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關於維新史的資料

任何社會每當革命之際必然會伴隨著陰謀，有關的記載也多為當時陰謀的結果的記載，因而不足憑信，這種情況自古以來屢見不鮮。但是在經過一段時日之後，涉及當時陰謀者多已不在人世，對歷史的觀察也就自然趨於公正，有時往往會因發現不同於歷來記載的資料而史實為之一變。在中國那樣的國家，不僅在朝代的更換之時，即使是同一朝代，在陰謀篡權奪位之後，這種情況也會反覆重演。 例如，關於明代永樂帝奪取建文帝王位的所謂靖難之役，明代的記載就不認可建文這一朝代，稱之為革除，而把前一朝代洪武的年號期間加以延長。但到了永樂帝的曾孫或玄孫一代時，又出現了建文帝沒有死於靖難之役而是扮作僧侶逃生的記載，最終建文帝又被奉迎回明宮，以僧侶之身頤享天年。清朝撰《明史》時不採信此說，竭力主張建文帝乃死於靖難之役，而在明朝普遍不認同此說。 這件事孰是孰非，真偽難辨，此姑且不論。總而言之，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後，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歷史謎團而使後來者苦於分辨判斷。事件平息之後，往往由於各種陰謀的痕跡被掩蓋遮蔽，其結果是只能採納勝者一方的材料加以記錄，倘若能夠儘早採集另一方即敗者的材料，那麼產生曖昧不清的疑問就會相對減少許多。如今把歷史已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提示歷史真相成為一件神聖的工作，必須要具有這種認識，而一時的患得患失在神聖的歷史面前則是微不足道的了。 從上述立場出發觀察我國明治維新史，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我不清楚現在的維新史料編纂局是根據什麼方針、在收集哪一些資料。但最初主持該局的是藩閥思想最為濃厚的井上侯(1)，而稱作其委員的人物也多為維新以後藩閥方面的人士，從這一點上來看，就很難斷言他們不會以有利於勝利者一方的方法來書寫歷史。現實是，維新前後殉難者的待遇這類事情就相當有失公允。 戊辰革命戰爭(2)中的敗北者最終結果是投降，他們對當時以及後來一直為勝利者的態度從沒有任何抱怨。其後曾有數次大赦特赦，除卻賊名，德川慶喜公(3)甚至後來被列為公爵，但維新時期為反對薩摩長州而戰死，或負戰敗之責被賜死者並未榮浴贈位恩典。此當然是不足為取的順逆論，但同樣的做法，與先於其三、四年即元治元年（1864）京都發生的事變比較，很清楚兩者是極其矛盾的。 元治元年的事變是長州及其他藩閥的士兵炮擊皇宮，後其被會津薩摩的軍隊所破，或戰死，或自盡，其統率者長州三家老(4)翌年面臨幕府的討伐服罪自殺。從當時的順逆來講，很顯然他們理應擔當的是賊名，而且儘管他們服罪的方式與維新之際東北諸藩的家老相同，但那些人都榮浴贈位的恩典。現在已經沒有必要對維新之際勝利者所採取的權宜之策加以指責，但當時的騷亂僅為意見相左，無論勝利一方還是失敗一方，皆無對朝廷企圖發動叛亂之意，這既然在維新時已五十年後的今天已經真相大白，那麼就應該不問其為薩長派或反薩長派而給以同一待遇。 這不是對歷史事實的糾正，作為歷史事實，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官撰維新史，政府以何種態度看待維新史尚不清楚，然而實際上行世的歷史大多皆為薩長派而書，是根據所謂尊攘派的觀點而做的。不過，在這中間，已故山川浩氏(5)所著《京都守護職始末》是以截然不同的立場寫的。這部書是於明治四十四年出版的，聽說書在此之前早已寫成，費了不少周折才得以問世。這部書是撰述有關會津藩受任京都守護職，得到孝明天皇(6)特別倚重一事的始末。在這部書問世之前，同是會津人，一個名叫北原雅長的人寫過一本《守護者小史》，但這本書沒有絲毫記載一點關於孝明天皇如何依賴會津藩士這一類機密材料。直到山川浩的這一著述問世，真相才得以顯露。 德川慶喜公晚年被賜授公爵時，長州藩閥的思想也趨於變得寬容，但這是澀澤男(7)等人在伊藤(8)、山縣(9)等人中間斡旋，在某種程度上達到的妥協，慶喜公才得以再度在社會露面。近年來出現的有關慶喜公的報道也多少出自於這種妥協之意，但不能與《京都守護職始末》等同看待，那是將維新的勝利者完全轉至對立一面，決意為其藩申冤、澄清事實而寫的一部書。迄今為止，社會上出現的有影響的反薩長派著述不過這麼一兩部而已。倘若歷來對待維新的順逆論的態度能夠更為寬容的話，那麼應該還會出現許多類似的著述。 不過，家會津藩那樣，對深蒙孝明天皇知遇之恩又以悲愴結局告終有深刻感受的地方並非很多，所以很難出現類似《京都守護職始末》那樣的名著。即便如此，事關維新，能夠充分反映反薩長一方觀點、主張的著述肯定會出現的，其並非一定就是很成熟的著述。現在還是有收集到這一類材料的機會。 維新史料編纂局對這些情況是否已作了充分的準備，予以了充分的關注？維新史料編纂局設立以來，既沒有公開過其業績，也沒有讓社會了解其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作為一個政府機構，其態度實在是怠懈之至，而輿論對此絲毫不聞不問也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迄今為止，從相關委員等組織情況來看，其收集資料的態度也足以令人質疑。若非如此，就應該不定期地經常公布其資料收集方式以及收集到的資料，以示其公正。 本人把這類事情作為理當之事並非出自想像，而是握有一些確實證據，試舉其一二。一件是關於久邇宮家的事。已做久邇宮朝彥親王(10)維新前名稱中川宮，其深受孝明天皇信賴，《京都守護職始末》中也談到，孝明天皇曾多次賜翰，尊其為「真實連枝」，事無巨細皆與其商計，當時有反對派，每每對其中傷，而天皇完全不加以理睬。孝明天皇駕崩後不久，這位親王被一陰謀所陷害，以謀反嫌疑被流放廣島。 這件事實際上完全出於陰謀毒計，當時受薩長派政府指派，有使者帶上親王謀反的文書前往調查。據說此使者就是已故男爵中島錫胤(11)，其當著親王面打開文書，親王說自己全然不知此事，因文書上捺有掌印，親王將自己的手合在其掌印之上，其掌印比親王的手要大，兩者完全不吻合。使者中島一言不發，原路而歸。但儘管如此，親王謀反的嫌疑並沒有消除，毫無理由地被流放去了廣島。 後來聲稱赦免，親王獲准從廣島回到東京，此時其已非常窮困，據說從山內容堂侯(12)借了五百兩金子才回到京都。這些事都是筆者後來從調查久邇宮家傳記的已故內藤恥叟翁(13)處親耳所聞。據說久邇家將其傳記秘而不宣，不公之於世。時至今日，為維護勝利者的形象，這些事還一直掩蓋其真相是極其不妥當的，應該把所有原始材料公之於世。 本人曾拜讀過近衛公爵家(14)所藏140餘通孝明天皇親筆信翰，信翰中的語氣完全不像是峻然有別的君臣關係，而是宛如對待親朋中的長者，藹然可親。其中還有天皇欲求購所喜愛的刀劍，但窘於財力，求助於人的記載。信翰所書完全是天皇心跡的坦露。這些信翰曾被明治天皇借閱，據說其中十多通被留了下來，返還的是其抄件。在筆者所拜讀的信翰中，最重大的事件仍同山川浩氏《京都守護職始末》中所寫的一樣，是廢止七卿朝見事件。當時朝廷上的激烈爭辯擾亂聖心，廢止朝見可使聖心寧靜，此舉亦為聖上認可。筆者在此之前閱讀過《京都守護職始末》，發現會津像所有的信翰與這些新資料完全一致，由此可知當時情況的真相。 類似這樣有價值的原始資料或許在其他公卿華族處也有收藏。不過維新以後，當時勝利者的氣焰不可一世，這些原始資料想必塵封日久，多已破損。今天看來，當時無論是站在幕府一方者，還是幫助長州以及浪人一方者，都是為朝廷為國家，所以應該沒有任何顧忌把資料提供出來。尤其是維新史料編纂局，如果一直還沒有對這些資料進行過調查，那麼現在應該以公正的態度也致力於反薩長派的資料收集。至於歷史學家根據這些資料如何判斷，可以有各自的觀點，猶如歷來就有擁護薩長聯合、發動革命一方的人，也有贊成公武一體進行溫和改革一方的人。關鍵的是，在對待資料的方式上，現在必須擺脫以井上侯爵為中心的時代。 （1922年8月談話筆記） ———————————————————— (1) 即井上馨（1835—1915），幕末一大正時期政治家。名聞多，號世外。明治維新時期參與新政府，後歷任農商務相、內相、藏相。受封侯爵。——譯者 (2) 從1868年（戊辰年）1月鳥羽伏見之戰至翌年5月五稜之戰，這一期間討幕派與舊幕府、佐幕派之間進行的戰爭。戰爭以討幕派的勝利而告結束。這場戰爭的結果加速了幕藩體制的解體，並對天皇制統一國家的創建產生決定性影響。——譯者 (3) 德川慶喜（1837—1913），江戶幕府第十五即最後一代將軍，1866—1867在位。——譯者 (4) 家老系江戶時代諸藩的重臣，其秉承大名之意統管藩政。——譯者 (5) 山川浩（1845—1898），幕末、明治時期會津藩士、陸軍軍人。通稱與七郎，號屠龍子。明治十年（1877）西南戰爭時期任參謀，後歷任高師校長、貴族院議員、陸軍少將。著有《京都守護職始末》、歌集《櫻花山集》等。——譯者 (6) 孝明天皇（1831——1866），1846—1866在位。——譯者 (7) 即澀澤榮一（1840—1931），明治、大正時期實業家。——譯者 (8) 即伊藤博文（1841—1909），明治時期政治家。舊姓林，幼名利助，俊輔，號春畝。明治十八年（1885）創設內閣制度並擔任首相。後歷次組閣。明治四十二年（1909）在哈爾濱被朝鮮義士安重根暗殺。受封公爵。——譯者 (9) 即山縣有朋（1838—1922），幕末一大正時期荻藩士、陸軍軍人、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小輔、狂介，號素狂等。歷任軍隊要職，並在伊藤內閣任內相。後任樞密院議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任第一軍司令官、大本營監軍兼陸相。曾先後兩次組閣。受封公爵。——譯者 (10) 即朝彥親王（1824—1892），伏見宮邦家親王之子。名尊應，後改尊融。亦稱青蓮院宮、獅子王院宮、中川宮、久邇宮。——譯者 (11) 中島錫胤（1829—1905），明治時期貴族院議員，男爵。幼名與市、永吉、直人等。德島藩士，早年曾遊學昌平黌。明治維新以後歷任刑法判事、各縣知事、大審院判事等。——譯者 (12) 即山內豐信（1827—1872），幕末維新時期大名。幼名輝衛、兵庫助，號容堂、九十九洋外史等。1848年（嘉永元年）任高知藩主，後實施藩政改革，參與幕政，致力於殖產興業，富國強兵。1867年（慶應三年）向將軍德川慶喜建言大政奉還，並促其實現。——譯者 (13) 內藤恥叟（1826—1903），幕末、明治時期儒學家，歷史學家。名正直，號碧海。歷任弘道館教授，中學校長，帝國大學教授。著有《安政紀事》、《德川十五代史》等。——譯者 (14) 即近衛篤麿（1863—1904），明治時期政治家。京都人。早年留學歐洲。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組織東亞同文會，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創建南京同文書院。曾任貴族院議長，學習院院長、樞密顧問官等職。公爵。著有《近衛篤麿日記》。——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