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談慈雲高僧(1)的學問

我同慈雲高僧是有因緣的，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曾讀過他的《十善法語》。二十二歲那年，我第一次從鄉下來到東京，當時必須找份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做自己的學問。正好有人介紹，去了大內青巒先生(2)那裡。那時大內先生正在辦《明教新志》，我就做了幫手。大內先生非常忙，常常有時無暇動筆寫文章。翌年正月的初刊，先生讓我寫點什麼。在此之前，我有關佛教的書讀得很少。在鄉下時，在家附近的寺廟裡，曾看到過諸如《碧岩集》、《成唯識論》這一類的書，當時想知道佛教究竟是怎麼回事，也翻開書看過。但這些都不是講義，所以不可能看懂。但後來在不知不覺之中，對佛教也稍稍有所了解了。我把自己所寫的東西拿給大內先生看，先生看了後說我所寫的東西離開斷常二見，有搞佛教的頭腦。我說自己不知道有幾分搞佛教的頭腦。先生問我是否讀過慈雲的《十善法語》，我回答說沒有讀過。於是先生說那就讀這本書吧。先生還說書的最後有一篇「不邪見戒」，先從那篇讀起也許更容易讀懂。那篇東西是用假名寫的，可以看出作者讀過很多書，裡面說了很多的道理，讀了之後似懂非懂，實際上還是沒有真正讀懂。但讀了那篇東西之後，知道慈雲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而且開始關注起佛教。由於這個緣故，又讀了各種有關佛教的東西。特別令我高興的是讀到了富永仲基的書，富永仲基在研究方法上走出了一條新的路子。讀富永仲基是在讀了平田篤胤的《出定笑語》之後，平田篤胤是不喜歡佛教的，但他在書中對富永仲基大加讚賞，所以我把富永仲基的書買來讀了。當時我二十四歲。我把這件事對大內先生說了，先生說那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佛教界的人也有與其類似的議論，江戶目黑長泉院有個叫普寂(3)的人寫了一本書《顯揚正法復古集》，你可以讀一讀。於是把那本書借了給我。那也是一本不太好懂的書，但讀了大致意思還明白。德川時代的一些著名佛學家中，有些人的觀點是超宗派的，他們主張直接皈依釋迦牟尼。對這些問題我一直想作些研究，中年以後，自己的專業研究都沒有能夠作得十分充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就更無暇顧及了。但從那時起，我對慈雲高僧和普寂和尚一直非常敬重。今後有時間的話，還是想好好地讀讀他們的書。 我的專業是有關中國的學問，尤其是打算研究中國文化的發展和東亞文化的發展，對於佛教，我完全是門外漢，所以對慈雲高僧在日本佛學上的地位不甚清楚，但諸如佛教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慈雲高僧所做的業績以及其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這些問題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所以現在我們也有所了解。慈雲高僧一面嘔心瀝血致力於戒律的傳播，同時又主張恢復釋迦牟尼所實行過的方服(4)，其意味著要按釋迦牟尼所行的去做，這種佛教上的復古思想對日本文化產生的影響是很值得研究的。 日本的佛教有漫長的歷史，其間幾經盛衰。日本佛教的興盛時期是奈良時代、平安時代，不言而喻，當時是得到了朝廷的保護。由於朝廷的保護，也作出了各種成果，出現過許多學者。日本的國民真正在佛教上發揮作用的時期卻不是得到皇室保護的奈良時代、平安時代，而是在鎌倉時代以後。在鎌倉時代以後的時期內也經歷過榮枯盛衰，但最為興盛時期當為鎌倉時代。其次就是德川時代。一般人認為，鎌倉時代佛教興盛主要是新宗派的興起，例如淨土宗的興起、門徒宗的興起、禪宗的興起、日蓮宗的興起，新宗派的興起無疑是鎌倉時代的一個現象，而且佛教的興盛並不止於皇室、上層階級，也涉及下層階級。當然也有人反對當時興起的新宗教，還有人根據傳統的宗派對新宗教加以研究、批判。最近在栂尾的高山寺舉辦了明惠上人(5)的紀念活動，這位明惠上人就是對新興的宗教持反對意見的。明惠上人認為只有理解佛教原有的本質才是真正的佛教。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觀點，當時有些人為了重振日見衰落的戒律不遺餘力，也有些人將其作為學問認真探討研究。笠置寺的解脫上人(6)也是新宗派的反對者，他為闡明佛教的真諦嘔心瀝血，耗費大量精力。這些堅持不懈作出努力的人們最終目的就是要使真正的佛教興盛起來。他們對當時日本的文化、日本人思維的成熟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德川時代是在經歷了足利時期亂世之後的太平盛世，由於種種原因，當時日本的政策基本上是不允許創立新宗派的。所以縱使想方設法，費盡心機也很難創立一個新的宗派。這是日本文化的一個大趨勢。日本的文化在不斷地發展，在文化發展的影響下，教育已經普及普通百姓。在鎌倉時代，一般認為念佛是通往極樂世界的便捷之道。與鎌倉時代相比，德川時代民眾的文化水平已有很大變化，無論學佛學還是儒學，人們要探尋的是其真正的、深層的意義。德川時代的佛教在新宗派方面沒有得到發展，而是愈來愈著重於內容的復興。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戒律的復興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慈雲高僧在談到戒律的復興時，特別提到了槙尾的明忍上人(7)。明忍上人可以說是戒律復興的元祖，其與德川時代佛教的復興有著密切的關係。德川時代的佛教得到政府的保護，佛家的生活安定，無衣食之憂，而佛家的境遇一旦有所改善，他們最關心的就是佛教的復興。一般說來，日本的國民即使在很好的境遇之下，他們也不會懈怠，而是繼續奮發努力的。就這樣，日本在結束了戰亂、豐臣秀吉、德川家康執政之後，佛教很快得以復興。而這種復興的端緒則始於槙尾明忍上人的戒律復興。 戒律的復興實際就是佛教活動的復興，其同治學有所不同。佛教里有三學，即戒·定·慧。首先就是戒，戒的復興就是佛教的復興，佛教者的生活狀態必須要像釋迦牟尼那樣，這一點永遠是列在萬事之首的，其也影響到學問的復興。當然，德川時代佛教的復興錯綜複雜，但明忍上人復興戒律對日本佛教的復興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對此慈雲高僧給予很高的評價。明忍上人曾侍奉京都朝廷，後皈阪依佛門，其在通受自誓之願實現之後，又起別受相承之望，為了復興戒律，明忍上人決定由朝鮮前往中國，人已到達對州(8)。當時正值征伐朝鮮之後，禁止由對州渡海前往朝鮮，只得暫滯留對州，後因病故世。慈雲高僧認為，雖然明忍上人壯志未酬，但德川時代戒律復興的機運卻是肇始於明忍上人。這一點在許多僧人紀傳類書中也都談到過。我曾讀過深草的元政上人(9)所寫的《明忍上人行狀記》，當時日蓮宗業已衰落，不成體統，元政上人儘管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但還在為戒律的復興殫精竭慮，這在當時給佛教界很大震撼。元政上人是在受到明忍上人志向的激勵下作出如此不懈努力的。實際上復興戒律就是要實行釋迦牟尼當時的制度，一旦這個制度得到復興，接著就要重興釋迦牟尼時代的佛教，自然也包括佛學的內容。當時的日本瀰漫著這種復興的氣氛，因此德川時代的佛教獲得非常大的發展。 日本文化與戒律復興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其間學問的發展也循序漸進，不僅是佛教，儒學方面也漸漸出現了復興的機運，創造這種機運的是伊藤仁齋、荻生徂徠這一些人。當然這不是佛教的影響，而是順應了時代的趨勢。元祿時代，在儒學方面伊藤仁齋興起復古之風，而在悉曇學問方面，江戶湯島靈雲院的淨嚴(10)也在研究悉曇。慈雲高僧年輕時曾從伊藤東涯學習漢學，有人認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仁齋的學風。不過我並不這樣認為，慈雲高僧確實從學過東涯，但他是在東涯父親仁齋的學風影響下產生了自己的觀點。悉曇學方面，在慈雲研究之前就已有淨嚴、寂嚴(11)等學人前輩，而且是各有其源。戒律的復興至關重要，慈雲高僧自己曾回顧過這一發展歷程，其一直追溯到明忍上人時期。慈雲高僧對袈裟的研究也是令後人嘆為觀止。在其之前，華嚴的鳳潭(12)也曾對袈裟進行過研究。慈雲高僧在讀了鳳潭的著述後對他的著述作過評述。在評述中，慈雲高僧不僅引用了佛教人士的著述，還引用了漢學研究人士的著述。他認為在袈裟的研究中，尺度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慈雲高僧自己就很認真地讀了中根元圭(13)所寫的《律原發揮》。這個中根元圭當時非常有名（京都人），他的《律原發揮》研究的是從數學派生出來的音律、尺度等。除此之外，中根元圭對天文也很有研究。八代將軍吉宗時，從中國傳入一本有關天文的書《歷算全書》，作者梅文鼎(14)是研究西方天文學的。幕府里，八代將軍吉宗常問起天文的事，但這本書沒有人能讀懂，到處尋找，最後有人說京都有個中根元圭能懂，於是把他叫到了江戶。中根元圭給這本書註上了假名和讀音順序符號(15)，這樣任何人都可以讀懂《歷算全書》了。如今這本書保存在宮內省圖書寮里，我曾叮囑有關人員要好好珍藏，於是他們把這本書挑了出來另行珍藏。中根元圭在這方面造詣很深，《律原發揮》這本書雖然不厚，但其研究水平在當時相當先進，所以慈雲高僧常常引用這本書。由此可見慈雲高僧在治學上是廣采博收，他的特點就是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盡力使其充實以臻愈加完美。在這一過程中，慈雲高僧不是單純地吸納，而是要加以認真地評判，揚長避短。慈雲高僧善於博採眾長，但又不乏新見。他在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時，又能正確地對其加以評判，把學問研究得非常紮實。這一點我們從慈雲高僧的著述，如他花費大量心血所著的《南海寄歸傳解纜抄》中也不難看出。在悉曇學方面，慈雲高僧博覽群書，他熟讀前人著述，如江戶淨嚴律師、寶島寺寂嚴阿闍梨的著述，而且還加以評論，並且在悉曇學研究上傾注了極大的努力，其結果是完成了皇皇巨著《梵學津梁》一千卷。這部著作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內容深奧。在書中，慈雲高僧對《普賢行願贊》作了詮釋，而且後來又將其學傳授給其弟子。現在這部書已開始出版，其中如對梵文《心經》、梵文《阿彌陀經》、梵文《金剛般若經》的譯文研究、解釋等部分已陸續面世。關於《般若理趣經》，慈雲高僧考慮要嘗試將其從漢文回譯成梵文，而且在享和三年（1803）講授過這部經。這在當初由梵文譯成漢文時所未曾始料的。慈雲高僧有關這部經的講授也許很早就開始了，講義筆記的後面記有享和三年，這是高僧去世的前一年，這一年他八十八歲，直到這時慈雲高僧還在繼續他的研究。 那麼慈雲高僧的研究不僅在日本文化，在東亞文化中占有什麼位置呢？中國的清朝比德川時代開放得稍晚一些，從明末到清初，中國的很多優秀的僧人曾對日本的佛學發展發揮過非常積極的作用。例如曾超越宗派界限、對各宗派進行廣泛研究的淨土宗雲棲蓮池大師(16)的著述就對日本產生極大的影響。在中國，蓮池大師的學問在居士中間具有廣泛的影響，促進了佛教的興盛。蓮池大師的影響也涉及日本，在佛教方面，日本從中國的獲益實在是很大的。但是日本的梵學由於在德川時代的發展，確實領先於中國。日俄戰爭期間，在奉天(17)的蒙古文藏經與乾隆皇帝翻譯、梓行的滿文藏經都被拿到了日本，由於一個意外的緣故，我同這件事發生了關係。這些藏經幸運地被拿到日本後存放在東京大學，前些年的地震中被全部燒毀，片紙不留。這件事令我一直感到惋惜，這些藏經來日經緯應該記錄下來，於是我發表了有關這件事的始末以及與藏經相關的一些研究成果。後來有些東西被西方學者讀到，並在法國、德國的學術雜誌上引用。其中有些情況可與慈雲高僧的工作作一比較。 北京曾經有座嵩祝寺，是座喇嘛寺，北清事變(18)以後荒廢了，如今已是蹤跡難覓。這座寺的住持代代為活佛章嘉胡圖克圖(19)。第一世、第二世活佛都是非常傑出的人物，深得清朝雍正、乾隆二帝信賴。當時乾隆皇帝正在著手籌劃各種翻譯事業，因為第二世活佛章嘉胡圖克圖精通藏文，他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搞一本關於佛教造像規則的書《造像量度經》，這本書是蒙古人從藏文翻譯過去的，又經章嘉國師之手於乾隆七年前後出版。《造像量度經》後傳入日本。章嘉國師經手此事時當在日本寬保二年（1742）。寬保二年相當於慈雲高僧著述《方服圖儀》之前八九年。《造像量度經》之後，乾隆皇帝又編《同文韻統》一書，此舉可以說是清朝語學研究之肇始。清朝版圖非常廣大，有使用各種語言的民族，除原有的漢人之外，還有蒙古人、西藏人、土耳其人等很多民族，要研究各種語言文字，實現文化上的統一，就有了文字字母的比較研究，後來又研究用漢字表現過去佛教梵語的方法，於是就編了這本《同文韻統》。這是在乾隆十五年、日本寬延三年（1750）的事，正值慈雲高僧著述《方服圖儀》時期。在此之後，章嘉國師從乾隆十七年開始花費十二、三年時間把漢譯本《首楞嚴經》譯成藏文。在中國，所有的經書都有漢譯，這是不言而喻的，此外還有藏文經書、蒙古文經書。這些經書的內容都是相同的。漢文經書中有而藏文經書中獨缺的是著名經文《首楞嚴經》，這是一個缺憾，於是章嘉國師受命翻譯此經。此經的翻譯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即日本寶曆十三年（1763），此時慈雲高僧正在潛心研究梵學。《首楞嚴經》的翻譯完成之後，乾隆三十八年又完成了《四體合璧大藏全咒》。這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巨著，共有八函八十冊之多。其把所有藏文經書中的陀羅尼(20)摘出譯成漢文，還作了蒙古文、滿文的對譯。在乾隆皇帝看來，有關音的學問是最為重要的了，因為各種語言都源自於音。所有經書中的漢字對譯，其音每一朝代標註的字都不同，漢代有漢代標註的音字，晉代有晉代標註的音字，原本是相同的音，文字的標註卻不相同，現在甚至連陀羅尼原本的音都發生了變化，音字缺乏準確性。為了要將其準確地標註出來，於是就把藏、滿、蒙古、漢這四種文字的陀羅尼匯集到一起。這項工作如果不懂這四種文字、不通這四種發音是無法勝任的，於是就讓博學多才的章嘉國師擔綱，當時皇室莊親王任總裁。《四體合璧大藏全咒》於乾隆三十八年完成，乾隆三十八年相當於日本安永二年（1773）。慈雲高僧大約在明和二年（1775）已經大體完成其梵學研究，並傳授弟子護明、法護、諦濡等人。乾隆時期還出了一本書《集要》，這本書的內容是有關佛教的語彙，是藏、漢、蒙古、滿四種文字的對譯，類似慈雲高僧的字典《略詮》、《廣詮》。由於該書沒有序文，所以不清楚是何時完成的，想必應該是在乾隆末年。《四體合璧大藏全咒》編成後，就可以著手所有經書的滿文翻譯，這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工程，而且更可喜的是其在乾隆一代內完成。 在中國，佛教的研究僅僅因漢譯的內容歷來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乾隆皇帝本人並不懂梵語，因為要通過藏文研究，所以當時是作為朝廷的工作賜命章嘉國師承擔的。這項工作前後耗費了三四十年。乾隆皇帝涉獵所有學問領域，不惜錢財，極其鋪張。而日本的慈雲高僧孑然一身於荒山古寺，青燈黃卷，皓首窮經，兩者相比，形成鮮明對照。乾隆皇帝所作的只是表面文章，並沒有進行真正的梵語研究。而且乾隆皇帝是依章嘉國師所言而行，章嘉國師是通過藏文了解梵學的，並非通曉真正的梵學。他沒有像慈雲高僧那樣對梵文的內容作深入透徹的研究。即使是《同文韻統》、《四體合璧大藏全咒》，也僅止於初泛的研究，名義上是研究對用藏文表示的梵語如何標註漢字，當然也多少糾正了一些錯誤，但其是否合適，今天看來也很成問題。根據現存的相關書籍資料來看，這些書編撰得都很粗糙，今天無法作為資料用於研究。《同文韻統》這本書我們也能讀懂，其以前標註的漢字如果用今天的音讀，就同其梵語的音不相吻合，而且其既非該文字的古音，又非根據研究該梵語的內容標註上去的。中國的梵學研究不考察其發展過程，也不對其內容進行深入研究，只是徒有其表而已。相比之下，在研究資料十分缺乏的日本，慈雲高僧置身荒山古寺，孤燈獨對，潛心於梵學研究，箇中艱辛，常人難以想像。在梵學研究領域，慈雲高僧比西方人還要領先一步。同中國相比，雖然同處一個時代，慈雲高僧的研究成果非常精細，這不僅是慈雲高僧的卓越之處，而且也是日本人在中國人面前引以為豪之處。由此令人對慈雲高僧的敬重之念油然而生。作為東方文化研究所的一項工作，最近有人提出編撰清朝《四庫全書》的增補續纂的目錄，並加以評述。我本人也已開始這項工作，在我所寫的目錄中就有慈雲高僧的著述，日本的梵學研究已經走在中國人的前面。目前這項工作尚在進行之中。對於梵語和慈雲高僧的學問我並不在行，但我想他的研究將不但被中國人，也一定會有機會被國際學界所了解。慈雲高僧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可貴的。這項工作無論對於日本文化還是對於東亞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1931年12月5日講演，《慈雲高僧贊仰會講演集》第3輯所載） ———————————————————— (1) 慈雲（1718—1804），江戶時代中後期真言宗僧人，大阪人。名飲光，號百不知童子、葛城山人。十三歲出家，十五歲學密教、悉曇。後遊學京都學經史詩文，赴奈良學顯密之學。1744年（延享元）於河內（今櫪木縣宇都宮市、今市市一帶）長榮寺開講戒律，號正法律。1758年（寶曆八）隱居生駒出雙龍庵，專心治學，研究般若心經、阿彌陀經等梵文經典。晚年主張名為雲傳神道的神道說。著有《梵學津梁》千卷、《十善法語》等。——譯者 (2) 大內青巒（1845—1918），明治時期曹洞宗僧人，社會活動家。名退，曾任西本願寺法主大谷光尊的侍講，主張禪淨一致。1874年（明治7）創辦佛教界第一份雜誌《報四叢談》，翌年又創辦第一張報紙《明教新志》。大內青巒是活版印刷所秀英舍（即後來的大日本印刷）的創辦者。1914年任東洋大學校長。——譯者 (3) 普寂（1707—1781），江戶時代中期淨土宗僧人。伊勢人。在華嚴學方面與鳳潭並稱，享有盛譽。著有《三代部復真抄》、《俱舍論要解》等。——譯者 (4) 即僧衣、袈裟。——譯者 (5) 明惠（1173—1232），鎌倉時代前期華嚴宗僧人。諱為成弁、高弁。明惠為房號。幼時父母雙亡，後出家，在東大寺戒壇院受戒。先後習華嚴、密教、悉曇和禪。1206年（建永元年）由後鳥羽上皇受賜神護寺內的栂尾別所，創建高山寺作華嚴宗道場。著有《摧邪輪》、《摧邪輪莊嚴記》、《三寶禮並釋》、《光明真言土砂勸信記》等。明惠曾隨榮西學禪，其將榮西從宋帶回日本的茶種種於栂尾山一事尤為著名。——譯者 (6) 即貞慶（1155—1213），平安時代後期、鎌倉時代前期法相宗僧人。八歲從學興福寺的覺憲，十一歲剃髮受戒。1186年（文治二）再次入住興福寺，1193年（建久四）隱居京都笠置寺。貞慶以法相為宗，重視戒律，與高山寺的明惠、西大寺的叡尊一同批判淨土宗等鎌倉新佛教，致力於南部佛教的復興。著有《儀觀鈔》、《唯識同學鈔》、《尋思鈔》等。諡號解脫上人。——譯者 (7) 明忍（1576—1610），織豐時代律宗僧人。京都人。二十一歲出家，後在奈良西大寺學律宗，二十七歲入高山寺，後去槙尾山。——譯者 (8) 位於九州本土與朝鮮半島之間的島嶼。——譯者 (9) 元政（1623—1668），江戶時代前期日蓮宗僧人，漢詩人，歌人。生於京都。俗名石井元政，通稱吉兵衛，法名日政。1648年（慶安元）出家，三十三歲時在京都郊外的深草主持稱心庵（即後來的瑞光寺）。著有《草山集》、《草山和歌集》、《扶桑隱逸傳》等。——譯者 (10) 淨嚴（1639—1703），江戶時代前期真言宗僧人。俗姓上田，字覺彥，號妙極堂、瑞雲道人、虛齋、無等子等。1648年（慶安元年）於高野山剃髮得度，是集新安祥寺流大成者。淨嚴潛心致力於近代悉曇（梵語）學研究，在日本梵學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著有《悉曇三密鈔》、《秘密真言藏》等。——譯者 (11) 寂嚴（1702—1771），江戶時代中期真言宗僧人。字諦乘。九歲剃髮，接受兩部灌頂。後遊學四方，1736年（元文元年）在京都五智山從曇寂學悉曇學，後接受曇寂具支灌頂。1760年（寶曆十年）從長谷寺常明習地藏院流奧義。——譯者 (12) 鳳潭（1657／54—1738），江戶時代中期華嚴宗僧人。名僧濬。曾在比叡山學習，後欲去中國、印度，由於鎖國未能如願。先後在東大寺、興福寺致力於華嚴宗的復興。1704年（寶永元年）赴江戶，與諸宗學僧論爭。1723年（享保八年）在京都松尾創建大華嚴寺。著有《華嚴經五教章匡真鈔》等。——譯者 (13) 中根元圭（1662—1733），江戶時代中期，天文學家、歷算學家。通稱丈右衛門。名璋，號律襲。因居京都白山町，人稱白山先生。受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之命，前後花費八年時間將梅文鼎的《歷算全書》譯出，為日本天文歷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中根元圭博學多識，著有《古歷便覽》、《異體字辨》、《律原發揮》、《天文圖解發揮》等。——譯者 (14) 梅文鼎（1633—1721），清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字定九，號勿庵，安徽宣城人。梁啓超曾說：「我國科學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經者多兼通之，其開山之祖，則宣城梅文鼎也」。著有《古今曆法通考》、《中西算學通》等。——譯者 (15) 日語稱「返點」，即日本人按日語語法顛倒詞序閱讀漢文時的符號。——譯者 (16) 蓮池大師（1535—1615），明代高僧，中國淨土宗第八代祖師。俗姓沈，名祩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其久居杭州雲棲寺，人稱雲棲大師。——譯者 (17) 即今瀋陽。——譯者 (18) 即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事件。—譯者 (19) 即章嘉呼圖克圖，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格魯派最大的轉世活佛。原為青海互助佑寧寺活佛系統，第一世名札巴悅生，生於青海互助紅崖子張家，由此得名，「章嘉」即「張家」。——譯者 (20) 陀羅尼（dhārani），佛教教義的精粹、被認為具有神秘力量的咒文。漢譯作總持，有法記在心、永不忘卻之意，亦有護衛眾善之意。——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