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 第六章 近代

第一節 復古維新政治 維新初期的政治 德川幕府滅亡後成立的明治新政府，開始時基礎十分薄弱，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政綱。公開提出的綱領，如王政復古、公議民論、開國和親、四民平等、文明開化等等雖很動人，但到具體實行時，就不那麼容易了。此外因改革而必然會引起的不滿情緒以及失意階層的反抗，也是不容忽視的。新政府花費了十年時間好歹才算打開了這一難局，確定了前進的方向，並使社會重新恢復和平。從明治開始到明治十年（1877）西南戰役為止的一段時間，是維新的草創時代，以此作為近代的開端來加敘述是比較恰當的。 明治天皇像 25歲的明治天皇穿著歐洲人的軍裝拍攝了這張標準照。在1867年登基的第二年，他採用了「明治」這個年號，意思是「開明的統治」。他在位的44年中，日本徹底經歷了西化的過程。天皇雖然僅僅是他的政治家們為推行自己政策而安置的一個傀儡，但在接受歐洲風俗文化方面卻經常領銜先行。1872年他帶頭剪掉傳統的頂髻，穿上西服。以前的天皇都過著隱居生活，而這個元首卻坐著敞篷車在東京城裡逛，在國內偏遠地區旅行，並把這當作是新秩序席捲日本的明顯象徵。 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下達了王政復古的重大號令，任命了總裁、議定和參與等職，這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後邁出的第一步。當時新政府面臨的任務是，從這天晚上起，就得開始處理德川氏的問題，然後是完成討幕事業。新政府對外國和親通商的總方針也幾乎是與此同時發表的（慶應四年正月，1868），然後是天皇接見外國使者（同年二月、三月），這些都表示對以往朝廷所採取的似乎是鎖國攘夷的對外方針，有了一個急遽的轉變，這使不少人感到驚訝。但如果聯想到，在批准條約和開放兵庫港等問題上所表現的攘夷思想的減弱和大事宣傳攘夷論只是為了揚言討幕手段的實質，那麼，對這種轉變就不會有絲毫懷疑了。倒不如說，它表明新政府的首腦們早就切身體會到外國力量的巨大，從而抱有日本也要儘快具有那種力量的願望，為了早日達到這個夙願，才迅速地昭示了對外政策的根本方針。 新政府把今後施政的方針，總的歸納成五條，並以天皇率群臣向天地神明起誓的形式，加以發布（三月十四日），這種形式正是模仿了大化革新時，天皇在大櫸樹下召集群臣向天神地祇盟誓政道的先例。這樣做，也是根據政府首腦們的意見，認為要像古代那樣實行天皇親政。五條誓文是，「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上下一心，盛行經綸」；「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人心不怠」；「破舊習，基於天地公道」；「求知識於世界，大力振興皇基」。最後並附有敕語，稱：「際此我國史未曾有之變革，朕躬自率先誓於天地神明之前，大定國是，立保全萬民之道，爾眾亦宜據此旨，同心協力。」誓文所昭示的天皇親政、公議眾論、開國和親、吸收西方文化等總的綱領，是在幕末，經過15年艱苦奮鬥而實現的新日本的施政綱領，無疑是很合適的，問題是在今後採取怎樣的具體措施，以實現這一綱領。[1] 閏四月，頒布了政體書，確立了中央政治組織。其要點是，一切權力集中到太政官，以防政令不統一；太政官以下設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個官職，議政官負責立法，刑法官負責司法，其他五官職掌行政，執行三權分立主義。議政官有上下二局，上局由議定（皇族、公卿、諸侯）和參與（公卿、諸侯、大夫、士、庶人）組成，下局由議長和議員組成，議員由府、縣、藩選送的貢士擔任。行政官掌管行政大權，下設輔相、辦事二職；神祇官以下四官分掌各種行政事務，下面各設知官事，副知官事等職。官吏任期為四年，通過公開選舉的辦法產生。地方上分為府、藩、縣、府和縣設知府事、知縣事等職，藩仍舊設諸侯。府和縣，都是過去幕府的直轄領地，經新政府沒收後，作為政府的直轄領。府、縣、藩不得私授爵位、鑄貨幣、雇用外國人與鄰藩或外國訂立盟約等。這一政治組織的名稱，雖然還帶有日本古代的色彩，但其內容卻是相當先進的，在尊重公議眾論方面、打破門閥權限方面，顯示出維新政府所能達到的高度進步性。其所以仍採用這樣的名稱，無非是由於當時新政府的基礎還很脆弱，不能不考慮到擁有實力的各藩的向背問題。 在這期間，東征的工作也在進行，四月，官軍占領了江戶城，五月平息了彰義隊的叛亂，九月平定了奧羽，新政府的基礎日見穩固，前途也顯現了光明，當政者的信心也逐漸增強。即位、改元、奠都等象徵著天皇的親政，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活動，都是在這期間舉行的。即位儀式是八月二十七日在紫宸殿舉行的，它改變了歷來採用唐制服飾、儀制的做法，而是按照日本方式進行的，其詔敕中，除在「遵照天智天皇之不朽大典為政」這種千年來一貫的例文之外，新增加了「根據神武天皇的創業以行大政」的字樣。在庭前的神案上，還裝飾上了直徑3尺6寸余的地球儀，以祝願進入世界的日本前途無量。在這前一天，並發出布告，把天皇誕辰稱為天長節，規定在這一佳節，舉國上下都要慶祝。天長節這名稱，早在寶龜六年（775）就採用了，但把它定為國民的節日，則是由此開始的。九月八日改元明治，規定一代天皇只使用一個年號，改變了古代根據吉凶禍福，輕易改元的弊病，使年號具有象徵天皇在位的意義。奠都的過程比較複雜，新政開始時，為了實現人心為之一新，就有主張遷都的議論，這種議論最早出現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1830—1878），明治時代政治家，鹿兒島人，名一藏，字甲東。幕末致力於藩政革新，倒幕活動；明治政府成立後，又主張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及振興工業等工作。明治四年（1871）赴歐美視察，六年回國，與岩倉縣視等同屬文治派，反對征韓論。在日本資本主義基礎的奠定過程中，他的殖產振興方針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明治十一年（1878）在東京紀尾井坂被暗殺。——譯者）的大阪遷都論等。後來接受了佐賀藩士大木喬任和江藤新平等人的意見，決定天皇東幸。七月十七日下詔改江戶為東京，並布告天皇要躬親政事。表面上稱東幸，而不稱遷都，這是為避免反對而採取的一種辭令；實際上，為政者的真實意圖則是遷都。這年九月，天皇東幸，十二月又返回京都，第二年三月，再度東幸，從此再也沒有還幸，實際上實現了奠都東京。奠都東京給推行維新政治方面帶來了多大的便利，則是當時沒有預料到的。 大久保利通像 大久保利通（1830—1878），1866年成為倒幕派領導人。1868年1月3日與西鄉隆盛、岩倉具視等人發動王政復古政變，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為明治維新三傑之一。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成為政府主要領導人，領導了奉還版籍、廢藩置縣等資產階級改革。 廢除封建制度 新政府主要在形式上實施了上述一系列新政，但是其社會基礎除若干府、縣外，大部分還維持原來的藩制，保留著封建關係；因此，新政就難免有極不穩定的狀態，特別是當時擔任新政府中堅的是各藩出身的下級武士，他們並沒有指揮各自的藩按照新政的意圖行事的力量，欲使新政府的基礎鞏固起來，就痛感必須廢除藩制，把他們的土地和人民收歸政府。為此木戶孝允（木戶孝允（1833—1877），長州藩出身的政治家，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並稱為維新三傑。明治政府成立後，歷任參與、總裁局顧問等職，五條御誓文就是他和由利公正、福岡孝弟起草的，征韓論提出時，他表示反對，以後又反對大久保的獨裁和征台而辭職。在明治初期政府中，是比較開明的政治家。——譯者）徵得藩主毛利敬親的同意，大久保利通集中了薩摩藩內的意見，又聯繫土佐、肥前兩藩，於是由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主聯名提出要奉還封土和人民的申請（明治二年正月這幾個強藩一倡議，其他各藩也紛紛響應，上表奉還。到了六月，政府同意了他們的申請，並向尚未上表的三十餘藩發出命令，從此全國土地和人民才初次擺脫封建諸侯領有，而歸於天皇的土地和人民。於是政府任命舊藩主為新的知藩事，掌管藩內行政。同時廢除公卿、諸侯的稱謂，改稱華族，後來又以現領祿米數的1/10作為家祿，稱其舊臣為士族，對他們的俸祿，也做了適當的修改。這些，就是奉還版籍及其附屬措施。這些情況，和1200年以前的大化革新過程，十分類似。大化時，雖是先發布土地人民收公的命令，但實際上，卻是以中大兄皇子率先獻上土地人民為開端而進行的。原來的國造被任命為郡司，以調和新官制與舊門閥，這和知藩事與舊藩主的情況完全相同。奉還版籍之舉，由於知藩事與舊藩主在實質上是同樣的，所以各藩實際上並沒有做多大的變革，但是在形式上卻是一項偉大的變革。而且也不能認為這是各藩主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的利己舉動，而應該看作是各藩主希望親身實踐王政復古、國土王有精神的一種熱情。這應該說是從幕末以來已常識化了的尊王思想的成果。 木戶孝允像 木戶孝允（1833—1877），原名桂小五郎（父姓和田，他過繼給桂家），後為躲避幕府迫害才改名木戶貫次，又改名為木戶孝允，號松菊。他是維新三傑之一，也出自吉田松陰門下。 順利地實現了奉還版籍工作的政府，接著又於次年七月進行了官制改革。採用《大寶令》改定官名，和前一年的進步相比，這次改革是帶有濃厚復古色彩的。神衹官從前一年官制中的太政官內獨立出來，而且還列於太政官之上（神祇伯地位相當於左右大臣，這一點比令制更尊重神衹）。太政官下面，設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大、中、少弁等職；廢除前一年的六官，設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宮內、外務六省，省設卿、輔、丞、錄等職。這些顯然都是極力模仿令制的做法。前一年閏四月為尊重公議而設的議政官，是作為立法機關而設立的，到十二月間改為公議所，實際上並沒有變化。這一次又代之改設集議院。集議院在人事的構成方面，大體上和公議所相同，但公議所是有關立法的議決機構，而集議院卻不過是以廣徵眾議為目的的諮詢機關。這顯示政府在尊重公議眾論方面的熱情，已有所減退了，它和政府的權力基礎日益鞏固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微妙的比例。 奉還版籍，從形式上說，是廢除了封建性，但從知藩事的關係說，實質上仍不免有封建遺風殘餘。為了真正實現中央集權政治，就不能不做出廢藩置縣那樣的英明決斷。各藩中也有因財政困難而提出要求廢藩的，德川慶勝、細川護久、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四位藩主建議設立郡縣制度。岩倉、木戶、大久保帶著這一精神前往薩摩、長州、土佐各藩，要求三藩加以協助（明治三年十一月），以後又徵召三藩的士兵作為親兵，置於兵部省管轄之下（四年二月）。四年七月，下詔頒布廢藩置縣，罷免知藩事職務並召回東京。對所有府縣，重行劃分，有歸併，有分出；共分全國為3府72縣，遴選人才擔任府知事、縣令之職（開始時稱縣知事）。封建制的廢除，自此才名實俱符地完成。這樣的改革，沒有引起大的反抗，進行得十分順利，這固然是新政府的幸運，但是，新政府日後必須對舊藩主們進行相應的補償。而且由於進行得很容易，致使制度流於形式，終於未能徹底剷除紮根於社會內部的封建關係。 由於實行了廢藩置縣，政府再次改革了官制。在太政官下新設正院、左院、右院三院，正院設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初稱納言）、參議等職，總攬行政、立法、司法大權；左院設議長、議官（初稱議員），參與立法諮詢；右院作為各省長官、次官等討論重要政務的場所。這樣，原來的集議院取消而成左院，但是構成集議院的各藩代表，也隨著各藩的廢除而取消，所以左院的議官成為正院任免的官選議員，議政官時代尊重公議眾論的制度，至此可以說完全消失了。另外在這官制中，神祇官又回到神祇省，對過分尊重神祇的做法做了若干修改。就這樣，每當發生能使政府基礎鞏固的具體事件以後，政府便相應地改革官制，加強其專制的性格。在遴選這些官職的人事方面，也是如此。在新政府成立之初，公卿、諸侯、各藩藩士均出任要職，政府是在廣泛的人員基礎上構成的。但是，後來公卿、諸侯、藩士便逐漸離開要職，到實行這一新官制後的四年十月時，太政大臣是三條實美，左大臣缺員，右大臣是岩倉具視，參議是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的舊藩士各一人，即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大藏卿是大久保利通，外務卿是副島種臣，其他各省的首長，除神祇大輔和宮內卿以外，都由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的舊藩士充任。本來，討幕的主力是薩摩、長州兩藩的下級武士，因此，新政府的推動力由這些人來承擔，也是當然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他們也廣招公卿、諸侯和其他藩出身的人進入政府部門，這無非是企圖利用這些人的勢力，以增加新政府的威信，極力壓制反對者而已。但是，隨著奉還版籍、廢藩置縣等，政府的基礎不斷強化起來，他們就感到已不再需要藉助其他勢力，終於暴露出政府是以薩摩、長州人員為中心的本來面目。所謂藩閥政府的面貌，至此已完全具備，同時也開始招致對藩閥專制的譴責和不滿。 廢除封建制度，必然會帶來人民身份、土地所有以及貢租等的變更。以公卿、諸侯為華族，其臣屬改稱士族，這些在奉還版集時，就同時確定了下來，同時，以往的庶民農、工、商，現在統稱為平民，後來又廢除了江戶時賤民的名稱，把這些人也都加入到了平民之中（明治四年八月），這樣就確定了以華族、士族、平民三種身份代替了過去複雜的身份制度。過去，農、工、商沒有姓氏，今後一般平民也准許稱姓氏（三年九月），並准許華族與平民聯姻（四年八月），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具有遷徙自由和選擇職業的自由，身份制度的實際束縛，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四民平等是維新政府的重要口號之一。維新本來並不是歐洲爆發的那種市民革命，而是確立一個由封建武士所領導的絕對主義政權，所以四民平等也只能在這樣一種身份制殘餘的基礎上去實現。 西鄉隆盛像 西鄉隆盛（1827—1877），被稱為日本最後的武士，然而久米正雄對西鄉隆盛的武士道精神嘉許不多，而更強調伊藤博文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貢獻。 與此相關的最重大問題，就是對擁有150餘萬人的封建武士團的處理問題。奉還版籍以後，舊藩主的俸祿額減為現領祿米的1/10，藩士的俸祿也照此減少。即便是這樣，政府每年還要對秩祿支出歲出1/3到1/4的財政收入，政府對此感到負擔不了，加上徵兵制公布後，武士已失去職業，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為此制訂處理辦法，到六年十二月又制定了奉還家祿的規定。即政府對願意奉還土地的，將以現金和公債券各半的方式支付世代祿六年和終身祿四年。這樣，大約到明治八年七月為止，約有1/3的士族，都申請奉還土地，政府於八年七月停止執行這一制度。這大概因為士族並未能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樣成功地進行轉業的緣故。同年九月，政府把歷來以米支付的家祿、賞祿改為按明治五年到七年三年間的平均米價，以貨幣支付。由於米價及物價比平均價要高，所以這樣做實際上就意味著俸祿的降低。九年八月，政府把華族、士族的家祿和賞祿一律廢除，改用公債支付，規定30年償清，從第六年起，每年用抽籤方式償還。於是士族就抱著這份金祿公債轉業到農、工、商等新的工作上去，但多數都失敗了，這麼一來，政府就不得不為此採取各種救濟措施，如貸給授產資金、發放公有地、獎勵開墾等等。為了解決沒落士族大批出現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政府煞費了苦心。士族中當然也有不少人和這些沒落者不同，遇機當上了新政府官吏，或在民間擔任自由職業，成為新興日本的領導力量。作為知識階級，及時介紹歐新文化的，也幾乎都是士族，他們作為文化的推動力，貢獻是很大的。 西鄉從道像 西鄉從道（1843—1902），日本鹿兒島縣人，原屬薩摩藩，為西鄉隆盛之弟。幕末參與戊辰戰爭，明治維新後，1869年與山縣有朋赴歐研究兵制，1873年為陸軍大輔。1874年日本因台灣原住民殺害琉球船民事件擬出兵台灣，西鄉被任命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雖木戶孝允與英美公使等反對出兵，但西鄉仍執意強行，5月22日登陸台灣，攻打牡丹社。10月與清廷和議成立，自清取得賠償銀50萬兩及認為出兵乃「保民義舉」，企圖一舉解決琉球歸屬問題。1877年西南戰爭時並未加援其兄西鄉隆盛。其原屬陸軍，後轉任海軍，1885年任海軍大臣，後任歷代內閣之海軍大臣、內務大臣等，為薩摩海軍之巨頭、軍界及政界之重鎮。 土地制度的改革，就不能不涉及到地租改革。明治元年十二月，維新政府明令規定一般農村土地屬於農民所有，對以往由於種種限制，連是否還有所有權這一點的疑問，明確了土地所有的觀念。後來，又承認貨幣地租，允許自由耕作田地，逐漸解除了束縛農民的封建桎梏。五年二月，撤銷了寬永以來土地永世不得買賣的禁令，規定產權轉移時只要交付地契就承認其私有財產。在這個基礎上，政府著手改革地租，六年七月，發布上諭和地租條例，付諸實行。改革的要點是，把課稅標準從原來的按產量改為按地價徵收；地價是根據當地的耕地、宅地的等級而定，同時還斟酌收穫量、穀物市價和金融情況等各項條件；稅率一律定為地價的3%，不依年景好壞而有所增減；廢除繳納實物，改為繳納貨幣；並規定地租由土地所有者繳納等等。這樣，政府就能保證每年徵收一定數額的地稅，使財政基礎得到顯著的增強。但是，在農村，資本主義土地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富裕地主日漸富裕，而零星的佃僱農的生活，卻越來越困難。地租改革始於明治六年（1873），於十四年（1881）十二月結束，是一項規模巨大的事業，其間曾出現過農民的反抗，和歌山、茨城、三重等縣農民以租額不公正為理由發生了騷亂（九年，1876），因此，明治十年（1877），把稅率減為2.5%。[2] 軍權的確立，也是廢除封建制度的一個原因，同時也是其結果。有識之士早就痛感，王政復古的同時，兵馬軍權也應該收歸朝廷。但是，當時各藩都擁有自己的藩兵，而朝廷卻無一兵一卒，因此實行起來相當困難。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閏四月，政府發布陸軍編成法，規定每一萬石祿米徵召兵員60人，其中十人征作京畿常備軍，其餘可留在藩內，但是這一規定並沒有實行。到舊長州藩士大村益次郎就任兵部大輔後，制定了解散藩兵，實行徵兵制、設置兵學寮和陸軍駐屯地等改革軍制的根本計劃，但由於受到該藩保守派士族的襲擊，沒能付諸實行（大村於明治二年九月受傷，十一月卒）。明治三年（1870）夏，山縣有朋、西鄉從道從歐洲視察軍制回國，有朋任兵部少輔，從道任兵部權大丞，制定徵兵規則，並發出布告，全國不論士族、庶民，每祿米一萬石徵召五名壯丁，並命令各藩陸軍改為法國式兵制，海軍改為英國式兵制。但是這些命令，也都沒有超出布告的範圍。政府真正擁有自己的兵馬，是始於明治四年（1871）二月，那時為了堅決實行廢藩置縣，準備武裝力量，從薩摩藩徵集了步兵四大隊、炮兵四隊；從長州藩徵集了步兵三大隊；從土佐藩徵召了步兵二大隊、炮兵二隊、騎兵二小隊，共一萬人，稱為親兵。既然決定廢藩，藩兵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以就在這一年八月，政府制定了東京、大阪、鎮西（小倉，今熊本）、東北（石卷，今仙台）四鎮台制，分別駐紮常備軍，把全國城郭、武器、艦船都移交兵部省掌管，完全掌握了全國的軍權。明治五年（1872）二月，廢除兵部省，改設陸軍省和海軍省，十一月頒發募兵詔書，明確了徵兵總方針，次年一月，發布徵兵令並著手實行。同時也在原來的四鎮台基礎上，增加兩個，成為六鎮台（東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新政府的軍制，至此完全確立。關於徵兵制的採用，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板垣退助認為，日本的國情與歐洲不同、主張採用英美式的義勇兵制；而山縣有朋則根據其在歐洲視察的體會和幕末長州藩由庶民募集的奇兵隊的成就，堅持徵兵說，最後實行了徵兵制。由於徵兵制的實行，士族失去了職業，也失去了作為特殊身份存在的意義；封建制的廢除，可以說因此而得到了最後的完成。 板垣退助像 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第一個政黨自由黨的創立者，土佐藩出身。1860年參加藩政，主管軍事，後率兵勤王倒幕。1868—1873年在明治政府中任職。1875年創立愛國公黨，並建議成立民選議院。1878年創辦教授民權學說的學校，從而以日本的「盧梭」聞名。1881年成為自由黨領袖。1887年封伯爵。1900年退休。他常發表時論，主張社會改革。 岩倉使節團成員 新政府任命外務卿岩倉具視為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等人為副使組成訪歐使節團，在國內政情還不穩定的時候選拔政府首腦和骨幹訪歐，足見新政府的氣魄和力量。 岩倉使節團於明治六年（1873）歸國，認識到歐洲文化的發達和國力的富強，決心讓日本儘早躋身於這些先進國行列，當他們在國外訪問期間，國內的武斷派策劃征韓，並已經通過閣議做出決定，岩倉對此堅決反對，成功阻止了征韓。 調整對外關係 明治初年，日本改革國內體制，正式進入國際社會，其他國家也歷經了不次於日本的變革和困難。英國在維多利亞女王治下出現了格萊斯東（W.E.Gladstone）和迪斯累里（B.Disraeli）等著名的宰相，迎來了空前的繁榮，但卻苦於統治愛爾蘭的困難；美國在文久元年（1861）到慶應元年（1865）的南北戰爭結束以後，忙於整頓內政；俄國通過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8），重提受挫的南下計劃，成為巴爾幹半島上泛斯拉夫主義運動的盟主，忙於扶植當地的親俄勢力；法國則由於在普法戰爭（明治四年，1871）中戰敗而一蹶不振；德國與義大利正在逐步完成其民族國家的統一（德國為1871年，義大利為1870年）。各國就這樣都在忙於加強國內的統治和同外國的交涉，沒有充分的力量顧及東方。日本正是利用這一間隙，在沒有受到外國大規模干涉的情況下，順利地實現了推翻幕府和王政復古的工作，可以說是相當幸運的。新政府希望趁勢能夠自主地處理以後的對外關係。 伊藤博文像 伊藤博文（1840—1909），長洲藩人，幼名利助，後改俊輔，又改博文，號春畝。早年受開國論影響，拜「學兵習儒，兼及洋學」的吉田松陰為師，參加「尊王攘夷」、「開港倒幕」活動，明治政府成立後累遷要職。70年代後期「明治三傑」相繼故世後，他很快成為日本政界頭號實權人物，曾四次組閣，四任樞密院議長，是明治天皇最信賴的重臣。率領準備制定日本憲法的使團前往歐洲學習西方的民主模式。在日本的西化進程中是一個關鍵人物，自1886年至1901年間，他數次出任日本總理大臣。 前面已經講過，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正月，發布了開國和親的布告，闡明了外交總方針；同年閏四月，設置了專任官廳——外國官一職，次年又將其改為外務省，由澤宣嘉任外務卿，明治三年（1870）制定了駐外使臣制度。根據幕府安政五年（1858）與外國締結的通商條約規定，可以在明治五年（1872）七月進行修改，由於通商條約中有喪失關稅自主權和不平等的治外法權等內容，新政府很早就有意要加修改，因此，政府內部有人主張應當藉此機會進行條約的修改工作。但是，也有另一種意見，主張慎重，認為根據當時的日本國情，匆忙從事修改，反而不利；目前，應先致力於整頓和發展國內文物制度，以為日後的修改打下基礎，因此主張應派遣使節訪問各締約國，聽取對修改條約的意見，並調查各項有關事項，這就是所謂慎重論。朝議決定採納後一種意見，派遣了以修改條約為最終目標的訪問歐美使節。明治四年（1871）十月，廢藩置縣已告結束，也就是內政方面已告一段落，新政府便任命外務卿岩倉具視為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等人為副使；另外從政府中選拔中堅優秀幹部擔任理事官和書記官。在百事草創，國內政情還不能說十分穩定的時候，選拔政府首腦和骨幹組成這樣一個使節團，說明政府對此多麼重視並寄予多大期望，因此有人認為，政治的重點似已從國內移到了國外。使節一行十一月從東京出發，首先到了美國，受到意外的優待，於是打算立即開始修改條約的談判，為取得全權委任狀，決定讓大久保和伊藤兩位副使回國一趟，政府授予了他們全權委任狀，但是在此期間和美國的談判[3]，進行得並不像想像的那樣順利，於是便把修改條約的談判，按當初預定的那樣推遲到以後進行。使節從美國到了歐洲，在各地都受到優待，出色地完成了訪問和調查的目的，於明治六年（1873）九月歸國。使節們通過這一次訪問，再次認識了歐洲文化的發達和國力的富強，決心讓日本也儘早躋入這些先進國的行列。但是，當他們在國外訪問期間，國內的武斷派卻策劃征韓，並已經通過閣議做出決定，就等岩倉回國後，付諸實行。岩倉對此表示堅決反對，終於成功地阻止了征韓。然而武斷派參議們卻以此為理由辭去了職務，造成了政府的大分裂，改變了政府內的勢力對比，竟發展到在各地出現流血的騷亂。 日本軍人和德國軍事顧問的合影 圖為攝於1875年的日本軍人和德國軍事顧問的合影。日本士兵身著仿製德軍軍服的歐式制服。當時，許多日本人認為穿歐式服裝是進步的標誌。 給明治初期政治造成重大轉折的征韓論，可以說是在新時代的形式下，在同朝鮮的特殊外交關係的基礎上企圖重新復活幕末攘夷論的舉動。朝鮮與我國，在幕府時代也通過宗氏（宗氏，對馬島領主。傳說系桓武平氏後裔。1246年，宗重尚遵鎌倉幕府之命征討原對馬島領主阿比留氏，遂占據該島領主職位。此後，宗氏家族一直統治該島，直至明治維新時為止。宗氏在日朝關係史上占有較重要地位，明治以前，日本和朝鮮的外交通商貿易，都是通過對馬宗氏進行的。——譯者），維持友好通商關係，但到幕府末期，卻幾乎完全陷於停頓。當時外國船在中國海往來頻繁，有些外國船隻在朝鮮西岸遇難，但由於朝鮮處於鎖國狀態，給外國造成很大不便。慶應二年（1866），法國與朝鮮之間，因在鮮天主教徒受迫害而處於緊張狀態時，幕府曾準備遣使到朝鮮，曉以世界大勢，並勸其開國；但在這一計劃還沒有實現的時候，就實現了大政奉還。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新政府令對馬藩主宗義達把王政復古的消息告知朝鮮政府，並著手刷新日鮮關係，但朝鮮國內排外思想頑強，以致對跟外國人交際的日本，也抱有很大反感。他們因日本的國書中，出現有「皇」、「奉敕」等過去沒有的字樣，便以違反先例為由而拒絕接受，甚至對外務省派去進行說明的官員也拒絕接待，聲言一切交涉，必須通過宗氏才能進行。岩倉具視出使歐美後擔任外務卿的副島種臣，於明治五年（1872）八月派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到朝鮮，企圖打開對朝交涉的困難局面，但朝鮮仍不理睬，甚至斷絕了幕府時期以來同宗氏貿易場所釜山日本館之間的交涉。於是朝野上下議論紛紛，認為對朝鮮這種無禮態度，不能漠然視之，必須以武力嚴懲朝鮮；建立正常國交，防止外國侵略朝鮮，以確保日本的安全。由於當時岩倉、大久保、木戶等文治派政府首腦正出國在外，政府完全由偏激勢力領導，在他們控制下的國內輿論，又鼓勵這樣做。新政府內土佐、肥前藩出身的人，本來就對薩摩、長州派的優越地位心懷不滿，希望能在朝鮮戰爭中建立功績，藉此推翻薩摩、長州派的優越地位。此外，由於廢藩置縣和徵兵令的實行，全國士族失去了往日的特權身份和固定職業，掉進了淪落失意的深淵，他們希望能夠藉此機會重新走上提高身份的道路。這些士族真心實意地支持征韓論。總之，它集中地反映了所有對維新政治的反抗，正如在幕末，所有反幕和討幕論都集中表現在攘夷這一點上一樣。參議西鄉隆盛（西鄉隆盛（1827—1877），明治初期的政治家，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出身於鹿兒島的薩摩下級藩士家庭，號南洲。文久年間參加尊皇攘夷運動，元治元年（1864）第一次征長之役後，就盡力導致藩論於倒幕方面，慶應二年（1866）促成薩長同盟成立後，即奔走於王政復古，倒幕工作。明治政府成立後，出任參與、參議，近衛軍都督。明治六年（1873）因其所主張的征韓論，沒有被政府接受而下野，回鄉在鹿兒島舉辦私學校，訓練子弟兵。十年（1877）二月，舉兵反抗政府，這就是有名的西南戰爭，九日逝世。——譯者）主張再一次向朝鮮派出全權大使進行談判，如果不成時就以武力解決。並自告奮勇擔任這一使節，副島種臣看（副島種臣（1828—1905），明治初期的外交家，佐賀縣人。明治政府成立後，先擔任參議，明治三年（1870）入外務省，擔任外務卿，曾為解決台灣問題而到中國，六年（1873）因征韓論問題與西鄉等一同辭職，次年提出設立民選議員建議，攻擊政府，並建立愛國公黨。以後又參加政府，任內務大臣。——譯者）、板垣退助，（板垣退助（1837—1910），明治時代的政治家，高知縣人，因戌辰之役有功，任明治政府參議，以後因征韓論問題下野，次年與副島、後藤組織愛國公黨，提出成立民選議院建議，並為自由民權運動而奔走。明治十四年（1881）組織自由黨，任總理，十七年（1884）自由黨解散。他的自由民權運動並不是全人民的，而僅限於上層社會的自由民權運動，因此不久又參加明治專制政府，二十九年（1896）任伊藤內閣的內務大臣，三十一年又和大隈重信共同組閣，仍任內相。——譯者）、江藤新平（江藤新平（1834—1874），明治初期的政治家，佐賀縣人，號南白。戌辰之役任軍監，以後歷任文部大輔、左院副議長。明治五年（1872）任司法卿，為司法權的獨立，改定律令等做了不少工作。六年（1873）因征韓論與政府意見不合而退職，七年（1874）在佐賀率領不平不滿士族舉行叛亂，失敗後被捕殺。——譯者）和後藤象二郎（後藤象二郎（1838—1897），明治時代的政治家，高知縣人。維新前，由於形勢的改變，他曾向藩主提出勸告將軍還政的建議，維新後出任新政府的參議、外務掛、工部大輔等職，明治六年（1873）因征韓論而退職，後與板垣一同提出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二十二年（1889）出任黑田內閣的遞信相，二十五年（1892）擔任第二次伊藤內閣的農商務大臣時，因設立交易所一事受到彈劾。——譯者）等參議也表示贊同，並在明治六年（1873）八月閣議上做出了決定，只等岩倉回國後發表執行。然而岩倉堅決反對，認為當務之急是整頓內政，大久保和木戶等也一致反對。大久保列舉七條反對理由說明徵韓之舉不妥，其中如：俄國有南下野心，而我與朝鮮交兵，將使俄國坐收漁人之利；英國也會藉口是我債權國而干涉我國內政，有使我國淪為另一印度的危險；我國尚未與外國締結平等條約，如英法等國駐兵我國，視我國若屬國，我卻不以為恥，卻獨責問朝鮮，是小不忍而亂大謀，察遠而不察近等等。這些，都是些目光遠大有見識者的話，給反對論大大增添了分量。兩派爭論十分激烈，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無法對之做出裁決，只好託病辭職，岩倉奉敕命代理太政大臣，終於否定了征韓論，撤回派遣全權大使的決議。為此西鄉（舊薩摩藩）、板垣、後藤（均舊土佐藩）、江藤、副島（均舊肥前藩）五名參議辭官下野，岩倉任命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政治家，名俊輔，長州人，曾學于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開始主張攘夷，留學英國後，知道攘夷不是治國之道，從而轉為開國、富國強兵論者。明治十五年（1882）又渡歐，到德國調查憲法。十八年（1885）擔任首任總理大臣，二十一年（1888）轉任樞密院議長，起草憲法草案，二十五年（1892）再度組閣，三十三年（1900）擔任政友會總裁。三十七年（1904）日本併吞朝鮮後，任統監，四十二年（1909）為朝鮮志士安重根擊斃於哈爾濱車站。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軍事法西斯專制統治的基礎，大部分是由他所奠定的。——譯者）、勝安芳和寺島宗則為參議，政府陣容為之一新（明治六年十月）。 征韓論之圖 征韓論爭造成了明治政府的大分裂，後來發展到在各地出現流血騷亂。 授憲給黑田清隆 《帝國憲法》發布典禮上，天皇授憲法與內閣總理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 由於停止征韓，使原土佐、肥前藩出身的參議各有兩名離開了政府，這樣，薩摩、長州出身的人在政府中的比重，有了顯著的增加，儘管說這種現象，在廢藩置縣後的政府中，早就是明顯的現象，但到這時候，薩摩、長州專制的藩閥政府面目，越來越暴露無遺。而且政府也有意識地加強了專制，這年十一月新設置了內務省，由參議大久保利通兼任內務卿，掌管全國的治安；明治七年（1874）—月，又使警視廳隸屬於內務省。在另一方面，因停止征韓而心懷不滿的人們也以各種方式，積極的或消極的反抗，在全國各地爆發出來。明治七年一月，岩倉在從赤坂城門退朝回來的路上遭到舊土佐藩出身的九名軍人襲擊而負傷，他們是因為岩倉阻止征韓，感到憤慨，才出此舉。同年一月，下野的五名參議中，除西鄉以外的四人與前東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剛從英國回來的小室信夫、古澤滋以及岡本健三郎四人聯名向政府提出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書。大意是，現在的政權既不在帝室，也不在人民，而獨歸有司，大有官僚專制之弊，應集天下之公議，使政府與人民融為一體，以職掌政治，為此，設立民選議院已屬當務之急。他們還建立了政黨——愛國公黨，這是在我國建立政黨的開端。在名為「愛國公黨本誓」的該黨綱領中說，人人都有天賦的權利，要利用和保護這種權利。鮮明地表示出天賦人權論的精神。這年二月，江藤新平在舊肥前藩士族的擁護下，在故鄉佐賀發動了反政府的叛亂。當時政府擔心它會成為引發其他反政府情緒的導火線，但由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處理迅速，叛亂得以在短期內平息下去，沒有發展成全國性事件（佐賀之亂）。江藤新平曾為建立新政府的司法制度做出很大貢獻，編纂了《新律綱領》（明治三年發布）、《改定律例》（六年發布）等刑法典，並擔任最早的司法卿，為司法權的獨立及改革司法部門職務制度等工作鞠躬盡瘁，但由於這次叛亂而被定為謀叛罪，根據他自己制定的刑律被處以梟首的極刑。 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及其群僚 明治三十八年（1905）伊藤博文從韓國歸來後留影，前排從左依次為伊藤博文的嗣子博邦夫人加滿子（左一）、山縣有朋、梅子夫人、伊藤博文、澄子夫人。 對於不斷高漲的反抗政府專制的浪潮，政府採取了兩種對策。一是木戶孝允策劃的發布議院憲法，二是大久保利通計劃的征討台灣。木戶在政府內代表長州閥，與代表薩摩閥的大久保處於對立的地位，但他很早就抱有公議眾論思想，不喜歡政府的專制化，在訪問歐洲回來後，立即向當局力陳制定憲法的必要性。當時並沒有顧及他的主張，但是現在板垣等提出了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於是民眾輿論高昂起來，成為反政府運動的強大力量。他有鑒於此，打算採取妥協辦法，以緩和反對者的攻勢，才提出了發布議院憲法的建議。明治七年（1874）五月二日發布了這個法案。議院憲法的內容，是以五條誓文為基礎，召集全國人民的代表，以公議眾論的方式制定法律。首先召集地方長官，代表人民設立協同公議會議。這個會議的性質，是天皇的諮詢機關，議事進行的方法等均採用西方議會的方式，基本上具備了尊重公議的形式。另一方面，大久保利通則與此完全不同，主張用征討台灣的辦法來轉移心懷不平士族們的視線。由於朝議通過了這一方案，所以地方官會議便暫緩召集了。為敘述征討台灣一事，必須先講一下與清國進行外交談判的過程。 井上馨像 井上馨（1844—1895），政治家，字梧陰，出身於熊本藩士家庭。維新後進入司法省，擔任法制局長。明治時期多數法律文稿的起草、審查均出其手，特別是憲法及皇室典範令等的起草，審議。樞密院的設立，也是他的提議。 日本與清國之間，在整個幕府時代，都進行著有限的通商。幕末時期，長崎奉行與上海道台之間的地方性交涉，日見頻繁，明治政府感到有必要與清國締結平等條約，建立近代化的關係，所以於明治三年（1870）八月，首先派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到清國進行預備談判。次年四月，任命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全權大臣，赴清國締結條約。締約談判幾經周折，終於在七月末簽訂了日清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等，基本上建立了日清平等的通商關係。但是以後日本又發生了要求修改這一條約的問題，把批准換文一事拖延下來。由於恰逢此時發生的征討台灣問題不容延緩，遂任命外務卿副島為特命全權大使，於明治六年（1873）二月赴清，四月雙方批准換文。這時副島種臣謁見清國皇帝，沒有按要求行跪拜禮，而代以三鞠躬禮，這恰如15年前哈里斯謁見幕府將軍時的情況一樣。在這一點上，日本比起清國來，還有一日之長。 當時外務卿副島所負的另一使命，是刺探了解清國對台灣蠻地所屬問題上的見解。而且打算以這一見解為根據，使征討台灣合法化。台灣由於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歷來為來到東方的西方人所深切關心，1858年（安政五年）英同與法國共同要求開放台灣的打狗、（高雄）基隆等港口；1860年（文久元年）普魯士船來台灣探險，並炮擊南部蕃人部落；1867年（慶應三年）美國軍艦為報復蕃人的慘殺事件，炮擊南部蕃人部落等事件不斷發生。清國經常以蕃地、蕃人乃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理由，避免追究其責任。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日本也有琉球人66人漂流到台灣，為蕃人殺害，生還逃歸者僅12人。琉球自慶長以來，就是島津氏的領地，幕府也曾加以承認。但在另一方面，琉球又向明、清朝貢，並奉其正朔，成為同時屬於日中兩國的局面。明治政府則確認琉球為日本屬地，廢藩置縣以後，把它劃歸鹿兒島縣，不久又封琉球國王尚泰為琉球藩王，並把他列為華族，同時發出通告說，日本政府將繼承幕末琉球與美、法、荷三國單獨締結的條約義務，各國對此並無異議。因此琉球人的被害，當然是日本所應關心、過問的事情。當外務卿副島就此問題責問清國政府時，其回答與對其他國家一樣，即對化外之民不負責任。這年（明治六年三月）又發生了四名備中小田縣人漂泊到台灣東南遭到蕃人掠奪的事件。於是與清國政府的化外說相呼應，朝野間征討台灣的呼聲日益高漲。對此外務卿副島認為，把無主野蠻的人民變為文明人民，是文明國家的權利與義務；這個任務，首先應該由清國承擔，然而清國自己放棄了這一任務。那麼下一個應該承擔這一任務的國家，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就是日本。日本徵討台灣，使其沐浴文明教化，是文明國家義不容辭的任務，這是國際公論所允許的。但副島由於征韓中止而下野，以致未能親自實行征台。大久保利通因停止征韓，深恐國內發生動盪，便把征台提了出來，想藉此使士族階層中鬱積的憤懣發泄出來。由於它比征韓更師出有名，戰爭的規模也較小，無須顧忌各國的干涉，所以原先反對征韓的人，除木戶以外，也都表示贊成。明治七年（1874）四月，政府發出征檯布告，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事務總督，率兵3658人出發征台。並在正院設置台灣蕃地事務局，由參議大隈重信擔任長官。 吞併琉球 琉球漁民被誤殺一事引發日清爭議，軟弱的清政府被迫簽訂《中日北京專條》，承認日本侵台是「保民義舉」，為日後日本正式吞併琉球提供了口實。 然而，政府認為不會發生的各國干涉，這時卻發生了。事前，政府已和美國公使打過招呼，並請其推薦美國顧問（日軍侵台時，曾請美國人李仙得（C.W.Le Gendre1830—1899）擔任顧問，參與策劃。李仙得，美國外交官，曾任駐廈門領事，後任朝鮮外交顧問，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幫助日本侵略中國。——譯者），僱傭美國船隻運輸兵員，這些都成功了；但正趕上美國公使換人，新公使認為此事不妥，拒絕美國人及美國船參與。英國、俄國等也對此表示懷疑。政府十分驚訝，決定停止征台，大久保急忙趕到長崎，向西鄉都督傳達了這一情況，可是西鄉不聽，仍進兵台灣，揚言如果政府停止征台，我就開小差去干。對蕃地的征討工作沒有遇到多大障礙，抵抗最頑強的牡丹社，最後也投降了，並迫令答應今後要保證漂流民的安全。這時清國認為外國的態度對它有利，便提出台灣是清國的領土，日本事先沒有通告就出兵台灣是不當的，要求日本撤兵。為此駐清公使柳原前光多次與清國政府交涉，但毫無結果。政府認為事態嚴重，唯恐國內輿論鼎沸，增強對政府的不信任，於是派大久保利通作為全權辦理大臣赴北京與恭親王談判。談判進行得極不順利，大久保已決意返日，這時央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調停，才在眼看破裂之時達成了協議。清國承認日本徵台為義舉，支付白銀50萬兩作為被害難民撫恤費和在台設備費，並保證今後加強對蕃民的管理（關於明治初年，日軍侵台的事，著者雖提出是明治政府企圖借對外侵略，轉移國內心懷不平的士族的憤懣。但這種分析是不夠的。何況著者在敘述時，有不少歪曲史實之處，現在摘引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有關部分如下：1868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變法維新，開始對華侵略。1873年（同治十二年），日政府藉口前琉球船遭風到台灣，被高山族劫殺數十人，向清政府交涉。清政府稱：「二島俱屬我土，土人相殺，裁決固在我，預貴國事？」日使無言可對，摘引答辭中有：「生番化外，我政府未便宰治。」這句話，曲解為台灣番地不屬中國版圖。1874年（十三年）出兵三千人進攻台灣。日本當時還是貧弱小國，它敢於輕率動武，是事先取得美國的援助。美國李仙得替日本當主謀參贊軍事；美國花旗公司牛也克號等輪船替日軍運輸，美武官且助日軍攻擊台灣。這顯然是西洋侵略者自己將要掠奪，讓日本首先侵入台灣，試探清朝的態度。日軍攻番社（高山族的村社），被高山族據險擊，退守龜山，設都督府及病院，修橋築路，意圖在台灣盤踞。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陸海軍到台，兵力遠勝日軍。英、美、法公使出面調停，代日本要求兵費二百萬兩。沈葆楨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漸怯，我但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又通知李鴻章：「不必急於行成。」李鴻章也明知：「日船非中國新船之敵。」「中國兵將之眾，斷不畏彼三四千人。」但英美各抱野心，美國軍事上露骨的助日。英使威妥瑪口頭上橫蠻恫嚇，迫使李鴻章決計屈服，令守台軍不准「開仗啟畔」。1874年，清朝與日本訂立北京專約，承認「台灣生番將日本國屬民殺害」，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等於承認五百年來忠實的藩國琉球是日本的屬國，又賠償日本兵費五十萬兩（上編第一分冊，234頁）。——譯者）（明治七年十月）。征台一事，政府起初並未重視，結果卻招來意外嚴重的局面，幸好沒有導致最壞結果，這可能是由於各國對日本這個國際社會的幼兒心懷同情的緣故吧。值得注意的是，統兵的將軍居然不服從政府方針的變更，擅自率兵出征，這已經露出了後來軍閥飛揚跋扈的萌芽。 日軍侵略台灣圖 1871年，一艘琉球漁船遇颶風，漂至台灣南部海岸，漁民被高山族人誤殺，1874年，日本以此為藉口武力侵台。 政府企圖通過征台緩和士族階層的不滿，這個目的可以說並未達到。各地都充滿了不穩的氣氛，板垣的自由民權運動在這時益見高漲；明治七年（1874）四月，他在土佐創辦立志社，在同鄉間鼓吹自由民權思想，八年（1875）二月在大阪設立愛國社，企圖把各地出現的自由民權團體聯合成全國性組織。而西鄉隆盛在鹿兒島開辦私學校，向門下弟子傳授軍事學，準備積蓄力量從事反抗政府活動。同時，征台之舉，致使政府失去了長州閥的代表木戶孝允的支持，政府成了薩摩閥大久保的專制政府，這種色彩越來越濃厚，到了必須採取某種方式來加以彌補和強化政府的時候了。大久保打算請木戶回來，而伊藤博文和當時已下野待在大阪的井上馨（井上馨（1844—1895），政治家，字梧陰，出身於熊本藩士家庭，維新後進入司法省，擔任法制局長。明治時多數法律的起草、審查均出其手，特別是憲法及皇室典範令等的起草，審議。樞密院的設立，也由於他的提議；教育敕語等明治時代一些重要法令的起草、公布也都和他有關，是明治專制政府中，最冷靜的理論家。曾任文部大臣，樞密院顧問官等職。——譯者）則策劃把板垣也招來，依靠長州和土佐合作來牽制大久保。在伊藤和井上二人的斡旋下，大久保與木戶、板垣在大阪舉行了會談（明治八年二月，大阪會議），以今後政府要逐步建立立憲政體為條件，恢復了二人的參議職務。明治八年（1875）四月十四日，下詔逐步實行立憲，廢左、右兩院，設立元老院和大審院，改革官制，實行地方官會議等等。元老院代替以前的左院掌管立法，議官與左院一樣由政府任免。參議勝安芳、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等二十多人擔任元老院議官，七月舉行了開院典禮。司法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司法和政治分離，大審院作為最高裁判所削弱了司法卿的裁判權。大審院設立後，撤銷了原來的司法裁判所，在東京、大阪、長崎、福島設上等裁判所，作為不服府縣裁州所的判決時上訴複審的地方。地方官會議以原來木戶制定的議院規則為依據，六月在東京召開，木戶親任議長。其議題是：修建道路、堤防和橋樑等，建立地方警察、地方民會、救濟貧民、設立小學校及保護法等等。關於地方民會，決定先討論地方府縣的區長、戶長等旁聽者的建議，多數通過後再召開區長、戶長參加的府縣會和區會。元老院相當於上院，地方官會議則相當於下院，通過這些辦法以使立憲宗旨得以逐步實行。 然而立憲道路上也充滿了荊棘，板垣在任僅八個月便以意見不合，而於明治八年（1875）十月辭去參議職務，木戶託病於九年（1876）三月辭去參議，就任內閣顧問的閒職，於是大阪會議通過的補救、加強政府的措施落得一場空。大久保在政府內的比重，仍然很大。民間反政府情緒和士族階層的不滿絲毫也沒有平息。八年（1875）六月，政府發布誹謗律，修改新聞條例，用法律來取締反政府的言論。明治九年（1876）《朝野新聞》記者成島柳平、末廣重恭等三十餘人因觸犯該法受到處罰，被禁停止出版的報章雜誌有《評論新聞》、《草莽雜誌》等幾家。當時主辦報章雜誌的，都是士族，而且很多是對薩摩長州懷有強烈敵意的幕府舊臣。初期他們只是通過報紙發揮文明開化的啟蒙作用，但隨著政府的藩閥化和士族階層的不滿，就逐漸轉向政治問題上，發表激烈的反政府言論。政府唯恐這些報紙在社會上引起反響，終於對其進行了強制性管理和取締。但是這種鎮壓，只能激起更大的反抗，這在古今中外概無例外。明治九年以後，以不平士族為中心的地方騷亂有增無已，發展到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戰役，達到了頂峰。有關這些，將在別的項目中敘述，這裡只談一下與本項主題有關的兩三件外交事件。 征韓論以後，日本仍向朝鮮派遣使者，希望實現修好，但是他們不答應，而且排日思潮越發高漲。明治八年（1875）九月，日本軍艦雲揚號在開往清國牛莊途中，想在江華島加水和燃料，不意受到該地守備軍隊的炮擊。政府立刻派軍艦到釜山，以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九年（1876）二月，派特命全權辦理大臣黑田清隆（黑田清隆（1840—1900），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原薩摩藩士，新政府成立後，先擔任開拓次官，後升為長官，從事於北海道的開拓經營。他主張用全力開發北海道，放棄樺太島。江華島事件發生後，以全權大臣名義赴朝鮮，訂立了江華條約。由於其有薩、長兩閥作為背景，並深得伊藤博文的信賴，所以長期在政府中任職。明治二十一年（1888）繼伊藤出征第二屆內閣的總理大臣。——譯者）、副大臣井上馨赴朝鮮，責問前年來拒絕聘使和江華島炮擊事件。最後，締結了成為懸案的友好條約。根據條約，承認朝鮮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除釜山外開放元山、仁用兩港；互相派駐外交使節等等（江華條約）。朝鮮一直敬仰清國為上國，處於半附屬狀態，現在它向世界表明自己是獨立國家，因此，這個條約意義很大。另外，政府在派遣全權代表時，向各國使臣說明了目的，求得諒解；特別向美國公使說明，這正如佩里來到下田一樣，是為了以和平為目的而締結條約的。公使向使節贈送了《佩里遠征日本記》一書，這成為日本外交在成長中的一段有趣的插曲。 這個時代還解決了北方的日俄邊境問題。從幕府時代以來，劃定日俄國境，經常發生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明治政府繼承的是一個暫定協議，規定千島自擇捉以南為日本領土，得撫以北為俄國領土，庫頁島為兩國雜居之地。政府打算開拓蝦夷地，以作為經營北方的基地，明治二年（1869）降服了五稜郭的叛軍，那裡平定以後不久，就下令在箱館府置開拓使（七月），改蝦夷地的名稱為北海道，劃分為渡島等十一國，並劃定了郡（八月）。開拓使請美國農商務局長蓋普倫（Horace Capron）為顧問，並從歐、美各國招聘了許多學者和技術人員，制定了開墾全島的計劃，盡力招撫土人，並獎勵內地人移居。明治七年（1874）七月，招募奧羽士族組織屯田兵，使之擔任警備與開墾的工作。任命開拓次官黑田清隆為陸軍中將兼開拓長官，總理屯田事務。 庫頁島方面，慶應四年（1868）閏四月，設立箱館府時，曾令該府署理判事岡本監輔率官吏十餘人和農、工百姓二百餘人赴楠溪，在該地建立公議所，負責招撫當地土著居民和維持治安，還把此項做法通知了俄國。當時俄國人也正熱衷於南下，以致日本的權益屢次面臨著受威脅的危險。英國生怕俄國人的南下勢力，威脅到其遠東政策，對俄國勢力伸入日本北部，感到恐懼，因而建議日本政府，毋寧放棄庫頁島而堅守北海道。明治二年（1869）八月，政府派外務大丞丸山作樂赴庫頁島，在當地與俄國人談判，他深知除以兵力對抗俄國以外，沒有其他辦法，迫切希望政府採取強硬措施。然而政府卻持慎重態度，企圖通過外交談判加以解決，委託美國公使從中斡旋，但並無結果。明治三年（1870）二月，政府新設庫頁島開拓使，七月委託開拓次官黑田清隆全權處理庫頁島事務，令其駐在該島，但他在當地與俄國人幾經交涉後，回京卻主張放棄庫頁島。後來，外務卿副島制定了收買庫頁島的計劃，與俄國人進行談判，但仍沒有進展；黑田出訪歐美回來後，又上奏要求放棄庫頁島，主張以經營庫頁島的力量來開拓北海道。這樣政府內部主張放棄論的逐漸加增，明治七年（1874）三月將當地僑民全部撤離，遷至北海道，命駐俄公使禝本武揚在彼得堡就這一問題進行談判，明治八年（1875）五月達成協議（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大要是，以宗谷海峽為界，庫頁島全部歸俄國領有；而千島群島則全部歸日本領有，以占守海峽為界；日本政府在庫頁島所有設施代價，由俄國方面補償；承認日本人歷來在鄂霍茨克海和堪察加的漁業權利等等。庫頁島土名叫薩哈林、莫濟里（平原而波狀起伏之島），日本人稱為樺太，其語源可能出於稱呼異民族的「唐人」一詞的發音，江戶時代末期與俄國人交涉頻繁以後，將其稱為北蝦夷，明治初期又恢復「樺太」，漢字則用柯太、樺太等表示，明治二年丸山作樂去該島後定為樺太。 日美友好通商條約 1858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依約日本增開神奈川、長崎、新潟、兵庫等四港及江戶（今東京）、大坂（後稱大阪）兩市；美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等。 其次是琉球。政府認為由於征討台灣的正當性業已得到承認，所以琉球的歸屬問題，也已自然解決。明治七年（1874）七月，把琉球藩的管轄權由原來的外務省移到內務省，逐漸與其他府縣同等對待。但琉球仍不放棄同屬日中兩國的態度，繼續向清朝派遣朝貢使。即使遭到日本禁止，仍不加改變。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政府下令廢琉球藩設沖繩縣，並任命了新縣令，命藩主尚泰住在東京。當時，清國主張琉球是清國的外藩，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日本也不讓步，雙方意見完全對立。清朝委託在漫遊世界途中來到東方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S.Grant）居間調停，格蘭特趁遊歷日本的機會，聽取了日本方面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充當非正式調停。[4]據此，日本於次年（1880）把琉球分成兩部，以宮古、八重山兩島讓給清國，作為代價，清國按與歐美各國訂立的條約規格修改明治四年的日清通商條約。清國對這一解決方案已基本同意，但簽字時又提出異議，致使協議未能成立。 小笠原群島的歸屬問題，也是這時候決定的。據傳，該島是文祿二年（1593）小笠原貞賴發現的，江戶幕府很早也對該島進行了探險工作，但此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進行開拓，只靠漂流民傳說這麼個島子。隨著歐美人頻繁來到日本周圍，該島的存在就受到了他們的注意。文政十年（1817）英艦勃洛遜號（Blossom）發現該島，並宣言加以占領；美國人薩布利（Nathaniel Savory）就在該島上積極從事開拓。佩里來日本時也宣言占領該島，並計劃在此設立貯煤所。這樣，使幕府對之不能再置之不問，文久元年（1862），派遣外國奉行水野忠德等人收回該島，並從八丈島移植大約三十名居民到該島從事開墾。明治時期，各國又提出該島歸屬問題，因此政府著手開墾，並於明治八年（1875）遣使再次宣布收回該島，十三年（1880）與伊豆七島一起置於東京府管轄之下。 確定以往不明確的周圍邊界，對作為一個新型近代國家的日本來說，是必須要做的整頓外形的工作。政府能夠在內外事務繁忙之中，比較正確地貫徹自己的外交方針，這是與當事者的巨大努力分不開的。至於內政的治理，不用說，也在這同時，開始在廣泛的領域中，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內政方面的情況，前面已按時間的先後，有過敘述；下面再來看一下到明治十年西南戰役為止的整個經過，然後再按經濟、教學等內容分別加以敘述。 琉球王 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統一琉球，定都首里城，是為琉球王國的開始。明洪武五年（1372），琉球附屬中國。萬曆三十七年（1609），日本南部的薩摩藩侵略琉球，並背著德川幕府私自吞併琉球。 反政府的武力行動 明治九年到十年（1876—1877）西南方面的地方士族多次發生騷亂，這是明治初期以來政府面臨的最後一次反政府武力行動。鎮壓了這些騷亂以後，政府的基礎，才開始得到鞏固，企圖以武力顛覆政府的思想，已完全不復存在了。維新政治，才可以說名符其實地得到了實現。 明治政府最初面臨的反政府武力行動，當然是舊幕府從關東到東北廣泛進行的反抗。但是這種反抗，不如說是政府方面自己惹起的，是政府為鞏固自身的基礎，而採取的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手段；它同後來政府面臨的來自外部的、意想不到的反抗運動應該是有所區別的。後來的反抗運動是在姑且承認政府的基礎上，對新政策表示不滿的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行動，它包括初期反對開國和親的攘夷論者的暗殺政府要人；對劇烈的改革心懷不平的華族士族所策劃的顛覆政府計劃；農民反對新政府的暴動和騷亂，以及士族從政治、經濟、思想等各種角度出發反抗政府的武裝起義。 西南戰役的主將西鄉隆盛 明治政府所實行政策嚴重地損害了士族的利益，被看成士族領袖的西鄉隆盛因「征韓論」失敗回鄉，使士族對中央政府更加憤怒。1877年西鄉在鹿兒島起事，西南戰役敗北，最後的武士西鄉隆盛切腹自殺。 參與肥後藩士橫井小楠的被刺（明治二年正月），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大村益次郎（1824—1869），明治初期政治家，本姓村田，名永敏。維新時，指揮彰義隊，有功；新政府成立後，即參畫軍務；明治二年（1869）任兵部大輔，主張實行軍政大改革，實行後來的陸海軍建制。因而引起舊藩士的不滿，同年九月在京都遇刺身死。——譯者）的遇難（明治二年九月）等等，都是一心想要攘夷的武士們剷除這些推動政府開化政策中心人物的行動；出於同樣動機，還發生了直接針對外國人的行動，如土佐藩兵刺傷法國人事件（慶應四年（1868）二月堺事件）、襲擊英國公使帕克斯事件（慶應四年二月）等等。這是頑固的攘夷論者不理解政府的開國和親政策所造成的悲劇，這些責任，應由過去不負責任、輕率地揚言要把攘夷作為國內政策手段的人來負。 米澤藩士雲井龍雄因聚眾圖謀恢復封建制而被處斬（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與舊藩士勾結謀反，陰謀暴露後自殺（明治四年（1871）十二月，其同黨有舊熊本藩士川上彥齋）。這些都是奉還版籍、廢藩置縣等新政策施行後，因舊特權階級的社會地位發生動搖而所激起的反抗。 農民起義，在新政府統治後也絲毫沒有減弱，相反地比前代更頻繁。這是因為新政並沒有迅速提高農民生活，地租改革也沒有像想像那樣減輕負擔，更何況只對地主和自耕農有利，對大多數佃農並無利益可言。加上農民意識中的保守性，使他們對新政府的一切新政策、新措施，都引起反感。比如他們要求取消實施徵兵令、施行太陽曆、設置小學校和建立電信設施等新制度；一方面無疑是他們從現實出發，認為這樣做必然會增加農民負擔而提出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士族利用了農民嫌惡新制度的保守性，而從外部進行煽動的結果。因此，隨著士族武裝起義的終結和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農民起義分化為兩個部分。反對政府的農民運動與自由民權運動相結合；而要求地主減租和反對高利貸等運動則隨著農村階級分化的發展，直到後來另行蓬勃發展。 心懷不滿的士族們，自政府內部力量關係的變化、征韓論以及其他政見的不同發生後，就開始了騷亂。其原因是一般士族生活的貧困，對政府迅速開展文明開化等做法的不滿而引起的。最早的大規模行動，是前面提到的江藤新平掀起的佐賀之亂（明治七年二月它是希望征韓和恢復封建制的舊佐賀藩士族，在征韓論被否定後回鄉的前參議江藤新平率領下發動的叛亂，由於是建立在廣大士族階層不滿的基礎上，以持不同政見而下野的前參議為領導，所以對政府來說，威脅是很大的。到明治九年，大阪會議的結果事實上已經落空，政府加緊鎮壓言論自由，專制色彩顯著強化，加上三月發布了廢刀令（廢刀令，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士族都帶刀，明治九年（1876）根據山縣有朋的建議，新政府下令禁止在穿著正式禮服以外帶刀的命令。這是新政府剝奪士族兵權，樹立絕對主義政權的一個措施。——譯者），激起了不滿士族的憤怒。十月，首先在熊本發生了敬神黨（神風連）之亂。由士族太田黑伴雄率領下，二百多人高呼攘夷和神道政治，放火燒毀鎮台府，殺傷司令長官及將士，並襲擊縣廳殺害了官員；由於鎮台兵英勇善戰，次日殺死了賊首，餘黨有的自首，有的逃跑而告結束。（二十四日爆發，二十五日被鎮壓）。事情傳開後僅過兩天，原秋月藩士四百餘人於二十七日又發動叛亂，打出了反政府的旗幟。二十八日，前參議前原一誠又在萩聚集了二百餘人，揭起叛旗，企圖襲擊縣廳。以敬神黨為先鋒陸續爆發的這些騷亂，說明士族已不是政府很容易對付的敵人了。幸虧出動了鎮台兵，很快平定了騷亂。但是圍繞著這種士族人心的向背，形勢仍然很嚴重，這就不能不引起因主張征韓論失敗而下野回鄉的西鄉隆盛，到底是與政府為敵，還是為友這個重要問題。隆盛在故鄉開辦的私學校不斷發展，各地都建立了分校，盛況空前。在這裡學習的少壯弟子們審時度勢，體會隆盛的心情，鼓動隆盛反對政府；而政府對隆盛的舉動早有戒心，嚴加監視，雙方的衝突終於爆發了。明治十年（1877）一月私學校學生衝進火藥庫，搶奪官軍彈藥，並劫掠陸軍屬廠和海軍造船廠，二月拘捕了政府派遣的警察一行，聲言因為他們攜帶密令，前來暗殺隆盛，這些人藉口要就此事進京責問政府，從而發動了起義。隆盛無法控制他們的行動，終於決心舉兵，率陸軍少將桐野利秋、筱原國干以及15000名士兵從鹿兒島出發（二月十五日）。縣令大山綱良把公款捐給他們充作軍餉，並遣使向沿途府縣通報舉兵理由。他們的協助，說明這次內亂的嚴重性。政府派出幾個旅團的軍隊前往鎮壓，雖包圍了熊本城，在植木、田原坂等進行激戰，勝負難分，加上各地不滿士族紛紛起來響應，使政府面臨重大危機。幸而官軍奮力作戰，並具有現代化裝備，終於取得勝利，九月，隆盛等人在鹿兒島城山自盡，持續了八個月的大亂終於被鎮壓下去（西南戰役）。[5] 這次事變說明，就是以維新功臣西鄉隆盛為首，具有素稱精強的舊薩摩藩士族為骨幹的社會、軍事勢力，已不是他們所蔑視的百姓兵武裝起來的政府軍的對手，使全國所有的人都能徹底了解到士族兵已不再能有所作為了。窺測時機以求一逞的不滿士族，不得不完全打消武裝叛亂的念頭，改為靠言論和政治鬥爭的手段去反對政府。政府的基礎更形鞏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的威望分外高漲。另外，在這次戰事中，政府耗費了巨額軍費，增發不兌換紙幣，引起了戰後物價昂貴，造成了企業發展、政府財政的困難。於是時代開始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即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和整理財政，開闢向現代國家穩步發展的道路。就在這時，木戶孝允[6]在西南戰役中病逝（五月），大久保利通於明治十一年（1878）五月遇刺身亡，維新功臣相繼去世，在人事方面，也反映了新時代的到來。 伊藤博文（左二）與芳川顯正（左一）、南貞助（右二）、福地源一郎（右一）在一起研究租金、貨幣制度，並確立了金本位制度。 經濟的革新 封建經濟的桎梏，隨著明治新政府的建立而被陸續打碎。從明治元年到二年間，下令撤除了各藩各道的關卡，取消了限制工商業者自由活動的同業公會（株仲間）特權。向來由幕府和各藩專賣的許多商品，也允許自由製造和販賣了。承認人民的土地所有權，解除了以往束縛農民的禁止買賣耕地和對經營農業及販賣農產品的限制，允許其自由。廢除了成為農民大負擔的助鄉制（助鄉，江戶時代，為了補充和保護驛站，宿驛，將這些驛站附的農村定為助鄉。凡驛站中人馬不足的時候，就從助鄉中徵集人馬補充。雖然說對這些徵集去的人馬，能按規定付給補助，但由於交通量增大、驛站擴大等原因，使助鄉製成了當時農民的一大負擔。明治五年（1872）廢止。——譯者），撤除了口稱國內警備而故意設置的種種交通上的障礙等等。政府在廢除這一切封建舊制度的同時，還效法歐美各國，採用了各種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新政府的領導者從幕末以來的痛苦經驗中，深刻地銘記在心的，是外國的強大武力及其雄厚的財力基礎，一心一意想讓日本也能早日具備這種力量的願望，總結出所謂富國強兵的口號，成了新政府政策的指導思想。從這一點上看，他們採用歐美經濟制度，是很自然的。也正因為如此，明治初期的經濟發展是自上而下完成的，是靠政府的保護、扶植而不是在市民階級本身發展的基礎上完成的，這一弱點是毋庸置疑的。 貨幣制度的改革，是舊幕府以來留下的懸案，是新政府從建成時起就面臨的一個難題。安政時期開始通商以來，由於國內國外金銀比價的懸殊，引起國內黃金流向海外，劣質洋銀流入國內，國內外有識者對此都深感憂慮。可是，幕府並沒有採取根本的對策，只是為了克服眼前的財政危機而發行劣質的二分判、二朱判等金幣和一分判銀幣，結果更加劇了黃金外流和物價暴漲的趨勢。各藩也因苦於財政困難而發行藩札；偽造偽幣，敷衍一時。當時稱這種偽造貨幣為「泥銀」。泥銀隨著幕府的衰亡而充斥社會，官軍圍剿幕兵時，在經濟上卻正是泥銀取代了良質的古金銀時。泥銀品質極差，並且極難鑑別。當時在三都（三都：江戶、京都、大阪。——譯者）的兌換店裡二分判多達十三四種，其中十之七八都是各藩鑄造的偽幣。慶應四年（明治元年）八月，新政府一面下令各藩禁止鑄造偽幣，一面自己卻又按安政以來的型式鑄造發行劣質金銀貨幣，以彌補當時財源的不足，所以禁令並沒有能收到實際效果。但是，政府早就計劃在實現大政一新時，進行貨幣的根本改革，所以採納各有關方面的建議，於明治四年五月發布新幣條例，確立了貨幣政策的總方針。大要是，廢除過去的兩、分、朱等舊稱，改用元、錢、厘的十進位法；貨幣形狀由原來的方形改為圓形；以金幣為本位貨幣，把銀幣、銅幣作為輔幣等等，並由這年二月剛建成的大阪造幣寮開始鑄幣。最初由於金本位制不適用於多銀少金的東方，曾決定採用銀本位制；但由於金本位制是世界大勢所趨，據此又很快進行了改變。並考慮到對外貿易的方便，特鑄造一元的銀幣作為貿易銀幣，只用於貿易方面。然而由於這種金本位制不符合國情，因此，金貨發行以後大量外流，而銀貨卻不斷湧入，所以從明治十一年起，政府也只好承認一元銀幣的一般流通，實際上實行了銀本位制。這樣，本位制雖有些失敗，但明治七年，政府停止了舊金銀的流通，達到了幣制改革的目的。 其次是紙幣，政府剛成立時，為了解救財政困難，採納參與三岡八郎（由利公正）的建議，於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閏四月通告發行紙幣，即所謂太政官札。到明治二年五月為止，共發行了四千八百多萬兩。接著又陸續發行了小額紙幣，如民部省札，廢藩置縣後為彌補財政不足發行的大藏省兌換證券、用作北海道開拓費的開拓使兌換證券等等。但人民由於幕末各藩濫發藩札的痛苦經驗，對太政官札也不信任，致使價值低落，流通困難，加上造法粗劣易於偽造，於是偽幣的流行越發阻礙了官札的流通。明治四年，政府請德國代為印製新紙幣，用來換回舊札，使原來的四種紙幣統一為一種，但其性質不變，仍屬不兌換紙幣。以上是政府紙幣，另外根據明治五年制定的國立銀行條例，還發行了銀行紙幣，這種紙幣原來是可以兌換正貨的，但因銀行利潤少，發行並不理想，便修改了條例，廢除了兌換正貨制度。這樣，紙幣的發行量就增加了，這當然意味著不兌換紙幣的增加。而且政府為支付西南戰役的戰費，又增發紙幣，於是不兌換紙幣便在市場上泛濫成災，明治十四年以後到了必須對紙幣進行整理的時候了。 佐渡金礦 這幅畫描繪了日本礦工在本州北部佐渡島上的礦井下辛勤勞作、挖掘礦石的場景。一些礦工在岩層表面工作，另外一些人在修理支撐隧道的架子，還有的人用水桶和滑輪排除地下水。 幕府時代金融是專由兌換商辦理的，明治政府成立後，就急於建立新的金融機構，向豪商募集資金建立了匯兌會社。除從事存款、貸款、匯兌等銀行業務外，還負責發行紙幣。這種會社在東京、橫濱、京都、大阪、神戶、大津、新潟、敦賀等地建立了八個分社，後來由於國立銀行條例的發布而解散，讓位於國立銀行了。匯兌會社是仿效外國銀行而建立起來的日本最早的銀行，它與「會社」這個譯語的早期用例一起，在明治經濟史上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明治五年發布的國立銀行條例是為了廣泛建立國立銀行，使其作為新的商業金融機構以解救當務之急的；同時還使其負責整理政府發行的不兌換紙幣。但條例實施的結果很不理想，只有第一銀行以下四家銀行開業（第一東京、第二橫濱、第四新潟、第五大阪，第三於開業前解散），而且業務也很蕭條。待改變紙幣發行制度，廢除兌換正貨以後，銀行利潤便上升起來，於是紛紛申請建立國立銀行。到明治十二年，竟達153家之多，以後就禁止開設銀行了。 舊幕府時代的企業幾乎都是個人企業，其中也有像三井組、小野組那樣，由一個家族共同出資經營的企業，但離公司組織還相差很遠。幕末，西方公司組織的知識傳入，為了能在貿易方面和外國進行競爭，有識之士早就感到，必須採用這種公司企業的形式。政府為此建立了上面提過的匯兌會社，用以示範。同時還設立了通商會社，以謀振興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這些會社都處於通商司監督之下，由於有關於會社的知識還很不夠，所以事業並不興旺。後來，隨新通商司的撤銷，會社也宣布解散（明治四年七月）。政府為了普及有關公司方面的知識，出版了福地源一郎的《會社辯》、澀澤榮一的《立會略則》等書。在國立銀行條例里，大體上已樹立了公司（株式會社）的制度。不過，大量設置公司，是在西南戰役結束後進入振興事業時期，這時還完全是準備時期。 東京一橫濱鐵路通車圖 日本資本主義飛速發展，明治天皇採取「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的政策，大力發展日本的鐵路建設和軍事交通工業建設。作為日本新文明的開拓者，從伊藤博文開始的鐵路鋪設事業開始於明治二年。 殖產興業（振興實業）與富國強兵同是明治政府提出的口號。殖產興業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使過去落後的產業現代化、工業化。明治三年，政府設工部省作為獎勵工業的中心機構，或者建立國營模範工廠，或者從歐美招聘技術人員傳授技術。政府最傾注力量的工業是軍事工業。因為一方面，幕府時代，在幕府和各藩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另一方面是明治政府也深感有其必要。東京和大阪的炮兵工廠是明治初年政府在幕府設施的基礎上建立的國營工廠，幕府所有的長崎、橫須賀、橫濱、浦賀等造船廠也都移歸新改府管理，成為煉鋼廠、造船廠。新政府還接管了幕府直轄的礦山業，改為國營，大力改善了設備。從明治元年到九年之間，改為國營的礦山有：佐渡、大葛等的金礦，小坂、院內等的銀礦，阿仁銅礦，釜石、中小坂等的鐵礦，三池、高島、幌內等的煤礦，這些礦山都採用了新式機械進行採礦，用以作為民營企業的模範。 纖維工業和化學工業等，也有了很大發展。生絲是占當時輸出品50%的重要商品，從幕末就提倡機械制絲的必要性。明治三年，政府招聘法國技師在群馬縣富岡開辦富岡制絲所，明治五年正式投產，後來又把這裡的女工派往各地，以推動全國普及制絲業。同年，工部省在東京建立生絲試驗所，次年，在福島縣二本松建立了制絲公司，又次年，在栃木縣河內郡石井村建立了機械制絲廠。這些都是民辦的。後來全國各地紛紛設立了制絲廠。和生絲這種重要的出口商品相比，棉紗棉織品卻是占全部進口額35%的重要進口商品。慶應三年（1867）薩摩藩主島津忠義從英國購進機械，在鹿兒島開設鹿兒島紡織所，達是日本機械紡織業的開始。島津家接著又在堺市建立第二個紡織廠，明治四年（1871）投產開業；明治五年（1872），在東京瀧野川經營棉花、棉紗批發業的鹿兒島萬平也引進美國造的機械，開辦了鹿兒島紡織廠。明治五年（1872），政府收買了堺市紡織所，明治十二年（1879），在愛知縣額田郡大平村和廣島縣安藝郡上瀨野村著手建設國營示範工廠。由於政府積極獎勵，全國各地，民營紡織廠也紛紛創辦起來。此外，由於毛織品在進口商品中也占很大比重，政府為了適應需要，也興建示範工廠。同時，為促進民營工業的發展，明治九年，在內務省管理下，設立了千住制絨所，十二年投產，但成績很不理想。 化學工業，也幾乎全是靠政府力量興建起來的。明治五年（1872），內務省土木寮在深川興建了深川水泥製造廠，這是日本水泥工業的開始，以後改稱深川工作分局，在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此外，造紙業方面，由於對洋紙需求的增加，明治八年（1875），設立印刷局抄紙部、紙幣寮抄紙局，負責造紙。民間也有舊廣島藩主淺野長勛在東京創立了有恆社，三井組、小野組的代表則在王子建立抄紙公司等等。他們都聘請西方技術人員，從事製造洋紙。關於玻璃工業，明治九年（1876），工部省建立品川硝子製造所，招聘英國人作為示範工廠。啤酒工業，是明治九年（1876），北海道開拓使作為開拓使事業，在札幌修建了啤酒廠，產品很受歡迎。京都府從明治三年（1870）起設舍密局，招聘外國技師擔任各種化學工業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並製造藥品、肥皂、陶器、玻璃等。 以上是明治初期各種工業的發展概況，表明了政府為發展現代工業，做出了很大努力。明治六年（1873），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萬國博覽會上，日本積極展出了許多產品，也購進了各種機械。雖然說，這次日本在博覽會上獲得的獎牌、獎狀數目不及歐美列強，但居東方各國之首，它已經預示了以後日本產業的大躍進。明冶十年（1877），東京開辦了第一次國內勸業博覽會，以求改進並發展各種技術。 日本最早的火車 明治五年（1872）九月東京至橫濱正式通車，日本舉外債，聘請英國技術人員併購入機械，由政府鋪設了第一條鐵路。至明治十年，大阪到神戶和京都到大阪之間都通了火車，總長達64公里。圖為日本最早的火車。 政府對於農業也和工業一樣，採取保護、獎勵和西式做法。取消以往束縛農民的各種封建制約，積極主動地制訂開墾計劃，傳授新式農業技術，努力發展農業生產。開墾是對當時龐大的失業士族授予生活道路的一種很必要的社會政策，特別是積極地大力保護和獎勵移居北海道去從事墾殖開發，使北海道的農業發展得十分顯著。政府還創辦農業試驗場，採用西式農業生產方法，努力改良技術；同時還飼養綿羊、試種甜菜等等。政府的獎勵，再加上外貿與交通發達，使產品銷路不斷擴大，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另外，由於地租改革，原來的實物地租改成貨幣地租，農村也被卷進貨幣經濟的漩渦，農村經濟也要受世界農產品價格漲落的影響。地租率並不算低，但由於農產品價格日見上漲，而地租的金額卻固定不變，無疑對納租者是有利的，它帶來了農民生活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能夠享受這種有利條件的，只是負擔地租的地主與自耕農，和過去一樣，仍然交納實物地租的佃農是不包括在內的。因此，即使在地主和自耕農因農產品價格上漲而慶祝農村的繁榮時，佃農仍苦於高率地租的折磨而不斷貧困化，農民階級的兩極分化，日益嚴重。 交通設備也由原來幼稚、古老的樣式一律發展到現代化的交通設備。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閏四月，新政府在太政官內設驛遞司，負責水陸運輸和驛站傳送等事業，是一元化掌管交通運輸的機構，其方針是通信國營，運輸民營和鐵路國營，所以各種交通設備得以同時發展。幕府時代的通信都是由「定飛腳問屋」（定飛腳問屋，定飛腳是江戶時代定期從事驛遞業務的人員，天明二年（1782）經幕府批准，由若干從事定飛腳業務的人結成小團體，接待顧客經營業務，稱為「定飛腳問屋」。——譯者）掌管，明治三年（1870）設置郵政制度，決定收歸國營；更由於驛遞頭前島密的努力，從明治四年三月起，東海道以及東京、大阪、京都之間開始了使用郵筒收取信件和郵票的新型郵政事業，以後逐漸推廣到全國。明治六年，與美國締結了郵政條約，開始了對外的郵政聯繫，十年（1877）加入萬國郵政聯盟，參加了世界性的通信往來。 實行了新式郵政業務以後，失去了職業的「定飛腳問屋」掀起了反對郵政的運動，根據前島的建議，讓他們從事運輸業務以代替飛腳，於是通信與運輸分離了。明治五年六月，飛腳問屋們組成了「陸運元會社」，接受了政府大量的資助，發展到壟斷陸上運輸的程度。在此以前，已經廢除了原來各驛站的傳遞制度，組織了民營的陸運公司，負責提供人馬，但其營業成績很不理想，所以在明治八年，政府勒令解散，將其業務移交給陸運元會議。這樣陸運元會社改名為「國內通運公司」，壟斷了陸上傳遞、運輸的業務，營業收益十分可觀。 鐵道是文明的標誌，佩里來日時就贈送了火車的模型，幕末派遣到國外的使節們，也曾對此表示驚異。明治政府一成立，就有外國人提出申請鋪設鐵路，但政府聽從了英國公使帕克斯的忠告，主張鐵路一定要由政府自己修建，決定由政府進行鋪設。資金不夠，以舉外債借得資金來修建；沒有技術，又從英國聘請了技術人員併購入機械。這樣鋪設了從東京到橫濱的鐵路。明治五年（1872）九月正式通車。接著大阪到神戶之間（七年（1874）五月）、京都到大阪之間（十年二月）也都通了火車，明治十年末，國營鐵路的總長度已超過64公里。 電報機也是佩里來日時與火車模型一同送給幕府的。幕府雖知道它很方便，也想架設電信設施，但並沒有付諸實行。明治二年，政府根據寺島宗則的建議，從英同購置電報機，並聘請了技術人員，開始在東京橫濱之間架設電線，明治三年，允許公眾加以利用。此後電信設施就迅速地普及到各地，明治六年，完成了橫濱與長崎之間，八年完成了東京與青森及北海道之間的電信設施；十年，九州也都全部架設了電信設施。電信對政府的集權化發揮了巨大作用，明治七年能夠迅速平定佐賀之亂，就是由於政府利用了輪船和電信等文明利器。 海運，過去由於鎖國，只有沿岸航運，其他航運發展途徑都堵死了。幕末解除了建造大船的禁令，並獎勵各藩造船，於是海運業開始復興。不過，維新當時國內的西式輪船、帆船的數量很少，還不能利用來進行一般海運。新政府成立後，就努力發展海運業。明治三年，建立了半官半民性的漕運公司，用政府的船隻和各大藩委託的船隻，開闢了每月三次定期往返於東京與大阪間的航路。可是，這一公司營業不振，因此又另外創辦了蒸汽郵船公司，從事沿海定期航運，但營業仍不理想，於是把所有船隻都移交給三菱公司了。三菱公司是土佐藩藩士岩崎彌太郎於明治三年（1870）借用土佐藩的汽船而開業的，經營得法，並在佐賀之亂和征伐台灣之役時，擔當了軍事運輸的任務，建立了功績。他們在接收、繼承了蒸汽郵船公司的業務後，改稱三菱郵船公司，獨占政府的保護，事業十分發達。後來在與當時占東方海運優勢地位的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和英國P.O.公司的競爭中，取得了勝利，確保了沿岸航路和對朝鮮、中國的航路。 貿易也是在進入明治時期以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但初期時，卻完全為開放口岸的外國商館所壟斷，給日本經營者造成種種不利。國內有識之士，很快就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為獲得貿易實權，明治九年，首先創辦了三井物產會社，後來又陸續創辦了貿易公司等。這時期占出口商品大部分的是原料和原料製品，而輸入的則大部分是成品。這種情況如實地反映了當時日本工業不發達的情況。這種情況，一直到明治末年，大正初期隨著日本產業革命的進展，才逐漸有了改變。 最後說一下財政。明治初年政府財政極度困難，國庫空虛。就是靠豪商的捐款、借款和發行太政官札勉強維持一時。從慶應三年（1867）十二月到明治元年（1868）十二月，明治政府發表了第一期歲出歲入的決算表。表上歲入總額是33089000日元，歲出是30505000日元，其中租稅收入僅3150000多日元，即僅僅是歲入的一成而已。而同期間，太政官札的發行量，卻是2400萬日元，籌措、借款有380萬日元。另外租稅中地租是200萬日元，地租約占租稅總額的60%。隨著政府基礎的不斷鞏固，財政也逐漸健全起來，明治六年（1873）左右，歲入是8500萬日元，而歲出是6200萬日元，租稅增加到6500萬日元，歲出的全部，已可以靠租稅解決。租稅中，有6000萬日元是地租。如果考慮到當時政府在振興產業和對外活動中所需的經費，都是依靠地租收入這事實，那麼就會了解到地租改革對國家財政的意義，怎麼誇大也不算過分。明治八年，對地租以外的捐稅，也進行了改革，廢除原來的雜稅，設立新稅，改正了稅制。明治三年（1870）在倫敦募集了利率9%的外國公債，這是最早的公債（100萬英鎊，合488萬日元）。這筆錢是用來充作（東）京（橫）濱鐵路建設費用的，接著明治六年（1873），在倫敦市場再次募集了利率7%的公債（224萬英鎊，合1171萬餘日元）。這筆錢是用作償還秩祿的資金的。在國內，自明治六年起，陸續發行了繼承各藩所負債務的公債、秩祿公債和金祿公債等等，到明治十年（1877）末，沒有償還的公債總額高達2.36億日元。[7] 日法貿易 這幅1860年的雕版畫描繪了法國和日本貿易條約的簽字儀式。 宗教管理 明治政府顛倒了從前神道與佛教的地位，推行新的宗教政策。在江戶時代，對有力的大寺院領地，無論朱印地，還是黑印地（朱印地、黑印地：江戶時代，各寺、社的領地中，凡由幕府將軍發給朱印狀的，都能免除年貢和課役。這種地稱為「朱印地」。而由大名等捐獻的土地，因捐獻時的文書不能用朱印，而是用黑印的，所以這些土地稱為「黑地」。——譯者），都能得到承認。其他寺院也由於禁止基督教，推行「寺請制度」（寺請，江戶時代，由於禁止基督教，由佛教寺院頒發一種叫「寺請證文」的文書，證明持證人是該寺的擅徒。這種制度叫「寺請制度」。——譯者），保證了寺院的施主。寺院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社會上，都處於十分優越地位。隨著國學研究的發展，古神道說昌盛起來，對寺院僧侶的這種狀況，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幕末的攘夷論，歸根結底是和排佛論有聯繫的。水戶藩的攘夷派主張把寺院的梵鍾改鑄成大炮，這種措施表明了對佛寺的否定。明治政府高唱王政復古，揚言以神武創業為本，具體來說就是要恢復不受佛教玷污的神道的純粹性，實現祭政一致的古代制度。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三月公布了神佛分離令，為了要建立祭政一致的制度，重新恢復神祇官，一切神主和神職人員均歸神祇官管轄；原來神社的社僧和僧職人員一律蓄髮；不得以佛像作為神體，等等。這完全是強行打破千百年來已經深入到人民思想的神佛相混的傳統，不僅給宗教界，而且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神社內有關佛教的東西和寺院內有關神道的東西，統統被取消。這時不斷發生了暴亂，這種趨勢甚至逐漸發展到連佛寺本身也遭到破壞的程度。中國曾多次發生過廢佛毀釋的事，可是在日本，卻是除佛教剛剛傳入時以外，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佛像被燒毀，經卷被破棄，寺院被撤銷或合併，僧侶陷入極度的恐慌和不安。這是神道對多年來占優位的佛教的反抗，具體來說，就是平田國學派的門徒占據了神祇官的要職，成為地方神官，千方百計要把其國學說付諸實踐；是各神社多年來由於社僧而鬱郁不得志的神官想要藉此機會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由於一般處於變革期的革新思想，在這裡發現了破壞舊事物、刷新舊弊病的對象之一，助長了不分青紅皂白地廢佛的氣勢。[8] 政府並沒有積極下令廢佛，但卻十分積極地鼓吹神道，這就自然導致了對佛教的壓制。如前所述，明治二年（1869）七月官制改革時把神祇官列於太政官之上，從形式上體現祭政一致的理想，同年九月設宣教使，作為與開拓使等平級的官廳，其官員是長官及下屬四等官，即正、權、大、中、少宣教使及講義生，明治三年（1870）正月發布大教宣布詔，規定由宣教使在全國宣布惟神大道，把神道定為國教。為布教編纂了教典，宣教使在講解誦讀時，要身穿禮服，端正威儀；規定要巡歷各地，向神職人員和村長等人宣講。明治四年（1871）八月改神祇官為神祇省，凌駕於太政官之上的地位，有所下降；明治五年三月廢神祇省設教部省，把佛教也包括在內。這是對狂熱一時的神道至上主義加以反省的結果；其用意也是想接受佛教徒的熱誠請願和緩和不滿士族及農民們的反政府情緒。教部省設教導職，定教則三條，令神官和僧侶廣為說教。這三條是，一、體察敬神、愛國之旨；二、明確天理人道；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其中雖然也承認佛教，但基本精神還是神道，而且國家的色彩也十分濃厚。這一年，佛教各宗代表聯名向政府上書請願，要求建立大教院，按三條教則培養學生，普及教學，政府予以同意。在東京，以芝區的增上寺為大教院，兩本願寺為中教院，其他各寺院為小教院。地方府縣也以大寺院為中教院，其他寺院為小教院。僧侶在那裡，要以神官的作法講解三條教則，寺院完全神社化了。這是僧侶在困境中的保身之策，這種不自然的神佛混淆的做法，是很可笑的，大有使佛教的生命為之窒息之慨。本願寺的島地默雷等人不滿意這種狀況，建議神佛分離。這種意見得到了採納，明治八年（1875）四月撤銷了大教院，停止神佛各宗混同，令各派自行宣教。十年（1877）一月教部省也被撤銷，其事務移交給內務省社寺局。明治初期狂熱的宗教統制方式，至此結束，但是其結果是，佛教擺脫了以往的國家保護，獨自進行宗教活動；而神道卻受到國家的大力保護，被用來作為宣傳崇拜天皇、統一思想國策的工具，同國家的關係變得密切而具體了。 基督教徒大屠殺 一位熟悉西洋油畫技巧的無名日本藝術家的畫描繪了1622年發生在長崎的屠殺基督教徒的場面，它是日本整個宗教鎮壓的高潮之一。30位日本基督教徒被斬首（前景），其他至少22人包括9名西班牙傳教士死於熊熊燃燒的大坑中的火刑柱上。一位目睹這一事件的英國商人描述道：「在他們中，五六歲的小孩被活活燒死在母親的懷抱中。」 基督教也是一個使政府頭痛的問題。政府雖然採取開國和親的外交方針，但由於政府是以神道為基礎的，所以對基督教一如既往地採取禁止和壓制的方針，也是很自然的。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三月樹立起禁止基督教的布告牌，並再次搜查了慶應元年（1865）發現的肥前浦上村基督徒，逮捕了三千餘人，分送各藩，加以監禁。各國公使雖對此提出了抗議，但政府毫不讓步。這時正值岩倉具視等人訪問歐美，美國政府首先提出，日本如果想要修改通商條約，就必須撤銷對基督教的禁令；到歐洲時也受到同樣的抗議。岩倉決心解除禁令，上奏朝廷，請求撤除禁止基督教的布告牌，釋放被監禁的教徒。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下令從明治五年（1872）五月起解除禁令，六年（1873）二月正式撤除禁止基督教的布告牌。在這以前，明治五年二月，在橫濱外國人僑居地，建立了日本基督教公會，由於外國傳教士的努力，逐漸取得了發展，這是最早的新教教會。日本人中村敬宇、新島襄二人傳播基督教，給世人感化很深。敬宇原是幕府的儒官，慶應二年（1866）前去英國研究當地文化，回國後創辦私塾同人社，提倡基督教化的儒教，力主要學習西方文化，就必須信仰其本源的基督教。新島襄於幕末赴美國學習神學，回國後在京都創辦同志社英學校，從事育英傳道工作。隨著人民歐化熱的高漲，基督教也逐漸得到傳播；但是另一方面，對它的攻擊也很激烈，出現了許多駁斥基督教的書籍，各地對教徒的迫害也一再發生；直到帝國憲法公布，正式宣布保障信教自由，這種情況才改變了。這種反抗是江戶時代二百年間養成的禁教思想和對日本文化獨立性的認識，同政府復古的一面相結合的產物；它同人民對待16、17世紀突然出現的西方新文化的旗手——基督教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教學與思潮 教學也採用西方新方法，進行了急劇的改革。開始時高等教育方面出現了復古傾向，如京都學習院的復興；皇學所和漢學所的設立；幕府開辦的醫學所、開成所和昌平學校的復興等等。不過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則採用了新的方式，開辦了小學校和中學校。最早開設小學校的是京都（明治二年，1869），其次是東京府（三年（1870）六月），中學校也在東京和京都（三年）設立了。政府很早就打算進行劃時代的學制改革，不斷派員到國外去考察學制，最後制定和頒布了在日本教育史上劃時代的明治五年（1872）的《學制》。在此之前，政府設立文部省作為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任命大木喬任為文部卿（四年（1871）七月），負責《學制》的規劃和實施。《學制》的宗旨是把學問普及到所有人民，使人民得以修身、學藝；其具體做法是，按照法國制度採用學區制，即把全國劃分為八個大學區，每學區設一所大學，每一大學區分為32中學區，每區設一所中學，每一中學區又分成120個小學區，每區設一所小學。因此，全國有8所大學、256所中學和53760所小學。也就是每600個人里有一所小學，每13萬人里有一所中學。小學有普通小學、女子小學、村民小學（偏遠地區的簡化學校）、貧民小學、私塾（在家中教學）、幼兒小學（小學入學前的預備教育）等等。最基本的是普通小學，分上下兩等，原則上下等小學從6歲到9歲畢業，上等小學從10歲到13歲畢業以此為基準，中學、師範學校、專門學校、大學等也都制定了嚴整周密的制度。好比是要對一座自然發展的街道錯綜發達的城市，實施一項紙上制定的城市計劃方案似的。新政府的熱情，充分表現出了其遠大理想和宏偉計劃，然而在實施上，卻有困難。如果勉強實施難以實施的東西，就會造成過度干涉和增大地方經費等弊端。因此，到明冶十二年（1879）就被自由主義的《教育令》所取代。但是，由於《學制》的頒布，使教育設施有了飛躍的發展，則是事實。明治六年（1873）小學校有12558所，到明治十二年（1879）為28025所；教員數也從25532人增加到71046人。培養教員的師範學校也於明治五年（1872）五月在東京建立，及明治六七年，大阪等6個府縣也都紛紛設立，已擁有7所官立師範學校。同樣地，女子師範學校也在東京及各縣建立起來。另外，還大力增設了中學，開辦了醫學校、法學校、外國語學校等有實用意義的專門學校。明治十年（1877），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合併，成立了東京大學，這是一所最早的綜合大學，設有法、理、文、醫4個系。 日本學制大綱 日本人崇尚教育，明治五年（1872）制定的學制，是懷有偉大抱負的明治政府提出的新教育政策。明治十八年（1885）內閣制度創立，文部大臣森有禮發布《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小學令》等法令進行學制改革。 政府不僅在學校組織方面採用西方做法，在學科內容上，也廣泛地吸收了西學。在學校組織方面，參照了法國制度，而在教學內容方面，則主要效法美國。小學的教學科目里有西方算術、地理學、物理學、繪圖、幾何、博物、化學等，教科書大多是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勸學篇》、《究理圖解》；橋爪貫一的《世界商賣往來》；內田正雄的《輿地誌略》和大文彥的《萬國史略》等啟蒙性書籍。中學規定由外籍教師教授外國語，有的中學則用英、法、德等外國語教授中等教育的學科內容，以作為理解大學裡外籍教師專科講義的預備教育。師範學校也聘請外籍教師，外籍教師把師範學校的上等生看作小學生，教授外國小學課程，使其理解教授法。 教育界洋風的盛行，當然是來源於普遍尊重洋風的思潮。把舊文化視為因循姑息、陳規陋習，對西方新文化懷著無上的尊敬和憧憬，這成為風靡上下的時代思潮。祭政一致的復古精神，只在維新初期有所高漲，但很快就發現復古的具體措施內容貧困，根本不能同蘊藏著無窮力量的西方新文化相抗衡。明治四年（1871）左右，在東京的知識分子中，國學只有漢學的1/10，而漢學只有洋學的一半。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明治二十年出版）一再翻印，總銷售數達20萬部之多，《勸學篇》（17篇，明治五年至九年出版）在明治五年到十三年之間，共銷售70萬冊，由此可知人心渴望求得洋學知識。洋學所以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它能夠立即結合實用，這同西方的制度、技術能夠立即為國家建設所利用是同一個道理。這一時代歐美思想界充滿了自然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等等，這些思想含有打碎封建制的作用，最適合於明治初期的日本。其中包括繼承法國盧梭（J.J.Rousseau）流派的天賦人權論、民約說；英國邊沁（J.Bentham）和穆勒（J.S.Mill）的自由主義、功利主義，達爾文（C.R.Darwin）和斯賓塞（H.Spencer）的進化論，等等。特別是邊沁和穆勒的功利思想影響最大，福澤諭吉（福澤諭吉（1834—1901），明治初期思想家，教育家，半前中津藩士福澤百助的次子，曾赴長崎學習蘭學，以後又回大阪，在緒方洪庵塾中繼續學習蘭學。萬延元年（1860）隨幕府使節團出國，到美國，後又到歐洲；慶應三年（1867）再次渡美，吸取了不少西方新知識，回國後就創辦慶應義塾介紹西方新文化，並培養人才；同時他還撰述不少有關介紹西方新知識的啟蒙著作。他吸收了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主張尊重個人的獨立，鼓吹以社會的實利為重，反對束縛個人發展的舊習，並創立以社會實利為主的經濟學說，一般稱之為三田學派（1871年以後，慶成義塾遷至三田），在實業界方面頗有勢力。他一生沒有擔任過官職，但主張官民合作。明治十五年（1882）創辦時事新報，親自撰文，其文章以通俗易懂見稱；一生著作甚多，其影響最大的有《勸學篇》、《西洋事情》、《文明論概略》、《世界國盡》等。現在出版有《福澤諭吉全集》、《續福澤諭吉全集》等，收羅其全部著作。——譯者）就是這一思想的代表。他曾三次出國，對歐美思想領會很深，提倡個人自由平等、國家獨立、尊重實學，撰寫了許多啟蒙書籍，指導人們的思想，還開辦了慶應義塾，培養人才。當時提倡洋學的新思想家組織了「明六社」，從事新思想的宣傳和普及。這個社是明治六年(1873）由森有禮提議，後來有西村茂樹、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敬宇、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澤諭吉、杉亨二、箕作麟祥等人參加而成，出版《明六雜誌》，發表了一系列進步議論，如「以洋字書寫國語論」、「期望出版自由論」、「開化之進步不由於政府而在於輿論說」、「改造民性說」等，發揮了巨大的啟蒙作用，後來因政府加強壓制言論，明治八年便解散了。 報紙、雜誌對普及新思想做出了巨大貢獻，而報紙、雜誌的出版又極大地得力於活版印刷術的發展。木活字從近世初期以來一直沿用到幕末。另外，長崎譯員本木昌造學習洋式活版印刷術，製造鉛活字，使活版印刷實用化取得成功（明治二年，1869）。在此之前，文久二年（1862）出版發行了翻譯荷蘭報紙的《巴達維亞新聞》，後來，橫濱和江戶等地也陸續出版、發行了報紙，反政府言論也有所增加，於是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六月規定，凡未經政府批准的報紙，一律禁止發行。舊幕臣福地源一郎編輯的《江湖新聞》等，因觸犯忌諱而被禁止發行。儘管這樣，政府認識到報紙的巨大啟蒙作用，所以另一方面又鼓勵其出版、發行，因此，報紙的發展很快。明治三年（1870）末出現了最早的日報《橫濱每日新聞》（原名《橫濱新聞》），它使用了本木創製的鉛字。明治五年（1872）出版了《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它們的讀者對象是高級知識階層，內容主要是社論、官方公報和讀者投稿，文章晦澀難懂。明治七年發行的《讀賣新聞》、八年（1875）發行的《東京繪入新聞》（原名「平假名繪入新聞），內容則都是通俗易懂的文章、社會新聞、小說等等，以大眾為對象，在向平民階層灌輸文明開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隨著政府的專制化和設立民選議院論的抬頭，報紙出現了反政府言論，因此，政府方面公布了最早管制言論的法律「誹謗律」及「新聞紙條例」，這一點在上面已經講過，不再重複。 最早的報紙多是定期出版物，和雜誌很難區別，直到每天出版的報紙陸續出現後，兩者才開始有了區別。最早的名符其實的雜誌，是慶應三年（1867）出版創刊號的《西洋雜誌》，明治以後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冠以雜誌名稱的出版物，到明治六年（1873）出版了《海外雜誌》、《文部省雜誌》，明治七年（1874）出版了《民間雜誌》（慶應義塾出版）、《明六雜誌》（明六社出版）等，才逐漸增多，成了啟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上面所見到的，是針對封建舊文化的西方現代新文化，用當時的流行語來概括，就是「文明開化」。文明開化在當時提出的王政復古、四民平等、公議眾論等口號中，是與人民實際生活關係最緊密、最富有具體實踐性的、因而也是最能見到其實效的。上面所述的政治、經濟等新設施，大部分不外乎是文明開化的表現，這裡再提一下上面未提到的在風俗等方面見到的文明開化現象，藉以回顧一下生氣勃勃、充滿希望的這個時代的性格。 明治四年（1871）八月允許剪髮、廢刀。正如歌謠中所唱的那樣，「敲一敲剪了發的腦殼，響起了文明開化的聲音」，剪髮確是成了新思潮的象徵。西服最早在軍隊中採用，明治五年（1872）十一月制定了穿大禮服和常禮服的規則，廢除了直垂、狩衣、上下等舊式（日本式）禮服，西服成為公式服裝。西服也是文明開化的突出表現，正是保守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明治七年（1874）四月，鹿兒島出身的左大臣島津久光對政府的開化政策感到不滿，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了十四條質問書，其中第一條就是「將先王法服改為洋服之事」。天皇雖曾親教導說，關於服制的建議，礙難採用。但他上奏說，服制是我陳述的主要問題，舍此其他都是枝節。除此以外，我再也沒有能為政府盡力之處了。可見他多麼嫌惡採用西服，也說明西服作為開化的象徵，具有多麼大的意義。久光所提質問的那些條，反映了保守主義者所詛咒的文明開化的各種現象。試舉幾條於下：「使用稱為太陽曆的西洋正朔；由御座起，各省均模擬洋風；各省雇用洋人聽其教示；以洋風作為學校規則的規矩；採用洋式兵制」等等。 明治時期的學生 在近代化進程中，教育的迅速發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明治時代的學生學習西方文化為日本近代化起著重大的促進作用。圖為明治時的學生。 明治五年（1872）十一月下詔決定採用太陽曆，改這年十二月三日為明治六年（1873）一月一日，並改晝夜12小時制為24小時，這是人民生活中劃時代的變革。不過，與民間農曆相結合的太陰曆勢力仍很強大，因此一般在公式上使用太陽曆，而私下卻仍用舊曆，這種表里不一的文化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當時文明開化中註定難以避免的事情。此外，在飲食中開始食用肉食、飲用牛奶，住宅開始使用煤油燈和煤氣燈，用磚瓦建築房屋，交通工具中，流行人力車和馬車，服裝方面戴帽子、使用陽傘等等。[9] 文明開化與實現精神文明這個根本課題相比，很容易流於形式，造成輕率地蔑視和破壞舊文化。從神佛分離令發展到廢佛毀釋的暴行，就是這種現象在宗教上的表現。此外像拆毀各處城的天守閣（姬路、彥根等處）、砍伐具有悠久歷史和美觀的樹木（上野公園、東海道林蔭松、吉野山櫻等）等等，都反映了這個年輕的時代惑於眼前實利而蔑視舊事物的一個側面。[10] 第二節 近代國家的發展 明治大正時代 西南戰役結束後，政府基礎有了顯著的加強和鞏固，從此就放心大踏步地沿著建設現代國家的道路向前邁進。在國內，巧妙地鎮壓了民眾的自由民權運動，通過頒布欽定憲法，整備了立憲政體的形式；在國外，通過修改不平等條約和推行大陸政策，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經濟上，迅速完成了產業革命，開始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競爭。對於從明治十年代到大正末年的五十年間，日本所取得的發展，即使想要貶低和指摘其缺點、短處的人，也不能不感到驚訝。由於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個落後國家在短期內迅速完成的，所以難免有許多不均衡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總的來說，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是沿著世界史的步伐，走上發展現代國家的道路，作為國際社會成員之一，占有當之無愧的地位；並可以期待它將為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但是進入昭和時期，由於世界性危機的影響，和日本經濟的脆弱性，日本不得不轉而憑靠武力去壟斷亞洲市場和資源。這是對整個明治大正時期雖然緩慢但卻穩步成長起來的國際協調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背棄，同時也是向中世紀神秘主義和非合理主義的倒退，同明治大正時期的歷史步伐完全是背道而馳的。這裡先不說昭和，只概述一下明治大正五十年間的歷史。 自由民權運動 西南戰役後，不滿現狀的士族階層，認識到用武力來顛覆政府是很困難的，從而投到了自由民權運動傘下。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是板垣退助，明治八年（1875）十月，他辭去參議的職務，退居土佐，專門致力於立志社的活動。同時還著手復興愛國社。這個社由於它參加政府，失卻核心，以致一度陷入自消自滅狀態。現在他把它復興起來，並把它作為全國規模自由民權運動的大本營。明治十三年（1880）三月第四次大會上，改愛國社為要求開設國會同志會（國會開設願望有志會），制定了國會促成同盟規約。這次集會以後，片岡健吉、河野廣中受二府二十二縣八萬七千人的委託，攜帶「要求開設國會請願書」進京，但太政官和元老院均不予受理，於是他們只好寫了報告書向各地代表做了匯報。在此之前，岡山縣的有志之士和福岡縣共愛會等也都曾向元老院提出開設國會的建議，明治十三年（1880）以後各地建議接連不斷，達幾十份之多。有識之士將此項舉動比作安政文久年（1854—1863）間各藩有志之士向幕府建議攘夷鎖國的舉動。為此，政府頒布了集會條例（明治十三年（1880）四月），加強了對政治性集會和演講的取締，但畢竟還是阻止不了發展的趨勢。因此，政府當局也越來越感到應該及早確定開設國會的日期，並起草憲法。正在這時，突然發生了處理開拓使公有財物的事件，進一步推動了形勢的發展。 自明治二年（1869）以來，開拓使在開拓北海道方面做出過巨大的成績，已經進入了不再需要繼續設一個特殊機關的地步，加上支付預算亦已到期，因此決定在明治十四年（1881）處理拍賣一切公有財物。當時申請接受財物的是薩摩出身的巨商五代友厚和原山口縣令中野梧一等人出資興辦的關西貿易商會。拍賣的條件是，全部公有財物的估價為三十八萬日元，無息，分30年償清，這條件十分優越。事實上，政府自明治二年（1869）以來投入的資金達14096000日元之多。當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報紙就對此進行嚴厲的譴責，各地也紛紛召開演講會，掀起了彈劾的聲勢。並且認為這完全是藩閥政治的惡劣表現，正因為如此，才需要開設國會。這樣，大大地促進了要求開設國會運動。 大隈重信像 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家。早年就讀於藩校弘道館和蘭學寮。後到長崎學習英語和英國政治制度等知識。1867年至京都企圖勸幕府將軍「奉還大政」，未果，受「謹慎」處分。1871年，明治政府大改組後他成為中樞核心人物之一。1873—1880年擔任大藏卿，致力於造幣、鐵路和電信設施事業。 與此相關，政府內部薩摩、長州派勢力與大隗重信（大隈重信（1838—1922），明治、大正時代的政治家，幼名八太郎。佐賀藩出身，幕末和副島種臣因主張奉還大政而脫藩；明治政府成立後，任民部、大藏大輔（1869）、參與（1870）、大藏卿（1873），明治十四年（1881）政變時，因和薩長派意見對立而下野。次年組織改進黨，自任總裁。並創立東京專門學校（後改稱早稻田大學）。二十一年（1888）任黑田內閣外相，次年因修改條約問題被炸，失右腳；三十一年（1898）組閣，大正三年（1914）第二次組閣，五年（1916）因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侵略條約而離任。——譯者）之間的對立，也嚴重化了。大隈於明治六年（1873）繼大久保利通之後，擔任大藏卿，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擔任此職，掌握政府實權，與薩摩、長州派之間，分別保持著微妙的關係。但在制定憲法問題上，他曾上奏激進的意見書，引起薩摩、長州閥的憤慨，這次在處理開拓使財物事件上攻擊政府，被無端地看作是他與福澤諭吉及其門下自由民權運動論者互相策應，來排斥薩摩、長州的行動，擔心這是西南戰役以來國家所面臨的又一危機。因此，當局想要一舉取消處理財物事件、開設國會和罷免大隈時，正值天皇從東北巡視回來，便於當天夜裡召開御前會議做出決定。即次日（明治十四年（1881）十月十二日）就頒發開設國會的敕諭，明白宣布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為期，開設國會，並宣布取消處理開拓使公有財物，免去大隈重信的參議職務。和罷免大隈同時，其黨羽矢野文雄、牛場卓造、尾崎行雄、犬養毅、中上川彥次郎、小野梓、島田三郎、河野敏鐮、前島密等多數新進有為的官員也被免職，形成征韓論以來政府內部的又一次分裂[11]（明治十四年政變）。 大隈從此一心致力於組織政黨，發展憲政，並開設東京專門學校（以後的早稻田大學）從事培養人才。這和福澤諭吉不再與問政治，傾注全力經營慶應義塾一起，給私立學校的發展，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良好結果。 由於頒布了開設國會的敕諭，一直為此奔走呼號的自由民權派便轉而組織政黨，為國會的開設採取對策。早在這一年十月十八日，結成了以板垣為總理，中島信行為副總理的自由黨。該黨黨章中規定：「力圖擴大自由，保障權利，增進幸福，改良社會」；「確立善良的立憲政體」。民權運動的「左派」合流過來，後藤象二郎、馬場辰豬、末廣重恭、竹內綱、大石正巳、中江篤介、田口卯吉等都參加了該黨。 次年三月，以大隈重信為總理，以同他一起下野的人為中心，組成了立憲改進黨。該黨在宗旨中強調王室的尊榮與人民的幸福要同時共存，並闡明其目的是，要以漸進的方式改良政治，「政治之改良前進，為我黨所希求，然急激之變革，則非我黨之所望」。「夫惑於陋見而徒主守舊者，急躁冒進好務激昂者，均非我黨之所望」，其政綱第一條是「保全王室之尊榮，保障人民之宰福」。自由黨專以盧梭的民約論為依據，把法國革命掛在嘴邊；而改進黨則把英國的立憲思想奉為楷模，二者急進與漸進的區別十分明顯。這在支持它們的社會基礎上也反映出來，自由黨的支持者是對現狀不滿的士族階層和窮苦的貧農，而改進黨則以城市實業家、地方地主和知識階層等為支持者。 兩黨的主張雖各不同，但在以藩閥政府為共同敵人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所以，在政府內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人，為了對抗他們，也策劃建立御用政黨。這就是福地源一郎和丸山作樂等人於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組成的立憲帝政黨。帝政黨主張：「遵奉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及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之敕諭，內保萬世不變之國體，鞏固公眾康福權利，外伸國權，希對各國確保光榮，循序漸進，不拘泥守舊，不爭先急躁，恆求秩序與前進並行，以維護國家安泰，以謀循序改進」；「憲法出於聖天子親裁，明載聖敕。我黨遵奉之，決不違背欽定憲法之原則」；「我皇國之主權當然由聖天子獨攬，其行使則依據憲法之制定」，其立憲思想完全與政府要人的主張相同，並在帝國憲法中照樣表現出來。與自由黨的主權在民、改進黨的主權在君民相反，它毅然提出主權在君，在完全不提國體論和忠君論的當時情況下，竟昂然如此揚言，其意氣何其壯耶。然而，作為政黨，其勢力遠不及自由黨和改進黨，支持它的當然只是神官、僧侶、國學者、漢學家等保守派人士。 犬養毅像 犬養毅（1885—1932），岡山縣人。明治憲法頒布後，於1890年首屆國會大選中，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嗣連任達17次之多。隈、阪（阪垣退助）內閣成立後，出任文相。大正時期，積極推動護法運動，迭任內閣首相。 與東京出現上述三大政黨相呼應，全國各地也湧現出許多政黨，有的與三黨一脈相承的，有的不屬於三黨系統，總數達數十個之多。其中最有特色的一個，是在肥前島原建立的東洋社會黨。該黨主張以道德為行動的準繩，以平等為主義，以謀社會公眾的最大福利為目的，其具體政綱雖不明確，但就標榜社會主義的政黨一點而言，也足以名垂史冊了。不過，這個政黨在建黨後僅一個多月，就因妨害治安而遭受禁止了。 政黨的這種盛況，並沒有持續多久，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經濟界的蕭條。自由民權運動之所以征西南戰役後顯得特別活躍，部分原因在於那次戰役後增發不兌換紙幣而帶來的經濟繁榮。然而從明治十四年（1881）以後，政府開始整理不兌換紙幣，隨著這項工作的進展，經濟界逐漸進入蕭條期。蕭條的徵兆在明治十五年（1882）時已經出現，與此同時，民權運動也轉入了消沉期。但實際上使政黨衰落的更大原因是政府的鎮壓。政府對以自由黨為中心的自由民權論的高漲，感到是一種可怕的危險思想的大泛濫。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右大臣岩倉建議停止府縣會議，他在建議中評論民權論的盛況說，就是和法國大革命前的形勢相比，也看不出有什麼兩樣的。政府於明治十五年六月修改集會條例，強化對政黨的取締，規定凡政治結社，必須在結社前向該管警察署提出申請，呈報其社名、社章、會場和社員名單，取得其批准。並規定，不得以議論政治而廣泛宣傳其宗旨；不得由其委員或發刊文件誘導公眾；不得設立分社；不得與其他團體進行通信聯繫等等禁例。明治十六年（1883）修改新聞條例，嚴加對新聞的管理。另一方面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的辦法，懷柔自由民權論者，例如讓他們擔任官職，讓其領導人物出國旅行等等。在那個官尊民卑十分厲害的時代，這種做法收到了很大成效。自由黨總理板垣退助和該黨領袖後藤象二郎，在自由黨建立後僅僅一年，便不顧黨內反對，突然踏上赴歐之途，民權論者就這麼輕而易舉地投降了（明治十五年十一月）。政府也曾力勸改進黨總理大隈重信到國外去旅行，但沒有成功；不過，政府為了切斷三菱公司對該黨在資金方面的援助，設立了半官半民性質的共同運輸公司，使之與三菱公司展開激烈的競爭，威脅其在海運業方面的壟斷地位。 這種對政黨軟硬兼施的彈壓，使政黨在資金關係方面、事業活動方面幾乎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一部分對此感到憤慨的自由黨員竟在各地發動了武裝反抗，企圖以直接行動來顛覆政府。像明治十五年（1882）的福島事件（縣令三島通庸與縣會議長、自由黨員河野廣中的衝突明治十六年（1883）的高田事件（新潟縣高田的自由黨員暗殺大臣的計劃明治十七年（1884）的群馬事件（自由黨系高崎有信社的暴動）以及加波山事件（從在栃木縣廳落成典禮上暗殺政府大官的計劃到加波山舉兵），等等都是。但是，這些暴動並沒有給自由黨帶來任何利益，反而使政府的鎮壓越來越嚴厲。陷入困境的自由黨終於在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宣布解散，板垣退隱土佐。改進黨也由於經濟蕭條的打擊和政府的鎮壓，內部也出現了解黨論。明治十七年十二月總理大隈重信，副總理河野敏鐮等人離開該黨，使該黨雖然名義上還存在，但實力已大為喪失。帝政黨也早在明治十六年（1883）九月宣布解散。開設國會的敕諭發布後，以雨後春筍之勢建立起來的三大政黨，僅僅過了兩三年的時間，竟陷入這樣悲慘的命運，很難只憑形勢變化莫測倏忽來加以說明。《明治政史》的作者在論述到這種情況時說：「當時政黨的盛衰變化，猶如流行性感冒」；「嗚呼！其興也矯矯然，如沖天之鶴，其散也累累然，似喪家之犬，吾國民之風氣亦可謂之一奇」。這正是許多人想要說的話。 後藤象二郎像 後藤象二郎（1838—1897），高知縣人，明治時代的政治家。維新前參與王政奉還活動；維新後出任參議、外務掛、工部大輔等職。1889年出任黑田內閣的遞信相，1892年擔任第二次伊藤內閣的農商務大臣時，因設立交易所一事受到彈劾。 自由黨解散後，舊自由黨員的直接行動仍然沒有停止。明治十七年（1884）十一月，在舊自由黨員領導下發動了秩父暴動，上千名群眾襲擊了郡公所、警察署和法院；但他們的直接目標，卻是要打擊高利貸。這次行動說明自由黨是有廣泛地發動群眾力量的。明治十九年（1886），靜岡的舊自由黨員曾準備在箱根離宮落成典禮上暗殺參加的政府要員，顛覆政府，由於計劃事前暴露，沒有成功。 日本天皇主持議會開幕儀式的場景 這幅英國的雕版畫描繪了1890年12月29日日本天皇主持議會開幕儀式的場景。這個新成立的立法機構的成員以及日本公眾都很清楚，1889年憲法只能根據天皇的意願制定和修改。 從明治十九年（1886）起，經濟界開始擺脫長期蕭條，國會開設的日期也日益迫近，因此，一時處於停滯狀態的自由民權運動重又出現了活躍的跡象。促成他們重新活動的原因是反對政府修改條約方針的輿論。修改條約是多年來的懸案，明治十二年（1879）以來擔任外務卿的井上馨在這一問題上曾花費了不少精力，提出要執行所謂的歐化政策；明治十八年（1885），首次採用內閣制度，伊藤內閣一成立，他便作為外務大臣大力推行歐化政策，出現了所謂鹿鳴館時代的狂熱模仿歐美的時代。修改條約的談判大體上已告成功（明治二十年（1887）四月），但由於其中包括國內向外國人開放（內地雜居）；任命多數外國人擔任法官，與日本法官共同審理有關外國人的案件；兩年以內製定西方式的民法、商法、刑法、訴訟法等項內容，以作為廢除治外法權的條件，傳出後，人們認為這是政府採取卑屈軟弱態度的結果，展開了猛烈的譴責。自由民權論者就利用這個機會，指導輿論，掀起反政府的浪潮。而且政府的法律顧問布瓦索納特（G.E.Boissonade）所提出的意見書中也說，這樣修改，對日本反更不利。農商務大臣谷干城也辭職表示抗議，勝安芳也譴責政府的歐化政策。這些意見書等泄露到民間以後，成為民權派攻擊政府的絕好材料。當時稱從事民權運動的青年為「壯士」，他們仿效幕末的志士，高唱捨身報國，動輒想以過激行動來貫徹信念。他們提出刷新外交、減輕地租、言論集會自由三條口號，紛紛從各地進京，向政府提出建議書，弄得首都滿城風雨。於是內閣終於決定中止修改條約，明治二十年（1887）七月，外相井上馨辭職，由伊藤首相兼任外相。這時，民權派的攻擊更加尖銳，後藤象二郎提倡加強各黨派的大團結，組織了丁亥俱樂部，作為聯合一切舊自由黨員和改進黨員的聯繫機關。被民權運動的高漲嚇破了膽的政府，終於決定揮舞起徹底鎮壓的鐵拳。明治二十年（1887）十二月，發布保安條例，並立即施行，下令570名民權派人士，因「有陰謀教唆內亂、或妨害治安之虞」，勒令他們當夜退離皇城三里之外。其中包括有星亨、林有造、中島信行、尾崎行雄、片岡健吉、竹內綱、中江篤介等著名政客。這時，政府已極其秘密地完成了帝國憲法的起草工作，經樞密院審議後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頒布出來。正在各地遊說，提倡各黨派大團結，大力喚起民論的後藤象二郎，突然於這年的三月入閣，擔任黑田內閣的遞信大臣，輕易地背叛了大團結運動。明治二十三年（1890）七月，舉行了首次帝國議會的大選，十一月召開第一屆議會，這時各政黨又按照各自的傳統組織起來，從此以後，自由民權派便以議會為舞台與政府進行鬥爭。[12] 憲政的發展 制定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典，這一建議很早就提出來了。木戶孝允歷訪歐美回國後，就向當局陳述了制定憲法的必要性，明治七年（1874），左院著手編纂憲法，九年（1876），天皇親自降旨元老院議長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命其起草憲法草案。元老院遵照敕命，任命柳原前光、福羽美靜、中島信行、細川潤次郎四名議官為國憲調查委員，負責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四名委員於明治十一年（1878）完成起草工作，定名為《日本國憲法》草案，提交議長。不過，其中有的條例，被認為不符合國體，而下令再議。這些條例如：天皇即位時，須在兩院宣誓遵守國家憲法那樣照搬外國的條文。到明治十三年（1880）完成了修正案，但仍沒有得到岩倉具視的贊同。以岩倉具視為首的當權派，雖然迫於形勢，原則上不能反對憲法的制定，但卻想要儘量限制民權，以維護政府的專制主義；明治十四年七月，他提出意見書中說，英國式的憲法不適合日本國情，許多地方應該向普魯士憲法學習。後來不久，由於政府許諾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為期，召開國會，所以不能不開始認真地進行制定憲法的準備工作。該項工作的具體負責人是伊藤博文，他於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受命調查歐洲各國立憲政體的組織和運用，率領伊東巳代治、平田東助等隨員在這月中就出發了。他首先到德國，通過駐德公使青木周藏的斡旋，聽取柏林大學教授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的講義，然後去維也納，向維也納大學教授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請教。通過學習，他們對普魯士憲法適合於日本國情這一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行於明治十六年（1883）八月回國，十七年（1884）三月，在宮中設立了制度調查局，以伊藤為長官，由井上毅、伊東巳代治等人參加，著手準備起草憲法。 憲法頒布鳳輦圖 頒布憲法時日本全國歡騰，到處在準備扎彩門、照明和練隊。然而，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平民誰也不知道憲法的內容。憲法規定天皇擁有極大的權力。 為制定憲法做準備的制度改革，最早著手的是制定華族令（十七年七月）。這是在過去一律稱為華族的身份里，設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根據門閥和勛功授予爵位，表示一家的榮譽，這同維新時的四民平等精神已相距甚遠。這是由於伊藤在調查了各國的皇室貴族制度和特權以後，認為我國在和各國進行交往時，以及維護受到民權限制的皇權、貴族的特權，日本也有設置這樣爵位的必要而制定的。於是原來的五攝家（近衛、九條、一條、二條、鷹司）以及德川、三條、島津二家（久光、忠義）、毛利、岩倉等十一家，根據門第和功勳，被授予公爵；其他公卿、武家以及維新以來的功臣，也都根據門第和功勳被授予爵位。明治二十年（1887），在野的大隈重信、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也根據其功勳，被授予伯爵，於是令人感到，爵位還帶有懷柔反政府運動領袖的作用。板垣根據平素一貫的政治主張，提出辭退爵位，但並沒有被採納，於是這個民權論的統帥從此也成了貴族中的一員了。 其次進行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制度改革是廢除太政官制，建立內閣制。按以往的太政官制，輔弼天皇的是太政大臣及左右大臣，三大臣下面設參議，參議兼任行政各部長官「卿」（明治十四年以前參議之下設卿），參議輔佐大臣，本身並不直接負政治責任，因此施政的核心是三大臣。有時三大臣意見不一致，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去統一，就不免使政務停滯，無法進行。實際上自明治四年以來，太政大臣是三條實美，右大臣由岩倉具視擔任；三條缺乏統帥各參議的力量，要靠岩倉的協助加以彌補。岩倉於明治十六年（1883）逝世以後，[13]大臣的統帥力明顯不足，參議兼卿聽從大臣指揮的制度，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在這種情況下，計劃採用西方各國的內閣制，由總理大臣與各省大臣一起組成政府，輔弼天皇，以求政府的充分統一和政務的迅速處理。由於不久就要實行立憲政治，因此這一計劃顯得更為緊迫。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根據這一宗旨廢除了太政官制，新設內閣總理大臣及外務、內務、大藏、陸軍、海軍、司法、文部、農商務、遞信九大臣。這些大臣共同組成內閣，輔弼天皇，負責全部政務。另外設內大臣和宮中顧問官職務，與原有的宮內大臣共同處理宮中事務、掌管禮儀等，以免疏漏。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改任內大臣，左大臣熾仁親王轉任參謀本部長，伊藤博文任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此外入閣的有井上馨（外務）、山縣有朋（內務）、松方正義（大藏）、大山岩（陸軍）、西鄉從道（海軍）、山田顯義（司法）、森有禮（文部）、谷干城（農商務）、榎本武揚（遞信）等人。維新後大臣的任命，仍重視門閥，故在皇族、公卿、大名（三條、岩倉、熾仁親王、島津久光）以外，沒有被任命者，而這次以長州藩下級武士出身的伊藤，擔任相當於昔日太政大臣一職的內閣總理，明確顯示了新官制打破門閥的精神。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閣僚出身是舊長州藩、薩摩藩各四名（長州有伊藤、井上、山縣、山田，薩摩有松方、大山、西鄉、森），舊土佐藩一名（谷）、舊幕臣一名（榎本），具有濃厚的薩長聯合的藩閥政權色彩，雖然說包括公家在內的舊門閥被打破了，可是新的舊藩門閥又明顯地形成，並被助長起來了。 進行了這樣的制度改革以後，從明治十九年（1886）起伊藤正式著手起草憲法。憲法與皇室典範由井上毅分擔，議院法由伊東巳代治分擔，眾議院議員選舉法與貴族院法由金子堅太郎分擔。其中井上毅很早就受到岩倉的信任，對岩倉有關憲法意見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後來成為伊藤的股肱，他的德才，受到很高的評價，在憲法的起草工作中，他出力最多。政府的兩名德國籍法律顧問——洛斯勒（Hermann Roesler）和摩賽（Albert Mosse）參與了這項工作，特別是洛斯勒的意見被採納得最多。憲法草案在明治二十一年四月完成。[14] 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為了抑制原有的元老院，作為憲法草案的審議機關，同時也作為修改條約失敗後伊藤的避難所，新設了樞密院。樞密院是天皇親臨諮詢重要國務的機關，由議長、副議長、顧問官、書記官長和書記官組成，最早的議長一職，是伊藤由總理大臣一職轉來親自擔任。憲法草案的審議工作就在樞密院秘密進行，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結束，擇同月十一日紀元節，頒布了憲法、皇室典範及附屬各法令。頒布憲法時全都歡騰，舉國慶賀；但實際上大多數人並不知憲法為何物。即使對此表示關心的人，事前也全然不知道它的內容，大家只是對盼望已久的憲法，終於發布了這件事本身表示慶祝而已。然而公布的帝國憲法，就其制定過程也可以看出，當權者想要維持絕對君權，而民間則想要效法英和法，加重議會的權限；這兩種對立的意見，最後還是以前者壓制後者的形式表現出來，遠遠不能滿足民權派鬥士的願望。憲法規定天皇擁有極大的權力，正如憲法的制定是欽定憲法一樣，憲法的修改也不許議會提出，而要根據敕命來進行；憲法中有關皇室的重要事項，也均置於議會權限之外；立法權原則上需要議會通過，但有許多例外，給獨斷專行留下了廣泛餘地。統帥、外交、任命、授予榮典等大權，完全不容議會置喙等等，一切都是在至高無上的君權下容許些許人民參政而已。而且允許參政的人民，只限是25歲以上的男子中繳納直接國稅15日元以上的人。明治二十三年（1890）第一次總選舉時，有這種權利的人，其實際數字為450365人，只占總人口的1.24%。頒布憲法的次日，總理大臣黑田清隆向地方長官發表演說，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向府縣會議發表演說，分彆強調政府應在政黨之外，立於不偏不倚之地；宰相的進退應聽憑敕裁，政黨組織內閣是最危險的，等等。政府以超然主義凌駕於議會之上，極力貶低政黨的作用。 大日本帝國憲法 憲法草案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完成。日本憲法的頒布將日本從皇權政治變為立憲政治。 儘管由民權論者立場說來，對這個憲法是心懷不滿的；但無論如何，由於憲法的頒布，日本已從專制政治變成立憲政治，人民參政得到承認，這說明在形成現代國家方面，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憲法保證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等原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外這一憲法條文簡潔，運用起來有充分發揮妙用的餘地。後來事態的發展，和當時立法者的願望相反，竟出現了政黨內閣，擴大了選舉權，實行了普選等等，都是隨著時代發展，靈活運用的結果。這部「不滅的大典」，作為明治大正國運興隆的支柱，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包藏著弱點，就是給軍閥、官僚的飛揚跋扈留下了可鑽的空子。 伊藤博文轉任樞密院議長後，作為總理大臣組閣的是黑田清隆，黑田內閣起用大隈重信擔任外相，力圖完成伊藤內閣修改條約失敗後的善後工作，並邀請原改進黨領袖入閣以加強政府。大隈就任後，立即著手修改條約，與各國分別進行磋商，明治二十二年（1889）四月改約方案泄露，被刊登在倫敦《泰晤士報》上，引起社會上激烈反對。因為其中一些內容與原來的井上方案並沒有多大區別，如任用外國人擔任大審院法官；允許外國人在內地雜居並擁有土地等等。在一片反對聲中，內閣不得不被迫停止修改條約。恰在這時，大隈被暴徒投彈炸傷，致使黑田首相等提出辭呈，黑田內閣因而倒台（明治二十二年十月）。繼任的山縣有朋（山縣有朋（1838—1922），軍人，政治家。山口縣人，幼名辰之助，小輔，號素狂，含雪。出身於下級藩士家庭，曾入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維新前率奇兵隊，維新後繼大村益次郎之後，為創立新式軍隊的中堅；明治十一年（1878）創設參謀本部等，在明治政府的軍事化方面，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明治二十二年（1889）和三十一年（1898）二度組閣，伊藤博文死後，他以元老、長州派軍閥長老的身份，在軍界掌握著很大權力，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權的支柱之一。——譯者）內閣，實行了憲法頒布後的第一次總選舉，並出席了帝國議會。山縣代表長州閥，作為伊藤的替身在這個困難時刻挺身而出，山縣作為後日軍部和官僚總後台的政治經歷，就這樣積累起來。 後藤提倡的各黨派大團結運動，由於他的入閣而形成分裂，大選是在小黨分立的情況下進行的（二十三年七月），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一月，第一屆議會開幕時，議會中各政黨的情況是，立憲自由黨130名（該黨是由舊自由黨派在這年九月間聯合組成的），立憲改進黨41名；大成會79名（中立派與官僚聯合而成）、國民自由黨5名（系由立憲自由黨的退黨分子所組成）、無黨派人士45名。其中大成會與國民自由黨支持政府，但自由黨與改進黨集中了自由民權派人士，作為政府的反對黨，占有議會中過半數議席。政府與議會的關係，從一開始就顯得很不協調。果然，在第一屆議會討論二十四年度預算案時，議會決定大幅度地削減預算，露骨地表露出對藩閥政治的不滿。自此以後，議會每年開會時，在野黨都猛烈地抨擊政府，多次削減預算；政府則以解散議會來對抗。第一次解散後的明治二十五年（1892）二月舉行臨時大選時，雖在內務大臣品川彌二郎的指揮下，對選舉進行了大規模干涉，但結果還是民黨獲勝。這期間內閣已從山縣轉到松方、伊藤手中，長期由薩摩、長州兩派輪流執政。伊藤因為不堪議會的攻擊，於明治二十七年（1894），再度斷然解散了眾議院，政府與議會的抗爭，的確使人擔心憲政的前途，因為這一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日清戰爭），使國內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對外戰爭上面，政府與議會的抗爭便暫告停息了。 天皇授憲 明治二十二年（1889）頒布憲法、皇室典範及附屬各法令。天皇將大憲章授與總理大臣黑田清隆。 隨著憲政的發展，和它有姊妹一樣密切關係的地方自治制度，必須確立起來，各種法典，也需要制定出來。第一任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也衷心致力於地方自治制的建立。根據他的意見，制定了三項新法律，即：《郡區町村編成法》、《府縣會規則》和《地方稅規則》。這三項新法，經地方官會議審議後，於明治十一年（1878）七月公布實行。新法規定，地方區劃在府縣下面設郡、區、町、村；三府五港及人民集中地區，可分成一區或數區，其他則全部劃分為郡，郡下設町和村；區設區長，郡設郡長，町和村設戶長，戶長由群眾選舉產生；區町村設區町村會，議決區町村公共事項費用；府縣會由各郡區選舉五名以內議員組成，凡年滿20歲以上男子，有本府縣籍貫，年納地租十日元以上者都有選舉權等等，從這中間，可以見到由官治制向自治制發展的大飛躍，但是這項法律的實施，和當時城鄉盛行的自由民權運動相呼應，帶來了種種困難。如戶長對官僚的反抗，戶長辦事緩慢等等很快就使人想到戶長公選的缺點。明治十六年（1883）末，山縣有朋擔任內務卿，企圖對地方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他主張在憲法頒布以前，確立地方自治制度是當務之急。他以德國人摩賽（Albert Mosse）為顧問，經過反覆調查研究之後，於二十一年（1888）四月，公布了市制和町村制。二十三年（1890）五月，公布了府縣制和郡制，建立了各級地方自治制。以往府縣是行政區劃，兼有幾分自治制的性質，區町村雖是自治體，但並不完善，郡則完全只是行政區劃；現在，府縣、郡、市町村三級成為完全的自治體。山縣有朋在確立這個地方自治制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之所以要把建立自治製作為當務之急的原因是，由於他痛感要憑徵兵令實現國民皆兵，必須培養國民的公共觀念和灌輸自治思想。府縣的撤銷、合併雖幾經變更，最後才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確定為三府四十三縣，這一決定一直延續到昭和年代。 明治政府編纂法典，是先從刑法開始的。然後又編纂了新律綱領和改定律例。這一點在上面已談到。但這些法律，大都是以中國法制為依據而制定的。政府決心仿照歐美各國的法律，編纂更加完備的法典，聘布瓦索納特（Gustave Emile Boissonade）為顧問，起草刑法和民法。首先制定了刑法與治罪法，經元老院審議，從明治十五年（1882）起施行。廢除了新律綱領和改定律例。刑法與治罪法都是仿照法國刑法的，但其中的審問公開、注重證據、廢除刑訊等，則反映了新刑法精神的高漲。由於憲法的頒布，建立了三權鼎立制度。同時又公布《法院組織法》，將法院分為區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大審院等四級，並規定了它們的組織機構和管轄範圍，建立和完善了司法制度。與此同時，還頒布了代替治罪法的刑事訴訟法。 憲法紀念碑 憲法保證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等原則，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打下了基礎。 民事法典也很早就著手編纂，但因江戶時代民事法典一直受到輕視，因而沒有舊法典可作依據，編纂起來很不容易。明治十二年（1879），政府命令布瓦索納特起草民法，在對其草案進行審議，並經元老院議決批准後，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公布了民法，由明治二十六年（1893）起開始實施。然而，因此項民法過於類似法國民法，不適用於我國的家族制度，因而產生了延期施行論的建議，結果這項民法終於延期施行了。[15]隨後，政府另設了一個法典調查會，由穗積陳重、富井政章、梅謙次郎起草新民法。草案提出之後立即進行審議，終於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全部完成了法案制定工作並付諸實施。這項民法通用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修改民法時為止。它的特點是將重心放在維持封建家族制度上，強調戶主統轄全家的權力，重視由長子繼承家業的制度。 商法是由德國人洛斯勒（Hermann Roesler）起草的，明治二十三年（1890）與民法一起公布，但又與民法一起延期施行，經過徹底修改後，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開始實施。民事訴訟法也於明治二十三年公布，從明治二十四年（1891）開始實施。[16] 大陸政策的展開 明治六年（1873）的征韓論，曾引起了政府的大規模分裂，日本以後又和朝鮮在江華島事件之後締結了修好條約。可是，此後，朝鮮問題仍然包藏著波瀾和日本政府抗衡。本來，朝鮮的地理位置就像是一把伸向日本心臟的短刀，日本要保證自己的獨立，就不能不關心朝鮮，它是最重要的問題。當日本國家意識高漲和國力充實的時候，就會針對通過朝鮮逼來的外力，採取有效的措施。明治政府所採取的政策，首先是使朝鮮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以防止外國勢力的侵入。明治九年（1876）簽訂的修好條規，雖然在這種意義上已確認了朝鮮獨立國的地位，但一直對朝鮮擁有宗主權的清國，對此卻拒不承認，始終堅決主張行使自己的宗主權，因而伏下了日後的禍根。同時，朝鮮國內又出現了進步與守舊兩派之間爭權奪勢的鬥爭，以致在明治十五年（1882）和明治十七年（1884）發生了二次「漢城事變」。 明治十五年（1882）的事變是因朝鮮國王的外戚閔氏與國王生父大院君在政治上互相爭鬥而發生的。閔氏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推行改革，大院君一派則煽動對閔氏不滿的士兵掀起了叛亂。叛軍侵入王宮，襲擊了我國的公使館，殺傷了我國軍官。對此，我國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清國也派去了軍隊。但事件並未擴大，朝鮮向我國賠款55萬日元，處罰暴徒，向東京派遣了謝罪使，承認我國在公使館內有駐兵警衛權（濟物浦條約）。 明治十七年（1884）的事變正是以更劇烈的形式爆發的上一次事變的繼續。明治十五年事變之後，朝鮮朴永孝、金玉均等人在日本支持下組織了獨立黨（金玉均等組織的獨立黨，在中國史籍上的名稱是「開化黨」。——譯者），企圖改革國政，保持獨立。而閔氏則組織了事大黨，企圖得到清國的保護。明治十七年十二月，清國因安南問題與法國作戰失敗後，獨立黨立即採取非常手段襲擊了王宮，殺害事大黨要人，擁立國王掌握政權。日本公使應國王的請求率兵護衛王宮，清軍則援助事大黨，派兵襲擊王宮，把國王迎入軍中，並燒毀日本公使館，殺傷官民。日本公使只好避難到仁川，朴、金等要人則流亡到日本，事大黨捲土重來，清國在朝鮮勢力大振。為了處理事變的善後問題，日本派出特命全權大使與朝鮮進行談判，要求朝鮮賠禮道歉，嚴懲暴徒，支付賠款（漢城條約）。緊接著清國也派遣了特命全權大使，約定日清兩國從朝鮮撤兵，停派軍事教官，需要派兵到朝鮮時，必須事先互相通知等等（天津條約）。 日本在不斷發生的事件中，沒有採取徹底解決辦法，而只是姑息一時矇混過去，致使人民對政府這種軟弱外交表示強烈的譴責。但是日本正處於憲法公布前夕，國內還沒整頓好，軍備也還不夠充實，對清國採取慎重態度，也是當然的。天津條約簽訂後，清國更加緊了對朝鮮內政的干涉（關於中日之間在朝鮮問題上的交涉情況，著者所說與事實大有出入，請參閱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等書。——譯者），朝鮮事大黨也以此為後盾，越發輕侮日本；用官府力量來壓制日本商人的經濟活動，使其蒙受損失。因此民間有志之士中，有的進而干預朝鮮政府，促其積極從事改革，其中有自由黨員大井憲太郎那樣的人。這時亡命日本的獨立黨人金玉均，被朝鮮政府的刺客跟蹤，竟在上海被殺害（明治二十七年（1894）三月）。事件發生後，人民更進一步地對政府的軟弱和清國的暴戾，感到憤慨。 這時在朝鮮全羅北道發生了「東學黨之亂」（書中把東學黨起義稱作「東學黨之亂」，又稱參加此項起義的朝鮮人民為「暴徒」，著者的資產階級立場昭然若揭，這一點請讀者注意，並請參閱《中國近代史》等書。——譯者），事件逐漸擴大，發展成全國性的內亂。東學黨是一個排斥基督教、糅合儒佛道三教的宗教團體。其所提出的東學，就是折中儒佛道三者而成，它本是一個宗教團體，但不久就增添了政治色彩，演變成為「暴徒」，鼓吹改革國政，在各地掀起暴動。朝鮮政府對此無力鎮壓，向清國求援，清國趁機派出重兵（二十七年六月）。當時清國政府大概認為日本從明治十七年以來，在鮮勢力減退，二十三年帝國議會開會後，政府與議會互相傾乳，因此不會有對外用兵的餘力，企圖藉機確立清國在朝鮮的勢力，把日本勢力驅逐出去。 然而，日本的有識之士也早已認識到，在朝鮮問題上，非和清國進行一戰不可。政府從明治十五年（1882）起就推行軍制改革，擴充軍備，明治二十六年（1893），針對議會削減造艦費後，採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加以補救，甚至節省今後六年間的宮廷費用、減少官吏俸祿十分之一，用來充作造艦費用。因此，當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得知朝鮮因東學黨之亂向清國請派援軍時，便早已下定決心，要毅然採取各種對抗措施。這個早晚要切開的腫瘤，由於日本的退縮和清國的進逼而加快了化膿的速度，現在已到了破裂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下定了決心。東學黨之亂，因害怕日清兩國出兵而平息了下去，但日本政府認為日清兩國應共同合作，改革朝鮮內政，以此向清國提出建議，並且申明，清國如不接受，日本就要單獨加以改革，並著手實行。約定今後朝鮮一切內政改革，都要同日本公使大鳥圭協商進行。於是朝鮮政府撕毀了妨礙其獨立的對清條約，要求日本協助消滅駐在牙山的清兵。在此之前，日清兩國海軍在豐島海面發生衝突。這時應朝鮮的請求，日軍進攻成功、牙山，清兵逃往平壤，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兩國間爆發了戰端，八月一日下達對清宣戰詔敕，日本首次投入大規模對外戰爭。（有關中日甲午戰爭的情況，請參閱《中國近代史》等。——譯者） 與可怕的「睡獅」，東方大帝國首次進入全面交戰狀態的日本。朝野一心，以求善始善終。九月，天皇把大本營遷到廣島，統率軍務，十月，在廣島召開第七屆議會，這是一年中進行了兩次大選之後的議會。在野黨的攻擊本應是很激烈的，但政府提出的一億五千萬日元的臨時軍費卻獲得全場一致通過，顯示出舉國一致的實質。戰局在海、陸兩方面都朝著有利於日本方向發展，陸軍第一軍由朝鮮進入滿洲，第二軍在金州半島登陸，分別打敗處於戰略要地的清軍，完全占領了遼東半島，海軍在黃海擊敗清國北洋艦隊，然後協同陸軍攻占威海衛，致使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另一支陸軍部隊與部分海軍一起占領了南方的澎湖列島。日軍取得這樣的勝利，是由於日本維新以來，大力培養現代化軍事力量獲得成功，不斷進行產業革命，使新興國力有了驚人的發展。而清國的失敗則是因為不但沒有完成現代化改革，而且其軍隊以僱傭兵為主，裝備和士氣都十分低劣，政治腐敗，民眾叛離。因戰敗而吃驚的清國，提出媾和要求。明治二十八年（1895）三月，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往下關，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陸奧宗光（1844—1897），外交家。原名陽之助，紀州藩家老伊達家出身，幕末脫藩後，就學於勝安芳的海軍操練所，後參加坂本龍馬的海援隊。維新後歷任兵庫、神奈川縣知事，後入大藏省，主持改正地租工作。以後因西南戰爭入獄，明治二十三年（1890）擔任山縣內閣的農商務相，二十五年（1892）改任伊藤內閣的外相，主持修改條約，取得成功。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的對外交涉，訂立和約及處理三國干涉等事，均其主持。——譯者）舉行會談，四月締結了和約。和約規定，清國承認朝鮮完全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賠款白銀二億兩（約三億日元），以清國與歐美各國間現有條約為基礎，締結日清條約；向日本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等（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於四月二十二日獲得批准，但當月二十三日俄、德、法三國公使分別訪問日本外務省，認為日本占領遼東半島，不僅危及清國首都，而且會使朝鮮獨立有名無實，妨礙遠東永久和平，因此勸說日本放棄占有遼東半島的要求。俄國早就覬覦朝鮮，特別注意中日甲午戰爭的發展。沒想到日本獲勝，並占領遼東半島，俄國認為這是對它日後遠東政策的重大妨礙，因而力勸法、德兩國共同出面干涉。法國由於與俄國訂有軍事同盟，同意俄國提議並不奇怪；與兩國處於對立關係的德國之所以也參加這次干涉，是因為想藉此機會以把俄國的關心引向東方，減輕在西方對德國的壓力，同時也想趁機取得一個侵入東方的立足點。政府對於三國干涉的處理煞費苦心，但鑒於當時各種形勢，終於接受了勸告，同意交還遼東半島，收取白銀三千萬兩（約四千五百萬日元）作為交還遼東的代價。 根據馬關條約，日本占領了台灣，開始了殖民地統治。然而，台灣島自古以來就是叛亂頻仍之所，清朝對此也曾感到棘手。我國派遣近衛師團前往該島，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平定了全島的抵抗。明治三十年（1897）公布了設立總督府的統治制度。在總督統轄之下，整頓民政，獎勵產業，發展交通，逐漸取得了統治的成績。 儘管我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朝鮮問題仍然很難解決。朝鮮王室不信任日本，因此，內政改革也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朝鮮王室之所以不肯服從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因為我國國力由於歸還遼東半島而受到輕侮，俄國公使在此期間又大肆活躍，試圖在朝鮮王室內扶植親俄勢力。日本雖然依靠戰爭從朝鮮驅逐了清朝勢力，但又由同一戰爭迎來了新的敵人——俄國。朝鮮問題並沒有能因中日甲午戰爭而得到絲毫解決，依舊作為日本外交上的痼疾，而留存了下來（朝鮮於1897年，改國名為大韓，國王改稱為皇帝）。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卻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脆弱，從而為世界列強侵入東亞提供了饞人的誘餌。19世紀末以後，列強拚命向海外擴張，到處爭奪殖民地。它們在分割了非洲和太平洋諸島之後，便將具有龐大版圖的清國，作為它們爭奪的主要目標。俄國利用三國干涉，博得了清國的歡心之後，乘勢與法國共同向清國提供了四億法郎的借款，以供其充作賠款財源；並與清國締結了以我國為假想敵的防禦同盟；還獲得了從滿洲里經清國領土直達海參崴的中東鐵路的修築權。繼而，德國又以傳教士在山東省被殺害為理由，占領了膠州灣，獲得了該地的99年租借權和在山東省修築鐵路和採礦的權利（明治三十一年，1898）。俄國見此情景，就立即占領了旅順口，又獲得了租借旅順口、大連灣一帶土地25年和將中東鐵路延長鋪至大連灣的權利。法國也不甘落後，奪得了租借廣州灣99年和在其附近修築鐵路的權利。這樣，清朝很快就被迫對因三國干涉而收回遼東半島付出了代價。而且，最早在中國獨自攫取了商權的英國，也趁勢索得了租借威海衛99年的權利。在列強們貪得無厭的食慾面前，清國就像一頭倒下的、任人宰割的巨獸一樣可憐（以上諸事均發生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 1895—1942年日本擴張到的範圍 日本在半個世紀中實施軍事侵略和擴張政策。對中國的戰爭（1894—1895）和對俄戰爭（1904—1905）使日本占領了台灣島和朝鮮。1931年，日本從中國手中奪取東北；6年後日本又向整個中國發起進攻。1941年德國似乎會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日本對美國和英國宣戰，試圖在整個東亞建立起日本的統治。 與清國相反，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對日本產生了極好的影響。首先，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實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確立了作為東方強國的地位。其有實質性的例證，就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急於解決的修改條約問題獲得了成功。修改條約是歷代外相都竭力想解決的問題，幾次因此而導致了外相的辭職。明治二十五年（1892），第二次伊藤內閣成立。陸奧宗光一接任外相，就想竭力解決這一問題，鑒於以前輿論界的反對，制定了全面對等的條約草案，讓駐德兼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去同英國政府進行交涉。英國政府起初對此表示為難，後來在陸奧外相和青木公使的努力下，終於表示同意日本提出的草案，於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當時正值日清兩國之間戰雲密布之際，戰爭尚未打響，因此不能說這項條約的簽訂是戰勝的結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正是由於日本當時已公布了憲法，制定了近代化的各項法典，國際上已具備了同清朝角逐的實力，對此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遂使修改條約成為可能。此後與各國進行修改條約談判時，戰勝的效果已發揮作用，因而進行得極為順利，同美國和義大利就在這一年修改了條約。到明治三十年（1897）十二月為止，已與剩下的十二個國家全部修改了條約。修改後的條約從明治三十二年（1899）七月（法國、奧地利為八月）一齊開始生效。從此，我國便與各國互相適用最惠國條款，廢除了治外法權，使在日外國人必須完全服從我國法律，其僑居地區也完全成為我國地方組織的一部分。只是在關稅方面，還留有單方面承擔義務的規定，有損我國利益，一直到明治四十四年（1911）才進行了修改，完全恢復了國權。 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還給國內經濟帶來了飛躍發展的轉機。獲得相當於我國貨幣35000萬日元的巨額賠款，使我國在幣制方面得以確立了金本位制。明治初期，改革幣制，政府曾採用過金本位制，但因不符合我國實際情況，不久又改為銀本位制，一直沿用至中日甲午戰爭結束。隨著世界上採用金本位制的國家的增多，銀價暴跌引起的物價暴漲等，說明恢復金本位制，已勢在必行。就在此關鍵時刻，得到了戰爭賠款，得以用來充實施行金本位制的準備資金，真好比「福自天來」一般。金本位制的建立，促進了日本同實行金本位制各國的貿易，打開了引進外資的道路，奠定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基礎。由於投放了龐大的軍費，軍事工業從戰時就獲得了顯著的發展，戰後又為備戰進行了擴充，呈現了空前的繁榮。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戰前已大體上實現了機械化。由於戰勝而開拓了東亞市場，結果使紡織工業得到了急劇的擴張，產量從明治二十八年（1895）的36萬捆提高到明治三十二年（1899）的75萬捆，四年之間增長了一倍多。企業普遍因景氣好轉而出現了繁榮，公司的實繳資本總額明治二十年（1887）為6785萬日元，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已升到了87876萬日元，增長了約13倍。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力量增大，與其勾結的政黨勢力有了飛躍發展，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現了最初的政黨內閣。官僚政治家伊藤博文也認識到，在與政黨正面衝突的情況下是無法施政的，於是便親自建立了政友會；政黨也懂得，離開了官僚和軍部的支持，資本家也就維護不了利益。於是官僚、軍部、政黨三者互相配合，共同推行了後來的大陸政策。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使他們懂得實行大陸政策，成果該是多麼豐碩；但三國干涉也使他們懂得，由於國力的脆弱，不得不把這豐碩的成果讓出一部分。這種認識與同仇敵愾的精神結合起來，使他們在今後準備戰爭和充實國力的道路上攜起手來。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成為列強垂涎欲滴的食餌的清國也發生了試圖改革內政和排外自衛的運動。明治三十二年（1899）在山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其中的一個支派義和團，主張扶清滅洋，襲擊外國人，破壞教堂。在地方官吏的庇護下，民眾紛起響應，致使勢力大盛。明治三十三年（1900）義和團進攻天津的外國租界，最後發展到包圍在北京的各國公使館，德國公使及日本公使館館員遭到殺害。這樣，各國商議組織聯軍前往救援，收復和解救了北京被圍困的公使館和僑民。明治三十四年（1901）九月，清國同意處罰主謀人員，並約定分期償付白銀四億五千萬兩，作為對這一事件的善後。這就是所謂庚子拳變（北清事變），日本在這次事件中，派出一個師團的精銳兵力，擔任討伐軍的主力，立下了戰功，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上升的國際信譽，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如實地顯示出日本具有與列強為伍，進行國際活動的實力。 日俄交戰情景 本圖描繪了1904年日本艦隊正在中國的旅順港外與俄國軍隊作戰的情景。 北清事變對俄國來說，為它提供了侵略滿洲的絕好藉口。由於當時駐紮在滿洲的清兵，曾配合義和團襲擊俄國僑民，俄國藉機以守備鐵路為名，派出重兵對滿洲進行了軍事占領。事變結束後，仍然不肯撤兵，脅迫清國與其締結密約，企圖掌握滿洲的實權。對於俄國這種南下野心，日本應採取什麼態度，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伊藤和井上等文治政治家們主張採取親俄的立場，暫時同意俄國南下，承認其統治滿洲，以換取日本確保朝鮮權益。而山縣、桂等軍部政治家則與此相反，採取親英態度，主張與英國合作，結成同盟，以堅決阻止俄國南下。事實上，和俄國進行滿、韓交換的主張能否如願以償，還是個疑問，而素稱強大的大英帝國，能否放棄光榮的孤立，和遠東的後起的小國結盟，也沒有太大把握。為了穩妥起見，同時執行了兩種不同的主張。明治三十四年（1901），伊藤作為元老，以個人身份從美赴俄，試探締結日俄協約的可能性，在這期間政府總理大臣桂太郎（桂太郎（1847—1913），軍人，長州藩出身，曾留學德國，先後駐德武官，陸軍次官，台灣總督等職，明治三十一年（1898）任陸軍大臣。和山縣有朋都曾為明治政府的軍事化，日本軍事帝國主義的建立出過很大力。明治三十四年（1901）組閣，在其擔任首相期間，完成了日英同盟和日俄戰爭等巨大事件。日俄戰爭結束後辭職；明治四十一年（1908），再度組閣，推行強壓政治。大正元年（1912）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倒台後，他又第三次組閣，僅三個月因人民掀起護憲運動而倒閣。——譯者），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小村壽太郎（1855—1911），外交家，宮崎縣人，曾留學美國。明十七年（1884）入外務省，甲午戰爭時，小村曾以代理公使身份在中國活動，以後歷任駐韓，美，俄，清各國公使。三十四年（1907）擔任桂內閣外相，從事訂立日英同盟工作；日俄戰爭結束後，又以全權身份出席訂立朴茨茅斯條約。第二次桂內閣時，又擔任外相，從事修改條釣及併吞朝鮮的外交工作。——譯者），又命令駐英公使林董與英國談判日英同盟問題。由於英國全部接受了我國的提案，所以同盟的談判，很快達成了協議；日英同盟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簽訂。根據這日英同盟條約約定，兩國互相維護清國及韓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維護英國在清國的利益和日本在清、韓兩國的利益，如同盟國一方為維護自身利益與他國開啟戰端時，另一方同盟國應嚴守中立，防止參加戰爭，如其他一國或數國對該同盟國交戰時，另一方同盟國應給予援助，共同作戰。盟約訂得很堅定。日英同盟的締結使得儘管牌匾一向響亮而經常打現實算盤的這家老鋪子——英國，選擇了日本作為其在遠東政策上對抗棘手的敵手俄國的有效夥伴，說明日本的地位，已得到了高度的評價。對日本來說，日英同盟使它具備了用實力來阻止俄國南下的野心、推行自己大陸政策的勇氣和信心。對俄國來說，不用說它意味著一種嚴重的威脅；作為對策，俄國立即宣布，原以歐洲為範圍的俄法同盟，日後對遠東也同樣有效。 日英同盟使俄國在滿洲問題上暫時做了讓步，俄國與清國之間締結了歸還滿洲的條約，約定分三期撤出指定地區（三十五年（1902）四月）的駐軍。第一期撤兵如約實行，但第二期就沒有實行。第一期撤兵地區是盛京西南部直到遼河為止的邊境地區，而第二期地區是盛京其他地區與吉林省，是滿洲的中心地帶，不從這裡撤兵，說明對歸還滿洲並無誠意。不僅如此，俄國又在旅順口新設遠東大總督府，集中外交、行政、軍事大權，作為經營遠東的根據地。並增強兵力，擴充設施，揚言對日本要採取強硬政策。日本則儘量利用外交手段，以冀避免衝突。明治三十六年（1903）八月提出了日俄協商的基礎方案，並反覆進行了談判，但對方態度強硬，根本無法達成協議。當時國內輿論沸騰，認為洗雪三國干涉恥辱的時機已經到來，希望政府做出決斷。尤其是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以教授為中心的七博士（七博士的主戰論，指明治三十六年（1903）六月十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戶水寬人、小野塚喜平次、富政章等七博士向政府提出反對在外交上採取滿韓交換方針，主張對俄強硬的建議書。該建議書以後在《東京朝日新聞》上發表（6·24）。——譯者）主戰論，對鞭策當局和指導輿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三十七年（1904）一月，日本政府向俄國遞交了最後修正案，仍無回答，終於在二月五日宣布斷絕國交，開始了日俄戰爭。 與歐洲軍事大國交戰的日本，確是進行了一場以國運為賭注的冒險。但是戰局的發展，出乎意外地對日本有利，陸軍在遼陽、沙河、旅順、奉天擊敗了優勢的俄軍，海軍在對馬海峽殲滅了遠征的波羅的海艦隊。到三十八年（1905）五月，勝敗已成定局。於是接受了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f）的講和建議，由日本全權委員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與俄國全權代表維特（Witte）、羅森（Rosen）在美國朴茨茅斯（Portsmouth）舉行談判，同年九月，簽署了和約（朴茨茅斯條約）。條約內容規定，承認日本在韓國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特殊利益；關東州租借權、長春以南鐵路及其附屬地的煤礦開採權等讓與日本；北緯50度以南的庫頁島割讓給日本，允許日本漁民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白令海等俄國領海內的捕魚權等等。這些條件，比起日本原來提出的要輕得多，當時日本所提出的是割讓全部庫頁島和支付賠款，這是日本人民所熱烈期望的，但俄國方面拒不接受。在這次戰爭中，日本雖取得了勝利，但國力消耗殆盡，政府已沒有今後繼續作戰取得勝利的信心，也沒有斷然使談判決裂的勇氣，因而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締結了這一和約。陶醉於勝利的國民不體諒政府的苦衷，對和約表示不滿，指責政府外交的無能。條約簽字的那天，在東京日比谷召開了反對媾和國民大會，並與官方發生衝突，終於發展到暴動程度，爆發了所謂大燒帝都事件，騷亂竟發展到政府為此發布戒嚴令的程度。但是政府在這時結束戰爭，實在是很明智的，要知媾和條件並不能算屈辱，已經充分達到了戰爭目的。 根據朴茨茅斯條約，日本在韓國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特殊利益得到承認。明治初期以來一直是日本外交難題的朝鮮問題，至此告一段落，因此日本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赴韓締結日韓條約。條約規定該國外交權歸由日本掌握，日本政府在漢城設統監作為其代表，統監專管外交，有權謁見韓國皇帝（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統監府於次年二月開始辦公，伊藤博文任第一任統監。韓國官民中，有許多人不滿意這種狀況。明治四十年（1907），在荷蘭海牙召開的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上，韓國皇帝派遣密使提出要廢除日韓條約；四十二年（1909），伊藤博文視察滿洲途中，在哈爾濱車站被一韓國人暗殺；這充分說明，統監政治並沒有給日韓兩國帶來什麼好處。四十三年（1910）八月，根據合併條約，韓國與日本合併。條約規定，韓國皇帝把韓國一切統治權完全、永久地讓與日本天皇，日本同意韓國併入日本帝國，保持韓國皇帝、皇族的尊稱、威嚴和名譽等，保護韓人生命財產、錄用韓人官吏等等。至此，日本以最有利的方式，解決了不僅是明治初期以來，而且是開國以來與半島之間的關係問題；同時也是首次在版圖中，增加了面積與本州相匹敵的新領土，壟斷了其市場與資源，鞏固了與列強為伍，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強大基礎。 20世紀初成就的象徵 1905年5月，在橫濱車水馬龍的街道上，到處都裝點著宣傳愛國的旗幟和燈籠，人們在慶祝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與俄國之戰的勝利。對馬海峽之戰標誌15個月的日俄戰爭進入了白熱化狀態，而且也顯示了過去50年里的一項現代化計劃，已經把日本從一個封建制度下的窮鄉僻壤，變成了主要的世界強國。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戰爭又使人們負擔著很高的賦稅，但日本人對這些都欣然地忍受了。為了負擔工業和軍事的增長，資源匱乏和高賦稅都沒有能壓抑住由此而產生的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和領土擴張政策這雙重的主題，是日本20世紀的象徵。 朴茨茅斯條約還規定把關東州租借權、長春以南鐵路及其附屬地的採礦權讓與日本。政府根據這一規定，派遣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等人為全權委員前往清國，與清國全權代表會商，締結日清條約，以使清國承認俄國轉讓的在滿洲的一切權利（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確立日本在南滿的特殊權益。三十九年（1906），設關東州都督府，掌管關東州政務，並在旅順口設立鎮守府，負責這一帶的防務。這一年還設立了官民合辦的組織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營長春以南鐵路和撫順等地的煤礦，並負責鐵路附屬地的一般政務。從此半個滿洲市場歸日本獨占，在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戰爭末期，三十八年（1905）七月，日軍一個支隊在庫頁島登陸，擊敗了俄軍，平定全島。但由於條約規定，日本領土限於北緯50度以南，因此兩國委員測定了五十度線的分界區，並立石為界。日本於四十年（1907），在那裡設立了樺太廳，安撫土著居民，獎勵內地人（內地人，指日本本土人民。——譯者）移民該島，發展林業、漁業，努力進行開發。 日本由於得到了上述各項權益，從而確立了在東亞地區的統治地位。後來它又同歐美列強締結了完全對等的國際協定，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日英兩國締結同盟以來，已歷三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深得其利；而英國也認為日後該同盟的作用將益形增大，因而兩國都希望改訂同盟協定，遂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日俄媾和之前，在倫敦簽訂了第二次日英同盟協約。這次同盟協約的內容與第一次不同的是：英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並同意日本有為維護這些利益而採取指導、管理和保護等措施的權利。並將協議的有效範圍，擴大到印度，以保護兩國在東亞和印度地區的領土權及特殊利益作為結盟的目的。協定規定，締約國一方受到其他國家的侵略、攻擊，或者因保護上述領土權及特殊利益而同他國交戰時，另一方必須立即予以援助並共同戰鬥等等。根據這項協約，日本行使了對朝鮮的保護權，建立了防備俄國進行復仇戰爭的信心。但另一方面，日本也因而承擔了保護英國在印度的利益一半責任那樣的巨大負擔。不過，這一次的改訂，畢竟是由於日本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和其在國際事務中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大所致。日英兩國同盟，在後來二十年中，也作為維護東方和平的支柱，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協約有效期為十年，明治四十四年改訂後又延長了十年）。 法國曾在日俄戰爭中因俄法同盟的關係，支持俄國，當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東航時，曾允許它在法國的領土和殖民地靠岸並提供方便。日俄戰爭以後，法國認識到，要保持自己在東方的權益，就必須與日本結成友好關係，遂於明治四十年（1907），締結了日法協約，協約規定，為保護兩國在亞洲的地位和領土主權而互相支持，共同確保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此外，日本還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同美國交換了日美備忘錄，雙方保證要維持太平洋地區的現狀以及在清國工商業方面，實行機會均等主義。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還同俄國締結了第一次日俄協約，規定相互尊重領土完整，維持清國的獨立，承認和維護列國在清國商工業方面的機會均等主義。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俄兩國又締結了第二次協約，加強了兩國關係；兩國在戰後反而增加了友好的氣氛。 這樣，世界上的國家無論其喜歡與否，都不得不承認日本作為東亞穩定勢力的地位。以前曾對日本這個落後的遠東國家，持有同情並幫助其發展的人們，一旦發現了日本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猛成長的趨勢，就立刻對日本的前途感到害怕，開始對其懷有戒心，並企圖阻擋其前進的步伐，這也是人之常情。在開國以來一直作為日本的好前輩，保持友好態度的美國，逐漸出現了這種思想，並不奇怪。明治四十二年（1908）美國提出的滿洲鐵路中立方案和在美國一再排斥日本移民的問題，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17] 日俄戰爭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極大。它比中日甲午戰爭時對經濟影響的規模更大，使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因而取得了更大的飛躍。日本輕工業部門的產業革命，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後已基本完成，通過日俄戰爭，在重工業、化學工業方面確立了大機械生產。這主要是因為日本的國際地位有了提高，能夠自由地壟斷朝鮮和南滿的市場和資源，並得以打進了中國和南洋的市場。另一方面，日本為防備俄國的復仇等將來可能發生的戰爭，終於實行擴充軍備的國策，推動軍事工業的發展。在交通方面，實行了鐵路的國有化；海運方面，明治二十八年（1895）的輪船總數為528艘，十年後則增到了1390艘，增加了一倍多，總噸數也從36萬噸增加到126萬噸，增加了將近三倍。因此，貿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明治三十年（1897）的出口額為16000萬日元，明治三十九年（1906）則增到42000多萬日元，同期的進口則從21000多萬日元增到41000多萬日元。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隨著近代產業的發達，資本家擁有的財富也顯著增加，這種傾向在日俄戰爭以後更加明顯，從而增加了資本家在政治方面發言權的分量。資本家和政黨的緊密結合，資本家支配政黨，這是進入大正時代之後才正規化的，但這種傾向，無疑是由於戰爭所助長的。另一方面，貧富差別的擴大，導致了社會問題的發生，引起了社會運動的發展。中日甲午戰爭以前，日本已經有工會組織（明治二十二年，1889），和發生工廠罷工的事（明治二十六年，1893，大阪天滿紡織公司）。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產生了不少社會主義團體和信仰社會主義的工會。[18]明治三十四年（1901），創立了第一個以社會主義為政綱的無產階級政黨——社會民主黨，但當天就遭到禁止。繼而，由同一些人組成的平民黨又遭到了禁止，他們走的一直是荊棘叢生之路，仍是，堺利彥（堺利彥（1870—1933），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者。明治三十二年（1899）任萬朝報記者，提倡非戰論，後與幸德秋水等組織平民社，從事反戰活動。三十九年（1906）組織日本社會黨，四十一年（1908）因赤旗事件入獄，大正十一年（1922）參加日本共產黨，但不久即轉向社會民主主義立場。——譯者）、幸德秋水（幸德秋水（1871—1911），明治時代的社會運動家，無政府主義者。名傳次郎，高知縣人，很早就參加自由民權運動，後受教於中江兆民，在思想上受其影響很深。曾先後擔任萬朝報等報記者，明治三十四年（1901）與片山潛、堺利彥等組織社會民主黨，被禁。日俄戰爭時，出版《平民新聞》反戰，並譯栽《共產黨宣言》。以後渡美，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明治四十三年（1910）被明治政府在所謂大逆事件的名義下，處絞首刑死。——譯者）等人仍建立了平民社，出版《平民新聞》；針鋒相對地對日俄戰爭提出了反對的看法，顯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成熟。此外，內村鑒三（內村鑒三（1861—1930），宗教家，評論家，出身於高崎藩士家庭，札幌農學校畢業後留美，回國後任第一高等學校囑託，因不敬事件而退職後，即從事著作，擔任過萬朝報記者。日俄戰爭時提倡反戰論，以後又提倡基督教的無教會主義，主張建立日本自己的基督教。——譯者）等基督徒也主張「非戰論」。[19]明治三十七年（1904）八月，在歐美旅行的片山潛（片山潛（1859—1933），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岡山縣人。明治十七年（1884）渡美，半工半讀，回國後一面傳教，一面從事組織工會活動。三十四年（1901）組織社會民主黨被禁後，又赴美，三十七年（1904）出席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黨大會，三十九年回國仍從事組織工會活動；四十三年所謂大逆事件後，日本國內的社會民主主義活動受到鎮壓，大正三年（1914）又渡美，參加共產黨。蘇聯革命成功後到蘇聯擔任第三國際執行委員。——譯者）以日本社會主義者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世界社會黨大會；在會上與俄國社會黨代表熱烈握手，象徵了兩國工人階級的團結。戰爭結束以後，社會運動進一步發展，利用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比較和緩的態度，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成立了旨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日本社會黨，一般的社會主義啟蒙運動也普遍展開了。這對於全力以赴地向帝國主義邁進的明治政府來說，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日甚一日。明治四十一年（1908），在神田錦輝館發生了「赤旗事件」，明治四十三年（1910），又發生了殺害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至此，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凡是帶有社會二字的東西均被視為危險品而遭到禁止，社會運動進入了奄奄一息的狀態。政府對社會主義者進行的這種過度的鎮壓，是他們企圖用強權來掩飾在日俄戰爭取得勝利的背後，日漸暴露的國內矛盾和國力發展的不平衡，可以說是，戰爭後果帶來的陰暗面之一。 政黨勢力的發展 在確切知道一代天皇的在位時間中，明治天皇的治世，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時代，但也終於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宣告了結束。由種種歷史事實表明，歷史的發展動靜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呈現出了轉變的動向。明治後半期發生的重大事件——日俄戰爭的善後處理，到明治末年基本完成；明治四十三年（1910）實行的日韓合併宣告了朝鮮問題的結束；日英同盟協約的第三次改訂也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完成，和其他國家，也於明治四十年代分別締結了協約。明治四十五年（1912）清國滅亡，中華民國建成，大正三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史也在這段時間，出現了一個轉折點。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的參戰，是構成大正時代歷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戰爭帶來資本主義的繁榮，民主主義思想的高漲以及對國際協調政策的堅持，這些也都反映了大正時代的歷史特點。 在敘述大正時代的歷史以前，有必要先概述一下明治後半期的國內政治情況，弄清前面講到的憲政發展以後的歷史經過。中日甲午戰爭是在第二次伊藤內閣時進行的，戰爭期間，各政黨都曾協助政府，舉國一致來進行戰爭；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政黨對政府的抨擊又開始加劇，政府只能懷柔自由黨，勉強度過議會關。在野黨由此也認識到，必須把力量集中起來，於是改新黨、革新黨以及其他小黨派聯合起來組織了進步黨，推戴大隈重信為領袖（明治二十九年三月，1896）。政府為進一步與自由黨加強合作，任命該黨總理板垣退助為內務大臣，第一次組成了官僚與政黨聯合的內閣。不久伊藤內閣垮台，代之以第二屆松方內閣（二十九年九月）。松方內閣任大隈為外務大臣，以進步黨為友黨，但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由大隈的辭職和與進步黨斷絕關係，致使這屆內閣終於倒台（明治三十年十二月），組成了第三屆伊藤內閣，因政府向議會提出的增征地租的議案引起了政府與議會的正面衝突；最後，導致解散議會。以往一直水火不容的自由黨與進步黨，從此以後聯合結成一大政黨，稱為憲政黨（三十年六月）。這種政黨勢力的大聯合，震驚了官僚和派閥集團。伊藤博文很快認清了形勢，捨棄了超然主義，痛感政治必須依靠政黨內閣，便下野，把內閣交給了大隈和板垣。於是由大隈擔任總理大臣，板垣出任內務大臣，除陸海軍兩大臣外，其他閣員均由黨人擔任，政黨內閣誕生了，這說明政黨的勢力已有劃時代的發展。然而由於憲政黨是勉強把本來難以融和的自由黨和進步黨捏合在一起的，所以閣僚之間很快出現了分歧，導致了憲政黨的分裂，內閣瓦解。這樣，好不容易成立的政黨內閣，僅僅過了四個月就垮台了。 政黨內閣垮台以後，日本政壇又退回到藩閥、官僚時代，組成了第二屆山縣內閣。山縣對政黨的合作與發展，深惡痛絕；為了維護官僚的世襲老巢，山縣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廢除了內閣成員可以自由任用敕任文官的制度，從而將黨人拒之於官僚陣營之外；還制定了「文官分限令」、「文官懲戒令」以保證官僚的身份。他還擴大了樞密院諮詢事項的範圍，將有關文官的身份和任用的敕令也包括進去，以防止將來修改文官任用令，對官僚陣營的強化，採取了萬全的方策。同時，還修改陸海軍省令，制定了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大、中將充任的規定。正是這條規定，後來成了軍閥們堅固堡壘、打亂內閣統一領導的禍根。日本的政黨政治，因首次實現了政黨內閣而只欣喜瞬息，但後來卻產生了反動，長期背上了推卸不掉的沉重負擔。 鑒於當時的形勢，伊藤博文決心親自組織一個模範政黨，重新開始新的政治生涯，遂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九月成立了立憲政友會。當時，憲政黨已分裂為舊自由黨系的憲政黨和舊進步黨系的憲政本黨兩部分；他們全部參加了政友會，政友會因此而立即成了大政黨。因此，在山縣內閣下台之後，又成立了第四屆伊藤內閣。在這屆內閣中，除了陸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加藤高明）以外，全部閣僚都由政友會成員擔任，從而又出現了一屆政黨內閣（明治三十三年十月）。當時，政友會在眾議院中，擁有絕對多數席位，因此政府的所有重要議案，都能在眾議院中獲得順利通過。但在貴族院，卻對此持反對態度，否決了政府提出的增稅案。這是由於貴族院的敕選議員，多是山縣作為官僚的堡壘把自己的部下塞了進去，伊藤與山縣之間的爭鬥由此暴露出來。對此，伊藤勒令貴族院休會，並在其間，向天皇上奏了改造貴族院的方案，從而政府與貴族院形成了嚴重的對立。但後來天皇下達了整頓時局的敕詔，才勉強使政府擺脫了困境。伊藤內閣並未取得當初人們所期待的政績，僅七個月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山縣的嫡系——長州閥的寵兒陸軍大將桂太郎（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從此以後，桂太郎執政長達四年零七個月，在從日英結盟到日俄戰爭結束為止這一重大時期，正確地掌握了國家的前進方向。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正是由於戰爭，才制止了黨派之間的爭鬥，完全再現了舉國一致爭取戰爭勝利的中日甲午戰爭時的前例，因而政府才得以自由地進行統治，並維持了較長的壽命。隨著戰爭的結束，人們的怨恨便同對日俄媾和條約的不滿一起爆發出來，桂內閣頃刻瓦解，繼伊藤之後任政友會總裁的西園寺公望（西園寺公望（1849—1940），政治家，舊貴族。原名美丸，號陶庵，為德大寺公純的次子，後入繼西園寺家。明治維新後因在戌辰戰役中之功勳等，於明治三年（1870）到法國留學，十年後回國，創辦明治法律學校，東洋自由新聞，鼓吹自由主義思想。十八年（1885）被任為全權公使，駐比、德等國。從事修改條約工作，三十四年（1901）回國，擔任樞密院議長、文部、外務、大藏等大臣；三十六年（1903）擔任政友會議長，三十九年（1906）、四十四年（1911）兩次組閣，大正九年（1920）授公爵後，作為元老參與國事。——譯者）當上了首相（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西園寺內閣的閣僚中，政友會成員僅二名，其餘的全是官僚和派閥成員；沿襲桂內閣的政策，得以平安無事地進行了戰後經營工作。此後直至明治時代結束時為止，西園寺與桂太郎交替執政。桂太郎代表官僚、軍部，執行保守、專制的政策，西園寺則代表地主、資本家，推行自由主義的政策。 明治時代結束，迎來大正時代的時候，正是在第二屆西園寺內閣時期。這屆內閣因未批准陸軍方面提出的增設兩個師團的方案而引起了陸軍大臣上原勇作的辭職，而且軍部還拒絕推舉後任陸相，內閣便因此而短命垮台了（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前述第二屆山縣內閣規定的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的大、中將擔任的限制，在此迅速生效，針對日益壯大的政黨勢力，表現出抑制力量的強大。繼西園寺之後，任首相的是桂太郎（第三屆桂內閣）。由於大正天皇即位，桂太郎曾任內大臣兼侍從長，在宮中任職。因為他本人懷有政治野心，加上軍部、官僚的支持，所以又再次出來肩負難局。不過，這次他是以天皇頒布詔敕的形式，來表明自己登台的正當性，後來為要求海軍大臣齋藤實留任，再次借用了詔敕的力量。這種打亂「宮中」「府中」之別，認為政爭累及了皇室，致使本來就對軍部、官僚的橫暴滿懷憤慨的政黨黨員一下子展開了全面的攻擊。這種憤慨和攻擊集中表現在以政友會的尾崎行雄、國民黨（明治四十三年（1910）以憲政本黨為中心組成的政黨）的犬養毅為先鋒的擁護憲政、打倒門閥的運動。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桂太郎計劃另行組織新政黨，下令議會休會，實行建黨，但沒有如願，只勉強建立了第二政黨（即後來的立憲同志會），但以政友會、國民黨為中心的在野黨，卻以絕對多數向剛剛復會的議會提出了彈劾政府的議案。於是，政府又用再次休會來應付，還想利用詔勅來打開局面。這時天皇卻向西園寺下達了令其匡救時局的敕令，從而使政友會等在野黨的態度更加強硬起來。桂太郎雖第三次下令議會休會，但事已至此，議會中的憤怒已擴展到人民群眾之中，引起了人民的暴動。桂太郎這時已黔驢技窮束手無策，不得已在大正二年（1913）二月，即上台僅53天，便被迫辭職了（大正二年二月）。這件事表明，在壯大起來的政黨勢力面前，即使是軍部和官僚們，也無法維持其專制統治。另一方面，黨爭累及皇室的做法，也預示了新帝治世的困難前景。 繼第三屆桂內閣之後上台的是以海軍巨頭山本權兵衛（山本權兵衛（1852—1933），海軍軍人，政治家。鹿兒島人，自明冶三十一年（1898）出任第二次山縣內閣的海軍大臣後，曾幾任海相，是薩摩閥的海軍巨頭。大正二年（1913）大正政變時，和政友會聯合打倒桂內閣之後組閣，但不久即因西門子事件而辭任。十二年（1923）大震災後又再度組閣，不久又因虎門事件而辭任。——譯者）為首的內閣。山本與政友會合作，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大力整頓行政財政，頗有政績昭然之勢，但卻因發生了所謂「西門子事件」的海軍受賄事件而不能不辭職（大正三年四月）。山本內閣垮台以後，推選後任首相，發生困難。按照慣例，繼任首相的人選，過去都是由號稱元老的幾名明治維新以來的元勛們開會選定。這次也是元老們經過長期的考慮，才決定起用隱居於早稻田的大隈重信。大隈求得同志會總裁加藤高明的支持，以同志會為與黨組成了內閣，政友會則被推到了敵對面去。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就是這屆內閣。當時，在議會中擁有多數席位的政友會士氣低落，在大選中淪為第二黨，他們對政府的攻擊也未能收到效果。這對一心想壓制政黨勢力的元老和官僚來說，認為是個天賜良機，他們推翻了大隈內閣，將朝鮮總督陸軍大將寺內正毅推上了首相的寶座（大正五年（1916）十月）。寺內聲稱要組織舉國一致的內閣，但他自己是長州軍閥的嫡系，閣僚們都是官僚出身，卻是一屆純粹置身於政黨爭鬥之外的超然內閣。當時，同志會已發展成憲政會（總裁為加藤高明），不用說，對這屆內閣表示了猛烈的反對。但是，政友會卻企圖利用這個機會打擊憲政會，以恢復其自身的勢力，反而站到了擁護政府的立場。在議會解散後進行的大選中，政友會再次獲得了多數席位，與憲政會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逆轉。由於這二大政黨的根深蒂固的敵對觀念和權勢欲望，使本來已具有十分牢固發展基礎的政黨勢力，無法集結其力量，竟為軍部和官僚提供了可乘之機。 鑒於大隈內閣對華外交的失敗，寺內內閣在外交問題處理上，標榜以集中全國的力量、超乎黨派的智能為表面理由，實際上是想懷柔各種勢力，以謀求強化內閣，設立了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從國務大臣和前國務大臣中選任委員。任命了政友會總裁原敬、國民黨總理犬養毅、平田東助、牧野伸顯、伊東巳代治和現任內務、外務、陸軍、海軍大臣等為該委員會委員。政府儘管採取了這些護身之策，但社會形勢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當時，世界大戰仍在歐洲進行，日本海軍也已開赴地中海作戰。在俄國，羅曼諾夫王朝已被消滅，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獲得了成功。在國內，由於戰爭造成的物資匱乏和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奸商們又趁機作祟，人民生活陷於極端困苦之中。米價無止境地上漲，在這種情況下，富山縣一個叫作滑川的漁村里爆發的搶米事件（米騷動），很快就傳播到全國，演變成了襲擊米商和高利貸業者的群眾性暴動（大正七年（1918）八月）。政府雖然用軍隊將這次暴動鎮壓了下去，可是寺內內閣卻鑒於這種社會狀態而終於宣布總辭職了（大正七年九月）。 繼寺內內閣之後的是以政友會總裁原敬（原敬（1856—1921），政治家，盛岡人，曾任天津領事，駐法國代理公使，外務省通商局長，外務次官，朝鮮公使。明治二十九年（1896）擔任大阪每日新聞社社長，三十三年（1900）任政友會幹事長，第四次伊藤內閣的遞信大臣，以後曾數次出任政友會內閣的內務大臣，大正七年（1918）組閣，號稱「平民宰相」，十年（1921）在東京站遇刺身死。——譯者）為首相的純政黨內閣。政黨內閣雖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大隈、板垣內閣時就出現過，但那屆內閣是建立在自由、進步兩黨不自然的聯合基礎之上的，因此很快就瓦解了；本來，同時擁戴兩名性格相反的頭目，就是一個難題。原敬內閣中，除了軍部大臣和外務大臣以外，所有閣僚都是政友會成員，首相原敬是個沒有爵位的眾議院議員。對此，山縣、松方等元老認為成立這樣的內閣為時尚早，要求同是元老的西園寺公望出馬組閣。但是，對時局十分敏感的西園寺，反而勸說山縣等人推舉原敬上台。因此說，原敬內閣的出現，說明向來遇事就要壓制政黨勢力的元老、官僚、軍部等舊勢力已經減退，而足以成為加強政黨實力，即支持政黨勢力的資產階級已步上政治舞台的一個顯著標誌。在此之前，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次戰事以後，資本家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已經逐步增大。在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中，銀行家出身的山本達雄當上了大藏大臣，開創了實業家出任大臣的先河。政黨內閣成立後，內閣的基礎已置於議員數量之上，而議員的當選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選舉費用的多寡，這樣就使資產階級的勢力能強有力地干預政治。在原敬內閣中，吸收了高橋是清、山本達雄、中橋德五郎、野田卯太郎等許多實業界出身者為閣僚這一點，充分說明資產階級已在政治界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同時，這也是由這次大戰所帶來的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劃時代繁榮的大亮相。 原敬內閣在擴充高等教育機構、同時任用文武官員為殖民地長官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卻未採取能夠適應大戰以後經濟和思想上的變動的政策，特別是推行了反對憲政會和國民黨共同提出的普選法案等露骨擁護資本家的政策。在原敬傑出的政治活動能力下，原內閣維持了三年多，到大正十年（1921）十一月，終於因原敬[20]在東京車站被刺而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同樣由政友會組成的高橋是清（高橋是清（1854_1936），政治家、財政家，東京人，本姓山村。明治五年（1872）參加大藏省工作後，長期在財政、經濟方面工作，曾任正金銀行、日本銀行等總裁，大正二年（1913）山本內閣，七年（1918）原敬內閣中均任藏相。大正十年（1921）以政友會總裁身份出任首相，以後又擔任過田中、犬養、齋藤、岡田諸內閣的藏相。昭和十一年（1936）二二六事件中被害。——譯者）內閣。但高橋內閣卻因內閣內部難於統一，僅過半年多就垮台了（大正十一年六月）。在此之前，大戰後世界上出現了要求和平的風氣，海軍裁軍會議，就於這時候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日本也派出了以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為全權代表的代表團參加了會議（大正十年十月），締結了限制海軍條約等各種重要條約（大正十一年三月）。由於高橋內閣的垮台，堵塞了通往政黨內閣的道路，加藤友三郎便在進行華盛頓會議善後處理的名義下，被推舉為繼任首相。當時政友會出於不肯把政權交給反對黨的想法，極力支持加藤上台組閣，自己阻礙了政黨政治的發展。繼加藤之後上台的第二屆山本權兵衛內閣和清浦奎吾內閣都是又回到軍閥和官僚的內閣，其中清浦內閣全部閣僚都是由貴族院成員組成的，成了貴族院研究會的傀儡，引起了政黨和人民的憤慨。於是，政友會、憲政會和革新俱樂部（在原國民黨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政黨，首腦為犬養毅）聯合起來開展了強大的擁護憲政、打倒特權內閣的「第二次護憲運動」。不過，此時政友會的床次竹二郎等149人，宣布退黨而另外組織了憲政本黨，聲稱擁護清浦內閣，充分暴露了黨人渴望參加到政權中去的卑鄙心理，玷污了護憲運動的精神。面對護憲三派的進攻，政府以解散議會來抵抗，但大選的結果卻是護憲三派獲得大勝，憲政會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從而政界又迎來了以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為首相的政黨內閣——護憲三派內閣（大正十三年（1924）六月）。 護憲三派內閣最大的功績是，制定了多年懸案的普選法，改革了貴族院，並斷然對陸軍進行了裁減等。眾議院的議員選舉法，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修改以後，對有選舉權者的資格限制，已從當初的納稅額十五日元減為十日元，大正八年（1919）又減為三日元。另一方面，要求將選舉法改為普選的提案，自明治三十五年（1902）起就已成為議會中一再討論的問題，其間還曾一度往眾議院獲得通過，只是因遭到貴族院的反對，法案才未能成立，一直拖了下來。原敬內閣也曾認為通過普選法案，為時尚早，並將其作為解散議會的藉口，但這種做法反而增加了人民群眾對普選的關心，結果使爭取普選成了民眾運動。因此到護憲內閣時，原來曾對普選法持反對態度的政友會也改為表示贊同，使該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貴族院也並沒有進行全面的反對，於是，在憲政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普選法案終於在大正十四年（1925）三月通過了。 所謂貴族院改革，就是要削弱多年來一直作為貴族、官僚們對內閣施加干涉的堡壘的貴族院的勢力，是憑藉護憲運動的餘威而取得成功的一項事業。至於裁減陸軍，則是撤銷了四個師團的建制，精簡了二千餘名軍官。不過，在另一方面，也因充實了飛機等新式裝備，所以在節約財政開支方面，並沒有多大意義，但在表示渴望和平誠意方面的精神效果，卻很顯著。 隨著時間的推移，護憲內閣內部各政黨間的團結逐漸鬆散。高橋是清引退之後，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田中義一（1863—1929），軍人。陸軍大學畢業後擔任軍部中有關中國、蘇聯方面的工作。大正七年（1918）任原敬內閣陸軍大臣，十二年（1923）為山本內閣陸軍大臣，後以政友會總裁身份組閣，一身以首相兼外務、內務、拓務大臣數職，積極推行侵略中國政策，有名的《田中奏摺》就是他擔任首相時的事，此外出兵山東，召開東方會議及炸斃張作霖等事件，都是他任內發生的。——譯者）繼任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犬養毅（1855—1932），政治家，岡山縣人，號木堂。慶應義塾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參加自由民權運動。明治四十三年（1910）組織國民黨，主張打倒藩閥體制；大正十二年（1923）又組織革新俱樂部，次年聯合政友會、憲政會展開護憲運動。昭和四年（1929）任政教會總裁，六年組閣，七年（1932）死於五一五事件中。——譯者）解散了革新俱樂部，參加了政友會。加藤在與政友會的協調失敗以後，曾一度宣布內閣總辭職，但改組成了憲政會單獨組閣的第二屆加藤內閣（大正十四年（1925）八月）。加藤病死以後，由若禮次郎以憲政會總裁身份繼任首相（大正十五年一月）。後來，在處理金融危機和外相幣原的外交失敗等問題上，若內閣遭到了樞密院的攻擊，遂下台了（昭和二年（1927）四月）。 憲政會內閣下台後，政權轉到政友會手裡，產生了田中內閣。田中內閣採取了積極的對華政策，但不久就因非戰條約問題和炸斃張作霖的事件而倒台（昭和四年（1929）七月）。接著上台的民政黨（憲政會與政友本黨合併而成）濱口雄幸內閣在倫敦裁軍條約問題上與樞密院及軍部進行爭辯，發揮了政黨政治的威力；但因濱口在東京車站被刺而一蹶不振，到繼任的若內閣（昭和六年（1931）四月到十二月）和犬養內閣（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到昭和七年（1932）五月）上台時，日本已經進入了軍閥橫行、殺氣騰騰的時代；多年來備嘗艱辛才勉強爭得的政黨政治——所謂「憲改正軌」，再次遭到了踐踏。這種時局的逆轉，固然有世界形勢的演變，日本的社會、經濟方面存在的弱點等多種原因，但其中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政黨本身的軟弱無力和沒有遠見。即政黨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確立支配政治的途徑，而經常企圖通過與官僚、軍閥妥協來擴充勢力，斤斤計較本黨的利益而同反對黨爭衡；卻不肯為了政黨的整體利益，去同特權階級進行爭鬥。因此，儘管政黨從表面看來，由明治末期到大正、昭和年代，取得了驚人的發展，但也不能不注意到，隱藏在其內部的上述缺點。 日本在國際政局中的活躍 到了明治末年，日本已基本上完成了日俄戰爭後外交方面的善後處理。進入大正時期，世界局勢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參加了這次戰爭，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國際地位。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世界列強都瘋狂地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彼此間的矛盾、對立十分深刻。參加這場競爭較晚的德國，擴充海軍，意在同英國海軍相對抗。德國商品也在世界市場上同英國商品開始競爭。德國還主張日耳曼民族主義，企圖向橫跨巴爾幹直達波斯灣的東方廣大地區進行擴張，這就意味著給在巴爾幹半島推行泛斯拉夫主義的俄國，造成了巨大威脅。針對德國這一發展意圖，明治二十五年（1892）結成了俄法同盟，明治三十七年（1904）簽訂了英法協約和明治四十年（1907）簽訂了英俄協約。德國雖然已於明治十五年（1882）與奧地利、義大利結成了三國同盟，但不久義大利便因在巴爾幹半島與奧地利發生對立，而接近法國；奧地利則因國內少數民族的叛亂，政局不穩。所以英、俄、法三國協約實際上可以說是三國對德國的包圍。在巴爾幹地區，各民族間的對立非常尖銳，泛斯拉夫和泛日耳曼這兩種主義之間，進行著激烈的對抗，其中以塞爾維亞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義運動，尤為激烈。奧地利一直在窺測著機會，準備對這種運動施加打擊，以恢復威信。大正三年（1914）六月，以奧地利皇太子被塞爾維亞人暗殺事件為開端，奧地利政府向塞爾維亞發出了最後通牒，在遭到拒絕之後，發表了宣戰聲明，從而拉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即德國援助奧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也參加了這一陣營；俄國則支持塞爾維亞，英國、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也加入了這一方面。這樣，歐洲的列強由此分成兩大陣營，要在干戈之間決一雌雄。 隨著大戰的爆發，英國要求日本支持。當時的首相是大隈重信，外相為加藤高明。在內閣會議上，閣僚們認為參戰是履行日英同盟中規定的義務；是對三國干涉的報復行為；也是日本提高國際地位的好機會。便決定對德宣戰。大正三年（1914）八月，日本政府便向德國提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將其在東方的根據地膠州灣移交給日本，並將德國艦艇從遠東水域撤走。對此，德國未做回答，於是日本便發表了宣戰聲明，派海軍封鎖了膠州灣，陸軍則從背後進攻青島要塞，十一月間攻下了青島。此外，海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赤道以北的德屬諸島，與英國海軍共同負責監視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還派驅逐艦隊遠航地中海，擔任護衛該水域航線的工作。 日俄戰爭以後，清國國力衰弱，早就不願受滿人統治的漢人，到處在策劃推翻政府。明治四十四年（1911），黎元洪領導的革命軍在武昌已有強大勢力（這種說法不對，請參閱《中國近代史》等書籍。——譯者），孫中山則在中國南部倡導三民主義，與其呼應；全國有三分之二的地區為革命軍所占據。結果，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成立了共和制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清王朝於是滅亡。後來，軍閥代表袁世凱又同革命政府合作，並被選為大總統。大正四年（1915）一月，我國為了處理攻占青島後的山東問題等多年來沒有解決的兩國間懸案，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這次交涉極為困難，日本雖然多次做出讓步，減緩了所要求的條件（這是著者為過去日本侵略中國所做的辯解，請注意參閱《中國近代史》等書籍。——譯者），但最後還是用最後通牒方式恫嚇中國方面，到同年五月間，才勉強簽訂了條約。條約內容規定：中國必須承認日本和德國間因處理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利益的一切事項，延長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期限為99年；日本國民得在南滿自由雜居、往來，和從事工商業等活動、為此租用所需土地；日本國民得在內蒙東部與中國人民合辦經營農業及附屬工業等。此外還規定，大戰結束後膠州灣租借地全部由日本自由處理時，應在一定條件下（如將膠州灣作為商港開放，和在日本政府指定的地區設立日本專管租借地等），可將該租借地歸還中國。最後締結的條約內容雖是上述這樣，但在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含有干涉中國內政的條款，因而被認為是日本想乘列強因世界大戰，無暇顧及東亞之機，實現擴張領土野心的舉動，實際上中國也正是強調了這一點，博取各國的同情。加上，這個條約是在日本最後通牒的恫嚇之下簽訂的，因而使問題更形複雜。後來，中國在凡爾賽媾和會議上，提出要求廢除這項條約，他們用巧妙的外交辭令來說服各國，使日本的全權代表團狼狽不堪。中國並在國內，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的那天，五月七日作為國恥紀念日，在人民中間掀起了排日的浪潮，成為影響兩國友好的痼疾而長期遺留下來。（請注意，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的資產階級史學者是怎樣為其政府過去的侵略行為做辯解的。——譯者） 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感到有必要與美國交換意見，大正六年（1917）派遣前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作為特派大使前往美國，與美國國務卿藍辛（R.Lansing）進行談判，達成了協議，並且發表了日美共同宣言。這就是所謂「石井—藍辛協定」。其內容是：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權，兩國尊重中國的獨立，支持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在發展商工業方面機會均等的原則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形勢對德國比較有利。但後來戰爭曠日持久，遲遲不見進展，直到1917年（大正六年）美國參戰後，才起了決定性作用；1918年11月，以德國的投降而告終。次年1月，在巴黎召開了有27個國家參加的媾和會議，日本與英、法、美、意等國作為主要聯合國，或者說是五大國之一，是這次會議的主要成員之一。日本政府對選派全權委員十分慎重，起用了元老西園寺公望，並派牧野伸顯等隨同前往。同年6月，在凡爾賽宮締結了和約，日本取得了膠州灣、山東鐵路等過去德國在山東省所享有的一切權益，並被委任統治赤道以北的德屬諸島。如前所述，中國代表曾在這次會議上為廢除「二十一條」和要求直接歸還山東掀起了猛烈的活動，但結果並沒有得到各大國的支持，而是承認了日本的主張。此外，會上還討論了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提出的國際聯盟辦案，為了防止日後發生戰事，以充滿了各國要求和平的精神通過了國際聯盟章程。日本積極參加了這項工作，並提出了在章程中應加入廢除種族差別的條款，以實現要求和平精神的建議，但卻未能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後來，我國作為國際聯盟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實現國際協調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和會前後，發生了出兵西伯利亞和尼港事件等令人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從表面上看來，出兵西伯利亞的目的是援救逃亡或被俘在俄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將他們送到西部戰線，以實現其建立本民族國家的願望，這也合乎協約國方面想要增強兵力的意圖，使其與協約國軍共同行動，與在促進戰爭結束中起一定作用的國際協調主義相符合。但實際上，協約國方面的意圖是，想用武力來干涉俄國在經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後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和其同德國的單獨媾和。而對於在英、美、法等國撤軍之後，仍單獨賴著不走的日本說來，則應說它還暗藏著企圖乘機在西伯利亞攫取特殊權益的野心。決定出兵的是即將宣布總辭職的寺內內閣（大正七年（1918）八月），這對於軍閥內閣來說，雖然是很適合的，但繼之成立的原敬內閣等各屆內閣，卻也都繼續堅持出兵，結果一直持續到大正十一月（1922）年末，在西伯利亞駐兵長達四年多。這說明無論是官僚，還是政黨，都沒有反對軍部那種不自量力的向大陸擴張的政策，後來日本戰敗的先兆，在這裡也可以見到。 不過，日本駐兵西伯利亞也有一個理由，即發生了不幸的尼港（廟街）事件。大正九年（1920）三月，駐在蘇聯濱海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的日本領事館，遭到激進派蘇軍的襲擊，許多館員和日本僑民遭到慘殺。當時，日本還沒有承認應向其追究責任的莫斯科政府，因此，便以保障占領的名義，占領了濱海省的重要地區。但是，導致這次慘殺事件的原因，不用說是由於日本在西伯利亞駐軍。在那裡駐兵四年多的結果，正如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在貴族院中所批評的那樣：日本在西伯利亞駐兵四年，對外失去了各國的信任，與俄國結下了怨恨；對內則使軍隊長期曝於異域，耗費了大量的國帑。是一次沒給國家帶來任何利益的失敗。 世界大戰對日本所產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特別是對經濟界的影響，尤為顯著。日本雖也參加了戰爭，但付出的代價很小，各國的訂貨都集中到日本商品上來，使日本出現了空前未有的戰爭景氣。日清戰爭以後，日本的貿易幾乎每年都是連續入超，但在大正四年（1915）至大正七年（1918）之間卻突然轉為出超，四年里出超總額達14億日元。進出口總額，在大正三年（1914）為12億日元左右；但到大正七年（1918），竟達到了37億日元左右，增加了二倍多。此外，日本商船也取代了歐美商船，在世界各地從事貨物運輸，出現了海運業的黃金時代。船舶數量的增加，新航線相繼開闢，海運業暴發戶不斷湧現，海運業的繁榮情況空前。大正三年（1914），日本擁有的船舶總數為3487艘，總噸數為159萬噸；到了大正八年（1919），船舶總數已達5203艘，噸數增為286萬噸。在工業方面，紡織、繅絲、紡織品等輕工業也有了驚人的發展，棉紗的產量，大正二年（1913）為151萬捆，到大正七年（1918）增加到180萬捆。重工業方面，原來一直依賴進口的船舶、車輛和機械等產品，現在都已能自行生產，甚至反而輸出了。以這種經濟景氣為背景，出現了興辦各種企業的熱潮，資本不斷增加和集中，銀行資本對產業資本建立了決定性的控制，隨著銀行作用的加增，銀行原有的資本增加和集中也有了發展。促進這種發展的主要是戰後出現的反作用——經濟危機。 隨著戰火的熄滅，在大戰中不斷膨脹起來的經濟界，受到其反作用力的打擊。由大正九年（1920）大阪的增田票據貼現銀行的關閉，引起了各地銀行一系列的關閉和擠兌的風潮，造成了戰後第一次金融危機。繼而，大正十一年（1922）各地銀行又出現了倒閉的情況，大正十二年（1923）更發生了有名的關東大地震，使日本損失了多達50億日元的財產和10萬人的生命。災後，為了進口國內匱乏物資，造成了巨額的貿易入超，經濟界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由於在震災後，採取了對震災中損失的票據實行補償的措施，又引起昭和二年（1927）的金融危機，鈴木商店、台灣銀行相繼倒閉。就這樣，經過多次危機以後，許多銀行合併或關閉，而大銀行卻越發大了起來，出現了後來控制金融市場的五大銀行，這五大銀行是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安田五家銀行。 地震之後的東京 1923年9月1日一場地震之後，在東京市中心斷壁殘垣的廢墟中依舊聳立著幾座標誌性的多層建築。首都的一多半區域和橫濱附近多數區域以及周圍的城鎮村莊全都被夷為平地。之後便是乾熱的天氣，狂風引起的大火瘋狂的燒了三天，地震中約有十萬人死亡，幾百萬人無家可歸、饑渴交加。到1927年時，江戶古城的皇宮成了東京唯一保留下來的具有古代風貌的建築。 在大戰對思想界產生的影響中，不容忽視的是民主主義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戰後，民主主義浪潮在各國普遍高漲起來，其思想也傳到日本，在知識分子中間風靡一時。從原敬內閣開始，相繼成立的政黨內閣，普選法的制定、裁軍的實施等都是民主主義思想推動政治而產生的結果，如果沒有這種民主主義思想的背景，上述事情是很難實現的。 世界大戰使日本的社會問題日趨嚴重。戰爭造成經濟界的繁榮，雖使資本家和暴發戶深受其利，但一般人民則仍苦於物價飛漲，生活困窘。米騷動之所以能輕易地演成全國性的運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戰後出現的經濟危機，使失業者陸續增加，中農以下的農民，則因農產品價格暴跌而吃到苦頭。這就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發展準備了條件。自第二屆桂大郎內閣鎮壓了「大逆事件」以來，社會主義運動曾一時銷聲匿跡，但由於出現了上面的情況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加上世界工人運動的高漲，社會主義運動又復興起來，並於大正九年（1920）實現了社會主義者的大團結，成立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大正十年被勒令解散）。大正八年（1919），鈴木文治於大正元年（1912）組織的穩健派的工人團體及愛會也改名為「大日本勞動總同盟」（後又改為「日本勞動總同盟」），明確地表明同盟的方針是進行階級鬥爭。大正九年（1920），一萬名工人集會慶祝了日本第一次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正十一年（1922），成立了全國貧僱農組織的中樞機關——日本農民組合。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刺激下，共產主義運動也開始發展，並於大正十一年（1922）成立了日本共產黨。對此，政府在大正十四年（1925）制定《治安維持法》，加強了取締社會運動的措施。但是，由於普選法案已經生效，計劃組織以工人團體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儘管經受了政府的鎮壓和內部情況複雜等種種磨難，各個無產階級政黨還處於分立狀態，但在昭和三年（1928）第一次實行普選的大選中，仍有八名無產階級政黨黨員當選為國會議員，他們1是：山本宣治（山本宣治（1889—1929），生物學者、政治家。京都府人，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擔任京都帝國大學及同志社大學講師。當時日本社會上各種矛盾十分尖銳，他從親身感受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昭和三年（1928）第一次普選中被選擔任議員，次年在議會開會期間，於神田的旅館中被刺身死。——譯者）、水谷長三郎、河上丈太郎、淺原健三、安部磯雄、鈴木文治、龜井貫一郎、西尾末廣。 鑒於世界大戰的慘禍，為了消除戰爭根源，維持持久和平，美國總統於大正十年（1921）在華盛頓召集了一次國際會議，討論了限制軍備和遠東及太平洋問題。日本派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和駐美大使幣原喜重郎作為全權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限制軍備會議是在英、美、日、法、意等五大國之間召開的，會上決定了五國擁有主力艦總噸數的比例是5（英）∶5（美）∶3（日）∶1.75（法）∶1.75（意），同時還決定太平洋諸島的防務，以維持現狀為原則。在維持太平洋和平方面，英、美、法、日四國締結了相互尊重各自在太平洋島嶼中的屬地及領地權利的《四國條約》（大正十年十二月）。同時，宣布由於遠東形勢發生變化，而已失去其意義的日英同盟作廢。 中國問題是在除英、美、日、法、意等五大國外和比利時、荷蘭、葡萄牙、中華民國等共九個國家參加的會議上討論的。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九國訂立了條約，規定除中國以外的締約國同意：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及領土的完整；排除阻止中國建立穩固、有力政府的障礙；對在中國一切人民的工商業，樹立和維持機會均等主義等原則。這個條約實現了美國主張在中國實行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主義，阻止了日本大陸政策的進展。因此，過去所訂的石井—藍辛協定，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自然而然地在1923年（大正十二年）被廢除了。 華盛頓會議雖然在限制五大國的海軍方面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功，但遺憾的是它只限制了主力艦（包括航空母艦）的數量，並沒有把輔助艦艇也包括進去，只規定了輔助艦的艦型為噸數在一萬噸以下，艦載炮口徑不得超過八英寸。由於造船技術的進步，按照這個條約規定的艦型而建造的巡洋艦，完全可以具有同主力艦相匹敵的能力，於是列強便以此艦型為中心重又展開了建造軍艦的競爭。鑒於這種情況，美國政府於昭和二年（1927）再次提出了召開裁軍會議的建議。法國和義大利拒絕參加這次會議。日本則欣然表示參加，派齋藤實、石井菊次郎等為全權代表前往日內瓦，同英、美兩國的全權代表進行了協商。各國的全權代表分別提出了本國的方案，由於英、美兩國的方案相距甚遠，儘管日本居間極力調停，卻始終未能達成協議，結果會議只能發表了一個「三國共同宣言」之後宣告結束。 第二年（1928），英、美、法、德、意、日、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紐西蘭、南非、加拿大、愛爾蘭、印度等15個國家的代表齊聚法國外交部，簽訂了非戰公約，宣布簽約各代表分別以其本國人民的名義，不再以戰爭作為國策工具。因為這個條約中有「以人民的名義」的字樣，後來在日本被認為是侵犯了天皇的大權，在樞密院遭到了非難，終於造成田中內閣總辭職的一個原因。不過，日本能夠爽快地接受條約中主張放棄戰爭的重大目標，說明當時主張國際合作和愛好和平的精神已占了優勢。 為了挽回日內瓦會議的失敗，英美兩國又進行預備性會談，在英國主持下，終於昭和四年（1929）發出了在倫敦召開裁軍會議的邀請。這一次，法、意兩國也同意參加。五大國的全權代表從昭和五年（1930）一月開始舉行了會議。日本的全權代表是前總理大臣若禮次郎、海軍大臣財部彪和駐英大使松平恆雄。他們帶著大型巡洋艦的擁有量和輔助艦艇的總噸數要相當於美國的70%及保持潛水艦的現有實力78500噸等三大原則參加了談判。但是，會議期間爭論不休，很難達成協議。經過三個月的努力之後，才勉強達成了協議，四月簽訂了《倫敦條約》。日本的主張，輔助艦艇總噸數要相當於美國的70%—點，得到了通過，但大型巡洋艦的擁有量卻被減為相當於美國的60%，潛水艦規定和美國相等的52700噸。對此，海軍表示了激烈的反對，他們在軍令部長加藤寬治的帶領下，企圖阻止條約的簽訂。但是，政府頂住了他們施加的壓力，命令代表們在條約上籤了字。於是，軍部以侵犯了天皇的統帥大權為口實指責政府，軍部對政黨內閣的不滿，急遽增高，後來一再發生了旨在實現軍部獨裁的軍事政變。 在上述各次國際會議上，日本始終以互相讓步的態度同英、美等大國一起為保持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這可以說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時代。但在另外一方面，也不應忽視在其背後存在著導致日後發動侵略戰爭的陰暗事態。田中內閣時期，曾以保護日本僑民的權益，免受中國內戰的危害為名，於昭和二年至昭和三年（1927—1928）兩次出兵中國山東省，陡然增加了中國的反感和各國的猜疑，這和國內日益高漲的民主主義思想，也是背道而馳的。此外，昭和三年（1928）還發生了炸死滿洲統治者張作霖的事件，這也可以說是軍部的對滿強硬政策的一個表現。必須注意的是，在外交官們高喊國際協調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口號背後，還存在著這種以軍部為中心的、後來接著演成了軍部獨裁的一股暗流。與此同時，中國的排日思想不斷高漲，各地爆發了頑強的抵制日貨運動，並且得到了企圖將戰後的剩餘產品向東方市場傾銷的歐洲各國的支持。美國的排日運動，也有所發展，上下兩院於大正十二年（1923）通過了禁止日本人如境的移民法案。上述這些都是和標榜著國際協調相呼應的、在幕後發展起來的外力的動向，這些動向，對於後來的歷史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資本主義的發展 上面已經談到，在明治十年以前，日本移植近代經濟制度的情況，和以後幾次對外戰爭的影響下，日本經濟所取得的發展。這裡還想儘量避免重複，再談一些明治十年代到大正年間日本經濟所取得的發展。 在明治時代經濟發展史中，如果把從維新後的十年，作為介紹和移植資本主義的時代的話，那麼從明治十年代到明治二十年代初則是資本主義發展基礎確立的時代。明治十年（1877）發生的西南戰役，在加強明治政府地位的意義上，在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經濟史上，也由於這次戰爭為籌措軍費而增發了不兌換紙幣，以此為契機，給經濟界帶來了一大轉變。具體說來，在西南戰爭前夕，如將政府紙幣和銀行紙幣加在一起，紙幣的流通量為10600萬日元，而到了明治十三年一月則已達到了17000萬日元，增加了大約70%。其中有4200萬日元，是用來作為西南戰爭軍費的，即完全是非生產性的支出。結果引起了物價暴漲。明治十年（1877）一月每石大米的價格為4.60日元，到明治十二年（1879）漲到8.99日元，到明治十三年（1880）竟高達12.11日元，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時，由於紙幣價值下跌，拉開了它與原來大體等值的西洋銀幣之間的差距，1元西洋銀幣已可兌換1.8日元紙幣，即出現了約80%的差價。對此，政府為了整頓不兌換紙幣和積累本位貨幣，改革了幣制，建立了兌換制度；改革了稅制，將國家支出改為地方政府支出；對國家開支厲行節約，將國營工廠移交給民營。這些政策從明治十三年（1880）十一月的稅制改革開始實行，到明治十四年（1881）十月，松方正義就任大藏卿後又逐步推進，全部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紙幣的整理，進行得很順利，從明治十四年（1881）到明治十八年（1885）期間，紙幣的償付額達1360萬日元，滾存償付準備金的金額為2640萬日元，加在一起超過了4000萬日元，結果使紙幣的幣值逐漸得到恢復。此外，為了確立兌換制度，政府於明治十五年（1882）公布了《日本銀行條例》，創立了作為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明治十七年（1884），政府又公布了《銀行券兌換條例》，將發行紙幣的權力委託給日本銀行，並從明治十八年（1885）開始發行日本銀行券。這種銀行券是擁有全額兌現的足夠準備金的，通貨流通量可以說是完全穩定的。另一方面，發行日本銀行券的同時，收回過去由政府發行的紙幣和銀行發行的紙幣，到明治三十二年（1899），已完全從市面上消失，後來日本的紙幣，便一直統一為日本銀行兌換券了。 紙幣的整理，在另一方面，引起了經濟界的嚴重蕭條，給人民生活帶來了窮困和破產。由於大米等農產品和土地的價格普遍下跌，而租稅又不斷加重，農民普遍貧困化了，特別是許多中小地主也離開了土地，從而使少數大土地所有者乘機大發其財，大多數貧困的農民，則在高額地租下苟延殘喘，不得不靠從事副業或打短工來維持生活，致使農村的階級分化，十分顯著。由於農民等階層購買力的降低，中小工商業者的日子也很不好過，他們同破產的農民一起成了自由勞動力的源泉，自然而然地為近代工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為整頓紙幣、壓縮財政開支所進行的拍賣國營企業一事，表明了政府的產業政策有了一大轉變，在經濟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這是企業從國營向民營的轉變，與民間資本的發達，人民經營能力的進步是密切相關的。在這個意義上，這項措施，使日本從向來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方式，轉到按照日本經濟的具體情況的、現實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不過，當時民間的資本和技術，還沒有成長到足以完全獨自開拓自己前進道路的程度。因此，政府對其採取了保護和扶植的政策，為培育近代企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明冶十四年（1881）設置的管理企業的行政機關——農商務省，也就是體現了政府採取的保護政策。以低廉的價格將國營的工廠、礦山拍賣給民間經營，發放補助金或賦予其他優惠條件，以扶植企業的經營。此外如經常舉辦博覽會、共進會以提高生產技術措施等，都是政府所採取扶植政策的具體措施。在這一時期中，政府將長崎造船廠賣給三菱，把兵庫造船廠賣給川崎，把富岡繅絲廠賣給三井，把深川工作分局賣給淺野，為這些企業後來發展成為巨大財閥奠定了一定基礎。 為了保護處於蕭條中的企業，政府著重採取了獎勵機械化和鼓勵出口的方針。當時，出口的主要產品是生絲和茶葉，進口的主要產品是棉紗和砂糖。於是，政府便大力促進繅絲和紡織業的機械化，獎勵增產，並千方百計地發展新式製糖業。由於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日本的對外貿易從明治十五年（1882）起由入超轉為出超，一直持續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明治二十三年除外）。由於實行了上述政策，纖維工業部門首先實現了機械化，為後來中日甲午戰爭後首先在這一部門完成產業革命打下了基礎。 完成了紙幣的整理工作以後，多年來的蕭條景象消失了。從明治十九年（1886）起，企業界又開始迅速出現了蓬勃發展現象。當時興辦企業的熱潮集中在鐵路和紡織兩方面。如果將明治十一年到十八年（1878—1885）稱為整理金融的時代，那麼從明治十九年到二十六年（1886—1893）則可以稱為整理交通的時代。在鐵路方面，起初政府曾採取國營的方針，但因財政困難，鐵路建設進展很慢。因此，在改變產業政策之後，政府便採取了積極援助民間資本建設鐵路的方針，對建設早就規划過的東京一青森間鐵路的日本鐵道公司給予了特別保護，推動了這項建設事業的進展（明治十四年，1881）。該項工程從明治十五年（1882）開始動工，明治十七年（1884）已在上野至前橋之間，明治二十年（1887）在宇都宮至白河之間相繼通車，明治二十四年（1891）全線通車。後來，這家公司公布了其營業狀況，每年的純利潤竟超過10%；從而在民間掀起了熱烈的建設鐵路高潮。明治十七年（1884），成立了阪堺鐵道公司；明治十九年（1886），成立了伊予鐵道公司；明治二十年（1887），成立了兩毛和水戶兩家鐵道公司；明治二十一年（1888），成立了山陽、大阪、贊岐、關西、甲武、九州等六家鐵道公司；明治二十二年（1889），成立了築豐、北海道煤礦和總武等三家鐵道公司。就這樣，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末，已通車的私營鐵路達1367英里，出現了私營鐵路占全部鐵路70%的盛況。 隨著私營鐵路的興盛，國營鐵路也有了發展。在修建東京到京都之間的鐵路幹線時，曾發生是沿東海道還是沿中山道修築的爭論，明治十七年（1884）時，曾一度從開發內地及國防的角度考慮，決定沿中山道修築；但後來由於施工困難又改為沿東海道修築。明治二十二年（1889）近江湖東線修完之後，從新橋到神戶的東海道線便全線通車了。與此同時，鐵路運輸也從原來的以客運為主轉為以貨運為主，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這一時代，海運業的發展，也十分顯著。明治初年的海運，為三菱所獨占，政府對三菱的保護措施十分優厚。明治十五年（1882），藩閥政府為了推翻三菱所支持的大隈重信的權勢，將小輪船公司合併起來，成立了共同運輸公司，和三菱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但是，政府不久便認識到讓同是受到政府保護的兩家公司互相競爭的失策，又於明治十八年（1885）將兩個公司合併成日本郵船公司，由政府提供補助，幫助其發展。此外，明治十七年（1884），在大阪府和其他縣的保護下，成立了大阪商船公司。隨著這些海運公司的建立，船舶數量的增加和新航線的開闢，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其中明治二十六年（1893）郵船公司開闢的孟買航線，是日本的第一條遠洋航線。隨著這條航線的開闢，還和印度訂立了印棉購買合同，對我國紡織業的合理經營開闢道路做出了貢獻。 政府對郵政、電信事業仍然採取了國營的方針。在郵政方面，明治十五年（1882）實行統一的郵資制度，電信方面也於明治十八年（1885）開始實行全國統一的收費制度。這樣，通訊部門便同交通部門一起比其他各種產業設施，更加迅速地發展起來，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得到了鞏固。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在建立了上述基礎並走上發展軌道之後，由於經過了中日甲午、日俄兩次對外戰爭，及時地得到了飛躍發展的好機會。中日甲午戰爭使日本輕工業基本上完成了機械化，日俄戰爭又使重工業實現了機械化；日本的產業革命，便在極短的時間裡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戰爭還在亞洲東部地區開闢了能消化批量生產商品的市場。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等為提供豐富資金創造了優越條件，積累了為擴大生產、開闢市場所必需的資本。這是促進企業發展的最大因素。 與此同時，政府在工業立國方面一貫採取了保護、扶植政策，也是不容忽視的。這種政策的具體措施之一就是實行保護關稅。早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政府就取消了棉紗的出口稅，明治二十九年（1896）又取消了棉花的進口稅，從而決定了日本紡織業的輸入棉花和輸出棉紗的性質，並採取了扶植其發展的措施。條約修改以後，日本的關稅自主權原則上得到了外國承認。明治三十二年（1898）制定了新的關稅稅率，將原來定為5%以下的低進口稅率提高到5%乃至40%，特別對一些需要保護的國內產業稅率提得很高。到明治四十四年（1911）日本的關稅自主權完全恢復以後，就實施了完全的保護關稅政策。工業品的標準稅率，從原來的20%提高到25%。原料則免稅或僅課以10%以下的低稅率，而精製品則課50%至60%的高稅率。在這種關稅政策的保護下，各種工業在獲得原料、開闢市場方面，當然都得到了極大的方便，很快便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政府採取的第二項保護措施，是通過設置、擴大國營工廠來自行經營工業和通過發放補助金、獎勵金等來保護民間工業。這項政策專門在為擴充軍備所必需的重工業領域中實行。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大抓軍事工業，並設立了幾個國營兵工廠。這些兵工廠在明治十年代拍賣處理國營工廠時，也被作為例外保留下來，一直由政府直接經營。根據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驗，日本政府確立了武器自給自足的方針，擴建了陸海軍各兵工廠，並新創立了國營的八幡制鐵廠，這是一個以備軍用鋼鐵的自給自足，同時還供民間需求而設立的大規模的近代化鋼鐵廠。明治二十九年（1896），議會通過了設立這家鋼鐵廠所需費用的預算。明治三十五年（1902），開始投產。 通過發放補助金、獎勵金來促進民間產業發展的第一個實例可見於造船業。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政府認識到有發展造船的必要，遂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制定並公布了《造船獎勵法》，對建造700噸以上的鐵船或鋼船者，發放一定數量的獎勵金。後來，政府又修改了這項法律，使之更加符合實際情況，並採取了防止外國船隻進口的措施，極力獎勵國內造船業的發展。到了明治三十一年（1898），三菱公司已能建造6000噸級的大型船隻（常陸丸）了。日俄戰爭以後，造船技術有了很大進步。在明治四十年至明治四十四年（1907—1911），三菱公司建造的13000噸級的大型輪船（天洋丸、地洋丸、春洋丸），作為新式蒸汽渦輪機船，比起歐美各國建造的已毫不遜色。在軍艦方面，日俄戰爭以後，也能建造向來靠外國進口的戰艦。明治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905—1906）動工建造的薩摩等三艘戰艦，無論在船體、武器裝備及輪機等方面，都可與歐美發達國家建造的相匹敵了。 第二個實例是政府在日俄戰爭後隨同實行鐵路國有化，對車輛工業採取的保護措施。在明治十年至二十年（1877—1887），曾出現私營鐵路的全盛時代。後來，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深感鐵路的發展，不但需要龐大的資本，而且還需要從軍事的觀點加以考慮。因此，主張鐵路國有的論調逐漸抬頭，議會終於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通過了鐵路國有化的法案。根據這項法案，在明治三十九年到明治四十年（1906—1907），政府用發行公債的辦法將總長3000英里的鐵路和25000餘輛鐵路車輛統一於國家資本之下（包括日本、山陽、甲武、參宮、關西等17家公司的線路）。此舉對擴大運輸能力和統一經營規模產生了極大的效果。在實施該法案的同時，又決定了鐵路所需對象均由國內自行供給的原則，因此使國營和民營的車輛工業得到了保護和發展。過去，鐵路所需的機車，一直是靠進口的，在實行這項決定後，大阪火車製造公司和川崎造船公司就在國家保護之下壟斷了機車的製造，將進口機車趕出了日本市場。 從上面所述的情況可以了解產業革命在日本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摩擦而順利地取得了進展，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於當時日本所處的特殊經濟狀態。在歐美各國，產業革命曾使原有的許多手工業工人失業，或因低工資而陷於生活困難的情況，因而導致了社會的不安。但在日本，當時尚未達到擁有許多手工業工人階級的階段。因此，日本不僅沒有出現手工業工人失業的情況，反而出現了因新型產業的興起、需要勞動力而發生缺少工人的情況。當然，固有產業也並不是沒有因此付出犧牲的，但付出犧牲的，主要是農家的副業和一般家庭工業。最早進行產業革命的紡織業，消滅了農家和一般家庭中為自給自足或作為副業而從事的手工紡織業，在繅絲、織布等方面也是如此。.產業革命對農戶等家庭產生了壓力，但幸運的是，在此前後，農家還因生絲和茶葉的出口的激增而得到了好處，所以他們又把家庭副業轉到養蠶、制茶等方面。這樣，由於紡織業發展而蒙受的損失，在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他們除了進行這種有利的轉變之外，還為其剩餘勞動力送往工廠充當職工打開了廣闊道路。產業革命給各階層的人民都帶來了新的工作和報酬，所以不僅沒有給國民經濟造成混亂，反而受到人們由衷的歡迎。 隨著產業革命的進展，農村經濟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質的變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地位逐漸下降並為工業所取代，政府的保護重點也當然從農業轉到了工業。農業本身的商業化也十分顯著，農村的自給自足經濟已為廣泛的商品經濟的浪潮所淹沒。農作物的品種已從自給自足的作物統一改為生產商品性作物，最明顯的例子是種植棉花面積的激減和取而代之的桑樹種植的普及。上面說過，由於生絲出口的昌旺，養蠶為農戶開闢了獲得確實貨幣收入的道路。這時候，在原來飼養春蠶、夏蠶的基礎上，又發現了飼養秋蠶的可能性，更加提高了養蠶作為農戶副業的意義。因為，飼養春蠶、夏蠶都正值水稻種植的大忙季節，而飼養秋蠶，則可利用秋收之前的空閒時間，因而勞動力的分配和稻作更加合理。除了種桑以外，對主食的大米，也不斷採取增產的措施，種植面積逐漸增加，雜糧類、菜子、麻、靛等原料用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則急劇減少，從而使農村經濟從原來的複雜多樣的生產改為主要生產大米和蠶絲，生產逐漸單純化，生活必需品則從別處購買。明治三十年（1897）以後，大米的進口也逐漸增加，農戶售出自己生產的大米而食用次米和進口米，農村經濟的貨幣化出現了較大進展。 勞動問題作為產業革命的陰暗面而自然產生。由於勞動力不足，僱主之間便展開了激烈的職工爭奪戰。同時，由於無限制地使用童工、女工和強制工人徹夜勞動，以致發生了許多慘無人道的悲慘事件。在勞動條件方面，再也不能用原來那種單純的主從關係來約束，於是爆發了勞動糾紛。在這三種現象中，第一種即工人不足的問題，隨著農村的分化等現象的進展，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但第二、第三種卻一直延續到以後。日本纖維工業的發展，可以說是建立在殘酷剝削童工、女工和低工資制度的基礎上的。在明治四十年前後，女工的數目約占工人總數的六七成。而且大部分女工都受住宿制度的約束，被迫徹夜工作或從事長時間勞動，身體健康大都受到損害。此外，這些女工大都只希望在結婚前從事短時期工作，因而很少有長年勞動之後成為熟練工的。正因為這樣，就產生了日本的近代化產業不得不長期停留在不需要熟練技術的初級工藝水平上的缺點。但是，由於中國等後進國家的初級工業有了發展，日本的產業自然需要實現精密工業化；因虐待職工而導致的招工困難，又迫使資本家不得不改善工人的待遇。這樣，勞動條件也逐漸有所改善。從昭和三年（1928）起，徹夜工作原則上已被禁止。不過，這個問題應當作為更廣泛的勞動問題的一部分來解決，它與上面各項問題，是密切相關的。 中日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的勞動糾紛還是微不足道的，待至出現戰後繁榮之後，戰時一直受到壓迫的工人們的不滿便爆發出來，勞動糾紛驟然增加。明治三十年（1897）下半年，同盟罷工的件數有32件，到明治三十一年（1898）激增到43件。以後卻又大量減少，明治三十七年（1904）僅發生了6件。這是因為明治三十三年（1900）第二次山縣內閣發布了《治安警察法》，發揮了將工人運動扼殺在襁褓之中的鎮壓作用。同時也由於工人階級也被「國運興盛」的形勢所迷惑，沒能顧及本階級的利益。日俄戰爭以後，勞動糾紛再次增加，明治四十年（1907）已達57件。明治四十四年（1911）雖然公布了日本第一個勞動法——《工廠法》，但該法直到大正五年（1916）才開始實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勞動糾紛問題帶來了很大轉機，工人的階級意識不斷提高，他們結成了工會組織，勞動糾紛的件數飛躍增加，發展成了資本家和政府都深感頭痛的嚴重問題。 以上結合中日甲午、日俄兩次戰爭論述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使上述情況有了進一步的變化。下面，再從二三事實來談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經濟的發展。 其一是產業的質的發展。中日甲午戰爭後的產業，是以紡織、繅絲、雜貨等為中心，產品是僅經過初步加工的加工原料品。日俄戰爭以後，則從初步加工原料品階段進入了初步加工成粗產品的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又從初步加工的粗產品階段上升到生產精密產品階段。重工業和化學工業雖在日俄戰爭後已有所發展，但直到第一次大戰以後，才在技術上取得了獨立，財政基礎也有所鞏固。更令人矚目的是電力已被用作動力，普遍利用起來了。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一般仍以蒸汽作為動力，到了日俄戰爭以後，原來只用來供照明用而興辦的電力事業，就發展成為動力了。這是陸續興辦起大規模水電事業構成了重要原因。大正三年（1914）興建的11萬伏特的豬苗代水力發電站長達150英里的東京高壓輸電網，被稱為是世界性的成功範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動力電氣化的普及，有了驚人的發展。明治四十二年（1909），電動機在動力機總馬力中所占的比例為14%，大正八年（1919），就達到了62%，昭和六年（1931）更達到了90%。電力在作為原動力方面，有這樣驚人的發展，為建立和發展大工業生產奠定了基礎，對這一時代的產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傲慢的日本工人 在赤塔半島，日本工人傲慢地站在機車車間裡。日本最初依賴於西方進口，但飛速建成了自己強大的工業基地。這張相片攝於1919年，此時的日本已經實現了兩個目標，即現代化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廉價勞動力可以隨時補充工廠的繁忙的需求。通過開拓朝鮮這樣的大陸殖民地，日本獲得了製成品市場，特別是其賴以生存的紡織品市場。 第二是貿易的發展。在整個明治時代，貿易額一直在逐年增加，特別由於戰爭，導致了飛躍發展，這一點只看下述幾個數字便可略知一二：由進出口總額來看，明治元年（1868）為2600萬日元，明治三十年（1897）則為40700萬日元，明治四十年（1907）為94700萬日元，大正八年（1919）竟高達449200萬日元。從貿易的內容來看，初期是出口原料、進口成品；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就出現了成品輸出增加，輸入減少和原料輸出低減，輸入加增的明顯傾向；到日俄戰爭以後，上述傾向便逐漸固定下來。但如從貿易物品的流動方向來看，出口物品中的工業產品，幾乎全部都是輸向亞洲國家的，而原料和半成品則大都流向歐美國家。這一事實說明，日本的近代化產業對東方各國來說，已居指導地位，但比起歐美各國來，還有一段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基本傾向雖然沒有改變，但由於歐美列強在東方市場上的勢力減退，而由日本取而代之的緣故，貿易額有了超乎尋常的增加。當時的重要出口產品，以生絲為最多，其次是棉紗、棉織品和絲織品；進口物品主要是棉花、鐵類、穀物和羊毛等，纖維製品及其原料在貿易品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大正元年（1912），棉織品的出口約為16%，國內消費為84%；到大正八年（1919），則分別為27%和73%；而昭和二年（1927）出口已增為56%，國內消費則為44%。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日本棉織品工業的發展與國外市場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出，日本經濟對貿易的依賴程度，隨其發展而逐步增強的性質。此外，以日俄戰爭為轉機，日本恢復了貿易上的主權。從外商手中奪回貿易主導權，是明治初年以來全國人民始終期待著的願望。但在明治三十年代前期，外商在進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直到明治四十年代以後，這個比例才出現了逆轉，日本商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到世界大戰發生時這種情況才固定下來。 第一次大戰時出現的經濟繁榮，由於戰後的危機逐漸衰落下去，戰時的出超轉為入超，加上大正十二年（1923）的關東大地震又導致了進口的劇烈增加；到大正末年，在大戰期間好容易獲得的硬通貨已大部分消耗殆盡。 第三是企業的集中及壟斷。人們雖然早就認識到企業必須通過合併而大規模化，但其實現，卻主要是在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企業的特色，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是新設，而日俄戰爭以後則是將原有企業加以擴大和通過合併使之大規模化；那時的新設企業，也都是由大資本家投資的；由於世界大戰，更加促進了這種傾向。企業的大規模化和資本的集中，很快又使少數大公司在行業內部擴大了壟斷的傾向。在紡織行業中，鍾紡、東洋紡等公司都是由十幾家小公司合併而成的大公司；在人壽保險行業，日本、千代田、明治、第一、帝國等五大公司壟斷了全國總保險合同中的大部分；銀行資本的集中情況，上面已略提及，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財閥由於這種銀行資本的集中，更加強大。處於三井財閥控制之下的公司，包括直系和旁系在內，多達120家，其資本總額約占全國公司資本額的15%。為謀求同種企業間協調的企業聯合體（卡特爾）在第一次大戰以後也有了顯著發展。這樣，少數財閥就以壟斷資本的力量來控制日本經濟，進一步使政黨當它的傀儡來支配政治的時代便到來了。 以上不過是從進步方面對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狀況，做了概述。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日本經濟中還存在著許多缺陷和不合理之處，很快就成了對其根基不牢的進步投下陰影。例如，在大產業取得了驚人的近代化發展的背面，還存在著許多經營和技術都很落後的中小工商業者，成了束縛大產業發展的羈絆。在農村，仍嚴格實行著租佃制度，出租的土地面積逐年增加，下層農民掙扎在高額地租之下，生活水平無法指望提高，由此而產生的工人的低工資，雖然成了近代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之一，這反過來卻降低了國內的購買力，擴大了產業對海外市場的依賴程度。此外，由於日本國內的礦產資源並不豐富，鐵礦、石油等近代化產業所不可缺少的資源，都必須依賴國外的進口。這種情況，考慮到一旦發生戰爭，就成了不顧後果地策劃向海外擴張的基礎。與此相關聯，日本的重工業是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發達起來的，這種性質，直到後來也沒有改變。輕工業也註定要依靠戰爭而得到發展，因而兩者都具有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此外，由於近代化產業經常是在政府保護之下得到發展的，因而產業資本家輕易就向政府表示妥協，對政府曲意逢迎，看不到有獨立自主的市民精神的跡象。所有這些都是在產業獲得偉大發展的背後所隱藏著的弱點和缺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衝擊之下，這些缺陷和弱點暴露無遺，不久便使國家走上了軍部獨裁和發動侵略戰爭的道路。 教學與思潮 在近代化國家的發展基礎中，教育、學制的迅速發達是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如前所述，明治五年（1872）制定的學制，是懷有偉大抱負的新政府所提出的極為適宜的教育政策，但因其太劃一和複雜，在實際推廣應用中，未免感到有些不便。於是，明治十二年（1879），政府又吸取了當時十分盛行的自由民權思想，發布了以自由主義為基調的教育令。然而，此個教育令在學校的設置、管理和教學內容等方面，都過於自由放任了。例如，它將教育的年限規定為四年，其中僅用一年零四個月，即十六個月就可以完成義務教育，並且還允許採取不進學校而接受普通教育的途徑。由於這個教育令的自由主義精神，受到了人們的曲解，教育方面出現了衰頹的趨勢，因此很快就對其進行了修改。明治十八年（1885）內閣制度創立以後，森有禮任文部大臣。他從明治十九年（1886）開始，就在教育令中自由主義理想的基礎上，進行了學制改革。這次改革，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為以後由明治到大正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礎。 森有禮的學制改革是通過發布《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小學校令》、《各種學校通則》等有關學校的法令的形式發布的，因而通常將其統稱為「學校令」。根據這些法令，各類學校均以小學為基礎，秩序井然地設置起來。小學、中學和師範等各類學校均分為普通、高等二級。小學畢業以後，可以依次經中學進入帝國大學的途徑，和由小學可以採取直接進入師範學校的途徑，二大系統截然分開。進小學的學齡為6歲至14歲，共8年。父母和保護人有使學齡兒童接受普通小學教育的義務。普通小學的學制為三年或四年。中學是對準備從事實業或進人高等院校學習者進行必要教育的場所，高級中學由文部大臣管轄，普通中學則可由各府縣視具體情況設置。根據這些法令，原來的東京大學預備門改為第一高級中學，大阪的大學分校改為第三高級中學。從明治十九年至明治二十年（1886—1887），又設立了山口、第二、第四、第五和造士館等高級中學，它們都是後來發展成高等學校的基礎。帝國大學由研究院（大學院）和分科大學組成，研究院（大學院）專事鑽研學識技術的蘊奧，分科大學則是教授學識技術的理論和應用技術的場所。按照這些規定，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內設法、醫、工、文、理等分科大學（明治二十三年（1890）又增設農科大學）。師範學校是培養師資的地方，要求學生尤其要具備溫和、信愛和莊重的品質。普通師範學校每個府縣各設一所，在東京設一所高等師範學校，前者的經費由地方稅中支出，後者則由國庫開支。 以上是學校令中規定的學校制度的概要。後來，這些制度隨時又進行了多次修改，並採取各種措施加以落實。與此同時，學校令中未做規定的專科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等也陸續設立，學校的設備逐漸完善起來。 政府於明治十九年（1886）發布的學校令為建立教育制度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於是又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頒發了有關教育的敕語，在確立教育內容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明治初年以來，西方的新文化如洪水一般滔滔湧進日本，席捲了思想界，結果是產生了蔑視過去道德和思想的風氣，認為這些都是因循守舊的；當時所吸收的西方思潮，都是以自然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調的，和儒教道德等，是針鋒相對的，所以上述蔑視舊道德，舊思想的風習，日益高漲。對於這種知識界流行的自由主義思想，政府反倒用保守思想來加壓制。在政治上，巧妙地用發布欽定憲法的手段壓制了自由民權論，使其大體上得到了解決。在教育方面，也用崇尚儒教道德的方針，以克服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和改善道德標準方面的混亂狀況。這個方針首先體現在侍講元田永孚（元田永孚（1818—1891），明治時代的儒學者，熊本藩士，維新前擔任細川侯的教授，維新後入宮內省，擔任明治天皇的侍讀式侍講，對明治的影響很大。他主張根據儒教的體制，樹立天皇絕對化思想，《教育敕語》就是由他和井上毅起草的。——譯者）根據明治天皇的敕令而撰寫的《修身書》和《幼學綱要》中。這兩本書被作為青少年在道德修養方面的必讀書，頒發到全國各地（明治十四年，1881）。 其次，以天皇親自教誨國民敕語的方式，頒發了《教育敕語》（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月），從更高的角度，在儒教倫理之外，還加入了立憲思想作為國民道德的教訓。有識之士都認為，《教育敕語》（這裡原著者說：「有識之士都認為《教育敕語》在教育上完成了帝國憲法提出的政治使命……」只能理解為原著者及其所代表的少數人的見解。此《教育敕語》已於昭和二十三年（1948）的國會上宣布失效。——譯者）在教育上完成了帝國憲法提出的政治使命，確立了迄今一直處於混亂狀態的教育標準，因而具有偉大意義。根據《教育敕語》進行的忠君愛國的國民教育，在明治、大正時代的振興國運的過程中，起了無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經過中日甲午、日俄兩次戰爭以後，教育制度逐漸得到了擴充和完善。其主要措施有：將普通小學的修業期限，延長到六年，並將此作為義務教育年限（明治四十年，1907）；將高級中學改為高等學校的同時，還把普通中學改稱為中學校，並命令各府縣都要設立一所以上的中學校（明治三十二年，1899）；制定《專科學校令》（明治三十六年，1903），設置了醫學、法學、語學、文學、宗教、美術、音樂、體育等各類專科學校；將普通師範學校改為師範學校，並規定了設置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明治三十年、《師範教育令》）；制定《實業學校令》，設立了工業、農業、商業、商船、水產等方面的實業學校（明治三十二年，1899）；將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並新設了京都帝國大學（明治三十年，1897），後來又陸續設立了東北（明治四十年，1907）、九州（明治四十三年，1910）等帝國大學等等。這樣，在明治末年，日本教育的發達，在世界已名列前茅。明治四十四年（1911），在學小學生總數已超過700萬，對全國兒童來說，已取得入學率高達98%的好成績。 一幅日本畫 這是1887年的一幅日本畫，描繪了一個日本女演奏者正在彈一架西式的風琴。19世紀80年代期間，吸收了西方樂曲的日本音樂曲譜開始公開出版，供學校和家庭使用。 進入大正年代以後，教育制度的修改和教育機構的擴大尤為盛行。這是由於大正六年（1917），在內閣裡面設置了臨時教育會議，作為總理大臣的諮詢機構，它所作的有力建議，解決了多年來成為懸案的學制修改問題；並由於原敬內閣將大規模增設高等教育機構定作為重要政策施行的結果。根據臨時教育會議修改學制的建議，政府廢除了《帝國大學令》，發布了《大學令》，准許在國立大學之外設立公立、私立大學和綜合大學之外，設立單科大學等。在大學的辦學目的中，除鑽研學術之外，又加上了陶冶人格和培養國家思想等等（大正七年，1918）。同時，還制定了《高等學校令》，高等學校不再是大學預科，而是將其作為實施普通高等教育的機關，基本上實行7年制，公立私立均可。至於大規模地增設高等教育機構，是在大正八年至大正十三年（1919—1924）6年間進行的，共增設了17所高等學校、10所高等工業學校、5所高等農業學校、7所高等商業學校，1所外國語學校和2所藥學專科學校（包括大正七年創設的）。這次增設是一個破天荒的壯舉，因為於大正十四年（1925）估計將有28500名中等學校畢業生，其中約有2/3的人（19000人）希望升入上級學校，所以必須增設和擴大高等專科學校，以便能容納這20000名學生。其結果無疑提高了人民的知識水平，促進了世界大戰以後資產階級的發展和助長了民主主義思想的發達，起到了充實日本作為近代國家內容的作用，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隨著高等學校和專科學校的增加，大學的增設也勢在必行。除了上述明治年間設立的東京、京都、東北、九州等帝國大學以外；到大正年間，又設立了北海道（大正七年，1918）和漢城（大正十五年，1926）帝國大學。到昭和年代，又設立了台北（昭和三年，1928）、大阪（昭和六年，1931）和名古屋（昭和十四年，1939）等帝國大學。此外，按照新大學令的規定，又設立了國立的單科大學，如東京商科大學、岡山和新潟的醫科大學等，還陸續設立了公立單科大學和私立大學。 明治初年，日本流行的教育思想都是從歐美直接照搬過來的，教學內容也重視洋風。這種傾向一直維持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大體上沒有什麼變化。斯賓塞及其門徒喬赫納特（Johonot）等的實利主義的教育學說，在明治十年代左右被廣泛介紹到日本，曾在美國留學，深受英美教育薰陶的伊澤修二、高嶺秀夫也於明治十一年（1878）歸國，在東京師範學校（後來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致力於新教育學說的啟蒙教育。然而，這種傾向卻因明治十九年（1886）制定《學校令》和明治二十三年（1890）頒發《教育敕語》而為之一變，教育學說領域又轉入到德國的赫巴特（J.F.Heibart）的全盛時代，教學內容中也包含了許多日本式的東西，反對歐化主義的國粹主義開始抬頭。總之，日本的教育學說出現了許多變遷，和其他學問同樣，都以德國學說為主，也曾試圖擺脫明治初期那種照搬西洋學說的做法，努力建立日本獨自的教育學說了。 教育思想方面出現的這種變化，在一般思想界中也可以見到。明治十年代末至明治二十年代初，明治思想史上出現了歐化思想與國粹思想的興替，是件饒有興味的史實。如果將明治初年（維新當時除外）到明治二十年前後作為第一期，那麼這是歐化思想最盛的時期，自然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風靡全國；第二期是從明治二十年前後至明治四十年左右，這段時間正和第一期相反，是理想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泛濫的時代；第三期是從明治四十年至大正七八年前後，可以說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理想主義背景之下復活的時代；從大正七八年前後到昭和初年，則可以說是民主主義及馬克思主義興旺的時代。 關於明治十年以前西洋思想席捲日本思想界的情況，上面已有所論述。進入明治十年代以後，這種趨勢又以新的深度和廣度向各方面發展。盧梭的天賦人權論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他的《民約論》一書，在明治十五年（1882）由中江篤介譯成漢文，書名譯為《民約譯解》，流傳很廣。斯賓塞也是這一時期很有影響的人物，他的進化論、社會有機體說和自由放任主義受到了不同立場人們的熱烈歡迎。傳播進化論的是東京大學的教師摩斯（E.S.Morse）、外山正一和矢田部良吉等人。加藤弘之起初也信奉天賦人權論，但在接觸進化論以後，思想有了突然轉變，反而對天賦人權論進行了批判（見其明治十五年著《人權新說》）。天賦人權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論就變成了自由民權論，在明治十年至明治二十年（1877—1887），自由民權論曾作為推翻藩閥政府的口號而風靡一時。有關自由民權論的書籍出版了許多，其中多數是翻譯過來的西方書籍，所謂著述也是根據西方書籍改寫的。這些書籍中比較有名的是植木枝盛[21]的《開明新論》（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和《民權自由論》（明治十二年，1879出版），還有井上勤的《民權國家破裂論》等，這些書籍後來都成了設立民選議院運動和政黨攻擊政府的理論根據。 歐美的自由思想一應用於經濟方面，便又產生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明治十年代，專攻經濟的學者田口卯吉開創了在學術提倡自由主義經濟的先河。他寫的《日本經濟論》於明治十一年（1878）公開發表，以後曾多次再版。 在社會思想方面，社會主義思想早在明治十年代就傳播進來，反對男尊女卑的擴大女權論已為有識之士提倡起來。不過，這些思想都只是移植和模仿西方思想而已，在國內並不存在產生這些思想的成熟基礎，因此是十分脆弱的。 模仿西洋的風氣並不只限于思想界，在有形社會形態方面，如在風俗和衣食住等方面表現得尤為顯著。在明治十年代，政府為修改條約而發動的歐化運動，是這種崇洋風的突出表現。政府認為，要與列強簽訂對等條約，就必須使日本的社會、風俗同歐美完全一致起來。在這種樸素的邏輯指導下，舉辦舞會、打檯球、男女交際等膚淺的事物方面都極力模仿歐美，企圖以此來密切與歐美各國的關係。鹿嗚館從明治十三年（1880）開始動工修建，明治十六年（1883）竣工後，朝野名士便不分晝夜地在這裡舉行舞會、宴會和遊戲等活動。東京俱樂部是在明治十七年（1884）由井上馨發起設立的西式俱樂部，作為日本人與外國人交際的場所而被廣泛利用。此外，大臣官邸和知事公館等處也競相舉行宴會、舞會、舉國上下都掀起了狂熱的歐化熱。這是日本人只單純從表面上攝取外來文化惡癖的一個明顯例證，淋漓盡致地暴露了明治文化洋化的膚淺程度。 東京貧民窟地區狀況 工業擴張意味著日本城市在20世紀20年代越來越擁擠。東京貧民窟地區交通擁擠狀況表現的正是這樣一種局面。 歐化熱在明冶十七至十八年前後，達到了頂點，進入20年代，就冷卻下來，取而代之開始在思想界占據優勢的是保存國粹主義。這也是從自然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思想向理想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思想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在直接反對過分歐化主義下發生的，但從本質上看，卻是有其必然性的。幕末迅速參加到國際社會中的日本，人民普遍懷有一種要保持祖國獨立和與西方各國處於對等地位的願望。自由主義和民權主義，都不過是為了實現這個大目標而採用的手段，在這個目標下，自由主義和民權主義等是很容易與國民主義、國家主義合流的。而且，要打破封建制度，除了自由主義思想以外，還必須依靠強大的國家權力；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並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必須依賴國家的保護和資助的。這一時代的現實情況是，主張需要集中國家權力，與主張縮小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是水火不兼容的。儘管自由民權論在民間十分盛行，而政府當局卻依然以國家主義和國民主義為其一貫的指導思想。這種對立又導致了民間與政府之間在選擇文化輸入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民間極力謳歌英、美、法等國的自由民權思想，而政府則想向新興國家德意志的國家主義和國民主義學習。從岩倉大使訪問歐美以來，日本已同德國悄悄建立了關係，後來在編纂法典，特別是在起草憲法時，這種關係又進一步加深。從此以後，政府凡事均以德國為榜樣，隨著政府權力的增大，德意志思想在思想界的勢力也增強了，這是毫不足怪的。 其次，復古主義、國粹主義是肩負維新大業一翼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後來因崇洋思潮的流行，表面看來似乎有所後退，但實際上仍頑強地蘊藏在人民的心靈中。論述國體、批判崇洋思潮的論著，自明治初年以來不斷有所問世。這是堅持國粹思想的人們鑒於歐化熱得過火及由其造成的危害而站出來進行的猛烈反擊。這裡所說的復古和國粹，並不限於國學者們倡導的那種狹義的復古和國粹，而是指與新輸入的西方文化相對而言的整個日本固有文化，佛教、儒教和神道同時也都列為復古的對象。正因為這樣，復古主義才與理想主義、道德主義、國家主義等有關思想融合起來，針對西方思想的自然主義，具有與其相對立和角逐的力量。 舉幾個復古主義的例子，先談一下狹義的國粹主義。從明治十年代後期至明治二十年代，論述國體的著作，突然出現很多；其次又興起了尊重神道、國史、國文和漢文等學問的熱潮。明治十五年（1882），東京大學設立了古典講習科，保護、獎勵和漢學。同年，神道界人士設立了皇典講究所，伊勢神宮裡還設立了培養祠官的皇學館。明治二十二年（1889），東京帝國大學的文科大學在原有的史學科之外，又增設了國史科。明治二十三年（1890），落合直文等人編纂出版了《日本文學全書》，邁出了普及古典的第一步。 這裡談一下政教社的活動。政教社是一個以國粹主義為指導思想，但卻具有強烈國家主義、國民主義色彩的組織。它是明治二十一年（1888）由三宅雄次郎、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人設立的，出版發行了叫做《日本人》的雜誌（後又改名為《日本及日本人》），以批判地選擇西洋文化，創造適於日本的新文化為標榜。由此可見，國民主義對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對功利主義都已占有明顯的優勢。 明治以後，佛教，開始受神道勢力的壓迫，後來又為洋學和基督教所壓倒，陷入了完全喪失自信的悲慘狀態。但就在這時候，逐漸呈現出了復活的動向。縮印大藏經的出版工作，是從明治十三年（1880）開始，到明治十七年（1884）完成的；明治十七年，又有陸軍中將鳥尾小彌太設立護國協會等引人注目的事業。從思想上、學術上點燃了復活佛教的火炬，並闡明佛教在新時代存在意義的是井上圓了（井上圓了（1858—1919），哲學家，宗教家，號甫水，新潟縣人。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畢業。當時日本社會上正盛行歐化，他從國粹主義立場上排擊基督教，主張佛教應新生。著有《破邪新論》、《佛教活論》、《忠孝活論》、《佛教哲學系統論》等。——譯者）。他於明治二十年（1887）寫了一本名為《真理金針》的書，利用洋學的知識反駁基督教的教義，論證佛教的優越性，給佛教徒帶來了信心。另一方面，他在這本書里又強調了佛教作為日本及東方宗教的特性。他在另一本著作《佛教活論》（明治二十年，1887）中將護國與愛理並列為學者和人民的義務，這些都表現了他的強烈的國家主義思想。此外，大內青巒也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發表了《尊皇奉佛論》，攻擊基督教，強調了佛教的尊王護國精神。於是佛教和國家主義結合而復活起來，憑駁倒基督教而助長了國家主義的興隆。 其次是儒教的復活。儒教在明治初期，也被風靡一時的西方實學思想作為打擊對象而不得不銷聲匿跡。但是，有識之士一看到功利主義、快樂主義橫行和道德標準的混亂等偏重實學的弊端，便不由得想到要復興儒教道德。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儒教決不是無緣的外國宗教，而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決定著他們的思想意識，指導著其生活態度的根本原理。達時，精通洋學、儒學二種學問的西村茂樹（西村茂樹（1828—1902），思想家，名鼎，字重器，號泊翁。通洋學及儒學，維新後參加明六社，並參加文部省《古事類苑》的編纂工作。明治八年（1875）擔任宮內侍講工作，進講洋學。宣揚以皇室為中心的道德思想。著有《日本道德論》、《國家道德論》等書。——譯者）在對兩者加以批判之後，企圖以儒教為主以西方哲學為輔來加以補充的方式，大力振興日本道德。他在很早以前就認為，儘管明治文化已有了驚人的進步，但在道德方面卻比封建時代要遜一籌，因而主張要大力重視道德。明治九年（1876），他創辦東京修身學社，作為宣講道德的場所；明治十七年（1884）又擴大為日本講道會（後又改為日本弘道會），努力普及道德，明治十九年（1886）他在帝國大學講堂所做的公開演講《日本道德論》，介紹了他主張的、以儒教為基礎的日本道德說的大綱，一時轟動了全國。 日本圖書插圖 這是一本日本書中的圖案。雨傘、背帶和衣領圖案全是按西方風格繪出的，用來指導日本人的製作。此書於1867年出版，目的是要告訴講究風度的日本年輕人，西方人的著裝是什麼樣子的。每幅圖上都同時寫有平假名和片假名，用來標註英語發音。 與兼通洋學、儒學的西村不同，前面提到的元田永孚則是個專攻儒學的碩儒，是復興儒教運動的旗手。他作為侍講，輔助明治天皇，與天皇一起為人民的倫理綱常思想的衰落而擔憂。編纂了《幼學綱要》，參加了起草《教育敕語》等工作，為自上而下地推行教化政策做出了很大貢獻。 《教育敕語》不單是儒教復興的象徵，而且還是含有儒教、國體說和新立憲思想而宣揚了國家主義和理想主義。它決定了教育的發展方向，同時還確立了針對西方思想的日本思想的中心原則，具有開闢從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思想轉向國家主義、理想主義思想途徑的意義。它可以說是針對明治十年以來的歐化主義與國粹主義的抗爭，由國家做出的決斷。 從此以後，《教育敕語》所宣揚的國家主義，便在教育所產生的成果和對外戰爭的成功兩者支持下，長期統治了思想界。不過，這種統治具有用自上而下強制的御用思想的傾向，因而在知識分子中間釀成了與此對抗的各種思想。個人主義作為尊重個性、確立自我的精神重新復活，結果又使自然主義思潮流行起來。此外，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的飛躍發展，社會主義思想也取得了不容忽視的迅猛發展，還出現了從懷疑思想轉向要求信仰宗教的一系列情況。高山林次郎起初提倡日本主義，強調國家至上主義，但不久又寫了《美的生活論》一書，主張滿足人類的本能，最後又轉到了日蓮宗的宗教立場上。這可以說是明治三十年以後思想界的一個縮影。這一時代思想史的特徵，是敏感地體現出了西洋思想的影響，比如高山的個人主義以尼采（F.Nietzsche）的學說為基礎，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則以左拉（Zola）和福樓拜（G.Floubert）為楷模。同樣的現象還可見於明治末年由介紹康德（Kant）哲學思想而造成的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個人主義的勃興，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主義的流行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等方面。 明治初年以來大力介紹的西方近代學問，與頻繁派遣留學生、招聘外籍教師、擴建學校和普及印刷出版等相配合，逐漸顯出了效果，在短時間裡就出現了近代學術的了不起的繁榮。根據最初提倡的尊重實學的精神和抓緊實現物質文明近代化的需要，自然科學尤其是應用科學和技術方面有了很快的進步。例如，在醫學方面，從明治初年開始就以德國為典範，引進了德國的醫學。其中，北里柴三郎曾師事近代細菌學的鼻祖科赫（Koch），在取得優異成績後回到祖國，創設傳染病研究所，發現了鼠疫菌。同一研究所的志賀潔發現了赤痢菌，他們都在世界醫學發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足跡。在物理學方面，長岡半太郎進行了原子模型的研究，本多光太郎完成了鎳鋼和一般鋼合金的研究。在化學方面，鈴木梅太郎發現了維生素B1；在天文學方面，木村榮發現Z項等都是世界性的成果。這些成就說明，日本學術界在初期專門移植了西方科學以後，很快就進入了獨立研究階段，有些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為使日本進入文化國家行列揚眉吐氣。但是，也必須看到，與日本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一樣，日本在各科學領域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比起各發達國家來，仍然十分落後。 與自然科學相比，日本的人文科學研究這時卻沒有很大進展，這也是科學發展不平衡現象之一。明治時代，社會的實際需要集中在法律學和政治學方面，因此設立了許多法律專科學校。進入大正時代以後，經濟學的發展十分顯著，所以，東京帝國大學裡也設立了經濟學部（大正八年，1919）。這些學校都以培養實際工作人員為目的，所以在學術理論上，仍以移植西方學問為主。文學、哲學、史學等也多是移植西方的，或著重於應用，只有在東洋學方面，是利用新的西方方法來處理原有的學術傳統，取得了出色的成績。 最後簡單談一下宗教。政府於明治初年開展的皇道宣傳運動，很快就破產了。明治十年（1877）一月，政府撤銷了教部省，放棄了對宗教的全面控制，並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制定的帝國憲法中承認了信仰的自由。但是，在整個明治時代，政府實際採取的態度，仍是因宗教而異的。對神社神道，政府給予了破格的保護和地位，並揚言神道不是宗教；而對於佛教，一般說是採取了冷漠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活；對於基督教，則採取了壓迫的方針。 政府於明治四年（1871）對神社規定了官幣和國幣（官幣，指神社的祭祀費用等由地方支出；國幣指由國庫開支。一譯者）、鄉社等等級，明治六年（1873）又規定了在官幣社進行祭奠時，府縣地方官要以敕使身份參加，說明有把祭祀活動從皇宮內部的活動改為國家事務的傾向。明治二十四年（1891），又以內務省訓令的方式，規定了《官、國幣社神職奉務規則》等，進一步明確了將祭祀作為國家事務和將神職人員視為官吏的方針。明治三十三年（1900），撤消了內務省的社寺局，改設神社和宗教兩局，具體地將神社劃出宗教範圍。明治三十五年（1902），政府又用敕令規定了官幣社和國幣社的制度；明治三十九年（1906）更以法律正式規定官、國幣社的經費由國庫開支。從此，神社便完全成為國家營造物，其社格、祭式、神官的任用及其待遇等均由國家規定。也就是說，神社已成為進行報答本源、崇拜祖先的祭奠活動地點，被視作宣揚國家思想的道場。根據這種精神，全國各地陸續修建了一向絕祀的天皇為祭神的神社。但是，硬說這些建立在民族宗教的神道基礎上的神社，並不是宗教設施，這在形式的制度上固可辦到，可是由內容看來，則不免有些牽強。這個矛盾，始終無法解決。 與神社、神道從宗教劃撥出來相反，幕末前後在民間發展起來的各派俗神道卻作為純粹的宗教而保留下來。加上後來創立的一些教派，形成了所謂教派神道十三派，即黑住教、禊教、天理教、金光教、大社教、扶桑教、御獄教、神道本局、神習教、實行教、神理教、大成教和修成教。 明治20年代前後，佛教已度過了一時的厄運，恢復原來的地位，擔負起推行國家主義的一翼，作為大多數人民的宗教維持了尊嚴。明治十七年（1884），政府制定了各宗設立管長的制度，授予管長以管理宗內事務之權，任其自謀生路。當時的寺院和僧侶，還存在著迷戀古來的地位，拘泥格式和形式，有的並不認真地從事宗教活動。因此，新進的佛教徒們便在明治30年代掀起了佛教革新運動，但並沒有取得很大成果。 在日本，基督教一開始就踏上了苦難的道路。國粹主義在明治20年代興起後，基督教所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由於基督徒們反對根據《教育敕語》而施行的國家主義教育，宗教與教育的衝突問題曾引起輿論大嘩，大有再次掀起鎮壓基督教之勢。然而，基督教徒中已逐漸產生了日本化的傾向。中日甲午戰爭時，他們與政府採取了一致的立場，在後方為戰爭效勞；日俄戰爭時，基督徒中雖然出現了一些反戰論者，但大多數人還是支持了國策。在此前後，有人開始提倡建立日本本位的基督教。海老名彈正認為，基督教應當繼承神道的精神，用以「日本魂」為基礎的基督教來使日本民族獲得新生。儘管這樣，政府對基督教的態度仍很冷淡。因此，明治四十五年（1912）內務次官床次竹二郎組織實施的三教集會，就具有公認基督教與神佛二教完全平等地位的重要意義。在這次集會中，神道十三派、佛教各宗派（真宗大谷派除外）和基督教各派的代表，歡聚一堂懇談。最後，做出了三教共同的決議案。即：「一、吾等各自發揚其教義，輔佐皇運，以圖逐步振興國民道德。二、吾等希望當局尊重宗教，將政治、宗教與教育融合一起，以資振興國家。」這個決議表明，基督教在日本式的融和道路上已取得了很大進展。 進入大正時代以後，基督教的傳教活動開展得十分活躍，呈現昌盛的趨勢。在信仰社會主義並投身於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基督教徒，文學家中也有不少人是基督教徒或關心基督教的人。基督教作為那些既不贊成神道又不滿意佛教的知識分子的宗教，對這個時代新文化的繁榮，做出了貢獻。 文學與美術 在文學方面，明治初年出現的主要是以文明開化的社會現象為題材的一批被稱為「開化物」的作品。其代表性作家有假名垣魯文，他的作品大體上只是承襲前代遊戲作品的衣缽，沒有什麼藝術價值可言。進入明治十年代以後，主要是翻譯文學盛行。同時，配合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政治小說流行起來。在翻譯文學方面，文學價值較高的是丹羽純一郎譯的《花柳新話》（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政治小說中博得好評的是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明治十六——十七年，1883—1884年出版）和末廣鐵腸的《雪中梅》（明治十九年，1886）等。此外，在戲劇文學方面，出現了反映開化時期世態的散切物（散切物，明治初期，描寫披散頭髮時代風氣的狂言，當時披散頭髮是文明開化的象徵。——譯者）和著重於再現史實的活歷物（活歷物，明治以後根據歷史寫的歌舞伎狂言之一，通過考證典章制度來再現歷史。——譯者）等類，河竹默阿彌是兼擅此兩者的劇作家，頗負盛名。 隨著明治二十年前後思想界的從歐化主義轉向復古主義，明治初期文壇上的低潮也在內部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現了許多可稱為新時代的文學作品。首先，《小說神髓》的出現表明了文學理論的確立。《小說神髓》是坪內逍遙於明治十八年至十九年（1885—1886）出版的文學理論書籍。它摒棄了從前將文學只作為勸善懲惡工具的說法，認為文學有自己的目的，極力主張文學的生命在於寫實、在於描寫人情的奧秘。毫無疑問，這部著作為新時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它的出現，使文學創作同江戶時代的勸懲文學分道揚鑣、發揮了推動新的寫實派文學及後來的自然主義文學的偉大轉折作用。作為這種文學理論的具體化、坪內逍遙又於明治十八年（1885）發表了題為《當代書生氣質》的小說，以其細膩寫實手法和新奇的題材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為新文學的出現，起到了親自誘導的作用。 二葉亭四迷像 二葉亭四迷，日本作家，俄羅斯文學翻譯家。本名長谷川辰之助，筆名二葉亭四迷。「二葉亭四迷」在古日語中的隱喻為：生不如死。選擇這樣的筆名，也體現了作家本人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和鄙夷。他的小說《浮雲》通過一個正直而有學問的青年，被政府機構排擠、被情人鄙棄的命運，披露了明治時代官場的腐敗和人情的淡薄，揭示出封建傳統與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塑造了日本文學史上第一個不滿現實卻無力反抗的「多餘人」形象，被譽為日本近代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山之作。 同一時期，硯友社的人們也沿著坪內逍遙開闢的道路，展開了新文學運動。硯友社是明治十八年（1885）由尾崎紅葉、山田美妙等人創立的文學運動的團體，出版發行了機關刊物《我樂多文庫》，發表了從文學的目的性出發反對歐化主義、主張保存國粹等精神的各種作品。在創造新文體方面，硯友社建立了偉大功績。具有代表性的是山田美妙創造的言文一致的文體。明治初年以後，圍繞國語、國字問題，曾有過種種議論，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張。山田美妙將其應用到小說界，發表了許多篇言文一致體的小說。在這以前，小說的文章多半是瀧澤馬琴的「七五調」或瀧亭鯉丈的無聊的詼諧話那種東西。就連有名的《小說神髓》在文體上也沒有能擺脫瀧澤馬琴那種陳腐文體的影響。直到這時候，明治文學才在表現形式上有了與時代相適應的新文體。這在文學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此外，這時二葉亭四迷（二葉亭四迷（1864—1909），文學家，東京人，東京外國語學俄語科退學後，即在坪內逍遙的影響下從事寫作，其作品中還能見到有俄國文學的影響。其作品《浮雲》等是明治初期日本文壇上的優秀作品，特別是其言文一致的文體是日本近代文學上的先行者。——譯者）在坪內逍遙的誘導下，從事了獨特的文學活動。他在《浮雲》（明治二十年，1887）這部作品中，發揮了善於描寫人物複雜心理的特長，以嚴肅的態度凝視並把握了人生的現實。他這種可稱為人生派的創作態度，和硯友社一派的唯美傾向形成鮮明對比，這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他在俄國文學方面的宏深造詣。 幸田露伴是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成名的文學家之一。他的小說中，洋溢著理想主義的精神。其代表作是《五重塔》（明治二十五年，1892出版），書中以深切的同情描寫了一個個性強烈絕不妥協的工匠。 在韻文學方面，應新時代的要求而出現了新體詩。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等人與以前一談詩便被認為是指漢詩的風氣相抗衡，用日本式格調翻譯西方詩，並模仿著進行創作而合寫成了一部新體詩集，這就是他們四人合著的《新體詩抄》（明治十五年，1882出版）。這本詩集是名符其實的草創的新體詩作品。由此開始，文學家們也陸續著手於新體詩的創作。其中對新體詩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有森鷗外領導的新聲社同仁們，他們出版了譯詩集《於母影》（明治二十二年，1889）。這本譯詩集的原詩是英國的莎士比亞、拜倫和德國的歌德、海浬等人的作品，他們在翻譯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因此，在上述《新體詩抄》時，對移植近代詩工作做得還不夠；可是到這部譯詩集時，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出色地做到了渾然一體的統一。 明治二十年代後期，詩壇受到了西洋浪漫主義的深刻影響，因而產生了藝術至上、形上學和虛無主義的北村透谷的詩（發表於雜誌《文學界》），和用流麗的格調描寫朝氣蓬勃的島崎藤村的詩（第一本詩集為《若菜集》，明治三十年，1897年出版），此外，土井晚翠的詩則用漢語歌頌雄渾悲壯的情感（第一本詩集為《天地有情》，明治三十二年，1899出版）。 和歌也從明治二十年代後期起發生了革新的趨勢，以落合直文為中心的歌人，掀起了創作新短歌的運動。進入明治三十年代以後，與謝野鐵乾和與謝野晶子等人創作的明星派短歌，具有豐富的浪漫主義精神，適應了新時代的要求。 俳句的革新也發生在明治二十年代後期。其中正岡子規的功勞最大，以他為代表的一派被稱為日本派（因其作品發表在叫作《日本》的報紙上），是當時俳壇的主流。正岡子規重視寫生，力求用淺顯易懂的格調來刻畫鮮明的形象，使俳句成為廣大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看小說界的發展。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的社會變動反映到小說界，產生了稱為觀念小說、悲慘小說和社會小說的一系列作品，在向來的寫實主義基礎上開創了新的局而。所謂觀念小說，是指在文中寓有某種觀念的作品，泉鏡花等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悲慘小說重在描寫悲慘的世態和進行深刻的心理剖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廣津柳浪等人的作品。而社會小說則是放眼於整個社會的新流派，內田魯庵是這派的代表，尾崎紅葉晚年發表的《金色夜叉》（明治三十年，1897）也屬於這一流派。 中日甲午戰爭前後，樋口一葉是一個留下了特殊業績的女作家，使她的名字永遠留在人們的心目中。樋口一葉從事文學活動雖然只有從明治二十四年至明治二十九年（1891—1896）的短短六年，但她的《青梅竹馬》和《濁流》等傑作，在描寫性格和環境方面，充分顯示出無與倫比的才華，成為當時發展真正的國民文學的一個重要支柱。 在戲劇作品方面，「活歷物」曾風靡了整個20年代，作者中除默阿彌以外，還有依田學海、福地櫻痴等學者。在「活歷物」的發展上，第九代市川團十郎這個優秀演員的出現，具有重要意義。由於他的人格和技藝，使歌舞伎從小市民階級的娛樂變成知識階級的藝術，提高了演員的社會地位。而坪內逍遙，對「活歷物」的流行，曾力陳其危害性，主張戲劇應和小說一樣，在描寫人情方面以刻畫入微為宗旨，他還親自創出作品。他所寫的以片桐且元在大坂戰役中的行動為主題的《桐一葉》（明治二十七年，1894）、《杜鵑鳥孤城落月》（明治三十年，1897）等，都是名符其實的新史劇。此外，這個時期還翻譯了一些西方戲劇，成了後來新劇運動的開端。 繼寫實主義的盛行和浪漫主義的勃興之後，明治三十年代的文壇，自然主義流行起來，日俄戰爭以後，進入了自然主義的全盛時代。自然主義並不單純是如實地描寫人生，而是力圖用像自然科學家那樣的態度去剖析、診察人生。知識分子對因產業機構的改變而帶來的社會不安和國家與個人關係的疑慮，是促使自然主義產生的社會基礎；另一個原因則是受到了左拉的自然主義小說的深刻影響。最早，以自然主義小說家而聞名的有小杉天外、永井荷風、國木田獨步等人，但使自然主義成為明治文壇主流的則主要是島崎藤村（島崎藤村（1872—1943），小說家，本名春樹，長野縣人，是歷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文學家，先崇尚自然主義，入昭和後又轉而寫歷史小說。隨筆，童話也不少，著名的作品有《破戒》、《夜明之前》等。——譯者）、田山花袋，正宗白鳥和德田秋聲等人。島崎藤村的《破戒》（明治三十九年，1906），田山花袋的《棉被》（明治四十年，1907，正宗白鳥的《到何處去？》（明治四十一年，1908）和德田秋聲的《霉》（明治四十四年，1911）等，都是鞏固了自然主義文藝基礎的劃時代作品。 森鷗外、夏目漱石等文豪雖然在自然主義盛行的時候，也堅持反對的立場，但到了明治末期，自然主義的陣營中產生了轉變的徵兆。進入大正時代以後，反自然主義運動的各派勃興起來。森鷗外（森雞外（1862—1922），文學家，醫學家，島根縣人，本名林太郎，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留學德國，回國後擔任軍醫，陸軍醫務局長。大正五年（1916）任帝室博物館長，帝國美術院院長等。在文學活動方面，貢獻甚多，著有《阿部一族》等小說。——譯者）從明治20年代就開始從事文學活動，憑他對外國文學方面的卓越知識，在評論、翻譯、創作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業績。他翻譯的《即興詩人》（明治三十五年，1902），創作的小說《雁》（明治四十四年，1911）和傳記《澀江抽齋》（大正五年，1916）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在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從浪漫主義進展到理智主義、客觀主義的作風，富有超塵出俗的清新氣息，使高邁的日本風格同絢爛的西洋文化的交融達到圓熟的境地。夏目漱石（夏目漱石（1867—1916），小說家，東京人，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後，歷任教員、記者。同時從事文學活動。在東京帝國大學擔任講師時發表的《我是貓》，轟動一時，影響至巨。以後所發表的《草枕》、《倫敦塔》、《門》、《三四郎》等，都是以細膩筆法解剖心理，研究人生的作品。其作品中，影響較大的還有《小少爺》、《二百一十天》等。——譯者）是個英文學者出身的作家。他從處女作《我是貓》（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直到最後的《明暗》（大正五年，1916）為止，發表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浪漫主義的色彩較濃，但後來便以超脫的旁觀者的態度來對人們的自私心理進行深入的剖析、發揮了獨特的風格。 夏目漱石像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金之助，號漱石。長篇小說《我是貓》（1905）的發表使他一舉成名。夏目漱石一生創作了十多部中長篇小說，以及許多詩歌、隨筆、評論和短篇小說，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廣泛，風格也頗為多樣。 在從自然主義及與其相對立而產生的各個流派當中，首推唯美派或新浪漫派。這個流派以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人為代表，在追求官能的刺激和美的享受方面描寫出獨特的世界。其次是以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人為代表的白樺派。該派主張正義和愛，著重於確立自我和發展個性，因而又稱為人道主義或新理想主義。是一種以世界大戰前後出現的資本主義繁榮及其後面隱藏著的社會矛盾激化為背景而產生的文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獲得極大發展的是所謂新技巧派或理智派的一派。它用理智或心理性的手法自由地剪裁處理題材，他們憑理智的、心理的手法在題材的新奇，構思之巧妙上狠下功夫，是那些企圖逃避社會矛盾的知識分子們的一種創作法，其代表人物有芥川龍之介、菊池寬等。與此相反，也出現了敢於正視社會現實，並在社會主義思想基礎上提倡新型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流派。白樺派的有島武郎雖然相信社會主義是正確的，但同時又為自己不能參加實現社會主義的工作而深感苦惱。然而，從大正末年至昭和年間，中西伊之助、前田河廣一郎、藤森成吉等作家都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學的作品，為文學開闢了新領域。 在大正末年湧現出來的各派中，還有一個名為新感覺派的流派。它既反對自然主義的傳統，又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文學，而主張要有新的感覺或新的表達方式，其代表人物是橫光利一和川端康成等。 詩壇起首主要受英、德作家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明治二十年代末，法國的象徵派詩介紹到日本，給詩壇注入了新的活力，上田敏、薄田泣堇、蒲原有明等由此而成為明治時代的著名詩人。他們的詩作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打動人們心靈的巨大力量。隨著自然主義的流行，詩壇也開始提倡格律用詞的自由，並且開始試作口語自由詩。在明治、大正的詩壇上，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等是不能遺忘的。 在和歌方面，存在著明星派和與之相對的以正岡子規為中心的根岸派。正岡子規死後，伊藤左千夫繼之主宰根岸派，成為歌壇一方之雄。因為該派的據點是雜誌《石櫧》（日語發音為阿拉拉濟），所以又稱為石櫧派。伊藤左千夫於大正初年去世後，石櫧派又在島木赤彥、喬藤茂吉等人的領導下繼續發展，成為大正、昭和時代的歌壇的中心。這是因為基於萬葉風格的現實主義歌風，受到了經過自然主義洗禮的人們的愛好所致。此外，當時還有一個歌風穩健、兼收並蓄的心花派，佐佐木信綱、木下利玄等人均屬於這派。隨著自然主義的盛行，產生了以若山牧水和前田夕暮等人為代表的自然派。他們通過冷靜地觀察自然，開闢出清新的意境。吉井勇等頹唐派則以奔放的熱情見長。 正岡子規死後，俳壇分裂成河東碧梧桐和商浜虛子二派。河東派勢力較大，他們提出了季題無用論，主張創立不受字數拘束的新俳句。高浜虛子則以雜誌《杜鵑》為陣地與其分庭抗禮，墨守季題定形的舊規，成為保守派的堡壘。 在坪內逍遙和森鷗外的指導下，戲劇文學也開闢了新天地。從明治三十年末開始，島村抱月、小山內熏等人開展了強有力的新劇運動。戲曲的創作也從這時起繁榮起來，進入大正時代以後，文壇人士幾乎都投入了戲曲的創作。同時，在舊歌舞伎方面，也出現了舊瓶盛新酒的動向，岡本綺堂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22] 明治維新的變革，對美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那些瘋狂的廢佛毀釋行動，忽視了同佛教結合在一起的古代美術的價值，以致許多瑰寶被運到海外，或被棄之如塵芥，美術家們連維持每天的生活都很困難。美術領域內也同樣輸入了西方文化；明治九年（1876），政府在工部大學裡設置了美術學校，聘請三名義大利人做教師，傳授有關繪畫、雕刻和圖案裝飾的技術。過去曾在私塾中學習西方畫的人們競相來到此學校學習，從這些人中間產生了淺井忠、小山正太郎等著名的畫家。但是，由於當時繪畫顏料價格昂貴，因而其發展情況並不理想。 《悲母觀音圖》 圖為日本近代畫家狩野芳崖（1828—1888）的絕筆之作。作品中的悲母觀音是以東方觀音為模特，結合西方的聖母形象，最後形成了日本的悲母觀音。 在此期間，美國人菲諾羅薩（E.Fenollosa）於明治十一年（1878）到日本，擔任東京大學的哲學教師。他肯定了日本美術的價值，廣泛宣傳要重視日本美術的原因。這不僅是給同歐化主義相對立的復古主義運動增添了一個根據，同時也是促使美術界發展的重大刺激。岡倉覺三（岡倉天心）曾給菲諾羅薩當助手，受其感化最深，在他們二人的努力下，政府於明治二十一年（1888）設立了東京美術學校。這所學校排斥西洋美術，專門傳授日本畫、木雕、金工和漆工等技藝，聘請了一些落拓已久的日本美術家們擔任教職。同年，政府又在宮內省中設置了全國寶物臨時調查局，在全國範圍內對古美術進行調查。明治二十二年（1889），出版了美術雜誌《國華》。明治二十三年（1890）政府在皇室設置了帝室技藝員，明治三十年（1897）又制定了《古社寺保存法》，為國寶的指定和保存提供了法律根據。這些都是政府在短期內對一直閒置的古代美術採取保護政策的具體措施，同時也為增強人們對美術的關心做出了貢獻。 《湖畔》（部分）黑田清輝繪 隨著明治二十年以後的美術復興，狩野芳崖和橋本雅邦等日本畫家的聲望，也都得到了提高。狩野芳崖的《悲母觀音圖》和橋本雅邦的《龍虎圖》被認為是他們的代表作。他們的畫法，是在對古畫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採用了遠近法和陰影等西方畫的手法，努力表現寫實主義的逼真性。狩野芳崖協助岡倉天心參與美術學校的創立工作，但沒有等到學校開辦，便去世了；橋本雅邦和圓山派的川端玉章都擔任了該校最初的教授。美術學校的畢業生中人才輩出，其中有橫山大觀、下村觀山、菱田春草、木村武山等。同時，各種繪畫團體也相繼建立，進入了小團體分立的時代。明治三十一年（1898），在美術學校發生騷動後，岡倉天心辭去了校長職務，受他器重的橋本雅邦、橫山大觀和下村觀山等人也同時辭職，另行創立了日本美術院，獨自進行繪畫活動，這是日本畫壇中的重大事件。日俄戰爭以後，國運旺盛，文部大臣牧野伸顯，計劃將美術展覽會作為政府事業來舉辦（明治四十年，1907），以獎勵美術事業的發展。這項措施糾正了小團體分立的弊病，建立了一元化的發展美術方策的機構，意義十分重大。此後，每年都舉辦展覽會，成為美術家們成名的機會。然而，新舊派閥之間、官民之間互相傾軋的積弊也被帶進了展覽會中來。大正三年（1914）舉辦的第八屆美術展覽會上，橫山大觀因未被選為審查委員，再次建起美術院，使文部省的展覽會產生了分裂，政府的初衷，受到了打擊。在這個時代的日本畫家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著名的還有寺崎廣業、川合玉堂和小堀鞆音等。此外，在京都，四條派的竹內棲鳳、圓山派的山元春舉等人也很有名，他們形成了與東京畫壇相對應的京都畫壇。 在處於鼎盛時期的日本畫的壓制下，西方畫曾一度陷於冷落境地。明治二十六年（1893），黑田清輝從法國回國，傳來了印象派的畫風，於是西方畫又開始興盛起來。明治二十九年（1896），美術學校中設立了西方畫專業，白馬會（岡田三郎助、和田英作、藤島武二等）、太平西方畫會（中村不折、滿谷國四郎等）等西方畫團體也相繼成立。當然，這些團體都參加了文部省主辦的展覽會，但還發生了新舊兩派的對立。大正三年（1914），新派——二科退出文部省展覽會，另行獨立舉辦展覽會。到大正十一年（1922），從美術院和二科退出的人們又組成春陽會。從此便出現了官辦展覽會、二科和春陽會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雕刻方面，竹內久一、高村光雲曾任美術學校雕刻教授，講授傳統的木雕技術。至於西式雕塑，則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術學校設立塑造專業後，由長沼守敬、新海竹太郎等人傳授而興盛起來。 音樂，也因採用了西方風格而面貌一新。進入明治時代以後，舊的傳統音樂雖然分成各種流派傳流下來，但新時代的要求已倒向西方音樂。這種要求來自軍隊中必需的軍樂和學校教育中的唱歌課程二方面。早在幕府末期，各藩就已經採用了軍樂，明治政府也在陸、海軍中分別設立了軍樂隊，請外籍教師傳授西方軍樂。後來，軍樂隊在制定國歌——《君之代》（這裡說「軍樂隊在制定國歌——《君之代》過程中」是有語病的。根據過去日本的《帝國憲法》，日本並沒有國歌。《君之代》只是一般用來代替國歌的歌曲，並不是正式的國歌。——譯者）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軍歌在以中日甲午戰爭為中心的一個時期中的流行，奠定了基礎。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軍樂隊每周都在日比谷舉行公開演奏會，對一般人民進行西方音樂的啟蒙教育，為西方音樂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學校教育中，通過唱歌來陶冶情操，這在建立新教育制度時，就已被認為是必要的。在明治五年（1872）制定的學制中，雖然規定初等小學課程中有唱歌一門，卻又註明「暫不開課」，這說明當時雖已認識到音樂教育的必要性，卻又無法實施。明治十二年（1879），政府設立了音樂調查專員，令其負責起草有關音樂教育的方案和培養音樂教師。明治二十年（1887），發展成為東京音樂學校。因為他們所聘請的那位音樂專員是美國人，因此初期曾以美式音樂為典範；後來，改請德國人任教，又改為德式音樂。以這個音樂學校為中心，開展了音樂研究工作，培養了許多音樂家，西方音樂得到了很大普及。而使西方音樂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則是留聲機的進口，是電影、收音機的普及。 廣播事業是從大正十四年（1925）開始的，它在普及音樂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勳。它不僅使從城市到鄉村的男女老幼都能欣賞到西方音樂，而且為將原來一直為少數人專享的日本傳統音樂也傳播到廣大人民間創造了重要條件。 電影作為群眾藝術的發展，也是不容忽視的。明治二十九年（1896），電影首次傳到日本。開始不過作為一種新奇的東西，拍攝一些風景或舞台劇而已。隨著美國電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取得的迅速進步，其技藝也傳到了日本，使人們懂得向來靠演舞台劇的電影，還具有其獨特的表現能力，於是便從藝術上傾注了精力。從大正八九年（1919—1920）開始，他們便開始雄心勃勃地試拍。昭和四年（1929），有聲電影傳入日本。第二年，日本也拍出了有聲電影作品，於是確立了電影所特有的藝術境地，並成長為逐步為民眾娛樂方面排擠舞台劇的巨大勢力。 第三節 毀滅與重建 軍閥的專制 昭和五年（1930），內閣批准了倫敦裁軍條約。這一行動使軍部更加起勁地指責內閣侵犯了天皇的統帥權，在東京車站刺殺了其負責人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由此開創了軍部和右翼勢力製造恐怖事件的開端。不過，在此以前，早就積累了導致發生這事件的種種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經濟的困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經濟繁榮，已因戰後出現的逆轉而逐漸衰落；再加上大正十二年（1923）發生的關東大震災帶來了巨大損失，國內物資匱乏，造成了巨額貿易入超和通貨膨脹，整個經濟界都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其結果，引起了昭和二年（1927）的金融危機，中小銀行紛紛倒閉。繼而，昭和四年（1929），因美國紐約的股票大跌價，發展成為波及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大規模經濟危機，使日本也被卷了進去。物價猛跌，特別是大米等農產品的價格下跌幅度很大，農民們苦不堪言。政府雖然也曾在各地興建一些土木工程，以資挽救，但主要是採取了產業合理化政策，強行整頓了中小企業，提高勞動強度和裁減人員，因而使大資本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而中、小企業的沒落和失業人數的增加十分顯著，經濟蕭條達到了極點。使人們普遍感到，必須採取某種手段來打開這種局面。 第二個原因是世界形勢有了新的變化。世界列強為了克服經濟危機，紛紛建立了排他性的、以自給自足為目的的集團經濟體制。它們和其殖民地之間，簽訂貿易協定；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各國結成集團，以防止其他國家前來占領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地較少的後進國家，蕭條情況愈演愈烈，從而不惜以強硬手段到海外去奪取市場。在義大利，墨索里尼（B.Mussolini）於大正八年（1919）組成了法西斯黨，接著又於大正十一年（1922）建立了法西斯一黨專政的政府，走上了對內加強統治、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1935年侵略衣索比亞）。在德國，希特勒（A.Hitler）領導的國家社會黨（Nazis），用國粹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綱領來欺騙人民，並於1933年開始組閣，建立了一黨專政的體制。接著，廢除了凡爾賽體制，完成了重新武裝的準備。他們這種做法，給和德、意兩國同樣苦於貧困的「窮國」（havehots）日本，樹立了一個前進的榜樣，這是毫不足怪的。何況日本還有一個在幾次戰爭中建立了自信心的軍部，它在中國東北用鮮血獲得的特殊權益，又處於將遭受侵害的情況呢？ 第三個原因是政黨的腐敗和資本家的奢侈。而對國內外日益緊張的局勢，各政黨卻並不以國家的休戚為重，只顧擴大本黨的勢力。政客們則在金錢力量的驅使下，離合無常，或與行賄受到株連。資本家不管工人、農民的死活，恣意驕奢淫逸，操縱政黨，並將政權據為己有。對此，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民大眾，當然會心懷強烈的不滿，連軍部和官僚們也從社會正義觀念角度出發，又加上對政黨懷有傳統的敵視情緒，因而加深了對它們的反感。 第四個原因是軍部和右翼思想家中革新思想的抬頭。自從裁軍以後，軍部一直對時局心懷不滿，但由於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將校中，許多人都因和部下農民出身的士兵接觸較多，了解到農村的情況，從而有不少人就認真考慮怎樣才能挽救農村的困窘，對於政黨的腐敗和財閥的橫暴懷有強烈憤慨的人。右翼思想家中有支持傳統的對外擴張政策的，也有主張抵制西洋思想，擁護國粹主義的等等。但是，在憑非常手段來打開當前的艱苦局面這一點上，他們的意見卻不約而同地趨於一致。其中，北一輝（北一輝（1883—1937），大正、昭和年代的國家主義者，新潟縣人，青年時代受社會主義的影響，曾參加中國同盟會，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奔走過。後來思想發生變化，大正八年（1919）日本極端國家主義派經典的《日本改造方案大綱》就是他執筆的；次年組織猶存社，成為日本右翼陣營的巨頭，在青年軍人中影響極大。昭和十一年（1936）「二二六」事件發生後被捕，後被處決。——譯者）於大正九年（1920）發表的《日本改造方案大綱》對青年將校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濱口內閣卻不顧海軍統帥部的反對，在倫敦簽署了裁軍條約，便給他們以反對政府的軟弱外交和侵犯天皇統帥權為口號，直接採取推翻政府的行動提供了機會。 濱口首相遇難以後，由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臨時代理首相。次年（昭和六年，1931），若禮次郎繼濱口之後當上了民政黨總裁，並組織了第二屆若內閣，仍然保持著政黨政治的形式。但是，這個昭和六年，正是軍部開始發動侵略戰爭即「九一八」事變的年頭，也是日本從國際協調主義的外交轉入國際上孤立道路的一年，也是明顯地表現出政府失去控制軍部力量的一年。從此以後，在軍部的政治控制下，反覆施展了許多值得詛咒的非常手段，對國外展開了橫暴的武力行動和反常的孤立外交；在國內則從暗殺某一個人到集團的武裝暴動等，蠻橫地擴大軍部的力量。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國運，從此以後，就開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了。 「滿洲事變」，是日本關東軍根據蓄謀已久的計劃，在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八日，以瀋陽郊外柳條溝的南滿鐵路被炸為藉口而挑起的軍事行動。日本軍隊很快就完成了對東三省的軍事占領，並於次年（1932）三月一日將以前的清朝皇帝溥儀接去充任執政，建立了「滿洲國」。對於日本的這一行動，當然激起了中國以及列國的嚴厲指責。昭和七年（1932）二月，國際聯盟派出以英國人李頓（V.A.Lytton）為團長的調查團到滿洲和中國調查實況。調查團的報告中，指出了日本的行動是侵略性的，滿洲國是個傀儡政權等等。昭和八年（1933）二月，國際聯盟大會以42比1的多數票通過了這個「李頓報告書」。由此可知全世界是怎樣非難日本的行動。在這種騎虎難下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毅然採取了退出國際聯盟的行動，昭和八年三月，和一向以常任理事國身份占有重要地位的國際聯盟訣別了。 對外採取這種輕率的行動，是與軍部專制體制在國內採取的強硬手段密切相關的。昭和七年（1932），正當滿洲國成立、李頓調查團正在實地調查時，一隊陸海軍將校於五月十五日襲擊了首相官邸，殺死了總理大臣犬養毅五一五」事件）。在這以前，已經在同年二月暗殺了前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三月暗殺了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這些都表示局勢已十分緊張。在光天化日之下，現役軍人前去首相官邸襲擊總理大臣，這不能不說使人想起戰國、幕末時代那樣的亂世已經到來。支配政治的，已不再是政黨，也不是財閥，而將是軍人的刀槍。犬養內閣是繼承若內閣之後的政友會內閣。政友會雖在這年二月舉行的大選中獲得了絕對多數，但由於軍人採取了上述殘暴的否認政黨的行動，致使後任內閣落到海軍大將齋藤實手中，政黨內閣就此宣告結束。 齋藤內閣上台兩年多以後，又為以海軍大將岡田啟介為首的岡田內閣所取代（昭和九年七月）。這兩屆內閣的首相都是軍人，但他們都爭取同政黨合作，以政黨成員為閣僚，在施政方針中還保留著自由主義的色彩，與青年將校們所追求的革新政治，相去甚遠。這一點再加上其他的種種原因，遂又驅使青年將校們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的軍事政變。昭和十一年（1936）二月二十六日拂曉，第一師團中的十幾名將校率領一千幾百名士兵襲擊了首相官邸等處，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和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皇宮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總理大臣岡田啟介和前內大臣牧野伸顯在九死一生之中得以倖免。這些軍人們的目的是想使首都陷入混亂之中，然後一舉建立軍政府。他們占領了首相官邸和國會大廈。對他們這種暴行，軍部內里也有人持同情態度的，但是，日本的良知良能尚未喪盡，在天皇做出這是一次叛亂的決斷之後，叛亂部隊的將校受到處分，士兵則被帶回兵營，結束了這次政變（「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是魯莽的青年將校利用時機，將右翼恐怖主義者們蓄謀已久的計劃付諸實施的一個行動。這次行動本身雖然失敗了，但從加強軍閥專制體制來說，卻收到了極大的效果。這次政變的失敗之所以沒以失敗而告終，得以轉變成大局上的成功，當然應該歸咎於掌權者的怯懦，但也和日本軍隊所具有的特殊性有關。歸根結底，是日本的不幸。「二二六」事件平息以後，陸軍雖提出了「肅軍」的口號，更換了陸軍首腦，但附帶的強硬主張則是，政府必須實行革新政治，推行對外擴張政策。這時，擔任首相的是前屆內閣的外務大臣廣田弘毅。他雖在舉國一致的口號下組成了新內閣，但卻不得不容納軍部的意見，將充實國防列為首要政策，提出了龐大的軍事預算。在此同時，軍部又趁此機會恢復了陸海軍大臣要由現役大、中將擔任的制度，這項制度是早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由第二屆山縣內閣制定的，大正二年（1913），山本內閣將其改為不以現役為必備條件。在外交政策方面，昭和十一年（1936）十一月，日本與德國締結了《日德防共協定》。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以後，於昭和九年（1934）十二月聲明廢除華盛頓海軍條約，又於昭和十一年（1936）一月宣布退出倫敦海軍裁軍會議，一味邁上了孤立擅專的道路。雖然這樣，但其內心卻難免有些不安。於是把軍部制定的外交方針，一成不變地實行起來，即和同樣是「窮國」，並景仰為國內體制改革榜樣的德國積極合作，直接與蘇聯對抗，間接牽制英、美兩國。第二年，即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又進一步發展到締結「日德意三國防共協定」，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又在三國協定的基礎上結成日德意三國同盟，這是決定了日本命運的一個值得詛咒的失著。 軍部還操縱政府，對國內思想界進行了蠻橫的統制。不僅很早就開始了一再鎮壓共產主義者，到這時候，又開始對自由主義學者開始鎮壓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問題。作為一種憲法的理論，天皇機關說早就得到社會的公認，但在岡田內閣時期，即昭和十年（1935），貴族院和眾議院兩院中的右翼分子在國會中作為問題提了出來，以紊亂國體為由，迫使政府處分美濃部教授。政府連首相在內，雖都認為天皇機關說是正當的，但在軍部的強大壓力及企圖利用它來作為政爭工具的政友會的粗暴干預下，逐漸退縮下來，和國會通過的《國體明徵決議》相呼應，只好前後兩次發表了旨在打擊天皇機關說的《國體明徵聲明》。在這裡集中地表現了極右思想家的卑鄙陰謀、政黨的沒有主見、政府的毫不爭氣和軍部蠻橫粗暴。在這裡可以看到烏雲密布的時代思潮該是多麼愚蠢。 侵略戰爭 滿洲國建成以後，關東軍又懷抱侵略華北的野心，想趁昭和八年（1933）侵占熱河戰役的余勢，打進（北）京（天）津地區，由於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在河北省北部冀東地區設立了非武裝地帶，事態才姑且平息下來。不過，貪得無厭的軍方野心，決不會就此而感到滿足，始終想利用一切機會，積極進行策劃。昭和十年（1935），強行在冀東地區成立以殷汝耕為主席的防共自治政府，企圖逐步策劃實現華北五省自治，使之從中央政府分離出來。這種活動，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國國民政府。與此相對應，中國政府在這一時期頓時接近英國和蘇聯。在經濟方面，中國在英國顧問的指導下實行了法幣改革；在政治方面，與多年的夙敵中國工農紅軍握手言和。提出了「容共抗日」、「聯英排日」等口號，準備從精神、物質兩方面對日本進行抵抗。日本與中國發生全面衝突的趨勢就是這樣逐漸釀成的。昭和十二年（1937）七月七日，兩國軍隊終於在北平郊外的盧溝橋拉開了戰爭的序幕。 盧溝橋事件本身，並不是什麼預謀的事件，而且也是就地得到解決的事件，只是由於日本政府採取了強硬態度，很快派出了兩個師團前去增援，於是便造成了無法收拾的戰亂的開端。當時日本執政的是第一屆近衛內閣。首相近衛文麿（近衛文麿（1891—1945），政治家，舊貴族五攝家之領袖近衛家繼承人，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後，就隨西園寺公望出席凡爾賽和會。昭和八年（1933）任貴族院議長，十二年（1937）組閣，發動侵略中國戰爭。隨著侵華戰爭的長期化，他一面對中國實行誘降，一面在國內加緊鎮壓，十五年（1940）成立大政翼贊會，實行全面的法西斯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列為戰犯，在逮捕前自殺身死。——譯者）系藤原氏嫡系，華族的領袖。向以具有現代的理智和教養著稱，早就為政界所倚重。他繼廣田弘毅和林銑十郎的短命內閣之後上台，於昭和十二年（1937），讓深孚各界熱望之中組成內閣。他在施政方針中高唱國際正義和社會正義，給人民帶來了清新的氣息。對於上台後僅一個月就發生了的盧溝橋事件，他以異常的熱情號召人民，希望趁此機會舉國一致地解決中國問題。在表面上，他雖也高喊堅持不擴大的方針，但實際上卻跟著軍部的擴大方針跑，逐漸陷入了無底的泥沼中。他是以元老西園寺公望為首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們的最後一張王牌，指望他肩負起突破非常狀態重任的，然而他卻辜負眾望，只是用那種誰都能辦到的方法，追隨在軍部專制的道路後面，亦步亦趨。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 1933年，即日本侵占東北並在那裡建立起傀儡政權兩年後，日本士兵進軍並占領了中國北部的熱河省。 中日兩軍在華北的衝突，很快又波及上海，戰爭擴展到了華中。日本雖於當年十二月攻陷了中國首都南京，但國民政府卻遷到漢口；漢口在昭和十三年（1938）十月陷落後，他們又遷到重慶，提出了抗戰到底的口號，使日本所指望的短期解決計劃，完全破產。在此期間，日軍曾在華北、華中建立了傀儡政權，但未能如願以償，到昭和十五年（1940）汪精衛從重慶逃出，便利用他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但此舉並沒有為解決事變開闢道路。於是，日本政府也決心進行長期戰爭，昭和十三年（1938）發布了《國家總動員法》，開始實行正式的統治政策。並發表了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構想，號召要徹底消滅國民政府。 圍繞著中日間的戰事，世界各國與日本之間的對立激化起來。儘管日本政府明確宣布要尊重列強在中國的權益，但占領那裡的軍隊，卻一再侵犯這些權益。對於在中國實行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日本起初也曾予以承認，但不久發表了《東亞新秩序宣言》，根本否認了這些原則。昭和十四年（1939）七月，美國通告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就是對此的報復，也是對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積累下來的國際性背信棄義行為的一個總的答覆。日蘇之間發生了兩次武裝衝突，即昭和十三年（1938）七月的張鼓峰事件和昭和十四年（1939）夏季的諾蒙坎事件。特別是在諾蒙坎，日軍因蘇方裝甲部隊而吃了大敗仗，使人們深刻體會到日本陸軍裝備在現代化方面的明顯劣勢。 由於戰事的拖延，日本的經濟力量逐漸衰退。物資匱乏，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軍需生產停滯。對此，政府日益感到焦躁不安，進一步加強了統制。內閣更迭頻繁。繼第一屆近衛內閣之後，又相繼成立了平沼內閣（首相平沼騏一郎，昭和十四年一月至八月）、阿部內閣（首相陸軍大將阿部信行，昭和十五年一月垮台）、米內內閣（首相海軍大將米內光政，昭和十五年七月垮台）和第二屆近衛內閣。在第二屆近衛內閣執政期間，模防德國的納粹，組織了大政翼贊會，政黨全被解散（昭和十五年十月）；還組織了日本產業報國會，所有的工會組織也全被解散了，在這種國內體制復古更新的昭和十五年（1940），正是日本建國2600周年（2600年，是當時日本政客們利用偽造的歷史計算的。實際上，所謂的皇紀，即按《日本書紀》記載，從神武天皇即位年（公曆紀元前660年）的算法是毫無根據的。——譯者），因而在皇宮前舉行了盛大的慶典。這雖然使人感到巧逢之妙，但正如慶典在空虛的喧鬧聲中結束了一樣，翼贊會也好，報國會也好，也都徒有形式，而沒有靈魂。這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嚴峻現實。[23] 日本侵略軍進入北平 1937年，日軍大舉侵略中國。圖為日本侵略軍進入北平。 在這一年裡，近衛內閣在外交上也採取了重大措施，即前面談過的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在此之前，即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由於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兩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不久，德國以閃電戰占領波蘭，進駐丹麥、挪威，又向西攻占了荷蘭、比利時，到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又使夙敵法國俯首投降。義大利於當月參加到德國陣營，共同作戰。德國的國運表面上大有旭日東升之勢；這對正因中日戰爭陷於一籌莫展，還與英、美的對立日漸激化的日本來說，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巨大誘惑力。因此，昭和十五年九月，日德意三國關係，從原來的防共協定發展為三國同盟，是個必然趨勢。日本政府雖然解釋說這是為了避免刺激美國、防止美國參戰，但卻難以否認日本與英、美的對立因此日益激化的事實。 東條英機與裕仁天皇 1940年10月軍事檢閱時，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向日本裕仁天皇行鞠躬禮。東條英機是甲級戰犯。 就在這一個月中，日本又與法屬印度支那結成軍事同盟，派軍進駐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這一行動說是為了堵死重慶國民政府的物資供應線，但實際是利用法國本土潰敗的機會來染指法國在東方領土的貪婪野心。同樣，隨著荷蘭在歐洲的投降，對荷屬東印度支那也伸出了食指。南進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抬頭的。但直到昭和十六年（1941），松岡外相到歐洲去締結日蘇中立條約，解除了北方威脅之後，這種南進才正軌化的。即：昭和十六年七月，日本迫使法屬印度支那同意占領其戰略基地，派大軍進駐了南部法屬印度支那，這是南進的最露骨表現。對此，美國報以採取凍結日本在美資產和禁運石油等報復措施，接著，英國、荷屬東印度支那也宣布凍結日本資產，英國還宣布廢除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對日本來說，這些經濟制裁是個致命的打擊。日本國內消費的石油，約有80%依靠從美國進口；如果斷絕了石油進口，即使國內有少許貯備，也根本不可能進行現代的戰爭。因此，日本為了得到石油，必須侵入荷屬印度支那。美國十分清楚這一點，所以從1940年以來雖對日本實施了各種戰略物資和碎鐵等的禁運，但對石油卻保留下來，沒有禁運。現在美國斷然實行石油禁運，說明它已經下定了決心。這對日本來說，自然是致命的打擊。因此在9月6日召開的御前會議上，決定向美、英、荷宣戰。在外交上，還繼續進行著謀求和平的努力，但這當然是不會有結果的。於是，當年10月，在取代近衛內閣的東條內閣執政下，日本於12月8日開始同美、英進行了不幸的戰爭。 太平洋戰爭 1941年12月8日的早上，人民群眾突然聽到了日本對英美宣戰的消息，和海軍航空兵襲擊珍珠港的戰果以後，立即陷入了狂熱的興奮旋渦中。但沒有多久，當他們冷靜下來時，許多人便已掩飾不住他們內心的不安與恐懼了。對於日本同世界兩大強國作戰，是不是有取勝的把握；奇襲的成功，能否看作實力的差異；偷襲是否違背了崇尚信義的武士道精神等等，在人民心目中都是無法打消的疑慮。戰爭初期，形勢對日本比較有利。德、意兩國也與日本一齊向英、美宣戰，泰國也與日本結成同盟，向英美宣戰。日本對菲律賓、馬來半島、香港、荷屬東印度、婆羅洲等地，發起了先發制人的進攻，取得了成功。到昭和十七（1942）年春天，日本已經占領了從這些地方到南太平洋一帶的廣大地區。東條首相曾將此作為日本必勝不敗的根據，向人民進行炫耀。但長期占領這些廣大地區是否可能，對無經驗的日本人來說，不能不懷抱深刻的不安。果然不出所料，以昭和十七（1942）年六月進行的中途島海戰為轉機，戰局果然發生了逆轉。美國的軍需生產正式開始上升，而日本的軍需生產，卻開始下降。經過同年進行的索羅門群島海戰和瓜達爾卡納爾戰役以後，戰局對日本越來越不利。昭和十九年（1944）七月，塞班島被美國攻占。繼而，美軍於昭和二十年（1945）一月在呂宋島、二月在硫黃島、四月在沖繩本島分別登陸，日軍遭到了慘重的失敗。美國空軍從昭和十九年（1944）六月左右起，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到了二十年（1945），美國對日本的各大城市實行了連續的大規模空襲。戰時，對人民的糧食，早就實行了定量供應（昭和十六年四月，在六大城市裡實行了主食配給二合三勺制）。由於對企業加強了整頓和徵用，人們因為失去了職業，飽嘗了窮困的辛酸，而空襲又奪走了他們的家產和親人，使他們流浪街頭。日本全國人民從未嘗到的真正的戰敗的痛苦，這時開始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了。 美國軍隊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美國軍隊在太平洋戰爭（1942—1945）期間穿過一片珊瑚礁逼近海灘。對日本人來說，菲律賓海戰是一場災難。兩名日本海軍參謀長在目睹美國人占領塞班島之後自殺。美國軍隊向內陸挺進時，士兵們驚恐地看到日軍中的婦女、老人和孩子無法面對失敗的現實，縱身跳下懸崖。 歐洲戰場也是同樣。開始時，戰局對德意軸心國有利；但從1941年起，即侵入蘇聯以後，就未能取得預期戰果，並在1943年的史達林格勒戰役中遭到了慘敗。從此，攻防調換了地位。同年7月，墨索里尼因西西里島的失守而下台。9月，義大利宣布無條件投降。自此，同盟國軍隊的士氣大振。1944年6月，美軍在法國登陸，開闢了歐洲第二戰場，並且逐漸縮小了包圍圈，逼近柏林。而蘇軍則從東面直插柏林，並將其占領。德國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只好於1945年5月宣布投降。 這時，日軍正在沖繩與美軍進行殊死搏鬥，本土遭到了連續不斷的空襲，前途暗淡，不堪設想。指望是個靠山的德國潰滅後，使同盟國方面得以將軍事力量集中到日本方面，看來無論出現任何奇蹟，也不可能挽救日本了。點起戰火的東條內閣，在塞班島失陷之後就讓位給小磯內閣（昭和十九年七月），但小磯內閣也拿不出扭轉戰局的妙策，不久便又倒台（昭和二十年四月），以原侍從長鈴木貫太郎為首的鈴木內閣組成後，表面上雖仍揚言要進行本土戰，但實際上有識之士都在期待捕捉實行結束戰爭的時機。對此，在外交方面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為時已晚。同盟軍方面，從戰爭一開始，首腦們就經常集會，外交上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1943年11月，於埃及開羅舉行的開羅會談中，美、英、中的首腦們一起決定了戰爭的目的和剝奪日本領土的方針。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亞的雅爾達舉行的雅爾達會談中，美、英、蘇三國首腦就結束戰爭的方法和戰後的和平政策進行了協商，並就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簽訂了秘密協定。同年七月，英、美、中三國首腦再次于波茨坦舉行會談，並提出了三國在結束戰爭方面對日本的共同要求即《波茨坦公告》。公告的中心內容是，以德國的毀滅為先例，認為日本在短期內必將重踏德國復轍，因而勸告日本及早停止抵抗。提出了以下9條，作為日本停止抵抗的最低條件： 1.永久剷除侵略戰爭領導者的權力和勢力； 2.同盟軍隊占領日本； 3.日本的主權僅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同盟國指定的其他小島； 4.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令其返回家園； 5.處罰戰犯； 6.清除不利於恢復和加強人民的民主主義傾向的障礙，尊重言論、宗教、思想的自由和基本人權； 7.准許日本維持人民生活必要的和支付賠款用的產業，並允許其回到世界貿易關係中來； 8.根據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建立一個具有和平傾向的、負責的政府； 9.在建立這種政之後，同盟國占領軍撤出日本等等。 此外，按照《雅爾達協定》的規定，蘇聯在對日宣戰以後也參加了這項公告（昭和二十年八月）。公告發表後不久，美國於8月6日向廣島、9日向長崎投下了原子彈，以求迅速結束戰事。大勢已去的日本，根據天皇的裁決，壓制還在高喊焦土決戰的陸軍，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親自向全國人民播送了停戰詔書。於是，美軍立即進駐到日本本土，並於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投降文件的簽字儀式。這樣，歷時4年的太平洋戰爭和由滿洲事變算起，長達14年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終於以慘敗而結束。它不僅使日本從一個世界大國跌落為一個遠東小國，而且對世界的人類、文化還犯下了累累罪行，必須永遠接受世界歷史的審判。[24] 同盟國對日本的管理 日本投降以後，同盟國軍相繼進駐日本，10月2日設立了同盟國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簡稱G.H.0.S.C.A.P.），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MacArthur）元帥就任同盟國軍總司令。總司令部是對日本實行占領和管理的最高執行機關，總司令官被賦予廣大的權限。決定對日管理政策的最高機構，是設在美國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Far Eeastern Commission）。遠東委員會是由美、英、蘇、中、法、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荷蘭、菲律賓等11個國家的代表所組成，1949年又加進了緬甸和巴基斯坦2國，共計13個國家。另外，還在日本設立了對日理事會，以作總司令部的諮詢機構，理事會由美、英、蘇、中等四國代表組成，主席是同盟國軍總司令官或其代理人。以上是占領和管理日本的機關，其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二項，即： 第一，是根絕日本的戰爭能力和軍國主義； 第二，是通過民主化使日本成為世界國家中的一員。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總司令部採取了寬嚴相濟的措施，對日本政府進行勸告和指導，由於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合作，在短時間裡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 解除日本陸海軍的武裝，僅用一個半月的時間，便在未發生絲毫恐懼和混亂的情況下完成了。破壞、拆除和改造軍需產業設施的工作，也進行得很快。根據昭和二十一年（1946）發布的《公職整肅令》，整肅了軍國主義分子。對戰犯也進行了嚴厲的審判，昭和二十三年（1948），對甲級戰犯宣布了判決並處刑。 其次，日本的民主化問題，由於關係到政治、經濟、思想等廣泛領域，因此是一件象徵舊日本解體和新日本誕生的意義深遠的事。這裡大致提一下具體的事實。首先在政治方面，廢除明治憲法，制定新憲法（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公布，昭和二十二年五月三日施行）。新憲法是具有不少劃時代特色的和平、民主的憲法。它規定：主權在民，天皇只是國家及人民團結的象徵，國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放棄戰爭並不保持一切戰爭力量，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權等等。在此以前，總司令部早在昭和二十年十月就指令賦予婦女選舉權，並指示要徹底樹立政府是人民公僕，而不是統治者的觀念，因而在昭和二十一年四月進行的第一次大選中，首次進行了男女平等的選舉，39名婦女當選為國會議員。同時，政黨也都復活了。到昭和二十年末止，已成立了自由黨、進步黨、日本社會黨和第一次合法化的日本共產黨等。 在經濟方面，實施了農地改革。鑒於以佃耕制度為基礎的農村體制已成為社會民主化的障礙，於是便根據總司令官提出的備忘錄，在國會中通過了改革法案。該法案規定，除了生活在農村的地主可保留少量土地以外，大部分土地都要交給耕作該土地的農民使用，地租改用貨幣繳納。這可以說是農村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改革。財閥也被解散了，解散這些在內部保有封建性機構、一直是支持侵略主義動力的財閥，也是實現民主化的一項重要工作。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財閥的財產被凍結清理，同時又通過制定《禁止壟斷法》和《排除經濟力量集中法》等立法措施，以防止大資本的壟斷。 裕仁天皇像 裕仁天皇（1901—1989），是家族中的第124位天皇。他20歲時攝政，1926年正式加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被原子彈轟炸後，裕仁使日本政府同意無條件投降。1946年，按照新憲法中有關條款的規定，裕仁成為一名立憲君主。 在社會方面，修改了民法（昭和二十三年一月施行），廢除了以前的家庭制度和戶主制度，廢除了使個人成為家庭犧牲品的家族制度。新憲法的條文規定了國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皇族中除了「直宮三家」（秩文宮、高松宮、三笠宮）以外，余者都一律脫離皇籍，與普通人民地位相同（昭和二十二年十月），華族全部被廢除。當然，還規定了男女完全平等。此外，總司令官在昭和二十年十月發出的指示中還明確提出要扶助工會的發展，以後也要注意確立健全的勞資關係，以不斷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於昭和二十二年四月制定了解決勞動問題的《勞動基準法》。 在思想方面，總司令部於昭和二十年（1945）九月發出指令全面廢除限制報紙和言論的法令，取消日本政府的新聞檢查制度，於是言論自由得以確立。憲法中也規定要保障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信教自由、學術自由等，使思想從長期的統制枷鎖中解放出來。根據信教自由，國家廢除了過去對神道的過分保護，把強辯不是宗教的神社、神道也視作一種宗教來對待。在教育方面，也進行了徹底的改革。昭和二十年十月，總司令部發出改革教育的指令，將軍國主義者、過激的國家主義者驅出教育界。後來，根據美國教育視察團提出的勸告，採用了六、三、三學制和男女同校等的新教育制度（昭和二十二年（1947）三月，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教材內容也進行了全國性的修改。 重建之路 後來，隨著世界形勢的轉變，美國的占領政策也逐漸發生了變化。美蘇在各個地區的對立不斷激化，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被中國共產黨推翻，並於昭和二十四年（1949）十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大的中國大陸進入共產圈內。昭和二十五年（1950）六月，南北朝鮮之間發生了武裝衝突，北朝鮮得到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支持，南朝鮮則獲得了以美國為核心的聯合國軍的援助，雙方持續展開了一進一退的激戰（昭和二十八年（1953）七月停戰）。遠東發生的這種緊張狀態，使美國馬上產生了將日本作為反共堡壘的意圖。昭和二十四年（1949），為了使日本經濟能夠自立，總司令部推行了道奇計劃（道奇，底特律銀行總裁，專門到日本來制定經濟政策），同時，下令取締共產黨；昭和二十五年（1950），指令建立警察預備隊；昭和二十六年（1951），在舊金山召開了媾和會議，日本方面由全權代表吉田茂首相率領代表團出席，和除蘇聯等共產主義各國外的48個國家簽訂了和平條約。這些條約從次年四月起生效，撤銷聯合國軍總司令部，日本這才恢復了獨立。不過，由於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美軍繼續馳扎在日本及其附近。昭和三十一年（1956），鳩山內閣與蘇聯恢復了邦交，因而得以加入聯合國。從昭和八年（1933）退出國際聯盟以來，經二十三年以後，日本才又再次回到了國際外交社會。 另一方面，戰爭剛結束時，由於生產率低下和惡性通貨膨脹，日本的經濟曾處於十分悲慘的狀態。但是，以朝鮮戰爭為轉機，日本經濟界很快就走上了復興的道路，由於出口增加和農業連年豐收，各種產業都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到昭和二十六年（1951），工礦業產值已經超過了戰前水平。昭和二十八年（1953），人均消費水平也已凌駕戰前之上；昭和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955—1956），工礦業生產和出口都有了大幅度增加，出現被人們稱為「神武景氣」的經濟繁榮。此後，雖曾出現過一些起伏，但經濟增長的步伐，一直沒有停頓。昭和三十五年（1960）的國民總收入已達到118217億日元，比昭和二十五年（1950）的33815億日元增加了將近3倍。鋼鐵產量僅次於美國、蘇聯、西德而居世界第4位，機械產量也僅次於美國、蘇聯、西德而躍居世界第4位。至於商船的下水量，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已連續5年躍居世界首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與新時代相適應的合理化的生活方式已經普及，在勞動之餘，能過上愉快而健康的文化生活了。 戰爭結束時，在已變成廢墟的城市，在荒蕪的農村，在那些為停戰詔書而哭泣的人民當中，有誰能想到16年之後，會有這種的經濟復興呢？這可以說是近於奇蹟的躍進。當然，必須承認，這種復興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演變得令人眼花繚亂的國際形勢，特別是朝鮮戰爭等外在因素。但是，最根本的因素，無疑還是日本人民的能忍受艱苦、勤奮勞動、充分發揮創造性和鑽研精神而努力爭取復興的結果。在戰時，日本人民一再期待的天佑，始終沒有出現；但到了戰後，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天佑。當今社會的規律就是：只有那些不抱有過分的奢望，而各自忠實於自己本分的人，才能得到上天授予的幸運。 話雖如此，日本重建的道路仍是很艱險的。在經濟增長中，出現了各種顯著的不平衡；在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其進展情況更不穩定。戰後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的政黨，逐漸被淘汰了。昭和三十年（1955）十月，作為革新政黨的日本社會黨實現了統一；同年十一月，保守黨方面也結成了自由民主黨，形成了兩大政黨對立的局勢。這兩個政黨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互相對立，使國會的審議不能順利進行下去，和理想中的政黨政治相距甚遠。在教育方面，雖然普遍實行了六、三、三制的新學制，出現了大學總數達到245所、短期大學總數為280所這樣表面上的繁榮[25]，但在教育的實質內容方面，缺點仍比比皆是，其主要原因是文部省與教職員工會之間經常鬧意見對立，使教育現場也蒙受到了損害。 這種分裂與對立，是目前日本社會中一切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著的現象，其根源是世界觀、國家觀和人生觀的不同。戰後，日本的民主化，已成為人們至高無上的要求，這一點雖然是隨著無條件投降而由外力施加給日本的，但在今天，已在大多數人民的心理中紮下根基，變成主觀上能夠接受的理念。不過，在遇到每個現實問題，怎樣去實現民主化的具體方法時，人們的意見就產生分歧。一部分人一心想以美國為榜樣，另一部分則專向蘇聯學習，以在日本實行那些國家的政治、社會體制為理想。與此相對應，還有一些人尊重日本的傳統和特性，主張在固有文化的基礎上發揚民主精神。我本人就是持最後這種觀點的。如果上述對日本歷史的概括說明能夠為加深對日本的傳統和特性的認識，略盡綿薄的話，我將感到莫大的欣幸。我期待著有一天，目前日本社會中存在的對立和爭鬥，能夠停止，大多數人民都在同一理想和方法之下，和睦共處的日子行將到來。 * * * [1] 五條御誓文，最初是作為諸侯會盟的誓言而起草的，由福井藩參與由利公正擬出初稿，經土佐藩參與福岡孝弟修改。所以草案中有「興列侯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等語，與後來的誓文稍有出入。將諸侯會盟的形式改為天皇向天神地祇宣誓的形式，是木戶孝允修正的。 [2] 土屋喬雄、小野道雄合編的《明治初年農民騷擾錄》（1931年，南北書院出版），收集了有關這個時代農民起義的史料。小野武夫的《維新農民起義譚》（1930年，改造社出版），是地方史學家執筆集錄的農民起義記。 [3] 關於岩倉使節與美國的談判，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近下村富士男查閱日本外務省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立檔案館等處所藏文獻，弄清了對美談判的歷史真相。參閱下村富士男《明治初期修改條約史研究》（1962年，吉川弘文館出版）。另外久米邦武的《特命全權大使巡視歐美實記》（1878年，博聞社出版），記述了岩倉使節的出訪情況。 [4] 格蘭特是南北戰爭時立下了軍功的將軍，後來曾兩次被選為總統。他於1877年第二屆總統任期結束後，踏上漫遊世界的旅途，1879年（明治十二年）6月來到長崎，7月3日抵橫濱，作為國賓在日本逗留了兩個月。為感謝前些年岩倉使節在美期間，受到格蘭特總統的優遇，日本朝野對他表示了衷心的熱烈歡迎。明治天皇也屢次會見他，就國政問題征了他的意見。格蘭特在回答徵詢時，預示了日本將來的發展前途，並提出了應用漸進方式設立民選議院和不可募集外債等忠告。詳細可見《天皇與格蘭特將軍對話筆記》（1937年，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出版）。有關的研究有三浦周行的「新日本的大恩人格蘭特將軍」（載《日本史研究》第二輯，1930年，岩波書店出版）。 [5] 關於西南戰役，較早的有《西南記傳》6冊（1907—1911年，黑龍會本部出版），詳細記敘了戰役經過。最近圭室諦成的《西南戰爭》（1958年，至文堂出版），著眼於薩摩的社會、輿論等方面，扼要地論述了動亂的原因和經過。 [6] 木戶孝允的傳記，有木戶公傳記編纂所編的《松菊木戶公傳》2冊（1927年，明治書院出版）。史料方面有妻木忠太編《木戶孝允文書》8冊（1929—1931年，日本史籍協會出版）。大久保利通的傳記，有勝田孫彌的《大久保利通傳》3冊（1910—1911年，同文館出版），史料有《大久保利通文書》10冊（1927—1929年，日本史籍協會出版）。 [7] 大內兵衛和土屋喬雄校的《明治前期財政經濟史料集》21冊（1931—1936年，改造社出版），收集了從明治初期到帝國議會開設為止與政府財政和經濟政策有關的記錄文件。此外還有明治財政史編纂會編的《明治財政史》15冊（1926—1928年出版）。 [8] 村上專精、辻善之助和鷲尾順敬合編的《明治維新神佛分離史料》3冊（1926—1927年，東方書院出版）及《續編》2冊（1928—1929年，東方書院出版），是廣泛收集了有關神佛分離和廢佛毀釋的史料及談話等專書，很有參考價值。 [9] 石井研堂的《明治事物起源》（1926年，春陽堂出版），多方列舉了明治時期採用新文物的情況。此外吉野作造編《明治文化全集》19捲風俗篇、20卷文明開化篇（1929年，日本評論社出版），也收集了有關文獻。 [10] 政府編纂的有關這一時代的歷史書籍，很多已公之於世。首先是明治政府剛剛成立就計劃編纂的，闡明王政復古歷史的《復古記》。從明治六年到二十二年，花費了十六年零八個月的時間，經太政官修史館、內閣修史局、帝國大學編年史編纂部等的努力而完成的。其中記述了從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的大政奉還開始，到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東征大總督解任為止大約一年零一個月的歷史。這是一部編年史料，其中有文件、綱要，史料都是照錄原文，引用的書籍達1212種。本紀150卷、外紀（東海、東山、北陸、奧羽等戰記）148卷，共計298卷。1930—1931年，由史料編纂所分成15冊出版。 其次是《明治史要》。它是太政官修史館編纂的簡明編年史，記述了從大政奉還到明治十五年（1882）為止約16年間的歷史。該書曾於明治十八年（1885）出版。到昭和八年（1933）史料編纂所又將其與明治十九年（1886）刊行的《明治史要附錄表》合刊，題名為《明治史》，分上下兩冊再版發行。它是確切的史實記錄，還有各種附表，很有參考價值。 為記錄維新事跡，還出版了政府編纂的史料和維新史。明治四十四年（1911）文部省設維新史料編纂局，以弘化三年（1846）二月孝明天皇踐祚起到明治四年（1871）七月廢藩置縣為止的二十五年零六個月為對象，收集了全國範圍的史料，從1937年開始出版。但《大日本維新史、料》僅出了19冊（1938_1943年出版）就中斷了。完成的有，史料綱要拔萃性質的《大日本維新史料綱要》10冊（1937—1939年出版）、敘述歷史的《維新史》6冊（1939—1941年出版）、《概觀維新史》1冊（1940年出版）。雖說都是站在政府立場上的敘述，但所用史料都是經過精選的。 另外1953年是佩里來日第一百年，在政府資助下，組織財團法人開國百年記念文化事業會，編纂出版了《明治文化史》14冊、《日美文化交通史》6冊。由於是由多數人分擔撰寫的，內容並不統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戰後准官方的明治史觀。 此外指原安三的《明治政史》（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富山房出版，收於《明治文化全集》正史篇），是一部記述從大政奉還到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帝國議會開院為止的編年史。雖不是由政府編纂的，但引述豐富，作為這個時代的一般史來說，讀起來是很方便的。 [11] 關於這個問題，大久保利謙著《明治十四年政變與井上毅》（載於《開國百年紀念明治文化史論集》，1952年，乾元社出版）中有詳細論述。 [12] 關於自由民權運動及自由黨的歷史，板垣退助於明治四十三年監修出版的《自由黨史》（共上、下兩卷）中有詳細記載。這部書從維新改革的精神談起，引用了豐富的文獻資料，按編年順序敘述了自由民權運動的活動，一直寫到明治二十二年頒布憲法時為止。最近，經遠山茂樹、佐藤誠朗兩氏校訂之後，又作為岩波文庫本再版發行（1957—1958）。 [13] 岩倉的傳記，可參閱多田好問《岩倉公實記》（2冊）（明治三十九年皇后宮職出版）。史料則有大塚武松編八卷本的《有關岩倉具視的文獻》（日本史籍協會，1927—1935年出版）。 [14] 關於制定明治憲法的歷史，尾佐竹猛、鈴木安藏等許多學者有所研究，資料方面，伊藤博文收藏的憲法資料已作為《秘書類幕》的一部分公開發行，井上毅、伊東巳代治等人收藏的文獻也已利用。大久保利謙著《明治憲法的產生》（1956年，至文堂出版）是根據這些資料，簡明敘述了制定憲法的經過的。該書還列有參考文獻。此外，正如該書中介紹的那樣，當時擔任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教授的德國人貝爾茨（E.von Bäz）日記中寫道：「東京全市都在為迎接十一月頒布憲法進行準備，因此出現了難以形容的混亂。到處在準備扎彩門、照明和練隊。然而，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誰也不知道憲法的內容。」（見《貝爾茨日記》明治二十二年二月九日條）。據這位外國人觀察：「日本憲法公布了。其中，給予人民的自由本來是極少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原來曾為政府不給人民以比『奴化了』的德國人民更多的自由而慷慨陳詞的某報，現在卻表示完全滿意。」（《貝爾茨日記》明治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條，見貝爾茨編，菅沼龍太郎譯的《貝爾茨的日記》第一部上，1951年，岩波文庫）。 [15] 這是一場有名的關於民法的爭論，該民法確實受到了法國民法的強烈影響，但它之所以引起了那麼大的爭論，是因為當時一般思想界正處於國粹主義抬頭，和法律學者間存在著法國法學派與英國法學派之間的對立所致。穗積八束在《法學新報》上發表《民法出，忠孝亡》一文，也是在這個時期。 [16] 關於這些法典的編纂情況，可參閱石井良助《明治文化史》法制編（1954年，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出版）。 [17] 田保橋潔《對近代日支朝關係的研究》一書（1930年，京城帝國大學出版），引用了許多公文、文獻，對從明治十八年的天津條約至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為止的日中朝關係進行了研究。最近出版的英修道《明治外交史》1960年，至文堂出版），概述了明治年間的外交史，用起來很方便。此外，外務省收藏的明治時代的外交文件，從1936年開始已編纂成《大日本外交文書》（後來改為《日本外交文書》公開出版，至今仍在繼續編纂出版，是研究明治外交的基本史料。 [18]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橫山源之助發表了《日本的下層社會》一書（明治三十二年教文館出版，1949年，岩波文庫再版）。該書收集了豐富的資料，詳細記述了東京貧民的情況，工匠及手工業的現狀和機械工廠工人及佃農們的生活狀況。附錄中，還載有關於日本的社會運動的一篇文章，中預言，今後在日本，社會問題將迅速開展起來。文中還列舉了誘發這些社會問題的三點原因，即： 1.日本封建時代，支配思想界的儒教，和今天的社會主義有一脈相通之處； 2.日本政治社會中有志之士或所謂浪人的流浪者多； 3.與歐美相比，日本的下層社會知識水平較高。 這三點，作為當時的觀察，是很有興趣的。 [19] 堺利彥和幸德秋水都是《萬朝報》的記者，內村鑒三也是該報的特約記者，他們於明治三十六年，共同主張反戰論，退出了該報社。《萬朝報》是黑岩周六於明治二十五年創刊的報紙，以扶弱抑強為宗旨，聘請進步思想家，以強化理論陣營，在明治三十年代曾博得社會的信賴，成為與《大阪朝日》並駕齊驅的大報紙。在日俄戰爭問題上，該報先是主張「非戰論」，但隨著俄國攻勢的增強和國內輿論的沸騰，該報的方針就轉為主戰論了，因而發生堺、幸德、內村等人退社的事。不過，三人退出的指導思想並不相同，堺和幸德是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戰爭是一部分階級的私鬥而主張非戰的，內村則是出於基督教的不抵抗主義和對過去十年歷史的反省而反對戰爭的。他曾認為，中日甲午戰爭是保持朝鮮獨立、促使中國覺醒的正義戰爭，因而表示支持，但其結果卻使朝鮮的獨立更加岌岌可危。從而他認識到，日本的道德已經腐敗墮落，戰爭給日本留下了大害。 [20] 戰後，原敬的日記已公開出版，成為研究明治大正治史的珍貴史料。該日記共10冊（1950—1951年，乾元社出版）。此外，在原敬被刺前後，元老山縣有朋也臥病在床，第二年即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死去，終年85歲。同年一月，大隈重信也同樣以85歲高齡去世。明治大正年間，推動歷史前進的政治家們在此前後相繼去世，顯示了時代的轉機，具有深遠的意義。 [21] 關於植木枝盛，家永三郎《植木枝盛研究》（1960年，岩波書店出版）利用豐富的資料，論述了他的詳細傳記和思想。明治十四年，他曾為立志社起草了日本國憲法的草案。在這個憲法草案中，他提出了約憲法、一院制議會和人民擁有自由權、抵抗權、革命權等項規定。 [22] 最近，關於近代文學史的研究，相當活躍，各種引人注目的概論性書籍也不少。本間久雄《明治文學史》（2冊）和《續明治文學史》（3冊），是早期出版比較完整的明治文學史，（昭和十年代出版）戰後經過修改後，又出版了改訂版（1950—1951年，東京堂出版）。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於1953年出版了由岡崎義惠氏編纂的《明治文化史》文藝編。該書論述了明治文學史的分期，他認為，如從國粹主義與歐文主義這二大潮流互相交替的觀點看來，可劃分為歐化時代（到明治十九年為止）、國粹時代（到明治三十九年為止）和第二次歐化時代（到大正時代為止）等三個時代。如與歐洲近代文藝思潮的演變結合起來看，則可分為啟蒙主義時代（明治十九年止）、古典主義時代（明治二十七年止）、從浪漫主義向寫實主義轉變的時代（明治三十八年止）、從自然主義向新浪漫主義、頹廢主義的轉變時代（明治四十五年止）和新理想主義時代（大正時代）等幾個時代。久松潛一《日本文學史》近代部分（1957年，至文堂出版），以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為研究對象，大別後為前後兩期，以明治時代為前期、大正、昭和時代劃為後期。此外，還有一些劃分法，如以自然主義的勃興為界，劃分前後兩期（明治三十八年以前和以後），或者在此基礎上再將無產階級文學及新感覺派勃興的大正十三年之後另立一期，分成前、中、後三期的。 [23] 昭和十五年（1940）十一月二十二日，最後一名元老西園寺公望逝世。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對軍閥的專制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深感憂慮，但又苦於自己無力轉變這種局勢。在慶祝日本建國2600年的儀式結束的時候，他離開了人世，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據他的秘書原田熊雄口述而整理的、以西園寺為中心的政界上層活動的筆記，《原田日記》，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為證據而提出，後來公開出版，可作為研究這一時期政治史的史料。其內容分8冊，從昭和三年炸死張作霖事件開始，到昭和十五年為止（1950—1953年，岩波書店出版）。 [24] 關於太平洋戰爭的全貌，現在政府方面尚未編出官方的書刊，但在述及戰爭結束的原委方面，外務省編《終戰史錄》（1952，新聞月鑒社出版）中引用了豐富的官方和私人的文字記錄，參閱起來比較方便。 [25] 本項數字均引自昭和三十七年（1962）版《朝日年鑑》（朝日新聞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