議上以及在為信長舉行葬儀上，秀吉壓倒了先輩老將，從而掌握了主導權。這當然招致了他們的嫉妒。柴田勝家是反秀吉派的首領，但在賤岳（近江）一戰失敗後，自殺於北莊（福井市，天正十一年（1583）四月），從此秀吉的勢力達到了北陸，許多織田氏的將，包括前田利家在內，都成了秀吉的屬下。[5]這一年他在大阪修築居城，用巨石固壘，裝飾得極其豪華，作為統治天下的中心可謂毫無遜色。這時，德川家康兼併了今川和武田的舊領地，形成跨駿河、遠江、三河、甲州、信州的強大勢力，不肯聽從秀吉的指揮。信長之子信雄想借家康的援助消滅秀吉，其聯軍在尾張的小牧山布陣，與秀吉軍對壘（天正十二年（1584）三月）。這一戰役是秀吉與家康兩大英雄的對抗戰，但雙方都在暗地裡你來我往，進行秘密工作，只互相固守陣地，並沒有真正進行決戰。雙方都知道對方的實力，知道硬拼是徒勞的，於是彼此講和，家康承認秀吉的優越地位，秀吉也儘量保全家康的面子。在這次戰役中響應家康的各地勢力，後來都陸續受到秀吉的征討而降服，如越中的佐佐成政，紀州根來、雜賀的起義，四國的長曾我部元親等皆是。至此，中原地方已無能與秀吉相抗衡的勢力。從這點上，完全可以說，山崎、賤岳、小牧三大戰役奠定了秀吉創業的基礎。 在這期間，秀吉的官位也不斷晉升，誅殺光秀之後，官拜從五位下左近衛少將，十三年三月，累升為內大臣，七月進補為關白。關白一職，向來為藤原一族擔任，而由其他以外的人擔任是從來沒有先例的，因此，他當了近衛前久的養子，改姓藤原。但他認為借用他人之姓有損自己的形象，便奏請天皇，在得到許可之後，就改用豐臣這個新姓。秀吉以武力平定了中原，又擔任了朝廷最高職位關白，成為名符其實的天下霸主。後來雖然還對邊遠勢力進行了征討，但那是勝敗早在意料之中的事，不過是為完成統一而進行的掃蕩戰罷了。天正十五年（1587）征討九州時，他親自策馬來到薩摩的大平寺，一路上行裝華麗，輕鬆得好像在遊山玩水。島津義久降服後，他把九州各國分給各位諸侯，九州徹底平定了。但他在這次征討中，經常打著敕命的旗號，為他征服九州做到名正言順，這也表明了他對皇室的態度，說明他當關白絕非徒有虛名。在此以前，他在京都的內野建造了豪華的邸宅——聚樂第。十六年（1588）四月，在這裡舉行了空前盛大的儀式，迎接後陽成天皇前來行幸，以盛宴款待天皇，並增獻皇室領地，召集各大名宣誓，要世世代代擁戴皇室，不得違抗關白的命令。這固然是他尊皇精神的表露，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他是想借天皇的威信來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勢，從而最後完成許多諸侯心想實現而未能實現的目標——稱霸天下。 天正十八年（1590），豐臣秀吉把矛頭指向關東地方的強大勢力北條氏。這次也是打著敕命的旗號，命令各國大名出兵，所以征討小田原的兵力號稱有30萬之多。大軍壓境後，採用了持久戰的方針，包圍城池斷絕糧道，同時攻打關東其他各城，以削減其羽翼，主城終於陷落，偌大的關東雄族，竟在早雲崛起百年之後，終於滅亡。這時，以伊達正宗為首的奧羽諸侯，也對他低頭稱臣了。在本能寺之變後僅僅八年，全國終於實現了統一。 箭雨桐紋花樣長服（豐臣秀吉所穿用） 儘管要求統一已是大勢所趨，儘管已經有了卓越的先驅者，但如果沒有出現秀吉這位英雄，恐怕也不會這樣迅速而完全統一全國的。秀吉是個罕有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武將和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具有適合實現這個統一所需要的開闊胸懷和通達人情事理的人。上面說過，秀吉的統一政策，大部分是繼承和發展了信長的方針，但在每項具體措施上，即使完全是那樣，而其實施精神卻有天壤之別。信長對人嚴厲刻薄，殺伐失度，而秀吉則包容萬人，以溫情待人，力避殺戮無辜。在留下的一些秀吉遺書中，可以見到他對父子妻妾那種溫存而細膩的愛情，充滿在字裡行間。正是這種美好的仁愛精神，不僅信長沒有，許多戰國武將也都不具備。[6] 前面提到的信長各項統一政策，都由秀吉進一步發展了。具體的如治理交通方面，當時在日本對計算里程沒有統一的標準，一里路的長短因地而異，各不一致，秀吉下令從備中到名護屋每隔36町（町，日本的長度單位，每町約合109公尺。——譯者）築一土台，以表示里的長度，明確地統一了距離標準。樂市的制度也在各地實行，努力謀求城市的繁榮。他還下令恢復因戰亂而荒廢的京都市街，重新在市街周圍修築土牆以劃定市區的範圍，在征服九州的歸途上，還籌劃復興已化為焦土的博多市，允許自由通商，免除各種雜稅。為統一幣制，鑄造了大型和小型的金幣以及用銀和銅鑄造天正通寶、文祿通寶兩種硬幣。在管理礦山方面，除生野之外，還陸續將石見銀礦、佐渡金礦等收歸直接經營，對其他諸侯所有的礦山，則課以捐稅。當時的金銀產量很高，他自己貯存了大量的金銀，造成許多傳聞，這實際上也是他管理礦山方法適宜的結果。 豐臣秀吉像 丈量土地（檢地），歷來是他所施各種政策中最為人樂道之一。從山崎會戰次日起，他就逐漸在他勢力所及的範圍內推行，以後每年都繼續丈量，直到他去世為止，幾乎在全國範圍內都實行了丈量。丈量的要點是，制定統一的面積單位，以曲尺（曲尺，日本的長度單位，每一曲尺約合0.303公尺。——譯者）6尺3寸見方為一步，30步為一畝，10畝為1段，10段為1町。其次是依土地的肥瘠，分別定為上、中、下、下下4個等級，統一規定產量，責令以收穫量的2/3交給領主，為此，統一了升斗的容量標準；又把土地的實際耕種者登記在檢地簿上，把農民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還廢除了莊、鄉、保、里等複雜的行政區劃名稱，統一規定簡稱為國、郡、村。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廢除中世紀莊園制度，建立新型土地制度，從制度上來確定社會的經濟變革，送走中世紀，迎來近世社會的顯著標誌。正如制定戶籍、施行班田是律令制的基礎一樣，這些也成為近世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一時期確定的單位和名稱等，一直沿用下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直到昭和時制定公制以後才停止使用。[7] 收繳武器（刀狩）也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政策，它禁止全國的農民、僧侶持有刀、矛、弓、槍等武器，凡違禁持有者，都要沒收。自天正十三年（1585）起，已在部分地區實行，十六年（1588），下令在全國實行。並考慮到沒收來的武器的轉用途徑，經熔鑄後，用作修造中的東山大佛身上的釘、鋦等。中世紀時，武士住在農村，一旦有戰亂，農民也拿起武器，形成強大的戰鬥力，因而兵農間的關係十分接近；這是中世紀的混亂在身份制度方面的一種表現。現在收繳農村的武器，消除了農民的潛在戰鬥力，謀求社會和平，區分士、農身分，建立起各階層的秩序。這對統治者來說，當然是為了建立新的和平秩序而必然要採取的措施。 秀吉對待寺院的政策，則和信長恰恰相反。信長蠻橫地破壞寺院，而秀吉則保護它、允許它復興。比叡山、高野山因此而得到復興，本願寺的光佐修復了京都大谷的祖廟，並在六條領得了大片地壓，修建了其總院西本願寺。 對基督教，開始也是加以保護的，可是後來卻改變了態度，驅逐傳教士。這似乎與他的包容一切政策相矛盾，要知這個命令是他在征討九州的歸途中發布的，因此可以認為，秀吉親眼見到了九州信徒的活動情況，覺察到有違日本的綱常倫理，背地裡包藏著政治野心，所以才為國家的統一和獨立而採取了這樣果斷的措施。但他並沒有禁止通商貿易，所以禁止基督教的命令未免執行得不夠徹底，而且對教士的迫害反而提高了大家的信仰熱情，甚至出現了新領洗者的事例。 豐臣秀吉的對外政策 秀吉在國內完成了統一，建立了赫赫的豐功偉績，但是在外交上卻徒有宏圖，沒有能收到實效，暴露了他畢竟不過是一個侷促於島國內部的井底之蛙式的人才，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缺乏善於應付的知識和卓見。他發動的朝鮮戰爭，儘管在各個戰役和策略上收到可取的效果，但從整體來看，卻完全是輕率的舉動。由於首戰成功而得意忘形，甚而制定征服明朝以後的各種措施等等，說明他對局勢的看法過於樂觀，不懂得現實國際關係的嚴峻性，天真得簡直像個孩子。他把朝鮮、明朝時的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看得就像日本的九州和關東等地一樣。遣使送書，促其入貢，不入貢就出兵征討，這是他在統一國內時常用的手法。他發動朝鮮戰爭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希望恢復與明朝、朝鮮的勘合貿易，但是應該知道，由他要求對方入貢的貿易，與前代的勘合貿易在主客關係上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他在對外交涉的第一階段，可能是想從日本的優越地位出發開展通商貿易，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第二階段便想以武力來征服對方。朝鮮戰役就是通過這樣一個過程而引起的。對貿易的要求是前一階段的原因，並不是整個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他有一種錯覺，認為對待外國，也可以像對待國內那樣。造成這種錯覺的背景是，倭寇長期活躍之後，覺得明朝時的中國和朝鮮等並不是可怕的遠方國家，而覺得是極其接近的，這種感情所起的作用似乎應該一併加以考慮。（在這裡，著者把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戰爭的原因，輕輕地歸諸於「他有一種錯覺，認為對待外國，也可以像對待國內那樣」。這是完全錯誤的。下面著者也談到，豐臣秀吉企圖攻陷明朝的首都北京，以作為日本的帝都；還想把天竺附近的各國，分封給有功將領。以及豐臣秀吉在實際談判中，不滿足於明朝的冊封。這不正說明豐臣並沒有錯覺，更沒有像對待國內那樣對待外國嗎？但著者從資產階級學者的立場出發，企圖用「錯覺」那樣輕描淡寫的詞句，來為豐臣秀吉的侵略野心辯護、卸責，是完全徒勞的；反而進一步暴露了著者受過去御用學者的毒害很深，因而不願公正地去認識歷史事實的本質。豐臣秀吉的出兵朝鮮，完全是一種侵略行為，其主要的原因，確如著者所說，對貿易的要求，並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豐臣秀吉企圖轉移國內反對派，特別是被其武力所壓服，但隨時可能起來背叛的藩侯、大名的目標，想把戰事引向國外，以侵略、擴張來加強和鞏固其統治；至於貿易，想從貿易中取得巨額利潤，以解決其經濟上的困難，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支持其向外擴張、侵略的文治派和其背後的商業勢力的目的。但主要的原因，決不是僅僅為了貿易的利潤。日本統治者在實力充沛以後，企圖擴張，用侵略鄰國來達到其目的的野心，從歷史上看是有其目的的，值得警惕。著者使用的「錯覺」「感情發生作用」等說法，請讀者多加注意。——譯者） 十六七世紀時的日本 16世紀末、17世紀初日本在政治上重新統一的經歷，部分地也是三個城市的故事，它們都位於中部本州島。日本帝國的首都是古城京都，在這裡，天皇——一位幾乎沒有實權的人物——主持著金碧輝煌的宮廷。國家事實上的統治者是接連不斷的軍事領袖。他們中最強大的是豐臣秀吉，他自內海的港口城市大阪發號施令，兩次發動侵朝戰爭，都未獲成功。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贏得權力，他將政府所在地遷移到東部城市江戶——今天的東京。江戶位於關東富裕的農業區的中心地帶。在早期內戰中，德川家康為自己的權力奠定了基石。 天正十五年（1587），他通過對馬的宗氏，開始與朝鮮交涉，由於談判進行得不順利，便於天正二十年（1592）斷然決定下令出兵。出兵的最後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假道朝鮮入明。渡海的陸軍分成九路，共158700人。在釜山登陸的第一、第二兩路分頭進軍，20天後一同占領了朝鮮首都漢城（今首爾。——編者注），行動極為迅速。秀吉得報後欣喜若狂，制定了龐大的計劃，想要親自渡海攻陷明朝的都城北京，把它作為日本的帝都，迎接天皇來到那裡；把天竺附近的國家分封給各先鋒將領，自己則坐鎮寧波，指揮全局。但後來事態的發展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簡單，漢城占領以後，加藤清正的第二路軍進一步控制了咸鏡道，大有越過國境侵入中國之勢；但小西行長的第一路軍占領平壤後便無法再前進一步（這裡著者忽略，或者說隱瞞了一些重要的歷史事實。豐臣秀吉軍在侵朝戰爭中，最初由於朝鮮軍民長期生活在和平環境中，加上統治者的昏聵，以致日軍侵入後，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占領了不少地區。但不久隨著明朝援朝軍的參戰，侵略軍被擊退，從平壤後撤，這才是「無法前進一步」的原因。——譯者）；隨著補給線的延長，給養日益困難；隨著占領區的擴大，需要增加守備人員，因而兵力頓感不足，加上朝鮮人民的抵抗，游擊隊的活動加劇，致使將士間批評戰爭、希望和平的呼聲日見高漲，特別是小西行長自己就希望和平，再加上其他情況交織在一起，致使小西行長軍膠著、停留在平壤一帶。後來便開始和平談判，明將李如松率領援軍參戰，文祿二年（1593）初，占領軍撤出平壤退到漢城，接著集結到釜山。這期間和談仍在繼續，日方條件逐漸減低。慶長元年（1596）六月，明朝使者正式來到日本，呈上封秀吉為日本國王的國書。於是秀吉勃然大怒，再度下令出兵。再次發動戰爭，對秀吉來說，是有充分理由的，不過，將士們再也沒有上次那樣的士氣和熱情了，加上糧食的不足和天寒的威脅日趨嚴重，致使這次出兵只控制了朝鮮南部各地，繼而又退守沿海城市。在這期間，雖然也曾有過加藤清正的包圍蔚山和島津義弘的泗川戰役的大捷等勇猛的戰績，但出兵的最終目的完全沒有達到。最後因秀吉之死（慶長三年（1598）八月）發出了撤兵的命令，十二月全軍回到博多。這次戰爭前後費時七年，無數將士暴骨異邦，而一無所獲。對秀吉來說，恐怕是無法自圓其說的終生憾事。力不從心的侵略野心任何時候都是滅亡的根源，只是因為這時明朝時的中國與朝鮮國勢都衰落不振，其他國家又不遑他顧，所以日本國家才沒有陷於危險境地，至多只是加速了豐臣政權的滅亡，這一點真可謂是萬幸。[8] 秀吉對待南方各國的態度也和對待明朝時的中國、朝鮮一樣。當時菲律賓群島是西班牙的領土，呂宋島的馬尼拉是其總督駐地，所以日本把它稱為呂宋。秀吉於天正十九年（1591）致書呂宋太守，迫令其入貢，並以侵略相威脅。對此，總督回信除表示不即不離的態度外，並稱可能的話，也想參加被葡萄牙壟斷的對日貿易，後來雖然還有過三次交涉，但秀吉的大話並沒有把對方嚇到，實際上秀吉也沒有遠征的能力，所以到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文祿二年（1593）秀吉還致書高山（台灣），促其入貢，但也沒有結果。 文化 轉折期的文化，由於排除了因襲，當然具有自由清新的特點，但這一時代文化的新鮮感大都是以下述條件為前提的： 其一是沒有受過舊文化影響和拘束的堆方下級武士成了天下的霸主。他們為了誇耀其權勢，勒令人民服從，就想在赤裸裸的樸素人性上顯示自己的優越性。 其二是由於城市的發達、商人的興起、金銀產量的增加等經濟發展的結果，使財富，特別是象徵財力的金銀，成為人們追求和崇尚的對象。 其三是開始同西洋交往，不同的文化在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大量流入日本。 前兩種原因相互結合，在這一時代的建築、繪畫等方面，表現為金碧輝煌的豪華美和顯露出暴發戶的情調。而後者則表現為豐富了人民生活，其中混進了帶有新文化因素的各種外來文化。 城郭建築代表了這一時代建築的特點。在中世紀，城郭是領主們在自己所居宅邸修建防禦工事，有的則是利用天險而建造的。到了這個時代，出現了具有堅固要塞和宏偉殿堂的大城郭，周圍築有多道壕溝，圍以高大結實的石壘，在中心城堡之外，還建有二層三層的外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中心城堡中的天守閣。天守閣本來是出於軍事上的需要而建造的，但其內部增添了許多居住設備，外部的屋頂和輪廓也都特別注意形式上的華美，以此作為城主權力的象徵，這樣就不能不認為表露出奢侈的現象，具有和平的意味了。安土城的天守閣有七層，最下面一層是倉庫，第二層以上全是居室，柱子上塗著黑漆、朱漆和金粉，牆和隔扇上繪有五彩的花鳥與人物。安土城以外的姬路、廣島、大阪、圖山、松本、伏見等地也都築有宏偉壯麗的城郭。城郭建築的一個重要部分——住宅建築，在風格上可以說集前代的書院建築之大成。今天大德寺的唐門和西本願寺的飛雲閣還保留著秀吉聚樂第的一部分形式。那是當時最高級的住宅建築，是典型的書院建築樣式。殿閣上嵌鑲琺瑯，園庭中布滿了各種奇樹怪石，塗金的瓦上裝飾著龍虎，其壯麗據說可與秦朝的阿房宮，前漢的未央宮相媲美。曾是伏見城一部分的西本願寺的書院和唐門、醍醐寺三寶院的殿堂等等，都是保留到現在的當時的建築物。 西本願寺能樂舞台 雕刻和繪畫，作為這些宏偉建築的裝飾而獲得了獨特的發展。雕刻有透雕、浮雕、整雕等等，構思自如，色彩鮮艷。在繪畫方面，狩野元信之孫永德繼承了其祖父的手法，發揮出狩野派的特長，在信長、秀吉的保護下，在安土城、大阪城、聚樂第的隔扇和牆上揮動彩筆，開創了壁畫的全盛時代。永德的養子山樂和元信的弟子海北友松等也都是著名的壁畫名家。這些壁畫在塗滿金底的整幅畫面上，以其雄偉的構圖和絢爛的色彩描繪出花鳥和人物，的確代表了這一時代藝術的特色，用它來裝飾具有豪邁氣概和巨大權力的天下霸主的周圍，確實是再合適不過了。 工藝也有了很大發展，一方面用作建築裝飾，另一方面也製作實用的武器和甲冑。由於茶道的流行，十分重視茶具，因此制陶術有了顯著的進步。特別是侵朝戰役時，有不少諸侯俘虜了朝鮮的陶工，帶回日本，發展領內的制陶業，像薩摩燒、有田燒、萩燒等都是其中較為著名的。 純金茶道具 純金茶道具，由豐臣秀吉倡導建立以黃金茶室為中心的茶道所使用的茶具。 茶道的流行是這一時代不可忽略的特別風尚。茶道從室町時代起就開始流行，到這時代可以說是舊文化了，而且其閒寂淡泊的特色，與這一時代藝術豪華壯麗的特點，甚至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可是為什麼會流行起來呢？想來是因為不管怎樣醉心於發展新文化的統治者，也不能不為舊文化所具有的偉大傳統所吸引。茶道雖然不是舊文化的代表，但因為是在他們身邊的東西，對於缺乏教養、知識淺薄的他們來說，就把茶道認為是代表舊文化的權威和形式了。他們可能認為其素樸的形式和閒寂的境界，越是與他們豪奢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就越有權威，越有意義，因而也就熱衷於斯道，這正如他們修造城郭一樣，以為藉此足以顯示他們的權威。從這種認識出發，以收藏、誇示名貴茶器為榮就毫不足怪了。他們能為了一個茶具而一擲數千金，渴求名器勝於領地，這些同以黃金裝飾身邊，實質上是相同的。對茶道來說，則完全是異端，然而這一時代流行於上層社會的茶道卻正是如此。秀吉所創造的組合式黃金茶室也好，北野的大茶會也好，都不過是以吃茶為名，實質上是顯示權力，進行上下層之間的聯歡，在尊重舊文化的名義下，把它改造成適應當代的東西，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一時代文化力量的強大。 隨著與西方交通的開始，新文化傳到了日本。這可以舉出許多事例，槍的傳入使戰術為之一新，促進了統一事業；基督教的傳播在人民的精神境界中開闢了新領域，在政治上也引起了複雜的問題，這些前面已經講過不再重複。此外，在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甚至每一個細小角落，都增添了新鮮事物。比如今天幾乎已日語化的葡萄牙外來語，在服飾方面，用以稱斗篷、汗衫、裙褲、線衣、紐扣的名詞都來自葡萄牙語；紡織品方面的呢絨、天鵝絨、錦緞、細棉布、印花布；器具中的玻璃、酒杯、長頸瓶；食物中的棒糖、糖豆、蛋糕、泡泡糖、圓點心、麵包、油豆腐、香菸；其他還有紙牌、肥皂等等都是由葡語轉化來的，多得不勝枚舉。日語中的外來語，來自西方的還有荷蘭語、英語等，都是日荷、日英交往的結果，上述的葡萄牙語也是日葡交往的成果，主要是在這一時代傳來的。表達這些具體東西的語言，是隨著這些東西的傳入而來的。由於這些東西已經廣泛地普及到民間，所以這些語言不只是某一階層的用語，而是廣泛流行於上下階層，直到今天，仍然在日語中占有牢固的地位。 當時來日的西方人，一律被稱為南蠻人，東西則被稱為南蠻物。南蠻物不單是珍奇的物產，而且普遍認為它能夠觸發對基督教的信仰，具有護符一般看不見的威力。南蠻斗笠是武將的吉祥物，南蠻衣和南蠻鐵也是一樣。弗洛伊斯寫道，從天正末年起，在京都，如果沒有葡萄牙衣服或其他物品，甚至不把你當作人看待，可見南蠻風俗流行之盛。[9] 另外活版印刷術也在這時由葡萄牙傳到日本。活版印刷傳入日本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侵朝戰役後由朝鮮傳入的，另一條是從葡萄牙傳入的。從年代上看後者稍早些。即天正十八年（1590），巴利尼亞諾帶領遣歐使節回到日本時，帶來了活字印刷機，大量印刷傳教用的書籍。這就是後來稱為耶穌會版的，用日文和羅馬字兩種文字印刷，這種書籍一直到現在還遺留有近30種。[10] 西方油畫也在這時傳入日本。基督教的教堂和信徒的家裡需要懸掛聖畫用作禮拜用和裝飾用。起初都是從歐洲運來的，以後就在日本畫了。傳教士們在日本信徒中挑選一些人，教給他們作畫，他們進步很快，後來竟看不出其作品是日本人畫的。現在各地還留存有當時的遺作，不僅有宗教畫，還有一般畫，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畫法。 德川家康像 一位無名藝術家描繪了身著宮廷服飾的德川家康，這幅畫是在他死後繪製並展示給人們的。他死於1616年，時年73歲。那時他所有的競爭對手都已故去，他穩固地獲得了作為幕府將軍或是國家軍事統治者的地位。曾親身參加50多場戰役的家康以狡詐、耐力和非凡的堅忍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士兵稱其為「老獾」。他奠定了家族的命運，德川家族在其後的250年里統治日本，這不光依賴於至高無上的軍事權威，也取決於他在管理國家、提高稅收和驅逐敵人方面的能力，德川王朝的繼任者們同樣繼承了這些才能。 第二節 封建制度的建成 德川家康的霸業 德川家康在秀吉建立霸業時，表面上表示臣服，並與其政策保持協調一致，但實際上，卻是一股和秀吉相對立的勢力。德川家康出生在一個雖不算大、卻是歷代豪族的家庭，擁有一批生死與共，世代臣事的家臣。他本人也韜略過人，武藝超群，是東海道首屈一指的武將，更因幼年時生長於艱苦的環境中，養成了堅韌不拔的性格。北條氏滅亡後，秀吉把他封到關八州的新領地，表面上是厚待，實際上是敬而遠之。讓他離開舊領地，去經營新領地以消耗其實力，表示對他的勢力很不放心。但是他懂得，秀吉在世時必須隱忍持重。秀吉死後，後嗣幼弱，諸將不和，各種條件都已成熟，他收取隱忍持重的果實的時刻就來到了。秀吉臨死時，擔心一族中沒有人扶持他年僅六歲的兒子秀賴，令諸侯鄭重宣誓，擁立秀賴，並且特別下令家康在伏見城主持政治，而讓前田利家在大阪保護輔導秀賴。但是豐臣氏的各位將領中，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長等精通政務的文治派與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自恃武勇的武斷派一直不和。秀吉死後，這些將領之間傾軋不已，加上唯一能夠牽制家康的前田利家也在秀吉死後翌年病故。 屏風畫 此畫為一摺疊屏風的局部，它描繪了在1615年圍攻大阪城堡戰鬥中的武士形象。 鍋島直重像 在這幅17世紀的絲卷畫上，一位上了年紀的日本勇士正準備戰鬥。畫中描繪的人物叫鍋島直重，起初是南方軍閥一個不起眼的門人，他在16世紀末導致國家分裂的戰爭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站在得勝的軍事領袖德川家康一邊。德川家康及其繼承人統一了分裂的國家。這名勇士1618年以80歲高齡安詳故去。作為一個地方貴族，他一直活到得以享受長久的德川和平的果實。 這樣一來，家康的地位當然不斷提高。他知道為了成為名符其實的天下霸主，必須向豐臣氏施加壓力，迫使其滅亡，或從根本上扭轉主從關係。他利用將領之間的傾軋，使大多數武斷派加入了自己的陣營，並挑動石田三成等文治派首先起事。家康苦心設計的表面戰事，終於在征討會津的上杉景勝時爆發了，他迅即掉轉矛頭，西上直指乘機而起的三成派，所有的諸侯這時都分成東西兩軍參加到戰事中。慶長五年（1600）九月，雙方在關原戰役中一決雌雄。這次戰役，東軍由於西軍小早川秀秋的內應而獲勝。在進行戰後處理時，家康斬了三成及其部將，削減了毛利、上杉等大諸侯的封地，增加了東軍各將領的封地。全國的大名安置，完全置於德川的霸權之下。 關原戰役圖 這幅細緻的圖畫取自一個屏風，屏風是德川家康女兒嫁妝的一部分。它展示出1600年關原戰役中將軍大獲全勝的情景。德川家康善用謀略，出奇制勝，石田三成則雪上加霜，遭同盟者的背叛。畫中描繪石田三成所部正從熊熊燃燒、即將化為灰燼的營地倉皇出逃，遺留在身後的旗幟表明他們中許多人是基督徒。家康的部隊在低雲密布的掩護下蜂擁向前，大霧把戰役推遲了一個多小時。那場戰役實際上比這幅受勝利者委託繪製的畫面所揭示的更殘酷、持久和混亂。此後沒有一位日本貴族敢於在公開戰爭中與德川軍隊交手。 在確立了稱霸的基礎上，他開始逐步推行自己治理天下的政策。他好學並精通歷史，崇拜源賴朝，心想在政治上效法他，並決心要採取與其對手豐臣氏不同的政治形態，但也承襲其制霸的形式，所以在慶長八年（1603），就任征夷大將軍，在江戶設立了幕府。從天正元年（1573）足利義昭被罷免將軍職務算起，正好過了30年，又出現了任命的將軍。表面上雖同稱為將軍，但實質卻有天壤之別。一個是在強大的地方大名勢力保持均衡上，憑著將軍的權威而勉強保持位置，一旦均衡破裂，實權也隨即喪失，徒具虛名；另一個則是以實力控制各大名，加上民心嚮往和平統一，實際上具備了進行統治的條件，只是在形式上借用了將軍的稱號而已；一個想借將軍之名獲得力量，另一個則以實力借用將軍之名；一個把朝廷作為將軍權威的源泉，另一個把眾大名作為自己實力的基礎；二者對諸侯的態度，當然也不相同。 慶長十年（1605），家康把將軍一職讓給第三個兒子秀忠，一方面表示這一職位是世襲的，另一方面也使自己擺脫了公職，自由地處理政務。當時豐臣秀賴還是個領有攝、河、泉三處領地的65萬石的大名，雖然已無力與德川氏對抗，但對家康來說，仍然是一個危險的敵手，不能任其下去。於是千方百計地削弱豐臣氏的勢力，剪除其羽翼，特別是利用秀賴及其母淀君信賴神佛的弱點，讓其在各地大興土木建造社寺，以消耗他們的財力，這實在是個老奸巨猾的計策。並利用其所修造的工程之一方廣寺大佛殿鐘上的銘文為藉口，挑動豐臣氏，迫使他不得不舉兵反抗（慶長十九年，大阪冬季之役）。這時響應豐臣氏號召而集合到其麾下的隊伍中，竟沒有一個大名，只有些各國的流浪武士。家康和秀忠則以全國大名的兵力包圍了大阪城，即使對這場勝敗之數未卜可知的戰鬥，家康也還是用心深遠，力避強攻，深謀遠慮。他提議講和，條件之一是填平大阪城的護城河。次年戰端又開，豐臣軍在城外被擊敗，秀賴、淀君自殺。至此，豐臣氏徹底滅亡（慶長二十年五月，夏季之役）。 秀吉在他的辭世歌中把自己的一生比作短暫的朝露，而這竟成了讖語，豐臣氏僅傳二世而亡。 整頓幕政 大阪戰役消滅豐臣氏後，家康總算放下了心，但他也在次年，即元和二年（1616）病死。[11]這時秀忠已牢牢地坐穩了將軍的寶座，德川氏的霸權，並未因此而有絲毫動搖，相反，幕府的基礎卻是越來越鞏固。到了繼秀忠之後的第三代將軍家光時（元和九年——慶安四年，1623—1651），其統治態勢已穩如泰山。從家康到家光的三代是德川幕府奠定基礎的時代，是完善幕府政治的時代。從內容來說，是發揮武家政治的特點，用武力控制政權的時代，這種用武力控制政權的政治，集中地表現在對大名的控制、對朝廷的壓制和對農民的剝削上。 控制大名是關係到幕府基礎的重大問題，所以家康很早起就注意到這一點。關原戰役結束後，論功行賞時，就是根據他的治理規劃，重新變更對大名的安置。在畿內、關東、東海道等地安置了譜代和親藩，即累代的老臣和同姓近親的大名，以鞏固統治；把外族大名（外樣大名）移到奧羽、中國、九州、四國等邊遠地區，即使這樣，在他們之間，也還親疏交錯，以使前後互相牽制，不是以形成對幕府的威脅。這個方針，以後也沿襲了下來，一有機會就據幕府的方針，對大名加以調動。所謂機會，就是毫不留情地對大名進行削封、減封，這是幕府控制大名的一個強有力的措施。 對大名削封減封的原因除關原戰役時與幕府為敵外，還有平時違犯幕府的法令，或是沒有嗣子等等。所謂違反法令等等，都只是表面的藉口，它可以由將軍任意加以利用，所以各大名的地位極其不穩。大久保和本多都是德川家累代的老臣，他們跟隨家康，對其完成霸業曾做出重大貢獻。但是大久保忠鄰被家康罷官沒收了小田原的6.4萬石封地，本多正純被秀忠罷官沒收了宇都宮的15萬石封地。甚至對親藩的近親諸侯，也毫不留情，像福井的松平忠直（家康之孫），駿府的德川忠長（家光之弟）都被罷官沒收了封地，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至於外族的大名，所受的威脅就更大了，著名的例子有豐臣氏的舊臣福島正則（廣島，49萬石），加藤清正之子忠廣（熊本，51萬石），小早川秀秋（岡山，51萬石），蒲生忠鄉（會津，60萬石）等的被沒收，等等。 江戶的市井生活 江戶即現在的東京，1603年天皇加封德川家康為大將軍，他在江戶建都。江戶是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中心之一，此圖中可見江戶的市井生活十分繁榮。 幕府控制各大名的權力是如此強大，而武家諸法度又把這種權力用各大名應履行的具體義務形式在法律上規定下來。在這以前，（慶長十六年，1611），家康就讓各大名在誓詞上聯名簽字，發誓要對將軍服從和忠誠，到慶長二十年（元和元年，1615），就制定了武家諸法度13條，這13條中雖然也有像獎勵文武兩方面的一般教化條目，但同時規定，各國不得藏匿違法者；除和同國人往來外，不得與其他國人有所交往；不得另行新建城堡，即使要修補，必須提出申請等干涉大名領內統治以及禁止私自結婚等干預私生活的條例；此外，還規定了對幕府應盡的義務，如參覲作法等一套規則，把大名緊緊地置於幕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寬永十二年（1635），家光當政時，又增補成21條，其強制干涉的特點更為突出。其中一個例子就地強化參覲交替制度。實行參覲制度，把妻子留在江戶，這本是大名們一直自發實行的行動，開始時，將軍對此也表示了相當的禮貌，如外族大名來到江戶時，甚至要到府外去迎接。家光廢除了這個慣例，以顯示將軍的天賦權威，寬永法度就是根據這一精神而制定了參覲交替制，嚴格規定諸侯在原則上要一年住在江戶，一年住在自己領地，每年四月時進行輪換。乍一看來，這樣做削弱了諸侯的權力，是把諸侯置於幕府控制下的最有效的政策。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武士們住在江戶，提高了生活水平，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致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賴以存在的封建制基礎。 幕府憑藉法律控制了大名以後，為了削弱他們的財政力量，大搞土木建築，命令他們協助，向幕府捐獻建築材料。宮中、仙洞以及江戶、駿府等各地新修建的城堡，都是採用了這種辦法。江戶城等都是在從慶長十一年（1606）到寬永十三年（1636）間建成的，幾乎是連續施工，不斷要求大名們出工。大名雖對這種負擔感到過重、痛苦，卻沒有人敢起來反對，由此也可見幕府威信之高。 幕府除使用種種手段壓制、控制大名以外，也想了一些辦法爭取、拉攏他們。比如同強大的外樣大名結為婚姻，或是賜予他們以松平的姓氏或將軍的名字等等。當然，這同壓制、控制的強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總之，幕府駕馭大名時，兼用了強大的實力與巧妙的策略二種手段，其統治一直延續了二百餘年，一直沒有出現太大的反抗，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奇蹟。 對朝廷的壓制，這是過去織田氏和豐臣氏沒有想到的，他們都是藉助朝廷的權威實現自己的霸業，而且是以朝廷一分子的身份來執掌國政的，從沒有過與朝廷對立的觀念。但是家康的稱霸一開始就沒有藉助朝廷的權威，就連任命將軍，也只是讓朝廷對他用實力爭得的地位加以承認而已。在江戶開設幕府，更是只能大大加深公武（公武，公指朝廷，武指幕府。——譯者）之間的對立情緒。家康把《吾妻鏡》作為施政的參考書，當時的公武關係也正如《吾妻鏡》中所述的和鎌倉時代一樣。相當於鎌倉的六波羅一職的是所司代，關原戰役之後，家康就任命板倉勝重為所司代，他與兒子重宗兩代人，擔任這一官職達五十餘年之久，很能體會和秉承幕府的意志來壓制朝廷，干涉朝政。 早自後陽成天皇時起，家康就開了干涉朝廷內政的先例。後水尾天皇元和元年（1615），在公布武家諸法度後的10天，又制定了禁中及公家諸法十七條，這是壓制朝廷的根本法典。其第一條規定了天子的職能，這當然要受到譴責，認為是違反了古來的大義名分，但這種譴責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而對於三公（三公，指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或是指左、右大臣和內大臣而言。——譯者）、親王以下諸朝臣的席次，三公、攝政關白的任用、改元以及敘任和敕許門跡、紫衣、上人等稱號等事務，以往，即使政權掌握在武家手中時，也完全是聽由朝廷自行處理，保留著過去朝廷統治權的形式，因為這些對武家政治並不形成任何妨礙。可是現在，對這些也要插嘴，橫加限制，實在是多餘的干涉，愚蠢的做法。武家本應是豁達大度，不過問這些小事，然而竟做出這種目空一切的規定，無疑是崇傳等人一知半解的學識在作怪，致使成為後世尊王論者攻擊幕府的材料。另外，這一法律還規定，武家的官位，不包括在公家同一官位的定額之內。這樣一來，武家便可以不受定額的限制，把朝廷的官位任意封給大名們；這樣做，幕府自以為很聰明，尾張、紀伊因此而成了從二位權大納言，島津和伊達成了四位權中將。到後來，這種毫無價值的虛名官位充斥各地，而且，由此卻使武將也對柔弱的公家意識感到親近，成了公家形式主義的俘虜，到頭來反而挖了武家封建制的牆角，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在這三代將軍統治時期，對農民也制定了最嚴厲、苛刻的政策。農民是支持封建社會基礎的生產者，對其重要性，德川家康是有足夠認識的。因此在當時的身份制度上，規定了士農工商的次序，把農民擺在僅次於士的位置。但這種重視，當然只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的重視。也就是說，只有在生產糧食、繳納年貢這一點上，農民是重要的，離開了這一點，就根本沒有什麼可重視的了。在這個意義上，幕府為了使農民成為自己所希望的納稅者，就連他們生活中的一切瑣事，都想加以限制和干預。甚至可以說，並不把農民當作人，而是當作納稅機器來對待，這麼說並不為過。為了禁止百姓永遠買賣田地，防止土地的兼併和納稅能力的減低，幕府於寬永二十年（1643），幾次下令對農民生活加以嚴厲的限制：如不許隨便吃米；不許買酒、買茶和飲酒、飲茶；不許種植和消費菸草；婦女如伺候丈夫不周，喝茶過分和遊山玩水者必須離婚等等。這些干涉，看來都極可笑，可是在整個江戶時代，幕府對農民的態度就是這樣，並沒有根本改變。而干涉、限制最甚的，莫過於幕府初期三代將軍的統治時期，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代政治的專制和武斷。 德川社會的四個等級 這幅出自當時的繪畫說明了德川社會的四個等級武士、工人、商人、農民。 幕府的基礎與機構 作為上層建築來說，幕府的政治社會體制，堪稱是最完善的封建制度。首先在人的方面，以將軍和大名、直屬武士（直屬武士，直屬德川將軍家的、俸祿在一萬石以下的武士，即旗本、御家人的總稱。——譯者）的關係為中心，武士與武士之間都有牢固的主從關係，這種關係不僅限於武士，也適用於其他一切身份的人。士農工商都有固定的身份，屬於不同的社會階級，在每一種身份中，還再細分為各種階層。主從的關係和階層的秩序就像網眼一般縱橫交錯，構成整個社會，每個人都被牢牢地固定在自己應處的位置上，不准錯離一步。在物的方面，全部土地都被自治的、互相連帶的町村所分割，處在統一的管轄之下，其領有和管理關係，決不像中世紀時那樣複雜，一個領主在自己領地內不但有徵稅的權利，而且還有行政、立法、司法等多方面的強大權力。這種權限是經過戰國時代而逐步形成的，大領主多半是憑自己的實力而取得的，德川氏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家康當上征夷大將軍，其權限的合法性，就得到了朝廷的承認。其他領主則臣服於將軍，通過分封的形式，取得領地的合法權限。領主在其領內所具有的統治權和獨立性，相當於一個國家，但另一方面，它要接受幕府的監督，履行對將軍的義務，從而又具有統一性，形成了上下間的封建關係。這種封建關係是幕府憑藉強大的實力和巧妙的策略而強制推行的，是依靠對分封土地的完全統治權和社會階層間固定的秩序而緊密維持的。因此，作為日本的封建制度來說，可以認為，它已經發展到了最後時期，達到了成熟階段。近來學者把這種封建國家機構稱為幕藩體制。所謂藩是指領主在領內的統治機構，或者是就其封建領國對幕府而言的稱呼。這個名稱是襲用中國制度中的藩王，藩鎮等名稱而來的。起首隻在知識分子間使用，後來一般人民也使用了。它不同幕府一詞，在日本，不是具有古老歷史的用語。[12] 領有1萬石以上祿米，臣服於將軍的封建領主叫作大名。日本全國大名的數目，因時代而異，大體上在270個左右。根據它同德川氏關係的親疏、遠近和新舊，大名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種。親藩中又有家康三子後代的三家（尾張、紀伊、水戶），蘭家以外支系親屬的家門（越前、保科、久松等）和三柳（田安、一橋、清水）之分。大名還根據門第的高低分為國主（國持）、城主和無城三類，在江戶城中的席位，則是根據執勤室的名稱而分，有大廊下（走廊）、大廣間（大廳）、溜間（休息室）和帝鑒間（書房）等稱呼。大名從將軍那裡受封的領地，法律上只限一代，所以在大名的繼承、將軍的更替時，都要採取重新改封的形式。 封地是以丈量土地之後所定的土地面積和收穫量作為基準，把所有的農業生產力都換算成米，然後以收穫量的形式表現出來，最低是1萬石，最高可達102萬石，大小之差十分懸殊。大的多半是外樣大名，譜代一般較小。就像上面講過的，他們對其領地都擁有統治權，發給家臣俸祿，要求他們臣服，從而結成封建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對幕府竭盡忠誠，擔負軍役、公差等義務。作為忠誠的保證，他們要把妻子留住在江戶，公差的內容包括參覲交替（參覲交替，也作參覲交代，是江戶幕府控制藩侯、大名的一種方策。規定諸藩侯、大名在一定期間內，必須居住在江戶。原則上是每隔一年，輪流在領地和江戶居住；後來，改為每三年輪換一次。此項制度，雖早在慶長年間已有，但到寬永十二年（1635）公布的武家諸法度中才制度化。——譯者）、定期和臨時的進城拜謁將軍、貢獻物品，擔任重要地區的警衛等等。軍役指一旦有事要為幕府作戰以及提供武器、人員、馬匹。軍役的數量各時代也不一樣。據慶安二年（1649）的規定，每1萬石要提供235人，馬10匹、弓10張、槍20支、矛30支、旗3面。 以大名為代表的封建制是支撐幕府統治基礎的一個大框架，此外處於這一基礎的中心支柱位置的，應該說是幕府，作為一個大領主而擁有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人力資源是指直屬於將軍的家臣團。直屬於將軍，而所領祿米不到10000石的、有資格參見將軍的叫作旗本，沒有這種資格的叫作家人，總稱直參或幕臣。旗本的總數有5000餘人，家人有17000餘人，共22000餘人；加上他們擁有的家臣，一旦有事時，能出動的兵力可達6萬至7萬人，一般泛稱8万旗本，並不完全是無稽之談。旗本的領地叫知行所，家人的叫給地。他們原則上住在江戶，有一定的職守。在職務中，分為屬於武事系統的像警衛、值勤的工作；屬於文治系統的，則是管理工作，這些直參多半是往昔與德川氏關係很深的累代武士，以士氣旺盛、對將軍忠貞不貳而著稱，他們保持品格，鍛煉實力，以為一般武士所效法。 德川秀忠的女兒的政治婚事 和子是第二代德川將軍德川秀忠的女兒，乘坐在一輛掛有帘子的馬車裡，從二條（島根縣舊村名）城堡出行，正要去與政仁天皇后水尾成婚（1620）。這一場景繪在一幅青色屏風上，屏風用金箔裝飾，描繪了首都及其周圍的景色。這樁婚姻意在加強帝國皇室與德川家族之間的聯繫，以此加固將軍把持的權力。 幕府的物力資源首先來自其所擁有的廣大直轄領地、幕府的直轄領地，隨時代而俱增，到元祿時，才基本上固定下來，總計為680萬石左右。其中420萬石歸直接收入，260萬石則分給諸旗本的知行所。全國的土地以3000萬石計，則其所占的比率，約為22%強。跟最大的大名前田氏的102萬石，島津氏的77萬石，伊達氏的62萬石等等相比，占有明顯的優勢。 幕府的財源除來自這些廣大直轄領地的租賦以外，還有經營礦山和對外貿易所得的收入。佐渡的金山、石見的銀山、生野的銀山、院內的銀山、足尾的銅山等都是直轄礦山，其收入在初期曾是幕府的主要財源。後來，家康獎勵對外貿易，自己也曾親自嘗試並獲得了巨利。家康自奉儉約，且善於理財，所以幕府不久就積蓄了巨額金銀。家康、秀忠、家光臨死時都把所遺金銀分配給族內，從其豐厚的分配額可以得知，幕府所擁有的金銀積蓄，數額之巨，大大超過想像。 以上是幕府的固定財源，從財力上看也足以制服各大名。到寬永以後，金銀的產量降低，對外貿易也開始走下坡路，於是逐漸產生財政困難，不能不臨時向大城市中的富豪徵收捐稅，或是靠改鑄貨幣的利潤等等來補充財源。 幕府的政治機構極為簡單，樸實。鎌倉幕府的機構雖然也很簡單，但那是因襲公卿的家政機關，多少還帶有貴族的色彩。江戶幕府的機構則完全是採用了戰國諸侯統治領內的機構形式，是名符其實的農村武士方式。它的另一個特點是，平時的政治組織，隨時可以改換成軍事組織，這是繼承了戰國的遺制。官員沒有文武之分，平時作為事務編制的人員，到戰時就能原封不動地變成指揮系統。還有個顯著的特色是，中央機關的許多重要職位，都採取複數的編制制，通過會議和值班制度來處理事務。所謂值班制，就是由複數編制人員中，每月有一人輪流處理日常事務，它有效地防止了權力落在一人手中的弊病，這是幕府權衡、考慮了歷來各種官制的利弊而定出的新方案。 幕府的最高官職是大老，它不是分管和常設的職務，大老不僅要處理重要大事，而且在將軍年幼時，還要代替將軍裁決政務，相當於朝廷中的攝政、關白太政大臣一職。 總攬幕府政務的最重要的官職是老中和若年寄。老中由城主一級的譜代大名擔任，定員是五至六人，簽署幕府的命令，管轄大名、高家和高級官員，特別是負責處理朝廷的事務以及財政、建築、對外等各種事務。若年寄由無城的譜代人名擔任，定員是五至六人，輔佐老中執行政務，並統轄旗本和家人，負責處理日常的建設工程和城中的各種庶務。此外還有御用人一職，擔任將軍的侍衛，把將軍的命令傳達給老中，再把老中的意見上報給將軍。御用人也是從譜代大名中產生，其地位特殊，且握有實權，類似朝廷中的藏人頭一職。 次於老中和若年寄的重要官職是寺社、町和勘定三個奉行以及大目付和目付。寺社奉行掌管全國的寺社、神官、僧侶和寺社領地內的人民，在三奉行中地位最高，由譜代大名擔任，定員3人。町奉行掌管江戶城內的行政、司法，由旗本擔任，定員2人。勘定奉行掌管幕府直轄領地的行政和司法，並負責金銀、米谷的出納，也由旗本擔任，定員4人。 大目付和目付是監督官，沿襲戰國時代各分國所使用的監視者一類的人。大目付隸屬於老中，負責監察大名與老中所掌管的各項工作中有無違法行為，由旗本擔任，定員4至5人。目付屬於若年寄，檢查其管轄下的旗本和御家人有無違法行為，還負責維持城中一切秩序，定員7人。 此外還有留守居、使番、高家和奏者番等官職。留守居負責戰時江戶城的守備工作，平時負責警備將軍的內府，檢查婦女的關卡通行證。使番在戰時是傳令官，平時充作將軍的使者出使各地，監察邊遠各國官員的工作情況。高家受老中的管轄，負責接待敕使等有關和朝廷的禮儀事項，也用作一種門第的名稱。奏者番掌管武家的禮儀，由譜代大名擔任。 行政官與司法官並無區別，行政官廳就是法院。幕府的最高法院是評定所。評定所的議事由三奉行合議解決，有時老中和目付也列席參加。 以上官職，戰時可全部轉為軍事編制，但平時的警備工作則由番方一職擔任。番方有大番、書院番、小姓番、新番等。大番警衛江戶城、二條城和大阪城。書院番以下則擔任將軍的警衛工作。各番又分成幾個小組，由番頭、組頭領導，番士由武藝高強的旗本和家人擔任。 地方官員首先是所司代，所司代負責警備朝廷及京都市內，代表幕府與朝廷交涉，並監視朝廷和西國各大名，是地方上最重要的職務，由譜代大名擔任。其次是城代，有大阪城代和駿府城代，大阪城代守備大阪城和監督大阪的各位官員。駿府城代擔任駿府城的守備工作。其次是遠國奉行，有京都、大阪和駿府等地的町奉行，掌管城市的民政和重要地區的特殊事務。還有伏見、長崎、山田、日光、奈良、堺、佐渡等地的奉行。此外，在各地設有代官，負責管轄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幕府直轄領地（即所謂天領）。在許多廣闊的地方還設有郡代，如關東、美濃、西國、飛彈等地都設有郡代。 對外關係 家康十分關心理財，從不放過貿易這條生財之道。由於他對貿易採取獎勵政策，所以在幕府初期，對外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當時在歐洲，由於新舊兩派教徒的對立，各國之間鬥爭十分激烈。荷蘭擺脫了曾在歐洲顯赫一時的舊教國西班牙而宣告獨立；英國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荷蘭和英國的勢力逐漸取代了西班牙而發展起來。這種情況也立即反映到東方貿易上來。英國在1600年，荷蘭在1602年，分別成立了東印度公司，推行有組織的貿易政策，侵占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企圖奪取商權。由於家康也希望通商，十分符合這種情況，所以在新到日本的歐洲船中，開始出現有荷蘭船和英國船。 荷蘭東印度公司 這幅1665年的圖畫展示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胡弗里河上的貿易站，它防守嚴密的貨棧以幾何學的精確度展現出來。1602年荷蘭在印度成立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擁有政府所授予的壟斷東方貿易和軍事侵略的全權。通過貿易站，荷蘭的船隻在摩洛哥、巴達維亞（現在的雅加達），甚至遠至東方的中國和日本之間川流不息。 最先來到日本的荷蘭船是慶長五年（1600）漂泊到豐後的利飛（Liefde）號，家康接見了船員，直接向他們探詢海外的情況，並挽留他們充當外交顧問，其中最受家康信任的是英國水手長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他在二浦半島被授予領地後，改名為三浦按針。他在江戶城中的住宅所在的街，也被稱為按針町，他的名字一直留傳到現在。這艘船的船長回國時，家康讓他轉達開展貿易的意圖。荷蘭也為開展對東方的貿易，曾幾次派遣艦隊前來，到慶長十四年（1609），終於有兩艘荷蘭船駛進了平戶，其使節晉謁家康，並遞交了國書，從家康那裡得到對國書的回信和許可貿易的朱印狀。於是荷蘭就在平戶建立商館，作為對日貿易的基地，頻繁的通商往來就開始了。 由於三浦按針寫信建議開展對日貿易，英國也於慶長十八年（1613）派船來到平戶，船長約翰·賽利斯（John Sairis）謁見家康並遞交了國書。家康也對國書做了答覆並發給朱印狀，許可貿易；英國也和荷蘭一樣在平戶開設了商館。英、荷兩國由於在對抗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的東方貿易國時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所以不是在海上攔截葡萄牙商船，掠奪其貨物，就是開闢新市場，收購中國產的生絲和絲織品等對日貿易商品。雙方又轉而成為貿易上的敵手，荷蘭漸漸占了優勢，雙方在南洋地方的衝突，有時也波及平戶。結果，英國商館因無利可圖而被東印度公司下令關閉，元和九年（1613）末，館長等人離開了日本，英國從此停止了對日貿易。 家康雖然開始與兩個新興國家進行貿易，但對原來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也仍然表示友好。葡萄牙一直壟斷著對中國的貿易，其商船每年從澳門駛進長崎港，後因葡萄牙船在長崎被有馬晴信燒毀，從而使貿易一度中斷，但由於葡萄牙方面的好意，使事件得以順利解決，家康又頒發了恢復貿易的朱印狀，葡萄牙又繼續從事能獲利頗多的對日貿易。 秀吉時曾與西班牙斷絕國交，家康時，在原來從呂宋來到日本躲藏著的聖方濟各派教士的斡旋下，請求來往於呂宋和墨西哥之間的西班牙商船在浦賀港停泊，並請他們協助日本發展開採銀礦事業。不過，因為呂宋方面提出要保護在日的傳教士、限制到呂宋爭奪貿易利益的日本船隻數量等等條件，致使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恰逢呂宋的代理總督皮貝洛（Don Rodorigo de Vivero）在往墨西哥途中遇到海難，難船漂流到上總。家康便會見他，表露了要與西班牙開展友好通商的夙願，並準備了船隻把他送往墨西哥，這時，京都商人田中勝介等二十多人同船前往，他們是最早橫渡太平洋的日本人。總督遵照本國政府的訓令，並沒有接受家康的要求，他們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打算到想像中的日本近海的金銀島上去探險，因此假此機會，派出了答禮使，想把日本作為進行了探險準備的基地，派出了富有探險經驗的皮捷卡伊諾（Sebastian Vizcaino）等人作為使節前來日本。他謁見了家康，獻上了豐厚的禮品，並被允許測量日本沿岸和修造船隻，他並沒有透露要到金銀島上探險的事，只是暗中進行了探險。因為本來就是毫無根據的傳說，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再加上荷蘭人揭露了西班牙的野心，所以就連家康也不再對他們表示友好了。這時東北的實力人物伊達政宗也抱有野心，企圖開展奧州與墨西哥之間的直接貿易，恰逢來自呂宋的方濟各派教士路易斯·索泰洛（Luis Sotelo）為謀求其所屬一派的發展，提出了建議，於是政宗便於慶長十八年（1613）派家臣支倉六石右衛門為使節，前往晉見西班牙國王和羅馬教皇，要求派遣傳教士和開展通商貿易。使者在西班牙和羅馬雖然受到歡迎，但使命卻完成得並不理想，元和六年（1620），垂頭喪氣地回到日本，那時日本國內已發布了嚴厲的禁教令。 17世紀末的地圖及插畫 一幅17世紀末的地圖中的一頁描繪了出島（用圍牆圍住的中心部分）人工島，它建於長崎港附近，用於接納荷蘭商人，他們是唯一被允許與日本進行貿易的歐洲人。在圍欄內商人們過著舒適的生活，在設備完善的場所飲酒、吸菸、打檯球（見插畫），但是他們只被允許與日本人有少量接觸。 家康熱心地獎勵通商，換致了與各國之間的積極交往。同時日本船隻也頻繁地航行海外。在中國沿海，很早就有號稱倭寇的日本人出沒其間，到16世紀以後，他們的活動範圍又擴展到南方，1570年（元龜元年），西班牙船隊首次到達馬尼拉時，那裡已經有20名日本人和40名中國人。1582年（天正十年），在呂宋島北端的卡加延附近，西班牙艦隊曾與12艘日本船隻，600餘名日本人交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有秀吉強迫呂宋前來進貢的事。在另一方面，和平通商也十分活躍，朱印船制度也是在文祿初年（1592）制定的。所謂的「朱印狀」是指交給商船攜帶標有航行目的地等的證明文件，這種文件證明持有它的船隻是普通船隻，而不是海盜船。後來，家康又進一步發展了朱印船制度，獎勵商船航行海外。因此，在慶長九年（1604）到元和二年（1616）的13年間，幕府發出的朱印狀達194張，從元和三年（1617）到寬永十二年（1635）的19年間，發出159張，計32年間共發出353張。朱印船所去的地方從台灣、澎湖島到爪哇、婆羅洲、摩鹿加群島、馬來半島一帶，其中以安南、呂宋、暹羅為最多。船主中既有島津、松浦、有馬、加藤、細川等各位大名所派的人，也有京都的角倉了意和他的兒子與一、大阪的末吉孫左衛門、堺市的納屋助左衛門、西宗真、長崎的荒木宗太郎等商人。輸入的商品以生絲和絲織品為主，其次是鹿皮、鮫皮、蘇木、毛織品、砂糖等；輸出的商品有銅、鐵、硫黃、扇子和描金畫等。絲織品本來是中國的特產，當時由於明朝厲行海禁，停止勘合貿易（朝貢），無法直接輸入，可是隨著國內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此項消費品的需要量越來越大，於是日本的朱印船隻好從在南方各地走私的中國商人或第三國商人處收購，這是一筆獲利甚巨的買賣。一條船的乘務員少者幾十人，多者要超過300人，裝載量平均是268噸，最大的可達800噸。其中雖然也有西洋式帆船，但造船技術和航海術的發展仍比歐洲落後，加上英荷兩國依靠強大的資本和優勢的海軍，大力進行貿易。和他們相比，日本在各方面的條件要差得多，但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有產量豐富、作為支付手段的白銀，所以日本也能毫不遜色地活躍在海外，當然這也是日本人民具有強烈企業精神的緣故。[13] 駕駛朱印船進行貿易的商人，有時因營業上的需要留在海外；也有時被雇作兵士、船員或其他使用人，還有時因為是基督徒而留在海外。他們散布在南洋各地，在大城市等地，有的日本人單獨集中在一個特定地區，有的形成一個部落，這些地方稱為日本町（町，街；本町即日本街，尤若華僑聚居地稱為「唐人街」一樣。——譯者），較大的有交趾的土倫、番府，柬埔寨的披亞洛，暹羅的大城府、馬尼拉的德拉屋等。日本町由日本人頭目管轄，形成一種自治區域。大城府的頭目山田長政，原來是駿河沼津城主的轎夫，後來在暹羅發跡，升到最高官爵，他平定了因王位繼承問題而發生的內亂，從而威名大振。[14] 家康對基督教並沒有什麼好感，但由於重視貿易關係，致使基督教也自然而然地興盛起來，除耶穌會以外，聖方濟各教派、多明我會派、奧古斯丁派等舊教各派也都可以傳教。慶長十年（1605），全國的教徒，總數已達七十餘萬人。秀吉曾擔心他們對日本領土抱有侵略野心，家康雖然貪圖通商之利，對這一點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再加上崇傳（崇傳，江戶初期臨濟宗的學僧，南禪寺住持，後被幕府任命為僧祿司，主管各固文書，參與制定公家、武家及各宗法度，有「黑衣宰相」之稱。——譯者）和羅山（林羅山（1583—1657），名忠信勝，號羅山，削髮出家後稱道春。京都人，18歲起立志專究朱子學，21時，就糾集門人，講解《論語集注》。在德川家康、秀忠、家忠各代將軍時，曾參與幕府的機要事務，多數外交文書及法令等，均出其手。寬永七年（1630）在江戶上野忍岡設立家塾弘文院，傳授儒學。著有《寬永諸家系圖傳》、《本朝通鑑》、《大學抄》、《大學解》、《論語解》等150餘種。日本的聖堂也是他所創立的，其後代，世世擔任德川幕府的儒官，參與機要。——譯者）等人站在佛教和儒學的立場上表示反對，英荷兩國也大肆中傷，又趕上信徒之間發生內訌，暴露了在家康身邊竟有十幾名基督徒，使家康產生了疑慮，遂於慶長十七年（1612）對直轄領地下達了幕府最早的禁教令。次年，又將禁教令推廣到全國。於是驅逐教士、毀壞教堂、強迫改宗等，大規模的迫害開始了。秀忠繼家康之後，更進一步加強了這一方針，雖犧牲貿易利益也在所不惜；對於英、荷兩國，也禁止他們在平戶、長崎以外的地點進行貿易，使兩國也蒙受了很大的打擊，以致成為英國關閉在日商館的原因之一。但是傳教士不顧幕府的反對，仍然秘密來到日本，信徒也並沒有被消滅乾淨。因此，家光繼秀忠之後，進一步加強了對基督徒的迫害。寬永十年（1633），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隻和朱印船船員以外的日本人航行海外，在海外僑居超過五年的日本人，禁止回國。寬永十二年（1635），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航行海外，不准僑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國，違者處死。同時中國駛來的船隻，也只能到長崎。寬永十三年（1636），在長崎港內辟出一個扇形沙洲名為出島，由葡萄牙商人居住，其子女則一律驅逐出境。在此之前，肥前島原城主松倉重政，曾於寬永七年（1630）為鎮壓基督徒，根絕傳教士渡日的基地，向幕府建議遠征呂宋。這一建議，因他死去而未能實行，不過，幕府卻打算執行這個計劃，於寬永十四年（1637），向荷蘭要求借用軍艦，只是由於這年突然發生了島原之亂，這一計劃才沒能實行。 島原之亂是，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舊領地的島原半島和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長領地的天草島等地的基督教徒，由於新領主松倉重政和寺澤廣高等人大肆鎮壓而演成狂熱信仰的反抗行動。他們被基督教復興的預言所驅使，再加上一些浪人的煽動，終於揭竿而起。暴動發生後，藩主無力鎮壓，向鄰近的諸侯求援，幕府派遣特使去統率鎮壓，指揮各藩的兵馬攻打起義者占據的島原城，幾經苦戰，到寬永十五年（1638）才算將起義鎮壓下去。島原之亂越發使幕府痛切地感到必須消滅基督教，於是想出種種辦法，如對信徒處以極刑、給檢舉教徒的人增加賞金、讓佛寺的住持證明某人不是信徒（寺請），讓人們用腳踩木版或銅版的基督像（踏繪）以檢驗是不是信徒等等。另一方面，在對外政策上，也加強了鎖國措施。寬永十六年（1639），禁止葡萄牙船來日，把長崎的葡萄牙人統統驅逐出境。次年又燒毀了企圖前來和解的葡萄牙船，斬殺了船員，以表示禁令決不更改。後來又把荷蘭商館從平戶移到長崎，使長崎成為唯一的貿易港口。 至此終於完成了鎖國。有關鎖國的利弊，歷來議論紛紜，但它確實是加強和鞏固幕府封建統治的有效政策，長達二百餘年的江戶時代，能在國內保持和平，幕府政權得以維持，鎖國無疑是個有利因素。在經濟方面，國內產業得到發展，在文化方面，日本獨特文化得以昌盛等等，可以說都是由於鎖國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它縮小了人民剛剛開展的、面向世界的目光，扼殺了不斷探索的精神，妨礙了歐洲的近世合理精神在日本的傳播和成長。這對於整個日本歷史的發展來說，不能算是值得慶幸的事。[15]然而幕府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它難免要受到只是為維護自己的政權而愚弄人民，阻止文化的發展等的譴責。這畢竟是武家專制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換言之，它是武力統治對文化的勝利，是封建統治做到了對自由思想的徹底壓迫，進而也開闢了國粹主義壓制國際主義的道路。 第三節 國民文化的昌盛 禮教文化政治的開始 德川幕府初期的三代將軍實行武力統治和集權政治，建立了牢固的封建體制。在此基礎上，從第四代將軍家綱開始，經五代綱吉，到六代家宣、七代家繼，這六十五年左右的時間（1651—1716）是燦爛的文化和禮教政治的時代。它不僅顯示了幕府政治的巨大發展，更重要的是說明了時代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這種禮教文化政治的開展，不僅是國民文化昌盛的具體表現，而且大部分是以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級的勃興為基礎的。下面就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將這一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概述如下。 馬上取得天下的家康，深知不能馬上治理天下。因此，他積極提倡學術。在有關文武官吏的法度中，首先就規定要鑽研學問，他還親自搜集和刊行了古書。[16]但時代的背景，仍然是深受戰國遺風的影響而熱衷於殺伐；而幕府要確立和鞏固其統治基礎，也不得不訴諸武力。提倡學術，振興文化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不過，經過了三代的時間，情況逐漸有了改善，從第四代家綱時起，政治方面也開始出現這種傾向，到了綱吉、家宣、家繼時，就出現了禮教文化政治的興盛時期。 這種政治，首先表現為當政者的好學篤道。將軍家綱雖在幼年時繼承家業，但輔佐他的保科正之對山畸齋的朱子學和吉川惟足的神道頗有造詣，因此，他極重視倫理道德，獎勵文教。將軍綱吉尤為好學，親自講解經書，讓老中以及大名、旗本、僧侶以至陪臣都來聽講。他每月講解周易六次，用8年的時間，講了240次才講完。他任命林信篤（鳳岡）為大學頭，讓他在湯島建聖堂，祭祀孔子；並把林氏的私塾遷到這裡，培養學生。此外，綱吉的宰臣，如大老堀田正俊和柳澤吉保等人，也都十分好學。尤其吉保精通佛教和儒學，擅長詩歌，篤信忠孝倫理之道。綱吉之後的家宣也努力鑽研學問，以新井白石為侍講，君臣相處如魚水之交。這一段時間，禮教文化政治可說是達到了鼎盛期。白石精通和漢之學，是具有遠見卓識的當代屈指可數的學者。但他是浪人的兒子，職位不過是若年寄管下的寄合，可是家宣卻委以重任，使之擔任將軍顧問的宰相，從而使他有縱橫大展經綸的可能。這清楚地說明當時對學問的尊重。但家宣和家繼都在當政四年後死去，來自紀州的吉宗繼承了將軍的家業，於是時代出現倒轉，白石遭到排斥，無法充分發揮其才能，禮教文化政治也遭到了挫折。 禮教文化政治的內容首先表現在健全幕府制度和制定禮儀。健全組織制度，包括規定並發放幕府官員的薪俸（寬文五年，1665）、設立會計審察官（天和二年，1682）等等；健全法律制度，包括在武家法規里增加文治思想[17]（天和三年（1683）、寶永七年（1710）），制定針對寺社的綜合性法規（寬文五年，1665），整備法典；對司法行政制度進行人道主義的改革，改善監獄條件，簡化訴訟程序等。制定禮儀，表現為在幕府的儀制中採用公家的禮儀規制，例如對武家首次制定了服忌令（貞享元年，1684）、將軍採用公家式的服制，殿舍也模仿京城風格，從京城徵聘樂人推廣雅樂（雅樂，唐代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一種音樂，奈良、平安時頗盛行，令制中特設有雅樂寮。到平安後期，更為宮廷、貴族們所愛好，成為宮廷音樂中最主要部分，有以雅樂作為宮廷音樂總稱。——譯者）等等。制定禮儀中，最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是新井白石反覆建議的改革對朝鮮聘使的待遇。同朝鮮的交往，始於家康時期，但有時對方並不積極，我方仍要通過宗氏勉強與其通交。每當將軍更替襲職，就聘來對方使節，我方接待過於隆重，往往造成國家財物的浪費，在國書的形式等問題上也難免有名分上的爭執。因此，正德元年（1711），當朝鮮聘使來日時，白石對這一工作進行了重大改革。在他們的國書中，向來稱將軍為日本國大君，而幕府的復牒，則稱日本國源某，至此一律改為日本國王。另外將軍引見使節、賜宴、辭行等一應禮節統統從簡，使總經費節約了40%。來使因而對此提出抗議，但白石以其淵博的知識——駁回，終於使對方誠服。對於國書中使用王號這項改革，當時曾在名分上受到非難，然而白石的本意恰恰是要正名分，是對各種稱號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後，才達到這個結論。這同足利義滿不加批判地接受明朝冊封的日本國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種名分上的議論，本身就表明不僅幕府，而且一般學者也都具有禮教文化思想，並具有敢於發表思想的勇氣，可見當時客觀上已有一個健康的學術界。 實行禮教文化政治的目的是，按照儒教的政治理想教化人民，以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在律令政治的時代，盛行表彰孝子和節婦。可是，進入中世紀後，就銷聲匿跡了。綱吉不但親自做忠孝的模範，同時還在全國的布告牌上貼出五道布告，讓人們都知道忠孝、仁恕、節儉、勤勉等道理，對孝子，節婦的善行一一進行表彰。承認報仇的合法性，也是出自尊重忠孝之道的原因，這時代流傳著許多報仇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赤穗義士的報仇舉動。對於赤穗義士的行為，當時的學者褒貶不一，而幕府卻肯定他們在私人情義上的忠節。雖然按法律問罪，但這是情理兼顧的處理方法，說明幕府是很明智的，它既要維護教育，又要維護法律。 努力尊崇皇室也是禮教文化政治的一種表現。綱吉在會見敕使時也要沐浴更衣，以示尊王的誠意。貞享四年（1687），東山天皇即位時，幕府貢納了所有費用，並且恢復舉行了從後柏原天皇以後中斷了九代的大嘗祭的宴會。另外，把獻給皇室的領地由1萬石增加到3萬石，太上皇的領地增加0.3萬石成為1萬石，後宮的領地增加了0.1萬石成為0.3萬石。歷代皇陵由於幾經變亂，都已荒廢不堪，有不少甚至連所在都不明了，綱吉命令有關當局奏請朝廷進行調查，這時已有22座陵址湮沒不清，對知道的66座陵基則重修圍牆，確定了陵域。當時皇子、皇女，由於經濟上的理由，往往在幼年就出家入道，成為僧尼，稱為宮門跡、尼宮門跡，這已成了習慣。家宣採納了白石的建議，奏請出資讓皇子以親王的身份建立家庭，皇女則下嫁。由於幕府做了這些努力，朝廷與幕府之間關係極為融洽，幕府初期那種緊張疏遠的情況，再也沒有出現。這本是將軍以身作則表示忠節的一點心意，但它卻已經包含著對幕府的存在進行反省的因素。在這一點上，禮教文化政治最後給幕府帶來的重大意義是不應忽視的。[18] 如上所述，禮教文化政治緩和了幕府初期的武力殺伐之風，促進了社會的和平與安定，但另一方面，這種政治也產生了弊端。其一是在實行和平政策和仁愛主義時，同將軍綱吉偏執的愛攪在一起，產生了不適當的愛憐生靈的命令。其二是由於支出增加，導致財政困難，於是便改鑄金幣銀幣，使官吏中飽私囊，以致動搖了財政基礎。尤其是這個時代的政治助長了商品經濟這一內在矛盾的發展，促使了武士的怠惰及增加了其經濟困難，提高了商人的實力與地位。在造成摧毀嚴格身份制度因素這點上，禮教文化政治所產生的反封建結果，是難以否定的。 經濟的發展 由於幕府權力的確立，帶來了國內的統一與和平，城市興旺、交通發達、貨幣流通、產業繁榮，這是幕府初期以來的明顯趨勢。特別在禮教文化政治最盛時的元祿、正德時代，情況更是如此。過去的地域經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自然經濟受到商品經濟的衝擊。 最能代表這個時代城市繁榮的是城下町的繁榮。由於實行兵農分離，武士離開了土地，成為居住在城市四周的純粹消費者。再加上城市的位置，從往昔的偏僻地方移到了水陸交通的要衝，這就不能不帶來城下町的興旺。其中江戶城為天下之首，除將軍直屬的家臣之外，全國的大名也都率領家臣在這裡居住並參覲。慶長年間，江戶城全城約有300條街，到正德年間增加到933條。人口數雖不詳，但估計最盛時要超過百萬。17世紀後葉到19世紀初，江戶城的人口超過了歐洲任何一個城市。此外像金澤、鹿兒島、仙台、名古屋等10萬石以上的城下町，在全國約有50座，這些都是地方上屈指可數的城市，直到今天仍保持著它的繁榮。除城下町以外，千年皇都的京都、國內物資集散地的大阪也都擁有幾十萬人口，代表了當時都市的一面。[19] 由於幕府設在江戶，與京都大阪之間往來頻繁，再加上大名輪流前來參覲，荷蘭商館館長的進謁以及朝鮮聘使的來朝等等，官方交通制度的需要，極大地促進了交通的發展。以江戶為中心開闢了5條交通幹線：東海道、中山道、日光道、奧州道和甲州街道，合稱為5街道的5條幹線，每條幹線上都設有驛站，東海道的驛站有100人和100匹馬，中山道是50人和50匹馬，其他3條街道則是25人和25匹馬；還設有專門機構，掌管替換人馬等的事務。對驛站，規定免收租稅並撥發錢糧，以資保護。但隨著交通量的增加，常備人馬已顯得不足，因而從明歷以後，建立了所謂助鄉的制度，從附近的村莊征人、征馬。這就使農民負擔過重，成為農村凋敝的主要原因。[20]另外還規定在道路所經的河川上不准架橋，只能涉水或靠渡船。在重要的地區，設置關卡等等，這些制度卻人為地阻礙了交通的發展。這是幕府從維護其封建統治出發而採取的軍事上、警察上的措施。可以說是在交通制度方面所見到的戰國時代束縛的殘餘。 在海運上，由於鎖國，禁止遠洋航行，使人們的熱情轉向內海沿岸航路，因而國內航運十分發達。當時主要的沿岸航路有江戶與京都、大阪之間的航路以及東環和西環航路。負責江戶和京、阪間漕運的定期船有貨物船和運酒船，專門負責把京都、大阪的物資運往江戶。東環航路從日本海沿岸出發，經津輕海峽出太平洋到達江戶。西環航路是從日本海沿岸出發，繞過下關海峽，經瀨戶內海到達大阪。這條航路把奧羽、北陸所產的稻米運往江戶和京阪地方。這種大規模海運是在各藩進行的局部性海運基礎上逐漸擴展而成的。其中，寬文年間河村瑞賢遵照幕府的命令而進行的航路整修，起了很大作用。 統一貨幣，在秀吉時就已著手進行了，到慶長六年（1601），家康下令改革幣制，鑄了大判（10兩）、小判（1兩）、1分金（1/4兩）、丁銀和豆板銀等貨幣。大判重44匁（匁，日本的衡量單位。合公制，一匁為3.75克。——譯者）純金量30匁弱）、小判重4匁7分3厘（純金量4匁5厘），銀是秤量貨幣，計算時，以匁為單位。直到元祿八年出現品質低劣的元祿金銀為止，慶長金銀始終沒有停止鑄造。它一直通用到元文三年（1738），前後達138年，是這個時代金銀貨幣的代表。元祿金銀是為彌補財政困難而加以改鑄的，因此小判的含金量只有2匁6分8厘，品位下降為慶長小判的2/3左右。由於幕府令其與慶長金幣等價流通，因而使財界動盪不安，但幕府卻從中獲得巨大收益。此後在寶永年間又改鑄了品位更加低劣的寶字銀和品質雖然依舊但重量減半的乾字金，幕府的通貨政策並沒有擺脫困境，到正德年間才終於鑄造了一切恢復舊制的正德金銀（正德四年，1714）。金銀貨幣的鑄造和發行由幕府直轄的金座和銀座掌管，後藤和大黑氏分別擔任金座、銀座的世襲職務。 家康時鑄造了銀錢慶長通寶和銅錢元和通寶，寬永十三年（1636）以後更設立錢座，專事大量鑄造銅錢寬永通寶（通用價格為一文），寬文十年（1670）禁止古錢流通以後，錢貨才得以統一，室町以來的撰錢（撰錢，在金錢授受時，由於通貨質量的優劣，所以有選取良幣，不用劣幣的行為，在日本稱為「撰錢」。這裡所說室町以來，是指應仁之亂以後，日本市場上良幣明錢（洪武錢、永樂錢和宣德錢等）及劣質的私鑄錢（京錢、打平等）等價混用，一般均取良幣而忌避劣幣的事。當時在日本，對通貨的質量，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因而有良幣、劣幣及撰錢之事。——譯者）也告結束。公定兌換率為金1兩相當於錢4貫文，但市場經常變動，銀對金的比價也同樣在變動。元祿時，隨著改鑄金銀貨幣，寶永五年（1708）又鑄造了銅錢寶永通寶（價格為10文），作為相應措施，以供流通。但由於質量低劣，沒有威信，僅一年就廢除了。[21] 產業中最主要的當然是農業。幕府和諸侯都在獎勵農民勤懇務農的同時，積極指導改良生產技術、獎勵開墾新田，發展副業等等，因此農學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當時，出現了宮崎安貞的《農業全書》等優秀的農書，這個時代新採用的農具有備中鋤、脫粒機、選谷篩等等，水車舂米法已經普及。肥料中鰮魚渣、鰮魚粉、青魚渣以及各種油渣的用量增加。農作物除五穀外四木（桑、茶、楮、漆）三草（紅花、靛、麻）也已普遍栽培。此外，這個時代新增加的作物有黃櫨、草棉、甘蔗、甘薯、馬鈴薯、菸草、玉米、番瓜、西瓜、油菜子、豆角、落花生等等。 生絲和絲織品，向來是依賴從中國進口的，因為限制輸入，養蠶業有了發展，從慶長、元和起到正德、享保年間為止，國產生絲總額增加了一倍；再往後到文化年間，又增加了三倍。 開墾新田在元祿前後最為盛行，耕地比豐臣時代增加將近兩倍。 在水產業方面，這個時代捕撈最多的是鰮魚，其次是鯨魚、鰹血、金槍魚、鮭魚、青魚等。其中最有名的鰮魚漁場是九十九里濱，年捕撈量約有30萬兩（兩是重量和貨幣的單位，當時日本也和中國一樣，以16兩為1斤。但這裡可能是貨幣單位。——譯者）。捕鯨則在西海和南海各地，除使用漁叉外，也用網撈。捕鰮魚和鯨魚都需要巨額資金，因此綱主都是富豪之家，有不少人因經營漁業而越來越富。城市商人中，也有不少人把資本投在漁撈業中的。各地的製鹽業也很發達，著名的有赤穗、撫養、行德等地，有不少藩把它作為壟斷專營的事業。[22] 前面已談到，幕府很早就對採礦事業給以關注，許多金銀礦都歸幕府直接經營。後來寬永四年（1627），又在各國設置金銀奉行，以獎勵開採金銀礦。銅的開採也很盛行，寬文時，國內主要銅礦有23座，到貞享時，已增為34座，銅成了主要出口品。鐵礦，除原有的山陰、山陽等地冶煉砂鐵事業日漸發展外，其他各地也都興起了冶煉砂鐵的事業，鐵礦也陸續有所發現。元祿時在筑前發現了煤礦，享保以後又開始採掘三池煤田。 工業，雖仍處於手工業和家庭工業的階段，但隨著群眾生活的提高，需要各種商品，再加上各藩的獎勵，各地也紛紛興起了各種工業，其中最著名的有紡織品、陶磁器、漆器、造紙和釀酒等等。紡織品中最著名的是京都西陣的絲織品，質地精良，產量也很高。其他如博多、仙台、桐生等地也很早就開始織物的生產。麻織品著名的有奈良布、近江的蚊帳等等，棉織品各地也已生產。印染物首推京都的友禪染，另外尾張的有松絞是一種對棉布用絞纈染法處理而取得了成功的印染法。陶磁器，前面談過，是依靠朝鮮傳入的技術而發展起來的，到這時期，肥前的有田燒已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加賀的九穀燒，也是引進其技術而發展起來；尾張的瀨戶燒、肥前的伊萬里燒、京都的清水燒、粟田燒等等也都陸續有所發展。京都的漆器很有名，此外如能登的輪島塗、奧州的會津塗、能代的春慶塗等等也都享有盛譽。紙張在美濃、土佐、越前、伊予等地都有大量製造，高級品有越前的奉書紙、島子紙。酒的大規模經營生產是在伊丹、灘、池田等地，往來於江戶與京阪之間的運輸船中，就有專為運輸這裡的酒的運酒船。 由於產業的興旺，城市的繁榮和交通的發達，市場的範圍也擴大到全國，不僅出現了專業化的商人，而且商業也有了飛速的發展。諸侯為了支付在城市中消費生活的費用，必須把米和其他領地內的產品運到中央市場去出售，或是以此為抵押去借錢。西國、北國的諸侯在大阪，關東、奧州的諸侯，則在江戶分別建造貨棧，以便保管和販賣貨物；元祿年間，據說大阪有97所這樣的貨棧，貨物大部分是米。每年進入大阪的稻米總量是400萬袋，其中3/4入庫棧米。此外薩摩的砂糖、土佐的紙、阿波的靛藍等也都是存棧商品，再由此銷往全國各地。棧存貨物的銷售起初由各藩的家臣負責辦理，後來則委託商人擔當。稱為「藏元」、負責貨款出納的，叫作「掛屋」，同樣也有委託給商人擔任的。能成為「藏元」、「掛屋」的，都是富商。他們從各藩領取祿米，並擁有可以帶刀的特權，這種半官性質的商人，是站在壓制武家的市民勢力最前線的人。當時他們經營的，除棧存貨外，還有民間生產的、由商人銷售的貨物，叫作「納屋物」，也是以江戶、大阪為集散地，其數量也與日俱增。松前的海帶拿到江戶和京都、大阪去銷售，伊丹、灘的銘酒除供應江戶外，還由下關運到北國、九州。九十九里濱的鰮魚乾、紀州的蜜柑、甲州的葡萄在全國各地銷售，這些都說明了當時商品流通的盛況。 由於商品流通的發展，從生產者中分離出來的專業商人數量日見增加，其中又分為批發商、經紀人和零售商。這個時代的批發商，或是受貨主委託，收取一定的佣錢，把貨物賣給經紀人，或是從貨主那裡買進貨物後，再自行賣給經紀人。他們相互之間彼此關照，並團結成立組織，以圖對營業進行壟斷。如江戶的「十組問屋」，大阪的「二十四組問屋」就是有名的批發商集團。往來於江戶和京阪之間的貨物運輸船，也是這些批發商集團經營的。以後們規定了股權，確立了在經營方面的壟斷權，成為這個時代的大商業資本家之一。經紀人是介於批發商和外地商人及零售商之間買賣商品的人，在大阪有不少大經紀人。正德年間，大阪有批發商5655人，經紀人8765人。 零售商在這時代有大量的增加，尤其在江戶，其數量很多。這種商家，在經營者和夥計、工人之間，不單有僱傭契約關係，還存在著家長式的主從關係。夥計從幼時就進店當學徒、小夥計，從事各種雜務勞動。成年後，成為二掌柜的，從事營業活動，經過20年以上便可以從主家那裡得到資金，另立門戶。這是照搬武家主從關係的樣式，說明強大的封建制勢力已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小販是商品經濟侵入農村的主要力量，他們在各地十分活躍，代表性的有近江商人和富山的藥材商人，近江商人在這個時代初期一直進到奧州的松前，有的積聚資本，在各地從事生產事業。 也有人進行投機交易。大阪堂島的大米市場，是以出售各藩的存儲大米為對象而發展起來的。由正德時代開始買賣各地諸侯貨棧發行的米券起，一直發展到從事官方承認的大規模投機交易。米價的漲落，是當時重要的社會問題，堂島米價行情的漲落牽動著諸侯的喜怒哀樂。金融機構也發展很快，兌換商十分活躍，他們從事的業務類似今天的銀行業。大阪的兌換商有十人兌換、兌換金銀、換錢、換米。十人兌換是其中最大的，相當於全體兌換業的管理者，因為辦理幕府資金的出納，破例允許他們帶刀。金銀兌換一般稱為兌換業者，辦理金銀買賣、貸款、發出票據、匯兌、存款等業務。江戶的兌換商有兌換金銀和一般兌換兩種之分，兌換金銀的，除從事一般金融業務外，還辦理幕府和諸侯的匯兌業務。最大的金銀兌換商是三井。前面說過，當時兌換商作為大商人擔任大名庫房的掛屋等職，隨著其財富的增大，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十人兌換中的一人鴻池，擔任加賀、廣島、尾州、紀州各藩的掛屋，僅從各家領取的祿米總計就有1萬石。在江戶，大名與掛屋的關係相當於旗本和家人與札差的關係。「札差」是負責出售旗本和家人庫存米的人，旗本和家人在需款的時候，以將來運到的米作為抵押，從札差預借款項，這種情況正同大名和掛屋一樣。[23] 最後再說一點對外貿易，鎖國以後只在長崎同荷蘭、中國進行貿易，其限制也越來越嚴格。正德五年（1715），規定貿易額為中國船每年30艘，交易銀額6000貫；（貫，當時日本的貨幣及計量單位，每千枚一文銅錢為貫。用於作計量單位時，折合公制是每3.75公斤為一貫。——譯者）荷蘭船每年2艘、貿易銀額3000貫。這是因為新井白石認為，幕府建立以來，金銀大量流向海外，如果再任其繼續下去，一百年後，國內的黃金儲存量將減半、白銀則將全部消耗殆盡。進口貨物中，主要是生絲，都由生絲壟斷商人以壟斷貿易的形式出售。後來，則由長崎市民共同管理的自治機關長畸會所管理一切貿易事宜。此外對馬的宗氏從事與朝鮮的貿易，島津氏利用琉球與中國進行走私交易，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 由於商業發展而積累起來的商業資本，有的被投放到對大名、武士和一般人民的高利貸上，有的投到未開墾土地的開發上，有的則投到各種家庭工業上或漁業上等等。這些資本都不斷增殖。批發商、兌換商、掛屋、札差、生絲壟斷商等等都是大商業資本家，被稱為富豪和長者。他們控制著日本全國的經濟，連當政者也坦率地承認這一點。白石對將軍家宣說，「若論財富」，富商大賈不亞於將軍。這個「財富」打碎了嚴格的身份制度，也削弱了強大的幕府政治，它潛藏著當政者預想不到的危機。 學問的獨立 學問的獨立是這個時代國民文化昌盛的重要一環。這裡所說的學問獨立有兩種意思，一種是指日本的學問從中國學問中獨立出來；另一種則是說人民、學者的學問從貴族、僧侶的學問中解放出來。最能夠說明這種傾向的是儒學，當代儒學的開山鼻祖是藤原惺窩（藤原惺窩（1561—1619），江戶時代初期的儒學者。名肅，字斂天，播磨人，是冷泉定家的十二世孫。幼有神童之稱，後入相國寺為僧；不久又改學儒，專究朱子學，造詣極深，被譽為京學之祖。曾受德川家康之召，未應，推薦其門人林羅山替代，主張儒者應獨立從事學問，不依賴官方、寺院，為江戶時代朱子學的開創者。著有《惺窩文集》、《文章達德錄》等。——譯者）。他最初是禪僧，後來棄佛崇儒，鑽研朱子學（朱子學，指南宋時，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學，也稱宋學，性理學。在日本，自戰國時代起至江戶時代初期。發展極盛。寬政禁異學後，朱子學成了官學。——譯者）。他的學說並不一定是正統的朱子學，在不受傳統師傳的限制，敢於面對經書闡明天人一貫的道理，既不屬於公家，也不屬於寺院的市井學者這點上，正符合上面所說學問的獨立。惺窩弟子中才學兼優，不僅在儒學史上，而且在幕府文教政策史上留下不朽足跡的是林羅山（道春）。他博學廣聞，精通經史，通曉和漢文學。他篤信朱子學並努力實踐，致力於名教之維持。他年輕時即被家康召去，講授經書，位列顧問，幕府的許多文教、外交政策出自他的策劃和主張。家康死後，他仍任職直到家綱，歷仕四代將軍，對確立近世封建社會理論基礎——朱子學的地位起了巨大作用。他的後人中人才輩出，其中第二代的鵝峰（春齋）、第三代的鳳岡（信篤）也都繼承家學，服務於幕府，成為官學的祖師。鵝峰受幕府之命，協助父親羅山從事各種修史事業，鳳岡服侍綱吉以下的四代將軍，輔佐幕府的文教事業。這樣他們就牢固地確立了作為幕府教化政策基礎的朱子學的地位，並把掌握朱子學的林家也置於牢固的地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幕府滅亡時為止。 惺窩的高足中，除羅山外，還有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等，他們四人被稱為「四天王」，而最好地承襲了惺窩朱子學學統的則是尺五，尺五的門下出現木下順庵，順庵門下英才輩出。順庵應加賀藩主前田綱紀之聘，後來又服侍將軍綱吉。他學德兼優，出色地教導門徒，發揮了才能。當時稱其門下為木門，學者趨之，如登龍門，弟子中傑出的被稱為木門五先生、木門十哲等等，其中新井白石（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戶時代中期學者，政治家。名君美，號白石、紫陽，通稱勘解由。上總人，曾師事木下順庵。寶永六年（1709）擔任六代將軍德川家宣的幕臣，參與幕政，從事對前代弊政的改革。新井白石主張學問和實踐相一致，因此在其參與幕政期間，曾公布武家諸法度、海舶互市新會等法令，整頓儀式典制，改鑄貨幣等等業績。作為學者，他不僅注意於儒學的研究，而且也重視文學、政治及西洋情況等各方面的知識，著有《讀史餘論》、《古史通》、《藩翰譜》、《同文通考》，《西洋紀聞》、《采覽異言》、《東雅》等多種。——奉者）、室鳩巢尤為傑出。白石並不是一介儒生，他學問淵博，遍及歷史、地理、語言、制度各方面，他的研究態度新穎，超越時流，同時他還具有學以致用的氣魄和才能，如前所述，在家宣一家繼時代成為推動禮教文化政治的動力。室鳩巢是正統的朱子學者，他面對當時紛起的各個學派，毅然堅守正統思想，晚年被舉為幕府的儒員，白石失勢後仍為吉宗重用，輔佐其復古政治。 以上各位學者都是出自藤原惺窩門下，借惺窩居住地址，被稱為京學，與京學相對的有南學，它繼承了土佐的海南學派儒學系統。天文年間，南村梅軒前往土佐，興起了海南學派，曾在上一章提到。這個學派的谷時中，鞏固了南學的基礎。時中門下有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山崎間齋（山崎齋（1618—1682），江戶前者的儒者。名嘉，字敬義，幼時出家為禪僧，以後師從土佐谷時中，成為朱子學方面的儒者，以後就在江戶等地講學，並擔任過會津藩主的侍講，所以其學徒中有不少公卿諸侯，一時號稱有6000門人之多。他又曾從吉川惟足專研神道，並將朱子學和日本的神道相結合，創立垂加（垂加是他的別號）神道。著有《垂加文集》等，其門人中，人才輩出。最傑出的有淺見綱齋、中佐藤直方、三宅觀瀾等人。——譯者）。三省和兼山二人奉職於土佐侯，掌管文教，他們以造福於民的實用精神，參與國政，這同幕府的禮教文化政治不謀而合。齋是一位大教育家，前去京都從事教學，有6000弟子出其門下。他的學派從朱子學進入到神道，提倡神儒合一的垂加神道。這種神道說，未免有些牽強附會，不過，他尊重學問自主，提倡日本對於中國的自主性，修身實踐之學對於博聞強記的自主性，站在時代的前列，建立巨大功績。其眾多弟子中，淺見齋、佐藤直方、三宅尚齋被稱為崎門三傑，他們把齋學的道統，通過這些門徒博而精地傳給後世。 除京學、南學以外，各地也出現了許多朱子學者。其中筑前藩士貝原益軒（貝原益軒（1630—1674），江戶時代前期的儒者、教育家，本草學者。名篤信，筑前人，曾師從松永尺五，木下順庵，山崎齋，但他反對朱子學的理、氣二元論，主張理氣一元論。他的門人雖不多，但其著作對江戶時代儒學的影響頗大。著有《初學訓》、《慎思錄》、《學道訓》、《大和本草》、《養生訓》等。——譯者）通曉百科學問，用淺顯易懂的國文在教育、衛生、博物、歷史、地理等方面寫了許多著作，是國民文化昌盛時期的偉大先驅學者。 這個時代的儒學十分興盛，除朱子學外，還有陽明學、古學等其他學派也分別興起。著名的陽明學者是近江人中江藤樹和他的弟子熊澤蕃山。藤樹年輕時曾仕於大洲侯，後來辭官返回故鄉近江講學，教育村民。他的學問是由朱子學而發展為陽明學。最後集其大成，樹立了日本陽明學，或可稱之為藤樹學的一種獨特的學說。蕃山輔佐備前侯，他力勸主君棄惡揚善，政績卓著。後來他辭官住在京都等地，致力於講學和著書，他的學說以陽明學的心法為基礎，涉及政治、經濟、國文等等。以實用之才著稱，為此觸犯了以朱子學為正學的幕府忌諱，被幽禁並死於下總古河。 古學者中知名的有山鹿素行、伊藤仁齋和其子東涯、荻生徂徠。素行曾一度服侍赤穗侯，後到江戶講授經史和漢文化、兵學等各種學問，弟子逐漸增多。他晚年不滿足於朱子學，堅信應該不經後儒而直歸孔子，因而著《聖教要錄》，反對朱子學，為此受到幕府的鎮壓，與蕃山一樣，成為思想統治的犧牲品。他在民族自覺性上，也走在他人前頭，反對用當時的通用語「中華」稱呼「支那」，認為日本是中朝，著《中朝事實》一書論述日本的國體和歷史。伊藤仁齋（伊藤仁齋（1627—1705），江戶前期的儒學者，堀河學派的創始人。出身於堺市商人家庭（有的說是京都人的，如本書正文）。他為了解孔孟所教的真義，曾大力研究《論語》、《孟子》，認為朱熹等宋儒所述，不是以代表儒學，反對理氣二元論主張，力說理氣一元論。在京都設立堀河塾，傳播其主張，入門者有3000人之多，著有《論語古義》、《孟子字義》、《論孟古義》、《童子問》等。死後其門人諡為古學先生。——譯者）是京都人，他終生不做官，是一個在貧苦環境中鑽研學問的民間學者，他糾正宋儒的錯誤，認為宇宙和人生處在不斷的運動中，除仁義外，無所謂人道，也不可能有學問。他把《論語》尊為至高無上、宇宙第一的書，次則把《孟子》尊為通向那裡的橋樑。他的五個兒子都繼承了家學，長子東涯尤為傑出。與東涯同時在江戶提倡古學而與之對立的是荻生徂徠（荻生徂徠（1666—1728），江戶中期的儒學者。名雙松，字茂卿，本姓物部氏，所以也稱物徂徠。曾擔任柳澤吉保的儒臣，以後辭官到江戶開辦學塾，頗有聲譽，太宰春台、服部南郭等均出其門下。其自注、倡行的古文辭學一派，稱為蘐園派。（蘐園是他後年的別號）。所著除注釋四書五經的以外，尚有《政談》、《太平策》、《蘐園隨筆》、《辨道》等有關政論及其對古文辭學的主張等書籍。晚年曾擔任將軍德川吉宗的顧問。——譯者）。他也反對宋儒的學說，提倡古文辭學，認為應該直接傾聽先王的教悔，為此應首先學習古文辭。他因尊重古文辭而重視詩作，他的文章從元祿到享保幾十年間，曾風靡一代。他的門下有不少多方面的人才，其中以太宰春台的學問，服部南郭的詩文尤為著名。 儒學的盛況大體如此，但學問的獨立，是如何能在這種條件下提倡起來的？不禁令人吃驚。特別是出色地完成了從中國的學問中獨立出來，使人感到，近世的儒學完全是日本的儒學，到了這時，儒學才開始滲入到日本人的血肉之中。近世的封建制，就是在這個滲透著儒學思想的基礎上維持下來的，儘管商品經濟侵蝕了自然經濟，商人階級對武士階級的優越感來得如何兇猛，封建制能在漫長的260年中持續下來，完全是由於這種思想基礎鞏固的緣故。 由於儒學者的民族自覺性和宋儒史學的影響，日本的史學也慢慢地從儒學中發展了起來，這是一個值得注目的事實。助長了這一傾向的，是幕府作為文治政策的基礎而推行的官辦修史事業。幕府的修史事業：編纂有集武家系譜大成的《寬永諸家系圖傳》（372卷，寬永二十年成書）；從神武天皇到後陽成天皇止的編年體史書《本朝通鑑》（310卷，寬文十年成書）；敘述從松平氏開始到家康一代事跡的《武德大成記》（30卷，貞享三年成書）等等，都是以林家人為中心編纂的。各地諸侯中，則有水戶的德川光囫開設史局（水戶藩德川光國開設的史局，指彰考館。一譯者），集合史臣，編纂從神武天皇到後小松天皇的傳紀體史書《大日本史》；紀傳部分於寶永六年（1709）完成，享保五年（1720）呈獻幕府。不過，志和表部分，則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才完成。《大日本史》（《大日本史》是明歷三年（1657）水戶藩德川光國設局修撰，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才完成的，用漢文撰述的紀傳體史書，內計本紀73卷、列傳170卷、志126卷、表28卷。不僅在體例上仿照中國的史書，即思想上也受中國影響很深，如將神功皇后列入后妃傳，大友皇子則入本紀，並以吉野朝廷（南朗）作為正統等，都是明顯地中國正統思想的表現。《大日本史》在江戶時代對日本學術思想界的影響很大，下面所說「以此為中心，而在水戶藩中形成的日本式朱子學，到幕末，就成了尊王思想與實踐的中心勢力」的提法，並不過分。——譯者）的修撰，是一樁歷時250年的大事業（397卷）。編纂時，曾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和辨別史料；對史實的考證和敘述，也力求嚴謹無誤。至於對歷史的解釋，則是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朱子的《通鑑綱目》中名分思想為據的日本式解釋，因此形成一種通過尊王斥霸之道，對幕府存在的正當性表示懷疑的根源。所謂水戶學，就是在編修《大日本史》的過程中，以此為中心，而在水戶藩中形成的日本式朱子學，到幕末，就成了尊王思想與實踐的中心勢力。 學者的個人著作中有許多頗有特色，比如山鹿素行的《武家事紀》敘述了武家時代史；松下見林的《異稱日本傳》則集中了中國和朝鮮文獻史料中有關日本的部分。而新井白石的著作，更位於諸著作的頂峰。他在古代史方面，根據神即人這個合理解釋，寫成了《古史通》、《古史通或問》，收集大名的系譜和事跡寫成《藩翰譜》，評述武家政治的起源變遷，寫成《讀史餘論》。其清新的解釋和流暢的文章都遠遠超脫了時流。只是對於現實世界中武家政治的歷史性解釋和批判，並不十分尖銳，跟他對古代史研究的高水平相比，學術價值顯得遜色。儘管如此，日本史學從此擺脫了中國史學的束縛，開始發展起來，作為日本近代歷史學的鼻祖，新井白石占有很高位置，當之無愧。 隨著國史的研究，國文學（日本文學）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曙光。中世以來的古典研究，這時代仍然繼承著它的傳統。京都玉津島的神官北村季吟，元祿初年在幕府工作時，掌管有關和歌事務，把古典的注釋加以匯集，打下了這門學問發展的基礎。儒學自由研究的風氣，也傳到這個領域，在古典研究上，不拘泥於師傳的自由學風首先始於下河邊長流和僧契沖，此外還有江戶的戶田茂睡。自由研究的優秀成果有，契沖繼承長流的遺業，受德川光國之命寫成的《萬葉集》注釋書——《萬葉代匠記》。儒學者出於民族興趣而進行的日本古典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除水戶藩作為修史材料而進行的古典研究以外，貝原益軒著《日本釋名》，認為日語的語源解釋上應該是有規律的。新井白石著《東雅》、《東音譜》等書，在日本語的音韻，語言與文學的區別等問題上，提出了前人未有的見解。在這些古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興起了探索我國固有古道的「國學」，到下一個時代，就迎來了它的巨大發展。 此外，各種科學也相繼興起。我國的曆法自貞觀三年（861）使用唐宣明歷以來，一直沒有改變，因此實際誤差很大。貞享元年（1684）澀川春海（保井算哲）獻出自製的曆法，採用後糾正了誤差。春海在幕府中司掌天文，鑽研天文歷數之學。在數學方面，有關孝和探究和算之學，發現了不遜於歐洲的高等數學法則。在博物學方面，貝原益軒著《大和本草》等多種著作，為社會做出了貢獻。稻生若水著《庶物類纂》（362卷），顯示了實物研究的成果。在地理學方面，各地進行了地誌的編纂和地圖的製作，幕府以各大名獻上的本國地圖為基礎，繪製了日本全圖，從而大大推動了地理學的發展。有關世界地理的書籍有西川如見的《華夷通考》、新井白石的《采覽異言》、《西洋紀聞》等，介紹了西方地理學的成果。 文藝的大眾化 文藝的大眾化在中世末期十分顯著，到了這個時代，由於市民階級經濟實力的增長，出現了真正產生於市民中間並謳歌其生活的獨自的文學，如俳諧、小說、淨琉璃等。與此相對的和歌、連歌、能樂等具有古代傳統的文藝仍主要同統治階級聯繫在一起，但因墨守成規，沒有新的發展。因而文藝的主流，完全被那些市民的新興文藝所占據。 俳諧是這個時代初期由松永貞德加以推廣的。他把連歌稱為歌道的入門，而把俳諧稱為連歌的初步，並依據連歌的式目制定了俳諧的式目。這樣一來，似乎失去了文藝的自由性，但由於句中採用了民謠和俚諺，含有發展庶民文學的因素，因而實際上普及到各個階層，具有先驅者的意義。在此之後，大阪的西山宗因創作的俳諧否定了這些規則，恢復了自由形式，在廣大的庶民社會中尋找素材，力求風格的新穎別致，這可以說是正在興起的大阪市民階層對文藝所提出的最早的自我主張。松永貞德一派稱為貞門，而西山宗因的俳諧，則被稱為談林。談林雖曾風行一時，但後來出現異風異體，變得低級庸俗了。這時又出現了松尾芭蕉，揚棄了二者的格調，把俳諧發展成為獨具境地的崇高藝術。松尾芭蕉一生週遊各地，深入大自然中，發現了自然與人生融為一體的閒寂詩趣。其門人遍及全國，數以千計。與芭蕉同時的有攝津伊丹的上島鬼貫。他領悟到無誠則無俳諧，擺脫了以往遊戲式的俳諧觀，在提高俳諧的藝術水平上，他和芭蕉一樣做出了貢獻。這種獨立的短詩藝術，捨棄了一切修飾和裝潢，用儘可能簡樸的形式去表現火熱的詩情，附合了在繁忙的現實生活中追求情趣，體會了市民生活要求閒寂的一個方面。 小說，從寬永時起陸續出版了以市民為對象的新作，但多數是以教化市民為目的的，如承襲過去那種伽草紙的故事隨筆，改編外國文學作品，名勝異聞的介紹等等，藝術價值都不高。天和二年（1682），大阪人井原西鶴出版發行了小說《好色一代男》，以後便陸續出版、發行了大量的統稱為好色的小說、武家小說和町人小說的讀物。給處於低水平的小說界，拋下了一枚巨型炸彈。井原本是談林派俳諧師，不久，就轉向寫小說。他觀察和剖析市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全面肯定他們的享樂與營利行為，並親自投身其中，用充滿俳諧風格的緊湊文章描寫了這一切。至此市民才有了提倡自己的世界觀、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的有力支柱。他寫的書備受歡迎，他的創作活動接連不斷，這恰恰表示出蓬勃向上的市民階級的力量。不過，他的小說，只是把許多短篇故事收集在一個題目下，缺乏構成通篇的整體性，其寫實也流於誇張和暴露，帶有勉強追求滑稽性的缺點。西鶴的小說叫作浮世草子（風俗故事），繼他之後，出現了不少模仿者，但始終沒有人能趕上他。只是其中多少發揮特色的是京都的江島屋其磧，他的著作因出版書店的名字而被稱為「八文字屋本」。八文字屋本的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其中描寫諸侯家庭內訌和報仇等事件的章回小說，成了後來一些傳奇小說的源流。 《阿國歌舞伎草紙》（最古歌舞伎繪）17世紀初 淨琉璃始於室町時代末期，盲人帶著拍節說唱淨琉璃故事，後來加上三弦和木偶，也演唱其他故事，流行於四條川原一帶，是作為民眾藝術而出現的。慶長年間先在京都演唱，到元和、寬永時，其中一個支派來到江戶，受到社會的歡迎，將軍還觀看了。江戶的淨琉璃自此出現了金平節，半太夫節（江戶節）、河東節等流派。京都、大阪的淨琉璃在貞享初年，由竹本義太夫在大阪創設了竹本座，以近松門左衛門為劇作家，開創了獨特的義太夫節。後來，表演家與劇作家相映生輝，迎來了淨琉璃的全盛時期。作為一個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與芭蕉、西鶴一樣，是同時創建了近世文學黃金時代的人物之一，如果把西鶴比作清少納言，那麼近松就是紫式部。起初他也寫歌舞伎劇本，但後來成為專門創作淨琉璃的作家，為義大夫和其後繼者寫下了百餘篇的淨琉璃。其作品有以歷史為題材的和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兩種。以歷史為題材的占了絕大多數，深受觀眾的歡迎。他不贊成西鶴那種過火的寫實，認為藝術要處於虛實之間，他從這一立場吐發，力求描寫人性美。屆然說，壓在人情上面的情義世界是冷酷的，然而人情卻總是溫暖的、美好的。正是這種溫暖和美好，使讀者和觀眾常常忘記了現實社會的苦惱，到達了一種引起共鳴的、令人玩味的藝術境界。 後來在大阪與竹本座相對，出現了豐竹座，兩者間在互相競爭中繼續演出，豐竹座的劇作家有紀海音，竹本座繼近松之後有竹田出雲，兩人都寫出了大量作品，把淨琉璃的傳統留傳給後世。 歌舞伎《鏡獅子》劇照 和淨琉璃並稱為民眾娛樂雙壁的歌舞伎，雖然很難稱之為文藝，但也應該在這裡提一下。一般認為歌舞伎始於出雲的一個叫阿國的巫女，阿國的歌舞伎是一種樸素的念佛舞蹈，在鍾、笛、鼓等樂器的伴奏下邊唱邊跳念佛舞。最初流行於京都，後來傳到江戶。當時都是在野外搭起舞台表演，「共居」這個詞，如實地反映了它初期的情況，後來為迎合世人的趣味，出現了由藝妓表演的女子歌舞伎和由美少年表演的年輕人歌舞伎等等。因為有傷風化，曾一度遭到幕府禁止。但由於時代的需要，取得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上演由章回小說改編的連續劇目。元祿時，江戶的市川團十郎的武打戲，京都的坂田藤十郎的愛情戲深受觀眾的歡迎。歌舞伎的劇本作者，一般都由表演者兼任。但近松門左衛門為坂田藤十郎寫的劇本，在當時特別出色。一般來講，歌舞伎是以表演者為主，所以很難隨心所欲地編寫劇本。淨琉璃則是用木偶來表演，就無須有這種擔心，所以在劇本創作的水平上，歌舞伎遠遠落後於淨琉璃。 美術 美術方面表現出來的重要特點也是從宗教中擺脫出來和與新興市民階級相結合，跟學問、文藝相同。在美術界的各個領域中，成績最輝煌的是繪畫。繪畫方面，狩野派受到幕府保護，以正統派自居。狩野永德之孫探幽（守信）是幕府的畫師，他繼承了祖先的風格，並進一步加以發展，使漢畫完全日本化，開創了獨特的畫風。他的障壁畫、屏風畫、卷畫等作品，有許多一直留存到今天，從中可以看到他那適合武士階級口味的畫風。後來狩野派畫師仍同幕府保持著很深的關係，他們中間，有幕府御用畫師四家和民間畫師十二家之分，但其畫技自探幽以後，並沒有多大發展。土佐派具有古老的傳統，由於土佐光起的出現，土佐家得以復興，成為天皇宮中的畫師。而同是土佐派的住吉如慶、具慶父子則出仕幕府，為幕府作畫。 以上各派，是繼承和復興前代風格的。而開創了這個時代全新領域的，則是裝飾畫與浮世畫。裝飾畫是這個時代初期，本阿彌光悅和俵屋宗達等人創作的，後來尾形光琳繼承了二人的畫風，並加以發展，用濃艷的色彩和嶄新的意境描繪花卉人物。這種畫風被稱為光琳派，是以豐富的生活為基礎的高雅精神的象徵。浮世繪中的「浮世」兩字和「浮世草子」中的浮世一樣，是指當代現實社會生活，這是元祿時的流行用語。開始時，並不一定是指一種畫派，只是泛稱狩野派、土佐派畫家描寫當時民眾生活的作品。後來日本畫的創作逐漸擺脫漢畫獨立出來，以不受官府保護的市民畫師的驕傲來迎合民眾的嗜好，在題材的選擇和技巧的運用上形成了一種獨自的領域，一般就用「浮世繪」稱之。畫派初期的代表作者，可以舉出岩佐又兵衛，但真正對浮世繪的創立做出貢獻的是江戶人菱川師宣。他主要以藝妓、歌舞伎為題材，巧妙地迎合了民眾的嗜好，後來又以版畫的形武發行，在向人民的普及上採用了劃時代的方法。從此以後，浮世繪與版畫便成為不可分開的東西，浮世繪師身兼版畫家，他們為日本版畫這種特殊的民眾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浮世繪戲劇狂言舞台 《男女相戲圖》菱川師宣繪 在建築方面，雖然營造了寺院、城郭等大規模的建築，但在風格和手法上並沒有什麼新的發展。唯一的新例是由於黃檗宗的傳入，寺院建築方面採取了明朝風格的伽藍式樣。在神社建築方面，則出現用石室把本殿與拜殿連接起來的所謂「權限造」。廟堂建築，則綜合了佛寺、神社與陵墓的格式，有了很大的發展。有代表性的廟是建在上野和芝的歷代將軍廟，但最宏大的廟堂建築，則是日光的東照宮。日光東照宮的門廊和殿舍建築在起伏不平、變化多端的地勢之上，各建築物的風格也迥然不同，裝飾極為精美，金碧輝煌，燦爛奪目。不過，這些從藝術上說，缺乏高雅的格調和雄偉的氣魄，只是憑將軍的財富與權力而驅使的資材與技術的堆砌而已。 雕刻幾乎看不到獨立的藝術，僅僅是作為建築的裝飾和工藝品而發展起來。工藝在各方面都有顯著的發展，漆工有本阿彌光悅和尾形光琳的優秀的描金畫，陶工有京都的野野村仁清和尾形乾山的優秀作品，金工由於刀劍裝飾的需要而名工輩出，染織有京都西陣織的精巧紡織品和採用了繪畫的染品友禪染等等。 第四節 封建社會的動搖 時代的趨勢 近世封建社會的內部矛盾，經過幕府政治的禮教文化主義而暴露出來。由於消費生活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幕府、大名，還是直參、陪臣，所有武士，都陷於經濟窮困；昔日的武力、權力，也都顯然有名無實了。在農村，由於橫徵暴斂的加劇和商品經濟的侵蝕，貧富懸殊，農民階層的兩極分化與日俱增，致使貧困農民餓死，逃離與反抗不斷發生。作為幕府維持封建制度手段的文教政策，宣揚名分思想和歷史知識，結果卻使人們對建立幕府的思想基礎產生了疑問。加上世界各國均已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競向東方尋求市場，不可能讓日本獨自去做鎖國的夢。從17世紀末18世紀初，實施禮教文化政治的最高峰時期起，這種徵兆日趨明顯，後來便越來越快地發展起來。可是，封建統治體制對此並沒有根本的改革，仍竭盡全力維持著祖宗遺傳下來的自然經濟和身份秩序的外殼。從18世紀初，第八代將軍吉宗的享保時代起，到19世紀中葉嘉永六年（1853）的美國使節佩里來日止，在這130多年裡，幕府政治所走的道路是，鎮壓否定封建制度、動搖社會的勢力，維護自己的統治體制。進一步，退兩步，逐漸走向衰落的過程。我們把這個時代看作是封建社會動搖的時期；如果從統治機構的角度來看，則可以說是幕政的復古、彌縫，或者可以說是變革、停滯。 佩里畫像 在日本人1854年的一幅畫中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被描繪成一個神秘人物，或者說是個妖魔，正在怒目斜視。他被委以重任，去打開與日本的外交和通商渠道。佩里在1853年7月8日耀武揚威地抵達日本江戶（後改為東京），他乘坐的輪船嚇壞了日本平民，他們以為野蠻的入侵者擁有「噴火怪獸」。但當佩里第二年再度返回日本完成使命時，給日本人帶去了令他們高興的禮物，其中之一就是帶有小軌道的蒸汽火車模型。一位官員甚至堅持要騎到這個微小的火車頭上去，「沿著環型的路，他寬大的長袍隨風飄揚」。日本和西方技術的浪漫史由此開始了。 幕府政治的變遷 這個時代的幕府政治，其最顯著的特點是一張一弛的交替出現。最初的緊張是吉宗的復古和武力控制的享保之治，其次是松平定信的緊縮政策和崇尚文治的寬政改革，其三是水野忠邦的節約和嚴厲的天保改革。在每次緊張之後，都規律性地出現弛緩的時期。繼享保之治後的是田沼意次執政的安永、天明的鬆弛年代，繼寬政改革後是家齊晚年的文政、天保的成熟時代。雖然改革一次比一次酷烈，但收效反而越來越小，弛緩卻逐次加重，終於進入了武家政治宣告結束的下一個時代。 享保元年（1716），吉宗從紀州家來到幕府，就任將軍一職，他在任長達29年。他執政時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否定前代的禮教文化政治，恢復幕府創業時代的專制武治政治。變奢侈的習俗為節約，變軟弱的士風為剛強。這種願望對武家政治來說，的確是很健康的。特別是吉宗以身作則，率先示範，在這一點上，他不愧為中興的名君。不過，社會在發展，已不再是僅靠樸素剛健的精神所能束縛的了。由此而產生的不滿，日見加增，這些不滿，增長了對幕府及武士階級的蔑視，施政的效果也很不理想[24]。 施策的第一條措施，是整頓風紀，對武士來說就是獎勵武藝，通過鷹獵和研究武家掌故等活動，使生長於太平盛世的武士身心均得到磨鍊。為教化一般人民，出版並向民間普遍宣傳清康熙帝頒發教化人民的詔諭（即《六諭衍義》及其日文註解《六諭衍義大意》），嚴禁當時民間流行的賭博、有獎彩票、雜俳遊戲等妨礙正業的陋習。為厲行節儉，他下了最大功夫，首先親自在節衣縮食方面做出榜樣，在住的方面，也因陋就簡，神事和佛事儀式，也儘量簡單；對大名、旗本以及市民的衣、食、住等方面，都詳細地規定了節約的條文。但是這個節約令不但招來了武士和庶民的嘲弄，而且適得其反，把奢侈從表面的華美變成了內里的奢華。 實行的第二條措施是整頓財政。為了解決幕府及武士們的財政困難，他採取了多種政策。為解幕府燃眉之急，他命令大名貢米，大名每10000石年祿要上繳米100石，但駐在江戶的年限可相應地縮短為半年。這一制度從享保七年（1722）實行到享保十五年（1730），後來廢除了。但它已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的威信，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針對武士的窮困，他下令今後一概不受理有關金銀債務的訴訟，企圖保護債務者的利益；這麼一來卻招致了金融梗塞，增加了對幕府的不信任，其結果同鎌倉幕府的德政令如出一轍。調整米價和改革幣制也是用心良苦的。從享保初年起連年豐收，米價暴跌，這就苦了靠米生活的武士和農民。幕府因而採取種種辦法，力圖提高米價，它聽從了米價下跌是因為當時市場上流通的金銀數量短缺這一意見，便在元文元年（1736）鑄造、發行了比元祿金銀質量還次的文字金銀和大量的銅錢、鐵錢。這樣一來，米價固然上升了，但其他各種物價卻也一起上漲，一直延續到後來的田沼時代。他還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如開墾新田，振興產業，發展生產。著手開墾上總的東金，下總的佐倉和小金原，就是在這個時代。普及甘薯的栽培，嘗試了朝鮮人參以及其他草藥的栽培，製糖以及恢復古代染色術等等，也是在這個時代。由於這些措施，各地的特產品頓時大興，後世許多各地的特產都是在這個時代開始出現的[25]。 實行的第三條措施是幕府法制的整備。吉宗愛好刑律之學，企圖樹立完善的幕府司法制度。他命老中以下官員調查歷來的法令和判例，編纂了一部最早的成文法典《公事方御定書》（103條，御定書100條），寬保二年（1741）頒發給三奉行責令實行。這是幕府在司法裁判方面的依據，一直到幕末仍沒有失效。另外，他還命令評定所（評定所，江戶時代的評定所，是作為寺社、町和勘定三奉行合議專司裁判訴訟和審議立法的最高機構，同時也掌管處理涉及三個奉行管轄的重要事件。——譯者）收集和編纂幕府成立以來所發布的「觸書」（布告），完成了由慶長二十年（1615）到寬保三年（1743）的部分。所謂觸書，是指幕府發布的單行法令中需要家喻戶曉的部分。這是第一次編纂，到幕末為止，一共編纂了四次，這項業績可以同律令制度下格式（格，為了彌補律令條文的不足，日本政府用詔、敕或太政官符發布的命令，以作部分的補充、修改的條例，稱為「格」。式，則是律令的施行細則。《弘仁格式》、《貞觀格式》和《延喜格式》就是當時把這些補充、修正的條文收集而編成的。——譯者）的編纂相比。[26]他還試圖改正刑法中因襲戰國時代的舊法而顯得不合理的部分，如減輕戰國割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法律中的流放刑律，縮小連坐的範圍，限制刑訊逼供等等。這些措施同他全面復古的方針是相矛盾的，但改正刑法，是150年來文化進步的必然趨勢。同時，也說明吉宗並不是單純復古的頑固保守主義者。 另一件能夠說明吉宗是開明君主的事例，就是建立目安箱（意見箱）制度。即在評定所（最高法院）設置一箱，讓民間就政治的得失，官吏的好惡、訴訟的拖延等問題廣泛上書提出意見。這是古來君主設置意見箱，公開聽取人民的意見、呼聲，尊重民意的一種做法。他充分運用了這一制度，浪人山下幸內對幕政提出批評，他對之表示深刻反省[27]。還接受了其他上書的意見，如整頓消防制度，建立防火空地和消防員。建立養生所，以收容貧苦的鰥寡孤獨者等等。這些都不是凡庸的君主所能做到的。制度的改善中有一項不可忽視的就是對全國的人口進行普查。實際上，由於並未包括武士、幕府及藩內工作人員和15歲以下兒童，所以很難叫作全國人口。但是根據這次普查的結果，得知在享保七年（1722），農民、商人、僧尼和神職人員等的總數是26065425人。 吉宗逝世後，其子家重，家重之子家治相繼就任將軍，但他們都凡庸無能，未能繼承父祖的遺業。特別是家治，寵信近侍田沼意次，明和九年（安永元年，1772）田沼升任老中後，逐漸擅權，直到天明六年（1786）家治死，意次失勢為止，出現了所謂田沼時代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這時代的特點是，綱紀紊亂、民心墮落，與享保時代恰恰相反。田沼意次企圖利用商業資本，在其支持下加強幕府的地位。這意味著改變幕府初期以來的祖法。綱紀的紊亂，具體表現為賄賂、請託、請客之風盛行。意次本人貪饜受賄、上行下效，一時成了風氣。社會風習也日趨奢侈、淫糜，煙花柳巷繁榮，風俗明顯敗壞。這期間意次還施行了一些獨特的財政政策，為了彌補金銀產量的不足，在長崎貿易中，輸出了定額以外的銅，以輸入金銀。為此調查了各地的銅礦，企圖提高銅產量，最後實行了專賣。此外還在對外貿易中輸出海參、鮑魚和魚翅等干海產品以代替銅，增加貿易額。後來這些海產物竟成了用以計算貿易價款的主要東西了。對批發商、經紀人等商人徵收御用金、營業稅、營業牌照稅等賦稅，作為其代價，則允許設立商工業公會，承認其特權。還要求江戶，大阪的富商出資開墾，試圖在下總印旛沼，手賀沼等處排水造田。規模最大的是開拓北海道，制定了大規模移民墾殖的具體計劃，但還沒等實行，他便失勢，計劃也就不了了之。他的財政政策是雄心勃勃的，與以往完全不同。幕府的財政也確實有很大好轉，但由於武士中的敗類和社會上的道德敗壞，習俗頹廢，再加上接二連三的自然災害的嚴重打擊，他的政治終於被誣衊為極大的惡政，他本人也下了台[28]。 經過田沼時代的弛緩之後，又出現了第二個緊張時代，這是以松平定信為中心的寬政時代。松平定信是田安宗武（吉宗的次子）的兒子，後來當了奧州白河松平定邦的養子。家治死後，一橋家的家齊以15歲的少年就任將軍，因此他就被推舉為首席老中，輔佐將軍，負責改革前代的弊政。他的政治，基本上屬於武家理想主義，以家康的祖法和吉宗的改革為楷模。他就職伊始，就向平素信仰的歡喜天（歡喜天，佛教守護神之一，其形象是象頭人身，有單身像和雙身像兩種，據傳這佛像是代表和合、喜歡的。——譯者）祈禱。祈禱文中訴述由於米價等物價昂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要求糧足錢豐，幕府恩威能遍及域內，為此不僅願獻出自己的生命，就連犧牲妻兒生命，亦在所不惜。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具有深重道義和責任心的理想主義政治家。然而可悲的是，幕府政治慢性化的弊病已積重難返，只憑這種高尚的精神早已不能根治了。 松平定信雕像 近代日本實行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於1716年，以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為首進行的「享保改革」。第一次改革，於1787年以松平定信為首進行的「寬政改革」。第三次即1842—1843年以水野忠邦為首進行的「天保改革」。 他首先下令整頓官吏綱紀，從幕府到大名、武士、市民均應厲行節約，嚴格管理出版物，緊縮財政開支，停止前代徵收的營業稅和輸入金銀。為了儲糧備荒，幕府增加江戶、大阪等城的庫藏量，命令大名年收每萬石要出五十石庫藏米。命令江戶的一般街巷也要節省開支，把剩餘的七成作為儲蓄，用作貯藏米糧及救濟貧民或低息貸款的資金[29]。寬政元年（1789）發布棄捐令，旨在救濟旗本，令祿米抵押貸款人全部放棄六年以前的貸款，五年以內的貸款則在低減利息後分年償還。這種想用犧牲商人的利益來維護武士階級的做法是吉宗政治的直接沿襲，因此應該說是倒行逆施的暴舉。 他特別注意獎勵文治武備，由此也產生了無視時代發展的反動政策，如異學之禁便是。當時林家已衰落，官學權威亦墜地，民間的徂徠學派和折中學派互爭門戶，無所適從。因此，定信採納儒官柴野粟山的建議，把朱子學定為正學，其他均視為異學。令林家在門人中禁止異學，努力講習正學。這固然沒有禁止民間的異學，但至少是對它的壓制，想用政治力量來控制蓬勃興起的學術研究，露骨地顯示出文教政策上的保守性。 水野忠邦墨跡 提到水野忠邦不能不提到「天保改革」，天保改革，日本江戶幕府的幕政和藩政改革。實行於天保年間（1830—1843），故名。1832—1837，天災頻仍，導致農業歉收和全國性大饑饉，農民起義頻繁發生。為維護封建統治，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實行改革。 改革始於1841年，其要點是：一鞏固幕藩領主制經濟基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強迫外流的農民返鄉，嚴格限定農民外出做工期限，嚴禁農民從事副業生產。二抑制物價上漲，實行公定價格，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嚴格限制城鄉人民生活，並且解散株仲間（同業公會），以廢除其對商品的壟斷權，實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戶商品進貨量。三實行富國強兵策，加強對江戶灣等戰略要地的警備，以鞏固海防。幕府的對內改革措施實質在於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和加強封建領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反而導致經濟混亂，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敗。 松平定信執政六年多後，在寬政五年（1793）辭去老中職務。後來雖曾一時仍繼續執行他的遺策，但不久就陷於瓦解，進入了一個比以往更甚的弛緩時代。將軍家齊在職長達51年之久，納妾40人，內廷繁昌，子女55人，而官吏間的貪贓收賄、風俗的奢侈、貪婪的盛行，均比以往更甚。幕府的財政疲憊已極，自文政元年（1818）到天保八年（1837），20年間，改鑄金銀貨幣竟超過10次，僅憑由此得到的收入，勉強維持財政開支。天災仍不斷發生，天保三年（1832）起，全國連年饑饉，以致農民、市民間不斷發生暴動。天保八年（1837），大阪町奉行手下的警察官大鹽平八郎滿懷改革社會的激情發動了變亂，由於事前泄露風聲，變亂沒有擴大。但因為他是一個卓越的陽明學家，又是在全國重鎮大阪，直接以打倒富豪為目標相號召，所以對社會的震動很大。緊接著在同一年發生了越後柏崎的國學家生田萬襲擊諸侯宅邸，攝津能勢的山田大助要求免除一切賦稅和償還貸款等事件。雖然其規模比不上以往的農民起義，但從憤世嫉俗之士真正為天下人民而奮起這一點來看，可見幕府政治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 在內政方面焦頭爛額之際，幕府在對外關係上也已不能再像往昔那樣苟且偷安了。定信執政時，俄國的使節已在叩北邊的大門，到了文化年間，俄國與英國的軍艦來到日本。可是，幕府卻愚蠢透頂地發布了驅逐異國船隻的異國船驅逐令。 在內外交困之際，水野忠邦懷著改革幕政、恢復幕府威信的熱忱就任老中。家齊把將軍的職位讓給兒子家慶以後，仍自稱大御所，掌握著裁決政治的大權，因此忠邦的滿腹經綸不得施展。直到天保十二年（1841）家齊死後，忠邦才得以實行改革，因當時年號是天保，所以叫作天保改革。他的政治仿效享保、寬政的精神，由於要對日益加重的時弊採取對症療法，所以他的做法是極為嚴峻苛刻的。但因為他不是門閥出身，只不過是一名老中，所以沒有幾年，就被罷免，以致改革沒有成功。這次改革仍是以獎勵文治武備，匡正風俗，厲行節約等教化措施為主。在經濟措施方面，則有為了降低物價、廢除批發商的營業稅；解散商工業公會；使無業游民歸農，限制農民移居江戶，以防城市遊民增加；為清理旗本和家人的債務，由幕府貸給低利資金；向大阪富豪徵收御用金，以彌補幕府財政不足；還計劃開墾新田，大力採掘金銀礦等等。他下令整理大名領地，首先把江戶，大阪周圍十里（里，這裡所稱的里，是指日本長度單位的里，每里合公制3.927公里。——譯者）以內作為幕府直轄地，凡在這範圍內擁有領地的大名和旗本，都要將土地上繳，並行轉封。這一條引起了強烈反對，反對者紛紛向將軍上訴，以致撤回了這一命令，他也因此辭職，改革也以虎頭蛇尾告終。 農民的貧困 前面已談到，在江戶幕府統治下，農民為了要養活武士階級，被迫犧牲自身生活的一切利益，專門從事農業生產。這種做法使農民的生活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貧困。農民是封建社會的基礎，農民的貧困和動搖，直接搖撼了封建體制，使它走上崩潰的道路，因而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江戶時代的農民，基本上分為自耕農與貧僱農兩個階層。自耕農在檢地簿（檢地簿，為加強對農民的控制，增加地租收入，對土地進行丈量調查，稱為檢地；記錄檢地結果，用作納賦根據的賬冊稱為「檢地簿」。——譯者）上登記姓名，擁有自己的房屋田產，有權選舉村裡的官吏。自耕農也稱為高持（高持，指村落中的富裕農民。凡在村內有土地、住房，並負擔賦稅的，稱為「高持」。——譯者）、地主，與村吏相對應的稱呼還有平百姓、小前等等；貧僱農原則上在檢地簿上沒有登記，沒有土地，是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村吏是作為自治體的村政機關的官吏，其中主要是名主（莊屋）、組頭、百姓代，稱為地方三役。名主是一村之長，其管轄的事務極為廣泛，如攤派和催收年貢，經營水利、修建土木工程等地方事務，處理改變宗教信仰，（改變宗教信仰，這裡指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改宗。——譯者）登記及改變戶籍，改組五人連坐成員等戶籍事務，調解、仲裁訴訟、簽署證書等訴訟事務，取締村內風紀，傳達幕府地方官署發下來的布告等等。所有村中的工作，無一不經其手。名主是由村中擁有大量土地的大高持中選任，關西方面則是世襲職，關東一般只限一代，經全體村民選舉或推薦後，由幕府地方官任命，也有的地方是由固定的兩三家輪流擔任。名主享有從村中取得作為報酬的糧米，或減少繳納年貢數額的特權，但表面上是沒有報酬的。組頭是名主的副手，由村民中能寫會算的人擔任，經全體村民選舉或協商產生，一般是三至五人。百姓代是名主和組頭的監察官，作為全體村民的代表，負責監察村政，也是從大高持中選舉產生。因為村吏都是從農民中選舉出來的，從這一點來看，具有很強的自治色彩。不過君臨其上的統治勢力卻更加強大有力，所以村吏並不一定經常代表一般村民的利益，相反，他們往往作為統治者的走狗去壓迫村民。而且因為領主優待他們，准許他們稱姓帶刀，（稱姓帶刀，明治以前，日本的一般人民是沒有姓的，更不能佩刀，只有士族上才能稱姓帶刀。所以這裡說「准許他們稱姓帶刀」是指把他們提到一般人民之上。——譯者）賜予他們有家徽（家徽，日本的士族，都有「家徽」；所穿的禮服，也有一定格式的紋記。一般人民沒有，也不許有家徽，不准穿有家徽的禮服。只有士族以上，才准穿印有家徽的禮服。——譯者）的禮服等，所以他們也就越發以統治者自居，有的甚至向村民徵收額外的年貢，中飽私囊。這正是所以形容農民的貧困時所說的「煮豆燃豆萁」，因此農民起義中往往有的將矛頭指向村吏，或是牽涉到他們頭上。 還應該注意的是，在村吏向統治者接近的同時，農民內部也在不斷地進行著兩極分化。自耕農與僱農階層從近世初期起就已經存在了。由於限制分割土地（分割土地量不得小於一町），一家中除長子外，次子、三子均不能成為自耕農；加上商品經濟的侵蝕，富裕農民靠放高利貸和販賣農村必需品而不斷積累財富、兼併土地，因而使貧僱農和僕役的人數越來越多。近世初期，作為真正的自耕農而載入檢地簿的農民中，到這時已有一部分上升為富裕的不從事耕作的地主，另一部分則淪落為少地或無地的貧僱農。地主、自耕農、佃農，僕役，這種明顯的階級分化，在各個村落中都可以明顯看到。於是地主與佃農間的對立也就日益加深，在反抗村吏的農民起義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反抗村吏們與地主相勾結，在經濟方面的控制，這一點是不應忽視的。階級分化的其他影響是，隨著農村工業的興起，富裕地主開始成為家庭工業中的承包人，他們給農家提供原料，貸給資本，並指導生產，或者就在自己家中設置作坊，讓僕役和佃農為他從事工業生產。近世末期這種作坊工業已在各地農村興起，它動搖了所謂農村局限於自然經濟封建體制的信條。 稅法對幕府領地和大名領地來說多少有所不同。幕府領地有四種稅，即地租、雜稅、附加稅和賦役。地租是對經過檢地，確定了收穫量的田地所課的正稅，分水田租與旱田租兩種。水田租起初是四公六民（四公六民、五公五民，江戶時代的稅率，所謂四公、五公是指土地年收穫量的40%或50%作為地租繳公，其餘的60%或50%則留充農民的生活費用及再生產成本。——譯者），享保以後，提高為五公五民；水田在檢地時確定了面積，根據單位面積產量而分土地的等級，確定標準收穫量，比如上田每段（段，當時日本的地積單位，據大化二年的革新詔書：「凡田長三十步，寬十二步為段。」——譯者）收穫稻穀3石（3石，日本的容量單位，主要用於米谷的計量上，每一石合公制1.804公石。——譯者），折合米（糙米）1石5斗（石盛十五），按五公五民計算，需交地租7斗5升。再根據計算實際收穫量的毛見法（檢查每年收成情況.）或定免法（根據幾年中的平均稅率而定的稅額）加以修改，以確定每年的租額。旱田的租率較低，並且多以貨幣繳納。另外還有種種附加稅，如作為幕府地方機構費用的口米，為補充運送年貢過程中出現的損耗而交的欠米，為補足升量的不足而交的添加米等等。把這些都計算在內時，租率就要高得多。雜稅是對山野河海的收益以及營業等等而課的稅，附加稅是對總產量所課的地租附加稅，有驛站用、雜役用、庫存米用三種。賦役是在搞土木工程以及迎送朝鮮使節等時，根據各諸侯國的收穫量所攤派的人夫役。此外，通衢兩旁的村落，還要負責提供驛站用的人馬，這個負擔是很沉重的。不但稅租極為繁重，而且徵收的方法也十分殘酷，對欠租者，均施以酷刑，使農民們只得賣妻鬻子完稅。隨著幕府財政困難的加劇，這種苛斂誅求也越來越甚，甚至發展到責令要農民預繳或早繳幾年後的地租，致使農民生活貧困，達於極點。他們為要求減輕這種過重的負擔進行請願，有時得不到滿足就掀起暴動。所謂農民起義，就是他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無可奈何而使出的最後一招。 苦於沉重的貢租剝削和官吏誅求的農民，一旦災荒歉收，就更陷於貧困不堪的境地。慶長以後明治以前災荒次數達130次之多；其中大饑饉有21次，最嚴重的是享保、天明、天保的3次大饑饉。享保十七年（1732）的大饑饉，大名領地的饑民數達到197萬，在將軍領地和旗本領地有67萬，餓死者有1.7萬人；天明二年（1782）、三年（1783）的饑饉，給奧羽地方造成毀滅性打擊，會津藩有一個村子總共80多戶人家，竟有22戶人去室空，130餘人餓死。幕府和諸侯並非不想救濟，但無法防止這種災害，以致貧苦的農民在災荒面前只好餓死。 農民面對這樣的貧苦，不得不採取相應的對策，消極的辦法是溺嬰和離村，積極的辦法就是農民起義。溺嬰是由於無力負擔子女的養育費用，而不得不殺死親生兒女，或者在生育以前實行墮胎。開始，只在奧羽、九州、關東一帶較為多見，後來則幾乎遍及全國，成了慣習。幕府初期雖也有過，但到享保以後，隨著貧困的加劇，越發盛行起來。農村基本上只養育兩三個孩子，而且都從勞動力的立場加以考慮，因而溺嬰中，大半是女孩。因此，享保以前人口雖有所增長，以後則出現了停滯乃至減少的傾向。幕府和大名以教化政策告訴農民這樣做是罪惡，並採取給予養育費等手段，企圖斷絕這種現象，但收效甚微。離村，有的是貧苦農民全家逃荒；有的則是家中次子，三子因無法忍受村裡的貧困生活，而到其他地方去尋求新的生活手段；還有的是子女被賣到城市而離去。離村的人，大多是到江戶和大阪等城市，給武家或商家當僕役，或成為小商人、工匠、臨時工等城市貧民。除城市以外，也有的移到其他藩內，或是到新開墾土地上去當勞動力。這樣還吸收不了的人，則流為遊民或投入博徒、盜賊群中，或淪為乞丐到處流浪。當然農民的離村，也有的是因為勞動力過剩所致，不過，離村必然會發生必要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以致造成田園荒蕪。統治者為了防止發生這種可慮的情況，曾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天保改革中的檢查戶口，就是一項最徹底的措施。 二重橋和伏見矢倉 農民起義是農民積極的反抗運動，它直接威脅到封建統治體制。農民起義一般分為串連、強訴和暴動三個階段，起初是合法的請願，不行時就集聚成群，拿起竹槍，樹起草簾旗（草簾旗，日本農民起義時，習摜用稻草編成的草簾，草蓆作為旗幟。——譯者），擁向幕府的地方辦事機關和大名府所在地等處，要求接受農民提出的要求。起義遍及全國各地，為數甚多，在元祿以前還很少，到享保、天明時逐漸增多，天保時達列頂點。由此也可以看出，武家對人民剝削的苛刻和商品經濟的侵蝕所造成的生活貧困是促使掀起起義的重要原因。他們把起義作為反對領主的橫徵暴斂和富豪的剝削囤積，求得生存的最後手段。反正是活不下去，但願死在官吏手裡。抱著這種信念，揭竿而起的農民，力量確實是很強大的。失敗後，其首謀者照例要處以極刑，但要求卻大都被接受。起義的不斷發生，反映了農民們的絕望心情。農民起義在武家的強大武力面前，當然是弱小的，而且也沒有統一的思想指導，不會有直接顛覆封建體制的力量。但不言而喻的是，以起義迭起的農村為基礎的封建社會，已處於危險狀態之中，基於這種認識而產生的心理上的不安，對統治者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威脅。 對外關係 由於禁止除荷蘭和中國以外的外國商船入境，日本了解海外情況只能靠進入長崎港的荷蘭船向長崎奉行提供的所謂荷蘭式說書，即荷蘭傳聞錄，然而世界形勢的變化，卻像一股看不見的潮流，不會不波及日本。首先是一向執東方貿易牛耳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逐漸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荷蘭，到了18世紀，荷蘭又被英國和法國的國力壓倒，東方貿易也失去了過去的活力。英國從17世紀起就開始經營印度，法國也緊接著侵入印度，兩國在那裡互相爭霸。由於寶曆七年（1757）普拉西的一戰，英國確立了其在印度的地位，建立了稱霸東方的基礎。另一方面，美利堅合眾國於天明三年（1783）簽訂巴黎條約，從英國殖民地下獨立出來，並得到了英國的承認。不久，美國船也來到中國進行貿易，並在太平洋從事捕鯨業，它給進入東方的各國帶來了新的變化。然而最初來叩日本閉鎖的大門，要求通商的，卻是北方的俄國。 俄國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即彼得一世的時代，國家面貌一新，確立了專制的官僚政治，企圖依靠重商主義來增加國富。在經營西伯利亞方面，則南下同中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元祿二年，1689），向東又進入堪察加半島（元祿十年，1697），不久更越過白令海峽到達阿拉斯加，以獵捕北太平洋的毛皮動物，獲得巨利。無論是捕獸還是在同中國貿易方面，他們都痛感有和日本結成友好關係的必要。因此到18世紀以後，俄國船隻就不斷出沒於我北邊沿海。明和八年（1717），幕府第一次從荷蘭商館那裡得知俄國人侵略蝦夷地（蝦夷地，指日本列島北端，古代由蝦夷人住居的地區，稱為蝦夷地。——譯者）的計劃後，大吃一驚。後來，天明三年（1783），仙台藩的醫士工藤平助著《赤蝦夷傳聞考》，就這件事直接向幕府提出建議。他陳述了俄國南下的野心，主張國防為當務之急，並陳述了與俄國進行貿易，偵察其國情的辦法。他的建議為田沼意次所接受，制定了開發蝦夷地的計劃。工藤平助之後，另一個仙台人林子平於天明六年（1786）出版了《三國通覽圖說》，敘述了蝦夷、朝鮮、琉球的狀況，建議應盡力經營蝦夷地。寬政三年（1791），出版了《海國兵談》，提出應注意海防。老中松平定信以危言惑眾問罪，沒收了他的木版和印本。這和田沼對工藤平助的待遇大相徑庭，這不能不說是田沼的積極重商主義與定信的保守封建主義的差異。 這樣愚蠢蠻橫地壓制國內言論的定信，在僅僅五個月之後發生的事實面前陷入了困境。俄國軍艦確實來到了蝦夷地。寬政四年（1792），俄國皇帝葉卡特琳娜二世（EkaterinaⅡ）的使節拉赫曼（Adam Laxman）搭乘軍艦，以送回我國的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等人為名，攜帶國書和方物，來到蝦夷的根室，要求通商。幕府讓他到松前，並派出監察官負責接待，告之以鎖國的國法，退回了國書和方物，只接收了漂流民，還告訴他今後如要交涉請到長崎，給了他進入長崎港的信牌和食物、燃料和水，使其離去。幸太夫是伊勢白子的船夫，天明二年（1782）漂流到堪察加，為俄國人所救，從伊爾庫茨克送到彼得堡，受到葉卡特琳娜二世接見的優越待遇，他的《俄國見聞記》就是留存至今的《北槎聞略》。定信鑒於俄國使節的來日，下令加強蝦夷地警備，同時命令沿海諸侯加強國防，並親自巡視了伊豆、相模海岸，以圖加強江戶灣的防禦。幕府後來一直沒有放鬆對蝦夷地區的調查研究，寬政十年（1798）派遣大型調查團，一直調查到國後、擇捉等島，接著又令伊能忠敬著手測量蝦夷的沿海地方，並設箱館奉行一職，掌管蝦夷地區的開拓和蝦夷人的同化工作。文化元年（1804），俄國根據前些年的協約，派俄美公司總經理藍索諾夫（N.P.Rezanov）作為使節來日本，到長崎要求開始談判。幕府則堅持以祖法為藉口，拒絕其通商要求，遣其回國。藍索夫因幕府不講信用，決心以武力相威脅。從文化三年（1806）到四年（1807），俄國人在北部邊境大肆劫掠。對此，幕府也加強戰備，把松前氏轉封到奧州，並把整個蝦夷地劃為幕府的直轄地，還命令間宮林藏調查庫頁島。林藏克服了重重困難，查清庫頁是一個島，他渡過間宮海峽到達大陸，為世界地理學做出了重大貢獻。文化八年（1811），我國在國後島拘捕了正在測量千島列島的俄國軍艦艦長郭洛寧（V.M.Golownin），把他監禁在松前。這時恰逢我國商人高田屋嘉兵衛被對方逮捕，他竭力疏通兩國關係，我國才得知前些年俄國在我國北方的劫掠暴行，與政府無關；這樣，對俄國的感情也就緩和下來，釋放了郭洛寧[30]。此時，俄國也正遭受拿破崙的入侵，國內多事，所以就放棄了對日本的覬覦。直到嘉永六年（1853），有40多年沒有來碰日本。 北方的俄國之患剛剛平靜，西邊卻又發生了英國開始入侵的事。英國，當時正在同拿破崙作戰，它的東洋艦隊襲擊了法國和法屬荷蘭的殖民地，企圖壟斷東方貿易。文化五年（1808），英國軍艦費頓號掛起荷蘭國旗，瞞過我守備兵，駛入長崎港。長崎奉行想要迎戰，但措手不及，見到它出港後，便引咎自殺。文化十年（1813）又有英國船入港，聲稱荷蘭已併入法國，爪哇已被英國占領，要求移管在出島的荷蘭商館，但商館館長茲甫（Aendrik Doeff）拒絕了這一要求，使我國的出島，繼續成為當時在世界上唯一還飄揚著荷蘭國旗的地方。另一方面，英國船隻經常出沒於我國沿海從事捕鯨業，並且在浦賀，常陸的大濱以及薩摩的寶島等地停泊，與當地居民發生糾紛。因此幕府想禁止外國船隻停泊，切實地執行鎖國大法。在文政八年（1825），發布了異國船隻驅逐令。驅逐令中規定，不問什麼情況，只要是異國的船隻，一靠近就一概加以驅逐。天保八年（1837），美國船瑪禮遜號來送回我國漂流民，並要求通商，但遭到炮擊，只好離去；想在薩摩交還漂流民也沒有成功，最後只好一無所獲地回到澳門。對於幕府這種無謀的做法，民間有識之士紛紛起來譴責，其中有渡邊華山，高野長英等西洋通，他們著書痛斥炮擊外國船隻的愚蠢做法。這時英國想同中國通商遭到拒絕之後，於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打敗了中國；天保十三年（1842）簽訂了《南京條約》，開放廣州等五口並割讓香港。這就是閉關自守的鎖國主義，屈服於近代國家武力的悲劇。這件事立刻傳到日本，使朝野上下大為震驚。於是幕府才在天保十三年（1842）廢除了文政的異國船舶驅逐令，改為緩和令，即對異國船隻，供給燃料和飲用水使其返航，如不聽從再行炮擊。然而非常明顯的是，事態早已不是這種不徹底的緩和令所能解決的了。西方各國，經過產業革命已經到達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對東方的入侵，無論是強度還是廣度上，都不是往昔的葡萄牙、西班牙所能比擬，有著巨大的差別，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其鋒芒首先指向中國，並完全使它屈服了（這裡所謂的「並完全使它屈服」，是從著者資產階級歷史學者的立場出發說的，實際上，在鴉片戰爭中屈服的，向帝國主義者投降的只是昏聵無能的清朝統治者，而不是中國人民。因此，從人民的立場說，不存在「並完全使它屈服了」的事實。——譯者）。日本不可能永遠墨守鎖國的祖法，遲早必須進行一場劃時代的革新，這場實際上關係到幕府命運的革新事件，就在下一個時代中發生了。 學問 這一時期的學問，在承襲前代繁榮之後，更進一步發展了民族的獨立性，並且可以見到其向各地區、各階層的普及，特別是新領域的繁榮尤為顯著。首先是儒學，享保時代，各學派的巨匠大都去世，享保以後的二三十年間，是徂徠學派的全盛時代。但不久就開始了對它的批判，產生了不偏一派不倚一流，博採眾說，參酌折中，以闡明孔門真義的折中學派。這一學派興起後，就成了一支有力的學派。對此，朱子學派憑藉官學的權威，借寬政禁止異學的法寶，努力加強自己的地位，加上這學派中學者輩出，出現了學運復活的徵兆。陽明學的實踐精神在時局多難之際吸引了不少的學者。折中學則致力於考證學的發展，互以緻密的學說相標榜。就在各派並立，百家爭鳴之中，迎來了幕府的衰亡。 樹立折中學派的創始人是片山兼山（天明三年卒）和井上金峨（天明四年卒）。兼山初習徂徠學，後來對其產生疑問，於是脫離了徂徠學另立門戶。他指出即使漢儒也沒有領會孔子的真意，宋學沉溺於道、佛之中，仁齋、徂徠雖知宋學之非，但卻沒有領悟孔子的真義，樹立了以古書來解古書，旁引博征的嚴謹學風。金蛾在訓詁方面，是取捨漢唐的註疏；在義理方面，則是折中宋明諸家之說；詩推中唐和晚唐，文崇韓、柳、歐、蘇，反對古文辭。其門下有龜田鵬齋、山本北山、吉田篁墩；北山與其弟子太田錦城以及篁墩受清朝考據學影響，發展為考據學派，嚴謹地校勘經書，以闡明字句的古義。狩谷棭齋和松崎慊堂從學統上來看，雖不屬這一學派，但其研究方法也屬於考據學，而且是十分傑出的。總之，考據學風給了許多真摯的學者以深刻的影響。另外，以擔任米澤藩主上杉鷹山之師而聞名的細井平洲，也是屬於折中學派的。幕末有名的尊王派詩人粱川星岩和寬政三奇人之一的蒲生君平都是北山的門徒。 以朱子學者聞名的有：為松平定信起用的幕府儒官紫野栗山、岡田寒泉和尾藤二洲和定信隱退後起用的古賀精里。這些學者在制止異學，復興正學方面，是做出了貢獻的。官學祖師林家，這時已經衰微，但養子述齋卻使林家中興，他把聖堂學舍改稱學問所，成為對幕臣子弟講學的地方，林家的私學成了幕府的官學。述齋在職達49年之久，重整了官學，培養了很多人才，他多次親自擔任幕府編修事業的總負責人，還參與改革接待朝鮮使節禮儀等幕政的諮詢工作。述齋門下有佐藤一齋和松崎慊堂。一齋在天保改革時擔任儒官，一齋的門人安積艮齋和慊堂的門人鹽谷宕陰，安井息軒也都是儒官，但他們並不一定都是純粹的朱子學者；一齋信陽明學，慊堂和息軒傾向於考據，宕陰傾向於折中。這些事實，說明幕府的正學萬能主義本身已經出現了破綻。在地方，大阪的中井竹山在幕府官許的講習所懷德堂中講授朱子學，應松平定信的要求，著《草茅危言》，論述治世方策。其弟履軒也曾就學於懷德堂，但他並不拘於宋儒之說，而折中眾說，因此他不住在懷德堂，而輾轉各地，終身不仕，大阪的筱崎小竹和廣島的賴春水等人，都是正統的朱子學者。 陽明學因佐藤一齋的活動而再次興盛，其弟子達3000餘人。佐久間象山是其中之一，象山的門人有吉田松陰，松陰的松下村塾，人才輩出，成為幕末期人物的集聚地。與一齋同時的大阪人大鹽中齋（平八郎），是由自學而成為陽明學的奇才。 此外，儒學者中還有不少人，他們並不拘泥於既成學派，開創獨自學風。豐後的三浦梅園以《易》為基礎，解釋哲學，旁及倫理、經濟、天文、歷數等各門學問。另一個豐後人帆足萬里擅長於經學、文章，也學習蘭學（蘭學，江戶中期以後，以荷蘭語研究西方學術一種學問。——譯者），精通數學和醫學，對西方科學造詣很深。廣瀨淡窗也在豐後日田開設私塾咸宜園，講述經學、老莊，執教五十年，其門人達4600餘人，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教育家。大阪的懷德堂還培養了富永仲基和山片蟠桃等平民學者，他們不受既成學問的束縛，自由地發表對宗教、歷史、經濟各方面的獨到見解。另外，奧州八戶的民間醫生安藤昌益，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對封建社會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其著作中描述了人人耕織的自然社會的理想。 儒學之所以出現這種盛況，是幕府文教政策的結果，也是因為儒學在普通教育中作為基礎科目而據有巍然不動的鞏固地位的緣故。即使是反對儒學，標新立異的人，其基礎知識也毫無例外地是儒學。儒學已經滲透到近世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中，其威力是巨大的。尤其不容忽視的是，幕府和各藩開設的學校以及學者創辦的私墊等，都曾為儒學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幕府除江戶的昌平黌之外，還在甲府開設了徽典館，在佐渡開設了修教館，以作為幕臣子弟學習的地方。各藩也起而仿效，分別設立各自的藩校。藩校中也有的在過去就已經設立，但大多數都是這個時代寶曆以後開設的。儒者的私塾也大量興起，其中有伊藤仁齋的古義堂（堀川塾）、三宅石菴和中井瓷庵（竹山之父）等人的懷德堂、廣瀨淡窗的咸宜園等，都是培養了眾多人才的偉大的教育設施。藩校以教育藩士子弟為主，有的也允許平民入學。私塾當然是向所有階層的人們開放的教學場所。這樣，不僅是武士階級，一般人民的教育也得到了提高，儒學，當然也滲透到了他們的精神中。 心學，這種獨特的學問形式，是儒學在教育人民這一點上發展到最高程度而產生的。它最早出現於京都，石田梅岩鑽研神、儒、佛學，悟出了一種人生觀和修養法，元文二年（1737），他在市中開設講座，廣泛地傳布給人民大眾，其門人手島堵庵繼承並發展了他的事業。堵庵的門人中澤道二又到江戶開辦學館，於是心學就在人民大眾間，特別是市民中間廣泛流行了起來。所謂心學就是了解本心之學，以朱子學為基礎，吸收神道和佛教教義的學說，用通俗的文章和巧妙的語言，講解普通人的樸素處世法和修養法。這種教化運動用通俗的形式，把儒教的封建倫理灌輸到市民階層中，麻痹市民的實力不斷增長的意識，而滿足於封建體制的束縛。心學在這方面可以說起了很大作用。 和儒學雖無關係，但作為平民們初等教育設施的私學館（寺子屋），在這時期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寺子屋起源於中世紀，在享保以前，開設的還不算多，到寶曆以後，就逐漸有所增加。文化、文政以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僅在文化到慶應年間設立的，就有上萬所了。教授科目以習字、誦讀為主，兼學算術。教科書，初期使用的是古文書，後來改用叫作「往來物」的實用讀本。其中有《江戶往來》、《商賣往來》、《諸職往來》、《名物往來》、《田舍往來》、《百姓往來》等各種。這些教科書，都是根據地區和職業的不同而編寫的，使學生不但能從中學得相應的知識和文例，而且也能知道一些幕府的法規、條文等的法令，成為幕府教化政策的一部分。 吉田松陰所寫的漢字 吉田松陰自稱「二十一回猛士」。他自釋其義「我生於杉家，『杉』字，表示二十一（「木」為十和八，「彡」為三，合計為二十一），養父吉田家的『吉田』也表示二十一（「吉」字的「士」為十和一，是十一，「田」字中包含著十，合計為二十一），而把「吉」字的「口」和「田」字的「口」重合起來便成為「回」。另外，他當時的名字叫寅次郎，「寅屬虎，虎之德是猛」，因此自稱「二十一回猛士」，以此激勵自己。 對儒學來說，國學和蘭學是這個時代新開拓的學術研究領域。國學淵源於前代對日本古典進行自由研究的學風，契沖之後的荷田春滿在古典研究之外，又鑽研國史（日本史）和神道學，主張在儒道之外，存在著日本的古道。他有志創辦國學校，但在沒有完成其夙願之前，就死去了（元文元年，1736）。國學的名稱，來自這個國學校，也有說是從「國家之學」、「皇國之學」等詞而來。國學的基本特點，在他那裡已經形成了。春滿之後，名古屋的神官吉見幸和又深入研究了國史（日本史）與神道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神道即皇道的所謂古道說。春滿的門人賀茂真淵則在研究了以《萬葉集》為中心的古語和古文之後，認識到我國的古道是超越儒家那樣人為之道的天地自然之道。真淵除研究古語、古文外，並在實際上運用這些古語古文來吟詠萬葉風格的和歌，這同徂徠的研究古文辭學，並從古文辭的研究達到創作詩文是完全一樣的。真淵的門下也分為以歌文為主的文人，和以文獻學、古道說為主的學者。被譽為集國學之大成的本居宣長，就是後者的代表。宣長經過35年的鑽研，完成了其主要著作《古事記傳》，在文獻學的研究方面，建樹了無與倫比的最高水平。他還從研究《源氏物語》出發，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的文學理論——「物哀說」（物哀說，物即客觀對象，哀即主觀感情，兩者一致而產生的和諧的、情趣的境界，是優美、纖細、沉靜、靜觀理念。——譯者），在國史和國文方面都留下了不少貴重業績。不過，他的古道說與排斥儒佛，同他文獻學研究上的高度合理性和客觀性，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其中充滿了非合理的主觀判斷，使人無法對之給予高度的評價。他的國學抨擊儒教，說它自作聰明，肯定人類純樸的自然感情。這同在武士的封建教育壓迫下，人民渴求自由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因而它在富裕農民和商人之間得到了廣泛的傳布。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由於人民的軟弱無能，古道說儘管被歸結為尊王，卻沒有發展到否定幕府的程度，沒有超越讚頌幕府、謳歌現實的界限。 本居宣長的弟子多達500人，其中傑出的有，他死後的門人平田篤胤和伴信友。篤胤以其淵博的學識和絕倫的精力演繹老師的古道說，他甚至運用了老莊思想，陰陽思想和西方思想，並摻加了明顯的宗教性，樹立了廣博的世界觀和熱情的國體觀。這也許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從文化、文政到天保這一段時間，正是內外多事之秋，要求國學也要具有強有力的實踐性和吸引力有關。他的學問在精確性上不如宣長，但在實踐方面，卻取得了巨大成功。從他的門下中湧現出了許多幕末尊王的志士，並成了明治初年振興神道運動的思想基礎。 伴信友在許多方面與篤胤正相反，他閉門埋頭於國史和國文的考據，在文獻學研究方面推動了國學的發展。因此，熱情而樂於實踐的國學者，都追隨篤胤，極力鼓吹神道說，從事教化運動，而冷靜的國學者則模仿信友，潛心於文獻考據，在鞏固近代國史學繁榮的基礎方面，做出了貢獻。 除以上面提到的之外，各地都湧現出不少偉大的國學者，如從正面對宣長的《古事記傳》進行駁斥的橘守部，完成了《日本書紀》注釋工作的伊勢的谷川士清（《日本書紀通證》）和名古屋的河村秀根（《書紀集解》），精於制度之學的伊勢貞丈和大塚嘉樹，撰有《萬葉集古義》這部巨著的土佐的鹿持雅澄，在國語音韻方面頗有造詣的富士谷成章和石塚龍麿等等，不遑——枚舉。其中更有與眾不同的盲人牆保巳一，他在幕府保護下開設了和學講談所，出版了我國最早的用預訂發行方式刊行的叢書《群書類從》（530卷666冊，文獻1273種）（原文正編作1270部，續編作1800部，誤。——譯者），還編輯了續編（1150卷1185冊，文獻2103種）。他主持了許多書籍的編修工作，如緊接《六國史》之後的編年史《史料》，有關武家掌故的史料集《武家名目抄》等等。 在前代的儒學者中間發展起來的國史研究，到了這個時代，雖多數轉為國學者的研究對象。但以儒學為中心進行研究的學風依然強烈存在，特別是通史性的概說，全都如此。參與了當時仍然繼續進行的《大日本史》編修工作的水戶藩史官，就是這種學風的突出代表。他們所養成的學風，就是所謂日本朱子學的水戶學。在完成《大日本史》紀、傳部分以後，水戶學曾一度呈現出鬆懈狀態，但從安永、天明時起，又呈現出復興的徵兆，到了藤田幽谷，會澤正志齋和幽谷之子東湖時，重新修訂了紀、傳部分，獻給朝廷（文化七年，1810）。接著又編修了志、表，為修史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由於受到時局影響，在《大日本史》中，明顯地吸收了正名思想和國體觀念，樹立了神儒一致，忠孝不二和尊王佐幕的理論體系。這種思想，到了第九代藩主齊昭時，被付諸實踐，成為向幕府建議改革藩政，不久又成為蓬勃興起的尊王攘夷運動的基本理論。儒學者的國史研究除此之外，還有賴山陽的《日本外史》、《日本政記》等，屬於武家政治史概說和日本史論集，這些，都鼓舞了尊王思想。另一方面，幕府官撰的修史事業，如《寬政重修諸譜》（寬永諸家系圖傳的再編）、《德川實紀》（德川歷代將軍實錄）、《朝野舊聞裒稿》（從德川氏興起到家康一代的史料集）、《後鑒》（足利歷代將軍實錄）等等，都是支持乃至讚頌幕府政治的。 新學術領域之一的國學，是把學術思想拉回古代，試圖以古諷今，批評現實；而蘭學則與此相反，是想從西方的先進文化中尋求根據，以此來為現實社會服務。前者否定封建制支柱的儒教，普及日本古代文化知識，開闢幕府政治走向崩潰的道路；後者則將西方的知識灌輸給閉關自守的日本，培養開國思想，為近代日本的誕生做出了巨大貢獻。鎖國以後，西方學術只能通過長崎的荷蘭通事（翻譯）零星地介紹到日本。前面提到的西川如見的《華夷通商考》，就是通過長崎的荷蘭人吸取西方學術的成果。新井白石的《采覽異言》和《西洋紀聞》，就是在逮捕、審訊羅馬派到日本的傳教士西多蒂（J.B.Sidoti）過程中所得到的西方情況而寫成的。這些書籍對促進蘭學研究的開展，發揮了重大作用。在和漢諸學蓬勃興起的時代，人們的求知慾望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只要有一兩個先覺新鑽研西方學問，就能使人們追隨他們。將軍吉宗重視實學、獎勵科學的政策更促進了這一趨勢的發展。本來，在鎖國的同時，對所有漢譯洋書都禁止進口。到吉宗時，允許和基督教無關的漢譯洋書進口。他看到荷蘭進獻的天文學書籍後，決定加以譯解，命令青木昆陽，野呂元丈二人學習荷蘭語。昆陽的門人，豐前中津藩的醫生前野良澤學會了700多個荷蘭語詞條後，就同若狹小浜藩的醫生杉田玄白和中川淳庵一起翻譯荷蘭的解剖書，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以《解體新書》為名出版了（安永八年，1779），這是日本首次出版荷蘭書的譯著，在蘭學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玄白的門人大玄澤編寫學習荷蘭語的入門書《蘭學階梯》，為蘭學的昌盛開闢了道路。玄澤的門人稻村三伯計劃編纂辭書，與兩三個同人合作，以法蘭索瓦·海耳瑪（Francois Halma）的荷法辭典為藍本編寫出版了荷日辭典，稱為《海耳瑪和解》，為促進蘭學的昌盛做出了貢獻。這一時期已不斷有外國船隻來日，再加上對荷蘭書刊中科學知識的需求不斷增加，以至蘭學者輩出，許多大名都聘有自己的蘭學者，幕府也設立了稱為「蕃書和解御用」的譯書局，開始了蘭學的翻譯工作。這個譯書局以法國人諾愛爾肖美爾（Noël Chomel）的《百科全書》荷蘭譯本為藍本，把它譯成日文《厚生新編》。 松下村塾 田松陰開設松下村塾，開講《武教全書》及世界局勢，吸引大批有志青年，高杉晉作、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均出自其門下。 在普及荷蘭語學習的基礎上，西方的自然科學大量湧入日本，給科學的各個領域帶來了劃時代的發展。正如前章所述，在此以前，天文、地理、數學和博物學等已有相當的發展。在這個時期，蘭學就代表科學，在科學的各個領域有效地採用蘭學，這本身就意味著吸取西方科學的成果，學習西方科學的方法，已經具有十分成熟的基礎，下面分別就各方面的情況略加敘述。[31] 醫學方面，和儒學中古文辭學的流行相呼應，古派醫生十分活躍。他們反對空洞的理論，注重實踐經驗。山脅東洋等人解剖屍體後，寫下了《髒志》一書（寶曆四年，1754），此外前野良澤等人帶著荷蘭的解剖書到小塚原去看死刑犯人的解剖，這些都為蘭學在醫學領域的發展開闢了道路。此後醫生成了推動蘭學的中心力量，除良澤、玄白、淳庵之外，相繼出現了桂川甫周、宇田川玄隨、緒方洪庵等名醫。甫周參加了《解體新書》的譯述工作，以擅長蘭方外科而聞名；玄隨譯述了荷蘭的內科書《內科選要》，創立了蘭方內科；洪庵在大阪開設蘭學塾，培養了許多人才。另外，文政六年（1823），來到長崎的德國人西博爾特（Sibold）在長崎郊區設立學校，講授醫學和本草學，並從事醫療工作。這是日本人實地學習醫學的一個機會，跟他學習的人們擔任了幕府的醫官。安政五年（1858），還在蘭醫們的建議下開設了種痘館，使西洋醫學得到了廣泛的普及。 天文學是僅次於醫學的蘭學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吉宗對天文學很感興趣，在城內安裝渾天儀和望遠鏡以備觀測，並在神田建立天文台。因此，隨著荷蘭文書籍的解讀已有可能，西方的天文學知識也逐漸普及。當時，由於貞享歷的使用為時已久，隨著年代的推移，越來越與實際不符。為了加以修改，西方天文學便成了有力的依據。精通蘭學的高橋作左衛門（至時），十一屋五郎兵衛二人擔任幕府的天文官，寬政改歷就是由他們主持進行的。另外，長崎通事（翻譯）本木榮之進介紹了地動說，從根本上推翻了儒教和佛教所固守的宇宙觀。[32] 地理學也取得了很大發展。安永、天明時，長久保赤水繪製了遠比以前進步的日本地圖和世界地圖，第二代的高橋作左衛門（景保）奉幕府的命令，編繪了萬國全圖，作為官版出版。其門人伊能忠敬鑽研測量術，受幕府命測量了全國海岸，繪製了精密的實測圖和日本輿地實測全圖，文政四年（1821），獻給了幕府。下總古河藩的家老鷹見泉石也精通蘭學，從事地理研究，搜集內外地圖，繪製了蝦夷地方的地圖。 物理學方面，在田沼時代，平賀源內製造了電動醫療器，但那似乎僅僅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製造的。後來大阪的橋本宗吉，根據荷蘭書籍才開始了正式的電學研究，成為日本電學的鼻祖。另外青地林宗的《氣海觀瀾》和宇田川榕庵的《舍密開宗》是當時的兩大名著，是日本首次在物理學和化學方面進行的系統的介紹和說明。 植物學方面，過去的本草學，在寬政、享和時，曾有小野蘭山的研究集其大成。其門人飯沼欲齋又結合西方植物學知識，編纂了《草木圖說》作為日本的植物圖鑑，這是一本直到明治大正年間還受到學術界珍視的名著。 最後談一下當時認為最有實用價值的軍事學。長崎的町年寄高島秋帆學習荷蘭式的炮術，建造洋式船隻，用作水陸操練。伊豆韮山的地方官江川坦庵繼承了他的事業，建造西式反射爐，鑄造大炮，佐久間象山師事坦庵，在江戶講授兵學和炮術，培養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安政二年（1855），幕府在長崎開設海軍講習所，使用荷蘭贈送的軍艦，並由荷蘭的海軍軍官擔任教官。次年又在江戶開辦講武所，向幕臣傳授西方炮術，並向荷蘭派遣留學生等等。這都說明蘭學在軍事學上也占了領導地位。 從學習荷蘭語開始的蘭學，後來由於外交情況的實際需要，又增加了學習其他外國語，所以已不再僅僅是蘭學了。由於俄國、英國等國艦船的來日，幕府命令長崎的翻譯，要兼修俄語和英語，漂流到美國的中濱萬次郎也應召擔任這方面的工作。不久又加上法語。由於學習了俄、英、法等外國語，蘭學自然而然地發展為範圍更加廣泛的洋學。安政初年，古賀謹一郎向幕府提出了開設洋學所，大規模吸收和移植西洋學術的意見。根據這一建議設立了「蕃書調查所」，以後改名為「洋書調查所」、「開成所」等等，就是今天東京大學的前身。 文藝 文藝的興盛期，應該說是前代的元祿時代，但那時已出現爛熟和頹廢的跡象。隨著文化的逐漸普及，讀者也不斷增加。城市生活的閒暇，要求發展娛樂性的文藝，而城市生活的奢侈和頹廢，也招致了文藝的頹廢。但是文藝在內容方面的分化和地區性、階層性的普及方面，出現了遠遠超過前代的盛況。曾在京都和大阪盛開的文藝之花，如今也移到江戶，成為大江戶之花而盛開著。和歌、俳諧、狂歌、川柳、小說、淨琉璃等各種文藝形式百花齊放，爭妍鬥豔。作者的身份也多種多樣，有幕臣、藩士、浪人、商人等等，而且還有許多人能以文藝為生，由此可知，其背後擁有廣大的讀者。 正如漢詩文是作為儒學者的業餘愛好而發展起來的一樣，和歌是隨著國學的發展而盛行起來。賀茂真淵提倡萬葉格調的和歌，使和歌得以復興。其門人加藤千蔭（幕府的警察官），村田春海（鰮魚乾批發商）提倡吟詠古今和新古今風格的和歌，被尊為一代宗匠。京都的小澤蘆庵（原尾張犬山藩士）主張和歌應排除學者的擬古歌，以通俗易懂的言語歌詠自然情趣。香川景樹（德大寺家臣）認為歌的生命在於諧和協調，提倡古今集風格的和歌，革新了京都的歌壇。此外越後的僧人良寬，越前的橘曙覽，筑前的大隈言道等都根據萬葉精神歌詠自由的生活感情，說明地方歌人大有人在。 俳諧在松尾芭蕉以後就日趨衰落，到天明時，由於京都出現與謝蕪村又開始復興，出現了優美緊湊的天明格調。到文化、文政時期，俳壇再度消沉。但信濃農民小林一茶吟詠愛與誠的俳句，卻給這一時期的俳壇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 城市生活的太平與餘暇，增進了人們喜愛滑稽諧謔的風氣，表現在和歌和俳諧上，就產生了狂歌和川柳。狂歌多是以粗俗簡練的笑話模擬古歌，譏諷世事。畢竟只是一種不入流的遊戲，卻能投合世人的愛好。四方赤良（大田蜀山人，幕臣）、唐衣桔洲（田安的家臣）等許多武士都因長於此道而名聲大噪。川柳得名於江戶淺草的名主柄井川柳。本來俳諧是在七七的題下，附以五七五的句式，稱為前句附。川柳把這個附句單獨分離出來，在《俳風柳樽》的稱下出版，受到世人好評，於是就把這種句子稱為川柳。川柳是用身邊近事為題，咐鐵刺人的表現，揭露人情世故的機密，諷喻世上的矛盾，傾吐在封建制壓迫下受盡苦難的人民的不平，成為深受人民歡迎，廣為流行的遊戲形式。 還有小說。這個時代雖然仍流行著八文字屋本的元祿時代的小說《浮世草子》，但已沒有過去那樣的盛況。小說的重心已轉向江戶的「草雙紙」和「讀本」。「草雙紙」本來是指婦女兒童喜歡的畫冊，旁邊附以文字。封面則因時代而異，所以有紅本、藍本、黃表紙本等的名稱。自從安永四年（1775）戀川春町寫了《金金先生榮華夢》的故事以後，黃表紙本成了一般人愛讀的小說。黃表紙本的特點是充滿了輕鬆的詼諧和滑稽諧謔的語言，可以說是散文化的狂歌和川柳。它取材於故事和歷史，有時也取材於時事。它諷刺田沼政治，諷刺寬政改革，因此受到幕府的鎮壓。寬政以後，其內容轉為具有教育意義，形式上也變作長篇的合卷本了。 詼諧本是安永、天明時與黃表紙本同時流行的一種寫實小說。起首是一種附在妓館嚮導圖上的戲文，其內容往往是描寫煙花柳巷的實情。田沼時代風紀頹廢，煙花柳巷的生意相當興隆，旗本與妓女情死，家老在妓院辦公，詼諧本的盛行正是這種情況下的產物。因此寬政改革時，這種書刊遭到禁止，首屈一指的詼諧本作者山東京傳反對這種做法而受到戴50天手銬的懲罰。到了文化、文政時代，詼諧本分成了以滑稽諷刺為主的滑稽本和描寫色情生活的人情本。知名的滑稽本作者有十返舍一九和式亭三馬等人，人情本作者中，知名的有為永春水。 讀本是針對畫冊而言的，內容是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加上虛構描寫的小說，大阪上田秋成寫的《雨夜物語》和江戶建部綾足寫的《西山物語》，被稱為讀本的鼻祖。到寬政改革時，由於受整頓風俗的影響，讀本登上了文化、文政時代小說界的王座。代表性的作者，有從寫詼諧本轉變的山東京傳和他的對手曲亭馬琴。在這以前，小說以人情為主，注重寫實，因而是以商人世界的倫理為基調的，讀本則正與此相反，是從正面宣揚勸善懲惡主義，比較寫實更注重構想，比較道義更重視人情，它描寫的是武家精神而不是市民生活。所以出現這種針鋒相對的兩種小說，不僅僅是由於寬政改革，恐怕也因為人心對於那種輕佻卑陋的寫實小說感到厭倦，追求健全的理想小說所致。現實生活中的武士的道義與才能越瀕臨危機，讀本中所描寫的武士，就越成為理想的偶像，受到廣大士民的景仰。 寶曆前後，淨琉璃的盛行在大阪達到頂峰，可是到了明和以後，就一蹶不振了。在這期間，雖在竹本座的近松半二的努力，但也僅僅是挽回了頹勢，而無法阻止它的衰落。不久，竹本和豐竹二座也終於衰敗了。和這種情況相反的是，江戶卻在這時前後，出現了義太夫節淨琉璃的新作，淨琉璃的中心從大阪移到了江戶。富有才華的平賀源內用福內鬼外的名字創作了許多新作。 歌舞伎在江戶的盛況，超過京都和大阪。市川團十郎（一代至九代）、尾上菊五郎（一代至五代）、岩井半四郎（一代至八代）等名優輩出，深受人們的歡迎。劇作家有並木五瓶、櫻田治助、鶴屋南北等。劇場也是從這時開始因防火而改用瓦頂，也允許有二樓。舞台裝置方面，也出現了旋轉道具、漸現裝置和三層樓梯等花樣。 美術 美術方面，除了在繪畫上見到有所創新外，其他在建築、雕刻等方面，卻沒有什麼發展。以往推動建築和雕刻發展的強大動力——佛教已完全衰落，失去了往昔的力量。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家，也由於財政困難而無力顧及，技術上也沒有來自外國的刺激，所以工人只能是墨守成規而已。 繪畫的新風，完全是受到中國的影響而產生的，那就是文人畫與寫生畫。所謂文人畫，在中國是指和職業畫院相對而言的文人學者的畫，這種畫不講求技巧和色彩而是描繪精神和氣韻。明清時代十分盛行，傳到我國，起初只是作為漢學家的業餘愛好，及明和、安永時，才有池大雅和與謝蕪村出來創立一種流派。接著在江戶出現了渡邊華山，在九州出現了田能村竹田等名家。文人畫是與中國的風物、精神密切聯繫著的，對於受到儒學薰陶的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這種繪畫是非常合適的。寫生畫不需要畫帖，始終貫徹寫生的真義，在畫風上模仿享保年間來到長崎的清人沈南（沈南（生沒年不詳），清畫家，名銓，字衡，浙江吳興人，作寫生式化鳥畫，當時屬於舊派，1731年來日，逗留二年，有門徒熊代熊斐、宋紫石等，對日本花鳥畫，有很大影響，代表作有《老圃秋客圖》等。——譯者）。這一派著名的有京都的丹山應舉，他所畫的山水花鳥，無不表現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後來寫生派在京都盛行，松村英春吸取了蕪村和應舉的畫風，開創了四條派。 此外還湧現出不少博採各派、復興舊派的畫家。谷文晁除仍襲狩野、土佐等文人畫的規矩外，還吸取了西洋畫的透視法，自成一家。酒井抱一則模仿光琳描繪鮮艷的花卉，田中訥言成為復興土佐派的魁首。岡田為恭、菊池容齋繼承他的畫風，專事描繪歷史與掌故的畫。 隨著人民生活的提高，「浮世繪」越來越興盛，享保時京都的西川祐信，江戶的宮川長春專工美人畫。版畫技術這時也有了很大發展，明和初年已出現了多種色彩的錦繪。鈴木春信是最早的錦繪畫家，擅長美人畫。到了天明，寬政時期，勝川春草、鳥居清長、喜多川歌麻呂、鳥文齋榮之、東洲齋寫樂等名家輩出，迎來了錦繪的黃金時代。此後畫家們分成了各種流派，雖然版畫技術的發展日見精巧，而畫風卻出現了停滯跡象。其間有葛飾北齋，以旺盛的創作力描繪森羅萬象，有安藤廣重的風景畫，描繪純樸的自然與社會，他們作為「浮世繪」畫師，都曾充分發揮了才能。 這個時代的繪畫受西洋畫法的影響，無論從文晁還是從應舉身上，都可以看到這一點，特別是「浮世繪」，有不少成功的作品是吸收了西洋畫法，尤其是在構圖方面，採用了西洋風格的透視法。運用透視法的畫叫作「浮繪」，浮繪的創始人據說是歌川豐春。此外，西洋畫本身也被吸收過來，司馬江漢及其弟子亞歐堂田善，最早開始畫油畫和銅版畫，給繪畫界灌輸了一股清新的氣息。 安藤廣重的畫作 這幅水稻田畫的作者為安藤廣重（1797—1859），他以擅長描繪通俗風景畫而著名。日本的木版畫在19世紀末對歐洲的繪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隨著生活的提高和情趣的幽雅，工藝仍不失隆盛。由於時代風尚喜好風流雅致，所以工藝一味追求技巧細膩和構思新穎的小技，根本看不到格調高邁氣吞山河的作品。一般都是致力於雕刻墜子、藥盒描金等的技術和設計衣料花紋等，以此競相誇耀而已。 書法，在江戶初期出現了復古的風氣。號稱寬永三筆的松花堂昭乘、本阿彌光悅、近衛信尹（三藐院）三位名家，各自開創了三種風格。但一般廣為流行的是建部傳內根據青蓮和院流而開創的御家流，多用於書寫公私文書。此外有許多漢學家模仿明代的書風，研究中國書法。真正研究中國書法並開創了新流派的書法家有北島雪山、細井廣澤、卷菱湖、市川米庵和貫名海屋等人，其書法稱為唐式。與此相反，國學者和歌人則採用前代的書法。另外還有的書法家超出唐式、和式的框子，開創了獨特的書法，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如良寬和池大雅等人便是。總之，這個時代中國的法帖已傳入日本，日本的古帖也收集整齊，研習書法的資料十分豐富，向學者、文人要求題字，進行觀賞的風氣十分盛行，所以各式人的各種書法競相流行，在多樣性方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 《四條河原傍晚乘涼》鳥居清長繪 《青樓十二時》喜多川歌麿繪 佩里像 嘉永六年（1853），美國特使馬修.佩里（1794—1858）奉命去日本要求開國。美國要日本開國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為了打開前往中國的太平洋航路，需要日本做中繼補給站。美國計劃將產業革命期間大量生產的棉製品輸往人口眾多的中國。若能打開太平洋航路，美國就能勝過必須繞道非洲才能到中國的競爭對手英國。第二個目的是為了保護在北太平洋上頻繁往來的捕鯨船，當時鯨魚肉的脂肪部分可用作燈油，供工廠夜間加班照明之用。 第五節 武家政治的結束 幕末時代 在長達250多年的時間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德川幕府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不斷激化，雖曾多次採取補救措施，終無效果，根本不能挽救其哀落的趨勢。以恭永八年（1853年）美國特使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前來要求開國為開端，日本的對外關係日益緊張，從而使幕府的統治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封建社會也完全陷入了混亂，終於迫使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幕府也就此壽終正寢了。嘉永六年（1853）至應三年（1867）15年間發生的政局演變和社會混亂，正是250多年來一直統治著國家，並且已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幕府勢力垂死掙扎的表現。從另一角度來說，這又是向來完全置身於政治領域之外的朝廷進入政界、奪回政權的過程。有人只從表面上觀察這後一過程，因而產生了認為幕末的歷史，是最充分發揮了日本歷史的神髓和國民精神精華時期的歷史觀。不過，坦率說來，幕末的歷史，不過是令人作嘔的陰謀詭計的累積，是以牙還牙地復仇的反覆，而最後又用武力來解決一切的，充分暴露了卑鄙無恥的人性的歷史。當然，他們在表面上所標榜的，都很冠冕堂皇；但那不過是外表上的喬裝打扮，實際上只是用來維護自己和自己所屬集團的利益，打倒敵對的勢力和集團的手段而已。身負重任的政府當局明知辦不到卻揚言「攘夷」；尊王的武士們則發布並非天皇本意的詔書，投身於「尊王攘夷」運動。他們的表面和內心經常是大相徑庭的。雖然這類事情是任何時代都能見到的，但在幕府末期的15年間，卻表現得尤為集中而露骨。這就是我們所以不能將它稱為光明、美好時代的原因。 鎖國政策的結束 嘉永六年（1853）六月，幕府被突然駛入浦賀海面的四艘美國軍艦嚇得魂飛魄散。實際上，幕府早就應該預料到這一天會到來。早在弘化元年（1844），荷蘭國王就在給將軍的親筆信中，說明了世界形勢的發展趨勢，並忠告說：自從蒸汽輪船發明以後，距離的遠近，已無多大區別；日本要想不重蹈清朝鴉片戰爭的覆轍，最明智的辦法就是儘早開國。可是幕府卻固執地認為，祖法不容更改，並且拒絕了荷蘭後來的忠告。繼而，弘化三年（1846），美國提督比德爾（James Biddle）又奉總統的命令，率軍艦來到浦賀交涉通商事宜，遭到了幕府的拒絕，不得不悻悻歸國。此後，嘉永元年（1848），美國同墨西哥開戰，占領了加利福尼亞，把領土擴展到太平洋沿岸，隨後又在那裡發現了金礦，大事開發這一地區。這樣，無論是為了擴大同中國的貿易，還是為了發展捕鯨業，美國都迫切需要日本開國，以作為其儲煤站和避難所。嘉永五年（1852），美國總統密勒·菲爾莫（Millard Fillmore）任命佩里為東印度艦隊司令，派他去日本進行交涉。此事很快就被荷蘭知道了，當年，荷蘭設在出島的商館館長將美國將派軍艦前來一事，秘密通知了幕府，同時再次勸其開國；但是，幕府當局還是拒不聽從。 儘管已出現了這麼多徵兆，幕府卻並沒有採取任何特別措施，因此，四艘黑船進入浦賀港以後，就嚇得手足無措，只好要求美艦改航到外輪停泊地長崎，以圖稍避燃眉之急，求得片刻苟安。幕府官員之軟弱無能，由此可見。但是，佩里卻拒絕前往長崎，堅決要求日本就地接受國書，幕府被迫做出讓步，在久里濱接受了國書。國書中，美國要求同日本建交通商，救護遇難的捕鯨船，提供煤炭、糧食和救援。在貿易方面，國書中提出可先試行五至十年，如認為無利可圖，即可停止。還寫了一些諸如日本國土肥沃、物產豐富、人民聰明等類的客套話，態度是很友好的。國書遞交後，佩里聲稱明春將再度來航，聽取答覆；然後便測量江戶灣，退到琉球。當時的首席老中是阿部正弘，他雖是一位開明的青年政治家，也認識到開國是大勢所趨無法抗拒，但卻沒有由幕府來獨斷專行的勇氣；於是，他便向擔任幕府諮詢之任的水戶的德川齊昭、薩摩的島津齊彬以及其他藩侯和官吏們廣泛說明了情況，並讓他們就應取的對策發表意見。這種做法，固然因為開國是一件關係到更改祖法的重大事件，但也說明幕府的態度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對任何國家大事都獨斷專行，無視諸侯意見的做法有了重大的變更，說明幕府政治已走上了窮途末路。在幕府對朝廷的態度上，也見到同樣的變化。在此之前，由於尊王思想的興起，朝廷已逐漸走上社會舞台。弘化三年（1846），曾為保護同家免受外圍的侵犯，向幕府下達了加強海防的敕諭，顯示了它對政治的發言權。佩里來航事件發生後，幕府立即上奏朝廷。這件事說明，在幕府與朝廷的關係上，幕府的獨裁政治已呈現了動搖的跡象。 在浦賀登陸的美國佩里艦隊 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統領東印度艦隊即著名的黑船，率先於1853年撞開了日本關閉的大門，1854年佩里再度率艦船登陸浦賀港，再次表明美方態度，並成功地達到目的，迫使日本答應開國。 佩里准將到達浦賀港 佩里率領四艘巨大、漆黑的軍艦（黑船）出現在江戶灣（東京灣）入口附近的浦賀（神奈川縣）海面上。軍艦裝載著將近100門隨時可以發射的大炮。佩裡帶著要求日本開國和通商的美國總統國書。幕府接受了國書。這在日本近代史上也稱為「黑船事件」。 佩里來日的翌月（七月），幕府又接到俄國軍艦駛入長崎港並提出開國要求的消息，嚇得魂飛魄散。俄國通過北部邊境，很早就了解了日本的情況，它不希望其他國家在日本建立比它優越的地位，所以在聽到佩里來日的消息後，趕忙派遣海軍中將普提雅廷（Eurlrimius Poutiatin）率領四艘軍艦駛向日本。普提雅廷遵照日本的國法來到長崎，提出了通過談判劃定北部邊界和開港貿易的要求。當時，俄國本國的形勢也很緊張，正是英、法兩國即將爆發克里米亞戰爭的前夕。因此，普提雅廷在提出要求後，一度前往上海，十二月又來日聽取了答覆。答覆的中心內容是，迅速開國是不可能的，不過，日本如果同意與其他國家通商時，當然也會讓俄國得到同樣待遇。於是，普提雅廷便暫時離開了長崎。 在普提雅廷來日的消息刺激下，佩里艦隊就在普提雅廷離開長崎的一星期之後，再次出現在江戶灣，要求幕府就他上一年提出的問題做出答覆（嘉永七年、安政元年、1854）。幕府在斟酌了諸藩侯們的意見之後，認為既不能用戰爭來拒絕，又無法接受其開國的要求，因而想用一種穩妥的辦法把它們趕走。但在出現在眼前的九艘軍艦的威力下，幕府很快就屈服了，在橫濱接待了美艦，並於同年三月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神奈川條約）。條約的內容是：開放下田、箱館等二個港口，作為美國船隻補充木柴、淡水、糧食和煤炭的基地；美國船隻遇難時，日本應保護其船員和船上所載的貨物；允准在下田派駐領事等等。鎖國的大門一旦被美國打開，其他國家當然不會袖手旁觀。當年八月，英國艦隊開進長崎港，與幕府簽訂了日英和親條約。十月，普提雅廷來到下田，與幕府簽訂了日俄和親條約，同時還就北部國境問題達成了協議，規定得撫島以北歸俄國，擇捉島以南歸日本，庫頁島則作為兩國人民雜居地區未劃分界。翌年十二月，幕府又與荷蘭簽訂了和親條約，廢除了向來給予荷蘭人的特殊待遇。 不論事情本身是否正確，由於是在外國的壓力強迫下，並非心甘情願地廢棄了祖法的，所以素來好勝的朝野各界人士都十分憤慨。為了打開這種困難局面，幕府竭力來改革行政和加強國防。鑄造大炮，建造和購買軍艦，在長崎設立海軍學校，在江戶設立講武所，大肆建設西洋式的陸海軍。還在沿海各地修築了炮台。為了學習西洋知識，以應燃眉之急，還設立了專門教授西洋文化的學校——蕃書調所。 在繼簽訂和親條約之後的締結通商條約階段，美國又一次掌握了主導權。美國在安政二年（1856），派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為總領事駐在下田。他不顧幕府的反對，跑到江戶，以列國外交使節的禮貌（拒絕像以前的荷蘭商館館長那樣行平身低頭禮）拜會了將軍，遞交了總統的國書，並力陳從速開始通商的必要。碰巧1856年（安政三年）清朝也因亞羅號事件（Arrora）而陷入了被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困境，這就使哈里斯提出的強硬要求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於是，幕府便同意了開始通商的要求，任命全權代表進行談判，安政五年（1858）一月，商定了修好通商條約的十四項條款和七則貿易章程。其內容是：除過去開放的下田、箱館二個港口以外，再開放神奈川、長崎、新潟、兵庫等四個港口和江戶、大阪二市（神奈川開港後，關閉下田港）；允許美國人在內地居住；保證信仰自由；美國享有治外法權並有派駐公使、領事的權利，還規定了貿易手續等。幕府預先將條約談判情況通知各位諸侯，並徵求了意見，大多數諸侯都沒有表示反對，只是強調條約要在經過朝廷批准以後再簽訂。諸侯們在重視朝廷的決策權方面，採取的一致立場，公開表明了他們對幕府統治能力的不信任。 不容忽視的是，諸侯們雖然強調條約必須經過天皇批准，看起來很像是在重視尊王的大義，實際上卻都在內心裡各自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反對幕府政策，並企圖貫徹自己主張的人們認為，條約不可能得到天皇批准，以此來使幕府當局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而支持幕府的人們，則想通過獲得天皇批准來炫耀幕府政策的正確性，以壓制反對派。以水戶藩的德川齊昭為首的自主開國派的諸侯和尊王的志士屬於前者，他們雲集京都，在朝廷中醞釀，製造反對條約的空氣。因而幕府為儘快使條約得到天皇批准而派到京都去的老中堀田正睦空等了許多日子，並沒能取得天皇的批准，最後不得不離開京都。 井伊直弼像 井伊直弼（1815—1860），德川時代幕臣。1859年（安政六年）指使幕府血腥鎮壓尊攘派志士，造成「安政大獄」。 天皇批准條約問題，還與幕府內部另一個鉤心鬥角的糾紛緊密相關。當時，將軍德川家定身體孱弱、膝下無嗣，因而由誰繼承便成為人們議論的主要問題。在這方面，有互相對立的兩派。一派認為齊昭之子一橋慶喜英明有為，擁立他繼嗣（一橋派）；另一派則擁立紀伊藩主德川慶福，理由是他與將軍血統最近（南紀派）。以齊昭為首，越前的松平慶永、薩摩的島津齊彬等勢力較大的藩侯支持前者，而幕府的內眷、老中堀田正睦和有勢力的譜代諸侯井伊直弼等則站在後者一邊。幕府按照將軍的意見，內定為後者，但一橋派卻將此事上告到京都朝廷，並拚命活動以求擁立慶喜的計劃獲得成功。朝廷的公卿們雖不全都反對開國通商，卻都覺得贊成擁立一個賢明的將軍是理所當然的事。把締結條約和擁立紀伊慶福作為當時主要政策的幕府，由於京都朝廷不贊成擁立慶福，便連簽約也被牽連到不予批准，使幕府面臨困境。堀田正睦曾打算通過在繼嗣問題上做出讓步，以求在締約問題上得到妥協，但幕府當局的態度，卻變得更加強硬，他們任命井伊直弼為大老，以同齊昭公然對抗，兩派間的抗爭日趨激烈。 這時，清朝已被英法聯軍打敗，簽訂了天津條約，滿足了英法提出的開港和賠款等項要求。消息傳來，哈里斯立即抓住機會，向幕府說明了英法聯軍乘勝進攻日本的危機，已迫在眉睫，力陳從速簽訂條約有利。幕府雖曾對此多方考慮，但結果還是被迫在條約上籤了字（安政五年六月）。接著，與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相繼締結了同樣的條約[33]（即五國條約或安政草約）。 尊王攘夷論的崛起 外國的威脅，雖因締結條約而有所緩和，但國內的紛爭，卻更加嚴重起來。於是，大老井伊直弼決定以強硬的手段來鎮壓反對派，以恢復幕府的威信。他首先公布了擁立紀伊德川慶福的決定，接著又讓將軍在病床上做出決定，處罰指責井伊違反敕令而簽約的水戶藩齊昭、尾張藩慶勝和松平藩慶永等人。翌日，將軍家定病死，慶福以13歲的稚齡繼承將軍的大位，改名為家茂。另一方面，朝廷對幕府不待天皇批准就簽訂條約一事，名分上當然懷有極大的憤慨；加上，各藩的武士、浪人也紛紛在皇族、公卿之間進行遊說、煽動掀起反對幕府的浪潮。在這個浪潮推動下，終於發生了朝廷向幕府和水戶藩下達了排斥井伊大老和暗示將軍職位應由一橋慶喜繼承的密詔那樣超出常規的事情。於是，幕府連忙派老中間部詮勝到京都去奏明被迫簽約的具體情況，並下令鎮壓武士、浪人。詮勝到京都後，立即逮捕了尊王武士，並對朝廷的幕後力量施加壓力，取得了同意家茂繼將軍位的宣詔後，又進宮奏明，幕府原本不想同意開國通商，只因靠目前的軍備根本打不贏，才作為權宜之計同意通商，一俟軍事力量準備妥當，就恢復鎖國，希望天皇諒解，批准條約。天皇對此雖表理解，但仍然沒有批准條約，只表示了可暫緩攘夷的曖昧態度。這樣，朝廷與幕府之間緊張的對峙，才有所緩和。在此期間，詮勝更大規模地逮捕尊王志士，並將其範圍擴大到了皇族、公卿的家臣和各藩武士，將他們統統押送到了江戶。然後從安政大年（1859）春到當年冬天，先後對被視為一橋派的公卿、諸侯分別給予辭官、削髮為僧、軟禁等處分，並對先前被押送到江戶的許多武士、浪人給以斬首、流放等嚴酷的處罰，歷史上稱此為安政大獄。 井伊直弼的獨斷專行，不能不激起尊王武士們的暴力反擊。水戶藩士中的激進分子與部分薩摩藩士，共同策劃暗殺井伊直弼的計劃，萬延元年（1860）三月三日早晨，他們埋伏在櫻田門外，乘井伊進城時將其暗殺，這就是有名的「櫻田門之變」。井伊雖是幕末不可多得的傑出人物，但他推行的維持幕府威信的政策，畢竟是違反時代潮流的舉動，憑他個人的魄力和智能不僅未能匡扶搖搖欲墜的德川大廈，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潰[34]。 井伊直弼死後，久世廣周、安藤信正當上了老中。他們緩和了上屆老中的苛政，對朝廷推行了「公（朝廷）武（幕府）合體」的政策，即策劃將皇妹和宮內親王（親子內親王）下嫁給將軍家茂。天皇認為幕府確是想通過公武合體來使人們同心協力地充實軍備，以便在七八年乃至十年時間裡用外交談判或武力恢復鎖國舊制，因而同意了幕府的請求，文久元年（1861），將和宮嫁給了將軍。正在朝廷與幕府表現出這種協調期間，志士和浪人們的尊王攘夷論卻有了很大的發展。所謂尊王攘夷論，實際上是他們在得知幕府那種軟弱無能的情況以後，想要興兵討伐幕府而施放的煙幕。這些下級武士和浪人們想從討幕中，找出推翻諸如身份制等級森嚴、生活困難等方面表現出來的惡政的道路。 導致尊王攘夷論激化的另一個現實原因，是因開始與外國進行貿易而造成的物價暴漲。本來，過去閉關自守的封鎖性封建經濟，突然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浪潮的衝擊，當然會在經濟方面引起劇烈的混亂。當時的主要出口產品是生絲、茶葉、油、銅和海產品等，由於這些物資被大量收購輸出，國內的供求關係便發生了混亂，價格飛漲。再者，由於我國黃金、白銀之間的比價與外國截然不同（當時日本金銀之間的比價是1∶5，而在歐洲的比價，是1∶15；因此就發生了外國商人用白銀來換走黃金，造成黃金外流。——譯者），外國商人便乘機拿白銀來搶購我國的黃金，致使黃金大量外流。為防止這類情況，幕府便發行了減低含量的金幣（萬延元年）和銀幣（安政六年），這也成了物價暴漲的一個原因。此外，新興的地方商人直接與產地的生產者掛鉤，直接將商品運到外國人居住區進行交易，從而打亂了物資的供應系統，以致發生像西陣和桐生的紡織業，買不到原料生絲；江戶的批發商，由於流通商品的急遽減少，而陷於蕭條。對此，幕府趕忙採取應急措施，發布了「五品江戶回送令」（萬延元年閏三月），規定各地必須把雜糧、液體油、蠟、服料和生絲等五種生活必需品轉運到江戶，在滿足了江戶需要之後才能轉做其他交易。但這種措施並未收到預期效果。[35]即使不是這樣，幕府的財政也十分拮据；加上又增加了加強國防、對外賠款和派遣外交使節等項開支；這些開支就不得不靠向農民課徵重賦和扣發、欠發對各藩家臣們的俸祿來彌補。這種情形在各藩內部也同樣存在。於是，下級武士、貧僱農和商人的生活越來越貧困。他們把這個原因歸之於對外貿易，因而就抱怨幕府，憎恨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甚至採取了襲擊外國人等具體的攘夷行動。 尊王攘夷志士們最初襲擊外國人，是從安政六年（1859）在橫濱殺死俄國軍官和水兵開始的。萬延元年（1860），他們殺死了美國公使館的秘書；文久元年（1861），襲擊了東禪寺英國公使館，恐怖事件接連不斷。每次發生這類事件，幕府都要去向外國人謝罪並付賠款。利用這些事件，以使幕府陷於窘境，正是志士們引以為快的。在這種情況下，幕府感到很難按照條約規定的日期開放江戶、大阪、兵庫和新潟等城市和港口，便直接向歐洲各國派出使節，與這些國家談判，暫緩實施條約的規定。文久元年（1861），正使竹內保德（下野守）乘船從橫濱出發，相繼訪問了法、英，荷、俄等國，以撤銷對貿易品種類和人數的限制等許多交換條件，終於使各國同意了延期五年開放上述兩市兩港。這是幕府派出的第一批遣歐使節，使節在各地普遍受到了歡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批使節一行中，有福地源一郎、福澤諭吉、箕作秋坪等，後來在建設近代日本過程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才。其實他們是幕府派出的第二次遣外使節，第一批使節則是萬延元年（1860）為進行日美條約換文而派到美國的新見正興和村垣范正等人一行。村垣范正在他所寫的記載這次旅行經過的《遣美使日記》中，毫不掩飾地記載了對在一個剛毅的封建武士面前初次展現出來的近代國家的威容所發出的素樸的驚嘆和批評，讀來頗有興味。當時，幕府的軍艦咸臨丸作為使節們的護衛艦，首次橫渡太平洋，當時的艦長就是勝安芳[36]，這顯示了幕府的新式海軍的成長。 吉田松陰像 1853年，佩里艦隊叩關，吉田松陰（1830—1859）連夜從江戶趕到浦賀，目睹了美國艦隊的強大實力和幕府的無能，使吉田松陰產生了超越幕府和藩意識的國家民族觀念，提出了「天下乃天朝之天下，即天下之天下，而非幕府私有」，提出了尊王排幕的思想。 面對下級武士和浪人們日益高漲的尊攘（尊王攘夷，下同）倒幕活動，幕府、各藩諸侯和上級武士們卻想通過公武合體來重振幕府舊日的威信，打開困難的局面。但是，諸侯和上級藩士卻又各自站在本身的立場上，力圖加強本藩的發言權，因此彼此間很難採取一致行動，反覆出現了微妙的勢力盛衰變化。最初以公武合體說在朝廷和幕府之間進行斡旋的是長州藩。長州藩將長井雅樂提出的開國政策作為本藩的主張，得到了朝廷的贊成；藩主毛利慶親還親自前往江戶，進行公武合體的斡旋工作。但這時恰巧發生了坂下門之變，老中安藤信正負傷（文久二年正月），尊王攘夷志士的鬥志更加昂揚；他們認為公武合體是姑息養奸之舉，因而長州藩的主張也發生動搖，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長州藩失敗以後，薩摩藩主島津久光取而代之，來到了京都。文久二年四月，島津久光率領千餘兵馬進入京都，向朝廷上奏了公武合體、改造幕府的意見，並想依靠敕命強制幕府實行。然而，志士們卻並不了解島津久光的真意，企圖擁立久光進行討幕，並策劃用非常手段讓天皇向久光下達討幕的敕令，但這一計劃卻在久光的鎮壓下失敗了，這就是所謂的寺田屋事件。從此以後，志士們便對薩摩藩失去了信心，改為投靠長州藩，從而釀成了薩長兩藩互相傾軋的誘因。為了傳達有關幕政改革的敕令，島津久光請求天皇派遣敕使東下，他本人也隨同敕使大原重德到了江戶。幕府對久光抬出朝廷來干涉幕政，感到不滿，但又怕他來興師責問違敕之罪，因此同意了久光提出的任命德川慶喜為將軍監護、德川慶永為政治總裁的改組方案。如果將嘉永六年幕府向各藩徵求對美國使節來日對策的意見，視為幕府統治能力減弱的第一階段的話，那麼，在整整十年之後，以一個旁系諸侯竟能憑藉朝廷的權威來左右幕府重臣的任命，可以說幕府已面臨令人絕望的第二階段了。 面對薩摩藩咄咄逼人的攻勢，長州藩焦慮得坐臥不安。於是，他放棄了藩論即開國政策，改為提倡毀約攘夷說，在公卿之間進行了活動。此舉立即得到了志士們的響應，長州藩勢力因而席捲京都。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等公卿中的少壯派也對此表示贊同。於是朝廷向長州藩下達了責令其斡旋國事的敕令。但是，朝廷擔心薩、長二藩的傾乳，便把在藩內對尊王攘夷問題有了統一意見的土佐藩主山內豐范召到京都，也向他下達了斡旋國事的敕令，以便調和薩長二藩之間的矛盾。在長州、土佐二藩的實力支持下，尊王攘夷派進入了全盛時代。島津久光從江戶回到京都，才發現形勢已經大變，感到自己所持的主張已很難實現，於是便憤憤返回自己的領地。於是尊王攘夷派越發得勢，遂於文久二年十月，派敕使到幕府去督促實行攘夷，並傳達了設置親兵的旨意。對此，幕府雖然明知攘夷辦不到，卻為暫避鋒芒，答應在經過大家商議之後，由將軍於明年春天進京做出答覆；至於親兵一事，則回答說將軍能負一切責任，因而沒有必要設置。 生麥町事件 江戶幕府末期殺傷外國人的一次事件。文久二年（1862）八月，進行幕政改革的島津久光從江戶回藩，途經橫濱附近的生麥町村時，薩摩藩士以四名英國人騎馬行走攪亂隊列為由，砍死其中一人，砍傷二人。英國要求幕府、薩摩藩懲處兇犯和支付賠償費。幕府支付了賠償費10萬英鎊。但當時正是攘夷運動興盛之際，肇事者薩摩藩拒絕英國的要求。英國為了報復，翌年派艦隊炮擊鹿兒島（薩英戰爭）。以此為轉機，薩摩藩轉而採取開國方針，與英國接近。 這樣，朝廷已處於政權的中心地位，晉京的諸侯已達七十餘藩，使京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朝廷里設置了國事總管，廣泛錄用了皇族、公卿等各種人才，還設置了國事參政、參政寄人等職位，完善了政治機構。幕府則新設了京都守護職，讓會津藩的松平容保充當此任，其職位在「所司代」之上，授以保護朝廷和鎮壓反幕派的重任。文久三年（1863）三月，將軍家茂遵照早已發出的敕令進京。將軍的進京入朝，是自寬永年間德川家光以後二百年來未曾有過的盛事；但是，今非昔比，二者之間的勢力對比，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37]。將軍如果意識到這一點，一定會感慨無量吧！不過，在京都等待著他的嚴峻現實，使他無暇沉浸在這種感傷之中。早在將軍進京之前，先行進京的慶喜已在敕使的逼迫下，不得不答應實行攘夷的日期，出於無奈定在文久三年（1863）四月中旬。將軍進京後，慶喜以將軍代理人的身份謁見天皇，奏請一切庶政，還像以往那樣委任給將軍處理，意思是抑制朝廷對國事的參與，確認幕府的一元化統治。對此，天皇的敕旨則是：可以像原來那樣委任給征夷大將軍，但必須建立攘夷之功；國事則根據情況，責令由各藩直接處理，幕府必須切實體會到這一點。這樣一來，幕府弄巧成拙，只承擔了最棘手的攘夷責任，而在國事方面卻被忽視了其存在。這個結果，對幕府來說真有難言之隱。這一切當然都是在尊王攘夷派的安排下進行的。接著，他們又策劃讓天皇三月行幸賀茂神社，四月行幸石清水八幡，請天皇親自去祈禱攘夷的成功。們還企圖將石清水行幸搞成天皇親征攘夷的舉動，因此，將軍在行幸賀茂時曾陪同前往，到行幸石清水時，就稱病不去，改由慶喜代表陪同前往，才算平安了事。沒有多少日子，就到了幕府答應的攘夷日期，於是幕府又上奏請求將其推遲到五月十日，以求苟且偷安因循推脫。到第二次日期即將來臨時，幕府向各藩發出了在對方發動攻擊時，應加以還擊的通告。實際上，不僅它自己不打算積極攘夷，也不想讓各藩實行攘夷。 然而，攘夷的帶頭人長州藩卻不甘心於只採取那種不痛不癢的態度，到了預定的日期五月十日，它立即封鎖了下關海峽，炮轟美國商船；隔一天，又對法國、荷蘭的軍艦進行了炮擊。對於長州藩採取的這一果斷的攘夷行動，尊王攘夷派無不感到歡欣鼓舞，朝廷方面對此也傳出欣慰的旨意。但是，幕府卻對此感到驚愕和氣憤，派出使者到長州藩去追究違反幕府命令的責任。然而，長州藩卻斬了來使，奪去來使的坐艦，公開表示了向幕府挑戰的態度。另一方面，有關外國，對此當然也不會表示沉默。美、法兩國的軍艦相繼來到下關，進行報復。他們炮轟了長州炮台，擊沉了該藩的二艘軍艦，嚴重破壞了另一艘軍艦，還讓海軍陸戰隊登陸破壞炮台，燒毀民房。長州藩的軍事力量因此受到了很大損失而削弱了，但他們吸取了這個教訓，進一步重整軍備，修築炮台，再次封鎖了下關海峽，切斷了交通。 當年七月，薩摩藩繼長州藩之後也與英國交戰。這兩個實力相當的強藩，在實行攘夷方面也互不示弱，彼此抗衡。戰事是因上一年八月，藩主島津久光由江戶西行時，藩士在今神奈川縣生麥町殺傷了英國人而引起的。事後，幕府答應了英國公使提出的要求，償付了賠款，但薩摩藩卻不同意，拒不交出殺人兇手，於是英國艦隊便開進鹿兒島灣，同薩摩藩開戰。英軍出動了七艘軍艦，薩摩藩則據守十座炮台與其對峙，戰鬥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結果薩摩藩城池被燒毀，炮台全都遭到嚴重破壞；但英軍也受到很大損失，退出了鹿兒島灣。 在西南地區兩個強藩相繼抗擊外敵的消息鼓舞下，尊王攘夷志士們的鬥志更加昂揚。他們制定了攘夷親征即興兵討幕的計劃。其內容是：八月份天皇行幸大和，參拜神武天皇陵和春日神社，召開有關天皇親征的軍事會議，然後到伊勢神宮行幸。所謂親征軍事會議實即討幕的軍事會議，行幸伊勢神宮也不外是進行東征。然而，這些完全是以長州藩為盟主的尊王攘夷派的意圖，並非天皇的本意。天皇則希望實現自主外交和充實軍備，但卻主張採用公武合體和國內統一團結的方法。他雖同意為祈禱攘夷而行幸大和，卻並未同意親征。另一方面，因長州藩的稱雄而被逐出政局之外的薩摩藩，仍在主張公武合體；它覺得對日益高漲的攘夷討幕熱潮，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於是，薩摩藩便與朝廷中公武合體派的中川宮朝彥親王取得聯繫，親王在探詢了天皇的本意之後，與二條齊敬、近衛忠熙等公卿聯合採取行動。八月十八日凌晨，他們派薩摩、會津兩藩的士兵守衛宮門，命令在京諸侯入宮參覲，當場宣布了延期行幸大和、禁止三條實美等尊王攘夷派公卿入朝、免除長州藩派出的宮門警衛等敕令。於是，政局一瞬間又發生了逆轉，朝廷從尊王攘夷派轉到了公武合體派的手中。但這既然是天皇的本意，也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尊王攘夷派這二年來卻在尊王攘夷的美名掩護下，進行著從他們各自立場出發的討幕活動。他們口稱是尊王，實際上乾的，卻是無視天皇意旨的反尊王行為。 政變發生後，長州藩士們雖也採取了一系列善後措施，但均未生效，於是便偕同三條實美等七名公卿回到了領地。在此前後，志士們還在大和的五條、但馬的生野以及稍後在常陸的筑波山舉兵討幕，但均遭到失敗，沒能成了大事。 窮途末路的幕府 公武合體派的勝利，使朝廷與幕府間出現了和解。上一次，將軍在1863年3月進京時，一無所得而回去了。這次在文久四年（元治元年，1864）正月，又蒙召見進京謁見天皇，得到了「朝幕合作，依靠強大諸侯的襄贊重建朝綱」的表示信任的敕語。四月，幕府又接到了把全部民政委託給幕府的敕令。從而在與朝廷的關係上恢復了原來的面貌，公武合體政策似乎有了光明的前途。 然而，在與諸侯的關係上，卻不容樂觀。幕府對諸侯們的猜疑、妒視，特別是對薩摩藩占優勢的反感，再加上幕府官吏們的因循姑息，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公武合體政策的開展。政變發生以後，朝廷曾任命德川慶喜、島津久光、松平慶永、松平容保、山內豐信（土佐前藩主）、伊達宗城（宇和島藩主）等六人為參與，公然參與了朝政和幕府議事，這就是幕府所不喜歡的，加上參與之間意見也不一致，以致不久便相繼辭職，德川慶喜也辭去了將軍助理的職務。 對長州藩來說，公武合體派的分裂是個天賜良機。在此之前，長州藩曾多次上書朝廷，請求赦免七卿和藩主等人，但未獲准，於是便決心動用武力，革新朝政，再次將其變成尊王攘夷派的政權。從文治元年（1864）六月開始，長州藩的兵馬陸續東進，全軍集結於京都郊外，在兵威的支持下，長州藩再次上書，要求將軍隊開進京都，朝廷內部也有人與之呼應，危機迫近。這時德川慶喜正擔任京城守衛總督之職，奉敕令堅決拒絕了長州派公卿們的計劃，擊退了試圖進京向宮門開進的長州兵。戰鬥是在各個宮門進行的，其中以會津藩守衛的蛤門的戰鬥最為激烈，槍彈多次射進皇宮內部。除會津、桑名和薩摩等藩以外，越前、彥根等藩的士兵也英勇地擊退了長州兵，使長州藩大敗而歸。此事發生於元治元年（1864）七月十九日，歷史上稱為蛤門之變或禁門之變。 蛤門之變發生後，長州藩的順逆已昭然若揭。當然，這順逆並不是因為打了敗仗而決定的，而是由於長州藩想重演上年八月十八開政變之故伎，企圖用武力將朝廷再次置於尊王攘夷派的控制之下，這就違背了天皇的旨意，顯然站到了叛逆的立場上。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州藩的企圖不論其成敗如何，都是不能容許的，就是從形式而論，向皇宮開槍，理所當然地要被打上「朝敵」這一鮮明的烙印。就在這個月中，朝廷免去了毛利慶親父子的官職，並根據幕府的請求下達了征討長州藩的敕令。幕府任命尾張藩慶勝為征長總督，命令各藩出兵，決定了戰鬥部署，從海陸兩路向周防、長州兩藩進軍討伐。同時，取消了慶親父子使用幕府授予的「松平」稱號和停用將軍偏諱的權利，慶親由此改名為敬親。 正當長州藩在國內被視為朝敵而陷入幕府舉兵征討的困境時，在國外又遭到了各國聯軍進攻的厄運。以前，長州藩為實行攘夷，炮擊了通過下關的外國船隻，然後又不顧各國向幕府提出的嚴重抗議，封鎖了下關海峽。因此，英、法、美、荷等四國的公使在經過協議之後，組成了四國聯合艦隊，直接向長州藩提出要求，準備在長州藩一旦拒絕時，就用武力迫使屈服，於是就開始了進攻。在四國聯合艦隊的17艘戰艦的威力面前，長州藩輕而易舉地被打敗，所有炮台均被破壞或占領（元治元年（1864）八月）。長州藩被迫求和，答應了開放海峽、供應燃料飲水糧食、決不新建或修理炮台、償付四國沒有燒毀下關市街的賠款和賠償戰費等條件。這完全是重蹈中國的覆轍，屈服於歐美武力之下。幸運的是，當時英、法等本國並不贊成使用武力，只是英國公使被本國政府召回，因而問題沒有進一步向其他方面擴大，除了將高達300萬美元的巨額賠款轉嫁給幕府以外，並未發生什麼大事件。 德川慶喜像 慶應二年（1866）十二月德川慶喜就任德川十五代將軍，也是幕府最後一位將軍。慶喜十四日上奏要求奉還大政，朝廷接受了這份奏文，幕府就此宣告消亡。 對長州藩的討伐，幕府原定十一月開始總攻，但總督尾張慶勝卻想應儘量穩妥從事，而此時長州藩內部恭順派也逐漸占了上風，他們命令蛤門之變的負責人三位家老等主謀者自殺，要求赦免藩主父子，於是慶勝利用這個機會，命令藩主父子提出謝罪書，拆除山口城和引渡三條實美等公卿。在這些命令付諸實施之後，便向各藩下令班師回京復命。 德川慶喜像 土佐的「大政奉還」建議實際上設想德川家一旦歸還了政權，就可以憑藉以往的功勞和作為大諸侯的實力，在新的公議政體中占據優越地位。德川慶喜具有洞察時局的睿智，所以同意了這個建議書。 但是，幕府官吏們卻對上述措施深為不滿，他們企圖利用幕府所面臨的各種形勢都在好轉的機會，給長州藩以一大打擊。在長州藩內部，後來激進派勢力迅速壯大，他們對藩主的恭順表示不滿，想從外國購進輪船和槍炮，決心全藩同心協力，和幕府決一死戰。於是幕府決定再次討伐長州藩，慶應元年（1865）五月，將軍督帥親征。進京請求天皇批准討伐長州，但未獲批准。將軍退到大阪，在那裡商討善後大計時，突然發生了緊迫的外交問題。原來，隨著各國對日本現狀認識的加深，他們都逐漸認識到了日本政情的特殊性，發覺朝廷與幕府之間的對立，常使外交問題發生困難，而幕府所籤條約的天皇批准文件又不見下達，從而使幕府進退維谷，十分為難。於是，他們便想設法使條約得到天皇的批准。這一年的九月，英國新任公使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根據本國政府的訓令，在同法、美、荷等三國公使商量以後，向幕府提出了以減少和緩付下關賠款為條件，提前實現兵庫、大阪（原定是1868年，現在改為1866年）兩地開港開市，天皇批准條約，和改訂進口海關稅率等要求。四國公使率領九艘軍艦駛到兵庫灣，向正在大阪的將軍，提出了上述要求，並威嚇說，如果到期還不做答覆，就立即進京同朝廷直接談判。對此，幕府再度陷入困境。當時隨將軍來到大阪的老中們曾決定暗地答應開放兵庫港，這卻使朝廷態度更加強硬，後經過德川慶喜的勸阻和遊說，朝廷的態度才逐漸緩和下來，慶應元年（1865）十月五日，多年懸案的條約，終於得到了天皇批准，但並沒允許開放兵庫港。各國公使們強烈要求降低稅率，作為同意兵庫不開港的代價，結果終於將迄今平均為20%的進口稅，降到平均5%。英、法、美、荷四國在這次談判中獲得了極大成功，但這完全是靠九艘軍艦在兵庫海面上耀武揚成而取得的。這些國家正是通過上一年同長州藩，和這次同朝廷、幕府的對峙，才將恐懼和崇信近代軍事力量的種子，深深地播到了日本人民心中。此外，削減關稅，當然使關稅收入急劇減少，極大地阻礙了國內產業的發展。一直到明治時代，仍作為修改條約問題繼續留下了後患。 四國公使聯合起來，在兵庫灣談判中，取得了成功，但實際上他們之間真正的協調，卻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掌握著日本貿易主導權的英國，在同它抗衡的法國之間進行著激烈的抗爭。而且，這兩個對立的國家，還分別與日本國內互相對立的勢力結合起來，造成了日益複雜的態勢。早在文久三年（1863），當幕府提出封鎖橫濱港，並為商討在下關炮戰中，被擊傷的法國軍艦進行賠償而派出池田長發（筑後藩主）等為遣法使節的時候，法國就向幕府表示好意，想積極扶持正在困境中掙扎的幕府，企圖在我國占有比其他各國更為有利的地位。元治元年（1864）出任駐日公使的洛舒（Léon Roches）也按上述方針同幕府要人進行接觸，向幕府提供了建設橫須賀鋼鐵廠、招聘步、騎、炮兵三兵種教官、在橫濱設立法語學校和委託建造二艘軍艦等項援助。四國公使向兵庫進發時，他也與其他公使不同，準備在幕府和英國之間進行調停。在幕府內部，也有人認為應該積極地利用法國的援助來重振幕府的權威。但對這種意見，幕府官吏畢竟明智，認為根本不能付諸實施。 對此，英國也和薩、長二藩攜起手來。自從鹿兒島炮戰以來，英國與薩摩藩的關係日益密切，新任公使巴夏禮更是積極推行了這一方針。他親自訪問了鹿兒島，並讓海軍提督訪問了長州，同島津、毛利兩氏進行了聯歡，並讓薩長二藩從英國購買了武器和軍艦。在英國看來，幕府將來很難同這些有力的諸侯對抗而存在下去，因而試圖通過與薩、長兩藩合作以使英國將來在日本占據有利的地位。在四國公使參加的兵庫灣談判中，英國公使的意見起了主導作用。後來在日本的一些國內問題上，也常以英法兩國公使的對立關係為背景，並為他們所利用。 小松帶刀像 小松帶刀（1835—1870），出生於鹿兒島，幕末志士。慶應二年（1866）積極參與薩長聯合條約的締結。 外交上的緊迫狀態告一段落以後，幕府又重新開始對長州藩進行擱置已久的征討。由於事前就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所以幕府在十一月份便向各藩下達了出兵的命令。幕府雖然已決定了對毛利氏的處分，但長州藩決心卻很堅定。幕府曾暗中指望長州藩會不戰而降，但根本辦不到；長州藩之所以能樹立如此堅強的決心，原因之一是同向來和長州藩不和、反目的薩摩藩聯合起來，建立了相互合作的關係。從文久年間（1861—1863）以來，長州藩一直主張攘夷討幕，而薩摩藩則主張公武合體、開國親睦，彼此爭雄敵視，想樹立自己的優勢；但薩英戰爭發生後，薩摩藩內激進派的勢力日益壯大，島津久光也在「參與」問題發生後，加深了與幕府間的矛盾，藩的方針逐漸轉向反幕方面。就在第一次征討長州藩的戰役中，也是因薩摩藩的西鄉吉之助從中斡旋，使尾張慶勝採取了寬大措施；因此，在第二次討伐長州藩問題上，薩摩藩認為幕府的態度是錯誤的，進而打算幫助長州藩。土佐藩的坂本龍馬（坂本龍馬（1835—1867），幕末志士，出身於高知城下的釀酒家庭，曾從千葉周作學劍。文久元年（1861）參加武市瑞山的尊攘同盟，次年脫藩，入勝海舟門下；慶應二年（1866）為薩長同盟而盡力，並在長崎、下關等地經營軍火、糾集反幕勢力；三年與後藤象二郎成立協定，在土佐藩下成立海援隊。他主張天皇下面設立列藩會議，決策國事。在奔波活動中，與中岡慎太郎在京都為幕吏所襲殺。——譯者）、中岡慎太郎見到這種情況，便策劃薩長聯合，奔波於薩摩藩的西鄉吉之助、大久保市藏、小松帶刀等人和長州藩的木戶孝允、高杉晉作（高杉晉作（1839—1867），勤皇志士，名春風，號東行，原為長州藩士，曾師事吉田松陰。文久二年（1862）隨幕吏到上海，回國後就從事尊皇攘夷活動，和其同學久坂玄瑞等燒襲東京品川御殿山的英國公使館；文久三年長州藩在下關炮擊洋船時，他組織奇兵隊以充實藩的武力。第二次征長之役時，他又率領奇兵隊與幕府軍隊作戰，在倒幕前病逝於下關。——譯者）等人之間進行遊說。經取得他們同意後，慶應二年（1866）正月，在京都由小松、西鄉和木戶簽訂了兩藩以討幕為目的進行合作的盟約。在這種情況下，薩摩藩當然不會聽從幕府命令向長州藩出兵。不僅如此，尾張、越前等有實力的大藩也沒有服從。這時幕府已處於騎虎難下之勢，不得不於六月重開戰端。但幕府軍隊士氣不振，敗局已露端倪；恰好這時將軍家茂因病死於大阪城（慶應二年七月），幕府就乘此機會，取得了服喪撤兵的敕令才算保住了面子。繼家茂之後上台的是德川慶喜，他審時度勢，雖繼承了德川的家業，卻不想繼任將軍職位。但由於皇族、公卿和諸侯們的推舉，天皇下達了任命他為將軍的敕令，慶應二年十二月他就任德川十五代將軍，也是德川幕府最後的一位將軍。20天後，孝明天皇逝世，從弘化三年（1846）即位以來，在位21年，正處於幕府末期多災多難時候，在有關國策的眾說紛紜中，孝明天皇始終堅持了扶植幕府、保持國內一致和實行公武合體等根本方針。他死後，改由僅16歲的、年輕的明治天皇即位，就意味著宣告了公武合體論的結束。更何況薩長兩大強藩已建立起以討幕為目的的合作關係。此時此刻，幕府的命運，不能不說已成了風前殘燭、奄奄一息了。 久坂玄瑞像 久坂玄瑞（1840—1864），幕末長州藩士。生於藩醫之家。名通武，通稱義助，號玄瑞，是吉田松陰出類拔萃的高足，與高杉晉作齊名；其妻是松陰之妹。 面臨著這些危機，慶喜對幕政進行了種種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讓原來不掌管具體工作的老中分別擔任了陸軍、海軍、會計、國內事務、外國事務等五個局的專職總裁，並繼續執行原來的合議制度，建立了儼然像歐洲各國那樣的內閣制。他還努力拔擢人才，採取了任命旗本擔任若年寄等打破陳規舊套的果斷措施。這些措施使倒幕派的人們也不得不加重視，感到幕府仍是不可輕視的勁敵。對慶喜來說，當時迫在眉睫，必須迅速處理的重要問題是讓朝廷批准開放兵庫港和懲處長州藩。因為兵庫必須和江戶、大阪、新潟一起於慶應三年（1867）十二月以前開放，而在此以前朝廷又做出了不許開放兵庫港的決定，使慶喜必須重新奏請天皇批准。他在奏摺中寫道，開放兵庫港乃條約中規定的內容之一，而與世界各國交往則是天經地義的必然趨勢，日本必須順應時代潮流而行動。朝廷經過歷時二晝夜的商議，終於做出了批准的決定。儘管當時倒幕派的勢力在逐漸增強，但開放兵庫港這一多年懸案還是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這說明局勢已暗中承認了開國。過去的攘夷論這時已完全轉變成倒幕論，並且還在向開國親睦論方向轉變。至於懲處長州問題，幕府雖已撤兵，但對毛利氏的處分還保留著。為了顧全幕府的體面，便想以讓毛利氏謝罪的方式來解決。但薩摩藩卻以沒有必要為理由，表示反對，幕府也就不得不改用其他方法。正當這時，形勢又急轉直下，發生了「大政奉還」這一重大事件。 大政奉還 隨著孝明天皇的逝世，朝廷中公武合體派的勢力一落千丈。當時在朝廷中，作為討幕運動強大推動力量的是久我家的旁系、下層公卿岩倉具視（岩倉具視（1825—1883），明治時代的政治家，舊貴族，京都人，號對岳。安政明年（1857）反對批准條約，主張公武合體。文久三年（1863）被命蟄居，退離京都。明治政府成立後，先後擔任參與、外務卿、右大臣等職，並率員赴歐美視察。作為文治派領袖，反對征韓論，為明治初期專制政府的中樞人物。——譯者）。他起初贊同公武合體論，並曾為和宮下嫁出過力；在尊王攘夷派的全盛時代，他遭到了罷官、出家、趕出京城外「蟄居」的處分。在此期間，他審時度勢，改變了原來的想法，開始樹立討幕和王政復古的信念，讓志同道合的公卿將自己的意見上奏天皇，會見各藩的志士，商議討幕大計。孝明天皇逝世之後，他被大赦回到京都，同討幕派建立密切聯繫，並成了討幕的領導者。他同明治天皇的外戚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美、中御門經之等幾位公卿共同策劃王政復古，準備主要依靠薩摩藩的力量，以促使討幕的成功。在此期間，薩、長二藩的討幕計劃也有了進展，藝州藩也加入了討幕行列。十月，薩、長、藝三藩將士開始出發東進。在朝廷里，薩摩藩士與岩倉等人商議之後，奏請天皇發布討幕密詔。十月十四日，密詔下達列薩、長二藩。然而，就在這同一天，卻發生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舉動，即德川慶喜接受了土佐藩的建議，上奏奉還大政。這一舉動，結果竟間不容髮地巧妙地躲開了密詔的執行。對此，討幕派感到焦慮不安，打算不管事態如何發展，死乞白賴執行密詔，但那已是十二月九日王政復古令發出以後的事了。 大政奉還圖 德川慶喜面對反幕不利局勢，以退為攻，率先「奉還大政」，以消除討幕口實，想憑藉巨大領地和兵力，繼續凌駕於諸侯之上。但討幕派並沒有被迷惑，他們在籌備武力討幕的同時，積極準備發動「王政復古」。 土佐藩之所以提出大政奉還的建議，有著深遠的原因。土佐前藩主山內豐信（容堂）是始終堅持公武合體論的，藩內輿論也一直表示支持。山內家是在關原戰役後論功行賞中，從一個6萬石的掛川藩晉封為20萬石的土佐藩的，受將軍的眷顧很深，因而在對將軍家的關係上，與薩、長二藩不同。當然，土佐藩中也有主張討幕的，像坂本龍馬、中岡慎太郎等還為薩長兩藩的合作進行過重要的斡旋。但是，土佐藩的公武合體論，卻把逐漸高漲起來的討幕論吸收進去，加以發展，最後演變成為獨特的大政奉還、公議政體的主張。所謂公議政體論，是當時十分流行的、政治要依靠公眾輿論進行這一主張的具體化，它是基於佩里來航時，曾向諸侯徵求意見，以後又常常向諸侯諮詢，朝廷也曾召集諸侯徵求意見這種事實而產生的。有關西洋各國議會制度知識的傳播，又為公議政體的方法提供了具體內容和理論根據。慶應元年（1863）在荷蘭留學，研究政治、經濟學說的開成所教授西周回到日本，向幕府提出了設立議事院的建議。坂本龍馬就以自己設計的王政復古、公議政體的方案，徵求了同藩的後藤象二郎的意見，並以此作為藩的方針，於十月三日以山內豐信的名義向幕府提出了建議書。在這建議中說：「現在，正是根據光明正大之道理，一舉改變數百年間延續下來的國體；以至誠對待世界各國，建立王政復古偉業的絕好機會。」並提出數條政綱說：「應將議決天下大事的全權歸於朝廷；一切政務均由京都議政所決定；議政所分上、下二所，議事官應從公卿、陪臣乃至庶民中選舉正直善良的志士仁人擔任」等。看來這些的確是革新的意見，是想以和平的方法來實現討幕派的目的。但這也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實質上是想藉此來保留德川家的地位。德川家一旦奉還了政權，就可以憑藉以往的功勞和作為大諸侯的實力，在新的公議政體中占據優越地位，即實際上還能保持和原來一樣不變的地位。山內豐信的建議是一種把將軍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策略。 慶喜在繼任之初，就表示有辭職的打算。由於他具有洞察時局的睿智，所以就同意了這個建議書的宗旨，於十四日上奏要求奉還大政。第二天十五日，朝廷接納了這份奏文，幕府就此宣告消亡。從敕令家康擔任將軍開始，已延續了265年。如果由源賴朝建立幕府時算起，則延續了676年之久的武家政治就此宣告結束。 幕府雖然消滅了，但取而代之的公議政體，卻未能按原定計劃取得進展。仍是紙上空談。在即將實行倒幕的千鈞一髮的時刻，被幕府先發制人地破壞了既定計劃的討幕派們怒不可遏，他們又制定了類似於文久三年（1863）八月十八日政變那樣的計劃，於十二月八日夜至九日，一舉改變了朝廷的既定計劃，企圖徹底消滅德川勢力。十二月八日夜，朝廷赦免了毛利敬親父子和三條實美（三條實美（1837—1891），幕末、明治初期政治家，舊公卿貴族。幕末，以尊王攘夷派身份，指導公卿中的少壯派，曾和長州藩共謀攘夷親征；失敗後託身長州，後又到大宰府和岩倉具視聯合計劃倒幕。王政復古時才返回京都，是明治維新的中堅分子。新政府成立後，經議定、副總裁、輔相、右大臣等職，於明治四年（1871）擔任太政大臣，總理全局，主持明治初期政務。——譯者），並讓他們官復原職；九日，朝廷發出了王政復古的號令，宣布廢除了攝政、關白和幕府，一切政務均由總裁、議定和參與負責執行。同時任命熾仁親王（有栖川宮）為總裁；任命晃親王（山階宮）、嘉彰親王（仁和寺宮）、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美、中御門經之、德川慶勝、松平慶永、淺野茂勛、山內豐信、島津茂久為議定；任命大原重德、岩倉具視以及尾、越、藝、土、薩等五藩的藩士各三人為參與（藩士的任命是三天後的十二日進行的）。然後，又禁止攝政二條齊敬等佐幕派上朝，免去了會、桑二藩的宮門警衛人員，命令他們返回領地、家鄉。當天夜裡，在小御所按新職制召開會議，就怎具體實施王政復古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對討幕派所採取的非常手段感到十分憤慨的山內豐信，譴責他們的復古事業有欠公明，指責排除慶喜是和朝廷的仁慈精神相違背的，松平慶永也對此表示贊同；岩倉具視對此進行了反駁，並列舉了幕府的失政，指出如讓慶喜還像過去那樣領有土地和人民是不適當的，並論述應該讓他辭官、納地，薩、藝二藩主也表示支持岩倉的意見。大勢所趨，山內豐信只好撤回了自己的意見；於是，朝廷便做出決定，命令慶喜辭官、納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小御所會議」。 伏見、鳥羽戰爭中的春日艦 以長州和薩摩為代表的尊王攘夷運動如火如荼，幕府將軍「大政奉還」的實質是憑藉其雄厚的領土實力和戰功在政府中占據重要地位，1868年伏見、鳥羽之戰勝利，日本真正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地位，開始了改變日本命運的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對討幕派採取的這些非常措施，幕府官吏和會、桑二藩的藩士們當然不能不感到憤慨。他們認為薩摩藩挾幼帝以行私，因此決心以武力掃清君側，聲討討幕派的聲浪在大阪城、二條城裡洶湧澎湃地高漲起來。當時，各藩的向背尚未確定，土州藩的公議政體論又恢復了勢力。在此期間，慶喜卻極力勸阻部下將士，控制感情，因而局勢將爆發而未爆發，只是到處都籠罩著嚴重不安的氣氛。討幕派為了激發他們，製造征討幕府的機會，便在薩摩藩士的指揮下，採取了在江戶市場上進行搶掠，並縱火焚燒江戶城等行動，終於使老中下達了燒毀江戶的薩摩藩邸的命令。大阪的舊幕府軍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再也不聽慶喜的勸阻，高舉討伐薩摩藩的旗幟，企圖從鳥羽、伏見兩路進入京都。但薩、長二藩的軍隊已在鳥羽、伏見做好了防禦防備，朝廷趁此機會任命了征討大將軍，授予了錦旗、節刀，明確了薩、長為官軍、舊幕府為叛軍的名分。慶應四年（1868）正月四日，戰爭以舊幕府軍的大敗而告終，慶喜也離開大阪，由海路逃到江戶。 官軍東征 在鳥羽、伏見之戰取得勝利之後，討幕派勢力得到了顯著的增強。許多一直採取觀望態度的藩侯，也都歸順了朝廷，使王政復古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二月，天皇發布了親征詔書，以熾仁親王為東征大總督，率領薩、長等二十多個藩的兵力向江戶進發。逃到江戶的慶喜，對事與願違和朝廷敵對一事，感到懊悔，便躲到東叡山大慈院，採取了謹慎恭順的態度，平息了部下的憤慨情緒。隨著東征軍的日益接近，主戰論日益激烈，法國公使洛舒也勸慶喜抵抗，並保證提供資金、武器和軍艦。但是，慶喜卻堅決採取恭順態度，不肯答應。極力避免因只顧眼前的體面，憑一時的意氣，而貽誤國家百年大計。三月五日，東征大總督進入駿府（靜岡）城，準備於同月十五日進攻江戶城。這時，曾幫助慶喜鎮撫部下的幕府陸軍總裁勝安芳（勝安芳（1833—1899），名麟太郎，號海舟，曾學習炮術及航海測量學。萬延元年（1860）以咸臨丸艦長身份，隨幕府使節赴美，回國後致力于海軍建設。明治政府成立後，曾任海軍卿參議，樞密院顧問等職，著有《吹塵錄》、《開國起原》等。——譯者）與東征軍參謀西鄉吉之助進行交涉，提出以交出江戶城和軍艦、槍炮，並提出慶喜悔罪、恭順的事實，請求寬大處理慶喜及其部下。對此，朝廷於四月四日決定保存德川家名，免除慶喜死罪，軟禁在水戶，後來又於五月二十四日讓田安龜之助（德川家達）繼承了德川家業，封於駿河府中，俸祿為七十萬石。江戶能夠免遭戰火，固然直接由於西鄉和勝安芳的努力，但根本上還是由於慶喜的力量，因為他堅決選擇了恭順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朝廷方面對於強行激怒德川氏的無理行為，進行了反省之後消了氣了。薩、長二藩曾希圖能對德川家嚴加處罰，但岩倉具視擔心那樣做，會使人們更加認為新政府是薩、長二藩的傀儡。在這一點上，英國也持有同樣見解，並就嚴厲處罰德川家可能產生的危險，對新政府提出了忠告。岩倉從這一觀點出發，為了新政府的長遠利益，採取了從寬處理德川家和防止戰火擴大的措施。這也可以說是過去那種強行激怒德川幕府的做法走得太遠，把它糾正過來而又放回原來位置的必然結果。 對德川氏做出處分決定以後，東征的目的已經達到。但是，舊幕府官吏中對慶喜那種恭順態度，感到不快的大有人在。奧羽各藩中，有人主張與薩、長二藩決戰到底，因此官軍還必須在各地作戰。海軍總裁復本武揚（榎本武揚（1836—1908），安政二年（1855）入長崎海軍傳習所，慶應二年（1866）留學荷蘭，學習兵制、法律，次年回國擔任海軍奉行。幕府倒台後，他於明治元年（1868）率軍艦開陽號等六艘，以北海道五陵郭為據點，與新政府對抗；次年，失敗後下獄，五年（1872）又為明治政府起用為北海道開拓使，海軍中將。七年（1874）為駐俄全權公使，辦理千島、樺太交換事宜，以後曾任外務卿、遞信大臣等職。——譯者）率軍艦逃出品川，步兵奉行大鳥圭介（大鳥圭介（1833—1911），名純彰，號如楓，播磨人。曾任幕府的步兵頭、步兵奉行。大政奉還後與榎本武揚一同起兵反抗新政府，失敗後投獄，後又為明治政府起用，擔任駐清國全權公使等職，明治二十七年（1894）轉任樞密院顧問官。——譯者）與部下一起來到下野，舊幕府官吏聚集在上野寬永寺，成立了彰義隊，以與薩、長二潘進行對抗。彰義隊很快就平定了，但在奧羽、北越地區各藩卻建立了擁戴會津藩的大同盟，形勢十分嚴峻，不容忽視。不過，官軍的西式裝備遠比東北各藩先進；所以，同盟逐漸瓦解，會津的若松城也於明治元年（1868）九月陷落，東北地區這才平定。榎本武揚收容了一批殘兵敗將逃往箱館，企圖以五棱郭為根據，開拓蝦夷地區，但遭到了官軍進攻，終於明治二年（1869）五月向官軍投降。於是國內才完全平定。對於進行反抗的藩主和舊幕府官吏，新政府也採取了像對待德川家那樣寬大處理，接受其投降，並免其死罪，顯示了新政府一視同仁的精神。 以上是幕府衰亡的過程。由於出現了許多複雜的事件，要想簡單地斷定幕府滅亡的主要原因，是很困難的。若從幕府由於本身矛盾的激化導致其滅亡，則可以說是亡幕府者幕府也。[38]但這只是在歷史深處，探討其大體方向而認識到的一種力量，而使這個方向具體化，變為現實的原因，則還應在充分呈現在表面的外力中去尋找。 在這個意義上，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外國的壓力。明顯地暴露出幕府衰敗現象的，無疑是外輪的來航；在以後的衰亡過程中，外國的壓力也常常從各種角度起到作用，加快了幕府衰亡的速度。到了最後階段，外國力量又分成兩股，英國幫助薩、長二藩，加入消滅幕府的行列，法國則相反，站在扶植幕府的立場上，這些已在上面談過。但是，英國鑒於它在中國的經驗，擔心深入干預日本內政，會使日本國內的混亂激化，有損它能得到大量利益的對日貿易的繁榮。從而得出了結論；要尊重日本現政府所代表的統治力量和秩序，謹慎從事；日本的改革，要自上而下地進行，不能從外部或下部來施加壓力。因此，在幕府滅亡的決定時期，英國雖仍站在反幕立場上，但卻沒有親自成為滅亡幕府的主要力量，只不過是在精神上對薩、長二藩加以支持，只具有次要的意義而已。[39] 其次是薩、長二藩的力量。薩、長二藩與幕府的關係，經歷了複雜的發展過程，但直到二藩攜手合作之後，才制定了正式的討幕計劃。這個計劃的進展，又成為土州藩主建議大政奉還的動機。倒幕力量在薩、長二藩取得如此發展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應當指出的是，封建制已進入衰敗期，幕府和各藩都苦於經濟上的貧困。幕府儘管多次進行了改革，卻均遭到失敗，使頹勢有增無已；而薩、長二藩卻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強制性的改革，得到了成功，重建了財政，積累了資金，實現了富國強兵的事實。第二個原因是，在這些藩里，隨著時局的發展，藩政的領導權已逐漸轉移到了下級武士手中。藩主和上級武士一般都是保守派，主張公武合體；而下級武士們，則因門閥固定化而無升遷的希望，更由於俸祿微薄、物價飛漲，痛切地嘗到了生活困苦的辛酸苦辣，因而迫切希望改變現狀。當時流行的尊王論，正是將這種打破現狀的願望，加以正當化的光明正大的理論。當以尊王為口號的下級武士們的運動在藩內占據了重要地位，排斥家老、執政，而操縱了藩政的時候，就產生了推翻幕府的強大力量。尊王論，的確是把全國志士們集結到討幕旗幟之下的力量，而各藩分別回顧了德川氏與本藩藩主的特殊歷史關係，分別由各自的立場上支持討幕論的根據，則也是確鑿的事實。例如長州藩的討幕論，就是為報關原戰役後它被削去六個封國的舊怨。正是由於這一點，所以討幕論才能成為全藩一致的意見。 從抽象的觀念來看，朝廷是滅亡幕府的最高力量。但事實上，公卿的現實力量，應該和朝廷力量分開考慮。公家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並感到了與幕府關係不合理，是在經過了寶曆年間的竹內式部（寶曆八年即1758年放逐）事件和明和年間的山縣大弍（明和四年即1767年被判死刑）事件之後，到寬政年間的尊號事件（寬政五年即1793年處分了中山、正親町兩位公卿）時，這種感覺得到了增強，隨著佩里來航，時局日益緊迫，便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時，朝廷中也和各藩的情況一樣，上層公卿多是穩健派，主張公武合體。被帶到長州藩的七卿之一的三條實美，雖是尊王攘夷派公卿中門第最高的貴族，但他那時還是個27歲的青年。在消滅幕府的決定性關鍵時刻，推動薩、長二藩、指導朝廷的首要人物岩倉具視，是屬於公卿中最下層的新家[40]。更重要的是，孝明天皇一直堅持公武合體論，始終企圖扶植幕府。因此，至少在孝明天皇在位期間，朝廷未能成為討滅幕府的現實力量，即使在大政奉還之後，也只是在發生了十二月九日的政變之後，才將討幕派的主張定為朝廷的方針。 被統治階層的商人、農民又發揮了什麼作用呢？從農民隊伍中分化出來的富農中間，確有一些人崇尚國學、立志尊王，有的成為志士，進入政界，或向志士們提供了資金。在富商中，也有向志士提供援助的。不過也僅此而已，他們的努力還沒成熟到可以獨立從事政治活動的程度。巨商的力量，在王政復古時期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當時，新政府沒有財源，因而連派軍東征都很困難，一直到有了三井組的捐款，才使東征軍得以成行。 由於幕末封建統治者的腐敗，因而造成的租稅、重課、政務荒廢、物價暴漲，使農民起義和城市居民的搗毀暴動有了明顯的增加。特別是慶應二年（1866），農民起義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得極為頻繁，它與大阪、江戶等城市的搗毀暴動互相呼應，最激烈地顯示了人民大眾對政局不穩的不滿和抗議。但是，這些起義、暴動基本上是孤立的、分散的，並不是指向一定政治目的而受到指導的。他們只是模模糊糊期望革新政治和改善生活，這從人民反抗的熱潮中可以看得出來。即慶應三年（1867）秋天，關西爆發了騷動事件，後來不久便波及全國各地，當時人們發現神符突然落入居民家中，於是進行慶祝，他們走上街頭，一面連連高唱「這不很好嗎！」一面連舞帶跳。有人認為，這是討幕派鼓動人心的一種策略，人民竟能為這樣簡單的暗示就起而謳歌新時代的來臨，說明他們的政治意識還處於低級階段。[41] * * * [1] 奧野高廣的《戰國大名》一書（1960年，熇書房出版）從家臣團、兵力、民政等各個方面對戰國大名進行了綜合論述。 [2] 幸田成友的《日歐通交史》（1942年，岩波書店出版），根據基本史料簡明地敘述了從葡萄牙人發現日本起，到鎖國後荷蘭商館移到長崎止的100年間，日本與歐洲各國交往的情況，是這時及後來同歐洲關係的主要參考書。 [3] 隨著丈量土地（檢地）的進行，信長對量米谷的容器——升也做了統一的規定。在中世紀，由於土地支配關係複雜，升的大小也極為複雜多樣，各莊園使用的升容積不同，有以4合為1升的，也有以13合為1升的。信長制定了京升，著手整理歷來混亂的並制。當然，對長期的混亂進行徹底的整理，是江戶時代寬文八九年制定新京升以後的事，但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信長作為統一先驅者的形象。寶月圭吾的《中世量制史的研究》（1961年，吉川弘文館出版），對中世紀升制的實際情況及其變遷做了詳細而饒有興趣的敘述，可參閱。 [4] 這幾位使節的詳細姓名是，正使是伊東滿所和千千石彌解留二人，副使是中浦壽理安和原丸知野二人。滿所的日本名字叫祐益，是日向都於郡城主伊東義祐之孫，大友宗麒的親戚。彌解留的日本名字叫清左衛門，是有馬晴信的叔父千千石某之子，大村純忠的表弟。滿所15歲，彌解留14歲。副使也分別是13歲和15歲。所以選擇這樣的少年作為使者，是因為年紀大的人健康情況恐怕不能適應在異國的氣候和風土中做長期旅行；另外少年正是韶華正茂，能夠把異國的見聞牢牢地記在心裡，可為教會和基督教長期提供有利的證言。一行由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上陸，經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海上，在義大利的利窩那陸，經過弗洛侖斯，於天正十三年（1585）三月到達羅馬，全部旅程整整用了三年零一個月。教皇把他們當作國王派來的使節，舉行了正式的接見儀式。在梵蒂岡教皇廳，他們跪在84歲的教皇面前吻他的腳，教皇扶起他們並兩次擁抱了他們，吻他們的額。教皇由於高和愛撫而熱淚盈眶，使者們也因為受到意外的隆重接待而淚流不止。十幾天以後，教皇逝世，新教皇西斯特五世繼位。新教皇也立即接見了他們，表示了和前教皇一樣的好意。日本使節還同其他各國使節一起參加了新教皇的加冕典扎。幾天以後，教皇前往參詣拉特蘭寺院。今從梵蒂岡圖書館西斯特大廳的壁畫上，還能夠清楚地看到當時隊伍的情景，其中有身穿前教皇所贈西裝的日本使節騎在馬上的形象。他們在回國之前，被列為羅馬貴族，授予市民權。濱田青陵的《天正遣歐使節記》（1931年，岩波書店出版），對天正遣歐使節做了有趣的敘述。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11編別卷天正遣歐使節有關史料2冊（1959年、1961年版）中，集錄了有關的史料。 [5] 高柳光壽《本能寺之變·山崎之戰》和《賤岳之戰》（都是1958年春秋社出版的《戰國戰記叢書》本），根據確切的史料，對秀吉為樹立霸權而進行的戰爭以及前後的政局做了饒有興趣的敘述。在同一叢書中，高柳還寫有《三方原之戰》（1958年，春秋社出版）、《長筱之戰》（1960年，春秋社出版）。 [6]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的《豐太閤真跡集》（1938年版）中，收集有秀吉的親筆書信，複製成照相版並附有解說。 [7] 秀吉進行的丈量土地稱為太閤檢地。宮川滿《太閤檢地論》Ⅰ、Ⅱ（1957—1959年，御茶之水書房出版）對此進行了研究。 [8] 關於文祿、慶長戰役的著作，最有學術價值的是池內宏的《文祿慶長之役》正篇第一（1914年，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調查報告第三），以及他的《文祿慶長之役》別篇第一（1936年，東洋文庫論叢第25）。 [9] 岡田章雄《南蠻宗俗考》（1942年，地人書館出版）。 [10] 耶穌會版是1591年到1611年的20年間出版的，其發行地是加津佐、天草、長崎、京都等。幸田成友在《日歐通交史》（1942年，岩波書店出版）一書中，曾對27種耶穌會版書籍作了詳細說明。 [11] 中村孝也的《德川家康文書研究》全4冊（1958—1961年，日本學術振興會出版），收集了用德川家康名義書寫的所有公私文件，按照年代順序，附以必要的解釋和參考資料。以文獻資料為中心，觀察了家康的歷史面目。不但是有關家康的基本史料集錄，就是作為編纂古文獻的一種類型來說，也是很有意義的。 [12] 最近出版的藤野保《幕藩體制史研究》（1961年，吉川弘文館出版一書，其副標題是《權力構造的確立與展開》，是從幕府統轄大名的角度出發，對其統治體制進行了綜合敘述的一部巨著。 [13] 岩生成一《朱印船貿易史研究》（1958年，弘文堂出版）一書，引用國內外大量史料，對朱印船貿易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多方面考察和研究。 [14] 參照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的研究》（1941年，南亞研究所出版）。 [15] 和辻哲郎《鎖國》（1950年，築摩書房出版），副標題為《日本的悲劇》，認為今天日本人民的缺點在於缺乏科學精神，其根源在於鎖國，是一部對導致鎖國的各種情況進行了有機的、綜合的考察的力作。 [16] 家康為繁榮文化所做的貢獻是應該大書特書的。他的業績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使用活字印刷出版書籍，以及收集古書製作副本。我國的活字印刷，一說是由葡萄牙傳教士傳來的，這點在前面述及有關耶穌會版的盛況時已談過。現在要說的是，在侵朝戰爭結束後，凱旋的將士把朝鮮的活字印刷工具傳入了日本。好學的後陽成天皇立即想在日本也使用起來，所以命令侍臣在實際中開始了運用，文祿二年（1592），出版了《古文孝經》；慶長二年（1597），出版了《錦繡段》、《勸學文》；慶長四年（1599），出版了《日本書紀神代卷》、《古文孝經》、《四書》、《職原抄》等等。這不僅在印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且也揭開了近世文化復興的序幕，後世稱之為慶長敕版。家康也起而仿效，慶長四年（1599），出版了《孔子家語》、《三略》、《六韜》；慶長五年（1600）出版了《貞觀政要》；慶長十年（1605），出版了《吾妻鏡》、《周易》；慶長十一年（1606），出版了《七書》。由於這些書是在伏見的圓光寺印製的，所以一般稱之為伏見版。另外，慶長二十年（1615），還出版了《大藏一覽》；元和二年（1616），出版了《群書治要》等。《群書治要》在家康生前沒有完成，到他死後一個多月後才剛剛完成；因為這兩部書是在駿府刊行的，因此稱之為駿河版。伏見版使用的是木活字，而駿河版則是銅活字。可知他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到了老年，都曾為書籍的出版工作，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受他的影響，寺院和一般民間也都掀起了出版熱，元和、寬永年間，出現了活字印刷的盛況。 因為古書的收集和謄寫，是直接作為制定公家和武家的法律資料的，因此從慶長十九年（1614）起，就讓上皇家、公家、御用寺院等提供所藏書籍。至於謄錄、書寫工作則是在南禪寺的金地院選擇五山僧侶中的善書者進行的。這樣一來出現了許多從未公之於世的公家檔、記錄類書籍，其副本得以流傳後世，為進行學術研究打下基礎起到很多作用。家康在知道自己病重之後，還曾指示林羅山處理手頭文庫內的藏書，把漢籍分給尾張、紀伊、水戶三家，日本的古記錄和稀世珍本，則收藏在江戶的官庫中。分給三家的漢籍叫作駿河御讓本，有許多還留存至今。江戶城紅葉山文庫中的許多貴重檔案和珍本古籍，大部分也都留存了下來。紅葉山文庫的書籍，明治以後一部分轉到宮內省，一部分轉到內閣，這就是現在學者研究時利用的《書陵部本》和《內閣文庫本》。記載家康和其以後德川家歷代將軍尊重學問事跡的書篇，有掌管幕府書籍的官員近藤正齋編著的《右文故事》、《好事故事》（近藤正齋全集第二、三集，1906年，國書發行會出版）等。 [17] 武家諸法度於元和年間制定，後來因屢經修改，到天和三年（1683）七月，才由將軍綱吉發布新法度，刪減了條款，把元和以來從未改的第一條「文武可專攻弓馬之道」改為「文武官員應厲行忠孝，正肅禮儀」表明了尊重禮教文化的儒教思想。此後家宣將軍命白石進行修改，寶永七年（1710）四月，發布了新法度，條款增刪為十七條，與憲法十七條及禁中並公家諸法度的條款數目取得一致。由於是白石起草的，文體採用了優美的日文。第一條規定：「應修文武之道，明人倫，正風俗。」禮教文治主的思想，由此更加明確。 [18] 栗田元次的《新井白石的文治政治》（1952年，石崎書店出版）是專門論述白石禮教文化政治的好書。除政治外，對白石的思想、學問進行綜合考察的著作一向很多，古川哲史的《新井白石》（1953年，弘文堂出版）；宮崎道生的《新井白石研究》（1958年，吉川弘文館出版），是最近出版的同類書中最出類拔萃的。宮崎所著的後面，還附有「有關白石的文獻總目」詳列了有關白石的著述、傳記、研究文獻、參考資料等等。 [19] 東京、大阪等城市的歷史，有各市當局編纂的《東京市史稿》（從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起連續發行）、《大阪市史》8冊（1911—1915年出版），《名古屋市史》，12冊（1915—1934年出版）等等。但較好的小冊子有幸田成友的《江戶與大阪》（1934年，富山房出版）；野村兼太郎的《江戶》（1958年，至文堂出版）；宮本又次的《大阪》（1957年，至文堂出版）等等。概觀全國城市的有小野均的《近世城下町的研究》（1928年，至文堂出版）、半田武的《日本的封建城市》（1953年，岩波書店出版）、原田伴彥的《日本封建城市研究》（1958年，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等等。 [20] 兒玉幸多《近世驛站制度研究》（1957年，吉川弘文館出版），以中山道追分宿的歷史為例，研究和考察了近世的驛站制度，書中敘述了宿（驛站）助鄉間的爭端，驛站財政的困難、驛站與稼馬及其他宿所間爭奪貨客的鬥爭等等許多具體的實例。 [21] 關於貨幣，江戶時代出版的著作有，近藤正齋的《金銀圖錄》、《錢錄》（《近藤正齋全集》第三）；草間直方的《三貨圖匯》（《日本經濟大典》三九、四十）；穗井田忠友的《中外錢史》（《日本經濟大典》四一）等，後來曾出版過許多著作。最近則有小葉田淳的《日本的貨幣》（1958年，至文堂出版），博採眾說，敘述簡明。 [22] 兒玉洋一《近世鹽田的建立》（1961年，日本學術振興會出版），以瀨戶內海為中心，對有關鹽田的史料，進行了實地與文獻兩方面的詳細調查，是一部詳盡敘述近世鹽田的建立過程及其經濟、技術等情況的巨著。 [23] 《校注兩替年代記》（1932年，岩波書店出版）、《新稿兩替年代記關鍵》（1933年，岩波書店出版），是兩部有關兌換業的史料及研究的珍貴著作。《兩替年代記》是江戶年代金銀兌換商竹原兌換店店主久兵衛於弘化二年（1845）編寫，由三井文庫收藏的。校注本是由三井高維加以標註的，《關鍵》是由三井氏新編寫的資料篇與考證篇兩部分組成。 [24] 吉宗是紀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貞的第四子，光貞之妾所生。起初任越前丹生郡鯖江一個三萬石的領主，後因兄弟相繼死去，寶永二年（1705）繼任紀州藩主；他就任後，整頓了陷於困境的藩財政，有名君之稱。正德六年（1716），八歲的將軍家繼死後無嗣，他作為三家的一員，按順序繼任將軍的職位，可算是不尋常的發跡。當時他正值33歲的壯年。有關吉宗的簡單傳記有辻達也的《德川吉宗》（1958年，吉川弘文館出版）。 [25] 大石慎三郎的《享保改革的經濟政策》第一部「享保改革的農村政策」（1961年，御茶水書房山版），認為享保改革的核心不是商業政策，而是農村政策，從這一觀點出發考察和敘述了享保時的農村政策。 [26] 《御觸書集成》是卷帙浩繁的巨著，傳世的只有抄本。昭和九年到十六年（1934—1940）經高柳真三、石井良助二人校訂後出版，昭和三十三年（1958）再版（岩波書店出版）。四次編纂情況如下。本來書名一律稱為「御觸書」，經高柳、石井二人整理後，按時期分別定名為：一《御觸書寬保集成》（慶長二十年——寬保三年（1615—1743）、129年間），吉宗延享元年（1744）完成；二《御觸書寶曆集成》（延享元年——寶曆十年（1744—1760），17年間），家治寶曆十年（1760）編纂；三《御觸書天明集成》（寶曆十一年——天明七年（1761—1787），27年間），家齊天明七年（1787）編纂；四《御觸書天保集成》（天明七年——天保九年（1787—1838），50年間），家慶天保十二年（1841）完成。 這些是江戶時代法制史的基本史料，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財政以及風俗、習慣、慶典等社會一切方面，因此也是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的寶貴資料。 [27] 山下幸內上書（《日本經濟叢書》五，《日本經濟大典》十一）。幸內是住在江戶青山一帶的浪人，是謙信派的軍事學家，曾試圖對吉宗的施政進行徹底批評。起訴箱設於享保六年（1721），每月三次（二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放在評定所，聽任人民投書，然後鎖好搬到將軍面前，當場開封。 [28] 關於田沼時代的社會情況，辻善之助的《田沼時代》（大正四年日本學術普及會出版）一書有詳細的介紹，認為它具有近代日本先驅者的意義。最近外國也有人發表了關於他的專著。（J.W.豪：《近代日本的先驅者田沼意次》，劍橋1955年版，J.W.Hall：Tanuma Okitsugu，Toreruner of Modem Japan，Cambridge，1955） [29] 江戶的這種七分錢作為公積的做法，後來一直繼續了很久，到明治初年已積累了140餘萬日元，由東京府繼承過來，責成澀澤榮一妥加使用。這筆錢，後來被用作養育院等公共事業費，追溯其根源，才知出自松平定信決定的政策，於是著手編寫定信的傳記。已完成的有《樂翁公傳》（1937年，岩波書店出版），在定信傳記中，是最可靠的。此外《宇下人言》（1942年，岩波文庫）可以說是定信的自傳，它以輕淡的筆法，敘述定信從出生到辭去老中一職這半生的經歷和信念。 [30] 郭洛寧在日本被監禁達26個月以上的詳細記錄，今天還留傳著。這本書在俄國出版後很快被翻譯成各種文字，日本也多次加以翻譯出版。井上滿譯《日本幽囚記》（1943—1946年，岩波文庫，上、中、下3冊）較為通俗。這個記錄是敘述當時日俄間外交談判和蝦夷地區狀況的寶貴資料，同時也顯示了外國人對日本人的真實而坦率的看法，頗值得注目。 [31] 板澤武雄的《日蘭文化交涉史研究》（1959年，吉川弘文館出版）收錄了有關蘭學的各種基本論文。 [32] 海老澤有道的《南蠻學統研究》（1958年，創文社出版）是一部以江戶時代天文學、歷學的發展為中心，同時涉及航海、測量、數學、地理學等的著作，力圖闡明列近代科學成立為止的文化史流派，並述及鎖國後對基督教的理解和作為否定鎖國的思想根據的基督教邪說論的後退等等。 [33] 這些條約的正文及與外國的來往信件等幕末的外交文書，均收載於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的《大日本古文》中的幕末外交關係文書（明治四十三年起開始出版）中。這套史料用編年體形式出版了明治政府從德川幕府接收來，後又從外務省轉移到東京大學的幕末外交關係文書，從嘉永六年佩里來航開始。此外，關於美國總領事哈里斯的傳記，坂田精一根據國內外文獻所撰寫的《哈里斯》？（1961年，吉川弘文館出版），可以參閱。 [34] 由於井伊直弼不待朝廷的敕許就簽訂條約而受到尊王主義史家的鄙視。井伊家一直拒絕公開家藏的史料，戰後，隨著時勢的變化，井伊家才將這些史料提供給學術界。井伊家文書作為史料，被編入《大日本維新史料》類幕部分，於1959年開始出版。 [35] 山口和雄著《幕末貿易史》（1943年，中央公論社出版）、石井孝著《幕末貿易史的研究》（1944年，日本評論社出版）均用詳細數字，論述了幕末貿易的實際情況。 [36] 幕府派出的外交使節都留下了詳細的日記，現在看來都是頗有興味的史料。大塚武松編的3卷本《遣外使節日記幕輯》（1928—1932年，日本史籍協會出版），輯錄了村垣范正的遣美使日記等萬延年間的日記和文久年間的遣歐使節日記等等，《澀澤榮一訪法日記》（1928年，日本史籍協會出版）則是澀澤（1867）隨同德川昭武一行訪歐時留下來的。此外，因為1960年正是萬延元年（1860）後的100周年，所以舉行了有關萬延年間遣美使節的各種紀念活動，廣泛地收集出版了使節們當時的日記。這就是7卷本的《萬延元年遣美使節史料》（風間書房出版）。 [37] 寬永年間，將軍家光曾二次進京。一次是在寬永三年（1626），另一次是在寬永十一年（1634），都是在幕府威望的巔峰時期，表面上看，幕府是在謀求朝廷和幕府間的和睦，實際上卻是在炫耀幕府權威，向朝廷施加壓力。 [38] 福地源一郎寫的《幕府衰亡論》中稱（1892年，民友社出版），這是他根據自己作為一個幕府官吏的反省而記述的幕府衰亡的歷史，行文流暢，至今仍是感人肺腑的名著。他認為是封建制度導致了幕府的滅亡。 [39] 大塚武松著《幕末外交史之研究》（1952年，寶文館出版）；石井孝著《明治維新的國際環境》（1957年，吉川弘文館出版），都是從外國壓力的角度研究幕末維新過程的書籍。 [40] 清華和新家都是公家家格的名稱。一般認為，公家的家格是從古代末期到中世紀自然產生的。據《諸有職書》記載，江戶時代固定下來的家格有攝家（可晉升至太政大臣者）；清華（兼任近衛大將，可升至太政大臣者）；大臣家（不經大將，但可升至太政大臣者）；羽林家（可經近衛司升至大納言者）；名家（可經辦官職事升至大納言者）；新家（諸家中的庶流，可任大、中納言、參議、非參議等，前途不定）等。 [41] 有關幕末史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不勝枚舉。戰前出版的比較正統的概論性著作有井野邊茂雄著的《幕末史概說》（1930年，中文館出版）；維新史料編纂事務局編的《維新史》6卷本（1939—1942年，明治書院出版）；該局編的《概觀維新史》（1940年，明治書院出版）等等。澀澤榮一編《德川慶喜公傳》8卷本（1918年，龍門社出版）雖然採用了傳記形式，但它作為一般的歷史敘述是很出色的。戰後出版的有關著作有遠山茂樹著《明治維新》（1951年，岩波全書）；石井孝著的《學說批判明治維新論》（1961年，吉川弘文館出版）等，讀來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