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正倉院的書道

正倉院的御物中，除文書一類之外，完全可以當作書法看待的有以下幾種： 《聖武天皇宸翰雜集》 光明皇后御書《樂毅論》 光明皇后御書《杜家立成雜書要略》 《王勃集詩序》 其中聖武天皇的宸翰、光明皇后的御書在東大寺貢物記錄中有記載，《王勃集詩序》在該貢物記錄中沒有記載。除此之外，根據天寶八年6月21日貢物記錄，曾有王羲之書法二十卷，於「弘仁十一年10月3日出藏沽卻」，看來當時已經不在宮藏。但是，其中宮內省尊藏的《喪亂帖》曾一時傳至京都的妙法院，明治初年進呈，重入宮內省。現前田侯爵家所收藏的《孔侍中帖》明治初年以後曾被已故岡田正之博士家所藏，博士歿後又重歸前田家。這兩件收藏當都為貢物記錄中所說的書法二十卷中之物。此外，貢物記錄中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仍未列入書法二十卷中之物，其當為今日小川醫學博士所收藏的《智永千字文》。其最初被江馬天江氏收藏，後歸於谷鐵臣氏名下，大正初年為小川博士先人簡齋翁所得。 這些收藏都是正倉院御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書法之作。此外，《東珠光》第四卷第二百十一有一篇題為《臨書》的作品，其所臨書的就是王羲之的書法。 由此看來，正倉院所收藏或曾經收藏的書法類的大部分都屬於王羲之流派，現存的《喪亂帖》、《孔侍中帖》都是所謂的拓本。此外，根據天平寶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的貢物記錄，有稱之「大小王真跡一卷」者，系光明皇后將其作為聖武天皇賞玩之物特別呈獻的，此件不是拓本，當為真跡，不知何故，該件於弘仁十一年（820）十月三日被變賣，至今下落不明。 以上藏品中，最為至尊者是聖武天皇宸翰、光明皇后御書，光明皇后有臨書王羲之《樂毅論》之作，很顯然其學的是王羲之的書法，光明皇后御書《杜家立成》也是帶有《樂毅論》風格之作。從中國集帖類中所傳《樂毅論》來看，皇后的《樂毅論》極有骨力，完全稱得上昔人評王羲之書法所說的雄強，不難想像其以羲之為帖用力之深。今日習書臨帖，若要學王羲之筆法，相比中國集帖，光明皇后的此件御書更為有用。關於聖武天皇宸翰，其習何種書風不得而知，出自奈良時代寫經生筆下的《賢愚經》被稱作大聖武，由此推測，天皇宸翰當與其相似，然而御物《雜集》的書風卻迥然不同，天皇御書風格的由來也因此更加令人費解，細細品味《雜集》，與光明皇后一樣，天皇臨帖習書的似乎也是王羲之的《樂毅論》。筆者在寫《雜集》解說時曾這樣寫道：「拜見之處筆致纖細，締審則秀勁絕倫，與光明皇后《樂毅論》同為正倉院尊藏，其行筆奔放，歷來為拜觀者所驚嘆，得右軍其真意者，當天皇此卷為最」。卷末御記，「天平三年九月八日寫了」，當為天皇三十一歲時所書。其楷書行間，時夾帶隸書筆意，有六朝時代遺風，堪為精妙之作，令人不禁遐思王羲之《樂毅論》真跡當如斯乎，反覆觀摩，益覺其筆意之妙。光明皇后的《樂毅論》卷末寫有天平十六年（744）十月三日，皇后與天皇同庚，這一年當四十四年。《杜家立成》沒有年月，恐作於《樂毅論》之後，其在《樂毅論》書風之外，兼有《王勃集詩序》的格調，此兩卷均為皇后中年以後御書，故筆意奔放流暢，毫無呆滯。天皇御書亦是如此，如四十九歲時封戶敕旨，筆意雄健有力，令人驚嘆。總而言之，天皇、皇后學的都是王羲之，這是確鑿無疑的。皇后御書尚帶《王勃集詩序》風格，與王羲之書風稍有不同，此或為中國唐初流行的歐陽詢書風傳入的緣故。歐陽詢書今多為楷書，行草極少，僅存於中國集帖之中，其與《王勃集詩序》書有相似之處。在日本，歐陽詢及其子歐陽通的書風盛行於白鳳時期至天平初期，與歐陽詢書風相似者可舉竹添博士舊藏《漢書·揚雄傳》以及小川博士所藏《華嚴音義》等，歐陽通風格的書作有小川博士所藏《金剛場陀羅尼經》、金石文有長谷寺千體佛銘文等，這些書作都是楷書，其風格一望即知，毋庸置疑。近衛公爵家收藏中有千字文斷簡，筆者確信其為歐陽詢的真跡。東大寺貢物記錄中也有歐陽詢書作，或為其遺世之作。歐陽詢書風一直流行到嵯峨天皇時期，嵯峨天皇宸翰《李嶠雜詠》（此件為近衛家舊藏，現收入東山御文庫，一部分仍存近衛家）等仍帶有歐陽詢風格。《王勃集詩序》卷末記有「慶雲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這一年是文武天皇(1)在位時期，此可作為天平時期之前該書風流行的一個佐證，據此也足以了解光明皇后御書之源流。 當時日本的書風多受同一時期中國書法的影響相當明。唐太宗喜愛王羲之書法，並習其書法，太宗收集大量王羲之真跡以及拓本，著名的《蘭亭序》似為其真跡，《樂毅論》則是著名的梁武帝時期拓本。當時著名的書法家褚遂良曾將這些大量的王羲之真跡和拓本編成目錄，該目錄載入唐張彥遠的《法書要錄》。前田家所藏《孔侍中帖》載於褚遂良所編目錄第十四。據中國羅振玉氏考證，此《孔侍中帖》拓本恐為六朝時期拓本，是在唐太宗收集到之前已製成的拓本之一。內府的《喪亂帖》在褚遂良的目錄中沒有記載，帖中「二謝」的「謝」字、「日出」的「出」字取自《聖教序》的痕跡很明顯，《聖教序》是唐釋懷仁集字而成的。而且《喪亂帖》的拓本與《孔侍中帖》紙質墨色幾近相同，所以仍是六朝時期摹本，在編入褚遂良目錄之前已流於民間，由此傳入日本（《孔侍中帖》中的「信書」的書字亦取自於懷仁《聖教序》）。懷仁的《聖教序》唐高宗初年問世之後，王羲之書法在中國非常流行，以至到玄宗時期，一種模仿《聖教序》、稱作院體的書風盛行，其影響甚至波及日本。《聖教序》流行以前，在不同時期也出現過當時的大家諸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的書法，《聖教序》刻石之後，無人可出乎其右的王羲之書法任何人都可以品賞臨池，於是其書法風靡一時。即使在當時還有顏真卿等大家，但其風行世卻是在玄宗之孫代宗時期以後。日本平安時代初期的書法名家傳教大師，在日本學習王羲之書風，入唐後即使沒有去唐都長安，其臨池依然是《聖教序》體。去唐都者弘法大師則在代宗之後的德宗憲宗時期開始學習顏真卿的書風。日本天平時代即中國的玄宗時期前後，是中國王羲之書風盛行時期，其書風自然給我國書風以很大的影響，光明皇后御書就體現了王羲之書風與在其之前流行的歐陽詢書風兼而有之的特點。 智永(2)《千字文》的書法在當時也產生了影響，並留下了明顯的印記。《千字文》中的「文」字，「被」字的草體最後一筆在書寫中突然停頓，然後再細細拖出，這種筆法在《平田寺敕書》等當時的書作中可以看到，如該書作中的「本」字就有將這種筆法應用於楷書的痕跡，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千字文》的書風也流行於當時。不過到天平時代以後，像聖武天皇、光明皇后那樣表現王羲之《樂毅論》那種雄健筆法的書風幾近絕跡，曾經風靡一時的弘法大師的書風也在延喜以後日見式微。從正倉院流出、散落民間的王羲之的拓本流轉相傳，流布愈見其廣，相傳延喜以後道風行成(3)書法大家皆相習王羲之法帖，最終形成日本風格。但總而言之，正倉院的書風是日本古來書風之源，因而王羲之書風才能在日本經久而不息，也正因如此，宋初左大臣道長在給去中國的圓通大師(4)的信中寫道：「有羲之之風」，中國人對此發出由衷的感嘆。 對於日本的書法而言，弘法大師的書論是無與倫比的，這是自不待言的。而構成實際書風基礎的恰恰正是源自正倉院的王羲之書風。 《東洋美術特輯正倉院研究》1929年11月發行 ———————————————————— (1) 文武天皇（683—707），697—707在位。——譯者 (2) 智永，陳、隋時期僧人，會稽（今浙江紹興）人。王羲之七世孫，名法極，號永禪師。善書，尤工草書，傳世書作有《真草千字文》。——譯者 (3) 即小野道風（894—966），藤原行成（972—1027），參見前注。——譯者 (4) 即寂照（？—1034），平安時代中期天台宗僧人。俗名定基，號三河人道。曾任三河守。988年（永延二）隨慶滋保胤（寂心）出家。1003年（長保五）懷赴五台山巡禮之志攜源信《天山宗疑問二十七條》入宋，在中國滯留二十餘年，歿於杭州，被賜號圓通大師。詩歌俱佳，其作品收入《本朝文粹》、《後拾遺集》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