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唐朝文化與天平文化

唐朝時期地處中國周圍、接受其文化的國家中，我們今日能夠知道的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中國文化或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形成了本國文化的國家寥寥無幾，屈指可數。其中主要的有日本、新羅、渤海等。滿洲、朝鮮地區的國家，如高句麗、百濟在唐初之前作為國家就已經存在，其開始接受來自中國的文化並非在唐朝時期，而是在此之前即晉以後六朝時期，有關這方面的文獻現在極其缺乏。關於高句麗，有著名的好太王碑，這是相當古老的，是東晉後期之物。除此之外，關於高句麗的記載，即使是朝鮮最古老的史書《三國史記》，其所採用的史料幾乎全是中國的文獻，根據本國文獻的史料幾乎沒有。有關百濟的文獻，與《三國史記》相比，《日本書紀》中倒是留下了很多確鑿的資料。總之，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國家的文化給予日本以及新羅以相當大的影響，但這種文化都是以中國文化作為中介的，當時它們尚未發展到形成自己本國文化的程度。中國歷史上這兩個國家的上書是否是出自其本國人的手筆是很值得懷疑的，如同中國史書上所載日本倭國王的上書很難說不是歸化日本的中國譯員信手所作。好太王碑以及《日本書紀》中「百濟本紀」、「百濟新撰」等文章極其質樸，這些上書則與其不同，從這一點上也不難作出推斷。與這兩個國家相比，日本以及新羅在文化方面尤其是文學起步要晚，但他們充分地利用了唐的文化成果，並在這一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文化，日本更是開創了使用自己語言文字的文學。 此外，渤海也有相當的文化成果。有關渤海人的文學在中國無任何資料可尋，在渤海所地處的滿洲北部地區，沒有發現過金石文字，僅僅有一些磚瓦，上面有可以認作為那個時期的文字，但沒有成文的東西。在日本，《續日本紀》以後各個時代的國史，此外還有《本朝文粹》等書中，都保留有同這個國家交往的文章，其中甚至還有來自渤海的文章。渤海人大體上是高句麗的遺民，人種完全就是今天的滿洲人。滿洲人不可說沒有文學的素質，這一點從後來的金人或清朝的旗人身上也可以看出，但渤海時代當地的土著中是否出現過擅長中國詩文者，尚沒有確鑿的證據。作為使者來到日本、同菅公有過詩文酬答的裴氏一家是歸化日本的中國人，還是冒用了中國姓氏的當地土著，這些都不是十分清楚。但是，那些詩文由於日本的記錄才得以保存下來，對滿洲地區民族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意外的幸運。 不過到唐朝末年，在敦煌地區割據的民族從血統上來說其未必都是中國人，他們創造出一種保存唐文化的城市形式，這在今天敦煌發掘的大量文書中可以看到，此時日本已進入平安時代。總之，這也是在唐代接受其文化的一個種族，應該予以關注。 還有吐蕃，即西藏，其接受的也是唐的文化，而且其固有的語言是單綴語，起源應該與中國相同的(1)。儘管如此，其表現國語的文字採用的卻是印度系的，由於這個緣故，中國的文學幾乎沒有興起過。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文學的刺激之下，這個民族開始了自己固有文學的創作，而且因為宗教的關係，還接受了很多印度的思想。 安南當時只是作為中國的附屬領地而存在，甚至不能夠作為一個民族而獨立，所以完全不可能有新文化的興起。 關於突厥、回鶻，從今天鄂爾渾一帶留下的碑文來看，他們已有了用固有文字寫成的文章，也有使用中國文章的痕跡，當然中國的文章不可能是出自當地土著人之手。 當時中國四周的國家中，最具有力量吸收唐文化、並加以咀嚼、利用的仍然還是日本和新羅。根據其文化的吸收方式，可以對日本民族與新羅的能力加以比較，因此對那些遺留下來的文物進行研究是很有意義的。 根據《三國史記》等記載，新羅開國是在西漢時期，在所謂的三國中是最早的。如果按近時歷史學家所考定的，日本的紀元與西洋紀元是同一時期的話，那麼新羅更早於這一時期，其文化也理應更為古老。而實際上《三國史記》中有關新羅的記載值得質疑之處甚多，倒是如《翰苑》所記載的，新羅開國在晉宋之間，這或為更接近事實。筆者認為，新羅是留在半島上的那些日本人舉起反叛日本的旗幟而興起的國家。在文化方面，除了文學，新羅多滯後於日本。在最近慶州地區的發掘中，即使說有非常精美的文物，這些東西在當時的日本也同樣存在，實際上從漢代到六朝時期之間的歷史文物，在日本發掘出土的是很豐富的，而新羅地區是極其貧乏的。不過由於毗鄰高句麗的緣故，他們接受中國的文學很早，但在金石文方面我們所看到的比日本不過早二三十年而已。儘管如此，從近年發現的古鏡等推斷，日本實際上是否真的晚於新羅尚存疑問。總之，在相差年數不大的歷史時期內，兩個國家都同樣地致力於中國文化的輸入，而從結果來看，日本制定出非常完善的制度，製作出精美的器物，而且規模巨大，新羅則相形見絀，絕非可以同日而語。但是在金石文方面，新羅保存下來的有很長的鐘銘文，按照日本的紀年，這大約是在進入平安時代以後，在奈良時代以前，可以說新羅的金石文還是乏善可言。 在所謂文化方面逐一進行比較的話，首先就是制度。唐的制度非常複雜，也極其燦爛。日本在採用其制度時，將其變得非常簡潔。如果僅從外表來看，似乎只是把唐的制度改換成非常簡單的模式。實際上並非如此。唐代名相、歷史學家兼經綸家杜佑曾論述過，唐的制度從根本上存在不合理之處，重複官職過多，秦漢以來出自客觀需要產生的部分與王莽當作理想的周禮的合理制度，兩者並存，有必要對這種重複進行清理，加以精簡。日本採用唐的制度遠在杜佑之前，當時就已經注意到將其精簡，雖然與唐的制度本旨多少有些不同，但改換得非常高明，使其符合日本的國情。律令格式完備，井然有序，除唐之外，沒有國家可以與其相比。關於新羅的制度，由於文獻的亡佚，我們僅能根據《三國史記》等書中記載略知一二。大體上來看，與日本相比，其相當原始性的東西很多，作為考察新羅種族的資料，其中很多是相當有意義的。但是很明顯，新羅沒有像日本那樣充分地吸收唐的制度，也沒有對其加以修正的力量，這同當時的政治家中沒有類似日本的優秀人物有一定關係，但可以知道其民族的發展水平當時滯後於日本。日本不是僅僅照搬中國的律令格式，而是具有將其充分利用、消化的能力。通過《令的集解》，我們也可以了解日本固有的風俗是如何同中國的制度相融合的。如果把筆者在巴黎抄寫的敦煌本的唐格與日本的三代格加以比較的話，就可以發現唐的制度是如何逐漸日本化並被利用的。 在文學方面，新羅文學中相當日本奈良時代的資料極其缺乏，這不能不考慮到新羅或許未能如日本那樣把當時的東西保存下來，這是很令人遺憾的原因。關於佛教方面的東西，即使新羅沒有保存下來，但在中國還保存著，因為這一有利條件，可以認為新羅人的著述還是相當豐富的。儘管如此，新羅完全沒有像日本的《懷風藻》那樣的作品，其原因之一仍然還是文化發展的滯後。新羅時代中國文學的大家無疑就是崔致遠(2)，崔致遠大約相當於日本菅公在世時期的人。日本當時是嵯峨淳和時期，已經過了平安時代初期中國文學最興盛的階段，開始漸漸趨向衰微，而就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崔致遠這樣的人物。日本的阿倍仲麻呂在唐的鼎盛時期堪與中國第一流的大家比肩，如果將崔致遠與其相比，時間上要比阿倍仲麻呂晚一百多年。所幸的是，崔致遠留下了文集，而仲麻呂沒有文集存世，這是很遺憾的，因此也無法對兩者進行很好的比較。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中國文學興盛時期要比新羅早得多。 在美術方面，可以進行比較的主要是雕刻。從日本現存的資料中可以看到在奈良時代之前、飛鳥、白鳳、天平等各個時期的種種變化和發展，而新羅資料就不是那麼豐富了。尤其是日本奈良時代之前的器物在新羅極其缺乏。應當承認新羅的佛家也在相應地進步，但是否像日本那樣興盛則值得懷疑。 由此看來，兩個國家都在吸收中國文化並將其化為自己的東西，兩者之中，不能不承認日本民族在這方面更表現出卓越的才能。日本更為了不起的是，在中國文化的刺激下開創了日本語文學。作為當時的文章，留下了若干漢文體敕書，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但其文學的格調之高，有的堪與中國三代文學媲美。最為豐富的還有《萬葉集》的和歌，其或許受到六朝以後中國文學的影響，如同六朝的詩歌一樣，靈活自如地運用駢麗的語言，創造出一種遒勁而又絢爛妍美的文學。《萬葉集》的作者中，有曾經出使過中國的使者山上憶良(3)等人，這些人很可能都擅長和漢兩種文學，這一點是令新羅人望塵莫及的。新羅也有一種風雅的民俗，花郎(4)會使人想到日本萬葉時代淳美的風俗，但是當時完全沒有歌這一類的東西。這或許同文獻的亡佚也有關係，當時沒有意識到應該像日本那樣對自己國家固有的文學進行編纂，這是文化尚未發展到那種水平的一個佐證。《三國遺事》保存了一些新羅國語的歌，但今天我們要完全讀懂它都很困難，據現在所能了解的，可以想像得出其沒有萬葉那樣的豪邁氣勢。另外，在日本有用國語書寫的各類史籍，而在新羅沒有，這也是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新羅歷史是在其末期由崔致遠或金大問編撰的，而當時日本已經編出了《六國史》(5)。早在《六國史》之前，聖德太子時代日本就開始編撰國史，其殘存的部分現散見於《日本書紀》中。不過，《古事記》當時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國語，其是否是以本居氏(6)使用的閱讀語言寫成的，這些都尚存疑問。在新羅，偶爾會在金石文中發現用殘存的國語綴成的文句，他們很早以前也已經有要用這種文句書寫自己全部歷史的設想了。除此之外，各國的風土記(7)、各家的家史等散佚的資料很多，不難想像，日本的國語資料是非常豐富的。根據《三國遺事》等典籍，我們無論怎麼想像，新羅的古老史料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樣豐富，在這一點上最能反映出日本民族的勝人之處。不言而喻，在都城的規模等方面，如奈良，其更遠非是新羅的都城可同日而語的了。 話題再稍扯遠一點，日本當時大量吸收中國的文化成果，尤其是書籍，這從許多地方都可以反映出來。《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編撰遠遠晚於奈良時代，其中屬於初唐、盛唐兩期之前的著述在奈良時代已經幾乎全部輸入日本。正倉院收藏的聖武天皇《雜集》中所引用的各種詩文集、近年佐佐木信綱氏匯編《南京遺文》中天平廿年六月十日「更可清章疏」目錄所載書籍大體上都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一致、《日本書紀》所使用的文辭摘自中國的古書、吉備公、鑒真和尚等當時帶到日本的書籍，通過這些事例可以知道大量的中國書籍當時已經傳入日本。《高僧傳》中記載，平安時代初期，傳教大師渡唐，其學問文章為中國人所重，向其授教的中國高僧道邃(8)把向大師授教視為榮耀，由此可見奈良時代日本人所具備的學問素養之深，可以想像，如果與唐末敦煌地區的文化相比，其要遠遠高出許多。唐末敦煌地區流行的書籍，除現在發掘的實物以外，可以根據同樣出自敦煌的《雜抄》、又名《珠玉抄》的一書知道，其遠非是可以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相提並論的。日本的都城奈良當時大量吸收唐的文化，遠遠超過除長安、洛陽之外的其他城市，其所收藏的真正的文化成果，尤其是書籍極為豐富，其士大夫的學問要遠勝過唐的農村鄉人。今春奈良博物館展出的正倉院所藏傳入織物是聖武天皇周年忌使用的物品。因為是周年忌，所有一切物品都要在駕崩之後一年之內準備妥當。從時間上來看，不可能來得及從中國輸入，所以這些織物都應該是日本製作的。其製作技術之精妙令人驚嘆，將其與當時唐朝中國相比，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作為保存至今的器物，毫無疑問是最優秀的。即使單從移植唐的文化這一點來看，日本的都城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僅次於中國的東西兩都。 不過，同中國相比，還是有所不同的，中國時興的事物到在日本流行總要滯後一些時日。舉例來說，《懷風藻》、《經國》《凌雲》兩集都是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初期的詩文，這一時期相當於盛唐至中唐時期，詩歌已經一改六朝以後至初唐的傳統風格，盛行自由的表現方式，出現了李白、杜甫。文章方面也湧現出被稱為成韓柳之先聲的元結(9)、獨孤及(10)等古文家，儘管如此，這些新派的東西並未被日本的文學家們吸收，日本流行的依然是盛唐之前的風氣。書法方面，顏真卿、徐浩等人創立的新的書風也尚未在日本傳布。弘法大師是在其二三十年之後入唐，帶回了他們的書風。然而天平時代寶字時期的寫經已經出現了變化，雖晚於中國，但時間差距極小。尤其令人吃驚的是，小川為次郎氏收藏的寶林《金剛場陀羅尼經》是朱鳥元年（686）即丙戍年的寫經，其書法完全是歐陽通的風格。此寫經與長谷寺千體佛的銘文當為同人同年所作，此時歐陽通尚還在世，其著名的道因法師碑寫於龍朔三年（663），早於此二十三年，近時出土的高麗泉男生墓誌寫於僅早此七年的調露元年（679），歐陽通去世是在此寫經五年之後即武則天時期的天授二年（691）。德川時代中國的學問藝術傳入日本流行要滯後一百五十年、兩百年，從這一點來看，當時兩國在流行上的時間差距是很小的。儘管當時航海條件非常困難，兩國在文化上表現出的敏銳性令人驚嘆。在藝術方面也是同樣，從藥師寺的《吉祥天》、正倉院的《樹下美人屏風》、法華寺的《彌陀來迎圖》都能感受到盛唐興起的周昉、張萱的畫風。從創作時期來看，兩者也是非常接近的。同中國那些遠離兩都的城市相比，日本反而流行得更早。至於吳道子開創的白描畫風傳入日本的問題，中國當時的白描畫與始於唐末五代的水墨畫風也並非相同，正倉院的麻布菩薩像若從面部來看，可以說確實是吳道子的風格。因此可以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墨畫的特點。不過，是否存在完全作為欣賞對象所作的畫，如吳道子所作的山水畫或韓幹所作(11)的動物畫，尚存疑問。在現存的畫中還沒有看到過這一類畫作，但不能因此就斷言日本人尚未達到欣賞這一類畫作的水平。 日本民族在奈良時代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接受的程度與其他民族或中國國內偏遠地區相比，處在何種狀態？其吸納中國文化的方式又表現出什麼特色？本文只是管中窺豹，略述一斑，但已證明我民族具備足以能夠創造自己文化的素質。 （《佛教美術》第五冊，1925年12月發行） ———————————————————— (1) 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本書中作者對西藏的表述受其歷史認識的局限。——譯者 (2) 崔致遠（857—？），朝鮮新羅時代學者，詩人。字孤雲、海雲。12歲留學中國，唐僖宗時曾任官職。歸國後任侍讀兼翰林學士，晚年因對朝政不滿隱居伽倻山。著有《桂苑筆耕》（20卷）等，對新羅時代的學術和文學發展很有影響。中國《全唐詩》收有其作品，被認為是朝鮮漢文學的奠基人。——譯者 (3) 山上憶良（660—733年前後），奈良時代歌人。《萬葉集》中收其歌作70餘首。代表作有《貧窮問答歌》等。——譯者 (4) 公元6世紀朝鮮新羅真興王時期新羅封建貴族建立的青少年社會團體。通過組織青少年進行各種集體活動，灌輸封建道義和宣揚愛國主義精神。花郎習武技、歌舞，注重個人修養，平時和戰時都非常活躍，被認為是新羅武士道的精華。——譯者 (5) 《六國史》是奈良、平安時代編撰的六部正史的總稱。這六部正史為《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六國史》是漢文史書，其效仿中國史書，採用編年體，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史料。——譯者。 (6) 即本居宣長，參見前注。——譯者 (7) 國為江戶時代以前劃分的行政區名。風土記記載的是一個地區的風土、物產、文化等情況。——譯者 (8) 道邃，唐代僧人。生卒年不詳。唐大曆年間從天台國清寺荊溪受法，時號止觀和尚。——譯者 (9) 元結（719—772），唐代文學家。字次山，號漫郎、聱叟、猗玗子。河南洛陽人。著有《元次山集》、《篋中集》等。——譯者 (10) 獨孤及（727—777），唐代文學家。字至之，河南洛陽人。著有《仙掌銘》、《古函谷關銘》等。——譯者 (11) 韓幹，唐代畫家。京兆藍田（今陝西西安）人，一作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傳世作品有《牧馬圖》、《照夜白圖》、《神駿圖》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