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日本國民的文化素質

早在幾年前我就在想，大凡要探討國民的素質即一個國家國民是否具備應有的文化素質這樣的問題，首先必須認真考慮的是問題的思考方法。當今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各自都擁有相應的文化，有的國民是在自己的國家創造了自己的文化，有的則不是。日本有時就會被當作後者，被誤解成沒有文化的國民。現在日本有很多中國的留學生，中國留學生紛紛來到日本進行研究，最終又往往帶著蔑視日本的想法。他們很多人認為，日本現在自認於已成為一個非常先進的國家，但日本這個國家原本直到明治維新之前還在吸收他們國家即中國的文化，明治維新以後又大量吸收歐洲的文化，尤其最近大量吸收德國的文化，日本的國民是絲毫沒有自己文化的國民，一點也不值得尊重。日本國勢即使非常強盛，但一旦消亡，不會留下任何痕跡。而他們自己的國家很了不起，有著自己的文化，他們的文化與今日的發達國家、古代以來的發達國家相比也絕不遜色，在這一點上他們自己是遠比日本優秀的國民。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了解日本真正的歷史即真正文化的根本來看待日本，確實也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可我並不這樣認為，但不這樣認為必須要有可以佐證的確鑿事實。 如果一定要證明這一點，光是說我國已有兩千幾百年、悠久的可以引以為豪的歷史，是很難被持那種觀點的中國人認可的。因此，我覺得首先必須考慮世界上所謂擁有自己文化的國民究竟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從這一點來看，鄰近的國家中首先應該考慮的就是中國。我所熟悉的國家並不是很多，在我所了解的國家中，中國是個國民擁有自己文化的國家。其次就是印度，印度仍然是一個易被誤解的國家。時至今日，還有人認為印度人尚未開化，而實際上其有著優秀的文化。再就是今天由多種國民構成的歐洲的文化。構成今日傳統的是希臘時期以後的文化，首先是希臘人所有的文化，再就是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但我對這些國家的情況沒有作過充分的研究。我首先考慮的是在自己所熟悉的範圍內的國民，而且有必要對這些國家所具備的文化條件加以比較。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這些國家的國民都具有著相同之處。這也許並非偶然，所謂擁有文化的國民必定具備那些特徵是有其必然性的。具體地講，譬如在中國，從現在算起正好是一千九百年前，有一部著作記載了當時所存書籍的目錄。其中記載的書大部分今天已經失傳，但中國文化的傳統卻延續至今。在中國的西漢後期，已經出現了非常優秀的目錄學家。所謂目錄，有人認為就是把自古以來的書名記錄在冊，但是中國當時所謂的目錄學是一門學問，其根據書的內容進行分類並加以評論。當時在中國有作這門學問的人，其根據目錄作所有學問門類的總論，我對於他們的學問非常欽佩，其就是劉向(1)、劉歆(2)父子。他們兩人查閱了當時所有的書籍，並加以歸納、評論。《前漢書》的《藝文志》中劉向、劉歆父子的學問大體保存了下來，此時的目錄中書籍分為六種，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所謂六藝，就是經書，其餘分為五種，五種中又各自分為若干細部，根據其分類一一加以評論。在距今將近兩千年前，中國人就已有了這種成果。這也就是中國人在兩千年前就擁有優秀文化的一個明證。 至於印度人，最早在佛教興起之前，他們就有了稱為《四吠陀》(3)的書，現在《四吠陀》還在，該書多與宗教相關。中國劉向、劉歆父子所處的時代是不帶宗教色彩的。但印度的《四吠陀》整個體系完全是宗教性的，四個部分中一半是與宗教相關的，還有一個與兵事有關，同中國所說的兵書相似，餘下的一個則帶有與六藝相似的性質。實際上，《四吠陀》更為古老，遠早於中國的西漢時期，當時的記錄也還不十分完備。到後來，各種學問都逐漸興起，也開始出現相關的書籍，情況就與劉向、劉歆的時代大致相同。印度使用書本要比中國晚得多，在此之前，學問是口口相傳的，如同中國秦漢以前的那種狀態。佛教興起時期，學問領域也出現了相似的五種分類，在印度稱為五明，即聲明、因明、醫方明、內明、工巧明這五類。這種分類方法與中國的不完全吻合，但大體上對應。中國的方技相當於其醫方明。工巧明相當於數術。內明類似於哲學，大致相當於諸子、六藝。聲明是相關聲的學問，在印度聲是被看作非常神聖的東西，所以才有這一分類，其還包含有音樂的要素、語法之類的內容。在其之後，出現了因明，也就是邏輯。除去兵書部分，印度的學問、中國的學問，大體上都分為五類，分類之間，或多或少存在差異，但從整體來看，其包含的內容大致相同。中國的兵書部分在印度屬古老的吠陀。這些都應該看作是印度的文化因素。 有關西方的情況我不熟悉，從過去某一個時代開始，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一直延續到近代，在文藝復興之前，他的思想支撐著整個學問體系。基督教最初傳到日本的時候，正是中國明代末期，一個名叫利瑪竇的人從西方來傳布天主教。也就在那個時期，來自西方的一個名叫艾儒略的傳教士寫了一本介紹西方學問的冊子《西學大凡》給中國人看。那本書在日本德川時代成為禁書。當時東方人都是通過這本《西學大凡》了解到西方學問的。這本書是十七世紀初期在中國完成的。所謂西方學問，即在亞里士多德時期對古代文化的歸納，後又與基督教文明混合而構成的一個學問體系。最早讓東方了解西學大要的就是這本《西學大凡》。根據該書，學問分為六科，憑據六科可觀學問整體。科目名皆用漢字表示，一為文科（勒鐸理加），然後是理科（斐錄所費亞）、醫科（默弟濟納）、法科（勒義斯）、教科（加諾搦斯）、道科（陡祿日亞）。首先從文科、理科入道，這是第一步基礎學問，修完之後可學醫科、法科、教科、道科，四科中選一進行專修，此乃《西學大凡》之大概。其中理科大體是論述亞里士多德的學問，文科也是源自於亞里士多德。具體地來說，文科中有古賢名訓、各國歷史、各種詩文，再就是作文、論說，即語法學、修辭學一類。理科大體源自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學問，最初學邏輯學（落日加）、然後學物理學（費西加）、形上學（默達費西加）、數學（馬得馬第加）、教育學（厄第加），這是亞里士多德學說的大致內容。這些只是預備學科。在這之後進入專業。專業中有醫科、法科、教科、道科。教科是基督教時代的學問，是羅馬教皇所定的教規，在今天的日本大學裡，已經不可能有這種學科了。道科今天在日本稱為神學，教科與道科是基督教傳入歐洲之後產生的學問。從細微之處來看，雖然不盡相同，但理科中包括的邏輯學、物理學、形上學、數學、教育學皆作為必修科目，其大體上與中國、印度的學問分類是不謀而合的。由此可見，任何擁有自己文化的國民，其學問體系大體上是相同的。 那麼如何來探討日本是否有這種文化所必需的學問呢？對於日本這樣始終接受外國文化的國民，要進行這種探討是相當困難的。日本在聖德太子以後，直至平安時代全盤接受中國的文化，這一時期的學問也完全是唐代的學問。那個時代所具備的是將中國文化照搬照抄的條件，只能說日本國民承傳、理解了中國文化，很難斷言其本來就具備創造那種文化的素質。在那以後，直至最近的德川時代，中國文化的輸入又持續了將近三百年，其間即使日本人學問做得也很出色，但歸根結底還幾乎全是中國學問的翻版，即使不是日本國民，只要是有能力模仿的國民，這是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不能以此來證明其是能夠創造自己文化的國民，因此對全盤照收外國學問的時代是很難進行考量的。由於這個緣故，我認為應該對日本在奈良時代、平安時代從中國人那裡接受的文化幾近喪失而德川時代不再輸入中國文化的時期，也就是日本處於兵燹戰亂、最為黑暗的時期即足利時代，尤其是應仁、文明以後作一考察。毋庸贅言，那個黑暗時期喪失了許多好不容易從中國輸入的東西，當時的貴族中的學者，如一條禪兼良，他們都為因戰亂而失去自古相傳的文化而痛心不已。失去自古相傳的文化是令人悲嘆的，但這又是一個脫去外借衣裝，洗盡鉛華，得以窺見真容的最佳時機。這是一個最適合對日本是否具有文化素質進行觀察、細加吟味的時期。 但是，用通常的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考量是困難的，必須要利用各種方法。我仍然如同思考中國事物一樣從目錄學方面入手。當時日本有一部書名為《本朝書籍目錄》的目錄，其又名《仁和寺書籍目錄》。因其抄錄的皆是仁和寺所藏書名，故有此名。據傳這部書的作者是清原業忠(4)，他是足利將軍義教(5)時期的人，足利時代就是從足利義教時期開始動盪起來的。足利義教後來被家臣赤松滿祐(6)所殺，隨後社會開始大亂。《本朝書籍目錄》是遵照足利義教之命編撰的目錄，這部書並沒有把當時全部書目抄錄下來，從該書的目錄分類來看，其抄錄的大體是當時所需要的書籍。這個目錄分類為神事、帝紀、公事、政要、民族、地理、類聚、字類、詩家、雜抄、和歌、和漢、管、醫書、陰陽、傳記、官位、雜抄。其中神事、帝紀、氏族、地理、和歌是日本固有的，公事、雜抄、管、雜雜中也有若干是固有的。當時正值應仁之亂前夕，日本正在脫去來自中國的文化衣裝，但尚未脫盡，所以未能看到只有日本人在赤身裸體之後才能窺見的文化要素。在這部目錄中，種類繁多，有外來的中國文化，也有傳自日本古代的，如宗教上的儀式等，但憑靠這部目錄無法找到證據可以佐證在脫去衣裝之後即可看到擁有自己文化的國民應有的素質。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即使是在足利亂世，日本人對自古以來薪火相傳的文化是何等的珍視。在這部目錄之後新出現的事物中，如果有文化要素的話，那就是在日本人脫去衣裝之後才可以發現的真正的文化。這種文化現在看來確實是存在的，但是還很微弱。不過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我們充滿信心。 眾所周知，應仁、文明之後的亂世，皇室衰微。幾年前整理東山文庫時，本人忝居調查員之列。文庫的後奈良天皇(7)宸翰中，有天文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敕文，敕文對不能在伊勢大神宮舉行即位廿年大嘗會(8)表示歉意。天皇陛下還是皇太子時曾見過這一敕文。在那樣極其困窘的狀況下，無論如何也不丟棄傳入的中國文化。其也就好比借來的衣物，如果脫去就會凍死，所以不能丟棄，這樣其也同自己製作的東西具有同樣的價值。另外，還有一種為抵禦嚴寒而自己動手製作的衣物，那是真正屬於自己的衣物。這些東西就是日本人在黑暗時期也從未丟棄、而且還不斷創造出來的文化。 在當時這樣一種狀況下，皇室成為了文化的中心。在皇室中，有什麼事物讓他們緊緊抓住，毫不鬆手的呢？一個是歌道的傳授，如《古今集》、《伊勢物語》的傳授，還有同樣必不可少的是書道的傳授、音樂的傳授，音樂中有日本的音樂如神樂，也有從中國傳入的音樂。即使在皇室非常困窘之時，這些東西也是代代父子相授，絕不使之失傳。歌道的傳授因應仁、文明戰亂，幾近斷絕，后土御門天皇(9)將受秘說之傳的關東武士東常緣(10)召至京都，重振了歌道。書道的傳授、音樂的傳授皆源於皇室的證據在御文庫中保存了很多。世上即使有擅歌道、書道者，無論其技藝如何高明，其道之傳授若非源自皇室，便無權威，該道傳授的至尊之處乃是傳授的中心在皇室。舉一例子，德川時代有一名叫近衛家熙(11)的人是書道名人，其甚至向東山(12)、中御門(13)兩代天子獻過字帖，即使如此名人，其道之傳授仍受之於皇室。當時皇室政治上的權力已不復存在，但文化上的權威依然如故。無論權勢如何衰頹，只有在這方面他們仍然是父子相傳，然後再傳至門跡、公卿等，正因如此，他們得以在社會上樹立起權威。皇室始終享有文化上的權威，但有些學科也放權於公家，當然這些都是置於皇室之下各家世代相傳的家業。例如安倍家、加茂家的曆法、陰陽，這兩家將曆法、陰陽代代相傳，如果不得之於這兩家的傳授，其學問就不能被認作是正宗。 問題又回到脫去衣裝的日本文化上，要提升日本的文化，最有力的仍然還是神道的傳授。用後來本居、平田那一時期人們的眼光來看，此時的神道只能說是一種世俗神道，但有必要從文化角度對神道作出合理的詮釋。前面談到的耶穌教也是一樣，教會法是羅馬教皇為統管人的靈魂而制定的，拒絕接受此法律者，無論當時的國王還是其他人，都要被逐出教門。這種做法實在荒謬，所以後來西洋又出現了新教。但在當時，如果不服從耶穌教的教會法，就不能說是有正確的信仰。在日本也與這種情況相同，是兩部神道(14)，還是唯一神道(15)，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但倘若不是得自該家傳授，就算不得是正宗，這倒卻是事實。所以德川時代末期研究神道的人們認為，當時是從佛教的意義上詮釋神道，其觀點是非常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有很多的詮釋方式，但當時佛教是日本最高的哲學，所以就依據最高的哲學來詮釋神道。德川時代初期開始就有人用儒教詮釋神道，後來又有人用國學進行詮釋。足利時代依據佛教進行詮釋是因為佛教是思想上最高的權威。黑暗時期的所謂神道在經過這麼一個歷程之後幾近完整地形成。掌控神道的是吉田家，其向日本全國的神主傳授，如果沒有得此傳授，其神道就沒有權威性。這樣，在當時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學科。一般認為，日本的《古事記》、《日本紀》是奈良時代以後我們祖先編寫的歷史，直到平安時代前後，其神代紀事沒有被賦予哲學上的意義。但是從鎌倉時代末期至足利時代這一時期形成的神道、尤其是《日本紀》的神代卷被用佛教加以解釋，於是神道被賦予了哲學上的意義。這樣日本才開始擁有了以自己國家的歷史作為出發點的哲學。 關於和歌，和歌首先是建立在國語基礎之上的文學。任何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就是其國語具有權威性，這是一個文化的要素。國民把自己國家的語言法則視為神聖之物，這是國民擁有文化的首要因素。在日本，關於國語的語法，在後來的國學家賀茂真淵(16)、本居宣長看來肯定都是錯誤的。但日本畢竟有了國語的語法，而且也有了用語的限制。從鎌倉時代開始，違反這種限制，和歌就不能成其為和歌，在經歷過黑暗時期之後，其在文化上已具有一種權威性。如果不是得自二條家、冷泉家的傳授，和歌是不可吟詠的。 這一時期最受推崇的書中有《源氏物語》、《伊勢物語》。《源氏物語》是一部露骨地描寫男女關係的書，今天看來，講讀這部書都會讓人感到惶悚。但當時竟然得到那樣地推崇，令人匪夷所思。其原因就在於裡面有一種既非中國的道德、又非印度的道德，可以滿足日本人某種需求的東西。再看《伊勢物語》，其主題思想更是背離中國的道德，描寫了輕浮、放蕩的男女關係。但日本人推崇的是，在這種描寫中表現出了日本人率真的情感。據說歌學史上著名的細川幽齋與其門人宮本孝庸有一段對話。宮本孝庸問：「世間要書，何為第一？」細川幽齋答：「《源氏物語》。」宮本孝庸又問：「歌學宏富者，何為第一？」細川幽齋答：「還是《源氏物語》。」這是因為，在這部表面描寫淫亂的男女關係的小說中，日本人發現了其中蘊涵著深邃的意義，把其視作一種日本文化。今天看來，這部小說有的地方還可以有多種的解讀方式，但在那時已經發現了既非中國、亦非印度，而是日本人率真的品性、真誠的品性。後來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反對中國的學問，鼓吹一種自己國家特有的品性、日本人真正可貴的品性，其只是承襲了歷史的餘緒。然而，世事有變遷，今天在有些方面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完全照搬當時的思想，但不管怎樣，在由來已久的中國文化之外，日本已經表現出其特有的文化要素。而正在此前，南北朝時期北畠親房在《神皇正統記》中說，日本是神之國，與中國、印度相比，日本有萬世一系的皇室，至為尊貴。兩者問題是不同的，但在一點上相同，就是在日本的國情中有了特別的發現。這些都是在日本脫去中國文化的衣裝、赤身裸體之後所得到的，日本人是以崇尚真誠、崇尚天然本色為其特色的。這是在黑暗時期同其他國家關係大都斷絕的時期內形成的。這是日本人的一種品性，也是一種文化的特質，是日本人自身培育出來的文化素質。 發現日本的國語語法、發現日本人品性的特別之處，發現國體的特別之處，這些都是發生在從鎌倉時代到足利時代的那段黑暗時期。說到底，這也是任何一個有文化的國民所應該具備的一個條件。除此之外，中國傳入的文化中不可丟失的東西，也由皇室、公家作為文化的權威，將其傳承下來，雖然歷經磨難，但終於使其薪火相傳，世代相承。應仁戰亂，一條兼良意識到自己家宅會遲早被毀，其將大量書籍藏到庫房後外出避難，後其宅第果為兵火所燒毀，庫房得以倖免，不料後來兵士以為庫房藏有金帛之類，然庫中皆為書本，於是砸箱毀櫃，付之一炬，兼良聞之，失聲痛哭。豐原統秋乃當時樂家，傳笙之秘曲，其所作《體源抄》中記載，戰亂期間與父避難叡山，得其父傳授，若日後失傳，乃不孝之至，於是撰述此書。在當時朝不慮夕的危難之際，文化階層的人們出於絕不讓這些文化成果薪盡火滅的信念，即使在黑暗時期，皇室、公家、各種不同職業的人們不畏艱辛、竭盡全力保護這些文化成果。正因如此，縱然兵燹戰亂，這些文化成果也沒有損毀散佚。這些保存下來的文化即使當初來自中國，但中國人並沒有像日本人那樣竭盡全力加以保護，而日本人是不惜生命將其保存下來的，因此將其視作自己的文化未嘗不可。猶如身穿從中國借來的衣服，當中國人赤身裸體時，日本人身上的衣服雖然只有一件，但還沒有脫下，把那件衣服當作日本人的也是說得過去的。 隨著對日本人保存下來的或新創造的文化成果的研究，可以知道諸如神道、歌道、物語以及書道等包含著我國的哲學和文學，其具有與文科理科、即西洋亞里士多德時期以後傳入日本的學問相同的性質。再有曆法、陰陽，其屬於中國人所傳的數術或存在於印度的《吠陀》之中，同樣也是日本人在黑暗時期保存下來的。不過，前面所述的京都文化是在皇室非常衰微的時期留傳下來的，所以沒有與兵科相關的東西。據說歷史上有名的八幡太郎義家(17)不懂兵法，曾隨大江匡房(18)修習兵法，當時兵法也是公家最具權威。足利時代的亂世，從中國傳入的兵法多已失傳，但地方武家禮聘學者講習兵書，所以多少還有些保存下來了。再到後來，日本從天文、永祿到元龜、天正時期，武家各自開創自家兵法，武田家稱武田流、北條家稱北條流。實際上武田信玄(19)在世期間並沒有武田流，北條氏康(20)時也沒有北條流，而多在其家道中衰之後，世上開始有自稱某某流者，出現一種靠兵法學家的招牌賴以生存的人。當時在中國傳入的兵法基礎上，日本人研究出一種特別的兵法，特別是日本人所說的兵法是帶有武術的含義加以使用的，日本人擅長於這種兵法，所以非常流行。不可思議的是，這種兵法並沒有向外輸出，但日本的武術因為倭寇的關係傳入中國，在中國人當時的著述（如《武備志》）中記載了日本武術的類型並加以解說。這是因為倭寇闖入中國時，其劍術令中國人刮目相看，中國人才開始關注起日本的武術。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輸入中國的文化，而這是向中國輸出日本文化之始。除此之外，還有槍炮。據說槍炮是葡萄牙人約在天文十一年（1542）帶到種子島的。日本本來有一種特別的狙擊法，這種狙擊法曾在朝鮮之役(21)時令中國人大為頭痛。不過石火箭和火炮中國要比日本先進得多。用短槍狙擊是日本人所特有的，在朝鮮長達七八年的戰爭期間，朝鮮人從日本人那裡學到了這種方法，後來這種方法也為中國人所看重。清朝康熙年間，距現在兩百多年前，俄國有名的彼得大帝時期，在西伯利亞一個名叫湼爾琴斯庫·阿爾巴津的地方俄國人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當時據說朝鮮人槍法好，於是從朝鮮人那裡叫來槍手參戰，這就是日本人改良的槍炮傳入朝鮮，又成為同西洋人交戰的不可思議的因緣。這種原本傳自西方的槍炮技藝，日本人卻以自己的方法將其改成了帶有日本特色的短槍法。在京都掌控的文化中，雖然沒有與兵科相關的東西，但其在日本卻廣為流傳。 總而言之，在日本的黑暗時期，日本人在脫去了從外國輸入的文化衣裝之後，創造或保存了印度、中國、西方列入文化要素的那些條件，不言而喻，由此日本人也就具備了可以擁有文化要素的條件。當然這也就成了可以說日本國民是擁有自己文化的國民的證據。 （《日本與日本人》第183號、184號，1929年8月15日、9月1日發行） ———————————————————— (1) 劉向（約公元前77—公元前6），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原名更生，字子政。沛縣（今屬江蘇）人。其所撰《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圖書目錄學著作。著多已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譯者 (2) 劉歆（約公元前53—公元23），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字子駿、後改名秀、字穎。劉向之子。沛縣（今屬江蘇）人。在其父劉向所著《別錄》的基礎上撰著的《七略》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譯者 (3) 梵文Veda的音譯，意為知識、啟示。吠陀是婆羅門教和印度教最根本的經典，也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獻資料，其主要的文體是讚美詩、祈禱文和咒語，用古梵文寫成。通常所說的《四吠陀》是《梨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達婆吠陀》。——譯者 (4) 清原業忠（1409—1467），室町時代儒學家，公卿。初名良宣。歷任大外記、少納言，曾侍讀後花園天皇。1458年（長祿二）出家，法名常忠。——譯者 (5) 足利義教（1394—1441），室町幕府第六代將軍。1429—1441在職。——譯者 (6) 赤松滿祐（1370—1441），室町時代武將。1427年（應永三十四）任赤松氏惣領，播磨、備前、美作三地守護。1441年（嘉吉元年）因暗殺將軍足利義教被討伐，後自盡。——譯者 (7) 後奈良天皇（1496—1557），1526—1557在位。——譯者 (8) 即大嘗祭，一代天皇只舉行一次的祭祀儀式。通常是在天皇即位後的第一個秋季舉行。後奈良天皇即位時因缺乏資金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十年後，1536年（天文五）在北條、大內、今川等貴族、豪族的資助下才舉行了即位儀式，而大嘗祭遲遲沒有舉行。——譯者 (9) 后土御門天皇（1442—1500），1464—1500在位。——譯者 (10) 東常緣（1401—1494），戰國時期武將、歌人。別稱東野州。曾從學歌學名家清岩正徹、堯孝，後將《古今集》秘說傳授給弟子宗祗以及公卿近衛政家、第九代將軍足利義尚。著有《東野州聞書》、《東野州消息》、《東野州歌集》等。——譯者 (11) 近衛家熙（1667—1736），江戶時代中期公卿。歷任內大臣、右大臣、左大臣、關白、太政大臣。1725年（享保十）出家，號予樂院真覺虛舟、吾樂軒、昭昭堂主人。博學多才，擅榮道、花道、書道。著有日記《家熙公記》、言行錄《槐記》等。——譯者 (12) 即東山天皇（1675—1709），1687—1709在位。——譯者 (13) 即中御門天皇（1701—1737），1709—1735在位。——譯者 (14) 亦稱習合神道、真言神道。是以真言密教的神佛習合說為基礎形成的神道。其把胎藏界曼荼羅、由金剛界曼荼羅構成的兩界曼荼羅（兩部曼荼羅）以及神道結合在一起。兩部神道的名稱最早見於吉田兼俱的《唯一神道名法要集》。——譯者 (15) 亦稱吉田神道、卜部神道、元本宗源神道、唯一宗源神道。其為室町時代末期京都吉田神社的神官吉田兼俱倡導的一個神道流派。針對兩部神道，吉田兼俱主張唯一之神，該神先於天地，超越陰陽，世間森羅萬象皆為該神所為。唯一神道融合了儒教、佛教、道教以及陰陽道等，給後世以很大影響。——譯者 (16) 賀茂真淵（1697—1769），江戶時代中期國學家，歌人。遠江浜松（今靜岡縣浜松）人。本姓岡部，初名春棲、政躬、政藤，通稱參四、三之、衛士等。早年曾給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二男田安宗武講授國學。後在江戶開講國學，其弟子遍及日本全國。本居宣長亦出自其門下。一生著述宏富，有《萬葉新采百首解》、《伊勢物語古意》、《萬葉考》、《歌意考》、《國意考》等。和歌集有《賀茂翁家集》。參見本書《賀茂真淵翁與山梨稻川先生》。——譯者 (17) 即源義家（1039—1106），平安時代後期武將。號八幡太郎。曾隨父源賴義出征，武功卓著，先後任出羽守以及下野、相模、武藏、陸奧、伊予、河內、信濃等國守，被稱為天下第一武勇之士。——譯者 (18) 大江匡房（1041—1111），平安時代後期貴族，學者。著有《本朝神仙傳》、《續本朝往生傳》、《江家次第》等。——譯者 (19) 武田信玄（1521—1573），名晴信，號信玄。戰國時期大名。——譯者 (20) 北條氏康（1515—1571），戰國時期武將。——譯者 (21) 即文祿慶長之役，文祿元年（1592）與慶長二年（1597）豐臣秀吉先後兩次對朝鮮發動的侵略戰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