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 第二章 古代前期

第一節 原始文化的展開 世界的石器時代 地球上最初出現的人類據說是在洪積世初期，距今已有數十萬年。當初的人類在體質上同類人猿相當類似，但他們顯然具有使用火和製作石器這樣的文化，這一點就是使他們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標誌。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古學家在劃分人類文化的發展階段時，把石器時代作為開端是很恰當的。考古學家根據所用利器質料的不同，把人類歷史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個階段。石器時代又進一步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個階段，或者是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三個階段。舊石器時代相當於地質年代上的洪積世，石器是打制的，到了末期才逐漸使用骨角器，於是狩獵捕撈文化才開始發展。新石器時代相當於沖積世，製作磨製石器和土器，開始農耕畜牧、發明編織技術以及建造巨石墳等，在這些方面比舊石器時代有了顯著的進步。進入中石器時代，因地區不同而呈現多樣化，但大體上相當於沖積世的開始，石器仍以打制為主，開始出現磨製的萌芽，已有簡單的植物栽培、狩獵捕撈盛行。埃及的尼羅河流域被認為是世界上新石器文化出現最早的地方之一，其確切的年代據說可以上溯到紀元前10000年乃至5000年。 打制石器 半磨製石器 無土器文化 在日本，迄今仍未發現舊石器時代的遺物，所以最古的文化認為是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的。與石器同時出土的土器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樣式，其出土的地層也有上下之別，所以把這種土器大致分為繩文式和彌生式兩類。一般認為，繩文式文化與彌生式文化顯示了在時代上先後連接的兩個文化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考古學家的熱心探索，終於查明在日本也存在類似舊石器的東西。昭和二十四年（1949）群馬縣新田郡笠懸村岩宿遺蹟的挖掘，證實了可能從洪積世末期堆積的關東紅土層中出土的手錘、刃形石器等並沒伴有土器。接著報告說，從東京都板橋區茂呂、長野縣諏訪市茶臼山、該縣南佐久郡川上村和北海道壽都郡樽岸村等地，也都發現了並沒伴有土器的石器。這些石器是舊石器時代的還是中石器時代的，這還有待今後的研究來決定（根據20世紀60年代日本學者研究的結果，認為關東紅土層自不必說，就連最新的立川紅土層，也至少是10000年以前的堆積層；也就是說，關東紅土層都是屬於洪積世的，因此對出土的石器，應認為是洪積世時代的，是後期舊石器時代，不能再稱為無土器時代。1962年版岩波講座《日本歷史》中，芹澤長介已正式使用這舊石器時代的名稱。——譯者），不過，在比繩文更早的時代，有過使用這些石器的文化階段，則是毫無疑問的。學者們把它稱為前繩文文化或無土器文化[1]。 無土器文化石器的出土地點，目前密布於關東、長野縣和山梨縣等地，在北海道也有不少，西部則延伸到岡山縣、香川縣等瀨戶內海沿岸地區。隨著今後調查的進展，出土地點肯定會進一步增加，但僅據目前所見就可以推斷，這種文化遍及日本的廣大地區，這或許不會有錯。 無土器文化時代的石器 出土石器的種類有：呈梨形或橢圓形的手錘（手斧），用縱長的石片剝削而成的帶刃石刀（刀片），特別是把它做成近似小刀形的刀片，類似尖端斜刃小刀刃的刃形石器，頂端尖銳用於刺扎的尖頭器，屬於小型石器的細石器等等。在歐洲，很早就開始了對舊石器的研究，有精密的分類編年，但日本還沒有能做到這一步。不過，把到現在為止見到的加以整理的話，那麼，以關東地方為中心，根據出土地層的上下不同，可以認為，其發展順序是：手錘→帶刃石刀→刀片→刃形石器→尖頭器→細石器。 由於沒有其他的資料，對這一時代的生活方式等情況幾乎不詳，但基本可以肯定，已使用了火。從遺址的所在地可以推測，其居住地已不是在岩石後面和洞窟，而是在開闊的台地上。[2] 線刻小石偶 繩文時代早期 繩文式文化 代表日本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繩文式文化。繩文式的名字是根據與石器同時出土的土器表面留有條紋而來的。關於這種文化與無土器文化的關係，目前還談不上有什麼肯定的說法。但是，以無土器文化最新時期的細石器為媒介來推斷它與繩文式文化的聯繫，似乎並不是不可能的。這是關係到日本民族是否一系相承的重要課題。 繩文式文化的時代大約開始於距今六七千年之前，延續了四五千年。根據土器式樣的變化，一般將其分為早、前、中、後、晚五個時期。 早期以捻線紋、刻板型紋、無紋、貝殼紋等土器群為代表，這些名字都是根據土器表面留下的花紋而起的。捻線紋→刻板型紋→無紋→貝殼紋的順序，除了表示發展階段以外，其分布的地區也不盡相同。捻線紋土器不僅大量存在於關東地方，並幾乎遍布全國，但刻板型紋土器只分布在九州到關東之間，東北地方沒有。這說明除了時代不同以外，文化圈也不相同。另外，這些土器是尖底深缽形的，這點和歐洲最早的土器形狀有共通之處。 前期土器在胎土中摻有機物纖維，形狀上也由尖底改為平底或高底深缽狀，從花紋上也可看出繩紋十分發達。中期是日本石器時代的黃金時代，其具有代表性的土器是勝坂式土器。這種土器壁厚，形狀多為筒形、深缽形，器口邊緣格外突出，帶有裝飾把手，表面有雄渾的隆起紋，纏以黏土繩，在整體上給人以雄渾、壯觀的感覺。但這大都出土於關東到中部山嶽地帶，北海道和東北的土器雖也有隆起的花紋，但沒這麼複雜，西部的土器則沒有隆起的花紋。 到了後期，器形變得纖細，增加了帶有注口、台座等異形土器，而且精製裝飾品與粗製什器有了明顯的區分。晚期土器在東北地方以帶有美麗裝飾的龜岡式土器為代表，在西日本則盛行無紋土器。 古墳 以上是土器編年的梗概。這種發展順序不僅限於土器，可以說也反映了以它為背景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各個階段。現在來談談這一時代的生活環境。 最能夠反映這一時代生活環境的，可以說是貝冢和居住地的遺址。自古以來，日本到處都有名為貝冢的地方，而且有時在丘陵上部等處也發現過有貝殼的堆積物。不過，真正了解那是原始時代的遺址，卻不是很早的事。明治十年（1877），美國動物學家摩斯（E.S.Morse1838—1925）得知在東京的大森有貝冢，對其進行了科學的調查研究，這是把貝冢真正的意義介紹給日本的開始，也是廣泛進行石器時代遺址研究的開端。貝冢是石器時代人吃完貝類後丟棄的貝殼和其他食物殘渣自然堆積的地方，也就是垃圾場，它說明附近有人類居住，有部落存在。貝冢在南面日本分布得很廣，在東北的松島灣，關東的東京灣、霞浦，中部的渥美灣，中國（這裡的中國地方，包括現在的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島根縣和鳥取縣在內的一帶地區。——譯者）地方的兒島灣，九州的有明海等周圍地區很多。其中有的地區，現在看來是在遠離海岸的內陸地方，遺留有鹹水產貝類的貝殼，這說明那時平原很狹小，海水一直流入腹地。還有，概括說來，貝冢多數位於面臨河谷沼海的丘陵上，這說明這些地方最適於當時的人們居住。[3] 居住地址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豎穴住處，將地面挖下幾十厘米，做成土屋地面，上面搭上屋頂。穴的形狀早期的是方形，中期以後變成圓形或橢圓形，寬度直徑有5—6米的，也有達7—8米的，中間都設有火爐。這種住處冬暖夏涼，據說可能是當時最理想的住處。另外還有一種平地住處、鋪石住處，將地面畫成圓形或橢圓形，鋪上黏土夯實，或是鋪上石子。這種住處從中期末期到後期很多，不過，關於這種居住遺址，還有待今後研究。 土偶 繩文時代 岩偶 繩文時代 試從這些住居遺址來推測一下當時集落的情況。早期的集落規模很小，一個集落通常只有幾戶。從前期到中期，集落規模逐漸擴大，並坐落在面積很大的平坦高地上，似乎一般是長期定居在同一場所，在這裡可以看到製造那種豪華壯大土器的能量取得發展的社會基礎。從後期到晚期，由於人們都致力於捕魚，所以集落也都遷到湖沼岸邊、河川流域和海岸等地。特別在東日本，這一時代的遺址大都是在鮭魚和鱒魚回遊的河流彎曲處。 繩文時代，人們靠狩獵和捕魚為生。供他們食用的鳥獸種類達60種以上，魚類達30餘種，貝類有220餘種。[4]狩獵的工具基本是弓箭。製作石箭頭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石質也因地而異，形狀更各具特色，大小一般是2—3厘米，也有達6厘米的。除弓箭外，可能還用過石槍。另外，貝冢里發現有家犬的骨骼，這說明還使用了獵犬。捕撈的方法除用漁叉刺，用釣鉤釣以外，還用過網。漁叉和釣鉤是用鹿角和獸骨大量製造的，形狀和大小也是多種多樣，從後期到晚期，隨著捕撈生活的發展，其變化尤為顯著。 除狩獵、捕撈外，當然還採集野生植物的果實和根以供食用。有的學者認為，中期大部落的形成同某種植物的播種栽培有關。人們很有可能從甘薯、芋頭等芋類吃剩扔掉的碎塊發芽，得到啟發，從而進行栽培。[5]這一時期打制的石斧刃很鈍，充其量只能用來作為挖土的工具，這從側面得到了證明。石器除打制外，從中期起磨製的也多了起來，做成的斧、手斧、鑿子等除了用來伐木、製造建築材料和工具以外，也用來作為武器、寶物，用途十分廣泛。 其次，他們是怎樣烹調食物的呢？可能是用石器中的石匙、小石刀等颳去動物的皮，把肉切碎，用磨石、石皿把植物的果實和球根等磨碎，做成澱粉。土器最初就是作為煮沸工具而發明出來的，除了煮食或烤食鳥獸肉以外，貝類也可能是啟開貝殼放在土器里煮食的。到了中期，土器的用途多了起來，成為保存食物的用具，為了盛裝食物，另外還用了碟子和小缽之類。還有，帶嘴的土器，專門用來盛裝發酵植物果實而釀造的酒類。 火焰紋平底深缽 繩文時代 再次，談一下他們的服裝。有的學者認為，中期以後大量製作的土偶，好像穿著衣服，因而想像他們可能是身穿筒袖上衣和短褲了。不過，那時還不懂得編織技術，可能是以毛皮或樹皮為材料。身上戴的裝飾品好像已大量使用，現在發現的有貝制的手鐲、石制和土製的耳飾、石制和骨角制的頸飾、髮飾等等。另外，直接在身體上裝飾的，還有拔除特定的牙齒或是把牙齒磨尖等等。 埋葬方式還不是特別講究，只在住處附近挖個小洞掩埋遺骸，既無棺槨，也不修墳丘。屍體多是由膝部把下肢弄彎，即所謂屈身葬，也有胸部抱石塊的。關於屈身葬，眾說紛紜，還沒有定論，抱石大概是恐懼亡靈，想讓它抱塊石頭以抑制出現在地面上。土偶是一種和他們信仰有關的遺物，中期以後，數量大增，其中有不少是表現女性的，可能具有咒物一類的意義，同母性崇拜、生殖器崇拜的原始信仰有關。 以上是從遺物、遺址見到的繩文時代的生活概況。他們並不是漠然想像的那樣，沉湎於未開化的蒙昧生活之中。儘管材料有限，卻能在僅有的材料上儘量發揮美的意識，製作出具有高度藝術性的日用器具和祭器。也能同相隔很遠的各個地方交換物資，取得材料，備置必需品。只是關於社會組織和政治體制，則完全不詳，也許是幾個人組成一個家族，幾個家族聚成的同族集團形成一個部落，但是統治各個同族集團的政治性組織可能還沒有發達。要弄清這些，當是今後的課題。 銅劍 銅劍，祭祀用，彌生中期，香川縣瑜珈山遺址出土。 彌生式文化 在繩文式文化陸續開展的過程中，一種新的壓倒繩文式文化的彌生式文化首先出現在北九州，並逐漸由西向東傳播，一直達到奧羽南部。（奧羽是陸奧、出羽的略稱，即今日本的東北地方，包括青森到山形、宮城一帶地區。——譯者）彌生式的名字也和繩文式一樣，是根據象徵這一文化的土器而起的。所謂彌生式土器，是為紀念明治十七年（1884）最早在東京本鄉區的向岡彌生町發現的土器而命名的。 這種彌生式文化，很明顯的是從一開始就伴有鐵器，進行農耕，特別是栽培水稻，因此，不能將其看作是由繩文式文化直接發展的結果，無疑是以某種形式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從文化階段看來，石器始終是用來作為有力的利器的，但這時使用了鐵器和青銅器，因而不能叫作石器時代；而青銅器也不像青銅器時代那樣成為主要利器；金石並用時代這個名稱，從各外國所用的含義看來，也不夠確切。[6]它是一種在長期閉鎖的環境中，突然接受高度的外國文化時出現的異種文化的混合物，是文化發展的一種變形。在日本歷史上，後來也常常有過這種情況。這裡且不拘泥於其屬於哪個階段，具體地敘述一下這種文化的狀況。 首先，根據土器的樣式，在編年上把這一時代分為前、中、後三期。前期以福岡縣遠賀郡水卷町立屋敷為中心，以在遠賀川流域大量發現的土器即所謂遠賀川式土器為代表。這種土器首先在北九州發展起來，不久傳到畿內。唐古式土器中最初的就屬於這一類。中期在北九州是以和中國、朝鮮有很多相似處的須玖式土器為代表，從畿內到瀨戶內海周圍，盛行的是像梳子痕紋那樣的櫛目紋系統的土器。東日本的彌生武士器也創製於這一時期，但必須注意的是，它不像畿內和北九州等處的土器那樣具有鮮明的特性，在受到櫛目紋影響的同時，還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繩文式土器的傳統。到了後期，畿內的無紋土器風靡全國，將以往九州和畿內的兩個中心合而為一，進一步發展成為下一個時代的瓦器。 七枝刀 在日本出土的東晉時期的七枝刀。 彌生式文化的另一特徵是金屬器，在這一點上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鐵器與青銅器並存這一事實。以往的學說重視青銅器，輕視鐵器。但最近各地都有鐵器出土，這說明具有普遍性的不是青銅器，而恰恰是鐵器。鐵器好像從這一文化階段初期就有了，例如在工具方面，有鐵斧、槍刨、刀等；在農具方面，有鋤頭、鐮和掐谷穗用的刀形鐵器；在武器方面，有箭頭、鐵刀、鐵戈等，都已實際應用了。另外，從大和的唐古、靜岡的登呂等遺址的出土物來看，木器在這一時代已大量使用。這些木器的製作，由於使用了鐵制工具而有顯著的進步。 銅鏡 銅鏡，前漢後期由中國傳入日本的最早舶來品，佐賀縣二冢山遺址出土。 青銅器有銅劍、銅矛、銅戈、銅鐸、銅鏡、銅箭頭等，其中可以清楚地分出舶來品與國產品，實用品與非實用品的區別，並且其分布的區域也不相同，自古以來著名的青銅器是銅劍、銅矛、銅戈與銅鐸。 銅鐸 銅鐸，水鳥鹿紋，彌生時代。 劍、矛、戈三種在中國都是用作利器的，先是傳到朝鮮，不久又傳到我國的北九州。在我國出土的遺物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兩種樣式，劍有細型與平型之分，矛、戈有狹鋒與寬鋒之別。細型、狹鋒的器身細長而尖端鋒利，是用作武器的，是舶來品；平型、寬鋒的器身扁平、尖端很鈍，刃在鑄造後未經加工，根本無法切割，當然無法用作武器，它是國產品，這點已由在北九州發現了鑄模而得到證明。劍、矛、戈的出土地點以九州為中心，集中在四國、中國地方、近畿等西日本地區，特別是供實用的舶來品，絕大多數都在以福岡縣為中心的地區，在墳墓中作為隨葬品發現的。非實用的國產品雖在北九州也很多，但還進而分布到四國、中國地方，有的甚至更往東部地區。不過，這些似乎都與墳墓無關。 銅鐸的形狀好像是從側面壓成扁平狀的寺鐘，小的高度有12厘米左右，大的高達150厘米。大體上有三種樣式：第一種小而厚，呈黑色，在周圍橫帶之間鑄著各種各樣的花紋。第二種形狀稍大，刻著流水紋或縱橫花紋。第三種大而薄，呈青綠色，一律是縱橫花紋。這種類型的含錫量低於其他類型，似乎為了便於製作而減少了合金中錫的分量。鐸的出土地點與劍、矛、戈的出土地點，有明顯的地域性區別，即西在島根、廣島、香川、高知各縣的連接線以內，東在石川、長野、靜岡各縣的連接線以內。這三種類型各有其分布中心，第一類是在中部瀨戶內海地方，第二類是從東部瀨戶內海到畿內，第三類是在南海地方與東海地方。從小而厚到大而薄的形式演變，與從中國地方到畿內、從畿內到東海、四國這種地域的擴大相適應，說明了銅鐸的發展過程。 銅鐸有什麼用處？其祖型是什麼？向來就議論紛紜，現在都認為它起源於中國戰國時代的樂器——編鐘。還發現過幾例銅鐸內部帶有下垂的舌，可見其原來的用途是用作樂器的。不過，超過1米的大型銅鐸，已經失去了實用性，而具有祭器或禮器的性質了。銅鐸沒有舶來品，全都是國產品。因為國產青銅器所使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把舶來青銅器回爐熔化的，所以，在製作大量銅鐸的背後，恐怕犧牲了大量的舶來銅利器。 銅鐸的出土地點多數在遠離部落的小丘陵的斜坡上，一般是單獨一個埋在地下，但也有十幾個，七八個埋在一起的情況，顯然這都不是偶然埋藏的，而是人為地埋下的。究竟他們為什麼埋藏的呢？現在這樣解釋似乎比較穩妥，即：靠土地生活的農耕民為了保護共同社會的安全，出於迎神、祭神的意圖，把用作祭器的銅鐸埋下了土中。這種解釋也適用於國產的劍、矛、戈等利器。而在墳墓中發現的舶來銅利器，可以解釋為是用來顯示個人的榮譽和權勢的，而國產的銅利器其所以與墳墓無關，而在丘陵等處發現，可能是出於人們懷著祈求守護一個部落和共同體的願望而埋藏的。從時代看來，銅利器與銅鐸的製作之間，是有一定差距的。銅鐸是後來發現的，最初北九州的人們接觸到舶來銅利器，是用來供實際應用的，但不久有了鐵利器，就不再用銅利器，而製作一些非實用的國產銅利器。後來傳播這種製法的中國地方、畿內的人們，又通過獨自的想法制出了銅鐸。青銅文化的傳來，輸入了製作青銅器的技術，這一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尤其是他們不滿足於輸入品，自己制出了仿製品以至新製品，這一點是應對彌生時代人們的才能做出應有評價的。[7] 銅鏡作為青銅器也是不應忽視的。在這時代的遺址出土的銅鏡有兩種，一種是漢鏡，是經朝鮮輸入的，在北九州，是作為隨葬品而出土的。另一種是多鈕細文鏡，這種銅鏡在中國沒有類似品，而朝鮮有，可能是從朝鮮傳來的。當時日本還沒有進步到能製作仿製鏡的水平，在了解彌生時代的真實年代上，舶來鏡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即根據墓中有漢鏡存在，可以了解其年代的上限不能超過公元前2世紀。另外，由於王莽時代的貨幣與彌生式土器同時出土，可以作為旁證，確定其年代在公元1世紀。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彌生式時代延續的時間是以公元1世紀為中心，前後各延伸二三世紀。 彌生式文化的另一特點即農耕的開始，特別是水稻栽培的開始，過去是根據附著在土器上的稻穀痕跡來推測的，現在已經有了從遺蹟中出土的炭化米、各種農具、水田遺蹟等豐富的材料，相當清楚地了解了其真實情況。水稻的原產地是印度，廣泛地栽培在亞洲南部的熱帶地方。但日本產的稻米形狀一開始就和那裡的不同。南方品種穀粒細長，而日本種則略呈圓形。這一品種據說和分布於中國北部到中國東北部及朝鮮的相同。水稻栽培是怎樣在日本盛行起來的呢？往昔的學者向來認為是從南方直接傳來的，但其品種和南方的不同，這種說法就很難成立。（根據最近日本學者的研究，直接由中國東南地區傳到日本的說法，又很盛行。水稻是怎樣傳到日本的，迄今沒有定論，因此這裡只是著者的看法。——譯者）莫如說同金屬文化從朝鮮傳來一樣，它是一種適合在中國北部、東北部、朝鮮寒冷地帶栽培的品種，和技術同時經過朝鮮傳入北九州。這種想法也許比較合理。有人舉出許多與水稻栽培有關的南方習俗，但這可以解釋：適於寒冷地帶的水稻原來也是從南方傳來的，後來竟把南方的習俗原封未動保存了下來。水稻栽培需要很高的技術，要受自然條件的支配，難度是很大的，而剛開始進入農耕生活的彌生式時代人竟能出色地完成了水稻栽培，可以說是一種奇蹟。大概是西日本的航海者們在同朝鮮交易的過程中，接觸了那裡生產的稻米，知道了它的美味，便學會了栽培方法，傳到日本的。由於米食適合人們的口味，所以很快就推廣到了各地。在接受鑄銅技術時表現出來的彌生式時代人的靈巧性，在這裡也發揮了它的特色。 木製農具 簡單的木製農具，象徵水稻農耕文明的開始，奈良縣平城宮址出土。 滑石制人形模造品 由於種植了水稻，這一時代的飲食生活比繩文式時代有了顯著的進步，這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他們把米煮成粥，或是放到蒸罐里做成飯。雖說，作為食物，稻米在全部食品中占有多大比重不得而知，但日本人從這時起就同稻米結下了不解之緣，想到這一點是很有興趣的。稻米以外的食用植物還發現有麥、粟、豆等等，好像也是栽培的。還栽培了桃、甜瓜、瓠子等等，此外胡桃、橡子、榧子、栗子等野生植物的果實可能也被當作食物了。 繩文式時代盛行的漁獵，這一時代還在進行，魚類、貝類和鳥獸的肉仍然是重要的食物。在銅鐸的表面鑄有手持弓矢的獵人圖像，出土的石箭頭、銅箭頭也很多，從各地遺留的貝冢可以推測捕撈也很盛行。從後期的遺址中，還發現有大量的土墜子和大型石墜子，可知已使用漁網進行大規模的捕撈。 彌生式時代的集落，因水稻耕作這一條件的影響，已從繩文式時代的山丘上移到了低平的地帶，除住處之外，水田也包括到生活圈內了。住處和繩文式時代沒有很大差異，仍有豎穴住處與平地住處兩種。豎穴中方形圓角的最多，大型的長邊約7—10米，小型的在3米左右。平地住處似乎是建在窪地，一挖豎穴就出水，其代表性的有登呂和瓜鄉（愛知縣豐橋市）的。根據銅鐸表面上畫的房屋，可以推測，此外還有高床建築，登呂就曾發掘出這樣的兩處遺蹟，其用途恐怕是用來貯藏穀物的倉庫。登呂是由12戶平地住處和兩個高床倉庫組成的部落。唐古遺蹟中所見到的，同時存在的住處，據說不超過20戶，由此大致可以推測出這一時代部落的規模。福岡市的比惠遺蹟，則在幾戶豎穴周圍，還設有濠溝和柵欄，表明這是構成部落單位的若干住戶的集合體。 服飾與繩文式時代不同，由於紡織品的出現，有了很大進步。以構樹、楮樹、苧麻等的纖維為材料，用類似坐式紡車那樣的原始織機，將其織成類似現在麻布那樣的布。 瓮棺葬 隨身裝飾品卻不像繩文式時代那樣複雜，形狀和材料幾乎都固定下來，最普通的隨身裝飾品有用以裝飾胳膊的貝環；帶在頸部和腕部的管玉、勾玉、小玉等等。另外，拔牙的風習在這一時代還繼續存在（《魏志.倭人傳》中栽有「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這裡卻沒有提到。——譯者）。 埋葬制度也比繩文式時代有了進步，已經確立了把遺骸裝進棺材裡的風習。棺材有用大型土器做的瓮棺和用石板圍成的箱式棺材兩種，都是以北九州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同樣的棺材，朝鮮也有，因而可以認為，是從大陸傳來的。瓮棺是以一米左右的大瓮為瓮身，用同形或小形的瓮做蓋兒封口，也有用土器的碎片或石頭蓋上口的。箱式棺是將石板組裝成大小可容下遺骸的箱子狀，然後上面蓋上石板。這些棺材大都是在部落附近的高地上成群發現的，由此可以推測，他們辟有共同的墓地。這些墓群附近都有堆土、圍石，好像是用來作為標誌的。最顯著的是支石墓，它是在地面上用幾個小型基石支撐著板狀巨石，最近在北九州發現了很多例子。支石墓是盛行在中國東北及朝鮮的墓制，這也進一步說明北九州文化大部分均來自大陸。 瓮棺和箱式棺的式樣一樣，似乎社會的貧富之差還不太大，但確切說來，應該是貧富的差別還沒有發展到表現在棺材樣式上那麼顯著。偶爾發現在瓮棺內有許多鏡、劍、矛、玉、璧等隨葬品，可以推測這是表示特定個人的財力、權力的，而這種權力人物正在逐漸產生。同樣還可以想像，將支石墓的巨石由原產地運來，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說明已經存在著能夠集結這些勞動力的權力。經營水田也需要動員部落的全部力量，沒有強有力的領導者是辦不到的。因此，在部落內部可能已產生了身份的分化，各個部落之間力量也有大有小，在這階段，大概已開始產生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通過遺物、遺蹟了解到的彌生式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已經具有政治社會萌芽的時代。[8] 《日本書紀》片段 《日本書紀》，日本現存最早的歷史典籍之一。7世紀天武天皇授意編寫，8世紀舍人親王、太安萬侶等人奉命修成，成書於720年。該書是基於政治需要，對內強化國家觀念、對外樹立國家形象而修的官方史書。全書共30卷，記載了日本上古時代至持統天皇（約690—701）間的神話與史實。內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1—3卷）為神話傳說；第二部分（4—13卷）是虛構的紀年史事；第三部分（14—30卷）多為歷史沿革的實錄。形式上模仿中國史書，採用了編年體和紀傳體相結合的體例，全部用漢文撰成，語言比較抽象，缺乏生動性。文學價值遠不及《古事記》。唯書中插入的歌謠，可與《古事記》的歌謠相媲美。故後人常將二者並提為「記紀歌謠」。該圖為第10卷殘卷。 第二節 統一國家的建立 文獻的性質 日本最早的歷史文獻是《日本書紀》和《古事記》，但是，要想從這些書籍中，充分了解國家形成前後的歷史事實，則是不可能的。因為兩書中所載有關國家建立的情況，不是神話，就是傳說。這些神話和傳說的主要部分中，或許含有若干史實。但多年以來，在輾轉傳播承襲之間，已加潤色和修改。匯編成史書時，又進行了加工、整理。所以，從中雖然可以了解到產生這些神話，或編撰這些史書人們的思想，但要想從中了解歷史的事實，卻不啻沙裡淘金，十分困難。 這樣，國內的文獻，無法寄託很大期望，但幸而外國的文獻卻彌補了這種缺陷。所謂外國，這裡指的是中國。當時中國在東方，是文化最發達的國家，與周圍各國之間的交往也十分活躍，並且還具備能記錄和保存這些事實的方法和機構。現在這些記錄，仍都保留在歷代正史之中。雖說其中也有因傳聞和觀察不正確而導致的錯誤，或故意做了誇大或者縮小的處理，但還不至於毀損整個客觀事實的質和量，倒是還能從中幫助我們進行自己國民意識不到的寶貴的客觀觀察，因而是我國歷史的珍貴材料。 《古事記》片段 《古事記》，日本現存的最早的歷史和文學著作，內容包括日本古代神話、傳說、歌謠、歷史故事和帝王家譜，撰寫者太安萬侶（？—723）。 7世紀天武天皇時期曾對「本辭」（神話與傳說）和「帝紀」進行整理。8世紀初奈良時期，元明天皇命太安萬侶撰寫《古事記》，以發揚「邦家之經偉，王化的鴻基」。太安萬侶根據熟知「本辭」和「帝紀」的女官稗田阿禮的講述，加以撰錄整理，於712年成書。 本書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記錄了神代紀，記載很多的神話和傳說；中卷和下卷則記錄了天皇的歷史。《古事記》是一部具有多層意義的文獻：第一，《古事記》首先是一部歷史著作。第二，《古事記》是日本散文文學的起點。第三，《古事記》是韻文文學的起點。圖為現存的最古版本真福寺本。 漢代的倭 在中國古代文獻里，日本被稱為倭。據《漢書》記載，前漢時，倭分為百餘國，定時與漢通交。漢王朝在武帝（前140—前87）時達到極盛，向四方擴大了版圖，在東方，朝鮮亦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在北朝鮮設立了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發達的中國中原文化由此便傳播到遠東，對朝鮮半島乃至日本列島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漢朝之所以知道有倭人的存在，以及倭人和漢王朝通交，都是通過樂浪郡進行的。到後漢時，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國向後漢派遣使節，光武帝賜予印綬，這事見於《後漢書》。《後漢書》中的倭奴國應該讀作「倭之奴之國」，是百餘個倭國中的一國，其地點就是現在的博多，古代稱作儺縣、那津等，可能是占據著北九州大門口的一個部落國家。江戶時代的天明四年（1784），偶然在博多灣口志賀島發現了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的金印，這就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這段記載的準確性。印文上的委字，可能是倭字的簡寫，無論從金印的形狀特徵，還是從出土地點來看，不能不說很有可能就是光武帝所賜的金印[9]。總之，公元57年，應該是倭國中的一國與漢開始通交的確切年代。此後還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國中的一國前往貢獻的記載[10]。但到了桓帝和靈帝時（147—188），倭國大亂，攻戰不已，其間自然杜絕了與漢的通交。這時在中國，後漢也已滅亡，魏、蜀、吳三國鼎立；在朝鮮，四郡中的三郡早已撤廢，只剩樂浪一郡，在其南面又新設了帶方郡，樂浪和帶方二郡都在當時稱雄遼東的公孫氏統治之下。這一時代可作我們史料的文獻，便從《漢書》和《後漢書》轉到《三國志》的《魏志》中，這就是著名的《魏志·倭人傳》（《魏志·倭人傳》是通用的略稱，正式應作《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倭人。——譯者）。 蛇紐金印 漢委奴國王 魏代的倭 《倭人傳》詳細記載了魏時與魏通交的倭人國的地理、歷史、政治、風俗等事實，今天讀來，仍然會給讀者以新鮮的興趣。記載的中心內容是各倭人國中的盟主邪馬台國的情況，和其國女王卑彌呼的動向，由此也說明了當時倭人國的國家結構等情況。魏所知道的倭人國是從帶方郡到邪馬台國沿途的對馬、一支（壹岐）、末盧（松浦）、伊都（怡土）、奴（儺）、不彌（宇美）和投馬等7國[11]。此外，在沿途以外，還有斯馬、己百支等21國。關於這21國並沒有詳細的記載，不過，對沿途7國的記載很詳細，其位置，除投馬外都可以明確地在北九州找到。還記載著其戶數和官吏的稱呼等。特別是關於伊都國，記載著它有世襲的王，隸屬於邪馬台女王國。伊都國內駐有女王任命的一個強有力的總督，這個總督監督上述7國的行政，並掌管女王國的外交事務。帶方郡及魏的使節前往邪馬台國時，通常首先要在這裡停留，通過總督把文書和賜物交給女王。在女王國的南面有狗奴國，由男王統治，不屬於女王國。在女王國的東面隔海還有倭人國。這些就是《魏志》記載的各個倭人國的外部情況；必須承認，漢時分成百餘國，並各自與漢通交的部落國家分立的狀態，當時也明顯地有了趨向統一的情勢。女王之所以出現，原是2世紀後半葉倭國內亂的結果。內亂是由於金屬文化的發展，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和武力的增強，激化了部落國家之間爭奪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內亂的終止，並不是憑靠強大武力的征服，而是歸服於神秘的女王卑彌呼的宗教權威。因此，部落國家仍然以原來的形式繼續存在，以部落國家形式參加到以女王卑彌呼為盟主的類似聯邦國家的組織中。這時女王是盟主，掌握外交權，當然要廢止過去各國分別與大陸的通交，實行統一的交往。在南面和東面，還存在許多不屬於女王國的倭人國，這也是很自然的。卑彌呼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控制整個日本列島的程度，邪馬台國的國力也還沒有那麼強大。這樣一考慮，那麼，邪馬台國究竟在哪裡這個歷史上的難題，也就自然有了解決的端倪。學術界至今還存在著邪馬台國在畿內的大和說和九州的山門說，兩種說法互不相讓，我則毫不躊躇地採取九州說。如果邪馬台國是在畿內的大和，那麼，在從北九州到畿內這條漫長道路上的各個國家，都應該在女王國的統轄之下；對這些國家的情況，也應該有詳細的記載，而且這樣大的一個聯邦國家不會總也征服不了南方的狗奴國，竟向帶方郡申訴其攻戰情況，暴露自己無能為力吧。還有，接待外國使節也不會只在伊都國，完全可以在瀨戶內海的鞆津，武庫的泊，難波的浜等地設立第二站、第三站的接待設施[12]。 這些暫且不談，現在看一下女王國與魏的外交關係。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卑彌呼遣大夫難升米等出使帶方郡。在郡使帶領下來到了魏都，明帝對他特下詔書，授予卑彌呼親魏倭王的稱號和金印紫綬，所賜禮品的貴重，無論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遠遠超過女王所貢獻的。明帝的這種優厚待遇，在對待外夷上是一個例外，可能是對久已杜絕的倭人來貢感到高興，想要利用它來支持剛剛歸魏統治的樂浪和帶方，牽制高句麗。這時開始的魏倭間的交往，後來在友好的氣氛中繼續下去，僅記錄所載，雙方的使節就有數次往來。正始八年（247），卑彌呼遣使到魏，申訴與狗奴國的戰爭情況。不久，卑彌呼就死了，立了一個男王代替她。國中不服，又立卑彌呼的宗女台與（或作壹與。——譯者）為王，於是國中才漸漸穩定。台與上台後立即派使向魏貢獻，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代魏而興的晉代。史書記載到晉武帝泰始二年（266）遣使為止。從此以後，在中國史籍中，就暫時完全見不到倭的名字，再次出現倭的名字是在147年以後東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從雙方歷來的友好關係來看，這147年應該說是不正常的，一定是有某種阻止兩國通交的異常情況，這可能同日本國內廣泛開展的國家統一運動和在此基礎上女王國的消亡有關。 好太王碑 好太王碑，又稱廣開土王碑，全稱高句麗廣開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此碑為高句麗第二十代長壽王為紀念其父廣開土王的功績，於414年（長壽王二年，東晉義熙十年）立於好太王陵東側。它由一塊巨大的天然角礫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體呈方柱型，四面環刻碑文，字體介於漢字隸書與楷書之間。 天照大神 這幅三聯圖表現的是太陽女神天照大神從其蟄居的洞中出來，再一次使世界沐浴在陽光中的情景。太陽女神是日本神話中最核心的女神，被奉為日本皇室的祖先，尊為神道教的主神。 統一國家建立的年代 公元266年到413年之間，以畿內的大和為中心進行了國家統一的運動。建立統一的日本國家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但遺憾的是，文獻中並沒有記載其詳細情況。因此，目前除了根據有數的神話、傳說和遺物、遺蹟來加以推測以外，別無他法。不過，這一年代的下限413年，還可以再進一步上溯到4世紀後半期。一個能夠證實的材料就是高句麗好太王碑的碑文（好太王，就是朝鮮史上的廣開土王（391—412）。好太王碑是他死後不久，樹立在其陵前，歌頌其生前功業的碑文。由於碑石風化頗多，拓本有不清處，故目下對碑文解釋，尚有爭議。——譯者）。好太王是4世紀末到5世紀初高句麗極盛時期的國王，記載其功績的古碑樹立在現今鴨綠江流域的遼寧省集安縣通溝地方。碑文詳細記載了高句麗與倭十餘年間在朝鮮半島上互相攻戰的經過。戰爭始於辛卯年（391），倭渡海侵入半島，擊敗百濟、加羅、新羅，奴役其人民。由此可知，公元391年，倭人已經具有能夠向半島派出大軍、取得重大戰果的強大國力，這決不是北九州的聯邦國家所能辦到的，只有全日本統一之後的強大的集權國家才能做到。這就是把在413年才見到的統一國家的存在向上推了二十多年的根據所在。再進一步設想，要想收到391年時完成的軍事成果，需要進行相當長的準備，至少朝鮮半島南部的所謂任那地方，在此以前就作為日本的前進基地發揮了巨大作用。《日本書紀》載有丙寅年（366）到壬申年（372）7年間，百濟與日本開始國交的經過，特別是己巳年（369）日本大規模出兵的事實。這段記載中雖有誇張的成分，但是年代、人名、地名以及基本情節是根據百濟的記錄而來的，是可信的。這一事實也應該看作是統一國家的行動。這樣又可把391年上溯到366年，可知到4世紀中葉，日本已經完成了統一；4世紀後半期，已經在朝鮮半島上占有自己的位置。3世紀末到4世紀，本是東亞各地民族發展、國家統一的運動廣泛開展的時代，在中國的中原，胡族入侵，演成16國興亡；高句麗於313年吞併了樂浪和帶方二郡，占領了北鮮的廣大領土；百濟從290年到372年間，統一了馬韓50餘國而強大起來；新羅從286年到377年間，統一了辰韓十二國而興起，日本同這一東亞普遍的時代潮流也絕不會是無關的。 統一的過程 統一國家的中心勢力是畿內大和的部落國家，它具有高度的文化和強大的武力，擁有地利與人和。因此，逐步擴大其統治範圍，是在想像中的。可是，這一過程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松村武雄博士認為，日本的神話大體上由三個主要的神話圈融合而成，一是高天原系（天孫民族系）神話圈，二是出雲系（國津神系）神話圈，三是筑紫系（南方民族系）神話圈。其中高天原系神話圈占有最優越的地位，明顯地吸收了其他兩個神話圈的特點，並將其加以改造[13]。這種神話圈的存在，清楚地說明了有創作這些神話的部族存在。也可以從這些神話中看出，在出雲和九州南部也存在著強大的部族集團，他們同畿內大和的部族集團進行了頑強的抗爭以後，被畿內的勢力所統一的情況。另外，以盤踞在北九州的邪馬台國為盟主的聯邦國家也絕不是輕易能夠征服的。傳說景行天皇和仲哀天皇巡幸九州的故事，是把熊襲當作主要敵人的。熊襲當然不能不考慮，但邪馬台國也應包括在內。傳說中主要講的正是如何歷盡艱辛，才統一了這些地方的故事。傳說中說的熊襲的半島依存主義，只要降服了新羅，熊襲就自然會歸順的說法，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從歷史事實來看，比熊襲更符合邪馬台國，在這裡不是可以依稀看到傳說中邪馬台國的影子嗎？巡幸時看到有許多女酋，這恐怕也同女王國的事實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 日本創世神話 此畫描繪的是日本神話中的「秋天的男人」和他的妹妹及妻子「秋天的女人」，將飾以珠寶的矛浸入天堂高原的水域中，從矛上甩掉的水滴就變成了一塊堅實的陸地。 王者形象 如圖所示持劍、懷鏡、垂璽的王者形象是日本正統皇室的傳統象徵。 統一勢力的所在地 以上就是國家統一的過程。完成統一的中心勢力是大和的部族集團，他們是起首就生活在大和的呢？還是從其他地方移居到那裡的呢？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對神話體系中的要點——天孫降臨和神武天皇東征的意義，是不能等閒視之的。神話里說，大和朝廷的祖先是從高天原降臨到九州日向的高千穗峰，在日向國定居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到神武天皇時，為了尋求東方的美好地方而移居到畿內大和的。這個故事從神話體系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但對於歷史事實，會有什麼貢獻呢？學者們對這點眾說紛紜，不過，日向是古代史所傳熊襲的住地，是反抗大和勢力的根據地，而且是一片荒涼貧瘠的不毛之地。把這樣的地方說成是皇室的發祥地，按常理是很難接受的。因此，有人說這純粹是編造的故事，與史實毫無關係。也有人說，故事是根據從大和臨時去九州巡幸停留這一歷史事實而製造出來的。但我不同意這些看法。我認為日向意味著朝向太陽，是一種觀念上的產物，與史實無關；大和朝廷的祖先在久遠的古昔，只是漠然自西向東遷移，並定居在大和的，這想是歷史事實。這個故事可能就是以東遷這一事實為主要內容而形成的。考古學家認為，包括大和的畿內有大量石器時代的遺蹟和遺物，金屬文化的遺物也很多，文化發展的程度總是高於其他地方。因此，有人很自然地認為，優秀的部落國家萌芽最初就產生於畿內。不過另一方面，考古學家承認，彌生文化最早發生於北九州，後來傳播到東面的。因此，有人推測，存在著一個肩負新文化而由西向東遷移的部族，這種想法也不無道理。最近，在主張邪馬台九州說的人中，有一種說法，認為邪馬台國在台與以後，就向東遷移[14]，形成畿內大和的勢力。我認為這在時代上未免太晚，西力東移是在更早的年代，至遲也在2世紀的內亂以前。3世紀時，九州的邪馬台與畿內大和是同時並存的。 國家統一與天皇的系譜 上面只是就統一國家建立的過程中的基本問題進行了探討，下面想談一下我個人對《紀》、《記》中傳說的歷代天皇系譜同這一過程的關係的看法。《日本書紀》從神武天皇起開始有精確的紀年，記載天皇出發東征的時間是甲寅年（前667），即位的時間是辛酉年（前660），以後歷代天皇的名字都有相應的紀年。但一般都知道，這些紀年是故意延長了的，很不可靠。本居宣長和藤貞乾等人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明治以來特別引起了學者的關心，發表過許多論文，試圖糾正《書紀》的紀年，以斷定古史的確切年代。但由於缺乏確切的材料，許多地方要靠推測，結論在細節問題上往往因人而異，但大體上是一致的。即在神功皇后和應神天皇卷里，有關朝鮮記載的正確紀年是向下推干支兩周120年，這就大體上得出了神功皇后和應神天皇的確切年代。另外仁德天皇的確切年代，可根據中國史籍的記載，確定為始於413年，即在和中國通交中斷了147年後又恢復起來的第一年。由此上溯，神功皇后和應神天皇的時代，應在4世紀後半期到5世紀初，這是可靠的。因此由3世紀後半期到4世紀前半期進行國家統一運動的時代，應該是與神功皇后的時代相距不遠。根據《紀》、《記》中所載的系譜，這一段時間在位的是崇神、垂仁、景行幾位天皇。關於崇神天皇的傳說，極其豐富，有祭政分離，派遣四道將軍，創立稅制，任那歸服，在完善國家機構方面取得劃時代的進展等故事。在《日本書紀》中有御肇國天皇這一稱號，在這一點上同神武天皇是一致的。要使統一國家建立的年代同天皇的系譜一致起來，崇神天皇恰恰起到一種媒介作用。崇神天皇對完成國家統一做出了重大貢獻，關於他的許多故事記載在《紀》、《記》中的崇神天皇卷里，寫得有聲有色。 銅鏡 這面8世紀的銅鏡，製作精美。它與另外兩件東西劍和璽一起，是日本皇權信物的三種神器。這面鏡子是古代日本皇權與神權的一種象徵。在三件東西中，鏡子是最強有力的，它與日本民族的太陽女神天照有關係，太陽女神是皇家的神話中的女祖先。 天皇的系譜，在崇神天皇以前還有九代，關於第一代的神武天皇記載了不少事跡，但以後的各代，即從綏靖天皇到開化天皇的八代，卻什麼記載也沒有，形成了所謂闕史時代。這說明與崇神天皇的偉大事跡相比，這八代里沒有什麼值得記載的東西。即使是神武天皇的事跡，也有好多可能是影射了崇神天皇的事跡。當然我並不是單純懷疑神武天皇以下八代天皇的實際存在。崇神天皇以前，天皇作為大和國家的首長，其位置也是世襲的。《紀》、《記》中的系譜所載的歷代天皇，當然是確有其人的。我想說的只是，《紀》、《記》中有關神武天皇的事跡實際上究竟是不是神武天皇所為，值得懷疑。鑒於《紀》、《記》中對崇神天皇以前的天皇及其以後的天皇記載雷同，神武天皇是不是統一國家日本的首長也令人懷疑。本來，我們在進行議論時，使用天皇這個後世加上的稱號，會引起概念上的混淆。正式使用天皇這個稱號是在推古天皇時代（7世紀初），這個稱號，是為了強調統一國家日本的元首在宗教方面的權威而加的獨特稱號。古時稱「君」、「大君」等等，稍後則稱「皇尊」，假如，崇神天皇能稱得上「御肇國天皇」的話，那麼，他以前的歷代統治者應該是大和國家的「君」和「大君」，崇神天皇的功績正是建立在大和國家歷代的「君」所蓄積的武力和財力，特別是世襲的宗教權威的基礎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歷代統治者存在的意義也是不可低估的。而這個意義上的世代也絕不止天皇系譜所規定的八代或九代，可能更多。所謂神代乃是說明存在著那些世代的一種方式，這樣考慮似可觸及神話與史實之間關係的線索。 神功皇后像 神功皇后像，木造，平安時代。 提起天皇稱號的起源，順便說一說日本的國號。日本古時自稱國號為大和，這是把統一全日本的核心部族居住地的地名，加以擴大的。外國所稱的倭，則與此無關。倭是九州聯邦國家時代以來的稱謂，就是到以畿內為中心變成統一國家，國家的性質改變之後，他們仍然不加區別地沿用過去倭的稱謂。為什麼要稱倭，其原因沒有確切說法，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字同倭人的自稱和韓人的稱呼等等在發音上有關聯而選擇的。到了7世紀初葉，由於吸收中國文化和保全文明國的體面，在政府及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一種想法，認為用大和這箇舊稱作為統一國家的正式稱呼不太妥當。這同那種認為以往的「皇尊」稱號不太妥當完全一樣，是同一時代同一思想的產物。從這時起開始與隋朝交往，在給隋朝的國書中用「日出處」和「東」來代表國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這時好像還沒有決定使用日本這個國號，但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即不滿足於大和這一稱呼而去探求新的名稱，最後終於決定稱為日本，其間經過了50年時間，這在政治上恰好是從推古天皇的新政到大化改新的醞釀準備階段，到大化時正式決定國號為日本。大化元年（645），在給高句麗和百濟使節的詔書中明確使用了日本這一稱號。不久中國和朝鮮也接受了這個稱號，在他們的文獻中把倭改稱為日本[15]。關於國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但有一點可以基本肯定，即日本人確定日本這個國號是在7世紀建設文明國家運動中所取得的眾多成果之一。 第三節 古代國家的發展 入侵朝鮮半島 日本於4世紀中葉完成了統一，不久便出兵半島，與北鮮強國高句麗進行角逐；說明當時日本的國力，已十分強大。正如前章所述，369年，應百濟之請向半島出兵，征討新羅，平定了洛東江沿岸7國，西滅濟州島交給百濟。於是百濟王與日本使節同坐在磐石上，發誓永稱西藩，朝貢日本。這一年，日本重新領有了曾在其羈絆之下的任那各國，使百濟成為隸屬的朝貢國，在日本的半島政策上具有重要意義。391年，為譴責百濟王背信棄義，再度出兵，確立對南朝鮮的宗主權。這就意味著同在這一年即位、準備大舉南下，以實現其野心的高句麗好太王軍隊發生激烈的衝突。396年與400年，高句麗採取攻勢，但404年，日本軍又深入侵到帶方郡故地。日本完全是由海路進軍的，沿半島西岸北進的日軍船隻很多。 統治半島的消長 以上是4世紀後半到5世紀初日本在朝鮮半島活動的概況。須知它需要靠強大的武力去完成，對日本來說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了5世紀，日本頻繁地向中國南朝宋、齊、梁等國派遣使節，進行直接交往，這從另一方面看來反映出統治半島的困難。與南朝的通交情況見於中國史籍，那裡提到的倭王有贊、珍、濟、興、武五位；試把它同日本天皇的系譜對照一下，可知贊是仁德天皇（日本歷史學者中，也有認為贊是應神天皇的。——譯者），珍（彌）是反正天皇，濟是允恭天皇，興是安康天皇，武是雄略天皇。這些天皇在421年到502年間派遣的使節，共有12次，這些使節的一個共同目的就是請求授予爵號，南朝各國所授的是「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那樣很威嚴的稱號。日本之所以需要這個稱號，是想通過這個稱號，說明中國承認其統治半島各國的正當性，然後借中國的權威君臨各國，充分表現出喪失了自主性的事大思想。強大的武力是不可能永遠保持下去的，而且半島各國的利害關係也隨時在變化。百濟為對抗高句麗的侵略，需要日本的保護，但這種威脅一旦減弱，臣服的誠意也就隨之動搖。任那各國也是一有機會就要單獨行動。應神天皇和仁德天皇時，我國對半島的統治達到極盛時期後不久，實力就開始下降，於是日本的地位也就迅速惡化。《日本書紀》中記載的許多派出官吏的無能墮落事件，反映了這種情況。其中最典型的事情是，百濟請求割讓任那四縣（全羅南道西半部），大連大伴金村接受百濟的賄賂竟同意了。百濟就這樣通過外交手段，逐漸蠶食任那西部，而新羅則憑藉武力侵略任那東部。特別是532年，日本所占任那的根據地金官國（金海）投降了新羅，這在任那的歷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此後恢復任那就成了大和朝廷所面臨的重大事情，雖然曾力促百濟王同派到那裡的日本使臣、任那各王共同商議復興的方策，但由於他們都從各自的利害出發，以致無法達成一致的協議。當他們正在為商討浪費時間時，高句麗已南下進迫百濟，新羅與百濟的睦鄰關係也破裂了。554年，百濟王死於同新羅的戰爭中，這就決定了百濟的頹勢和新羅的優勢，也決定了任那各國的命運，欽明天皇二十三年（562），各國中的最後一國高靈的伽耶投降了新羅，從此結束了任那的歷史。《日本書紀》記載說，新羅滅亡了任那的官府。而任那正是天皇的「屯倉」。任那的前身是《魏志》上所說的弁辰十二國的後身。正像那裡的馬韓和辰韓發展成為百濟、新羅那樣，它們沒有發展成為統一國家。日本在這裡的勢力，阻止了其內部興起的統一力量。各個部落國家始終保持著原來的形式，像日本國內的屯倉一樣，成為天皇的直屬領地。對日本來說，任那的滅亡意味著喪失了取得大量貢納品的天皇直屬領地，並宣告了日本統治南朝鮮霸權的結束。它象徵著統一以後隨即到來的日本國家多災多難的命運[16]。 歸化人貴族們的墳墓 在日本的平原上，在4至7世紀，出現數以千計的形狀古怪的墳墓——一些高達30米，從一頭到另一頭延伸至半公里。墓中石棺里在無價的珠寶、武器、家用工藝品的圍繞下，躺著那個時代的首領和貴族，可能是3世紀侵入日本的亞洲大陸上的勇猛騎手的後代。 前方後圓的形狀可能是起源於他們的實踐，就是把死者先送到一個臨時性的墳墓，而後在旁邊開始興建一個圓形的墳丘，再把屍體運入墳丘中之後，兩部分也就連接在一起了。墳墓及其周圍都被視為神聖的地方，因此要小心地加以保護。旁邊的深溝中注滿了水使世俗的侵犯者無法接近，同時，名叫哈尼瓦的泥塑像站在那裡守護以防惡魔。 國內形勢的演變 由4世紀中葉到6世紀中葉，日本的對外活動已如上述，那麼這一時期國內的形勢怎樣呢？首先應該說，在這個時代，天皇的權威有了顯著的提高。其證據就是留存至今的應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陵墓。兩天皇的陵墓雖然都是當時普遍的前方後圓形式的古墳，但其形式最為完備，規模宏大。應神天皇陵周圍有兩道壕溝，前後長415米，後圓直徑267米，高36米；仁德天皇陵周圍有三道壕溝，前後長475米，後圓直徑245米，高30米，恰似自然形成的山。其雄偉勝過世界上任何一座帝王的陵墓。建造這樣巨大的陵墓，除了要集結大量勞動力和進步的技術以外，還應該想到要有能指揮這一切的強大政治力量和天皇的高度權威。日本在南朝鮮的稱霸，也可以說是這種政治力量和天皇權威在外部的擴展。這內外兩方面的事實加在一起，說明了當時國家權力的強大和象徵這種權力的天皇的高度權威。 國家權力是怎樣產生的呢？如前所述，天皇的先祖最初是大和一個部落國家的首長，憑藉武力、財力以及宗教權威，逐步兼併了周圍的小部落國家，最後將其統治擴展到全國。兼併統治的方式會有幾種，有時是以武力消滅了反抗國家的首領之後，將其領地置於統治之下。這時或者將其人民歸由天皇直接統治，委任管理者進行管轄；或者分給皇族和貴族領有，天皇則間接地徵收貢納。不過，大多數的情況則是，各國的首領以歸屬於天皇的宗教權威形式服從其統治，這時各部落國家原有的內部體制不變，天皇讓原來的首領仍安居其領地，只負擔貢納及其他義務。就是說，全日本的人民是以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兩種方式歸屬於天皇。間接統治又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天皇身邊的新領主，一種是通過舊領主來實現，這和後來的譜代（同族家臣）、外樣（外族家臣）的區別一樣。統一初期，直轄領的管理者都忠實地履行其職責，與天皇關係很深的新領主也沒有擅專的行動。而歸服於天皇的權威後，仍被承認領有其地的舊領主，則更加提高歸順的心愿，擁戴天皇。由於領內的下層組織保持不變，舊領主的命令能夠很好地貫徹到基層。這種封建郡縣並用的國家機構，依靠各下層統治者的忠誠，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效率，使國家的權力高度地集中到天皇手裡。 哈尼瓦武士泥塑像 仁德天皇的墳墓由兩萬多個圖片中所示的圓柱形衛兵守護著。5世紀日本已頻繁地與中國南朝交往，中國史籍提到的倭王有贊、珍、濟、興、武五位；把它同日本天皇的系譜對照可知贊是仁德天皇，也有日本歷史學者認為贊是應神天皇。 圖片中的哈尼瓦泥塑像：一把短劍從他的腰帶上垂下，手裡把著弓與箭袋，穿著寬鬆的褲子與緊身短外衣形的鎧甲。這樣的塑像被固定在匙孔形墳墓的周圍，從頭至腳，這個武士的高度能達到現代人肩部，其比例強調著他的地位高於動物與無生命的物體。 這個時代的地方區劃有國、縣、村等名稱，文獻中還留有當時其首長的稱謂是國造、縣主、稻置、村主。村無疑是構成國與縣的下級區劃，但在國與縣之間是否也有這種上下從屬關係，則不太清楚。說不定是表示上述那種間接統治與直接統治的區別。至少被稱為國造的人許多是原來小國的首領，是其地位得到天皇承認的外族大名那樣的人。據《舊事本紀》（《舊事本紀》，又稱《先代舊事本紀》、《舊事紀》，共10冊，是古代史書，一般認為是平安初期的偽撰。從神代記述到推古天皇，其中《天子小本紀》、《國造本紀》載有其他史書看不到的傳說。——譯者）載，國造的總數有144個，但計算這一數字的時間不明確，因此很不可靠。然而可以想像，這個時代的國，要遠遠多於後世固定的六十餘國，因而其地域也很狹小，並散在各處。縣是不是天皇的直屬領地，也不清楚；但屯倉和御縣，則顯然是天皇的直屬領地。屯倉的意思是皇室的所有地及倉庫、宮邸，御縣則是指定皇室生活資料的供給地，它們同是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的。但從統治的直接與間接這方面來看，再也沒有比這更直接的，在當時土地與人民緊密結合的情況下，屯倉和御縣實際上可能都帶有幾分地方區劃的意義。屯倉最初可能是在國和縣的範圍內或其範圍外新開墾的，或者是由接受捐獻而建立的皇室領地，隨著國造們歸順天皇的精神日趨薄弱，屯倉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就日見增大，成為皇室權力在地方上的有力基礎，管理屯倉的叫屯倉首。 哈尼瓦戰馬 在以國造為代表的准封建勢力與皇室貴族所代表的同族集團勢力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統一國家的能力大大提高，但這種情況不久就呈現出崩潰。國造的子孫越來越不馴服，鞏固的封建秩序開始動搖，而皇室貴族的子孫則背離了同族集團的結合，瘋狂地爭取私有地和私有民，在領地內建立起複雜的私有制統治關係，這些事實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國造的背叛行為，從經常把應獻給天皇的貢納攫為己有，竟發展成大規模的背叛，如筑紫國造磐井的叛亂，國造的性質變了，以國造的歸順為重要支柱的國家機構，因而勢必發生動搖。臣、連和伴造紛紛設置部曲和田莊說明皇室貴族的背離，部曲和田莊的設置意味著在以往天皇的直接和間接統治之外，又出現了完全不受天皇控制的土地和人民，它導致了國家權力的分裂。在4世紀後半葉，曾發揮了偉大國力的日本，僅僅經過兩個世紀就開始走下坡路，落得喪失海外領土的悲慘結局（這裡所謂「喪失海外領土的悲慘結局」的海外領土，無疑是指朝鮮半島上日本侵略奪取的土地。日本氏族集團利用朝鮮半島上局勢的分裂、各氏族集團間互相爭戰而侵占的土地，怎能稱為其海外領土？更如何能說喪失？這完全是著者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沿襲過去帝國主義強盜邏輯的反映。——譯者），這應該說是上述那種國內形勢變化的必然結果。 埴輪 套屋 這座哈尼瓦住宅模型，顯示的是歸化人貴族寬敞的住宅，反映出上流社會居室的精緻考究。 社會組織 這個時代的社會組織已被公認為是氏族制度。但如果從構成原始社會特點的血緣共同體含義上來使用這個詞，那麼對這個時代並不適用。如果由父系家長的家族之間，在居住地區上，在舉行祭祀以及其他宗教儀式上，以及在確定先祖，承襲氏名等同族集團的共同性方面來說，那麼可以說使用這名詞是合適的。不過，新的權力關係和政治關係常常試圖衝破這種同族集團體制而表現出來；而舊的同族集團制卻仍頑固地留存著，時代就在這兩種力量的交錯之中向前推移。這個時代的「氏」，具有觀念的和現實的兩種含義，必須分別加以理解。在觀念的意義上，是指有著或是相信有著同一父系祖先的全體家族和人們；而在現實的意義上，則指這些家族的某些成員聚集在一起，組成部落的形式，這種同族集團性質的部落也可以看作「氏」。另外，這些家族中的某些成員為加強自身勢力、謀求政治上的地位而結合在一起，這種政治性的團體也可以稱作「氏」。在現實意義上，是否真正擁有同一祖先，並不成問題，只是假設而已，不過是利用同族集團的意識而結合在一起的。與增加「氏」的政治、經濟機能有關的是「姓」和「部」。「姓」是表示「氏」的尊卑的一種標誌，由對「氏」自發的敬稱或職名發展而來的。在十分完善的姓的制度中，以歷代天皇為祖先的所謂「皇別」的氏中，有臣、君、別等姓。以神代史上的神為祖先的「神別」的氏，則以連為姓。祖先為歸化人的「蕃別」的氏，多姓「史」、「村主」等。其中臣和連是最高榮譽的「姓」，有這兩個姓的氏被合稱為「臣連」，居貴族階級的首位；臣連中參與最高政治的是大臣和大連，他們代表著中央貴族的最高意志。與大臣和大連一起構成貴族階級，並同時參與國政的是伴造和國造。國造已如前述是地方君主的後裔，是准封建領主，伴造同下面要講的「部」的制度有關，是政府官員，或准封建領主。「部」在抽象的意義上，是為了政治、經濟目的結合在一起、生活在同一條件下的人民的集團。但在現實中，它分為好多種，有隸屬於天皇以及各氏而負有貢納義務的農民集團；有世代承襲某種特定的工藝技術，負有貢納其製品義務的半農半工的人們；還有靠某種技術或手藝為政府服務的下級手工業人員集團。這些集團，一般稱為「伴」，但也有稱為「部」的，特別是屬於第三種形式的，因為它類似百濟官署中的「部」。後來則全都稱部了。這也同「部曲」這一名稱的流行有關，部曲本是中國對第一種形式的自己私屬民的稱呼，後來日本也採用了，部曲的名稱便流行起來，因而也助長了「部」這一名稱。伴造就是「伴」亦即「部」的首長，它有兩種含義。一是指隸屬民的主家，即所有者，二是指直接統轄隸屬民和手工業人員的人。前者主要是中央的強大貴族，後者則沒有那麼高的身份，前者擁有許多隸屬民集團，正如國造領有其國一樣，不同的只是在當時土地與人結合的情況下，重點是放在人這方面還是在土地這方面，實質上二者每多類似，在這個意義上，伴造與國造一樣，都是准封建領主。由於後者是統率隸屬民和手工業者人員的直接首長，所以大多是政府官員。一般提到臣連、伴造、國造時，這個伴造可能是指前者。伴造的這種性質，是和前面提到的皇室貴族背離了與天皇同族集團的結合，瘋狂地攫取私有地私有民有因果的關係；伴造的勢力同國造叛離中央一起與日俱增，其中有的人從第二類上升為第一類，也有的一身兼有兩種特質。伴造所代表的貴族階層為增強其經濟基礎，大量攫取部民，這不僅分裂了國家權力，而且也削弱了氏的同族集團的結合，促進了它的瓦解。「部」動搖了社會結構的基礎，推動了時代的進展，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一種勢力[17]。 這個時代的社會階級可以分為貴族、平民、奴隸三個階級。皇族和臣、連、伴造、國造屬於貴族，他們擁有很高的「姓」，擔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職，擁有大量的私有地、私有民，是統治階級。平民的主體是部民，部民中，有些實際地位接近於不自由民，但部民的名稱只是區分政治屬性，並不表示身份的尊卑。他們負有向天皇和主家貢納的義務，或須到官署和工房服務，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和家族在一起組成自己的家庭，過著自由的生活，原則上屬於平民階級。還有些是有姓者中屬於低等姓的人，國造領地和皇室直轄領地內的人民，還沒有編入「部」的，雖不是部民，但他們的階級屬性仍是平民。平民階級占有國民人口的大部分，他們從事工農業生產，在國家的生產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奴隸階級即文獻中的「奴」，數量似乎並不多。三世紀時邪馬台國向魏進獻的物品中有奴隸一項，說明在國家統一以前已有奴隸存在，只是在日本，取得奴隸的來源並不如外國那樣廣泛，並沒有產生過奴隸大量存在，足以左右生產的階段。 文化的進步 從石器時代起，日本文化就是憑大陸文化的傳入而不斷發展起來的，到了這個時代，由於在朝鮮確立了政治優勢，大陸文化的傳入更加活躍，傳入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朝鮮半島各國的國王為實現其政治目的而貢獻新文物；來自半島各國的歸化人帶來的文化；往來於朝鮮半島的日本知識分子帶回來的文化等等。傳入的文化，無論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給日本文化以劃時代的影響。精神文化方面，漢字、漢籍以及儒教和佛教的傳入決定了後來日本文化的性質。在物質文化方面，水利、灌溉、養蠶等農業技術，建築、雕刻、織布、冶金、制陶等各種工藝技術及其製品，都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下面就以這些傳入的文化為轉機，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來詳細談一下當時發展起來的新文化的內容。 精神文化 一般都認為漢字和漢籍最早傳入日本是在應神天皇時期，這並不正確。我國人民接觸漢字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代，在漢代時各倭國與漢通交就需要以漢字為媒介，邪馬台國與魏通交時，顯然已有國書的收受和爵號的授予。儘管人數很少，範圍很窄，但已經理解和使用了漢字。統一國家建立後，與南朝的通交當然也需要使用漢字，其中雄略天皇致劉宋的國書，是一篇優美的四六駢體文。在日本國內，履中天皇時已在各地設置了國史。國史是指掌管記錄的書記官，由此可見，當時記錄工作已經有了一定發展。熊本縣玉名郡江田町古墳出土的大刀上的銘文以及和歌山縣伊都郡隅田八幡宮所藏古鏡的銘文，都是足以說明當時使用漢字情況的實際遺物。大刀銘文是用漢字來拼出日本固有名詞，而且是音訓並用的，藉助漢字表現了日本的思想，大刀的製造時間估計是反正天皇時（5世紀初），它有力地說明，在這時代，對漢字的使用已不單是機械地移植，而是自主性的應用。特別是這柄鐵制大刀，其銘文是在刀背上用銀鑲嵌的，製作十分精緻，說明在日常生活和政治工作方面已能自如地運用漢字。隅田八幡宮鏡上的銘文也是音訓並用地使用漢字的。例如地名有意柴沙加宮（忍坂宮）和人名開中費直穢人（河內直漢人）等等。製造的年代記有「癸未年」，當指武烈天皇五年（503）。 漢籍傳入的年代，由於沒有史料，無法確定其正確年代。據說應神天皇時百濟進獻了《論語》10卷、《千字文》1卷，但它只能表示儒學是我國漢學的主流，後世人把這兩部書作為漢籍中最基本的書籍，此外並不能說明更多的史實。6世紀初，百濟又給日本派來五經博士，並規定他們輪流常駐日本。由此可知日本知識階層對五經講義的追求，以及儒教思想的滲透和漢籍的大量流入。6世紀中葉，百濟又派來了易博士、歷博士、醫博士和採藥師等等，這說明儒教以外的歷學、醫學也已經傳到了日本。到6世紀末至7世紀初，推古天皇時代，以這些傳入的學問為基礎的日本古代學術，已初步開展起來。 隅田八幡宮的人物畫像鏡和銘文 佛教也是從百濟傳來的。關於佛教傳來的時間，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是欽明天皇十三年。但對這段記載，仔細一研究，結果發現裡面錄有唐長安三年（大寶三年，703）翻譯的《最勝王經》的經文，說明這段記載是長安三年以後撰寫的，因此這段記載是否真實，很值得懷疑。此外，除欽明天皇十三年壬申這個年代外，還有法王帝說和戊午年傳來等等的說法，同時還同《書紀》中對繼體、安閒、宣化、欽明四朝天皇的年代記載有誤等情況結合起來，現在在學術界，認為欽明天皇十三年壬申（552）應改為538年戊午（《書紀》中的紀年是宣化三年，改定後的紀年是欽明七年）的說法頗為有力。但我認為，並沒有充足的根據能夠說明戊午絕對正確，而壬申完全錯誤。戊午和壬申都有佛教傳入的事實，都分別有不同的史料流傳到現在。本來所謂佛教的傳入，從內容上來說，就是指佛像、經卷和僧侶的傳入，所以多次傳來是很自然的，在當時朝鮮半島那種緊張的形勢下，百濟要大力把新文化傳到日本，就更是這樣。把佛教的最初傳來限定在某一段時間以內，似乎要比限定在某一年更合乎情理。 佛教剛傳入時，保守派物部氏與進步派蘇我氏之間，圍繞著可否崇佛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日本書紀》對此有詳細記載。不過，這種記載也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比如它的中心意思即物部氏所說的，我國自古以祭祀神衹為根本，祭祀異國之神會惹怒本國之神，這種想法果真是佛教傳來當時的思想嗎？那些眼見端莊的佛像，接觸深奧的經典的人們，可能會為那種異國的風情和神秘的理想世界而歡欣鼓舞，但這會同融匯到日常生活儀禮中的神祇祭祀之間感到有牴觸嗎？早期的佛教信徒聖德太子和天武天皇也都同時篤敬神祇，同時信奉兩者並不感到有任何矛盾。由此看來，我想佛教剛傳來時，立即產生強烈的敵對意識，採取了排斥和打擊的態度，並非事實。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後來人們意識到佛教和神道是對立的，才有意那樣說的。從佛教起初遭迫害，最後卻以勝利告終這個發展情況來看，這種說法可能是佛教徒對律令精神——崇尚儒教、神道而貶斥佛教作法的一種報復思想的表現。蘇我、物部二氏的鬥爭當然是事實，但這主要是由於政治經濟方面的矛盾而來，把它完全歸咎於佛教問題，可能是經過後世佛教徒的潤色、誇大所致。 聖德太子像 聖德太子於6世紀引進大陸佛教，積極吸收中國文化，到了平安時期佛教更為流行。1109年為紀念弘揚佛法的聖德太子於法隆寺靈院內，塑造了圖片中的塑像。 最後說一下傳統的民族宗教。把它稱為神道是在佛教傳來以後，和它對立而產生的一種概念，古時並沒有意識到它是一種道或教。這種古老的民族宗教，我想同至今仍流行在西伯利亞到中國東北一帶的薩滿教有著密切的關係。薩滿教是一種以信仰稱為薩滿師為司祭來作法為特徵的宗教。薩滿師是一種女巫。薩滿教把世界分為上界、人間和下界三部分，上界有許多神，下界有惡魔惡靈。薩滿師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介者，為人們預言、卜卦、治病。日本古老的民族信仰與薩滿教有許多類似的地方。日本民族的祖先把這種宗教和語言一起從北方大陸帶到日本，後來在日本特殊的風土和民族性的影響下，這種宗教獲得了獨自的發展，形成了所謂神道的基本特點。不潔與「祓濯」的思想和儀式，用鹿骨和龜殼進行占卜，建立神社以及崇敬氏神等等，都是吸收新的外來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宗教現象。傳統的民族宗教既沒有發達的教理也沒有神格的限制，與其他不同的異種宗教也並不是水火不兼容的，而是經常加以吸收，和它們共存的。無論是儒教、佛教，還是基督教，它都能夠接受，並允許它們獨自發展，這正是傳統宗教最大的優點。 神道教 神道教起源於日本早期的萬物有靈論。神道教的核心是對神的膜拜，這些神即是將自然現象擬人化，也包括人在內，日本人稱之為「神力」。這其中包括天照大神、明月神和暴風雨神。圖片為位於宮島市神道教殿堂的鳥居（日本神道教神社入口處的牌坊），這是獻給暴風雨神的三個女兒的。 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的基礎條件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紀》、《記》中記載著崇神天皇到仁德天皇時歷代開鑿池渠的史實，說明了統一國家為提高水稻產量而致力於技術方面的情況。其中還有使用歸化人開鑿韓人池的傳說，說明在這一方面，從大陸傳來的技術發揮了巨大作用。農具除木製的以外，鐵制農具也逐漸普及了，現在見到的遺物有鎬、鋤、犁。其中，犁又叫「唐犁」，這就可以知道是從中國傳入的。《魏志》中記載，邪馬台國已有養蠶、紡織等技術。統一國家建立後，更直接從中國江南地方傳入了這方面的優秀技術和製品。對早期的歸化人秦人和漢人，流傳有許多傳說，直到今天，有關紡織的詞彙中還保留著「機」、「綾」（機（八夕），綾（ァャ）和秦、漢在日語訓讀中是同音，說明過去是由他們傳入使用，所以就用他們姓的讀音來命名。——譯者）等詞，說明他們參與這方面的關係該是多麼密切。由於秦人、漢人的努力，衣料的質和量肯定都大大地提高了。此外，關於鍛冶，據說是從朝鮮鍛工傳入的，所以名為「韓鍛」，制鞍和制陶的也都是歸化人傳人的。各種工藝，由於受大陸技術的影響，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一直到現在，還殘存著不少這方面的遺物，現在就通過考古學的成果，從實物來考察一下這個時代的文化。 這個時代考古學的中心問題是高冢式古墳。考古學者據此把這個時代稱為古墳文化時代，它是繼繩文式文化、彌生式文化之後的一個文化階段，其確切的年代是從3世紀後半葉到7世紀，其間一般又分為前期、中期、後期三個時期[18]。有趣的是，它恰好同日本國家開始統一、大和朝廷昌盛，最後走向衰亡這一過程是一致的。 所謂高冢式古墳就是在地面上堆起很高的土丘，裡面放著裝有遺骸的棺與槨的墳墓。這種古墳，首先在畿內突然出現，後來就普遍地擴展到四方。根據其堆土的形式，有圓墳、方墳、前方後圓墳、上圓下方墳等的區別。其中前方後圓墳的規模最雄偉，形狀也十分優美，再加上它是國外沒有的日本獨特的形式，所以可稱之為日本高冢式古墳的代表。 前方後圓墳，從外形上可分成幾種類型，按照後藤守一博士的分類方法，首先可以大致上分成後圓部的高度約為前方部高度一倍的和後圓部高度基本上與前方部相等兩種。前者還可以進一步分成前方部的長度極短（帆立貝式），和前方部的長度長於後圓部的直徑（柄鏡冢式），以及前方部的長度與後圓部的直徑基本相同，其外形也呈長方形（銚子冢式）三種。後者也可以進一步分成兩種，一種是前方部的長度與後圓部的直徑基本相同，前方部前端的寬度大於後圓部的直徑（瓢冢式）；另一種是從整體來看呈萎縮狀，前方部前端很窄，兩邊的隅角坍塌，好像是兩個圓墳並列（二子冢式）。這五種類型，分別表示了時代的變遷。第一類古，第二類新，其中第二類的瓢冢式是最盛期的樣式。二子冢式是衰微期的樣式。換言之，本來後圓部是主體部分，低小的前方部是附加的；但後來，前方部逐漸發達，變高變寬，形狀雄偉，不久，又整個萎縮下去。了解了這個變遷過程，也就明白了為什麼會產生前方後圓這種特殊的墳丘式樣。關於這個問題歷來有各種說法，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是祭壇說，認為前方部是一個附加的祭壇。起初是在前方部舉行祭祀，但後來則失去了這個意義，前方部也同後圓部一樣成為墳丘的主體部分。在墳丘周圍挖有壕溝，這同外形的變化也有關係。另外，修建這種墳墓的具體場所，也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前期的前方後圓墳，利用山岡和丘陵，修建在高處，把自然地形稍加改變做成墳形。隨著時代的發展，修建的位置也逐漸移到低平地上；中期的瓢冢式墳，建在高地和平原上，墳丘完全是靠人工堆土而成，取過土的地方就成了墳丘周圍的壕溝。我國最大的前方後圓墳——可以說是中期瓢冢式古墳典型的仁德天皇陵，周圍挖了三道壕溝。後期的墳墓又回到丘陵上，但與前期不同，不是從遠方可以仰視的，而是隱蔽在山坡後面。 古墳壁畫 古墳壁畫，乳房神，古墳石棺內壁右側。 古墳的外部設施有土俑和石人石馬。《日本書紀》中說，製作土俑，最初是根據野見宿禰的建議，用來代替殉葬者的。但人馬俑是在中期以後的古墳中發現的，前期的只是圓筒。圓筒俑的作用是為了固定土堆和劃定墓界，也可以說是立在墳墓周圍的柵欄。由圓筒發展起來的象形土俑有人物、動物、房屋、器具等，種類繁多，這些土俑，究竟有什麼意思，並不是明確的。比較有力的說法是，墓上舉行的儀式是為拜謁祖靈的，所以房屋、器具等土俑是作為常設的，裝飾性的東西而放在那裡的，而人形土俑是用來表示參拜者的[19]。 不管土俑的起源如何，今天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有著特別的意義。它是這個時代的遺物，表現了在其他物品上見不到的寶貴的事實和思想。器具和房屋是直接顯示當時生活和文化的極好資料，人物也是有立體服裝和形態，從中能見到絕非文獻和繪畫中所能見到的東西，特別是人物的表情和動物的姿態上表現出來的純真樸素的美，不能不引起人們親切和喜愛的心情。土俑是日本人生活和心靈的表現，它有著超越時代的強大生命力。 埴輪 追豬的犬 埴輪，日本古墳時代一種特殊的陶製喪葬用品，排列在古墳墳丘上部及其周圍，流行於4世紀至6世紀。名稱來自《日本書紀》（卷6，垂仁天皇三十二年條）。主要為「土師部」的人所製作。 埴輪分圓筒埴輪和形象埴輪兩大類。圓筒埴輪又可分為通體呈圓筒狀的和上部敞開呈牽牛花狀的兩種，前者系仿真器座形陶器，後者系仿真敞口的壺形陶器。形象埴輪可分房屋埴輪、器物埴輪、動物埴輪、人物埴輪四種，分別仿真房屋（住房、倉庫）、器物（華蓋、盾、箭袋、護腕、甲冑、扇、凳、盒、高腳杯、船）、動物（馬、牛、鹿、豬、猿、犬、雞、鳥、魚）和男女人物（武士、農夫、巫女、樂師）。圖為古墳時代的埴輪，追豬的犬。 石人石馬在福岡、熊本、大分三縣的古墳中可以見到，它的製作可能同象形土俑出於同一目的。這些石人石馬是當地熟練的石刻工人用石料製作的。中國的墳墓旁邊，就立著石人石獸，因此誰都認為這大概是受了中國的影響，可是考古學家並不一定贊成這種看法[20]。 古墳的內部設施有棺與槨。棺根據不同的材料可以分為木棺、石棺、陶棺、乾漆棺等等；又因形狀的不同而分為箱形、劈竹形、船形、長箱形、房屋形等多種。各種材料中石棺最多，而形狀中，箱形棺是繼承了彌生時代的箱式棺形狀，從古一直流行下來的；劈竹形和船形的石棺流行於前期的後半葉到中期；長箱形石棺在中期；房屋形石棺在後期曾廣泛流行。 埴輪 舞者 古墳時代 埴輪 盛裝的女人 古墳後期 槨是覆蓋棺的設備，有黏土槨、礫石槨、木炭槨和石槨等等。黏土槨是在把劈竹形木棺埋在土裡時，蓋在厚厚的黏土台上的，所以即使木棺腐爛以後，在黏土台上仍能留下棺的塌陷外形。礫槨、木炭槨分別是用礫石和木炭製成的。石槨是在棺的周圍堆石，最近一般稱之為石室。石室有豎穴式和橫穴式兩種。豎穴式石室是在棺的前後左右堆成石牆，上面用石塊覆蓋，前期古墳中就能見到，以後又一直流行到後期。橫穴式石室是在豎穴的一方設有信道，留一入口。橫穴式石室本來在大陸上流行，5世紀時從朝鮮半島傳到北九州，6世紀到7世紀時十分盛行。放置遺骸的墓室通常很寬闊，而通向那裡的墓道卻長而窄，但兩者的長短寬窄、外形、堆石的形式等等並不相同，十分複雜，這和地區、時代的變遷具有微妙的關係。橫穴式石室的形狀遠比豎穴式石室要進步，墓室內設台、架和枕等等，墓壁上還描有花紋和繪畫。北九州有許多施以裝飾的古墳，用彩色顏料描出花紋和繪畫，這也可能是吸收了朝鮮流行的做法。橫穴式石室中也有用巨大石料構築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奈良縣石舞台古墳，據傳是蘇我馬子的墓。 後期的橫穴式石室中，也有不修墳丘，只在山麓或丘陵的一側鑿出墓穴的，其分布受到地質條件的限制，多在軟質的石山和壚坶層邊緣等處。所謂橫穴古墳即是這樣。埼玉縣東松山市吉見的百穴，就是許多這樣的古墳集聚在一起，呈現出蜂窩形狀。 古墳中有許多隨葬品。這個時代的隨葬品同棺槨模仿死者生前的房屋一樣出於同一種想法，即為了不讓死後的生活有什麼不便之處，儘量把死者生前使用的物品多多裝入棺內。其種類很廣泛，從隨身裝飾品到日用器具、武器、甲冑以及馬具等等。這些都是同當時的文化有直接關係的遺物，為我們說明寶貴的史實。下面就以隨葬品中數量最多的鏡、劍、玉為中心，談一下這個時代物質文化的一斑。 在古墳內發現的鏡是屬於中國漢代到三國、六朝時流行的式樣，有舶來品和在我國仿製的所謂仿製鏡。這些鏡都是用白銅或青銅製作的圓形鏡，背面中央有一個鈕，周圍施有各種花紋。根據花紋的種類可以分成幾種樣式，有內行花紋鏡、方格規矩鏡、神獸境、畫像鏡、獸帶鏡等等。這些花紋都是根據中國思想而來的。日本製作的仿製鏡中，除了模仿這些花紋以外，還有開創了日本獨自境地的。如周邊帶鈴的鈴鏡，有房屋圖案的家屋花紋鏡，表示人們狩獵和舞蹈情景的狩獵花紋鏡，用直線和弧線配合組成嶄新花紋的直弧花紋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仿製這種鏡表明了日本國內製鏡工匠的技術和創造性。鏡的作用似乎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日常用具和裝飾品的限度，而成了具有神奇魔力的物品，將其納入墳墓中可能就是為了驅邪。 勾玉 古墳時代 刀劍都是鐵制的，而且是沒有翹曲的直刀。製作時最花費心力的部分是刀把頭，其中也有多種式樣，模仿大陸式樣的有環頭形、圭頭形、方頭形等等。環頭形的刀把頭呈環形，有單純的環和環中帶龍、鳳等裝飾圖案的幾種，也有用金銅精製的，這就是古語中說的「狛劍」，是大陸傳來最普遍的樣式。圭頭形類似中國古玉器的圭頭，方頭形柄端呈方形。除上述大陸樣式外，還有日本獨自的樣式，比如用鹿角做成刀把頭的鹿角把和用拳形物做成刀把頭的頭椎形等等。頭椎形深受我國國民的喜愛，十分流行也有些精巧的製品。 玉類從形狀上可以分為勾玉、管玉、圓玉、小玉、棗玉和六角玉等等，其中最多並且最受重視的是勾玉。勾玉從石器時代起就已經有了，到了這個時代，其形狀更加優美，做工也更加精緻。以硬玉為材料，配以青翠欲滴的綠色，十分美麗。這種形式的玉，在國外沒有見過有類似的，是日本獨自發展起來的，至於其形狀是從何而來，還沒有定論。 家屋紋鏡 古墳前期 狩獵紋鏡 古墳時代 人物畫像鏡 古墳時代 這些鏡、劍、玉是古老的、普遍存在的古墳隨葬品，表示這些東西已不僅是實用的隨身裝飾品，而且還具有魔力和神秘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權力的象徵。據說景行天皇和仲哀天皇親征九州時，當地的土豪把這三種物品掛在廟裡的常綠樹上懇請歸服，說明土豪把這些物品看作是權力的象徵。作為皇位象徵的三種神器（所謂三種神器是作為皇位的象徵歷代流傳下來的三種寶物，即八咫鏡、草雉劍、八坂瓊曲玉。——譯者），是和它具有完全相同性質的。各地的土豪都歸服於天皇，天皇作為一個統一國家的君主而高高在上，這種情況象徵性地表現了吸取土豪的這些神器，使天皇的神器成為唯一的、最高的權威。 除上述物品以外，隨葬品還有弓、箭和矛等武器，甲冑和盾等武具，冠、耳飾、帶金屬扣和履等服飾品，轡、鞍和鐙等馬具，瓦器和陶器等素陶，這裡就不——細述了。在服飾和馬具中發現了高級的金銅製的帶有獸頭和蔓藤花紋的透雕和浮雕製品。由此可見，絢爛的外國文化的輸入，使我國文化也取得了飛躍的發展。我國古代人用「耀眼的金碧輝煌的國家」這樣的詞句來形容新羅國，表達了對它的羨慕之情。這種用金銀裝飾的物品在朝鮮南部大量出土的同時，在我國也有所發現。在耳飾等物品中，有發源於埃及而後傳播到東西方的極為精緻的金工藝品。玉類材料中也有最早出現在埃及，後來向東西方傳播的玻璃製品。帶金屬扣等物品最早出現在西伯利亞。可見輸入到日本的文化，其來源不僅限於中國和朝鮮，而更廣及其他地區。這些物品的出土，不由得使我們想到當時上層階級的豪華生活情況。滋賀縣高島郡水尾村稻荷山的古墳，據說是六世紀繼體天皇時建造的，裡面有弧形房屋的大石棺，隨葬品中有黃金耳飾一對、玉類50餘個、金銅製冠一具、金銅製雙魚佩兩個、金銅製鞋一雙、金銅製環頭形大刀一口、鹿角把的大刀兩門、鹿角柄小刀八把、金銅製鞍具、鐵制鐙、轡等等[21]。用這些金光燦爛的裝飾品裝飾起來的墓主，大概是當地的一個土豪，他生前所過的那種富有異國情調的奢侈生活，也可想而知。在這些充滿著異國情調的物品中，還保留著日本古老的簡樸的鹿角把的大刀和小刀，表明被葬者心中還存有對古老傳統的懷念。這種具有兩面性的趣味，在當時並不只限於某一個人，而是從日本文化中可以看到的一般性的問題。 * * * [1] 芹澤長介《無土器文化》（考古學筆記I，先史時代I，昭和三十二年，日本評論新社出版）。 [2] 杉原莊介「日本文化起源」（《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I，昭和三十一年，小學館出版）。 [3] 江坂輝彌說，貝冢並不單是個垃圾場，也是古代人祭奉食物的靈魂，祈禱食物資源豐富的祭祀場。見江坂輝彌《繩文文化》（考古學筆記Ⅱ，先史時代Ⅱ，昭和三十二年，日本評論新社出版）。 [4]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學概說》（昭和二十六年，創元社出版）。 [5] 江坂輝彌《繩文文化》（前引書）。 [6] 清水潤三、倉田芳郎《彌生文化》（考古學筆記Ⅲ，原史時代I，昭和三十二年，日本評論新社出版）。 [7] 小林行雄認為，舶來的銅利器回爐後製成了銅鐸，所以在銅鐸出土的地方就見不到劍和矛的出土，本來應該有大量的劍、矛、戈的。見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學概說》（前引書）。另一種意見則相反，認為回爐的是銅鏡，埋藏劍與鐸是為了貯藏制銅材料。見水野祐《日本民族的源流》（昭和三十五年，雄山閣出版）。 [8] 日本考古學協會為了對彌生式文化進行綜合調查，設立了彌生式土器文化綜合研究特別委員會，動員了全國的專家，在從昭和二十六年到三十三年的8年時間裡，對西日本的25個主要遺蹟進行了發掘調查，在彌生式土器的編年以及其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這一成果見於《日本農耕文化的形成》本文篇、圖錄篇2冊（昭和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東京堂出版）。 [9] 最近有人提出金印是不是後世偽造的，不過，這一說法還沒有完全得到學術界的承認。即使印是偽造的，也絲毫不影響《後漢書》的記載。 [10] 關於永初元年的通交，《後漢書》記載是倭國王。通過與其他文獻對照，推斷原來寫的是倭面土王，內藤虎次郎博士把它讀作邪馬台國王。白鳥庫吉博士經過考證，把它讀作倭之回土（怡土）之國王。把倭面土讀作邪馬台有些牽強，而把面土解釋為怡土也不合適，但可以肯定它是倭中的某一國。 [11] 一般認為從帶方郡到邪馬台國沿途有7個國家，但最近榎一雄氏提出，奴、不彌、投馬和邪馬台四國在伊都國周圍另一放射狀上，投馬在邪馬台的南邊。他的根據是《倭人傳》中有關里程的記載在伊都前後採用了不同的寫法。（《邪馬台國》，昭和三十五年至文堂出版） [12] 關於《魏志·倭人傳》和邪馬台國的研究，明治以來十分活躍，有關的著作和論文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內藤虎次郎的「卑彌呼考」（《藝文》一之二——|四，《讀史叢錄》）；白鳥庫吉的「倭女王卑彌呼」（《東亞之光》五之六、七）；「卑彌呼問題的解決」（《東方》一、二）；橋本增吉的《東洋史中的日本上古史研究》（昭和三十一年，東洋文庫出版）。最近的有榎一雄的《邪馬台國》（前引書）；井上光貞的《日本國家起源》（昭和三十五年，岩波新書出版）等等。有關邪馬台國的文獻目錄詳見和田清、石原道博編譯《魏志倭人傳、後漢書倭人傳、宋書倭國傳、隋書倭國傳》（昭和二十六年，岩波文庫出版）；古代史談話會編《邪馬台國》（昭和二十九年，朝倉書店出版）；橋本增吉的《東洋史中的日本上古史研究》等等。另外，有趣的是，主張邪馬台九州說的人多是東京大學出身的文獻史學家，如白鳥、橋本、和田、榎一等；主張畿內說的多是與京都大學有關的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如內藤、梅原、肥後、小林等。 [13] 松村武雄《日本神話研究》第一卷，序說篇（昭和二十九年，培風館出版）。 [14] 主張邪馬台東遷論的一個有力證據是，國號大和是九州的部族遷移到畿內後，由其原來的名字邪馬台（山門）演變而來的。但我認為像邪馬台這樣的地形詞是隨處可見的，畿內的大和與九州的山門可能是一種偶然的一致。 [15] 在《舊唐書·東夷傳》中，倭國與日本國是分別立傳的，在日本國條中，有倭國自惡其名不雅而改為日本的記載；日本本小國，並倭地等等臆測。倭國傳止於貞觀二十三年（大化四年）的遣使，日本國傳則始於長安三年（大寶三年）的遣使，這兩個時間暗示了國名由倭改為日本的時間。 [16] 末松保和《任那興亡史》（昭和二十四年，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出版），是以任那為中心說明古代日鮮關係的著作，對了解當時情況是有益的。池內宏《日本上代史的研究》（昭和二十二年，近藤書店出版），是在對史料做嚴格篩選的基礎上，敘述了古代日鮮關係的好書。 [17] 太田亮《全訂日本上代社會組織研究》（昭和三十年，邦光書房出版）一書，史料豐富，是研究這一時代社會組織的著作。津田左右吉《日本上代史研究》（昭和二十二年，岩波書店出版）、井上光貞《大化改新》（昭和二十九年，原書房出版）、直木孝次郎《日本古代國家的結構》（昭和三十三年，青木書店出版）等書，都是具有獨到見解的學術性研究著作。 [18] 後藤守一《古墳編年研究》（《古墳及其時代》（一），昭和三十三年，朝倉書店出版）。 [19]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學概說》（昭和二十六年，創元社出版）。 [20] 吉田章一郎、大冢初重《古墳文化》（考古學筆記Ⅳ，原史時代Ⅱ，昭和三十三年，日本評論新社出版）。 [21] 濱田耕作、梅原末治《近江國高島郡水尾村古墳》（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報告第8冊，大正十二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