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 第四章 中世

第一節 武家政權的建立 源賴朝雕像 源賴朝是源氏家族的領袖。1192年，他任命自己為世襲的終生軍事首領，這意味著他成為日本的專制「君主」，也標誌著幕府時代的開始。 武家政治的意義 保元之亂是古代國家內部矛盾和腐朽事實的總爆發，顯示了舊體制的瓦解變為不折不扣的現實，同時也展示了參與動亂的武家實力的優越性。當時的人們說，保元之亂後成了武家的天下，今天的歷史學家肯定了這一點，即保元之亂後開始了武家時代和中世。但這並不是說，武家政治已經成熟到在保元之亂後，就能一舉取代公家政治，而公家政治的傳統勢力，仍然存在，而且還不脆弱。最早以擁有左右政界的實力而出現的武家人物是平氏，然而平氏一心嚮往公家政治的傳統，是一個介乎公家和武家之間的曖昧的存在。因此在其一旦失勢時，便不能不受到兩者的夾擊而結束其短暫的生命。成功地剿滅平氏的武家，是源氏的嫡系源賴朝。賴朝不模仿平氏，而明確認識到自己作為武家的地位，扎紮實實地為發展武家勢力而邁進，最後終於取代了自行解體的公家政治，建立了足以號令天下的、健全的武家政治。這種武家政治的出現在日本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正如過去北畠親房坦率說出的那樣，假如沒有賴朝和泰時，「日本國人民將會如何呢」。武家政治是在公家體制瓦解後，建立社會新秩序，給失望的精神以新的活力，重振國家、復興文化的偉大動力。武家政治的歷史，後來一直持續了長達七百餘年之久，其一半的原因，可能就在於武家政治一開始就有這樣偉大功績的緣故。它曾經被看作違背天皇親政本義的變態政治；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天皇之所以能夠避開政治的焦點，永遠保持太古以來的宗教權威和血統的純潔性，不能不認為是武家政治的結果。武家政治統治的時代，稱為武家時代，如果由社會的基本結構來說，也可以稱為封建時代，但是在長達七百年之久的歷史進程中，無論是社會結構，還是文化形態，都產生了種種變化。現在一般都把這一時代，大體上分成中世與近世兩部分，每部分又分成二三個小時代。下面首先敘述一下武家政權建立的時代，即由源賴朝開始的鎌倉幕府150年間的歷史情況。 討伐平氏 武家政治的創始人源賴朝，是清和源氏的嫡係為義之孫、義朝之子。為義在保元之亂時加入上皇一方，失敗後被義朝殺害。義朝策動平治之亂失敗，在逃往東國途中被家臣所殺，賴朝被平家捕獲，留了他一命，被流放到伊豆（蛭小島，今韮山）。正在源氏嫡系這樣連遭厄運的時候，平氏的勢力直線上升，正如一百年前源平勢力逆轉了一樣。各方面都對平氏專政擅權產生了不滿，以後白河法皇為中心，企圖打倒平氏，但計劃未遂，反而加強了平氏專制（治承元年，1177）。源氏一族的源賴政企圖擁立法皇之子以仁王打倒平氏，也沒有成功（治承四年，1180）。但是，這時以仁王發出的討伐平氏的檄文，傳到了分散在各地的源氏耳里，成為源氏一族企圖趁機挽回厄運的有力動機。在伊豆流放地度過了20年歲月的賴朝，這時也毅然站了出來，他首先打敗了伊豆韮山的山木判官兼隆。可是，繼之在石橋山一戰中，卻敗於大庭景親等，勉強逃到安房。東國許多豪族知道他舉兵後，就紛紛響應，前來助戰，因此在一個多月後，便占領了相模的鎌倉，作為根據地，以圖再舉。平氏派維盛為將，領兵追討賴朝。在富士川對壘時，維盛懾於源氏威名，不戰自逃。賴朝接受麾下諸將的進言，沒有去追敗敵，退守關東，打下了源氏興盛的基礎（以上發生在治承四年，1180）。 討伐平氏 這幅14世紀的插圖描繪了壇浦的海戰，在這場戰爭中，源氏於1185年擊敗了敵對的平氏家族。 此舉不僅是決定賴朝自身，也是決定整個武家政治命運的重大事件。他不模仿同族的義仲，並力排平氏的貴族化，而能保持武家的獨自立場，其最初的轉機實在於此。義仲是為義之孫，義賢之子，賴朝的堂兄弟。他奉以仁王的令旨舉兵，但不與賴朝合作，獨自計劃從信濃去北陸道，在越中蠣並山打敗平軍，以破竹之勢進逼京都。平氏攜天皇、神器跑到西部地區，於是義仲擁戴逃到叡山的法皇進入無主的京都（壽永二年，1183）。義仲是在信濃山中長大的，毫無教養，因此入都以後的所作所為，無一不受到京都人嗤笑，其部下也毫無紀律，這樣，法皇很快就對義仲失去信任。當初利用義仲討伐平氏的法皇，現在又盼望賴朝入京討伐義仲了。源氏嫡系的源賴朝，很早就在京都享有威望，法皇對賴朝抱很大希望；賴朝匡救時局的意見，過去也曾上奏法皇。賴朝奉到法皇之命，卻並沒有親自晉京，只是讓其弟笵賴、義經代為晉京，負責討伐義仲。笵賴、義經打敗義仲軍後，進入京都，義仲在近江粟津身亡。接著兩人受命西下，追討平氏，在福原打敗平氏，給以重大打擊。此後義經暫時守護京都，取得法皇的信任，升官晉爵。但這與賴朝控制家人的根本政策，是完全對立的。賴朝認為控制家人是保持武家勢力的根本條件，他舉兵以來，所以留在鎌倉，日夜處心積慮的正是這一點。因此，其家人不待賴朝的推舉，就擅自接受朝廷的官爵，等於脫離了賴朝的控制，直接仰賴朝廷的庇護，破壞了武家勢力的團結。因此賴朝對義經的態度，感到憤慨，撤除了他追討平氏的任務，而將其交給笵賴一個人，但沒有成功，不得不再次起用義經。義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屋島襲擊平氏，並乘勝追擊，終於在壇浦全殲平氏（壽永四年，1185）。 討伐平氏 在12世紀後半葉中，源氏騎兵在本州南岸水較淺的富士門海峽中攻擊平氏的船隊。這兩派之爭在1185年的關門之戰中達到頂峰，源氏大獲全勝。在下一世紀裡，有關故事成了日本的傳奇作品。口頭傳說的一部分後來被用尚可辨認的現代日文寫下來，這些記述形成了700米長卷《平家物語》的基礎，本圖即取自該畫。 武家政治的開始 賴朝雖因追討平氏而起兵，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意開創武家政治以取代公家政治的。根據賴朝於養和元年（1181）遞給法皇的奏本，他的本意只是要除掉法皇的敵人平氏。如果法皇認為沒有剿滅平氏的必要，那麼就可以像過去那樣，源平兩氏同時並肩效忠朝廷。由源氏負責關東，平氏分擔西部的治安責任。他嚴守武家的職責在於維持治安的界限，對公家政治，不要說否定，就連置喙的念頭也未曾有過。他在壽永三年提出的意見書里也說，朝務應由朝廷任命國司負責，他作為武人要置身政治之外，加強對麾下武士團的統帥，以負責保衛國家。然而處在如此頹廢的公家政治之下，離政治最遠的，實際上反而是最富有政治性的行為。他把公家政治交給公家，自己一心培植武士，專心致力於確保其勢力範圍。這恰恰就成了不受舊體制污染的健康的武家政治成長的基礎。 確保武家本身的範圍，這一基本方針雖然不變；但周圍情勢的發展，卻使賴朝對公家政治不能總是無動於衷。這是因為法皇特別庇護曾與其不和的義經，想以此來抑制賴朝的勢力，甚至下令要討伐賴朝。因此賴朝在採取實力，堅決追討義經的同時，採納大江廣元的建議，請求朝廷授權在各地設守護以追捕叛逆。不問是公領，還是莊園，各地一律設置地頭，每段地徵收五升的兵糧米，文治元年（1185），朝廷同意了這一請求。這說明賴朝已把引為本職的國家警備權切實掌握在手裡，同時也掌握了全國土地的管理權和徵稅權。這雖沒有破壞原來的公家政治機構，但武家統治體制的強大力量已深深滲入到這一機構中。對於武家政治在形式上起於何時，學者們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其實質性的開端卻應是這時。[1]而且這一重大事件，並非由於賴朝的專斷，而是經過奏請，並得到敕許的。這說明賴朝的武家政治對公家政治是肯定的。賴朝還在這一年奏請罷免與義經有牽連的朝臣，讓與他合作的九條兼實擔任內覽（內覽，閱覽上奏天皇的奏摺、代行政務的官職，類似攝關。——譯者），確定十名議奏公卿等等，試圖把朝廷的陣容改造得有利於其政策的實現。兼實於翌年成為攝政氏長者，位列朝臣首班，賴朝與其建立密切聯繫，致力於理想政治的實現。這時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建立新政治體制的地位和實力，在給兼實的信中說，現草創天下，乃上天所賜，由此反映出他立志草創天下的雄偉氣概。 源賴朝像 義經作為稀世名將，征討平氏，為其兄賴朝建立霸權邁出了第一步，可是後來悲慘的命運，又為賴朝開創武家政治做出了重大貢獻。義經逃亡西部，給賴朝設置守護地頭製造了藉口；他投奔奧州藤原氏，義經給賴朝征討奧州、消滅藤原氏、徹底臣服奧羽兩國提供了機會。賴朝在全國平定以後，才於建久元年（1190）進京謁見法皇和天皇，受命擔任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不久，他以保持武家本分和擔任朝官相矛盾為由而辭去二職。但他又肯定公家政治，尊重朝命，因此希望擔任朝廷的最高武官近衛大將。可是，不久他之所以辭去這個職務，滿足於僅有前右大將家之名，是因為他具有健全的武家精神，不留戀虛有其名的官位。大將或將軍的居所，中國名稱叫作幕府。如果僅從賴朝的政治機構稱為幕府這一稱呼的含義來看，認為他願擔任右大將一職，還是恰當的。但是賴朝除此之外，還想得到征夷大將軍的稱號，這一願望在後白河法皇在世時沒能實現。建久三年（1192）法皇駕崩，公武完全統一了步調以後，賴朝才當上征夷大將軍。前右大將家從此成為征夷大將軍家，稱武家政治的首腦為將軍，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武家政治機構 武家政治機構，在各方面都是與律令政治機構相對立的。律令政治從一開始就制定了完整的法典，試圖以此去約束社會。武家政治卻是按照自然成長的社會實際情況，制定法律和樹立制度的。因此，前者雖形式完整，但並無實效；後者雖然形式不備，卻確有實效。其次，前者是對全國實行一元化控制的統一政治，而後者卻是同公家政治並列的二元政治，其統治對象不是無所不包的。從這一點來看，也可知前者政治機構複雜而廣泛，而後者卻是簡單樸實的。 武家政治的中央執行機關叫作幕府。幕府這個名稱雖然作為武家政治的集中表現，後來不斷出現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但其本義則正如上面說過的，是大將或將軍司令部的意思，與政治完全無關，而且這個詞開始使用是在賴朝當上了右大將和征夷大將軍以後，可以說這反映出賴朝的政廳，最初並不具有政治意義，只不過是武人的司令部而已。鎌倉幕府的機關，向來為人注目的、最重要的有政所、問注所、侍所等三所。但這既不是同時設立的，也不是出於幕府政治的目的而設的。最早開設的是侍所，是治承四年（1180），賴朝以鎌倉為根據地營建新第時所設，其目的是作為家人值勤侍衛的場所。侍所本是貴族的一種家政機構，是處理有關侍衛，即伺候者執行任務的場所，權門勢家皆設此所，所以他不過是按例設置的。但是他把控制家人（家人，世代效忠於將軍的家臣。——譯者）看作自己勢力的根基，所以侍所就成了肩負這一任務的重要機關。侍所設置之後，他在當年就任命心腹之臣和田義盛擔任侍所別當，這件事也說明了這一點。別當下面是所司，當時由梶原景時擔任。別當和所司，在平時統率家人，掌握其進退；戰時則在陣前指揮軍士。追討平氏時，義盛、景時分別參加西下的軍旅，指揮麾下軍士。在侍所以後設立的是公文所（壽永三年，1184），由大江廣元擔任別當，中原親能等數人擔任寄人。公文所在賴朝位列公卿後，就改稱政所了。[2]政所也同侍所一樣，是模仿貴族的家政機構，公卿都設政所處理一般家政。賴朝的政所開始時也僅處理源氏家族的一般家政而已，後來隨著他政治地位的提高，政所便成為處理廣泛政治問題的機關。別當後來改稱為執權。北條時政擔任這一職務後，就成北條氏世襲的職務。隨著將軍日趨軟弱無力，北條氏執權政治便強有力地表現出來，這一點下面還將談到。問注所也設於壽永三年，以三善康信為執事，是處理眾人申訴的機關。這種事務，本來貴族的政所也處理過，但賴朝特意將其從政所分出，另設一特殊的機關，這一方面說明訴訟繁多這一客觀形勢，同時也表現出他在主觀上重視司法裁判，想以其迅速公平的處理，贏得人心。 武士 武士嫻於弓刀，它是對主人忠心耿耿的打仗機器。他們穿著一套精心設計的有效的鎧甲來保護自己。在寬腿馬褲、寬大袖子的輕絲袍之外，他們穿著金屬薄片做的一件套戰袍，用繩子串起來，通過皮帶子吊在身上。為活動方便，右臂沒有保護，腰下的鎧甲分成四片寬鬆的戰裙。武士頭上醒目地戴著向外張開的頭盔，意在威嚇敵人，也可避開刀砍。這種鎧甲結構緊湊，易於修補，重約11公斤，相當輕便。 從上列三機關的設立說明，所謂的幕府，是由賴朝的私人家政機構發展而來的，它起源於貴族的家務制度，在這一點上，可以明確看出武家想要模仿貴族的心理。另外，還可找到一件事作為旁證，那就是賴朝為處理公文所及問注所的事務，聘請出生於京都學者之家、經驗豐富的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等人，委以重任。他們都在京都擔任下級官吏，才華無法施展；當然願意到新興勢力所在的鎌倉，大展宏圖。可見在人的因素方面，武家也有仰賴於公家的地方。上述大體上是早期的幕府中央機關，到了執權政治時代，泰時設11名「評定眾」作為執權的顧問，委以協商處理重要決策和重要司法裁判，於是政所與問注所成了專門處理事務的機構。到時賴當政時，還設置數名「引付眾」，專門負責訴訟事務。 地方機關，設置在特殊地區的有京都守護、鎮西奉行、奧州奉行。至於全國，則普遍設置守護和地頭。京都守護是代表幕府駐京都的派出機關，負責朝廷與幕府間的交涉、維持京都的治安和掌管家人的訴訟等等。最早是由義經以賴朝代表的身份，擔任此職，後來由北條時政代之，不久又由賴朝的妹婿一條能保擔任。承久之變以後，幕府痛感京都守護一職的重要性，又另設南北六波羅一職，由泰時、時房擔任，以負責警備京都、監視朝廷。三河以西各地的行政和司法，亦歸其負責。只有大事，須聽幕府指令，而小事則可以獨斷，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機關。其首腦稱六波羅探題，由北條一族擔任。[3] 護手盤 這隻鍍銀護手盤取傳統「米糕」式，裝飾著正規用刀。護手盤上面盤繞的飛鳥圖案可能表明了精神嚮往，突出了該刀作為宗教祭品的用途。 鎮西奉行負責掌管九州的軍事、警察及有關家人的事務，幕府給在九州人們的命令，由奉行負責下達。由於九州離關東較遠，而且又是過去和平氏有深切關係的地方，所以需要這樣一個統治機構。文治二年任命天野遠景為首任鎮西奉行。 奧州奉行是賴朝征服奧州後，為統率當地家人而設的職位，最初由葛西清重擔任。 守護是每國一人，各國都設置的地方機關。與地頭一起，都是維護幕府政治基礎的重要職位。其正式設置，一般說是在文治元年（1185），實際上也具有武家政治機構的一般特點，有自發的成長和發展的性質。守護之名，在當時實際上並不使用，權限也與後來不同，當時設置的機構，具有不成熟階段的特點。初期的守護可能僅負責追捕叛逆者，並在軍事上指揮所管地區的家人而已，到後來才規定其法定任務是統率地區內家人（具體如督促禁衛）和擔任地區內治安、警備工作（具體如追捕叛逆、殺人犯、夜襲者、強盜、山盜、海盜等）。賴朝從一開始就把所有武家應自覺地視為本分的工作都包括在守護的任務中，將其視作培植武家勢力、推動武家政治的地方執行機關。其地位類似律令制下的國司，只是不像國司那樣掌握全部地方行政，僅限於統轄家人和地區的警備等部分任務而已，這正好反映了與無所不包的律令政治相比，武家政治僅僅是局部的，尤其徵稅事務則是委託給其他機關，即地頭來擔任的。 因為守護是這樣重要的機關，所以擔任守護的都是源氏有勢力的家人。特別在賴朝時代，擔任守護的都是創業以來的功臣家人。到了執權政治時，即變成北條氏獨裁政治的時代，守護的職務，也為北條氏所覬覦，重要地方的守護，幾為北條氏一門所獨占。 刀 這隻裝飾華貴的刀通過兩個編結而成的鏈子懸在腰間，是某鎌倉軍閥專門用來獻給伊豆半島的三島神社的。這種刀有許多從未在戰鬥中使用過，而是置於廟中用來敬神或是用作贏得某重要戰役後對神的答謝，或是如願以償後的還願之物。 地頭本是莊園領主在現地所設的一種莊官，由當地有勢力的名主擔任。他們負責管理莊園，並以莊園收益的一部分收歸己有，作為報酬。擔任地頭的，都是當地有勢力的人。賴朝利用這一舊有的機構，在所有莊園、公領都設置地頭，派自己家人去擔任，並於文治元年（1185）得到敕許。於是地頭由過去私人的、局部的職員變為經過勅許的、公家的普遍設置的機構。特別是通過其家人身份關係，實質上和幕府保持著強有力的聯繫，一般公認在地方上代表幕府的權力，或具有構成幕府基層組織的意義。幕府存在的基礎，實質上就在於這種家人——地頭的財力、武力和忠誠。從這一點來看，地頭在幕府政治機構中的意義，不僅僅是事務性的地方機關，可以說是構成政治機構本身的根本要素。地頭的具體職務是管理土地、徵收租稅和軍糧，維持管內治安等等，其收入各地區不盡相同。地頭的設置，曾遭到莊園主方面的反對，要在全國普遍設置，遇到了重重阻礙。但基本趨勢，無疑是地頭勢力逐漸滲透到各地，特別是承久之亂以後，幕府勢力有了劃時代的增強，沒收了與動亂有牽連者領地三千餘處，分賞給了有功的社寺和將士，因此大量補充了新地頭。新補地頭的收入是每11町莊田、公田中，有1町免稅田，以及每段加征5升米，山傍水邊土地上的收入，與領家平分，因此其收入是相當多的。 六原之戰 這幅屏風畫的局部描繪了12世紀晚期內戰期間的六原之戰，圖中一個士兵拽著敵人的頭正要用短刀割斷其喉管。這種短刀刃朝上，佩於士兵的飾帶或腰帶上，機動作戰或近距相搏時必不可少。這種武器在13世紀晚期被大量生產。 總之，幕府通過守護行使對全國的警備權，通過地頭行使對全國的徵稅權。這些機構與其說是源氏的家務機構，莫如說實質上就是國家的中央機構。幕府的統治機構，實質上是建築在守護、地頭作為家人統屬於將軍的關係上的。根據這一點，今天普遍把幕府政治叫作封建政治，把當時的社會叫作封建社會。封建這個詞，在中國本來用於與郡縣對立的國家統治形式。在周代，國王把所有的土地都分給諸侯，諸侯則作為國王的屏藩，再把它分給自己的臣下。這種以層層統治的累積，作為統治國家的基本組織，「封建」是指這樣一種政治形式。但是，今天使用的封建一詞，其概念更多地吸收了歐洲Feudal system這一名詞的含義，把重點放在人與人之間的隸屬關係，人與土地的結合關係等社會結構的特點上。在這種情況下，幕府政治的封建性當然是集中在將軍與家人的主從關係這一點上。這種主從關係，從律令社會起，就已經存在了，隨著律令約束力的衰退，人們依賴私人庇蔭照顧的情況加增，和權門勢家結成主從關係，處於隸屬地位的家人不斷產生。作為武家而崛起的平氏和源氏，其周圍也集聚了許多這種家人，而武家的家人，在當地是擁有土地的名主階層，他們為了使其所有地受到保護，以服從主人的命令作為回報，和武家結成了必須完成所授任務那樣牢固的主從關係。響應賴朝舉兵、竭盡忠誠的家人們，不外是想在報答父祖以來歷代恩義的同時，還想依靠賴朝的力量，以謀求自己領地的安全。這樣的主從關係，隨著幕府勢力的增大而鞏固起來。將軍保護家人們從祖先傳下來的領地，對有功者更給以特別的恩賜地，這種恩賜地不許買賣，而且也並不意味完全領有，只是代表一定的收益權。擔任地頭的職務，是其主要途徑。家人為了報答將軍的恩惠，要忠實地履行軍事勤務，完納財政負擔。例如守衛京都、守衛鎌倉（由東國家人擔任）和警備任務（由九州、中國家人擔任）等的軍事勤務、經常和臨時徵收的貢稅義務，特別是有事時要服軍役等，這些都是主從雙方的關係，抽象來看，好像是一種契約關係，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建立在相互信任和道義上的溫暖的人與人的關係，完全超越了契約觀念。這是一種立足於與同族觀念，血緣觀念聯繫在一起的深厚的人性關係，從時間上看是一種祖先以來代代相繼的牢固關係。正是這種牢固的主從關係，構成了幕府存在的實際基礎，它使武家政治與形骸化的律令政治相比，成了充滿活力的救世主，因而使社會更強大和柔和，使文化更廣博和深邃。 金剛力士 這個正怒目而視要作惡之人的金剛力士，或「霹靂好漢」，最初是在廟門口鎮守廟宇的。作為官定國教，1185年軍人掌權時佛教已在日本廣為傳播了。下一世紀中，隨著越來越多的教派為王孫以至農夫提供簡單的覺悟之路，其信徒的地位驚人地提高了。 關於政治機構需要補充的是，在幕府的財政來源方面，有關東分國和關東御料制度。關東分國是賴朝在文治初年下賜的九個知行國，即伊豆、相模、上總、信濃、越後、駿河、武藏、下總、豐後，他推薦家人到這些地區擔任國司，執掌國務。所謂知行國，是律令的國司制度私權化以後產生的一種變態，從院政時代起開始盛行。知行國的國主任命家人為國司，負責國內公領的行政、司法和徵稅等事務，大部分租稅收歸己有。所謂關東御料，主要是指賴朝在沒收平家的土地以後所獲得的莊園的權利，其中有部分賜給了地頭和家人，剩下的成為將軍直轄領，這些直轄領的年貢、稅收就成了幕府的收入。 武家政權的建立 正如前述，賴朝所開創的武家政治是嚴守武家特點的政治，它並不否定公家政治。承認朝廷在地方上所設的國司掌管地方行政，保全院、宮等各貴族的莊園權利。尤其是對朝廷的命令極為尊重，一言一行都表現出尊崇朝廷的誠意。這可能是由於傳統的國民感情，特別是擔任朝廷守護的源氏一族歷代相傳的信念。但是從建立新政權的角度來看，則是極不徹底的，會讓舊勢力感到新政權並不足懼，一有機會就會產生要推翻它的想法。除這一根本原因外，幕府由於內訌及其他原因而削弱時，舊勢力的反抗就會更大。承久之亂就是這種公家反抗武家的典型表現。這件事結果成了確立幕府政權的重要里程碑。 武士的莊園 作為掌管著日本大片地產的封建主的軍事侍從，武士發誓要保衛其主人的領土。作為對這種服務的回報，他們常會得到賞賜的地產，住在寬敞的房子裡，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高級武士住在戰時與和平時均裝備良好的安全的圍欄裡面。如圖中馬廄、倉房和僕人與低級武士的住所環高級武士的私宅成群而立，私宅以蘆葦苫頂，遊廊探出房外。房屋牆採用昂貴的白雪松木，糊著透明的紙屏。院子裡的一塊地可種植楓樹和蔬菜。人們在戶外或敞蓬的小房子裡做飯就餐。水要從附近的泉眼取，泉眼旁可能建有一個神龕。 平時，武士成員在房屋前面的圍欄裡面練習射箭和劍術等武藝，農工在周圍的地里勞作。不過，這種寧靜的院子還是個防守堡壘，一直有人守衛，並有壕溝、結實的柵欄和種著樹的陡直的土壩防守。遭攻擊時屋頂上要塗泥巴以防火箭，弓箭手急速趕往唯一的大門上的瞭望台上。 賴朝在世時，由於朝廷內部勢力關係的變化，朝廷與幕府之間的關係，雖並不經常是十分融洽的，但到正治元年（1199）53歲的賴朝死去後，因無人繼承，幕府內部糾紛加劇，致使朝廷對幕府採取了攻勢。所謂幕府內部的糾紛，主要是由於外戚北條氏企圖取代將軍，掌握幕府實權。在這個陰謀之前，第二代將軍賴家被幽禁在修善寺，並遭殺害；第三代實朝在朝廷做官，升進右大臣，但在拜賀八幡宮之日死於非命。源氏將軍，傳至三代而亡。幕府的創業功臣畠山重忠、和田一族等也相繼滅亡。這意味著北條氏勢力的增大。但從外部看來，則是幕府有了明顯的削弱，尤其是到京都去尋求繼任將軍。結果是迎立了一個賴朝的遠房親戚，只有兩歲的幼兒、九條道家之子賴經（當時幼名三寅）為將軍，就更使人懷疑幕府政權是否穩固。當時朝廷是後鳥羽上皇執行院政，上皇一心要打倒武家政治，確保院政實權。在皇宮嚴密設防，除了由北面武士護衛外，並置西面武士來加保護。他平時酷愛刀劍，還親自動手鍛造。承久三年（1221）一個以上皇為中心的倒幕計劃付諸實行，這是這種內外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上皇和朝臣的估計完全錯了，幕府雖然表面上削弱了，但支持這個基礎的武家政治機構卻紋絲沒動。鎌倉家人團對將軍仍然忠貞不貳，在賴朝繼室政子的激勵下，眾將奮起，以20萬大軍，從東海、東山、北陸三路像潮水一般直逼京師。在精兵面前，京都的守備一觸即潰。朝廷的討幕令旨下達僅一個月，京都便完全被幕府軍隊所占領。動亂平息後，主謀的公卿和為首的武士都被處斬；有牽連者，則沒收其領地；對皇室採取了空前的處理辦法，即將後鳥羽上皇流放到隱歧，順德上皇流放到佐渡（土御門上皇自動遷去土佐）。讓後鳥羽上皇之兄行助親王（守貞親王后高倉院）並非上皇卻主持院政；廢黜今上天皇（仲恭天皇），改立親王之子茂仁王（後崛河天皇）為天皇。這些處理方式的嚴厲，是賴朝等人連做夢也沒想到的。可以說是完全改變了幕府初期對朝廷的態度。換言之，這說明幕府已從過去尊重公家政治、固守自己領域的武家政治轉為公然反抗公家政治，大有干預其政的勢頭。這是武家政治特點的巨大變化。與此同時，對亂後處理中沒收的三千處領地，也重新指派了地頭，從而使支持幕府的地頭階層的勢力範圍也擴大了。另外在京都設置兩六波羅，作為監視京都、統治西部的強大派出機構。在公家勢力的大本營里，深深滲入了幕府政治的威力，武家政權的實力得到了全面的、劃時代的加強。以承久之亂為轉機，武家政權無論在特點方面，還是在實力方面，都得到了飛躍的發展。 承久以後到元寇入侵為止，大約六十年間，是幕府政治的全盛時期。從形式上來說，幕府政治是北條氏的執權政治，從內容上來說，則是充分發揮了公正、廉潔、愛士安民的善政。代表這種政治的執權，是歷史上有名的泰時和時賴。泰時律己甚嚴，一心想著人民的休養生息，為了維持治安和訴訟公正，他斷然採取了無所畏懼的堅決手段，兼收了公武兩家政治的長處。泰時的著名政績，如上所述是設立「評定眾」，作為執權的顧問，使幕府政治形式成為合議政治；制定「御成敗式目」51條作為武家法制的基礎。「御成敗式目」因為是在貞永元年（1232）發布的，所以也叫「貞永式目」，對後來的武家法制，影響很深。公家政治和武家政治的不同，最典型地表現在律令與式目的差異上，作為法典來說，式目終究不能與律令並列。尤其是制定式目的目的在於為給裁判公正提供依據；實施的範圍，也僅限於幕府勢力圈內，不包括公領和莊園的領家，因此與完整的法律體系律令相比，它僅僅是限於部分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內容貧乏的法典而已。然而應該肯定，其中所包含的法律內容，卻是賴朝以來的慣例，和以武家社會的道理為準繩而產生的現實的法律，對社會具有很高的約束力。具體規定主要有；守護地頭的職權、家人的身份財產，特別是領地問題；比起公家法制來，不同的是加重了刑罰、提高了女子地位以及加強親權等等。對誹謗罪，重則流放，輕則監禁；對打人罪，武士沒收領地，無領地的處以流放，「郎從」（郎從，無領地的從者。——譯者）以下，則處以監禁，與律令法相比，處罰要重得多。其次是女子可同男子一樣繼承領地成為家人。無子時可使養子繼承領地；父死後，母可代父行使親權。此外，妻妾即使離婚，只要不犯重罪，其夫不得收回其領地。這些與主張男尊女卑的律令相比，明顯地擴張了女權。親權在律令法中，雖然也很高，但式目規定，父母即使已把領地讓與子女，並取得了幕府的承認以後，仍有權取消決定，並將其交給其他子女；在接受讓與的子女死亡時，父母當然更有權自由處理其領地。這些都是根據沒有受到律令法影響的民間固有習慣而來，隨著武士社會地位的提高，這些也都作為武家法律而固定了下來。[4] 繼泰時之後的時賴，也很注重民政。他在幕府設「引付眾」，以期迅速明快地解決訴訟案件。據傳說，他在出家後仍微服巡訪各地，關心民間疾苦。這雖只是傳說，但也反映了他的仁政。 蒙古來襲 時賴死時，其子時宗還很幼小，所以由同族老臣擔任執權。文永五年（1268），幕府接到蒙古第一次通牒時，時宗已經18歲，擔任執權了。他對此顯示了敢於奮起迎敵的氣概。他不辜負眾望，幾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擊退蒙古軍上，保國保民，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武家政治的力量。無論是泰時和時賴的民政，還是賴朝所開創的事業，都因此舉而顯得有始有終。但自此以後，幕府便迅速踏上了衰亡的道路。 忽必烈試圖侵入日本的畫卷 本圖取自一幅描繪1274年中國的蒙古皇帝忽必烈的軍隊試圖侵入日本的畫卷。畫中日本將領竹崎來永的坐馬血流如注，他倒在一陣箭雨中。日本兵既要面對人多勢眾的敵人，又要與先進的武器鬥爭：炮彈在來永頭上爆炸，這是已知的關於火藥被用於大炮的最早描繪。這些優勢在面對頑強抵抗和毀滅性颱風——日本語發音kamikaze即神風——時，卻幫不了忽必烈什麼忙。來永活了下來，請人畫了這一畫卷，據傳這位驕傲的將軍在畫作完後，自己加上了刺穿其頭盔的紅箭。 鎌倉幕府初期，12世紀末的遠東，朝鮮半島是由高麗，滿洲（這裡，著者仍按日本資產階級學者的習慣，把中國東北部稱作「滿洲」而和中國並列；下面的中國北部是指山海關內中國北部。——譯者）和中國北部是由金，中國中南部是由南宋分別統治著。這時，蒙古已在北方興起，其酋長鐵木真統一了蒙古高原的全部遊牧民，建立了蒙古國，即大汗位，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稱號（1206）。從此以後，蒙古就一再侵略四方。滅金之後，把中國北部併入自己版圖，更向東降服了高麗，向南平定了雲南、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亞侵入歐洲，席捲俄國、波蘭、匈牙利，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到第五代忽必烈（世祖）時，國勢最盛，遷都北京，定國號為元，滅亡南宋，統一中國，並派兵到暹羅、柬埔寨、緬甸等國。對於東方僅剩的一國日本，也想將其置於統治之下，文永五年（1268），派遣使節，攜帶國書到日本要求建立國交。但在建交的後面，卻表示要以武力相威脅。幕府拒絕了來使，並做好充分準備，以應付不久即將發生的最壞事態。元朝後來又派來使節，先後共通牒五次，但每次都被我拒絕，始終保持了毅然決然的態度。文永十一年（1274），當蒙古與高麗聯軍3萬人，乘戰船900艘來犯日本時，幕府便暴露了不了解敵情的井底蛙之見。元軍攻陷對馬、壹岐諸島，進入博多灣，開始登陸，他們以威震歐亞的密集戰法和新兵器大炮，壓迫僅靠騎兵弓矢作戰的日軍。日軍因形勢不利，退守大宰府水域，恰逢當夜颳起暴風，使敵艦損失慘重，殘餘敵軍暫時撤回朝鮮。文永之役就這樣結束了，它給了幕府重大教訓，使幕府懂得以往的計劃並不符合實際情況，把事情估計得過於簡單了，於是重整兵馬，鞏固團結，在博多沿岸構築石壘，以使擅長陸戰之敵無法登陸。修築石壘的工役由九州家人平均分攤，前後費時五年。另外努力加強水軍，以便迎擊敵軍於海上；進而轉入反攻，準備進擊敵軍。「異國征伐令」激奮了人心，多數家人都紛紛向鎮西奉行報告自己能動員的兵員和武器數量。但對幕府來說，這只是鼓舞士氣的一種方法，主要力量始終用於海岸的防禦上。這時元朝正圖再舉，在高麗設立征日本行省，統轄遠征日本事務，弘安四年（1281），又計劃出動東路軍4萬人，分乘900艘船從高麗出發；江南軍10萬人，分乘3500艘船從寧波出發，兩軍準備在壹岐會合後進襲博多。元軍為長期遠征起見，還準備了農具，計劃登陸後實行屯田。但實際上兩軍並沒有取得聯繫，東路軍首先來襲，在日軍抵禦下，無法登陸，日軍更憑奇襲，燒毀敵艦，捕獲敵將，經常處於有利態勢，因而使一度占據博多灣內志賀島的敵軍，退到壹岐準備與這時已到達平戶島的江南軍相會合，在鷹島集結，進攻大宰府。可是，這時又正值颱風季節，閏七月一日夜（新曆八月十六日）颱風襲擊了玄海灘，敵船幾乎全部覆沒，部分殘敵盤踞鷹島，也為日軍所擊潰，可惜元朝的雄心壯志，至此煙消雲散。這是弘安之役。[5] 忽必烈汗的軍隊 在一軸13世紀晚期的日本畫中，忽必烈的士兵被描繪成穿著豪華的中國式長袍，手持中國式樂器的人。然而，這些士兵還是騎在蒙古馬上。 在空前的國難當頭之際，幕府雖制訂了殊死的防禦計劃。但那時神佛的力量，還強烈地支配著人們的心理，因而很自然地祈求神佛保佑。時宗也用血寫下經文，祈禱打敗敵國。自古以來就注重祈禱的朝廷，更是傾注全力，祈求神佛保佑，龜山上皇在伊勢神宮祈禱，願以身殉國難。因此，當人們知道兩次來犯，都因暴風而被擊退時，便把它歸之於神佛的靈驗，不能不切實感到神佛保衛國土的力量。它還意味著朝野上下已從古代末期以來的悲觀末世思想中解脫出來，由此激發了熱烈的國家思想、旺盛的肯定現世思想以及積極果敢的向外擴張精神等。後來歷史的特點，很大部分是由那時規定下來的。 幕府的衰頹 元朝在弘安之役失敗後，還曾想發動第三次遠征，但由於國內形勢，無法實現，終於沒有再來侵犯。儘管這樣，幕府還不能放鬆沿海防禦，因而發生財政支絀，家人苦於負擔等事。對兩次戰役的行賞問題，也使幕府陷入困境。由於這些戰役並沒有獲得寸土，因而沒有可供賞賜的財源，即使靠丈量土地查出的黑田，也根本不夠賞予全體有功者的財源，反而會招致原土地所有者的怨恨。四面八方都發出有關領地的訴苦，還有家人的貧困，這時已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家人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領地收益上的，隨著時代的推移，家人中間受到貴族文化的影響，生活水平提高，致使收入變得不足。特別是這個時代的法律規定，領地原則上是分割繼承，因此造成領地日趨零散，比起增大的支出來，收入相應地減少了，因此，家人中典賣領地的日見增多。這樣，維護幕府基礎的家人階層的動搖，成了必須解決的問題。幕府為救濟家人，永仁五年（1297），下令禁止今後典賣領地，對以往業經賣出和典出的領地，除經幕府承認、入家人之手已過二十年者外，其餘的一律無償歸還原主；有關金錢借貸的訴訟，一概不予受理。這就是所謂永仁德政令，家人雖因而能無償收同了喪失的領地，勾銷了所負債務；但非家人及一般平民，卻蒙受了巨大損失，幕府無形中自身踐踏了政治公正的信條。家人雖因此一時得到救濟，但由此引起的金融梗塞，不久便使家人陷入困境，民心發生動搖，幕府威信因而下降。除了這些外部形勢外，北條氏內部也出現了衰敗的徵兆。時宗在弘安戰役結束後，僅三年就死去了，後來就沒有出現過強有力的執權，實權落到部下權臣手裡，直到高時時期。 社會經濟情況 鎌倉時代的社會階級，可以分成公家、武家、平民和賤民四種。公家是上代統治階級宮廷貴族的後身，由於武家政治時代仍保留著公家政治的形式，所以他們仍擔任高官，擁有莊園領主的經濟基礎和社會上層階級的地位與實力。只是沒有過去那樣的專制權力，凡事都要受武家的牽制，領地也遭受地頭等侵占，雖經常感到有一種沒落階級的恐懼，但整個來說，其實力仍未喪失。掀起承久之亂和建武中興，都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武家的遠祖，有皇族和貴族，也有平民，但都定居在地方上，從土地的領主或所有者的經濟基礎發展起來的，隨著勢力逐漸增大，到了這個時代便上升到統治階級的地位。武家政治的堅實，從社會組織來說，是由於新興武家階級的天真純潔。武家內部也有身份之差，「侍」與「郎從」之間，就有很大的區別，侍是指戰時騎馬披掛上陣的武士，郎從多是跟隨侍徒步出陣的從者。平時侍是農村的名主，在村內構屋居住；郎從則寄居其宅內，研習武藝，並為主人服雜役。再者根據與幕府的關係，侍又分為「家人」與「非家人」。家人是源氏的累代家臣及賴朝創業以來新加入家人行列的人，是幕府的直屬武士，在侍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與權利。家人的權利義務，已在前面講述封建制度時談到，這裡不再重複。在地方農村，這些家人就是地頭，在村內重要的地方建房以居，房屋周圍挖溝築壘，威風十足。「堀內」等的地名，就說明是這些家人住居的遺址。平民是指一般的農民、百姓，這個時代對他們有一個特有的稱謂叫作「凡民」。他們多數是從事生產的農民，但其中也有擁有土地的名主和佃耕名主土地的佃農、農奴等階層。此外，各村還有鐵匠、木匠、竹柳工匠及瓦匠等手工業者，其他如運輸年貢米及其他物資者，從事買賣的商人等，也都屬於平民階層。除京城、鎌倉等政治城市以外，大津、坂本、兵庫、小濱、敦賀、博多等港口，當有大量商人。還有是賤民，包括奴婢、下人、雜人等，但並不像律令制的賤民那樣，有嚴格的身份規定。農村的名主可能使用這些下人耕種其土地，這樣就產生了相當牢固的主從關係，不過，所謂奴隸那種物質的特點，卻不十分顯著，奴隸的來源多是靠買賣，拘捕而來。此外還有由於從事當時人們厭惡的職業而遭到鄙視的，例如從事屠宰、製革、遊藝、巫祝、看守陵墓和從事殯葬等有關的人，他們並不一定是奴隸，只是要比一般人低一等，所以也包括在賤民之列。 13世紀時的日本 在從鎌倉施政的一個軍事政權或曰幕府的霸權統治下，日本進入13世紀時已是一個強國了。幕府將軍們名義上從天皇那裡獲得權力，天皇住在鎌倉以西480公里處的古城京都的宮中，事實上只禮節性地行使職權。日本民族集中在本州、九州和四國這三大島上，在幕府時期國力昌盛，商人與亞洲大陸貿易獲利，國內局面安定。1333年鎌倉幕府垮台，日本國再度陷入內戰中。 正如幕府在政治上依靠地方家人的支持一樣，這個時代的經濟主要靠地方農村名主們的活動。在律令時代，他們上面有管制統轄的官吏勢力。到了這個時代，上面的官吏勢力沒有了，地頭雖然專橫，但說起來是和他們屬於同一階層的。一般並不妨礙名主的自由經濟活動，即使有些妨礙，也有越過它來進行活動的廣闊天地。農業生產的進步是他們活動的最基本的成果。增加耕地的根本條件，如用水的管理和保證，都和名主有很大關係。此外畜力的利用、一年雙收的普及等等，都顯示了這個時代農業的進步，是依靠名主階層農民的不懈努力而實現的。名主還通過兼營商業開闢了廣泛活動。負責年貢米的貯藏、保管、運輸和買賣的商人，叫作「倉本」或「問」，最初是由莊園內富裕名主擔任的。當時各地都設有定期的市集，買賣各種商品，所依靠的也是名主所貯藏的剩餘產品和他們的消費欲望。宋錢的廣泛流通，也說明這些商業交易的活躍。日本在村上天皇時鑄造乾元錢以後，就再也沒有鑄造過錢幣，因而出現了使用錢幣的衰頹期，但後來隨著和宋朝貿易的開展，宋錢流入日本，錢幣又開始在社會上流通了。由於錢幣的流通和商業的發展，有的人積累了巨額財富，於是就有了經營酒店或放高利貸的人。他們拿貧困家人的土地做抵押，或是買下他們的領地。就在這些活動中間，產生了搖撼幕府基礎的力量。這個時代出現的重要經濟現象還有，商工業者組成的同業間的行會「座」；莊園領主為了徵收關稅而在交通要路上設置「關所」；為方便遠距離商品交易而設的匯兌；平民間互相在經濟上通融資金的信用組織「賴母子」；運輸專業者的「馬借」等等，這些到下一個時代都有了更大的發展。 文化 這個時代的文化，是直接反映政治形勢的，可以分為公家文化與武家文化兩個互相對立的內容。公家文化是以前代以來的形式的、情趣的、貴族文化的惰性而出現的，特別是喪失了現實的力量，顯然是眷戀過去、逃避現實的，看不到對於文化創造的積極作用。武家文化雖然粗野，但有意志力、實踐性，以極大的積極性形成了新文化，而且從內容上看，主要是古代精神的復活。古代那種樸素、純真的精神，即使在上層知識階層接受隋唐文化的決定性影響時，在地方農村中，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而保存了下來。隨著武家的興起，由武家把它再次推到歷史的前台。對立的兩種文化，並不總是對立的。公家文化也吸收了武家文化的長處，改變了自己的面貌；武家文化也受到公家文化的巨大影響，修整形式，豐富了內容。這種公家化的武家文化和武家化的公家文化，互相影響、交錯，向下一個時代發展下去。另一方面，也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有了許多宋文化的特點。與隋唐形式的、訓詁的文化相比，宋文化是唯心的、道德的以及平民化的。它以禪宗和宋學的形式，影響著成長中的武家文化和變化中的公家文化，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賞花 這幅14世紀的日本畫表現的是一位學者坐在露台上觀賞櫻花樹和桃樹。櫻花樹是眾多開花樹木中最為日本人鍾愛的一種。許多熱情飽滿的人們在春夜裡一直守候在樹下，等候親眼目睹黎明時綻放的第一朵櫻花。 這位日本武士在和服的外面穿著一件散布著松針圖案的無袖外套，腰間插著的兩把刀是武士隨身攜帶的武器。 一個男人外面穿著漿洗過的白色長袍，裡面穿著寬鬆的褲子，長袍上挺直的褶皺與褲子柔和的輪廓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右手拿著的木扇是高貴的象徵。 上流社會的日本人通常穿幾層衣服。這個人在藍袍外衣裡面又穿了貼身長袍，衣服層次形成了強烈對比的色塊。 正式的日本封建主的帽子是用硬紙做的，紙上附一層黑紗，然後再刷一層漆，戴時，在頦下用紙繩將帽子固定住。 這位日本貴婦在一件素樸的和服外穿了一件飄垂的罩衣，用一段繡著金線的紅帶子束腰。製作和修飾這件衣服需要染、繡等工藝，通常不使用昂貴的進口綿段。這位婦女的頭髮飄散在肩背上，恰好與衣服的格調相配。 「來迎」 上圖，表現了阿彌陀佛的侍女奏樂歡送一位信徒去淨土——西方極樂世界。從5世紀起中國就開始崇拜阿彌陀佛，1000年左右傳入日本，在12世紀吸引了大批追隨者。整幅圖被稱為「來迎」（漢語意為「接引」，指佛來迎接臨終者進入佛國淨土），描繪了仁慈的救世主降臨人間歡迎剛死的人進入極樂世界。 佛教 鎌倉時代的精神文化，由於佛教新宗派的興起所代表的佛教界的革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淨土宗、真宗、時宗、禪宗、日蓮宗等可以舉出的新宗派，都是這個時代出現的宗祖所創立的，不過，其思想的、歷史的特點並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前代以來的淨土往生思想得到了正統的繼承和純化（淨土宗、真宗、時宗）；有的是忠實地照搬和模仿大陸的新宗派（禪宗）；有的是改變舊佛教時代性的面貌（日蓮宗）。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思想特點，就是這些新宗派都是適應這一時代共同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的。這不是別的，正是舊佛教過於脫離宗教本質的世俗化，以及古代末期社會的大變動、公家統治的沒落、武家階級的興起，和隨之而來的連年戰亂、饑饉和天災，總之，是對人生的無常和現世苦惱的悲慘體驗。看到佛所預言的末世就在眼前，而負責護持正法的僧侶和寺院，其現實情況又如此，身為僧侶的善感青年和求道的信者，怎麼能無動於衷而加漠視呢？由於他們的性格不同，境遇不同，提倡的宗派當然也不相同，但都提倡專修一行，以向廣大人民開放救濟之道，否定象徵舊佛教的造寺造塔等功德，撇開一切功名利祿，專心致志地投身於信與行中，由此傳播不論貧富貴賤善惡男女都是平等的福音。從這一點看，可以說是真正的人民宗教的興起，是可以和歐洲宗教改革相媲美的、佛教界劃時代的革新。 地獄 在一個手持棍棒的惡鬼的追逐下，一個罪人逃入煙熏火烤的地獄。這是一幅12世紀晚期日本藝術家的想像畫。佛教的地獄各種各樣，如壓碎人的地獄，慘嚎的地獄，每一個地獄是專為一種罪惡而設的。在這裡，受苦者先被灌醉，失去知覺後開始受懲罰。這種懲罰並不是永久的，在歷經一系列磨難後他們會悔悟，並體驗到啟蒙的歡樂。 最早創立新宗派的是法然（源空）。法然起初就學於叡山，後從唐僧善異教導，發展前代以來的淨土信仰，創立了專修稱名念佛的淨土宗。他的主要著作是建久九年（1198）為九條兼實著的《選擇本願念佛集》。由於其教旨適合人心，其德操在當時也是卓絕的，因而深得各階層的尊信。但也為此而遭到舊佛教的迫害，因讒言而被流放到土佐，但此舉反而使他有機會把佛法弘揚到地方。 法然的弟子親鸞，以忠實地祖述師說為己任，雖因坐法然流放罪的株連，被流放到越後國，卻從此巡遊東國，為教化北陸和關東的平民階層做出了很大努力。在此期間，他自己超越了乃師法然，到達了獨自的、更高的信仰境界，被尊為真宗的開山鼻祖。其代表思想是所謂「惡人正機」思想，認為只要人類能對罪惡的本質有深刻反省，並堅定地相信如來有絕對普救的信念，那麼既不需要出家持戒，也用不著誦讀經文。對在家、在俗、肉食、娶妻等一切世俗行為都持肯定態度，只憑對彌陀的專一信仰，來貫徹其宗教生活。他的主要著作是《教行信證》6卷。 時宗也是出自淨土宗的一遍（智真）所創立的宗派。他巡遊全國，向廣大民眾弘布念佛，因此取得「遊行上人」名稱。其教義中，因有尊重神祇一點，所以和人民信仰相一致，普及面很廣。 禪宗是由宋傳入而興起的一種新宗派。坐禪是佛教修行的一種形式，自古以來各宗都採用，但禪宗卻把這種修行形式作為佛教主體。它始於中國南北朝的菩提達摩，後來代代相承，叡山學僧榮酉於平安末期和鎌倉初期，曾兩次渡宋（第一次在仁安三年，1168；第二次在文治三年，1187），歸來傳播臨濟派禪，以平戶和博多為中心宣講其教義。他著有《興禪護國論》，強調禪是佛法的最高境界。他因受天台宗的壓迫，曾去關東接受幕府皈依，但不久就回京，在京都建立建仁寺。提倡禪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通過坐禪得道等，這些很適合武士克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取得了武士的信仰。如果說舊佛教是公家佛教，那麼它就是武家佛教。雖說是武家佛教，但它得到幕府及上層武家的皈依，這說明它本身經不起成為第二個貴族佛教的誘惑。禪宗在京城和鎌倉，陸續建起巨大的伽藍，僧侶也被授予很高的地位。從新宗教的本質來說，它與禪宗的另一派曹洞宗相比是不純的。繼榮西之後，振興這一派的著名人物有，興建東福寺的圓爾弁圓（聖一國師）、興建南禪寺的無關普門（大明國師）等等。由於宋遭到蒙古的侵略，避難來到日本的中國僧侶，也傳播了臨濟禪。在這些僧侶中，蘭溪道隆曾應時賴的招請，來到鎌倉，建長五年（1253）興建建長寺。建長寺在伽藍的規模或寺內的綱紀等方面，均依宋制，是日本最早的純粹禪寺。他被宇多天皇諡為大覺禪師，是最早的禪師稱號。時宗還從宋邀來無學祖元（佛光禪師），興建圓覺寺，並任第一任住持。時宗向他學習參禪，磨鍊肝膽，蒙古入侵時，曾得其鼓勵不少。 曹洞宗是道元入宋後傳來的，他憤世嫉俗，一度應時賴的邀請去鎌倉，但不久便辭歸越前永平寺，嚴格訓練、培養弟子。專心坐禪，以領悟如來本旨，這種專修一行的精神與法然、親鸞的專修念佛相比，雖然有自力與外力的區別，但它是徹底的出家主義、反世俗主義、否定現實的精神，因而創造出肯定現世、絕對無雜的純粹宗教境界，在這一點上可與親鸞的境界相比。道元的主要著作是《正法眼藏》。 日蓮宗是日蓮所創。他起初學習天台宗，慨嘆其衰微，認為釋迦的真精神在於法華經，因此排斥其他宗派，著《立正安國論》。提出如不早立法華正法，將受外國侵略的論點，並以此向幕府進言。恰巧遇上蒙古來牒，認為正中其預言，自此他的布教越發積極，結果被流放到佐渡，不久獲赦回到鎌倉，在甲斐的身延山興建了法華道場久遠寺。他提倡的日蓮宗（又稱法華宗）是根據天台教理，以《法華經》為正依，吸收了古代佛教的護國思想、真言宗的事相、淨土宗的專修念經等等，內容十分複雜。可以說是舊佛教在新時代中變化的典型表現。 舊佛教內部雖然沒有發展到像日蓮宗那樣開創新宗派，但革新的趨勢卻很明顯。華嚴宗的高弁（明惠）在洛西的栂尾主持高山寺，斥名利、行佛道；法相宗的貞慶（解脫）也持戒極嚴，在山城的笠置寺閉門修行；律宗的俊芿渡宋，帶回兩千多卷經文，回國後重振京都的泉涌寺。律宗西大寺睿尊（興正）門下的忍性，則畢生從事救貧、行醫等社會事業。忍性一生中架橋189座，修路71條，掘井33口，建浴室病室等5所，施衣33000件。他在鎌倉建立醫院，20年中治療患者達46800人。奈良時代佛教所具有的那種旺盛的社會精神，隨著舊佛教的振興而復甦，並做出了如此偉大的事跡。 學問與文學 具有古代傳統的公家學問成了世家的私有物，只承襲了上代的糟粕，看不到有什麼新的發展。通過讚美古代的回顧情趣而研究朝儀，出現了《世俗淺深秘抄》（後鳥羽天皇著）、《禁秘抄》（順德天皇著）那樣有關典章制度的著述，但沒有發展到成為一門學問的程度。同樣的回顧思想，也涉及古典方面，出現了卜部懷賢集注釋《日本書紀》之大成的《釋日本紀》、首次為《古事記》加注的《古事記裹書》（卜部兼文著），另外僧仙覺為《萬葉集》校訂加注，源光行、親行為《源氏物語》校勘作注。但這個時代的學問中具有特色的，首先是宋學的傳入。宋學是儒學由漢唐的訓詁學，進而受到佛教和道教影響，發展成為帶有明顯的思辨哲學特點的、探究人的本性、注重道義、主張知行合一的學說，最早由俊芿傳入日本，後來又隨禪僧傳播。由於宋學的精神有和禪宗特點一致之處，加上在中國盛行禪儒一致，因此禪僧在宋學方面，都造詣很深。在清原、菅原等儒者們還墨守舊法時，進步的人們中間已開始研究宋學了。後醍醐天皇跟僧玄惠鑽研宋學，其革新思想的由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第二個特色是，這個時代開始出現了具有特色的史論史籍，具體的例子是九條兼實之弟、天台座主慈圓著的《愚管抄》。《愚管抄》把日本歷史的演變，看作是道理的顯現，從這一立場出發進行了敘述和評論，其中雖不免有佛教的末世思想和貴族階級社會立場的局限，但作為最早用哲學思想概述歷史發展的著作，在日本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理解為和佛教創立新宗派一樣，是體驗和反省了古代末期大動亂之後，給予傑出人物思想影響的一種表現。 以上都是公家的學問。武家的學問，並且也是一種普及到地方的學問中，有一個不應忘記的事實。幕府從三代實朝時起，對公家學問懷著熱烈的憧憬開始學習以後，武家也興起了好學之風，設立了號稱關東學問淵叢的金澤文庫。金澤文庫開始是北條泰時之侄實時在其別墅所在地武藏金澤（現橫濱市金澤町）設立的文庫，收藏其家藏圖書，以供族內研究之用，其孫顯時，曾孫貞顯繼續經營文庫，為保存和普及圖書做出了很大貢獻。實時還曾就教於從京都來到鎌倉的學者清原散隆，至今還留存著當時他用過的《群書治要》、《古文孝經》等書，說明他鑽研學問的情況。[6] 《平治物語》火燒三條殿 《平家物語繪卷》平清盛上陣 文學作品中，也明顯地分成兩種，一種是因襲前代的公家風格，一種是充滿新興武家精神的和歌，故事集等屬於前者，戰爭小說則屬於後者。這個時代初期傑出的歌人輩出，其中有名的有後鳥羽天皇、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良經、源實朝等。定家是集歌學之大成的人，他曾和家隆一起奉後鳥羽上皇敕命編撰了《新古今和歌集》（元久二年，1205）。敕撰歌集在此之前有《古今》、《後撰》、《拾遺》三代集，後來又有《後拾遺》（應德三年撰）、《金葉》（大治二年撰）、《詞花》（仁平時撰）、《千載》（文治三年撰），加上這時編撰的《新古今集》，統稱八代集。《新古今集》可以說給古代末期歌壇的混亂做了一個總結，其流利的歌詞和巧妙的構思，可以看作是繼承和發展了《古今集》歌風的正統。定家是當時的和歌大師，後人尊為歌聖。當時，據說在歌道上非難定家的人，甚至要受到懲罰，他一家成了歌道的世家。但是從定家之子為家的三子起，分成二條、京極、冷泉三家，二條和京極兩家互爭歌道的霸權，都從父祖那裡尋求典故，墨守成規。整個鎌倉時代的歌風都流於低調。 《明惠上人像》 故事集有《古事談》、《宇治拾遺物語》、《古今著聞集》、《十訓抄》等。這些大都取材於前代的公家生活，或是懷念、眷戀失去的往昔榮華，或是想從今日無情的現實中汲取教訓，因此文字中表現出沒落的公家那種苟安一時的特點十分濃厚。《寶物集》、《沙石集》等是佛教故事集。隨著京城與鎌倉之間交往頻繁，出現了《海道記》（源光行著）、《東關紀行》（源親行著）、《十六夜日記》（阿佛尼著）等紀行的文字。隨筆則有鴨長明的《方丈記》，詳細記述了安元的大火、治承的大風、福原遷都、養和的饑饉、元歷的地震等接二連三的天災地變，人事更替，述說了人世無常的思想，是古代國家末期的輓歌。歷史故事有《水鏡》、《今鏡》，都是受《大鏡》體裁的啟發，對其前後時代加以補充的作品。《水鏡》以神武天皇到仁明天皇為對象，《今鏡》則以後一條天皇到高倉天皇為對象。 以上大體上是具有公家文學遺風的作品，而表現新興武家精神的文學戰爭小說中，則有《保元物語》、《平治物語》、《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等等。這些都是以源平以來的武家興亡、大小多次戰鬥場面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男女哀愁離別等等為題材，從武家特有的剛毅人生觀、佛徒的無常厭世觀以及因果報應觀的立場出發，用夾雜有漢語和佛語的簡潔明快的假名文字來敘述、評說的作品，開闢了與公家文學完全不同的嶄新的藝術境界。這些離奇的題材與朗朗上口的文體，雅俗共賞，萬人皆宜。尤其是《平家物語》，竟出現了用琵琶在市井到處彈唱的琵琶師。文學真正成了各階層人民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戰爭小說作為國民文學的意義是很大的。從根本上來說，這些當然稱得起是武家文學，但其受到公家文學很大影響，是不應忽視的。這種文學在敘說殺伐戰鬥的同時，還描繪了充滿人類愛與自然美的、美妙的夢幻世界，這固然是由於作品的主人公本身所具有的武家特點，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公家文學那種唯美情趣的傳統對武家文學的影響。就是說，武家文化與公家文化，抽象說來是對立的，但具體說來，武家文化是在不斷受到公家文化影響中成長起來的。 圓覺寺舍利殿 鎌倉時代 美術 造型美術也與一般文化的傾向相同。尤其在這個領域，與前代不同的新時代風尚占了上風，為美術史開闢了一個新篇章。其特點是素樸雄勁，克服了前代的纖細優美，或者說是以個性型代替了前代的類型性，以寫實手法取代了前代的象徵手法。 建築方面，出現了變化多端的各種樣式。第一，因襲前代風格的叫作和式，其中也含有體現時代風格的素樸雄偉的特色，但基本上卻帶有前代以來的優美格調，其遺蹟有石山寺多寶塔、興福寺北圓堂、京都蓮華王院本堂（三十三間堂）等等。第二是天竺風格，這是在重建治承戰火燒毀的東大寺時，俊乘坊重源從宋招來工人試建的，直接模仿宋代寺院建築的樣式。其特點表現在插肘木和七組斗拱上，這是適合大型建築的樣式，但是以看慣了具有整齊美的和式斗拱眼光看來，不能不說這是大陸式呆板的奇異樣式，後來沒有廣泛流行並不奇怪。東大寺南大門是其具有代表性的遺蹟。第三是和式新派。它是純粹的天竺式絕跡後，在和武建築中採用其局部技藝而產生的，如東大寺法華堂的禮堂、唐招提寺鼓樓等等。第四是唐式，這是禪宗伽藍採用的樣式，也是從宋朝傳入的樣式。伽藍布局是三門、佛殿、法堂、方丈都位於一條直線上，鐘樓、經藏配在左右兩邊，整齊對稱。細節手法有：柱與礎石之間加礎盤，柱頂呈曲面形，窗戶上部做成曲線形，總之比過去有更多的曲線，還不施彩色。其遺蹟有圓覺寺舍利殿。第五，還出現了和式新派又加上唐式的折中式。其遺蹟有稍晚時修建的河內觀心寺本堂。[7] 住宅建築上興起了武家樣式。它以貴族的寢殿樣式為基礎，又加上了些新東西。寢殿樣式是將許多建築物並排建造，而武家樣式則是將一棟主房分成數室，設有大門、外廳等；以木板葺屋頂，四周圍以板牆，還建有樓門、頂門、貫木門等等，樸實而實用。 美術中發展最突出的是雕刻，簡直可與奈良時代的雕刻盛況相媲美。名手有定朝後裔的康慶、其子運慶、孫湛慶和康慶弟子快慶等。手法雄渾、著重寫實，充分表現出對象的個性。東大寺南大門的金剛力士像是運慶、快慶合作的，表現得剛勁有力，無與倫比。東大寺的僧形八幡像是快慶所作，成功地糅合了新舊兩種風格。雕像中的優秀作品，有東大寺的重源像、興福寺的世親、無著像、鎌倉明月院的上杉重房像、鎌倉建長寺的北條時賴像等等，都成功地表現了人物的個性。此外著名的鎌倉大佛——高德院的阿彌陀像，與當時大量的木刻像不同，是罕見的銅鑄像，技法也很優秀。作者是上總國的佛像工，地方上有這樣優秀的技工，說明這個時代文化傳播之廣。 繪畫方面，有了佛畫，連環畫卷、肖像畫等多方面的發展。佛畫大多因襲前代風格，但圖樣豐富、線條有力。從中期起受宋元畫影響很大，吸收了羅漢像等新的畫題，畫卷繼前代之後仍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盛時代。題材也很豐富，陸續出現了以戰爭小說、社寺緣起、高僧傳記為題材的大部頭的畫卷。其題材範圍從地區上說遍及全國，從社會上說包容了上下各階層生活。平民以強有力的姿態登上藝術舞台，享受其利益。如果說戰爭小說是國民文學，那麼畫卷則可以稱為國民美術。保存到今天的一些優秀作品有，戰爭畫卷《平治會戰繪卷》（3卷，相傳為慶恩所畫）、《蒙古襲來繪詞》（3卷）、《後三年會戰繪詞》（3卷）；描寫社寺起源的《北野天神緣起》（8卷，傳信實畫）、《春日權現驗記》（20卷，高階隆兼作）、《石山寺緣起》（5卷，隆兼·隆光作）；高僧傳記《一遍上人繪傳》（12卷，圓伊作）、《法然上人繪傳》（48卷，2部）、《鑒真和尚東征繪傳》（5卷）；故事文學《紫式部日記繪卷》（4卷）、《西行物語繪》（2卷）、《繪師草紙》（1卷，相傳信實作：），等等。肖像畫名手有藤原隆信、信實父子，充分發揮了個性的描寫技巧。相傳出自隆信手筆的京都神護寺的源賴朝像和平重盛像都是大幅名作，淋漓盡致地表現出時代巨人的風采。信實的作品有《二十六歌仙圖》、《後鳥羽天皇宸影》等。 書法方面，在繼承藤原行成流派的世尊寺流派盛行的同時，也興起了一股新的書風，即與禪僧回國同時，在書法上傳入的雄勁的宋風。大覺寺系統的後宇多天皇、後醍醐天皇在這方面都很擅長。持明院系統的伏見天皇、後伏見天皇則長於前代風格的假名書法。皇統分成兩系，竟在書法上也奇怪地分成新舊兩派。伏見天皇的皇子尊圓親王集這兩派書風之大成，開創了獨特的優美豐潤的書風，成為後世書法的主流，叫作「青蓮院流」，後來也叫「御家流」。 《一遍聖繪》 《法然上人繪傳》 在工藝方面，適應武士需要的甲冑、刀劍等武具製造，有了顯著的進步。這一時代初期由京城遷到鎌倉的明珍，子孫代代從事這個行業，是製作甲冑的名工，製造刀劍的名手，京都有粟田口吉光，鎌倉有岡崎正宗，備前有長船長光等。其他，金工、漆器等也很可觀，但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陶器。當時加藤景正跟隨道元渡宋，學習制陶法，回國後在尾張建窯，主要燒制茶壺。後來子孫代代繼承其業，發展成所謂瀨戶燒。 《三十六歌仙圖》 圖中所示為一幅被稱為「三十六歌仙」的捲軸的片斷，圖中是平安時期豐富了其文化藝術寶庫的許多女詩人之一小大君的畫像。畫像右側是她的一首詩歌，用草體假名書寫，其筆法為許多婦女所掌握，被稱為「假名草書」；在畫像的最右側，一則小型傳記，用的是中國文字所寫。 瀨戶燒 這隻陶罐造於1306年，用來盛放一名禪宗和尚的骨灰，它與許多這樣的器具產於日本東部的瀨戶。該城的手藝人運用中國工藝，把本地區的細白泥製成上光粗陶器，這種陶器因耐用和與眾不同的「秋葉」綠釉而出名。在新富起來的武士階層的需求刺激下，瀨戶成了日本重要的陶器產地。 第二節 公武勢力的對抗 時代的趨勢 鎌倉武家統治體制那種不徹底的公武二元主義，在承久之亂後已在很大程度上趨於一元化，但公家勢力並沒有被徹底消滅。公家繼續通過朝廷的宮位和莊園領主身份，仍保持其政治地位和經濟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武家勢力能以強大實力壓制公家時，問題不會發生；一旦武家實力衰退，公家出現有作為的人物，這種勢力平衡會立即破裂，公家就會試圖恢復過去那種由他們一手統治的局面。正中，元弘之變，乃至建武中興，這一系列政治事件雖是公家勢力勝利的歷史，但公家卻沒有足夠的準備和實力，長期保持這種成功。在武家勢力的反抗面前，公家中興的局面頃刻瓦解，從此開始了使公家幾乎無所作為的武家政治第二階段。公武對抗的過程，在日本歷史上處於所謂建武中興和南北朝時期，它不僅僅是皇室歷史上的重大變異，而且也是武家政治發展到劃時代階段的過渡期，是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即由古代中世莊園制發展到近代一元領國制的開端，應該劃為另一時代。 公家的情況 公家方面策劃政治中興的中心人物是後醍醐天皇，不過在他發動這個計劃之前，朝廷內部存在著複雜的歷史情況。即皇統分歧，掀起爭奪皇位的不快局面。所謂皇統分歧，是指後嵯峨天皇的兩個皇子後深草天皇和龜山天皇兩派，前者稱為持明院系統，後者稱為大覺寺系統。這兩派繼承皇位之爭加上院政干預，使問題益加複雜化，再加上幕府的干涉，問題便糾纏不清，造成鎌倉時代後半期公家混亂的歷史。針對這種情況，幕府採取了所謂兩統迭立方針，承認兩統交替即位。但後來大覺寺系統又一分為二派，事情就更加複雜化起來，各派的候補太子要排隊，按順序繼位，候補期已定到很久很久以後。後醍醐天皇是大覺寺系統後宇多天皇的第二皇子，他身處這一迭立的漩渦中，備感其不合理，尤其是痛感院政的習慣與幕府干涉的失當。天皇與僧玄惠一齊研鑽新傳入的宋學，熱衷於大義名分說，其《建武年中行事》、《日中行事》等著述表明他對日本歷史有很深的造詣，這正是他行動的思想根據。加上後宇多法皇也具有革新思想，因此在後醍醐天皇即位三年後，就親自廢除了長期沿襲下來的院政，恢復天皇的新政。院政廢除後，天皇認為不合理的對象，就集中在幕府一點了。當時，幕府也因執權高時的惡政，已呈現出衰亡的跡象。至此，天皇繼承承久的遺願，消滅幕府的企圖日趨成熟。 幕府的滅亡 經過長期經營的鎌倉幕府，即使出現有衰微的徵兆，但也仍不是公家力量所能輕易消滅的。幕府的滅亡實際上是在經過十年的歲月、再次失敗和天皇被流放之後，依靠武家的協助才得以實現的。天皇最初的計劃派近臣日野資朝、日野俊基到各地方募集勤王武士，正中元年（1324）先以齊集京師的武力，打擊六波羅。但計劃泄露，武士被殺，資朝被流放到佐渡（正中之變）。天皇並不因此罷休，又讓法勝寺的圓觀、醍醐寺的文觀動員全國各社寺，再從各地廣募勤王之軍，特別是叡山，因第一皇子尊雲法親王（護良親王）、第三皇子尊澄法親王（宗良親王）曾相繼以天台座主的身份統率眾門徒，天皇也親自巡幸日吉社及延曆寺、春日神社、東大寺、興福寺，以爭取眾徒的支持。然而，這些計劃在元弘元年（1331）又被幕府得知，六波羅的兵馬迫近皇居，天皇離開京都逃到山城的笠置寺。河內武士楠木正成據赤坂城舉義兵反抗，就是這時候的事。在幕府西上大軍面前，笠置寺的防衛過於薄弱，致使天皇被幕府軍捕獲。本來，在此以前，幕府就請皇太子量仁親王（光嚴院）即位，不承認在位的後醍醐天皇，至此幕府援引承久之例，把天皇遷到隱岐，所有參與謀劃的皇子、朝臣也於元弘二年（1332）一律流放。至此天皇的討幕計劃完全失敗（元弘之變）。 後醍醐天皇像 天皇來到隱岐後，仍然全無讓位之意，認為不過是暫時的遷移。因此他不承認光嚴院的在位，始終沒有放棄作為當今天皇消滅幕府的想法。與此同時，早就參與天皇謀劃的第一皇子護良親王（尊雲法親王），在笠置寺被占後，躲過追蹤，潛入熊野、高野、吉野一帶，廣向各地頒發令旨，招募勤王之兵。楠木正成逃出赤坂城後，在河內金剛山築千早城自守，吸引了由鎌倉西上的大軍，而且寸步不讓，大長了官軍的志氣。由此，各地勤王之師如肥後的菊池武時，伊予的土居通增、得能通綱、播磨的赤松則村等也都聞風而動。天皇見此形勢，遂於元弘三年（1333）逃出隱岐，被伯耆武士名和長年迎到船上山。天皇就親筆寫了敕旨給出雲大社，祈禱王道再興，四海昇平。敕語的筆調悠揚從容，含有無限神韻，表達了王者威嚴的不可侵犯與克服時艱的堅強決心。幕府聞知伯耆官軍東上，便以足利高氏為將迎敵。但高氏從船上山接受敕語後，卻在丹波的篠村八幡社前響應了官軍，同由伯耆東上的官軍先鋒千種忠顯、在播磨起兵的赤松則村會師，反而逼向京都。六波羅的幕府軍抵擋不住，欲出近江奔赴關東，遭到官軍的夾擊，全體自盡。另一方面，在關東，上野的新田義貞受護良親王令旨舉兵，與幕府軍交戰逼近鎌倉，攻陷了鎌倉。高時及同族諸將大都自殺，幕府就此滅亡。九州以菊池武時為首，也興起勤王之師，消滅了九州探題。在官軍東西呼應的勝利中，天皇從船上山啟程返回京都，以巡狩還幸之儀進入皇居（元弘三年六月）。天皇嚮往的公家一手統治的政治從此開始。 出雲大社 建武中興 後醍醐天皇回到京都後，翌年改元建武，由此為實現遠大理想而開始的公家一統政治，被稱為建武中興。然而中興政治的實際效果，並不像其理想那樣遠大，僅僅經過兩年便瓦解了。這是理想脫離現實的結果，也是社會實力被武家控制，而公家軟弱無力的結果。中興政治的最高方針，首先是不承認院政，不承認攝政關白，嚴格地遵守由天皇來親政。這是仿效平安時代醍醐天皇的延喜之政，和天皇的自稱後醍醐的想法是一致的。中央政治機關新設記錄所、雜訟決斷所、恩賞處、武者所等等。記錄所最初是後三條天皇作為整理莊園的中央機關而設置的，在鎌倉時代曾是公家政治強有力的中樞機關。現在，天皇擴大了記錄所的權限，令其掌管重要的行政司法事宜。雜訟決斷所是專門裁決領地訴訟等的機關，由朝臣及武士管轄。恩賞處是處理有關中興事業恩賞的單位，武者所職掌軍事警察。關於地方制度，仍承認過去的國司與守護並立，但本著文武一統的精神，不論公家、武家均可擔任國司和守護。東北、關東由於遠離京都，派皇子義良親王前去奧羽，而以北畠顯家任陸奧太守加以輔佐；派皇子成良親王前去鎌倉，令足利直義任相模太守加以輔佐。這樣，起用皇子擔任要職，由護良親王任征夷大將軍，是新政劃時代的方針。由此可見，天皇用意很深，可能是想到了過去天武天皇靠諸皇子協助處理壬申之亂及亂後新政的先例。天皇又廣招人才，不論其出身是皇族或臣屬，也不分公家、武家，都按才能分別安置到重要崗位上。這正是天皇的遠大理想，卻也是脫離實際的一個原因。 在設置上列機關的同時，實際進行的主要政治事業有，開始營造宮殿，計劃鑄造久已中斷的錢幣，對功臣實行論功行賞。因行賞不公平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和對營造宮殿的抱怨等等，開始給中興政治造成了具體的裂痕。 中興政治難以成功的因素，早就蘊藏在其成立過程中、在其社會基本結構中。這種困難，絕不是靠天皇的公家一統理想所能輕易消除的。朝臣們認為公家一統政治，當然會導致重溫昔日的榮華，因此對武家的榮達感到不快，事事與其離心離德。武家則相反，認為實現中興，完全是自己出生入死戰鬥的結果，對於恩賞不多，公家繼續保持原有特權，抱有很大不滿。特別是武家參加勤王之師，與其說是理解天皇的公家中興理想而予以協助，莫如說是由於幕府的弊政，使他們不滿於現實情況，希望消滅這惡政的根源，為領地的安全和同族的發展，取得更有利的條件，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居住在皇室領地，自古受到皇室恩遇的小土豪如楠木正成等，對皇室是堅決忠誠的。但身為大莊園的地頭，武力財力可與守護相比的足利、新田、赤松諸氏，最關心的則是保持和擴大自己的勢力。其中足利氏是與源氏嫡系有聯繫的關東名家，想藉此機會，重振被北條氏篡奪的源氏幕府。這些有勢力的武家，對無力的公家那種目空一切的政治，不會有好感，甚至連普通武士，當然也對僅僅更換了統治階級上層的公家一統政治，感到失望。另外財源有限，而受賞賜者過多，賞賜無法充分滿足，再加上不善於審理此類訴訟事務的人們，致使有關工作遲遲不得進展。社會的中堅分子——武家階層要求打破現狀，寄渺茫的希望於新的政治，很快就對目前這種新的政治感到失望，要尋找其他什麼出路。足利高氏依靠這種武家階層的力量，走上了建立霸權的道路。 中興政治的瓦解 促使建武中興瓦解的人物是足利高氏。足利氏的祖先是源義家第三子義國，因住在下野國足利莊，所以稱足利氏。是關東名家，與北條氏代代聯姻，其一族發展在各地的，稱斯波、澀川、一色等各氏。高氏早就抱有取代北條氏掌握武家霸權的野心，得到後醍醐天皇的敕語後，認為時機已到，在丹波國倒戈，攻陷六波羅後，親自在京都設奉行所管理民政，給武士發放參與證書，積極採取了為日後奠基的政治措施。他被授予最高的中興賞賜，敘從三位，任參議、武藏太守，並將天皇名字中的一字賜他，改名尊氏。這樣的厚賞，成了自古以來人們的疑問所在，為天皇不明，沒有看穿尊氏的野心而惋惜。其實，天皇可能早已知道尊氏的野心，為懷柔他而給予特別的待遇，或者因為尊氏作為武家已強大到對他不能不這樣做了。 尊氏的背叛中興政治，首先是以對抗護良親王，其次是以對抗新田義貞表現出來。天皇本著公武一致的精神任命護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致使覬覦這一職位的尊氏感到不快。親王是對討幕立下特殊功勳的人，威望自然很高。親王也並非沒有看破尊氏的野心，兩派的對抗逐漸表面化，結果尊氏取得了勝利，親王被幽禁在鎌倉。這時正值北條氏餘黨在各地掀起叛亂，高時之子時行在信濃起兵，勢力很大，終於攻陷了鎌倉。直義殺了護良親王，逃到三河，向京都報告事變。尊氏感到時機已到，請求就任征夷大將軍討伐時行，但沒有得到允許。他便不待敕許，東下討伐時行，收復了鎌倉（中先代之亂）。尊氏因護良親王已死，便占據了鎌倉，接著把矛頭對準了新田義貞一人。義貞與他同族，也是關東名家，在當地勢力很大，深得朝廷信任，擔任越後太守兼任上野、播磨介，儼然是一方的武家首領。尊氏為了建立自己的霸權，當然認為是他的障礙，並想用討伐這一朝廷要人的名義打開瓦解公家政治的缺口，這是一個十分巧妙的計策。他以直義的名義，向各地發出了討伐義貞的檄文，並請朝廷同意。朝廷決心討伐尊氏，並命義貞奉尊良親王東下，但義貞在竹下一戰失利，敗退下來。尊氏西上追敵，天皇巡幸叡山，京都遂歸其手。但官軍不久得到來京的奧州北畠顯家軍的援助，聲勢重振，收復了京都，尊氏遠逃九州。九州的少弍、大友、島津諸豪族都追隨尊氏；菊池武時之子武敏則從屬官軍，但與尊氏交戰失敗，這樣，九州就全成了尊氏天下。在控制整個九州後，尊氏立即進行東上準備，率大軍由水陸兩路進發。建武二年（1335）八月，他去鎌倉追討時行，同年十二月，在竹下打敗官軍，建武三年（延元元年）正月十一日，進逼京都，正月晦日，攻陷京都。中興政治以驚人的速度一步步走向瓦解，令人驚異，同時，他占領京都的時間也短得令人吃驚。這年四月，他再舉東上，其速度之快也實在令人驚訝。轉變期的社會，每時每刻都帶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向前發展。尊氏是個能深刻地洞察這個道理，機敏地抓住時機，而推動形勢發展的人。即使是戰略的撤退，他也能在一敗塗地之後，僅用三個月時間就重整大批生力軍，其原因不外是由於地方武士歸心於他，全力加以支持的緣故。因為地方武士們對中興政治沒有好感，他們只能寄希望於尊氏的再興武家政治，此外，別無他法。尊氏之所以能再舉東上，推翻了公家的中興政治，建立了第二個幕府，其力量不能不說是從這裡得到的。 在尊氏捲土重來的勢頭面前，官軍的力量十分脆弱。這年五月，楠木正成所獻的計策，沒有得到採納，他在湊川（現神戶市）作戰而死。天皇再次巡幸叡山，兩軍雖仍以京都為中心繼續交戰，但官軍這時失去千種忠顯、名和長年等，勢力大衰。另一方面，尊氏已於去年西下時，就奉光嚴院的令旨，設法避免了被指為朝敵的可能，這次進京時即根據光嚴院的旨意，計劃由光嚴院的弟弟豐仁親王（光明院）踐祚，為把神器讓給親王，請求後醍醐天皇和睦還京。天皇暫且聽從其請，但並無意向武家屈服。為奠定重振官軍的基礎，他把皇太子恆良親王及尊良親王托給新田義貞，前去北國；把宗良親王托給北皇親房，前去伊勢；把懷良親王托給五條賴元等人，前去西部。從這樣把各皇子分別安排到樞要地方一事看來，也可了解天皇的不屈的鬥志。尊氏把還京的天皇幽禁在花山院，迫令把神器交給豐仁親王。天皇交出偽器，敷衍過去，不久尋機逃出花山院，遷到吉野，在此建行宮處理朝政（延元元年十二月）。同時在京都有尊氏擁立的持明院系統的光明院，形成二主並存的局面。當時因吉野朝廷與京都相對，稱為南方，京都則稱為北方。另外也有稱為南朝、北朝的。從此以後，直到後龜山天皇元中九年（1392）南北合一為止的57年間，被稱為吉野時代或南北朝時期。[8] 吉野朝廷 吉野朝廷的57年歷史是一篇哀史。它好比日漸衰弱的病人，意識越發清楚，精神毫不衰退，但肉體卻逐漸失去恢復的希望。首先是官軍在各地作戰時，陸續失去有力的武將。前去北國的新田義貞，曾以越前金崎城為根據和足利軍主力作戰。城陷後，尊良親王與義貞之子義顯自殺，恆良親王被捕（延元二年三月）；義貞雖暫時逃到杣山城，翌年在越前藤島戰死。陸奧的北畠顯家於延元二年八月西上，一路打敗敵軍，逼近京都，但卻在和泉石津一戰戰敗身死（延元三年五月，時年21歲）。天皇並沒有為這些悲慘的命運屈服，力圖再舉，令北畠親房和其子顯信（顯家之弟）和結城宗廣等人奉義良、宗良二親王進兵東國，但其船隊從伊勢大湊出發後，因遇到暴風而漂流四散，義良親王與顯信、宗廣回到伊勢，宗良親王漂流到遠江，進入井伊谷城，親房到達常陸，進入小田城（延元三年九月延元四年（1339），後醍醐天皇因一點小病，竟結束了其坎坷曲折的一生。皇太子義良親王繼位，但年僅12歲，吉野朝廷的頹勢是顯而易見的。後來實際領導朝廷的，只有北畠親房一人，他在常陸，還力求保住東部的勢力，但其根據地小田城也被攻陷，後來轉移的關、大寶二城，也先後陷落，遂回到吉野，一心策劃收復京都。楠木正成之子正行在四條啜作戰中陣亡，這是對當時畿內官軍攻勢的總清算，官軍因此受到沉重打擊，以致天皇只好暫時離開吉野，遷到大和的賀名生（正平三年，1348）。 官軍雖陷於如此不利的境地，但其生命還在延續。其間天皇經歷了後村上、長慶、後龜山三代，[9]足利氏也經過了尊氏、義詮、義滿三代。足利氏之所以未能滅亡衰微的南朝，是有種種原因的。吉野地方是天險的要害，易守難攻。又通過伊勢、紀州，可與當地水軍聯繫，特別是確保熊野的水軍，在加強東西官軍間的聯繫和完成補給任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對吉野勢力維護實際基礎做出很多貢獻。足利氏則苦於內訌，由於尊氏、直義兄弟之爭，尊氏、直冬父子之爭，加上執事高師直等人之爭，政略上互相歸降吉野，以致一時出現了南朝收復京都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就削弱了足利氏加于吉野的壓力。此外，足利氏本身還有弱點。吉野的君臣奉著後醍瑚天皇遺敕，堅定地懷著正統君主的信念，堅持只要北朝不取消，足利氏不歸順就絕不進行和談。和這種崇高的信念相比，擁立光明院，以求免受「朝敵」誹謗的尊氏及其一族，早已不再具有用武力粉碎對方的蠻勇。他們雖是武家出身，但身受公家文化很大影響，認識到在正統君主的權威面前，武力決非最終解決辦法，他們希望通過正當手段建立擁戴正統君主的武家統治體制。南方的楠木正義（正行之弟）、北方的細川賴之等從中進行活動，試圖實現雙方的和平，他們代表了兩派武士中有理智的思想。到第三代義滿時，足利氏的勢力逐漸鞏固，武家統治體制，日見完備。官軍方面，先前來到九州的懷良親王，在菊池氏擁立下，打敗當地的敵軍，一時大有席捲整個九州之勢。但從建德時起（1370—1371），就日見衰微，始終保持優勢的這個地方官軍勢力也日見衰落。到元中九年（1392），後龜山天皇終於接受了義滿的建議，回到京都，把神器傳給北朝的後小松天皇，消除了皇統的分歧。後龜山天皇雖然為和平做出了許多讓步，但對南方一直主張的正統君主位置，卻堅決不肯讓步，採取讓位給後小松天皇的儀式，把神器傳給了他，南朝57年的苦鬥，在貫徹其主張方面，在發揮其精神力量，克服一切物質困難，堅持一個信念方面，應該說並不是徒勞的。[10] 文學 南朝君臣的苦難事跡，對當事者自不待言，凡接觸到的人也都深受感動，因而凝成無數悲壯的文學作品。像《神皇正統記》、《增鏡》、《太平記》、《新葉和歌集》、《李花集》等，都是其中較著名的。《神皇正統記》是北畠親房在常陸小田城時，為教育新帝後村上天皇修養君德而寫下的日本歷史概說，通過具體史實敘述了皇位繼承的神聖和天皇政治的本義，傾吐了對正統的勝利和實現真理的堅定信念。這部書成了吉野朝君臣行動的典範，另一方面，作為中世出現的唯心歷史書，和《愚管抄》以攝關為主體的、宗教的完全相反，而是以皇室為中心的、道德的史籍。這一點具有深刻意義。《增鏡》則是記敘從後鳥羽天皇到後醍醐天皇元弘三年為止的和文體歷史故事，它是繼三鏡之後的一部公家文學作品，雖然立論溫和，但也透露出擁護公家的堅定立場，具有明顯的吉野朝文學特點。《太平記》是仿效《平家物語》等的戰爭小說作品，以有力的、雜以假名的文體敘述了後醍醐和後村上兩朝的公武對抗及時世轉變，讀起來朗朗上口。其中記載的勤王事跡，後來被編成《太平記》那樣的口頭文學，在民間廣為流傳，為提高國民士氣做出了貢獻。《新葉和歌集》（20卷，弘和元年撰）是宗良親王編撰的吉野朝君臣的歌集。一般的和歌吟詠風花雪月，脫離嚴肅的人生現實，而這裡收集的和歌則表示勤王愛國的忠誠，慷慨悲壯的志願，充滿著強烈的現實感。《李花集》是宗良親王個人的歌集，多數格調很高。 這個時代的文學作品除以上站在吉野朝立場的以外，也有站在北朝立場上的，其代表性的是兼好法師的《徒然草》。《徒然草》與《枕草子》同是優秀的隨筆，但像《枕草子》那樣的純粹的情趣美是看不到的，而有一種龐雜的思想和態度混和之感，特別是欲超脫現世而不能，暴露出動搖不定的旁觀者態度，反映了處在困難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苦惱。 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是指以足利將軍為首的武家政治機構，其成立時間因觀點不同而有各種說法。從形式上看來也可以說是在南北兩朝合一後，幕府的存在受到正統天皇承認之時（元中九年，1392）；也有的認為應從永和四年（1378），義滿在京都室町營建新邸時起算的。實際上，要比這些早得多，應從延元三年（1338），尊氏受命任征夷大將軍時起，或以延元元年（1338）請求光明院接受神器後，向鎌倉幕府遺老二階堂是圓等諮詢新的武家政治綱領開始。向是圓等人諮詢的結果，回答則是「建武式目」十七條。第一個問題是仍像原來那樣把幕府設在鎌倉呢？還是遷到其他地方去？由此可知設立幕府，是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其次的問題是政治上的具體做法，像任命各地守護的方法、如何對待平民、寺社訴訟的辦法等等，完全是涉及執行武家政治的核心問題。如果不拘泥於幕府這個形式上的名詞，而從足利氏武家統治這一實質意義出發，則其開始時間，至遲要擬定在這時候。另外，這時已把高師直補為執事，太田時連補為問注所執事，掌握政局的人也確定了。本來就是講究實際的武家政治，同鎌倉幕府一樣，是隨時改進和完善其形式的，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具有完整的形式。特別是在吉野，還有全面對抗的對手公家，在地方上還有不服自己威令的官軍；在京都還有公家的勢力。至於從真正意義上來說，那麼室町幕府體制真正的確立，不能不等到第三代義滿時。儘管如此，室町幕府的建立與吉野朝廷的成立，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的。幕府初期始終與吉野進行對抗。這一事實，對幕府的性格具有很大意義，因為幕府政治必須與吉野朝的歷史一併加以考慮。 幕府不能無視吉野朝的存在，其結果決定了幕府的駐地要在京都。以源家鎌倉將軍的後繼自任的尊氏，本想把幕府設在鎌倉。向是圓等人的諮詢中，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而他們的答覆，卻是模稜兩可，最後所以確定在京都，無疑是因為作為現實問題，在和吉野為敵的情況下，不能空出京都。正是這一件事致使室町幕府不同於鎌倉幕府的決定性條件。鎌倉幕府能夠保持武家政治的純粹性，而室町幕府則不得不推行公武混淆的折中政治。 室町幕府時期的罈子 在日本中部發現了幾個像這樣的罈子，這要追溯到15世紀的室町幕府。大部分罈子是用來裝日本清酒的，但也有一些是墓地的骨灰瓮。 幕府為了對抗官軍，必須動員各地的守護和武將，依靠他們的武力，這樣，就使那些守護和武將的勢力得到了增強，使他們對幕府的發言權也增大了。幕府對他們的戰功，不能不加賞賜，但又沒有新的財源。於是尊氏想出一個方案，觀應三年（1352）首先決定把近江、美濃、尾張三國中領主的領地分出一半，作為兵糧用地，只把當年的一次收穫量分給武士。接著又把這個方法擴大到附近各地，起初是以一年為限，但不久就成為永久性的了。除宮中用地、寺社領和攝關家的世襲領地以外，所有的各地領地，都要分成兩份，一份永遠分給武士，稱為「半濟法」，這是公家的經濟基礎受到武家威脅的劃時代的事件，是促使中世社會基礎的莊園制崩潰的重要開端。不用說，半濟法對守護、武將勢力的增長起到了很大作用。作為賞賜辦法之一，幕府還開始讓守護承包徵收國衙（地方官衙）領地的貢租，即所謂守護請制度，從此在國衙領地中，也滲入了守護的勢力。讓守護負責徵收段錢、棟別錢等租稅，也對守護勢力的增長起到一定作用。這樣，室町幕府從成立時起就要藉助守護和武將的力量，而且經常採取擴大其勢力的政策，因此守護、武將的勢力竟強大到是以左右幕府。鎌倉的守護由源氏的忠實家人組成，其權限也僅限於其領地內的警備和統率家人。室町的守護卻不一定是足利的家人，其權限涉及國內的行政、司法、徵稅、軍事各個方面，上則排斥本所、領家的權限，下則把地頭、莊官作為自己的家臣，發展到能一元化統治的強人勢力。幕府位於這種非同小可的大勢力均衡之上，其基礎顯然是很脆弱的。在公家領導和同輩武家協力下推翻了鎌倉幕府，這一成果不是靠智謀和策略所能獨吞的。首先是吉野公家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使幕府感到頭痛，成為幕府樹立基礎時期的重要障礙。後來，在成長起來的守護的跋扈勢力面前，幕府本身的存亡便瀕臨危殆了。 室町幕府的官制，大體上因襲鎌倉幕府，只在局部做了一些調整，在參與事務方面也起用了鎌倉幕府時的町野、太田、攝津、二階堂諸氏。官職的一般傾向是普遍的世襲制和由子孫代理官職的一般化。幕府的最高官職是將軍，比起鎌倉將軍，自北條氏擔任執權後，就徒擁虛名來，室町將軍是握有實權，裁決大事的。輔佐將軍的最高機關是執事，後來普遍稱為管領。執事雖沒有鎌倉的執權那樣的權力，但也是幕府的要職，只由足利氏同族的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擔任，稱為三管領。事務性機關有政所、問注所和侍所。政所掌管幕府的財政、將軍的家務和一般民事訴訟等，其長官稱執事，最初由二階堂氏擔任，以後便成為伊勢氏的世襲職務。問注所負責幕府文書記錄的保管、裁決有關文書的偽造、散失等，其長官稱執事，是町野、太田二氏的世襲職務。侍所掌管京都內外的警備、武士的升降、刑事裁判，其長官稱所司。所司是僅次於管領的要職，由山名、赤松、一色、京極四氏擔任，稱為「四職」。此外還設有「評定眾」和「引付眾」，但評定眾會議早就流於形式，沒有實權，引付眾負責審理有關領地訴訟。另外還設各種奉行，負責各種專門事務。 地方官制，首先是在鎌倉設關東管領。因為幕府設在京都，關東管領成為重要的地方機關，它肩負著鎮護武家政治發祥地的重要任務，管轄關東八國之外，還加上伊豆、甲斐共十國的政務。其組織形式好比一個小幕府，相當於鎌倉幕府的六波羅府。管領由尊氏次子基氏擔任，後來就成為其子孫世襲職務。輔佐管領重要職務的稱執事，由上杉氏世襲。後來，關東管領也仿效將軍的稱為「公方」，而稱「關東公方」，執事則稱為關東管領。九州因為是以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為中心的官軍長期把持的地方，所以幕府格外重視，特設九州探題，以統率九州豪族和處理外交事務。最早由今川貞世（了俊）擔任，後來成了澁川氏的世襲職務。在東北設奧州探題、羽州探題，先由斯波氏擔任，後來由其分支大崎氏、最上氏世襲。此外各地普遍設有守護，上面已經談到，守護既蘊藏著建立幕府的力量，後來也孕育著顛覆幕府的力量。官職普遍世襲化的傾向，在守護當中也很明顯，它對守護成長為封建領主起了很大作用。有的守護身兼數國，但也有一國二分，而只擔任半個分國守護的。斯波氏兼任越前、尾張、遠江三國的守護，山名氏一家任十一國的守護，大內義弘任六個國的守護，類似的例子還有。守護兼具律令制的國司和鎌倉的守護兩者的權限，甚至帶有封建領主的特點，它已成長為一股巨大的勢力，在中世社會發展為近世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皇統系圖 第三節 中世社會的終結 時代趨勢 室町幕府的統治體制，從一開始就很脆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傾向越來越嚴重。幕府受各國守護勢力的牽制，而守護最終又受到守護代或被官的牽制。統治著中世武家社會的牢固封建制，由於其最重要的因素——主從關係的削弱，而瀕於崩潰。另一方面，莊園制從古代末期到中世紀一直是土地制度的基本支柱，到這時也趨於衰亡。管理莊園土地的武家勢力，逐漸侵吞領主的收益，握有實權的守護，企圖實現國內的一元化統治，排擠寄生在莊園的本所和領家。靠莊園收益維持生活的貴族階層，直接面臨著深刻的經濟危機。地方農民，由於莊園複雜的領有關係而陷於孤立、閉鎖的境地，隨著領有關係的削弱，他們按地域團結起來，更進而與其他地域結成廣泛的聯繫。富裕農民階層，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積累了巨額財富，提高了社會地位。下層的人民憑互相聯繫，團結一致採取了反抗統治勢力暴虐行為的手段。由於強大的、自下而起的人民力量，社會完全呈現一種轉變時期的樣子。對於這種社會大變動，室町幕府拿不出任何辦法，只能像隨波逐流的浮萍那樣，聽天由命。從這種意義上說，根據室町幕府在形式上的成立和滅亡，以劃分室町時代這樣一個時代，是毫無意義的。這裡把應仁之亂（1467—1477）作為宣告中世社會終結的社會變動的集中表現，把北條早雲征服伊豆（延德三年，1491）而開始的戰國，看作是近世的胎動期。由這種觀點出發來簡單談一下15世紀以前的社會情況。 連續內亂 各國守護相繼叛亂，和同族各將領間互相抗衡，暴露了室町幕府統治力的脆弱。明德二年（1391）守護中號稱最強大的山名氏謀反，被足利義滿鎮壓、誅滅，這時候正值南北朝合一的前一年（明德之亂）。那以後僅僅過了八年，身兼六國守護的國防大內義弘又掀起叛亂，足利義滿不得不親自出馬鎮壓（應永六年，應永之亂）。關東管領一開始就與將軍不和，到其子孫輩，二者更加疏遠。到第六代將軍義教當政時，由於將軍繼承人問題，二者間的矛盾終於爆發，永享十一年（1439）關東管領持氏滅亡（永享之亂）。義教遭到性格嚴厲的報應，在播磨守護赤松滿祐在私邸舉行的宴會上突然遭受弒殺（嘉吉元年1441，嘉吉之亂）。義教死後繼位將軍年幼、幕府權威更加削弱，再加上第八代將軍義政長大後，聽信夫人、僧侶、寵臣的話，以致政治失去公正，自己驕奢淫逸，不顧天下疾苦。應仁之亂的爆發，就是在這個將軍當政時，是在他八歲繼位以後第二十五個年頭的時候。動亂的表面原因是將軍的繼嗣問題與斯波、畠山二氏的繼承問題糾纏在一起。細川、山名兩雄抗衡，加以支持，但實際背景卻很複雜。政治上幕府統治體制的脆弱，換言之，守護大名的強盛和將軍政治上的無力，賄賂公行，政治道德喪失殆盡等等；社會上主從關係的削弱，所謂下克上潮流的風行，由各子平分繼承變為長子單獨繼承，從而引起長子繼承人與庶子地位的懸殊；以及幕府重要職位的世襲化，引起繼承人對「家督」這一地位的爭奪等等，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言以蔽之，應仁之亂是室町幕府及中世封建社會矛盾、腐敗的集中表現，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它宣告了中世社會的終結，打開了產生近世社會的大門。它所起的作用，恰好類似保元之亂後，劃分了古代與中世紀、同族間的流血爭鬥、道義的掃地和權威的沒落等等一樣。 在這些具體事實上，二者有類似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保元之亂，僅僅是數日間的戰亂，而應仁之亂卻是達十一年之久的長期戰爭。前者的戰場，僅限於京都一地，而後者不僅在京城內外，而且涉及於東部、西部，幾乎遍及全國。前者意味著公家階級的政治沒落和武家階級的登上政治舞台，而後者卻不論公家、武家，意味著上層階級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沒落、下層階級的抬頭。其破壞作用遠比前者廣泛而深刻。前者在動亂結束後，還允許出現平家時代這個以舊政治體制為基調的時代，後者早已不允許舊體制有組織的出現，而是破壞再加破壞。各國間的不斷戰亂，其目標是產生一個新的戰國時代。另外，保元之亂由於缺乏道義性，以至自古以來就被視作歷史上的一個污點，但與應仁之亂相比，可以稱為無知的素樸感情，卻還有些可取之處。應仁之亂之缺乏道義性，是完全出於利害打算，是那些明明具有一定智能和理性的人們，為了名利，竟不顧節操與道義的行動，令人作嘔。 動亂的直接原因是將軍的繼嗣問題。義政無子，其弟義尋本已出家為僧侶，竟強令其還俗，改名義視，作為繼嗣，卻沒想到親子義尚誕生。其母日野富子想讓義政廢棄和義視的約定，改立義尚為繼嗣，為此向山名宗全（持豐）求援。山名氏雖在明德之亂時，遭受義滿的討伐走投無路，但不久就東山再起，尤其是持豐因討伐弒殺義教的赤松有功，擴大了領地，勢力已恢復到昔日全盛期的水平。管領細川勝元的勢力也很盛，因不願看到山名氏勢力的擴張，就想扶植赤松的遺族來與之對抗，因此勝元和宗全事事都不和而反目。這種關係被有同樣情況的其他各氏所利用，也被別人所利用，皇山持國的親子義就依附宗全，而養子政長卻依附勝元，斯波義廉依附宗全，斯波義敏卻依附勝元。由於義視監護過勝元，所以富子就要求宗全援助義尚。兩派的對立，因畠山一家的武力對抗而拉開了戰幕，不久，雙方均集結了大批力量。細川方面（東軍）號稱161500餘人，山名方面（西軍）號稱116000餘人。勝元以幕府為後盾，擁立義政、義視，又奉迎天皇、上皇以正名分，而宗全則以脫離了東軍的義視為主將，並採取苦肉計，擁立大覺寺院的皇胤。 西軍不僅以京都內外為中心進行戰鬥，還企圖擾亂後方，因此戰禍波及各地。在這期間宗全和勝元雖已死亡，但戰亂並沒有停止，從應仁元年（1467）到文明九年（1477），11年間各地戰鬥不斷，以致各地田園荒蕪，百姓窮困，尤其是主戰場的京都，所遭損失更為巨大。除了武士的掠奪和嚴重破壞以外，戰火引起的大災，損失也極驚人。宮廷以及素稱花御所的幕府、公家邸宅二百餘處，大名邸宅六七千所，天龍寺、相國寺等大寺院以及所有寺院、一切街道均被燒毀，一眼看去，京都已化為一片焦土，寺社、公家的珍寶、記錄也大部分化為烏有。近衛、一條等藏書家雖在事先已把書籍疏散到郊外，但一條家等在疏散地又遭到戰火。不僅是書籍，甚至連貴族們也因為生命危險和經濟窮困而離開京城，到地方去投親靠友。關白一條兼良逃到奈良，其子前關白教房跑到土佐，其孫權大納言政房在兵庫落入武士之手，結束了短暫的生命。前關白近衛房嗣之子政家逃到宇治，前內大臣九條政忠、前關白鷹司房平等逃往奈良，前權大納言町資廣逃往伯耆，前權中納言小倉實右逃往加賀。因莊園的沒落而失去經濟基礎的貴族，因應仁之亂使他們連住居和生命都受到威脅，已完全從統治階級的地位上跌落下來。幕府也由於動亂的結果，幾乎失去存在的意義。足利義政對政治喪失信心，一味沉湎於個人尋歡作樂，不顧民力的疲憊，重建室町御所，營造東山別墅。夫人日野富子對政治的干預，變本加厲，收賄、放債、倒賣米谷、私設關所等，凡是有利可圖的，無所不干。繼義政之後擔任將軍的義尚為恢復幕府的威嚴，想把近江佐佐木高賴的領地定為非法占據之罪，他親自出兵近江，在鉤里相持近兩年，可是因部將不予協助，致義尚陣亡。義尚的努力不但沒有恢復幕府的威嚴，反而加速了它的滅亡。武將們也因多年的戰亂，疲憊不堪，各自只好回國休養生息。在這種情況下，主人的權力，越來越轉到家臣手中，是當然的。下克上的趨勢愈演愈烈，武士也對最下級步卒的跋扈感到無能為力。最下級步卒的存在這時成了大問題，他們之中，很多是被糾集從軍的凶暴土民，以其能輕裝疾行而受重用。應仁之亂後，一條兼良應義尚的請求，在談論政道樞要的《樵談治要》中規定了「要長期停用步卒」一條，力言京城內外社寺、公家的毀滅，完全是這些人幹的，應把他們稱為超惡黨、白日強盜。這反映出步卒這一新身份的存在竟如何為貴族所厭惡和反對。步卒在戰時極盡劫掠、放火之能事，然後用武器和馬具進行賭博，甚至連寺社、商人的倉庫都成了他們的賭注。武將在戰時要依靠他們取得勝利，為討他們的歡心，甚至公然允許劫掠。步卒在武家社會的崛起，反映了下層階級在一般社會的抬頭。從南北朝時起，各地都有農民和城市居民因不堪橫徵暴斂而掀起暴動，正長元年（1428）爆發了大規模起義，應仁之亂無疑加深了造成起義原因的社會矛盾，造成了有利於起義的客觀環境，因此，農民起義的勢頭，愈演愈烈。 公武關係 室町幕府雖然是繼承鎌倉幕府的政治，但在和公家的關係上，卻有本質的不同。鎌倉幕府在武家政治以外，承認公家政治，明確地區分二者的權限與構成人員，而室町幕府卻沒有這種區分，混淆公家和武家政治，將軍位居朝廷高官之列，公家的部分人員，也參與幕政的樞要。這除了由於幕府位於京都這一外部原因之外，在公家與武家兩方面都有深刻的內在因素。公家方面的原因是，公家失去了前代的魄力與實力。在幕府初期，繼承了前代公家魄力，所謂強硬派的吉野朝廷，對幕府來說儼然是一個敵國。對此，幕府也不得不像鎌倉幕府那樣區分政治領域。然而到吉野勢力逐漸衰落，南北朝合一以後，強硬派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剩下的軟弱派公家，從一開始就要靠足利氏擁立扶持，無力與武家對抗。當然更不敢想像能設立與武家對抗的公家政治領域。他們的領地成了武士蹂躪之所，經濟窘迫，只能依靠幕府力量，才能勉強維持，這種悲慘的境遇也加重了他們的軟弱性。就是說，公家分成了兩部分，強硬派消滅以後，公家已完全喪失了統治地位。 武家方面的原因是，鎌倉以來，由於武家社會地位的提高和公家文化的滲透，在足利將軍身上早已看不到武家那種簡樸的生活態度。建武中興時奉行的公武一統的政治方針，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這種傾向。足利將軍已不再滿足於作武家的棟樑，還要成為擁有公家名譽與權威的統治者。當他們越是不能強制推行武家統治時，就越想借公家的權威來彌補這種缺陷。他們可以說是公家化的武家，而且他們只吸收了公家的缺點，成了類似中世初期被武家打倒的公家，以致最後也不免被各地興起的樸素的武家所打倒的命運。 從將軍所得到的官位來看，尊氏和義詮是正二位權大納言，義滿從准三宮、左大臣直當到太政大臣，義持由內大臣而成為院執事，義教任右大臣，義政任左大臣，三人死後都被追認為太政大臣。義滿在生活上也模仿公家的奢侈豪華，除建造室町的花御所外，又接受了西園寺氏讓出的北山邸營造別墅，裡面園林流水，亭台樓閣，極盡豪華之能事。他在這裡接待了後小松天皇的行幸，與天皇共享了20天的歡樂。對待關白及其他朝臣也像對待家人一樣頤指氣使，其中也有像攝政二條良基、關白一條經嗣那樣靠獻諂義滿以保住自己官位的朝臣。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義滿在給明朝的國書中，自稱日本國王，出巡的行列也模仿上皇行幸的氣派，他死後，朝廷甚至提出追諡他為太上天皇的尊號。公家的軟弱無力，可以說已達到極點。武家政治模仿公家政治形式的結果，變得只拘泥於儀式和慣例，注重例行的典式。歷代將軍都要像公家那樣舉行加冠禮、更衣式、受群臣拜賀、節日宴會等各種儀式，在儀式上公卿貴族充作使役扈從。描寫將軍們加冠禮及受群臣拜賀、節日宴會程序的書籍中的記載，也同公家一樣。這時代把伊勢、小笠原等流派的禮法定為武家禮法，決非偶然。公武混合的結果，也產生了參與幕政的朝臣。義政當政初期，大納言烏丸資任插手幕政，濫施賞罰，義政夫人富子之兄日野勝光更為專橫，他破格擔任內大臣，朝廷方面也極倚重，尤其是他擅專幕政，壓制將軍，故而被稱為「壓大臣」。這種公武混淆的政治失去了武家政治的純粹性，使武家政治也陷於公家政治的軟弱無力和流於形式，結果自然難免減損幕府政治的威信。但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公家武家兩種文化的交流為新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前面已經講過，在上一個時代，武家文化的繁榮發展，與公家文化互相影響，形成了公家化的武家文化和武家化的公家文化。室町幕府正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公家化武家文化的象徵，由於兩種文化能在這一時代得到徹底的交流，因而可以說為後來創造新型的國民文化打下了基礎。 平民的抬頭 這個時代歷史上出現的重大現象是平民勢力的明顯增長，其基礎則是由於莊園制的衰退，平民結成了地緣團體村落。當然無論是在班田制下，還是在莊園制下，都曾存在過村落。但在班田制下，存在過以五十戶為一鄉，作為行政統治對象的、強制性的、人為的地域團體。在莊園制下，由於領有對象的名田分散、交錯，所以不可能在一定範圍內形成地域性的團結。五十戶鄉制很快就崩潰了，這些鄉有的成為莊園內的名田，有的雖還留在國衙領內，但性質變了，轉變成為自然村落。莊園制也由於普遍設置地頭而走向村落結合。作為其下部構造，地緣性村落的結合，又進一步沿著從莊園驅逐本所和領家的權利、守護領地單一化的方向，有了顯著的發展。各莊園中的地域性團體，鄉與村的名字，從這時起頻繁出現。但這種鄉與村，並不只是舊名稱的復活或地名的標識，而是標誌出現了具有深刻社會構造意義的地緣團體。具體來說，村落的出現，是與自上而下的占有和支配關係相對立的，是依靠居民團結的自治體。具有新意義的鄉，從中世紀初期起，就在社寺周圍的直轄領中產生了。如奈良興福寺的七鄉、東大寺的七鄉、山城上賀茂神社的六鄉、石清水八幡的四鄉等等。這些鄉中，除農民外還住有商人和工人，很富有，文化也進步，與領主社寺的關係很親密。以社寺為中心，依靠共同的利害關係團結在一起，自治制自然很發達。社寺的鄉，在當時是最進步的村落，而培育其進步性的是社寺的精神權威與貴族文化，社寺在提高平民生活方面應該說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繼社寺鄉之後，這種鄉在一般的莊園、公領地中也開始出現，到這時代，幾已遍及全國。例如興福寺領越前國河口莊，是由兵庫、本庄、新莊、王見、關、大口、荒居、溝江、新、細呂宜十個鄉組成；近衛家領近江國信樂莊由信樂、江田、神山、長野、朝宮、柞原等鄉組成。這些鄉通過全體鄉民自治謀求共同利益，為了自衛也曾進行武裝對抗。這當然不是領主設置的，而是由於土豪勢力的抬頭和平民覺悟的提高而自然產生的。它既獨立於莊園領主，也獨立於守護勢力，有時也出現與它們一方相對抗，與他方相接近的現象，但一般都是依附守護勢力，成為守護領國的下部結構。以上說的是鄉，村也有同樣的傾向。村本來是比鄉的歷史還悠久的自然村落，莊園制下與莊園同樣由錯綜的土地組成，不是統一的。後來，由於設置地頭，促進了統一村落體的形成。不久，針對這種武士領的村，在莊園裡面，名主百姓的自治村落發展了起來。有的幾個合起來形成為鄉，但很多仍稱為村。小管名稱如何，同樣都是全體居民的自治體，特別是許多村的結合都採取了祭祀團體的形式，說明也和社寺周圍的鄉，以社寺為中心而結合的一樣，村也是以村落內的神社為中心結合的。祭祀等敬神的事情，必須靠全體村民的意志來進行，其集會、決議的方法也適用於有關村落共同利害的其他重要事項。這個時代，對村落外面的領主、守護、高利貸等勢力必須加強自衛，因此，自治體制便強化起來。「惣」這個當時流行的詞，就是用來強調、表現這種自治體制的言語。「惣」是指代表全村意志的機關，在幾個村合起來組成莊的情況下，有時把具有代表性的村稱為「惣莊」。總之這個詞是強調代表全體意志由村落想出來的。其自治活動包括村民集會、評議重要事項、制定限制村民的規則、另外以村的名義占有財產、與其他村訂立契約以保證用水等等，如果為了自衛需要進行武力對抗時，則團結起來，操起武器進行抗爭。戰國大名的分國，都是由這種自治鄉村組織起來的，可以說是從南北朝到室町的轉折期中，社會下層結構發展起來的結果。 鄉村制的成立是平民的抬頭用和平的、基本的方式表現出來的現象，而頻繁爆發的起義，則是破壞的、表面的現象。起義是在成立村落自治體，或由此發現出來的平民政治意識提高的基礎上，對領主、幕府的橫徵暴斂，高利貸、富商的剝削等社會現象而發生的強大、廣泛的平民運動。室町幕府從一開始，財源就不充足，因此一般說來，捐稅很重。由於貨幣經濟的發展，用貨幣繳納租稅有了顯著的發展。從上代起，除年貢、租庸調以外，已有對田地按段徵收的段錢、對每棟房屋徵收的棟別錢等，到這個時代，徵收的頻度大大增加。此外，在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徵收關稅也很盛行。幕府還向富商的代表「土倉」和「酒屋」，徵收重稅，作為重要財源。「土倉」即當鋪，是當時有代表性的金融機關，「酒屋」則是釀造和販賣酒的，但也有以其財富放高利貸的。他們雖被幕府課以重稅，但另一方面從培養財源的意義上講，也受到幕府的保護。他們通過勾結幕府，財富愈益增多，這些賦稅最後還是轉嫁到債務者的貧民身上。酒屋、土倉多的城市及其周圍的貧民，對他們特別懷有反感，這毫不奇怪。當時農村分化為自耕農、佃農階層的耕作農民與自耕或出租土地的中小地主。下層農民的自耕農與佃農，耕種的土地很少，可是繳納的貢稅，卻要達收穫量的一半以上，艱苦地生活在苛刻的貢稅之下。中小地主的生活多少比他們富裕一些，代表村落的力量也蘊藏在這些地主中間。在領主的苛斂誅求之下，他們與農民有著同樣的利害關係，所以在維護村落自治一點上，他們和農民採取了一致的行動。遇到荒年或加征年貢時，他們就團結起來，請求減免年貢，甚至試圖要求更換代官。在其請求得不到允許時，就以集體逃散，離開耕地來向領主施加壓力；萬一領主壓迫加劇，他們就起來開展武裝鬥爭，進行積極反抗，這就是所謂「土一揆」。土一揆是土民起義的簡稱，土民是指與鎌倉時代的百姓一樣的平民階級。土一挨根據其要求的內容也稱為「德政一揆」（德政一揆，德政原來的意思是仁政，但在日本鎌倉、室町時代，是指廢除借貸關係的契約，即免除一切債務。要求廢棄債務的起義，稱為德政一揆。——譯者），也有帶有宗教特點的「一向一揆」（一向一揆，15世紀後半期至16世紀末，由真宗（一向宗）領導的起義，其目的是反對領主、守護的壓迫。有名的一向一揆有加賀一向一揆、三河一向一揆等。——譯者）等特殊形態。大規模的起義，上面提到過，是正長元年（1428）發生在近畿地區的起義。開始是近江運輸業者（「馬借」）大舉闖進京都，襲擊酒屋、土倉、寺院，奪取典當物，撕毀借據，繼而附近各地都起來響應，平民蜂起大肆掠奪。這是一件驚人的事情，當時的日記（《大乘院日記目錄》）記載說：「亡國之基，莫過於此。乃日本開國以來首見之土民暴動。」這次起義的主體是城市附近的貧民，其攻擊對象也是高利貸資本家，當時還發生了有組織的農民反抗領主的起義。永享元年（1429）播磨發生的土一揆，禁止武士留在地方上，而且擊敗了守護赤松滿佑的軍隊及所有武士；永享四年（1432）大和發生的起義，要求免除所有寺院領地的年貢。文明十七年（1485）畠山政長與畠山義就的軍隊在山城對峙，互相設立新的關卡，切斷交通，占領寺社本所領地，因此全體平民召開會議，決定今後不許雙方兵馬進入山城國，歸還寺社本所領地，撤銷新立關卡等等，並強迫兩軍實行，兩軍難以抵抗，只好撤退，山城國完全回到平民手中。他們再次召開大會，通過選舉確定每月的執事，負責徵稅及其他管理工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七年，這次的起義稱為山城國起義，是有組織起義的一個好例子。有組織的起義，是由半武士化的有勢力名主階級所領導的，他們確實與下層農民有著共同利害關係的一面，但也有站在農民的敵人——代官、被官一邊，剝削下層農民的一面。因此，起義的結果並不一定維護了下層農民的利益，往往被名主階層所利用，結果成為名主階層獲得名利的手段。土一揆從明應末期起（明應九年，1500）突然減少，後來只剩下一向一楑，這固然是因為大名領國逐漸形成，在強大的武力面前，反抗無濟於事，但主要還在於領導過起義的名主、武士，升任為大名的被官，脫離了農民隊伍。 一向一楑的主要力量是平民，在這一點上也可以叫土一楑，但領導者是主張就地普濟平民的一向宗僧徒，其目的主要是抗議對信仰的迫害。他們用一種叫「講」的組織形式來團結人民，促進宗門的普及。一向宗教義的絕對信念提高了平民的鬥志，因此其控制和攻擊力等要比一般土一楑強大得多。它始於文明年間，終於天正年間，波及的地域幾乎遍達全國。其中長享二年（1488）的加賀一揆最為強大，人數達20萬，消滅了守護富查氏，長時期控制、統治了加賀國，使其成為本願寺的大名領國。 產業的發展 農民在重稅與不斷的戰亂等惡劣條件下，靠著不懈的努力，使農業取得了踏實的發展，耕地面積增加，耕作方法也有了進步。農產品中最重要的水稻，因成熟的遲早分成早、中、晚等品種，並已普遍地採用浸種法，即在播種前先行浸種催芽。二茬的小麥種植也很普及，其他如粟、稗、黍、豆等也有大量種植。城市周圍栽培商品蔬菜，後來便成了當地的名產。衣著原料的桑、苧麻、大麻和油料作物如芝麻、菜子以及染料用的靛藍等也已普遍栽植。茶樹雖很早就知道了，但並沒有普及，到這時代隨著吃茶風習的流行，設立了許多茶園，山城是茶葉主要產地，宇治、栂尾的茶葉，已聞名全國。 林業主要在丹波、伊賀、南大和、土佐、安藝等地發展起來，以木曾為中心的檜材是很珍貴的。京都和鎌倉等地都有木材市場，十分熱鬧。 漁業自古以來就是很盛行的一種民眾的生業，隨著商業的發展，水產品也有了商品價值，得到了發展。這個時期的漁業主要在沿海、內河一帶，以綱、釣為主。西海的漁民，也有到對馬和南朝鮮去捕魚的，北海道方面的漁場已逐漸得到開發。製鹽則以瀨戶內海為中心，有了發展，採用的方法也由古代燒制藻鹽發展到開闢鹽田，進行大量生產了。 礦業也有了發展，鐵、銅、金、銀產量日見增加。陸奧自古就是金的產地，這時仍十分繁榮。銅產自備前、備中、美作等地。砂鐵礦則以備後為中心。戰國的諸侯都熱衷於開採，因此各地礦產品，均有所增加。 由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為了滿足農民生活的需要，一部分農村人口成了專門的手工業者。他們起初只是根據領主的訂貨，製造物品，後來也製造一般農民需要的耕作用具、生活用品等。過去隸屬於公家和社寺的手工業者，也擺脫了主家的人身束縛，按工作領取報酬，取得了獨立的地位。他們起初沒有原料，只是按需求者的要求做來料加工，但不久就自己擁有原料，按一定價格出賣製成品，由攬手工活兒變成自主經營，最後發展到不等訂貨，而供應市場的市場生產了。上面各種形態，實際上是混合進行的，生產與銷售，並沒有明顯的分工。這些手工業者，還按各自的行業組成同業工會性質的「座」，以圖壟斷市場、維護特權，尤其是在商業方面特別明顯，這一點以後還要談到。 現在就手工業的某些種類談一下。建築業等是因營造和修繕社寺的盛行而有了顯著的發展。特別在南都，屬於東大、興福兩寺的木工、瓦工、萁工和油漆工等分別組成了幾個「座」，進行壟斷。這些工人的實際工作情況，可以從社寺緣起的畫卷中有關營建工事的圖畫中，見到一斑。現在使用的工具，大部分當時就已在使用。 鍛冶、鑄造需要特殊技術，由於農民需要增多，很早就有了分工。鑄造業中心是河內的丹南、大和的下田、京都的三條和相模的鎌倉，在和泉、河內已出現了鑄造業的同業組織。鍛冶分以製造武器為主和以製造農具為主的兩種，前者由於領主的特殊需要，進步極快，加之，日明貿易中向明出口大量刀劍，只見於文獻的，從應永到天文年間，就達10萬把以上。刀劍的主要產地有備前、山城、大和、備中、美濃等。 紡織業由於專業人員的努力制出了精巧的產品。僧玄惠在《庭訓往來》中所列舉的紡織品種類與產地，有加賀的絹、丹後的錦緞、美濃的絲織物、尾張的八丈絹、信濃的棉布和常陸的綢子，各地出產的紡織品在中央市場也很受歡迎。博多、堺、山口等地因為有明朝的紡織工人到來，能夠生產出金線織錦、錦緞和縐綢等高級紡織品。京都也以承襲織部司的大舍人織手座為中心生產錦綾等高級織物，為後世的「西陣織」打下了基礎。這時雖還從朝鮮、中國輸入棉布，廣泛使用，但日本也已栽培棉花，16世紀以後已生產棉織品。 造紙業也由於紙張需求的增長，在各地發展起來。贊岐是從古就以「陸奧紙」聞名的檀紙的主要產地，不久移到備中。此外如播磨的杉原紙、越前的鳥子紙、美濃的美濃紙、奈良的奈良紙等，這時也都大量進入市場。 釀酒業，自古以來就盛行自家釀造，但到中世紀以後，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專業生產已有明顯的發展。鎌倉時代仁治年間（1240），京都的酒屋就已多得不計其數，建長四年（1252）幕府禁止賣酒，並調查了鎌倉民家的酒壺，其數量竟有37274個之多。[11]室町幕府以酒屋為其重要財源，所以資助其發展，奠定了釀造業在全國突飛猛進的基礎。應永末年（1425—1426）京都的釀酒店竟達342家之多[12]，其中五條坊門西洞院一個叫柳屋的酒鋪釀造的酒，以優質高產見聞，柳酒成了京都美酒的代名詞。地方名酒有河內天野山金剛寺、大和菩提山寺等寺院釀造的酒，都在京都銷售，博得嗜酒者的好評。 商業的發展 手工業製品大量上市，與農產品交易頻繁，農村的集市也由臨時變為定期。前代已有每月三次，每次由二天到十天的集市，到這一時代，各地都出現了每月六次，每到第五日就開的六齋市。[13]市場上設有特定的銷售坐席叫作「市座」，擁有一定商品的專賣權。應永十四年（1407）奈良的南市有魚、絹、便服、靛藍、禮帽、草蓆、大豆等不下30種商品的市座。市場監督權屬於當地的莊園領主或大名，市場商人向他們繳稅，得到他們保護商業的壟斷。但是，壟斷阻礙商業的發展，不能使地方得到真正的發展。有些戰國諸侯注意到這一點，便開設免除市場稅、撤銷市座、允許其他商人自由出入的所謂「樂市」、「樂座」，這實際上表現了近代精神，應該看作是明顯的近代標誌。室町幕府時的市場，原則上經營各種商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流通範圍的擴大，由生產者間的交易變成專門商人間的交易，出現了經營單一化商品的特殊市場。如淀的魚市、京都米場的米市、京都五條室町的馬市、美濃大矢田的紙市等等。 定期市場次數增加，到達極限的就是常設的小賣店。京都在古代末期已有小賣店，到這一時代，京都、鎌倉、奈良等城市店鋪營業都很興隆。供給零售小賣店商品的批發商也隨之發達起來。批發商最初是隸屬於莊園領主的莊官，負責年貢米的運輸、保管和銷售，隨著運輸物品的增加和貨幣經濟的發展，其活動範圍逐漸擴大，不僅隸屬於一個莊園，也應其他莊園的要求接受運輸和保管業務，最後發展為專門的運輸業者和經紀人，負責人夫、商人的投宿，買賣的斡旋等等。在室町時代，淀川沿岸的淀、鳥羽、桂等；琵琶湖沿岸的坂本、大津、八幡等；瀨戶內海沿岸的堺、尼崎、兵庫等；日本海沿岸的三國、小濱、敦賀等和太平洋沿岸的大湊、桑名、品川等許多港口以及像京都、奈良那樣的大城市，都開設有批發商。於是從地方生產者向地方商人，從地方商人向城市批發商，從批發商向零售小賣店鋪，形成了商品供應網，出現了經濟生活的飛躍發展。 工商業者同業組織的行會「座」，是促進經濟活動的組織，一般都知道是中世紀特有的一種經濟現象。其實，座的產生可遠溯到中世以前，只是到鎌倉時代有了很大發展，到這時已十分普遍。關於座的起源有種種說法，有的人說是服伺神社的氏子組織——「宮座」，也有的人說起源於市場的市座。成熟的座以官府、貴族、社寺為靠山，受其特別保護，擁有收購及銷售商品的壟斷權、關卡的自由通行權，是工商業者處在割據的莊園制下和亂世中的自衛團體。組成座的人叫「座眾」、「座人」，官府、貴族的座，多由官府的雜役和宮廷的服務人員組成，社寺的座多由隸屬社寺的農民和雜役組成。最大的座是以石清水八幡為靠山的大山崎離宮八蟠的油座，這個座的產生，是由於雜役向石清水八幡宮內殿供給燈油，因而取得從京畿到美濃、尾張、西部廣大地區內對油的原料菜子及其製品的購銷壟斷權。此外，在文獻中，還能見到像京都祇園社的棉座、材木座、吳服座、京都北野社的酒麴座、四府（左右近衛，左右兵衛）的駕輿丁（轎夫）座、宮廷事務機關的鑄造師座、三條西家的青薴座等許多的「座」。座眾在受到特別保護的同時，要對保護人提供種種貢獻，這對因莊園收益日益減少的領主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財源。座是在封鎖的莊園制度下，克服交通、買賣不自由的必要手段，而它自身的封鎖性，正是中世紀本身的象徵。商品生產、流通發展一到一定程度，就會阻礙自由通商，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戰國以後，雖有些作為諸侯的座而保留了下來，但其性質已發生了變化，大部分的座在近代初期已面臨解散的命運，這和市場一樣。 石清水八幡宮 商業的發展和貨幣流通量的增加，不用說是有重要關係的。前面說過，到了室町幕府時，用貨幣繳納租稅已有了顯著發展。在買賣土地的契約中所載付款的方法，在鎌倉時代初是米多於錢，而到了這個時代則是90%用錢支付，這是一般買賣中使用貨幣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貨幣流通量的增加。但是在國內，政府幾乎無力鑄造錢幣，並且又有可以通過貿易而輸入明錢的簡便辦法，所以整個中世紀，除建武以外，國家都沒有鑄造錢幣。輸入的明錢主要是洪武錢（明太祖洪武元年鑄造）、永樂錢（明成祖永樂六年鑄造）、宣德錢（明宣宗宣德八年鑄造）。後來不但有私鑄的劣錢流入，而且在國內也出現私鑄，所以市場上混進了不少劣錢。為了辨別剔除劣錢，在交易時要實行選錢。幕府曾多次發出選錢令，公布選錢的標準，以使貨幣順利流通。室町幕府時在測定領地時，也不再用町段來表示，而開始實行「貫高法」，就是用應交年貢的貨幣額來表示。因為錢幣中是以永樂錢作為標準價的，所以代替貫高也出現了「永高」的說法。 城市在中世紀初以前，主要是京都、鎌倉等政治性城市，隨著中世紀快要結束，大名的居住地城下町，水陸交通要衝的港灣城市，社寺所在地門前町、寺內町等多種類型的城市有了顯著的發展。京都同往昔一樣，仍是帝都，也是幕府所在地，自然是當時國內第一大城市。它既是政治城市，也是莊園領主、工商業者的座和批發商集中的經濟城市，而且還是新舊各種社寺鱗次櫛比的宗教城市。奈良雖已不是政治城市，但因擁有龐大莊園的社寺門前町，仍保持著它的繁榮。僅次於京都的政治、經濟城市鎌倉，也很繁榮，門前町宇治山田也發展起來。港灣城市最初不過是裝運、中轉、保管各地莊園年貢品的場所，後來逐漸脫離莊園領主而獨立，作為獨自的商業活動場所，區域日益擴大。在瀨戶內海沿岸以及太平洋岸、日本海岸，在琵琶湖、淀川等湖岸、河岸，都出現了繁榮的港灣城市。其中，和泉的堺尤為繁盛。堺從上一代起就是四國、中國地區的武將出入畿內的門戶，後來歸於大內氏領下。據說應永六年（1399）大內義弘之亂時，遭兵禍的民家竟有一萬餘所。後來成為細川氏的領地，恢復了繁榮，並很快發展成商港，尤其是對明貿易的根據地。城內富商雲集，其財富經常成為影響武將軍事活動的實力，他們還僱傭武士中的浪人從事自衛。市政完全靠自治來決定，在戰國動亂的時期，竟能維持了獨自的文化。兵庫、博多等也是作為內外交通要地而繁榮起來的港灣城市。 城下町是隨著大名領國的形成而出現的新興城市。最初是地方土豪在南北朝動亂時，在山城或山城附近建設住宅，作為戰略根據地，並在其附近開設市場，以求集中物資。但當他們發展成為支配廣大領地的大名後，由於豢養眾多家臣的需要，也為了便於統治，感到有必要在平地營建居城，讓大量工商業者居住城下，這樣便出現了城下町。到戰國群雄割據時，城下町在各地都有了顯著發展，大內氏的周防山口、今川氏的駿河府中等是早已十分繁榮的城下町。 隨著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繁榮，交通量也大有增加。鎌倉幕府制定了京城與鎌倉之間的驛路法，可是室町幕府對此並不重視。即使沒有官營設備，隨著經濟的自然發展，也出現了道路和旅舍，在城市附近也出現了專門的運輸業組織「馬借」和「車借」。其中大津、坂本的馬借，因位於從東國、北陸渡過琵琶湖通往京都的運輸線上，所以數量很多。在海上的沿岸運輸船也很活躍，船的容積不斷擴大，竟出現了千石船。商人往來頻繁，到伊勢、熊野參拜，去西國三十三所觀音、四國八十八所靈場等巡禮的宗教、娛樂性的平民旅行也很盛行。從在近江石山寺收藏的這個時代的巡禮簽上記載的東國各地的人名看來，可知人們旅行的範圍相當廣泛。 儘管交通量增加了，但妨礙交通發展的障礙仍然很多。其中濫設關卡、徵收關錢，使旅行者大為頭痛。莊園主和各地領主在港口和道路、河川的要地、城市入口設置不少關卡，向通行者徵收關錢，作為自己的收益。最著名的是淀川沿岸的關卡、京都七口（從地方進入京都的七個入口）等關卡。義政夫人日野富子為飽私囊，藉口修理內宅，在京都七口設置關卡徵收關錢。從參拜神宮大道桑名到日永（今四日市）只有四日裡半的道路上，就設有六十餘所關卡。這個時期的座把自由通過關卡作為其特權之一，也是因為無法忍受這種瘋狂的關卡地獄。濫設關卡，反映了追求利益貪得無厭和無秩序無紀律的現象，充分代表了這一時代精神。 對外關係 時代性質也充分反映在對外關係上，社會紊亂和濫用武力，形成了威脅中國和朝鮮的倭寇。財政的困窘和無止境的貪慾，造成卑鄙的勘合貿易（勘合貿易，是日本史學界對明代中日貿易的說法，其實，應稱為「朝貢貿易」，當時中日之間的貿易，完全是在朝貢形式下進行的，而且這種貿易是不等價的，中國方面以數倍於日本「進貢」的商品作為「回賜」。為了限制這種不等價貿易的次數，中國政府對來貢國家，發給「勘合」以資識別，並規定來貢期限和船數，商品數。實際上，勘合貿易是不存在的。——譯者），肥了商人的腰包，這些在對外關係史上都不是什麼榮譽的事，唯有這裡所表現出的旺盛的積極進取精神，才是符合以經濟發展和平民勢力抬頭為內容的這一時代轉折期的，它與藤原、院政時代那種退縮外交，江戶時代的鎖國主義是截然不同的。文永、弘安之役後，元朝仍然獎勵對外貿易，所以日元貿易照常進行。這個時期為了取得營造寺院的費用，日本派出了對外貿易船，如北條氏的建長寺船（正中二年，1325）、足利氏的天龍寺船（歷應四年，1341）等等。天龍寺船每艘竟獲利5000貫。但從南北朝正平到弘和、元中的40餘年間（14世紀後半期），是倭寇最猖獗的時期。所謂倭寇（倭寇，其原意是指劫掠朝鮮、中國沿海地區的日本籍海盜。但在中日關係史上，由於時期的不同，（倭寇的）組成分子也不同，性質也多少有些區別。從而分成前期和後期兩種。前期是指13、14世紀時在朝鮮及中國北部沿海地區（也有極少數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劫掠的）從事侵騷、劫掠的日本海盜，其組成人員可以說全部是日本人。著者說：「這種情況，最早出現於鎌倉幕府時」是對的，因最早的倭寇是1226年（日嘉祿二年，宋寶慶二年）肥前松浦黨侵騷劫掠朝鮮沿海。但下面說：「元寇侵日後，其報復活動更為猖獗。」卻不是事實。後期倭寇是指15、16世紀時侵犯中國東南沿海的海盜，那時候所謂「倭寇」的組成人員已和前期不同，不單純是日本人，而包括有不少，或者說絕大部分是中國沿海不堪明朝政府苛政壓迫的中國人，其中還有很多從事走私貿易的中國商人（當時明政府，除准許用朝貢方式進行貿易外，禁止其他一切方式的海外貿易），因此其性質和前期單純的掠劫是有所不同的，但對中國、朝鮮沿海地區的危害，包括大量生命、財產的被劫掠，社會秩序安寧的被破壞以致生產力的發展受到阻滯則是一樣的。——譯者）是日本西部的邊民為進行走私貿易前往中國和朝鮮，如果對方不允許貿易或是不能獲利時，便憑實力進行劫掠，因而對方稱為倭寇。這種情況最早出現於鎌倉幕府時。元寇侵日後，其報復活動更為猖獗，南北朝的戰亂更助長了其猖獗之勢。正平二十三年（1368）明滅元，次年明太祖洪武帝就派遣使者來日宣告即位，促日進貢，並要求禁止倭寇。當時統治九州的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接待了來使。親王懷有濃厚的吉野朝傳統的大義名分思想，認為明朝的國書視日本為屬邦，以開戰相威脅，實屬無禮，從而斷然拒絕了對方的要求。但足利義滿不肯放棄對明貿易之利。室町幕府領地不多，從成立時起，就苦於財政的支絀，認為靠貿易之利彌補財政是個好辦法。應永八年（1401）義滿根據九州商人肥富的獻策，派他為使節，與僧祖阿一起使明，送還其漂流民，呈上國書與方物，要求通交。明希望藉此禁抑倭寇，所以在次年日使回國時，派遣答使同行，所攜國書上羅列極其華麗的辭藻，以討義滿的歡心。明朝國書上，稱義滿為「日本國王源道義」，以其通聘為「篤於君臣之道」，如禁絕倭寇，則日本作為「忠義之邦」將永世傳名。足利義滿為了金錢利益，竟不顧獨立國的體面和歷史的成就，高興地答應了下來。應永十年（1403）明成祖永樂帝代替太祖即位時，他派出賀使，自稱「日本國王臣源」，奉明朝正朔，接收對方送給的日本國王印，並著其官服。這正是從1世紀到3世紀時奉漢魏正朔的九州倭人諸國和5世紀接受南朝諸國冊封的仁德天皇等五帝以來完全沒有過的、對中圖的屬國外交的重演。對國內來說，是無視天皇存在的不遜行為。總之，由於這樣的利益交換，日明之間開始了正式貿易。義滿因此得到了不少利益。究竟得到多少利益，試就下面一個例子就可看出：應永十四年（1407），足利義滿送還被倭寇俘獲的明朝人民時，明成祖賜給義滿及其夫人的銅錢，竟達兩萬貫之多。 繼義滿之後的義持，認為其父對中國的態度是屈辱的，拒絕對明貿易。因此倭寇又開始猖獗，明朝大感頭痛。幕府也不肯放棄彌補財政的對明貿易，所以到義教時又恢復起來。這次恢復的貿易是以十年一貢、船三艘、人三百為條件，憑勘合符以區別公私。在當時勘合貿易是東方普遍實行的控制貿易的方法，日本是用日字號和本字號兩種勘合各從中央分開，一半叫勘合符，一半叫勘合底本，本字號勘合符與日字號勘合底本放在幕府，日字號勘合符與本字號底本則留在中國，日本貿易船（這裡，著者用「日本貿易船」字樣，實際應作「日本朝貢船」。當時明朝除朝貢以外，不接待任何外國人，而日本去的，都是持有「臣日本國王」國書的正式朝貢船；儘管其實質是在朝貢的名義下進行貿易（不等價貿易），但其正式稱謂，不應是貿易船。——譯者）持本字號勘合符駛往中國，先要與其底本核對，以驗證是否是正當貿易。根據這一協定（著者在這裡用「協定」，其他日本學者有用「條約」的，實際上是中國對他們限制的規定，既不是協定，更不是條約。——譯者），永享六年（1434）派出了第一艘貿易船，由此到天文十六年（1547）為止，共派出了11次。根據協定，每次可派船三艘，可是，從一開始就似乎沒有遵守，永享六年已經派出六艘，寶德三年（1451）竟達小艘。幕府自己經營的船隻極少，永享的六艘船中有山名氏，醍蝴寺共同出資的船和大乘院的船等等，寶德的十艘船都是天龍寺等社寺，大友、大內等大名的船，並不是幕府經營的。這時對明貿易的實權，已轉到高利貸和貿易商之手，幕府只是在名義上被利用罷了。大名的船實際上背後有商人的支持，大內氏受到博多商人的支持，細川氏則受到城商人的支持，派出船隻，應仁之亂時，兩氏的抗爭也影響到貿易上，互相爭奪對明貿易的霸權。大內氏當時握有瀨戶內海的海上控制權，因此，細川氏的船隻好從堺城出發經土佐、薩摩的海路前往中國。文明十五年（1483），幕府決定派幕府船、宮廷船和大內船各一艘，但細川氏說服堺城的商人，以每條船向幕府繳納4000貫銅錢為條件，讓幕府改變與大內氏的先前約定，派自己的船從堺城出發了。幕府因此受到大內氏嚴重抗議，約定把勘合貿易的全權委託給大內氏。兩氏之爭，最後發展到中國境內，雙方的船在寧波爭吵起來，甚至襲擊了當地官衙（大永三年，1513）。不過，總的說來基本上還是大內氏掌握了勘合貿易的霸權，直到它滅亡為止（天文二十年滅亡，1551）。 日明貿易的主要輸出品是刀劍、銅、硫黃、扇、鎧、矛、屏風、漆器等。輸入品除銅錢外，主要是生絲。這些都是利潤最大的商品，此外還有棉線、棉布、絲綢、鐵器、書畫，藥品等。輸入品大多數是奢侈品，當時稱為唐物，與前代一樣受到珍視。 和朝鮮的關係大體上和對明關係類似。朝鮮所受倭寇的禍害，甚於明朝。在討伐倭寇中立下功績的李成桂，終於滅了高麗，建立起李氏朝鮮（元中九年，1392）。李成桂即李朝太祖，在即位那年，就派遣使節來到日本請求修好，並請求鎮壓倭寇。將軍義滿接受了這些要求，命九州諸將查禁賊船，放還俘虜。九州、中國地方諸將也假名修好，謀求通商，派船駛往朝鮮。但倭寇的活動仍然不止，於是應永二十六年（1419）朝鮮派兵船二百餘艘襲擊對馬島，以期搗毀倭寇老巢。對馬守護宗貞盛努力防守，將其擊退（應永之外寇）。京都聞報後，公武雙方都十分驚訝，後來才弄清，朝鮮對日本並無敵意，幕府遂沒有追究，繼續通好。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幕府的外交政策缺乏常識。朝鮮對日本貿易船之多，感到頭痛，決定需有宗氏（宗氏，指對馬島守護宗氏。——譯者）的證明，並由宗氏加以管理。嘉吉三年（1443）與宗氏商定，宗氏每年可派船50艘，必要時還可派特送船（癸亥條約）。貿易港限於乃而浦（熊川）、富山浦（釜山）、鹽浦（蔚山）三浦；在京城及三浦設倭館，供日僑居住。因而使居住在三浦的日本僑民逐漸增多，甚至超過兩千人。當地官員與僑民經常發生衝突，永正七年（1510）發生一起大規模衝突，三浦的日本僑民全部撤回到對馬（三浦之亂）。此後宗氏的歲遣船減少，三浦的僑居也廢止了，日鮮貿易基本上趨於衰退。 從朝鮮輸入的商品較重要的是棉製品。棉花原產於印度、波斯、印度支那，從南西兩方傳入中國，宋末元初時在江蘇開始栽培，李氏朝鮮時，朝鮮也開始廣泛種植。因此棉紗、棉布等棉製品大量從朝鮮輸入日本，使衣著的原料起了根本性變化。輸出品除銅、銀、硫黃等日本產品之外，還有南海特產，如蘇木、丹木等塗料，丁香等香料，胡椒等藥材。這些南海特產都是以博多為轉口基地，從琉球方面流入朝鮮的，這反映了當時在遠東的商品流動情況。琉球在14世紀下半葉分為北山、中山、南山三部分，15世紀初期由中山王尚巴志統一，建立了尚氏的琉球王國。其都城那霸是海上交通要衝，各國船隻停靠，貿易十分繁榮。南方特產經琉球運到九州博多，再轉賣到朝鮮和明朝，從事這一轉口貿易的是琉球、中國、朝鮮、日本等國貿易商。[14] 佛教 縱觀這一時期的佛教，雖然鎌倉時代興起的新宗派，已發展成為成熟的教團，但在思想上卻沒有什麼值得注目的發展。相反，正是在這一時期，這些新佛教與其開山祖師們提倡的宗教改革精神背道而馳，染上了爭權奪勢的世俗習氣，很快便同舊佛教一樣陷入了貴族主義、形式主義和名利主義的深淵，演成了脫離拯救人類精神宗旨的東西。 寺院領有的莊園雖然一蹶不振，但南都北嶺（南部指奈良，也指位於奈良的興福寺，北嶺指位於比叡山的延曆寺。——譯者）的舊教習慣勢力，仍具有傳統的強大力量。位於大和的興福寺，其勢力並不亞於各諸侯。延曆寺保持了佛教界的最高地位，不斷迫害新宗派。醍醐三寶院的院主賢俊深得足利尊氏的信任，參與帷幄決策。繼任的院主滿濟在足利義滿和足利義持執政時，也參與機密，宛如幕後宰相一般。 從鎌倉時代開始，臨濟宗就受到了幕府的特別保護，具有第二貴族佛教的性質。進入這一時代以後，其貴族化程度越發嚴重。足利尊氏最信奉夢窗國師疎石，無論佛法或世俗都聽從其說教。他還許願，要像聖武天皇在各地修建國分寺那樣實現一國一寺一塔，遂在各國修建安國寺和利生塔。並自任開山祖師，在京都修建了天龍寺，用來為後醍醐天皇祈禱冥福。足利義滿也重視臨濟宗。在京都修建了相國寺，以疎石為開山祖師，並營建了極豪華的七重塔。他還模仿宋朝的官寺制定了五山制（至德三年，元中三年，1386）。即以南禪寺位於五山之上，而以天龍、相國、建仁、東福、萬壽五寺為京都五山，以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妙五寺為鎌倉五山。[15]並以相國寺主持為僧祿司，總管五山以下各禪寺的事務。疎石的弟子義堂周信、絕海中津、春屋妙葩等人都得到了足利義滿的皈依，並作為其政治顧問進行活動。當時的外交活動，多由五山禪僧參與。他們作為正使、副使出使中國，相國寺成了掌管外交事務的場所。由此可見，當時的寺院、僧侶已遠遠脫離了宗教的宗旨。除了五山以外，京都的臨濟宗大寺院還有大德、妙心二寺。大德寺以後醍醐天皇皈依過的宗峰妙超為開山祖師，妙心寺則是其弟子關山惠玄開闢的寺院。應仁之亂以後，五山日漸衰敗，而這二寺則成了臨濟宗的中心。應仁文明年間，慨嘆禪僧的腐敗俗化而以奇特行為來訓誡禪徒的一休宗純，就是大德寺的住持。 曹洞宗恪守其開山祖師道元的精神，從不接近權貴。但是，它也具有這一時代的佛教共有的特點，即在廣泛地普及傳布到地方武士和平民的同時，也因而吸收了祈禱性儀式和本地垂跡說等龐雜因素，喪失了其開山祖師思想上的純粹性。 淨土宗自法然以後，分成許多支派，這時勢力較大的是鎮西、西山二派。本來，淨土宗主張專修念佛的易行道，可是也不完全排斥其他形式的修行，具有妥協的性質，因此才得到了宮廷、貴族的皈依。在這一時代里，鎮西派的了譽聖冏在神道方面頗有造詣，建立了摻雜神道學說的宗義，並專門將其向東部地區的平民傳布，大大擴展了淨土宗的勢力範圍。不僅是淨土宗，當時整個社會中念佛之風都很興盛，其他各宗也都兼修念佛。近江坂本西教寺的真盛和尚，原出自天台宗，後來深入鑽研顯教密教學說，主張念佛，集宮廷、貴族之崇奉於一身（明應四年圓寂，1495），是當時佛僧中不可多見的聖僧之一。 自親鸞之後，一向宗以京都東山大谷的本願寺和東部地區傳教中心的下野高田專修寺為據點，維持了宗派的存在。應仁年間，該宗出現了專修寺派的真惠和本願寺派的蓮如二大高僧，從而給一向宗帶來了劃時代的發展。真惠將本寺移到伊勢的一身田，向京畿地區傳教。在北方，他們與本願寺派發生衝突，產生了兄弟鬩牆的悲劇。蓮如積極地調和宗教教義與現實生活，通過通俗易懂的文章和在集會上的講道，廣泛地向平民階層傳播教義。在本願寺因受到叡山的反感而破敗之後，他離開京都巡遊畿內、北部和東部各地，教化民眾，在各地建立道場。當時，日本正處於應仁、文明的亂世，越前的吉崎坊、山科的本願寺和大阪的石山坊等就是其主要道場所在。上面提到過，皈依於蓮如的北陸本願寺門徒們以同專修寺派的傾軋為轉機，發動起義，竟至發展到消滅加賀守護的程度。蓮如的偉大政治力量和熾熱的鬥爭精神，無疑是從背地支持這次起義的巨大支柱。蓮如圓寂（明應八年，1499）以後，到證如時代，山科的本願寺被比叡山的教徒和日蓮宗的起義群眾所燒毀，證如又將本願寺移至大阪的石山坊，並率領各地的門徒嚴加防範，樹立了儼然與諸侯相似的勢力，加賀一帶完全成了由他統治的領國。本願寺的住持已不僅是現世的領主，也是支配來世的法主。 與一向宗一樣，日蓮宗也是這時期在平民階層中，擁有廣泛影響的一派。它是個徹底實行排他性教義的宗教。與蓮如同時代的日親是個不惜生命的豪僧，週遊天下，化度眾生。他慨嘆世上不斷發生的爭鬥、疫病和饑饉，仿日蓮先例，寫出《立正治國論》，想呈獻給將軍義教，因觸犯忌諱而被下獄。據說，他曾被七次頭戴燒得通紅的鐵鍋，但仍不肯改變自己的信念，因而有「鍋冠日親」之稱。他是末世法華經的大師，是生於亂世的英雄之一。應仁之亂以後，日蓮一宗的勢力大盛，公卿們皈依者，也有所增加。但是，這種世俗勢力的增大，很快就成了衰敗的開端。早就對日蓮宗的隆盛心懷不滿的叡山教徒們，從宗論開始，向其展開了全面的進攻。天文五年（1536），天文法華之亂時，日蓮宗在京都的21處道場，都相繼被破壞，它在京都的勢力也從此衰敗了。[16] 學術與文學 前面談到鎌倉時代學術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下幾點：公家喜好回顧過去，研究自古以來的典章制度、研究古典；儒學方面則新傳入的宋學有了發展；學術在地方的普及速度加快等等。這一時期學術界的顯著特點，就是上述傾向又分別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根據學術對象的領域，針對漢學，可將典章制度的研究，古典的研究稱為「和學」。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否將其作為一門針對漢學的學問，加以鑽研，是個疑問。莫如說，只是公家階級想通過回憶過去的繁榮盛況，來表現忘卻目前正在逐漸失去政治社會勢力的悲哀的迫切感情；也是他們想要保持一種不是憑靠新興的武力、財力所能達到的世界——傳統儀式、制度、文學等領域的自豪感的表現；進一步說，也不過是他們企圖用以獲得生活資料這個最現實的要求而採取的一種學術形式活動。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建成一門學問，後來也沒有發展成為學術性體系。真正的日本學，即和學，還是進到近世的德川幕府統治之後才建立起來的。 對典章制度的研究，出現了許多書刊。在前一時期，後醍醐天皇編撰的《建武年中行事》和《日中行事》二書，已超越了單純回顧的範圍，而是為維持天皇的公家一統統治提供思想根據，具有深遠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北畠親房編撰的《職原抄》也是同樣。進入室町幕府時期後，這類書籍出版許多，如一條兼良編的《令抄》、《公事根源》、《代始和抄》、《桃花蕊葉》和洞院實熙編的《名目抄》、二條良基編的《百寮訓要抄》、三條西實隆編的《三內口訣》等，但它們幾乎都不具有什麼現實意義，只是一些趣味性的回憶和傳播秘聞性的文字，內容的水平也不高。 在古典方面，首推對《日本書紀》的研究。當時，到處都有對《日本書紀》的抄錄、校勘和講解。例如對神代卷，就有忌部正通著的《神代口訣》、一條兼良著的《日本書紀纂疏》、吉田兼俱著的《日本書紀抄》、清原宣賢著的《日本書紀神代抄》等注釋性書籍。這些書籍既是注釋書，並且還是宣傳當時流行的混淆儒佛界限的「神道說」的書籍。對《古今和歌集》、《伊勢物語》和《源氏物語》等文學作品的研究，也極盛行。《古今和歌集》的注釋書籍，有北畠親房的《古今和歌集注》和一條兼良的《古今集童蒙抄》等。由此還產生了秘事口傳的觀念，甚至流行了「古今傳授」這種愚蠢透頂的神秘活動。關於《伊勢物語》，也有一條兼良著的《伊勢物語愚見抄》、宗祇著的《伊勢物語宗祇抄》等許多注釋書。公卿、文人之間、講解和抄寫《伊勢物語》的活動極為頻繁。事實上，對三條西實隆等人來說，抄寫這些書籍的潤筆謝禮卻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對於《源氏物語》，則出現了四辻善成的《河海抄》、一條兼良的《花鳥余情》等學術價值較高的注釋書。三條西實隆在此書的講解、抄錄、校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功績。他的源氏學，後來由其子孫繼承下來，代代都寫出注釋書，使人感覺到他樹立了一個堪稱三條西學派的流派。 《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卷子本 在對古典的研究當中，《日本書紀·神代卷》研究與《舊事本紀》、《古事記》的研究相結合，促進了「神道說」的形成。早在鎌倉時代，伊勢外宮的神官度會氏就參照儒教、佛教、道教、陰陽思想等提出了獨特的神道說（伊勢神道或度會神道），其精神則直到進入本時期以後，才基本上得到純化，並由吉田兼俱首倡了吉田神道（或稱唯一神道）。這一學說主張，神道是萬法的根源。神道是主幹、儒教是枝葉，而佛教則是花實，即所謂的根葉花實論。在長期脫離了神佛調和論、本地垂跡說等的支配，並反過來提倡神本佛跡、神道根源這個意義上，它因體現了日本思想的主體性，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但另一方面，在其對神道的看法和儀式上，還顯然留有一向宗和日蓮宗的影響，說明他們還是用思想史界常用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一套老手法，來實現神道宗教化和結成教團的發展過程，這一點是饒有興味的。 鎌倉時代起傳來的宋學，即朱子學，與禪僧一起逐漸傳播開來，到這一時期已成了儒學的主流。因此，這一時期的儒學，完全是由禪僧維持的，而公卿、博士們只是靠禪僧的提示，拾人牙慧而已。儒學史上做出較大貢獻的禪僧是南北朝時期的虎關師煉。他編寫了日本第一部韻書《聚分韻略》，還寫了具有獨自體系和識見的日本佛教史《元亨釋書》，並留下了《濟北集》20卷等文集。此外，曾渡海入元研究儒學、精通儒佛理論的中岩圓月，曾任足利義滿的老師為其講解儒書的義堂周信，主張儒佛一致並為《四書集注》標點的岐陽方秀等也都是著名的儒僧，五山派儒學的泰斗。 五山儒學下面又分出若干學派。其一是公卿學派，由一條兼良、三條西實隆和壬生雅久等人傳承。其二是薩南學派，它是以岐陽方秀的法孫桂庵玄樹先被肥後的菊池氏聘去、後又被薩摩的島津氏聘去講學開始的，是在薩摩興起的學派。文明十三年（1431），他在薩摩出版的《大學章句》，是日本最早出版的朱子新注，為薩南學術界增加光彩。其三是海南學派，它興起於土佐。土佐原是由五山僧侶和一條家等培育了發展學術的基礎的，但自南村梅軒於天文年間來到土佐講授朱子學以來，學術有了蓬勃發展，到近世初期出現了很多有名學者。其四是博士家的折中學派。博士家重視傳統，墨守舊注，但也不能對新思想漠不關心，因而也採用一些新注，創製了新舊折中的學問。其核心人物是清原業忠和清原宣賢，均是復興博士家儒學的人物。 五山僧侶不僅統治著儒學界，而且還控制著漢文學界。他們在閱讀經書的同時，還喜讀唐詩宋詞，自己也喜好作詩文，因而形成了一個在日本漢文學史上特殊的領域，即通稱為五山文學。儒僧中有中岩圓月、義堂周信以及雪村友梅、絕海中津、惟肖得嚴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學家。他們的理想是寫出和元、明人無異的、擺脫日本味道的漢詩文，也是由禪僧們在生活上、精神上具有的異國性格所支持的。禪宗本來就是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另傳的，因而埋頭於這種文字技巧是遠遠離開了禪宗本義的。禪僧不僅干預政治而俗化了，而且因埋頭於詩文而從宗教界人士變成了文人。更由於他們完全醉心於中國式的教養，因而暴露了他們對日本歷史、文化方面的無知。足利義滿對日本歷史的無知，實際上不外是輔佐他的五山僧侶們的無知的表現。[17] 隨著各地守護諸侯的強大、公卿文人流落到地方上和平民在物力上的提高，大力促進了學問向地方的普及。前面曾談到儒學在肥後、薩摩、土佐等地的發展情況，大內氏統轄的山口，更是個學術中心。大內氏因占有對明貿易之利，以富強稱雄，歷代領主均崇尚學問，因此，公卿、僧侶多來到其領內，宣講儒學，傳播古典文學。大內政弘曾從三條西實隆學習和歌，跟宗祇學習連歌，並將一條兼良的《伊勢物語愚見抄》傳到山口。大內義興、大內義隆等也跟公卿、禪僧們學習古典、儒學和佛學。大內義隆時代，是山口地區文運最盛時期。此外，他們還出版了《聚分韻略》（明應二年，1493），復刻了《正平版論語》（明應八年，1499）。 足利學校的復興，是東部地區學術普及的一個代表性事例。足利學校的起源不詳，但大體是在中世紀初期。永享年間，關東執事上杉憲實復興了足利學校，請圓覺寺高僧快元為「庠主」（庠主，學癢的主講。——譯者），制定學規，捐贈領地和圖書，使足利學校得以重整面目。上杉憲實的子孫們也代代加以保護，因而全國好學的僧俗都集中到這裡，即使在戰亂期間，仍是書聲不絕，成了關東文化的中心。 在這一時期，普及學術手段的印刷術，也有了不容忽視的進步。日本的印刷術雖然起步很早，但後來並沒有很大的發展，只是用木版印刷些佛經等「摺經」，到鎌倉時代，雖已開始印刷佛書，但其形式仍屬摺經系統，字體仍是寫經體，與中國的版本樣式，完全不同。然而，到鎌倉末葉，五山僧巳印刷出版了直接受中國版式影響的「五山版」。五山版除佛書外，還有詩文集，是日本印刷史上取得劃時代發展的重要標誌。除了京都的五山版以外，地方上也辦起了印刷事業。前面曾談到島津和大內氏統治地區印刷術的發展情況。在財力雄厚的堺市，也出現了發展文化的熱潮。正平年間，當地一位名叫道祐的平民，開板印刷了著名的正平版論語。大永八年（1528），富商阿佐井野宗瑞出版了《醫書大全》。印刷，是普及文化的有力手段，但過去只在大寺院裡印刷佛經，現在卻能憑地方武士、商人等的力量，印刷儒書、醫書之類了，這不能不說是顯然表明了這一時期的文化在階層、地區上的普及和文化內容的多樣化。 抄錄學者講義的筆記叫作抄本。這類書籍的出現也是學術普及的一種現象。起初，只在五山僧徒間傳抄佛典的講義，不久就擴展到儒書，公卿、博士家也波及了。這類書多數是雜有假名，用通俗口語體寫出，在使初學者容易接近佛典、漢籍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這種抄本種類很多，如桃源瑞仙的《史記抄》，萬里周九的《天下白》（蘇東坡詩抄），清原宣賢的《毛詩抄》、《尚書抄》等等。 從鎌倉時代開始，平民教育機關就以寺院僧侶為中心在各地建立起來。到這時期越發普及了。學科是讀書和習字，教科書是《伊呂波歌》、《童子教》、《實語教》、《貞永式目》和各種「往來」。所謂「往來」，是以日用書信的形式，把日常百科用語編撰而成的文集。從古代末期的《明衡往來》開始，後來有了不少這類文集，到這時期就更多了起來，玄惠的《庭訓往來》、據傳是虎關師煉所作的《異制庭訓往來》、一條兼良的《尺素往來》等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國文學方面，對社會形勢的反映也很敏銳。傳統的公家文學，以吉野文學為最後的精華，此後便陷入了無可挽回的頹勢。而紮根在平民中，雖然粗野而且不成熟，卻有無限發展前途的新型文學，卻日見興盛。被稱為公家文學核心的和歌，已逐漸衰落，沒有一點生氣。勅撰集雖仍勉強繼續出版，但到永享十一年（1439）編出《新續古今集》後，也終於停止了。物語小說已經絕跡，為新興的《御迦草紙》（短篇小說）所代替。此外，還出版了許多遊記、隨筆之類的作品，但格調高的，一篇也沒有。繼鎌倉時代興起的戰爭文學作品系統的《曾我物語》和《義經記》是比較出色的，但要和前一時代出版的《平家物語》、《盛衰記》、《太平記》等相比，無論是題材，還是文章的風格，都要遜色得多。不過，後進文藝作品的「曾我物」、「判官物」等，都是來源於這兩本書，這充分顯示了這一時期文學，在構成近代文藝母體方面所具有的意義。 新興的平民文學有御迦草紙、連歌、謠曲、狂言等等。御迦草紙是這一時期出現的短篇小說的統稱，這名稱的來源似乎是那些專門服侍君主、供其閒聊解悶的「御迦」們使用的繡像小說。這種文學比前一時代的物語文學規模小，題材也只限於一個人的事，文字通俗易懂，一言以蔽之，是一種低級的讀物。不過，它並不只模仿前代文學的形骸，而是企圖在充分理解當時一般人民教養程度的基礎上，向他們提供適當的文學作品，因此具有以平民為對象並在平民中興起的新興文學的明顯性質。它作為近代的「假名草紙」、「浮世草紙」的始祖，具有重要的意義。御迦草紙，如按題材來分，可分為公家、武家、僧侶、平民和異類等；如按主題來劃分，則可分為童話、寓言、傳記小說、戀愛小說、鬼怪故事等多種。即使同樣是以公家或武家為題材的作品，也是從平民的角度來觀察、描寫的；而以平民為題材的作品，則按其特殊技能描寫其他飛黃騰達的各種情節，逼真地體現出平民文學的性格。 其次，連歌是韻文中新興文學的代表。連歌本身雖是自古就有的，但那只是和歌的余枝，並未被看成是一種獨立的文學。到鎌倉時代，已有人開始創作長篇的連歌。正平十一年（1356），攝政二條良基編纂了連歌集《菟玖波集》，第二年就被列為敕撰作品，確立了連歌的地位。應安五年（1372），二條良基還制定了創作連歌的格式——應安新式，對確定連歌的內容方面做出貢獻。後來，應永年間，又出現了朝山梵燈庵和今川了俊等連歌名家，稍後又出現了宗祇等人，連歌的發展於是達到了頂峰。連歌向來都將各句之間在語法上、思想上的緊密聯繫作為第一要素；而宗祇則認為，各句之間不一定要有語法上的聯繫，只是要重視二句之間對立而產生的聯想協調配合而構成的詩境。長享二年（1488），他與肖柏、宗長共同創作的《水無瀨三吟百韻》就是標誌著這類連歌的發展，已達到劃時代境地。此外，他還匯集了前人名句，著有《竹林抄》（10卷），還編撰了連歌集《新撰菟玖波集》（20卷），並被列為敕撰作品（明應四年，1455）。在宗衹門下出現了肖柏、宗長等高足，使連歌的盛況經久不衰。連歌本來是針對貴族式和歌而產生的民眾文藝，但隨著後來的發展，也逐漸擴展到宮廷、貴族之間，這樣就規定了作法格式，喪失了平民文學的自由性。不過，連歌的題材、思想始終取之於無所束縛的自然，連歌愛好者中，有廣大的武家，也有平民階層，宗祇等許多名家都是下級武士或平民出身，所以仍然具有顯著的平民文學的特點。 謠曲和狂言是新興文學在戲曲方面的代表。謠曲是當時非常發達的樂劇——「能樂」的劇本，「狂言」也是隨著能樂發展起來的戲劇，因而先從能樂談起。能樂是集從古以來各種歌舞雜藝之大成的戲劇，構成的要素很多，不過其主流是「猿樂能」和「田樂能」兩種。猿樂古代叫「散樂」，是一種用曲藝、幻術和滑稽的動作使人發笑的雜藝。起初只在宮廷演出，後來才擴展到民間。中世紀時組成附屬於神社或佛寺的劇團，名為「座」，專供祭祀時演出。例如，在大和有附屬於春日神社的四個座；在近江，有附屬於日吉神社的三個座。至於田樂，上面說過，早在院政時代就很流行，進入中世紀以後，田樂又作為神社的祭祀劇種得到了發展；到鎌倉幕府末期，一般平民觀賞田樂能的活動盛行起來。北條高時因愛好田樂而毀滅全家一事，甚至已成為尖酸刻薄的京中油滑少年們茶餘飯後的話柄，可見田樂流行之廣。到了室町幕府時代，足利尊氏等人也喜愛田樂，庇護田樂法師。貞和五年（1349），當為募集布施而在四條河原演出能樂時，狂熱的觀眾擠塌了看台，造成多人死傷，可見田樂流行程度之一班。在這種時代里，演出大和猿樂的春日神社的四個座之一的結崎座中出現了天才的演員觀阿彌、世阿彌父子二人。他們完成了猿樂能的演技，確立了猿樂能在藝術界裡的優越地位。他們二人之所以能使猿樂能得到這樣巨大的發展，原因之一是受足利義滿的知遇，得到其特別的庇護。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藝術上不斷鑽研，始終以觀眾的心愿作為自己的心愿，以演技能隨處滿足所有階層的觀眾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充分發揮了大和猿樂的模仿動作功夫；吸收了田樂能的風格，另外還加進了「曲舞」和「小歌」等的演技，才終於做到集古來藝術之大成，適應新時代的精神。他們的成功，是和其主觀努力分不開的。 謠曲是能樂的劇本，作者不詳，但據說多半是觀阿彌和世阿彌父子所作。從當時到現在，謠曲一直在保持原樣演奏著。到目前為止，其曲目約為235部，如果加上已經淘汰的，則可達一千幾百部。題材大體上取自《日本書紀》、《古事記》、《萬葉集》等古典文學作品和《曾我狂言》、《義經記》等當代文藝作品以及街談巷議之類。演出時登場的是主角（仕手）和配角（脅），先由「脅」扮成旅行者，到名勝古蹟去遊覽，「仕手」就以一個本地人身份出場，用回答「脅」提問的方式講述往昔的勇將、佳人的故事，然後告訴說自己就是他們的亡靈而退場。在劇情的後半部分，再讓「仕手」以往昔的勇將或佳人的姿態出現在「脅」的夢中，講述自己在世時戰鬥的苦惱或對愛情的忠貞，這種刻畫正符合了武士們那些已經失去勇武，在文化上又剛啟蒙的脆弱情感，和試圖通過回憶往日的榮耀以忘卻眼前衰微的公家的微妙心理。就其文體說來，主要部分都是反覆使用七音五音的「七五調」韻文，但也有些散文，散文中則是「也體（「也體」日文稱為「ナリ體」，指散文每句的結語，都用「ナリ的文體。「候文體」指散文的結語，都用「候」的文體。——譯者）文體」和「候文體」混用。這種根據需要自由改變文體的做法，是適應時代精神的複雜性而產生的，具有鮮明的現代性格。 由觀阿彌、世阿彌完成的猿樂能受到了足利義滿等歷代將軍的喜愛，使大和猿樂成了專為幕府演出的藝術，長期繁榮不衰。起初，公家看不起能樂，但很快就進入了宮廷，連天皇也在宮中觀看能樂了。神社和佛寺本是產生能樂的搖籃，所以僧侶們對其尤為喜愛。平民們也很喜歡觀賞。能樂就是這樣在各階層的支持下得以發展成為中世紀的偉大藝術的。在能樂界，當時共有觀世、寶生、金春、金剛等四個劇團，它們分別繼承了大和猿樂的結崎（觀世）、外山（寶生）、圓滿井（竹田金春）和坂井（金剛）四個劇團的傳統。足利將軍特別喜愛觀世，而到豐臣秀吉時，金春進入了全盛時代。世阿彌既是演員和劇作家，同時也是評論家。他寫的《花傳書》等16部藝術評論集具有很高的價值。世阿彌的女婿——金春禪竹也是一個出色的能樂演員，也寫了不少能樂方面的書籍。 狂言是隨能樂而發展起來的舞台藝術。在猿樂能不斷吸收各種藝術而成長起來的過程中，典雅的道義性作品與滑稽的諷刺性作品分道揚鑣，前者成為能樂，後者則成為狂言，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劇種。這兩種藝術分立之後，仍然經常同台演出。因此，在狂言所表現的題材當中，沒有一個像能樂那樣出身於豪門的才子佳人，全是些市井的男女，即使偶爾有大名出現，也是些軟弱無能的屢遭敗績的可憐人物。其內容有：被僕從愚弄的大名（大名物）、長期祈禱而不見應驗的山中修行僧人（「山伏物」）以及受妻子管束的丈夫（「女房物」）等形象，揭露世俗權威的空虛無力；或描寫騙子手在一度欺騙了鄉下人之後很快就被識破的故事（「素破物」），侍奉主人而只顧偷懶飲酒的愚人（「冠者物」）等。這些作品都是當時社會的縮影，說出了人們想說的心裡話。這樣的戲劇能公然在眾目睽睽的舞台上演出，說明平民階級的力量已有了驚人的壯大，平民藝術有了極大的發展。 此外，平民文學中還有「幸若舞」和「小歌」。幸若舞據說是桃井幸若丸（文明二年78歲時去世）在叡山修行時創作的，在大鼓伴奏下，邊講述「草紙」式的故事，邊跳舞，這些都是吸收了佛寺中的佛歌、「平曲」和「宴曲」等曲調而形成的，歌詞的內容都是與「御迦草紙」大體相同的傳記性通俗小說。 「能樂」面具 「能樂」劇 小歌是與在大歌場教唱的大歌相對的名稱，古來的「雜藝」和「今樣」等即屬此類。到這時代，又發展為民謠性的。永正十五年（1518）編成的《閒吟集》中收集了這一時代的小歌，共有各個系統的小歌311篇。其中有不少已被狂言吸收去的「狂言小歌」。這些歌曲的內容雅俗不等，大體上是從貴族性的典雅作品發展成為大眾性的通俗作品。 美術 在建築方面，寺院建築中有前代各派，和式、唐式、新和式和折中式等多種，但總的趨勢是各種樣式逐漸向混合統一的方向發展。唐式的有美濃永保寺的開山堂（文和元年建，1352）和東福寺三門；和式的有興福寺的東金堂（應永十八年建造，1411）、五重塔（應永三十三年建造，1426）；新和式的有金峰山寺本堂（康正元年建造，1455），折中式的有播磨鶴林寺本堂（應永年間建造），等等。 在住宅建築方面，初期仍是「寢殿樣式」占主流，略加一些「武家樣式」。但不久就產生了叫作「書院樣式」的新樣式。書院樣式是與今天的住宅建築有著直接聯繫的樣式，它能在這一時代出現，充分說明那時已是現代生活文化的直接起點，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所謂書院，本來是指伸出檐下走廊、前面立有亮拉窗、用來讀書的小屋。隨著住宅建築的變遷，這種小屋便成為一種裝飾性的形式，因而將其稱為「附書院」，建有附書院的房屋就稱為書院，也將設有這種附書院的整個建築物稱為書院。發達的書院樣式結構複雜，裡面用隔扇隔成許多房間，房內鋪著草蓆，四周圍有寬敞走廊，主房設有書院、地板和擱板。足利義政的小川御所和東山殿就是這種典型建築。具有這一時代特色而至今還很著名的建築有鹿苑寺的金閣和慈照寺的銀閣。金閣是足利義滿在其北山別邸中建造的、唐式佛殿和寢殿樣式折中的三層樓閣式建築，是禪宗生活化，使佛寺樣式混入住宅中的產物（應永四年竣工，1397）。它是一所建築在緩坡上的檜皮葺頂的房屋，樹立在美麗的樹林清泉之間，看起來優美瀟灑，令人不禁想起藤原時代貴族的寢殿，但它呈現出一股剛勁的風格，可能是受到禪宗和武家精神的感化所致。金閣這一名稱是因其三層上貼有金箔而來，由此可以看出足利義滿的拜金主義和當時社會上的營利思想。銀閣是足利義政的別墅——東山殿中的一所建築，其設計大體與金閣相同，只是比金閣少一層，是二層的。銀閣也曾想和金閣的貼金箔那樣貼上銀箔，但沒有辦到。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幕府政權在這一百年間衰落的情況。 這一時期的雕刻，在技術上沒有什麼進步，也未留下有名的作品。其原因之一是，佛教新宗派不重視佛像，而舊佛教已走向衰落，因而雕塑佛像的師匠們也鼓不起藝術熱情來。另一個原因是，由於佛師的家系已固定下來，刺激他們吸收外來的知識，開拓新生面的機緣也消失了。 繪畫方面，大和繪仍然繼承前代遺風，創作了許多「繪卷物」（畫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作品的風格已普遍走向衰落。《融通念佛緣起繪卷》（應永二十四年作）、《慕歸繪》等是這個時代初期的名畫。其次，肖像畫還繼續保持著興盛局面，大和繪風格的肖像畫傑作有山城神護寺的足利義持像（應永二十一年作）。此外，在禪宗寺院裡，由於僧侶們具有重視先師肖像的要求，因而製作了不少以禪僧為對象的肖像畫。這種肖像畫被稱為「頂相」，畫法以宋朝的頂相畫為范，是從鎌倉時代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一般認為，這種頂相畫，到建造大德寺的大燈國師像時（建武元年作），已完成了日本自己獨特的風格。 金閣寺 水墨畫的發達是這個時代特有的現象。水墨畫基本上只用墨一種顏色，它的特色是用簡單雄勁的筆法勾畫出對象的精神。原來是在宋元時代發達起來，隨同禪宗一起傳到日本來的両風。到應永年間，相國寺的如拙才將其從禪宗中獨立出來，樹立了水墨山水畫這樣一個獨自的藝術領域。在掌握宋元畫畫法的名家中，在此以前有東福寺的明兆，但他專畫禮拜畫等佛畫，沒有涉足山水畫。由這一點而論，如拙的《瓢鯰圖》（京都退藏院藏），是最早的水墨山水畫作品，很值得注目。在作畫技巧上，如拙的弟子周文超過了如拙，周文的弟子雪舟，在水墨畫領域中，確立了古今獨步的地位。雪舟的作品筆力雄渾、氣勢豪邁，可以說從他開始脫離了模仿宋元，而創立了真正日本式的山水畫。毛利家的傳世品《山水長卷》就是他的傑作。到了這個時代末期，在以後300年的畫壇上，占統治地位的狩野派鼻祖狩野無信（永祿二年去世，1559）繼承水墨畫空前繁榮的傳統，並吸取了大和繪土佐派的特長，將二者合而為一，樹立一大系統，以雄健的筆法和華麗的色彩創作出了豪放壯麗的畫面，題材也擴展到人物、山水、花鳥方面。 銀閣寺 工藝美術方面，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家常使用的器具，也開始重視其技巧，因而使漆器、泥金畫等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在刀劍裝具的柄飾、小刀柄、飾笄等處雕金的技巧，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水平。後藤祐乘憑這種技術在幕府工作，後來代代世襲其業。能樂中使用的面具、茶道中用的茶釜、茶碗等的製作技術，也很發達。 庭園的建造技術，也有了很大進步。這一時代庭園的特點是：禪的精神表現到庭園中，使人體會到閒寂幽玄的趣味。在京都的天龍寺、西芳寺、龍安寺等庭園中，都可以見到這種意境。 《冬景山水圖》（部分） 雪舟 茶道、花道、香道等雖不是美術，但也是在這個時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些技藝是以將軍足利義政征東山山莊裡的風趣生活為中心而繁榮起來的，因而稱為東山時代的文化而膾炙人口。「一碗苦茗品人生，四迭半茶室觀天地，一枝英姿窺百花。」茶道和花道的這種閒靜淡泊、幽玄雅致的境界，是在以將軍足利義政為代表的上層統治階級不事生產、逃避現實的情緒中孕育出來的。他們欲求天下昇平而不可得，於是便自暴自棄，不問政治，專享風流。因此，茶道、花道和同時期在平民中間取得闊步進展的健康的平民文化是根本無緣的。不過，隨著平民勢力的不斷成長壯大，慢慢也體會到茶道和花道的境地，並將其中某些成分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中，因此，到了江戶時代，茶道和花道便成了廣大平民的教養內容，一直持續到今天。不過，其性質具有上述那種歷史特點。 《潑墨山水圖》 雪舟 茶葉碗 這是一個陶瓷茶葉碗，帶有魚鱗和波浪圖案的瓷釉，集中體現了後來大名風格的宏偉富麗。當茶師用勺將熱水從壺中盛出倒入客人即將飲用的茶葉碗時，儀式達到了高潮。 叉子 最正式的儀式需要兩份茶；第一份很「稠」或者說未攪開釋；第二份很「稀」，攪至泡沬狀。攪茶葉的小刷子是由一根竹子製成的，從一端將它小心地分叉，在叉的底部用絲線束住。 茶勺 這個優雅簡潔的竹製茶葉勺誤傳出自小堀遠洲之手，他是17世紀的一名茶師，發展了奢侈的大名禮儀。傳統上，茶勺由茶師本人刻制。 茶葉罐 這種風格的茶葉罐，外形像棗子，使用深漆製成，是千利休的最愛之物。這件17世紀的樣品裝飾著金色的羽毛，體積更大更華麗。 茶壺 當日本接受了中國人飲茶的習慣時，他們不僅輸入了飲料，也引進了儀式。自8世紀以來，中國人認為喝一杯茶象徵著內心世界的協調。佛教禪宗強調嚴厲簡樸，放棄對塵世的依戀。在禪宗的影響下，這一實踐被精煉成一個以茶道的極致之趣而聞名的儀式。 在一個裝飾很少的簡單的庭園小屋內，主人迎來他的客人，把壺中的水燒開，將茶葉放在碗中沖攪，然後以謙遜的態度端給客人，這一風格在16世紀茶師千利休時達到頂峰。 但是，在17世紀茶師們復興了更加賣弄虛飾的大名禮儀，模仿日本武士貴族來命名，要求更大的空間、帶有華麗裝飾的器皿，並為每個大貴族準備獨立的座位。在其後的年代裡，這種風格經茶道學校舍確立並編纂成書。在其影響下，該種儀式成為日本新興中產階級的消遣娛樂活動。 這個鑄鐵製成的水壺是茶道中一項重要器皿，帶有早期拘謹風格，蝕刻有松樹、竹子和李子樹，它是一種力量的象徵。 * * * [1] 武家政治開始的時間，換言之，即鎌倉幕府成立的時間。關於鎌倉幕府成立時期，有各種說法，有的說是建久三年（1192）七月賴朝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時；有的說是元曆元年（1184）十月開設公文所、問注所，整備政治機構時，有的說是壽永二年（1183）授予賴朝東國行政權時等。形式上如何姑且不論，實質上是在文治元年（1185）設置守護地頭時，這一舊說我認為是不可動搖的。 [2] 公文所改稱政所的時間，歷來認為是在賴朝就任右近衛大將的翌年，即建久二年，然而即使在《吾妻鏡》中載有「建久二年正月十五日閱覽政所文書」，但並沒有記載改稱公文所一事。石井良助博士認為，改稱的時間應該看作賴朝官至從二位的文治元年（「鎌倉幕府政所設置的年代」收於《大化改新與鎌倉幕府的成立》中，1958年，創文社出版）。 [3] 探題作為武家的職名始於此時，據說這一名稱來源於佛家的探題。佛家論議經典時，提出問題，判定答辯是非的重要角色叫作探題，由博學的僧人擔任。由於武家裁決政務也類似佛家探題判斷是非，所以借用了這一稱呼。 [4] 對於「御成敗武目」的研究，著名的有三浦周行「貞永式目」（《續法制史研究》），植木直一郎《御成敗式目研究》（1930年，岩波書店出版），根據不下二十例左右的古抄本、版本、注釋書對式目本文進行校正並出版的有，佐藤進一、池內義資編《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鎌倉幕府法（1955年，岩波書店出版）。此書除式目以外，還廣泛收集了後來的追加法，是了解鎌倉幕府法律根源的必讀書。 [5] 這個時代著名的畫卷作品《蒙古襲來繪詞》，以畫卷的形式記敘了肥後御們家人竹崎季長參加文永、弘安之役時建立的功勳，作為元寇的史料也是第一流的。研究書籍有，池內宏《元寇再研究》（1931年，東洋文庫出版）；相田二郎《蒙古襲來研究》（1957年，吉川弘文館出版）；龍肅《蒙古襲來》（1959年，至文堂出版）等等。 [6] 有人認為金澤文庫的學術意義並不大，關靖博士用了多年時間，對稱名寺古書進行調查整理，弄清了對中世文化做出貢獻的金澤氏一族的好學事跡、金澤文庫的藏書等等。（《金澤文庫研究》，1951年，講談社出版） [7] 天竺式、唐式都是古代名稱，同樣稱呼由宋傳來的樣式今天看來不夠妥當。因此有人稱前者為大佛式、後者為禪宗式，稱和樣新派即和式與天竺式的折中為第一次折中式，和式與唐式的折中為第二次折中式，第一次第二次折中的進一步折中稱為第三次折中式，等等。 [8] 同時有兩個天皇的特殊現象，在壽永、元歷年間（1183—1185）也曾出現過，如平氏在西海擁立安德天帝，而同時後白河法皇在京都擁立後鳥羽天皇。不過，像南北朝那樣延續那麼長時間，卻是空前絕後的。在南朝與北朝，除了天皇分別繼位外，公卿、貴族、武將也都分開的，年號也都另定，所以根據所使用的年號，就能知道其人和土地的歸屬，了解兩朝的勢力範圍。 [9] 長慶天皇即位的事實一直不清楚。江戶時代就有塙保己人等人主張其即位，但一直到大正年間，才根據八代國治博士的研究，而確認其即位的事實。政府也設立了皇家歷代史實考查臨時委員會，集中學者，進行調查，1926年，終於決定把它列入皇統。但有關天皇即位、讓位的時間等情況，因無史料，還不詳。《大日本史料》參考了《鴨腳本皇代記》、《嘉喜門院集》，把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後村上天皇駕崩之日，作為長慶天皇即位之日。 [10] 關於南北朝誰是正統的問題，因受中國正統論的影響，在近世初期以後，成了眾議紛紜的對象。南北合一後，因皇統歸於北朝系，儘管南朝君臣抱著正統的信念，但客觀上卻認為北朝是正統。江戶幕府初期，林家編撰的《本朝通鑑》也只把正統計到後醍醐天皇為止；從後村上天皇以後，則把北朝視作正統。與此相反，德川光國則堅持南朝正統論。他所主持編撰的《大日本史》，就以此作為書中最大的特徵，這是人所共知的。南朝正統論與宣揚楠木、新田等忠臣事跡相結合，成為尊王思想的有力根據，在思想上、政治上有極大的影響。對此，三上、田中、喜田等明治時期的史學家認為，在區別正閏之餘，而把北朝的天皇不視為天皇，是違背歷史真實的，只有承認兩朝並立才是適當的。喜田博士因把這種想法應用於國定教科書中，引起了物議。政府乃於1911年奉敕布告，決定南朝為正統。並把國定教科書的南北朝改為吉野朝。但在史觀有了變化的今天，教科書也自由地使用南北朝。同是後嵯峨天皇皇子的持明院、大覺寺兩統天皇，因時勢不同而處於對立的命運，即使在理論上可以分正閏，但作為歷史事實應承認兩者同為天皇。最近出版的書籍中，村田正志《南北朝論》（1959年，至文堂出版），簡明地敘述了南北朝史實和正閏論。 [11] 此數引自《吾妻鏡》建長四年九月三十日條。 [12] 此數見於北野神社文書所載的《洛中洛外酒屋名簿》。小野晃嗣《中世紀釀酒業的發展》（載《日本產業發展史之研究》、1941年，至文堂出版），是以這本名簿為中心，對室町時代釀酒業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的論文。此外，在《日本產業發展史之研究》一書中，還收有筆者在寫作本章時曾參考過的《中世紀的造紙業和紙商業》和《日本棉織業的產生過程》等論文。 [13] 所謂「六齋」，是指佛說中應該持戒、禁忌的六個日子，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養老雜令》中規定：每月的六個齋日，公私均不得殺生，因此，死刑的奏決在此日也不能進行。不過，書中此處所說的「六齋市」只是借用了六齋的名，實際與佛教無關，而是指每月舉辦六次的集市。具體日期是每五天一次，即一日、六日，或二日、七日。關於商業發展的情況，可參閱豐田武《增訂中世紀日本商業史之研究》（1952年，岩波書店出版）和《日本商人史》中世篇（1949年，東京堂出版）等。 [14] 研究日明關係的書籍有秋山謙藏《日支交涉史研究》（1939年，岩波書店出版）和小葉田淳《中世紀日支交通貿易史研究》（1941年，刀江書院出版）等。最近出版的以這時期日鮮關係為主題的有田中健夫《中世紀海外交涉史研究》（昭和1959年，東大出版會出版），該書中還附有以倭寇為中心的詳細研究《中世海賊史研究的動向》。 [15] 五山的規定，曾有過幾次變動。鎌倉時代雖已有五山之稱，但五山究竟指哪所寺院，並不明確。建武中興時，按南禪、東福、建仁、建長、圓覺的順序規定了五山，這是從公家的立場修改過去以武家為中心的制度而來的。到了室町時代，又改為以武家為中心，採用了將各階段的五山分給位於京都和鎌倉的十座寺院的方式。後來，足利義滿又於至德三年創建相國寺，為將其列入五山之中，便將南禪寺封為五山之上，然後就像正文中所說的那樣，在京都和鎌倉分別規定了五山。 [16] 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中世編3、4、5冊，以豐富的史料詳細記述了這一時代的佛教情況，是這個領域中不可多得的好書。 [17] 玉村竹二最近發表的《五山文學》（1955年，至文堂出版）一書，通俗易懂地記敘了五山文學的具體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