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日本文化的獨立與普通教育

文化在本國產生的國家與依靠輸入文化發展起來的國家在教育歷史上有著顯著的差別。尤其在國語教育上，作為普通教育，國語要採納許多必需的內容，在這一類問題上，國語教育會因自發文化或外來文化而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狀態，依靠外來文化發展起來的國家在其教育實現獨立之前經歷幾多變化。 教育的四個時期 我國是主要依靠中國文化的輸入而發展起來的國家。自中國的文字傳入開始至德川時代末期，在這一期間，教育的狀態歷經種種變化，粗分的話，大致可以分為兩期。前期教育是以中國文化為主，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先是教育完全以中國文學為主，國語只是被用來翻譯中國文學的時期，後是以國語教育為主，中國文字教育為輔。後期也可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國語教科書已經離開中國文字的書本開始獨立，但仍受傳統的中國文學樣式的束縛，而在後一個階段就完全擺脫了中國文學樣式。教科書的內容由國語與必要的知識構成。在這四個時期中，還可以作一個劃分，前期是以公家教育為主的時期，後期之初是中等階層教育時期，後來則是大眾教育時期。這裡採用最簡明的方法來反映這種教育上發生的變化，就是藉助當時通常使用的字典、教科書的實例來加以說明。 《新撰字鏡》公家教育（上） 日本最初的學問起始於中國文學的輸入，奈良時代、平安時代，教育完全只限於當時的貴族即主要是那些公家、或歸化人中世代以文學為業者。這些階層的教育，其教科書全是使用中國輸入的書籍。當時學問的種類，經學有明經道，史學文章有紀傳道，法律是明法道，其他還有天文、陰陽、醫學、算術等，這些教科書全部都是從中國輸入的書。在那個時代，應該如何用國語翻譯、解釋那些從中國輸入的書是第一要務。國語教育上，只要有一部可以解釋中國教科書中漢字的字典進行翻譯就足夠了。當時最具有代表性的字典就是至今尚保存於世的《新撰字鏡》。當然，在此之前對應該習讀的中國書籍以及其他佛學典籍直接施以譯語即訓讀者已經有很多，但經國人之手將其類聚而成字典者則是《新撰字鏡》。此書乃僧人昌住(1)所編，完成於宇多天皇寬平年間，行世於醍醐天皇昌泰年間。這部大約於公元九世紀末問世的著作以當時行世的中國字典如《玉篇》等的體例為基礎，以文字的偏旁部類為主，間或夾雜一些實用相關部類，例如，日部月部之前置天部為首，父部之後加親族部，草木部之後添小學篇字與本草異名，特別是在其最後加數字、雜字、重點(2)、連字、臨時雜要字，且皆以部門為主，臨時雜要字中舉以下十章： 全書十二卷，分一百七十部，當時由於適應社會需求相當流行。近代以後，此書很長時間銷聲匿跡。一百多年前，文字只附註日本讀音的抄本才又現身，而全書印行、流布於世是在大正五年（1916）。通過此書可以了解到附以日本讀音的字典產生的時代及其體例，這種字典與從中國輸入的各種教科書是一樣的。《新撰字鏡》是在奈良時代、平安時代之後的醍醐天皇時期，也就是在國語國文即將獲得發展之際出現的。在此之前，各門類的教科書也僅為各門的專業者所知，其他人也無了解的必要，學問缺乏普遍性。直到這一時期，在國文的產生即文學的獨立的同時，各種門類的學問才在一般教養階層中表現出其所形成的普遍性。 《倭名類聚抄》公家教育（中） 公元931年，即朱雀天皇(3)承平年間，一部名為《倭名類聚抄》的書問世。這部書是源順(4)編撰的。源順通曉中國文學，作為和歌的選家和作者當時很有名。源順是應醍醐天皇四女勤子內親王之求編撰此書的。現在所傳下的本子有十卷本與二十卷本兩種，十卷本分二十四類一百二十八門，德川時代的學者狩谷掖齋(5)認為其是原本，二十卷本在此之外增加了許多新的部類。大體如下。 十卷本、廿四部（一百廿八類細目從略） 廿卷本分為三十二部，有時令、樂曲、湯藥、官職、國郡、殿舍等部多種。此書書中順序也是以在其之前的《辨色立成》、《揚氏漢語抄》、《倭名本草》、《日本紀私記》等書為基礎，目的主要是從有典據的倭漢典籍中抽出與國語對應的中國文字並將其融為一體。從實用的角度來說，忘記漢字時依靠這部書可隨時查出。與《新撰字鏡》不同，其旨在用漢字翻譯國語表述的知識，因此原封不動地收入那些仍保留漢語原有字音、但已成國語的詞彙，如磁石、礬石、沉香、淺香、香爐、錫杖等。由此也可以得知，當時上流貴族的學問發展趨勢已經出現了一種變化，醍醐天皇時代的《古今集》、紀貫之等的國語文章，都是在這種變化中產生的著述。不過，此時主要作為國語的譯語所使用的漢字也多取自於有典據的中國書籍，即使日本編撰的書，在同中國文字對譯時也多選用有正確典據者。 《伊呂波字類抄》(6)、《類聚名義抄》(7)公家教育（下） 在接下來的一個時期，編集用漢字表現國語的語彙，出現了一種字典，其僅僅出於方便借用漢字而並非一定限於出之有典的漢語。這類字典有《色葉字類抄》、《類聚名義抄》等。《色葉字類抄》大約是在天養（公元1144年）至長寬（1163年—1164年）的二十餘年間編纂的，其後有所增補修改，這一時期正值日本所謂的院政時代末期。其編纂體例分以下二十部： ① 即方位。——譯者 ② 即人員數量，尤指官府等處定員。——譯者 伊呂波歌四十七字，各字分別收入二十部門，然後組合起來。這種編纂法直到後來的《節用集》(8)還在使用，是日語字典通用的最為簡便的方法。《類聚名義抄》據說是菅原是善(9)編纂的。現存的這部書似乎主要為適合佛家的需求，全書分佛法僧三個部分，其內容卻同佛法僧沒有任何關係，其部類劃分仍然是根據《玉篇》等的偏旁劃分方法，只是儘量給每個字施以日語訓讀讀音。現在傳下來的都是鎌倉時代仁治時期寫本以後的版本，平安時代初期版本的面影已經無從可窺了。這種編纂方法可以使《新撰字鏡》的日語訓讀讀音更為豐富，但從表現時代精神這一點來看，其遠不如《色葉字類抄》顯著。通過這部書就可以知道，在那個時代已經需要愈加豐富的日語訓讀讀音。今天我們思考這個問題，引起我們興趣的是，日本近代的字典主要是由這兩種類型構成的。一種是《色葉字類抄》類型，其一直延續到《節用集》。另一種就是《類聚名義抄》這一類型，其在德川時代逐漸演變成如今社會通用的以部首查找的字典。這兩部字典從院政時代以及武家時代初期開始行世，直至近代，與歷史的發展同步，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 《庭訓往來》(10)武家教育 在教育以貴族為主的時代，傳播知識的教科書都是自中國輸入的書籍，如何應用這些書籍與已加注訓讀讀音的對譯，應用方法反映了由漢字本位演變為國語本位的這一過程。前面所舉的只是字典類，其不可當作教科書，只能起輔助的教育作用。此外另有教科書。這一時期大體上是教育史的前期，以鎌倉時代末期為界，其後就發生了一大變化，代表這一變化的就是《庭訓往來》的出現。 本來往來物這一類東西的歷史就相當久遠，中國六朝時期至唐代就盛行過稱之為書儀(11)一類的東西，日本在那一時期的代表之物是正倉院所藏光明皇后(12)御書《杜家立成》，除此之外，類似的東西也流行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也可舉出數部類似的書。到院政時期，從明衡(13)的《雲州往來》這部書開始書儀的體例發生變化，在此之前都是純漢文體，而從這一時期開始逐漸變為使用漢字的和式文體，也就是新的往來體。但是，明衡的書是作為公家貴族之間文書往來的範本而編撰的。而《庭訓往來》則主要是考慮社會底層、武士的需要，作為包括六位官職以下的人們交往的書簡規範，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從學問的角度來說，當時的學者北畠玄慧法印在其著述中開始提倡宋學，一改自古以來的公家學問即漢唐經學，此人後為後醍醐天皇以及圍繞天皇問題具有革命思想的公家所敬重，成為新學的倡導者。往來物在體例上發生的一大變化在教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變化不僅是在體例上從公家的需求轉向社會底層、武士，在內容上也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歷來的往來物只僅僅是文書往來的規範，內容中沒有當時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應該傳授的知識都在中國輸入的教科書里，而到《庭訓往來》時期，這本書幾乎包括有社會平民、武士所需要的所有知識，即使沒有教科書，憑靠往來體讀本也可以獲取當時所需要的普通知識。這本書是公元1324年前後編撰的，書中有關一般知識的種類大體如下： 館堂建造　樹木　市町節慶、漕運用船　殖民（鍛冶、鑄造、工匠、五金匠、染匠、綾織、養蠶、相馬、放牧、燒炭、樵夫、壽器製作、井具製作、漆工、漉紙、唐紙製作、制笠、雨具　船工、漁夫、燒制硃砂白粉、制梳、禮帽製作、商人、沽酒、釀造、弓箭製作、陶器製作、修理工匠、泥瓦匠、獵人、田樂、獅舞木偶藝人、琵琶師、巫婆、藝伎、舞女、游女、媢妓、醫師、陰陽師、畫師、佛師、裁縫、武藝、相撲、僧侶、修行人、儒者、明法明經道學士、詩歌宗匠、管弦樂師、佛教樂師、官衙判官）、貨物買賣、動物、醃物、武具、馬、馬具、織物、裝束、樂器、政事、武家、儀式、佛寺、佛法（禪、密、聖道）、法事、日用器具、飲食、點心、疾病 內容多為武家所需，此書實際上是作為守護、地頭的教科書兼字典而編纂的。有意思的是，書中詳盡記述了武家新建城邑的要素，列舉了各種必要的行當、職業，幾乎涵括了一個小城市的全部要素，其中甚至列舉了巫婆、藝伎、舞女、游女、媢妓等，由此足以了解古代的殖民政策的情況。 幾乎與這本《庭訓往來》同時還出現了一本《異制庭訓往來》，據說這是玄慧(14)的兄弟、著名高僧虎關禪師之作。這本書中包括有以下門類的知識： 戲論（圍棋、雙六(15)、蹴鞠、相撲）、酒肴、茶、香、織物、珍寶、藥物、五穀、星占、兵法、武具、馬、馬具、內外典、書法、作文、詩賦、和歌、管、佛寺、畫、器具、點心、法會 這一時期，還有一本《遊學往來》，主要是作為僧侶的教科書，據說也是玄慧所作。與《庭訓往來》相比，《異制庭訓》與《遊學往來》稍稍更多一些高雅知識趣味，但《遊學往來》並非是為滿足當時碩學名僧精修細研學問的需要，而是作為大寺院如叡山、三井寺、興福寺這些地方的僧眾的教科書而編撰的。《異制庭訓》也是適應中流階層公家人們的需求而編撰的。這些往來體讀本在同一時期流行於世，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教育逐漸廣泛地轉向中流階層，這一階層的人們並不像專業人員那樣需要通過中國輸入的教科書獲取非常高深的知識。由於通常作為常識的教學內容大量增加，通過一般的教科書即可以獲得這些知識，中流階層的公家、大寺的僧眾、武家都是通過這種新的教科書獲取他們所需要的知識。這種教科書是與字典合為一體的，其編撰方式有的常常是非常奇特的。例如《異制庭訓往來》傳授的是織物與珍寶等知識，書中稱，搜集此類物品依賴偷盜手段最為便捷，「熟思身否運、立脫貧賤之祿、坐疊富貴之茵者、偷盜之事也」，在羅列織物珍寶之名後，又曰：「不績之、不紡之、不織之，而貯之如山，非玉工而積之如冢，非醫師而藥品使之如泉、非農人而五穀之倉列如星座，如武家富豪常持兵器者唯有偷盜」，大加禮讚。當然在回復的文簡中對禮讚偷盜加以了反駁。其反映了當時京都這樣的城市裡，山野武士這一類盜賊大肆掠奪財富的世相，但這種表述幾可謂奇想天外。總之，這本新的教科書的出現標誌著這一時期日本教育擺脫了中國書籍實現了獨立，這也是其一直到德川時代末期普遍流行的原因所在。在德川時代，《庭訓往來》已普遍用於大眾教育，書中有些詞句、知識對於大眾而言稍嫌過於艱深，但以國語為基礎，在知識面上表現出日本的獨立，這一點是最值得稱道的。 《尺素往來》（公家教育的武家化） 這一時期，這種往來體例中含有所需知識的教科書主要是出自新興的階層即武士、中流以下的貴族、僧侶的需求，後來武家逐漸得勢，足利時期以後，公家愈趨衰微，足利中期即應仁文明之亂時期，這種教科書的體例也漸為公家所採用。當然，在此之前，公家已逐漸意識到用自中國輸入的深奧費解的知識開展教育是很困難的，南北朝時期有一部據稱是洞院公賢(16)編撰的《拾芥抄》，洞院公賢是在北朝延文（1356）年間去世的，這是一部按照部類分成九十九部的簡明百科辭書，其把當時公家所需的一般知識全部收入書中。洞院公賢官至太政大臣，不言而喻，這部書是為公家而編撰的，由此可以得知上流公家也需要這樣一部簡明的類書。之後又經過一百餘年，最終公家也使用往來體例的教科書進行教育了。其代表作就是一條禪兼良的《尺素往來》。如果經過仔細考證，可以弄清這部書的成書時間。書中有「四月二日、日蝕皆既」，「十月十四日夜，有月蝕」等記載，由此可以進行推算，這部《尺素往來》完全沿襲在其之前的《庭訓往來》體例，其中主要包括公家所需要的知識。由於當時是武家全盛時期，公家也有必要了解武家，所以也收入了那些武家的知識，可以說這是一部適應那一時代需求的教科書。其項目大體如下： ① 四足即牲畜、兩足即禽類。——譯者 ② 日本象棋，類似中國象棋，棋盤劃有八十一格，雙方各二十個棋子，吃下的棋子還可再用。——譯者 ③ 一種騎射的練習方式。在固定的場地，練習者騎馬追趕放出的犬，練習射箭，箭頭用木製，故不傷及犬。這種騎射練習方式盛行於中世武士中間。——譯者 ④ 平安時代末期盛行的騎射練習方式。箭垛上掛著射手的斗笠，從遠距離進行射箭練習。——譯者 ⑤ 田樂是一種日本的民間歌舞，起始於古代插秧時的儀式，後逐漸演變成寺院神社舉行的歌舞活動。猿樂是流行於平安時代的一種演藝，後到鎌倉時代演變成帶歌舞、樂曲的滑稽戲。——譯者 ⑥ 平安時代用於儀式上的歌謠，其通常是用唐樂的曲譜配上日本傳統的民間歌謠。——譯者 ⑦ 世代相襲的領地。——譯者 ① 在日本全國神社中排在首列，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時可設置奉幣使的神社。1039年（長曆三年）由後朱雀天皇設定，具體為：伊勢、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大神、石上、大和、廣漱、龍田、住吉、日吉、梅宮、吉田、廣田、祗園、北野、丹生和貴船。——譯者 ② 四大寺在各個歷史時期有所不同，這一時期當指東大寺、興福寺、延曆寺和園城寺。——譯者 ③ 日本佛教的八個流派：俱舍、成實、律、法相、三論、華嚴、天台、真言。——譯者 ④ 南禪寺位於五山之上，在其之下，京都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鎌倉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分別列為五山。——譯者 ⑤ 寺院裡的七個建築物，通常指金堂（本堂）、講堂、塔、經藏、鐘樓、僧坊、食堂。禪宗則指山門、佛殿、法堂、庫里（住所、廚房）、僧堂、浴室和東司（廁所）。——譯者 ⑥ 眠藏為僧人居處及儲藏物品處。——譯者 ⑦ 障子為和式房間的拉門。——譯者 ⑧ 天子的飲食用餐或負責天子飲食用餐的職務。——譯者 總之，由於公家的衰落，像前代那樣依靠中國輸入的優秀教科書進行教育的力量和條件已不復存在，其也不得不通過武士的往來體讀本來獲取所需要的知識。在公家來說，這完全是其這一階層的衰落，而從教科書、也就是從普通教育史的角度來看，教科書從上流社會到中流社會完全實現了知識以日本為本、以國語為主，可以說教育上的獨立幾近實現。 縱觀《庭訓往來》到《尺素往來》以及與《尺素往來》同時出現或稍後一些時候出現的《新札往來》，在這一時期幾乎包括了文化方面所有的重要變化。例如，從《異制庭訓往來》、《遊學往來》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聞香的流行，而到《尺素往來》時期，不僅僅是香，又出現了成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成藥的出現是一種世相，閱讀中國專門的方書或本草書，把醫術當作學問來作滿足不了普遍的社會需求，於是中國盛行的調製藥物成為一種大眾需求就出現了。在學問方面，除公家一向研究的漢唐學問之外，又傳入了宋學。漢唐以來的諸道學問因戰亂多已喪失，但尚可看到殘存的一些書的目錄。日本文化失去了中國傳入的極其豐富的知識，僅僅保存下當時日本真正需要的那一部分，其作為日本國民所需要的文化保存下來的情況在這一時期的往來體讀本中也反映了出來。 有證據表明，這些往來體讀本當時普遍流行，有些時期甚至還傳至其他國家。例如，文安元年（1444）編撰的《下學集》(17)是部僅有兩卷的類書，其序文中就提到《庭訓》、《雜筆》等往來體讀本在當時流行的情況。《下學集》中可以看到，與《庭訓》、《雜筆》同時行世的還有《實語教》(18)、《童子教》(19)以及白樂天的《長恨歌》、《琵琶行》等。據此可以認為，中世以後占據大眾教育基礎地位的私塾(20)在這一時期已經出現，而且還可以想見，早先如白樂天詩歌這一類只被上流社會閱讀的東西已經開始被平民百姓所閱讀。明成化五年（1469）編撰的朝鮮一部有關制度的書《經國大典》(21)中也記載，當時的譯員把這些《庭訓》、《雜筆》是當作倭學的教科書來學習的，據此可以得知當時這些往來體讀本已廣為流布。 《商賣往來》大眾教育、普通教育的實現 足利時代以前的教育已經與大眾有一定關聯，但教育的目的仍以武家為主，而到其後的德川時代，完全以大眾為目的的教育興起，相應的教科書也開始出現，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商賣往來》。此時，《商賣往來》作為往來體讀本的體例已有明顯變化，到《尺素往來》時，往來體讀本的體例大體具文書特點，當為來往文書的規範。《商賣往來》雖名為「往來」，但並非往來文書，其從頭到尾是一篇文章。不過打破往來體例的並非始於《商賣往來》，從足利時代的《新札往來》開始就已出現這種傾向，《新札往來》開頭是以賀年書簡的體例寫的，而最後以普通書信的形式收尾，類似於《尺素往來》。《商賣往來》則將這一體例完全改變，開頭結尾都不是書信體例。據說《商賣往來》編撰於德川時代中期即寶永至享保期間（公元18世紀初），書中內容收入經商者所必需的知識，首先就是貨幣及其真偽的辨別，然後是穀物及其運價、水運、租稅、飲食、文具、絹布、外國貨幣、服裝、器具、染色、圖案花紋、武具、馬具、手工藝品、唐物、和物、珠玉、陶瓷、漆器、雜具、廚房用具、藥種、香具、山海魚鳥等，凡商人經辦商品，悉數列出，並提出商人教育當從幼少開始，先以習字算術為主，時至此時，作為教科書的往來體讀本才開始出現算術這一科目。總之，教育內容都包含在以上的項目中。作為培養興趣愛好的項目，有以下這些： 和歌、連歌(22)、俳諧(23)、插花、蹴鞠、茶道、謠曲、舞、手鼓、大鼓、笛、琵琶、琴 又列出防止興趣愛好流於恣慢的項目： 圍棋、將棋、雙六、小曲、三弦 書中說，奢費於服飾、家宅，沉湎於泉水假山、樹木花草之樂，更是無益之極，或可成導致衰微敗落之因。書中最後舉出商業道德之項目，認為：貪婪逐利、欺世詐人者必蒙遭天罰，而絕少有與其交往者。畏天道者最終顯富貴繁昌、子孫榮華之瑞相，獲利成倍。短短千字之文，將商人應該具備的知識、興趣、道德悉數融入一體，簡明扼要，堪稱古今教科書之名作。書中對漢字的限制問題隻字未提，而實際上本身對漢字已作了限定。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一部名作，其作者是誰居然不得而知。該書作者看來應當是一位非常博學的人。在當今從事初等教育的人們中，能夠對這本教科書所含的條目作出圓滿解釋者，不知千人中是否能有一人。其編撰與時代相適應的教科書的才能不能不令人驚嘆。《商賣往來》的編撰完全出自於大眾教育的目的，到這一時期，日本的教育已從上流社會轉向社會地位最低的普通大眾，德川時代商人在四民(24)中是最低的階層，教育已經擴展到最底層，反映了普通教育的完全獨立和全面普及。在此之後，又出現了仿效《商賣往來》而作的種種讀本，如《諸職往來》、《農人往來》、《百姓往來》等，由於這些讀本都是以《商賣往來》為其範本，作為德州時代大眾教育最具代表性的教科書當首推《商賣往來》。除此以外，出自地方教育的需要，延寶二年（1674）出現《京都往來》，在其之後，又相繼出現了《江戶往來》、《大阪往來》等，傳播公家、武家都市以及商業都市的必要知識。但在所有的這些書中，最出類拔萃的普通知識教科書還是《商賣往來》。 綜上所述，通過國語而得以實現的日本普通教育的獨立可以說始於《庭訓往來》，完成於《商賣往來》。日本從接受中國文化、發展本國文化開始到實現教育的獨立幾近一千三四百年，這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歲月，其間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留下了徐緩而又堅實向前的足跡，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日本國民性形成的歷史，這是很有意義的，這種歷史的回顧對我們來說，也是極其重要的。 （1930年3月9日於木津公會堂為京都府教育會相樂郡部會講演） ———————————————————— (1) 昌住，平安時代前、中期僧人，生卒年不詳。寬平四年（892）完成《新撰字鏡》初稿，昌泰年中（898—901）修訂完成全稿，共12卷。《新撰字鏡》收入漢字兩萬一千字，是日本最早的保存完整的漢字字書。——譯者 (2) 即使用相同文字重疊構成詞彙或這一類詞彙，如瀼瀼、濡濡（《新撰字鏡》重點部第158）。——譯者 (3) 朱雀天皇（923—952），930—946在位。——譯者 (4) 源順（911—983），平安時代中期官人、學者、歌人。著述除《倭名類聚抄》外，有《作文大體》、《順集》等。作為當時一流文人，其詩文多收入《本朝文粹》。源順為「三十六歌仙」之一。——譯者 (5) 狩谷掖齋（1775—1835），江戶時代後期考證學家。名望之，字卿雲，通稱三右衛門，別號六漢老人，求古樓。著有《本朝度量權衡考》、《箋注倭名類聚抄》、《說文新付字考》等。——譯者 (6) 平安時代後期，桔忠兼編纂語彙字書《色葉字類抄》，該字書漢字及熟語按伊呂波歌順序排列，分天象、地儀等21部類，共計2卷。後不斷增補，變為3卷，最後增補至10卷，即《伊呂波字類抄》。此書對了解、研究12世紀語彙、發音等具有重要意義。——譯者 (7) 和漢字典，最初由11世紀後期法相宗學僧編纂，到13世紀初期又由真言宗學僧改編，通過這部字典可以了解平安時代公家、僧侶使用的訓讀語彙，是研究日本國語史的重要資料。——譯者 (8) 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期間具有代表性的國語辭書的總稱。其辭語按照伊呂波歌的順序排列，又根據語義分類，各有獨自的書名，辭語數也各不相同。由於這種辭書簡便實用，非常流行，當時冠以《節用集》名稱的國語辭書達到近200種。——譯者 (9) 菅原是善（812—880），平安時代前期貴族，學者，菅原道真之父。著有《東宮切韻》等。——譯者 (10) 往來物的一種。往來物是指平安時代後期至江戶時代後期廣泛流行的平民使用的初級教科書。所謂往來，原為書簡之意，最初的教科書始於以實際的書簡作為教學的讀本，其中也有練習題及詞彙，後來並不拘於書簡，也使用其他形式。平安時代後期往來物有《明衡往來》、《東山往來》等七種，中世有《十二月往來》、《庭訓往來》、《尺素往來》等數十種，到江戶時代往來物則達到數千種。往來物最早的編寫者是貴族，到中世時以僧人為主，江戶時代則多為文學家、私塾先生。《庭訓往來》出現於南北朝時期，作者不詳（一說為玄慧）。其為當時書簡的範本，由每月往復書簡兩通共二十四通（亦有二十五通者）構成，列有與每月主題相關的大量詞彙，內容廣泛，涉民間風俗、衣食住行、風土物產、地方行政等眾多領域，現已成為了解室町時代初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重要史料。《庭訓往來》版本眾多，在中世已超過四十種。從江戶時代一直到明治時代初期，《庭訓往來》作為普通平民家庭和私塾（寺小屋）的讀本、習字教材被廣泛使用。江戶時代後期還流行過插圖本。——譯者 (11) 舊時士大夫私家關於書札體式、典禮儀注的著作，通稱書儀。——譯者 (12) 光明皇后（701—760），聖武天皇的皇后。——譯者 (13) 即藤原明衡（989？—1066），平安時代中期官人，漢詩人。參見前注。——譯者 (14) 玄慧（？—1350），鎌倉時代後期、南北朝時代僧人、儒學家。亦作玄惠，號獨清軒、健臾。曾在比叡山學天台宗，後為後醍醐天皇侍讀程朱之學。倒幕之後，受足利尊氏、足利直義重用，參與《建武式目》的制定。據說《庭訓往來》系玄慧所作，但學界尚無定論。——譯者 (15) 亦稱升官圖，黑白子各十五個，憑骰子的點數搶先把全部棋子移入對方陣地的遊戲。——譯者 (16) 洞院公賢（1291—1360），鎌倉時代後期、南北朝時代公卿。歷任春宮大夫、右近大將、內大臣、左大臣、太政大臣。1348年（正平三、貞和四）出家，法名空元。著有《皇代歷》、《歷代最要鈔》，亦為《拾芥抄》的編者。——譯者 (17) 室町時代的國語辭書，共兩卷，著者不詳。辭語按語義分類排列，在天地、時節之下分成十八類，收入辭語數達三千，有些辭語並付以注。——譯者 (18) 往來體讀本的一種，出現於平安時代後期，用於道德教育。作者不詳。書中以五字為一句，共由九十六句構成。《實語教》在整個江戶時代被廣泛使用。——譯者 (19) 鎌倉時代以後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作者及成書年代不詳。《童子教》主要用於道德教育，書中內容主要是關於佛教信仰、日常生活中的禮儀規範以及格言，全書由五字一句、共三百三十句構成。——譯者 (20) 日語稱「寺子屋」。因這類私塾多設在寺院內，故名。私塾最早是為滿足農村一些官吏的子女讀書習字的需要而設置的。後來隨著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普通農民、町人接受教育的需求不斷增長，類似寺子屋的私塾在都市、農村普遍開設。擔當私塾教學的通常為武士、神官、僧侶、醫生等。——譯者 (21) 李氏朝鮮的法典。該法典於1471年頒布，包括吏、戶、禮、兵、刑、工六卷，是李氏朝鮮各種法典的基礎。——譯者 (22) 日本詩歌的一種體裁，流行於中世紀，由兩人或多數人交互吟詠和歌的上句和下句，一直連下去，一般以百句為限。——譯者 (23) 帶詼諧、滑稽趣味的和歌。亦指俳句。——譯者 (24) 即士農工商，此系江戶時代按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由上而下排列的。——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