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大阪的町人(1)與學問
關於大阪的町人與學問，我的朋友幸田成友君(2)作過相當精細的研究，刊載在《大阪市史》上，我所要談的只是對大阪的町人與學問的關係所作的個人考察。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曾經在懷德堂(3)談過山片蟠桃(4)，下次還將談富永仲基(5)，土屋元作君關於橋本宗吉(6)也作過精彩的講演。這些人都是大阪的町人學者，在這裡我只談自己一點粗淺的看法。
不言而喻，近代大阪開埠、成為大都會始於豐太時期，豐臣氏不久後滅亡，爾後大阪是在德川幕府時代發展起來的。德川時代的大阪是個重要地區，其與幕府所在地相距甚遠，只因經濟、商業的發展而成為一個重要城市，但這個商業之都卻為當時的文化作出了貢獻。元和元年（1615年），豐臣氏滅亡，在其之後很短的一段時期內，大阪即使有點像樣的學問，那也不是如同德川時代源於商業的學問，而是與武家豐臣氏開創的這座城市相關的學問。今天的學界以及社會普遍都忽視的一點是，在漢學界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人物就出自這一時期的大阪，此人就是如竹散人(7)。如竹散人繼承了足利時代以來的正統宋學。當時有個名叫文之(8)的僧侶，是薩摩國(9)人，他是給《四書》標註訓讀音符的元祖，據傳甚至藤原惺窩(10)的標註都是剽竊文之的，如竹散人繼承的正是文之的學問。如竹是大隅屋久島人，他曾出版過文之標註的《四書》，這件事也很有名。此時正值明治大正時期，在大阪復興漢學的學者是西村天囚(11)，在尚不能說如竹在大阪復興漢學已有所建樹之前，西村天囚已經為大阪的學問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西村是種子島人，而如竹出自其毗鄰，這不能不說其中有著某種奇妙的因緣。如竹散人不久離開了大阪，西村天囚也在居住大阪三十年之後離開了大阪，抑或是西村天囚的學問不適合於大阪？這個問題與其我個人苦思冥想，倒不如向大阪的各位請教更為合適。
根據幸田成友的《大阪市史》，大阪初期的漢學家大抵都兼從醫業，古林見宜(12)、北島壽安(13)這些人都兼過醫業。不僅是大阪，當時的漢學家要維持生計，一般都依靠從醫，沒有衣食之憂才能安心治學。伊藤仁齋時學者兼業孰是孰非還引起過一番爭論，由此可知當時的漢學家普遍都兼從醫業。這裡所談到的學者並不是商業之都大阪這塊土地上培育出來的，而且在此之後的一段時期內，這裡也是學者後繼無人。
文化在大阪興盛起來是在元祿時期以後，不僅是大阪，江戶也是如此。元祿時期以前，江戶那塊地方就沒有產生過學問，學問皆傳自京都。德川時代中期以後，江戶出現了曲藝家以及戲劇演員等，元祿時期以前這些人也皆來自京都。而在大阪，正統的學問並沒有從京都傳入，這或許是因為還沒有吸收這種學問的土壤，但淨瑠璃、演劇、音曲(14)這類通俗藝術還是傳自於京都。總而言之，元祿時期之前大阪的學問實在可以說是不值一提的。當然商業方面卻是相當繁榮，已經出現了倉儲、錢莊等。而學問方面與商業恰恰相反，無可觀之物。
即使是元祿時期以後，正統的學問依然沒有發展起來，而是與大阪這塊土地相適應的、通俗文化如平民文學首先開始興起，井原西鶴(15)就是其代表人物。大阪是町人之都，經濟之城，有著一種平民文學的特色。井原西鶴所寫的作品可以說都是淫穢之作，以現時的眼光觀之，也套用現時的一個詞就是開放的文學。井原西鶴之前即從足利時代開始時行的草紙(16)類似於神話。是相當古典的。在中國，漢代開始有「賦」，這種賦中，有的是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材料收集到一起，用詼諧有趣的詞句寫成。足利時代伽草子(17)一類多相當於這一類賦。《淨瑠璃十二段草紙》等皆為古典的東西，這一類作品在德川時代持續流行。後來即使改編成傀儡戲、小淨瑠璃上演，也都是用這種體裁寫成的。從這一點上來說，井原西鶴的作品不拘泥於陳規舊套，為當時的人們喜聞樂見，即使沒有古典知識的人也能讀懂。不過井原西鶴的作品今天看來艱澀難懂，他在其作品中靈活巧妙地運用了許多當時的俗語、諺語以及比喻，在當時來說，是極其開放，自由無羈的。在其之後就是近松門左衛門(18)的淨瑠璃，淨瑠璃就與義太夫節相關聯了(19)。近松門左衛門的文學具有古典與開放的雙重性格，這也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點和文學傾向。享保時期以前，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瑠璃是古典式的，他的被稱為時代劇、又被稱作唐人戲的《國姓爺合戰》(20)前後連演三年，經久不衰。但到其又創作出《國姓爺後日合戰》時，人氣就大不如以前，於是近松門左衛門轉而開始寫世態劇。在此之前，近松也間或寫過一些世態劇，但專注於世態劇創作是在享保初期以後。根據近松門左衛門一生作品的變化——從古典形式到開放形式，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大阪文學的演變。以上是有關通俗文學方面的情況。
在正統的學問方面，說到國學，必須首先提到契沖阿闍梨(21)。在契沖之前，有個名叫下河邊長流(22)的人，其研究的對象是古典，研究方法也是不拘一格的。大體上這一時期的國學尤其是歌學沿襲了足利時代的傳統，沒有得到師門的允許是不可做任何事的。如果所作所為與師門相違，就會被立即逐出師門。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學問受到極大的束縛。這種現象在今天來說，是知識階層的自衛方法，為保護自己的學問，不可讓其過分的開放。即使到德川時代，做學問的方式一如既往，依然被嚴格束縛住，沒有任何寬鬆的跡象。在此之前，江戶已有梨本茂睡(23)與二條、冷泉家(24)對立，主張自由開放的歌學。但在國學史上，其地位遠非能與契沖阿闍梨相提並論。二條、冷泉把《古今集》的傳授視作其世襲領地，清規戒律極多。而下河邊長流、契衝要對輕快自如的《萬葉集》重加解讀，另闢蹊徑，主張自由不羈的歌學，在二條、冷泉家之外樹起另一面旗幟。這些都是關於研究法方面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前輩學人、已故法學博士、文學博士有賀長雄君(25)先祖有賀長伯(26)一家的歌學。有賀長伯開創了大阪底層民眾歌詠公卿王族吟詠的那種和歌，後來底層民眾又研究起公卿王族們的國學。不僅僅如此，底層民眾甚至玩起了公卿王族所玩的蹴鞠。這當然不是研究方法的解放，但公卿王族的活動大眾化，公卿王族的學問普及化，這在大阪文化發展史上是不能忘卻的。當然，從整個國家來看，這些事情在學術文化發展上影響不大，但對於大阪來說，是不應被遺忘的。這一時期正是元祿時代。
與國學相比，漢學要稍晚一些，大約在享保時期，最先始於懷德堂的元祖三宅石庵(27)在大阪授業，在其之前，並非沒有學者，但真正始於町人要求而興起的漢學當以此為嗃矢。石庵的學問被稱為(28)學問，其既非朱子學派，亦非陽明學派，而是雜糅了朱子學和陽明學。當時町人所要求的並不在乎哪個學派，朱子也罷，王陽明也罷，都無關緊要，只要關乎道德修養即可，所以石庵的學問受到了歡迎。創建懷德堂的五君子(29)皆為大阪町人，這些町人所要求的是道德修養，所以懷德堂以經學為主，詩文方面則無任何限定，順其自然。當時的漢學大致也是這樣一種情況。制訂懷德堂規約的是道明寺屋左衛門（富永芳春），按照其規約，父為學主，其子絕不可再成學主，此為原則。若父將學主之位讓與他人，後其子修業優良，受讓者則可將學主之位再轉讓與其子。此規約歸根結底是要防止血統上的世代相襲，與當今選舉制度之一的禁止連任與再任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懷德堂的這一規約後來逐漸鬆弛，也出現過父子相傳的現象，但當初五同仁創建懷德堂時期，這種現象絕對沒有發生過。懷德堂就是這樣一個為避免產生門閥因素而相當開放、民眾性的組織。真正的漢學植根於大阪也正始於這一時期。道明寺屋吉左衛門善書假名，其不僅是漢學，還擅長書法，不言而喻，也正是這些人才有力量為大阪的學問打下基礎。吉左衛門之子富永仲基的學問更充滿改革的精神。前面已經提到，三宅石庵的學問既非朱子，亦非王陽明，對町人而言，是十分相宜的。而作為町人學問能對漢學真正進行批判性思考則始於富永仲基。
富永仲基在佛教方面也有造詣頗深的著作。富永仲基曾光作《說蔽》批評儒教，又著《出定後語》批判佛教，由於寫《說蔽》被其師三宅石庵逐出宗門。富永仲基還在一篇題為《翁之文》的著述中闡述對國學的看法，令人遺憾的是，《翁之文》與《說蔽》今已失傳。《翁之文》現在已經有了可以探尋其蹤影的線索。我一直在想，倘若這三部著述都發現的話，應該舉辦一次富永仲基的紀念活動。總而言之，富永仲基是個町人，儒學佛學國學，門門通達，精詳圓熟，令人折服。富永仲基在《出定後語》中提出學問也必須適合國情，他批評天竺是幻、中國是文，此言極富見地。那篇《翁之文》中可以肯定也有很多其對國學的真知灼見。富永一家並非只是仲基一人，其弟蘭皋過繼給池田的荒木家做了養子，當時荻生徂徠(30)的門人田中省吾隱居在池田，其弟可能從學於此人。富永一家父子兄弟皆為學者。據傳《出定後語》是富永仲基在黃檗山相助校訂《藏經》時將《藏經》全部讀後所著，過去將《藏經》全部通讀者絕非僅有，但如富永仲基那樣具有高見卓識者卻是別無二人。認為仲基是通讀了《藏經》之後才寫出《出定後語》這樣一部著作實乃僧侶之輩一派胡言妄語，源自於其怪僻根性，不足為信。印度佛典多無時間和空間觀念，《出定後語》中，富永仲基儘量比照歷史解讀這些佛典，令人心生欽服，可以說他所作的是佛教發展歷史的研究。以僧侶之見，他們認為富永仲基把佛教說成邪惡之物。其實不然，富永仲基的佛學是研究佛教的發展之道，這一點觀其著作即可明了。富永仲基是從漢學研究進入佛學研究的，在他的思想中，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學問是否能化為大阪町人的利益，其觀念完全超越了時代和歷史。這類學者的產生是在大阪的學問已經轉移到平民階層、完全開放的狀態下偶然出現的一個結果，並非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原因。
佛學方面，除此之外，難波(31)還有一個鐵眼和尚(32)。著名的《黃檗藏經》的出版完全靠的是鐵眼，當然也是有了大阪町人的幫助才得以實現的。中國北宋太祖太宗時期成書的《藏經》是官版，因為散佚現已無法窺其全貌。前幾年南禪寺發現一冊，其餘幾乎全無蹤影。蘇東坡的時候，即宋神宗時期以後，依靠民間贊助出版的《藏經》一為浙江版，一為福州版，即東禪院版與開元寺版。與此相比，日本出版《藏經》相對要晚一些時候。鎌倉時代元寇時期曾有計劃要出版《藏經》，但最後不了了之。後到南北朝時期出版了五部《大乘經》，這也是得到武家大力支持才得以實現的。天海僧正(33)使《藏經》的出版得以實現也是依靠了德川幕府的力量。在中國，北宋末期依靠民間力量就已印行《藏經》，而在日本，鐵眼和尚的《黃檗藏經》是第一次依靠民間力量出版的。而且鐵眼和尚的這部《黃檗藏經》是小冊子，與明萬曆年間成書的《藏經》形態相同。本來《藏經》的折本在寺院裡保存並無不便，但在社會傳播，折本體積過大，就不方便了，將其改為冊子則有利於《藏經》在社會的傳播。鐵眼版《黃檗藏經》在鐵眼和尚生前並未完成，但印行計劃完全是其策劃制定的。正因為有這位大阪的僧人鐵眼以及大阪町人的幫助，這部《藏經》才得以印行，富永仲基也才能夠輕而易舉地讀到這部《藏經》。
鐵眼和尚在元祿時期之前就已去世，在其之後從事佛學新研究者是葛城的慈雲高僧(34)（此前曾居中河內高井田）。此人雖為真言律宗僧人，但不為任何宗旨所囿，在融合各宗各派的基礎上提出新穎見解。慈雲高僧的功績是其歸納總結了梵語研究，這對開展日本佛教新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關係。慈雲高僧生活在寬政時期前後。
大阪的學問是平民化的，大眾化的，這主要是在享保時期前後，在這一時期，大阪的學問表現出無論京都還是江戶都沒有的特色。大阪是一個遠勝於江戶、京都的經濟城市，其特色也就是其他都市所無法看到的平民化特色。
後來，大阪並沒有順著這個方向一直發展下去，國學發祥於此但卻移向他方，淨瑠璃一類通俗文學的價值在降低，傀儡戲也只是傀儡造型稍有發展，而淨瑠璃的戲文已趨向低俗。即使在漢學方面，懷德堂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存在，這期間學問上已形成派閥，懷德堂本身也出現了種種幫派。也就在這一時期，徂徠學興起之後，懷德堂雖然仍堅守朱子學，但其創建伊始時期的意氣早已銷蝕殆盡，與往昔不同的是，漢學修業不止於道德修養，同時還習詩作文。中井竹山(35)確實是個極其少見的傑出人物，但其利用的是幕府的力量，懷德堂就成了政府所認可的官學，其成員也有了教授之類的頭銜。這是町人日漸形成幫派，開創伊始時的風發意氣早已銷蝕殆盡的必然結果。
在此之後，又出現過山片蟠桃、尼崎鴻池家的伊助（即草間直方）(36)、蘭學界著名的橋本宗吉等町人學者。山片蟠桃如同其名字的發音是番頭(37)，伊助也不是大阪町人老闆，而是番頭，他是學徒出身的學者。
當時的商界老闆已經形成門閥，他們不通買賣經營，更不做學問，所有的經營都讓其底下的人操辦，文化的中心也就在這些人中間形成，經營也皆轉移到學徒、番頭手上，學問最終也成為了被雇用者的學問。這就是享保時期以後具有顯著特點的大阪學問體系。
商界老闆從町人變為門閥，他們的學問代表人物就是木村蒹葭堂(38)。蒹葭堂是酒業老闆，此人的學問同商業買賣無任何關聯，也不是出於道德修養之類的目的，而僅僅是出自癖好專事收藏而最終歸結於學問。其他還有各種門類的學問，也有各類學者都出自大阪，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大致如上所述。本篇題目為大阪的町人與學問，但也可將其看作為大阪文化史的一部分。
明治時期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德川時代那種以大名為對象的商業形式不復存在，大阪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從時代的角度來看，現階段的大阪相當於桃山時代至寬文延寶時期的大阪，從時代文化方面來說，今日大阪完全處於黑暗時期。商界老闆用當下的話來說也就是資本家，在他們中間並沒有產生很有學問的人，而在被雇用者中也沒有出現很了不起的學者。如果一定要舉出明治時代大阪學術文化的代表者，那也只能是大阪醫科大學。德川時代初期的大阪都是醫家兼做學問，如果說大阪醫科大學是現時大阪學問中心的話，那恰恰與德川時代初期相似，這倒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應。
德川時代可稱作商界典型人物中，我所知道的是已故平瀨龜之輔氏(39)。據外界所傳，平瀨氏雖然還沒到任何事一問三不知的地步，但其對自家的買賣可以說是一竅不通。據說平瀨家的買賣有一段時期經營不善，但當時與買賣無關、出自嗜好收藏的古董彌補了經營上的虧損。今天我們能夠知道德川時代末期有這樣一位出自町人的門閥代表人物平瀨是一種幸運，今後，在明治大正時期以後的新大阪，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還能否可以看到具有廣博學識的町人典型？我們期盼著儘早能看到這類典型。
（1921年某月在大阪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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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町人是日本近世的一個社會階層，泛指居住在城鎮的商人和手工業者，其身份不同於當時的武士和農民。漢語中沒有與此相對應的詞，故從日語原詞——譯者
(2) 幸田成友（1873—1954），明治、昭和時期歷史學家，著名文學家幸田露伴之弟。曾任大阪市史編纂所所長，主持編纂《大阪市史》。後曾任慶應大學教授。著有《江戶與大阪》、《日歐通交史》等。——譯者
(3) 1724年（享保九）以中井甃庵為中心在大坂（今大阪）町人的資助下在大坂創立的學堂，亦稱懷德書院。其對促進大坂町人教育、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譯者
(4) 山片蟠桃（1748—1821），江戶時代後期町人學者，曾在懷德堂學習儒學，對於蘭學也很有造詣。著有《夢之代》。參見本書《關於山片蟠桃》。——譯者
(5) 富永仲基（1715—1746），江戶時代中期思想家，號謙齋，曾在其父創辦的懷德堂學習，神、儒、釋皆通。著有《出定後語》。參見本書《大阪的町人學者富永仲基》。——譯者
(6) 橋本宗吉（1763—1836），江戶時代後期蘭學家，曾從學大玄澤，後在大阪開設蘭學塾。譯著有《荷蘭新譯地球全圖》、《西洋醫事集成寶函》等。——譯者
(7) 即泊如竹（1570—1655），漢學家，薩摩（今鹿兒島）屋久島人。幼年剃髮出家，僧名散人如竹。曾入京都本能寺聽藤原惺窩講《四書》，後從學文之玄昌。曾翻刻、刊行《家法倭點》、《四書文之點》、《周易傳義》等。寬永九年（1632）應聘赴琉球為國王、王子侍讀，三年後返回大阪。晚年開設私塾講學。——譯者
(8) 即文之玄昌（1555—1620），織豐時代、江戶時代前期臨濟宗僧人、儒學家。俗姓湯佐，號南浦、懶雲、狂雲。曾在京都東福寺開講《大學》，其給《四書集注》、《周易》、《素書》等標註訓讀音，世稱文之點。著有《南浦文集》。——譯者
(9) 日本古代的地方行政區，今鹿兒島一帶。——譯者
(10) 藤原惺窩（1561—1619），織豐時期、江戶時代前期儒學家。名肅、字斂天、別號柴立子、北肉山人。幼時為僧，後入相國寺，習讀佛典的同時研習儒學，後以儒學為專念。1596年為德川家康侍講《貞觀政要》。慶長年間與慶長之役俘虜、朝鮮著名朱子學者姜沆結識，受其很大影響。著有《寸鐵錄》、《大學要略》、《文章達德錄》等。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等皆出自其門下。——譯者
(11) 西村天囚（1865—1924），明治、大正時期新聞記者。本名時彥。大隅種子島人。曾進入東京大學學習。1890年（明治二十三）進入大阪朝日新聞社，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擔任隨軍記者。曾兼任過京都大學教職。著有《日本宋學史》等。——譯者
(12) 古林見宜（1579—1657），江戶時代前期醫家。名正溫，號桂庵、壽仙房，堂號見宜堂。年輕時曾從曲直瀨正純學習李朱醫學，自成一家。中年以後定居大阪，開業行醫的同時教授弟子，據稱門人兩千，松下見林、稻生恆軒、古林見桃等皆出自其門下。——譯者
(13) 此處北島壽安當為北山壽安之誤。北山壽安（？—1701），江戶時代前期醫家。長崎人。明人馬榮宇之子。名道長，號友松、仁壽庵、逃禪堂。曾從戴曼公學醫。著有《北山醫案》、《方考評議》、《大成論抄》等。——譯者
(14) 淨瑠璃是一種用三弦伴奏的說唱曲藝或說唱的故事。音曲是用三弦伴奏的通俗歌曲、小曲。——譯者
(15) 井原西鶴（1642—1693），江戶時代前期俳人、小說家。大阪人。本名平山藤五，別號鶴永、西鵬、松壽軒等。代表作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武道傳來記》、《日本永代藏》等。——譯者
(16) 日本中世、近世以圖為主的小說，多為短篇。——譯者
(17) 南北朝時期至江戶時代初期所創作的三百餘篇短篇物語草子的通稱。——譯者
(18) 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江戶時代劇作家。名信盛，別號平安堂、巣林子。在淨瑠璃方面，近松門左衛門曾為竹本義太夫創作《出世景清》從而奠定了其在演藝界的地位，爾後成為劇場竹本座的專屬作者。在歌舞伎方面他與坂田藤十郎相攜，在當時獲得極高聲望。近松門左衛門是位多產劇作家，代表作品有《曾根崎殉情》、《國姓爺合戰》、《殉情天網島》、《用明天王職人鑒》等。——譯者
(19) 淨瑠璃的一個流派。由竹本義太夫首創，撥彈三弦的一種快唱。元祿時期，在竹本義太夫原創的基礎上，經近松門左衛門、竹澤權右衛門、辰松八郎兵衛等人的再加工，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人形淨瑠璃。——譯者
(20) 《國姓爺合戰》劇本由近松門左衛門創作，其以明朝遺臣鄭芝龍與其子鄭成功抗清復明的活動為題材。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他幼時曾在日本生活過。有關鄭成功的故事在日本流傳得很廣，有很多相關的書如《明清斗記》、《國仙野手柄日記》等。——譯者
(21) 契沖（1640—1701），江戶時代前期國學家、真言宗僧人。字空心。1652年（承應元年）去高野山，24歲時成為阿闍梨（即高僧）。受下河邊長流影響，致力於《萬葉集》研究。受德川光圀之託，著《萬葉代匠記》。在古典研究方面，契沖繼承了本居宣長的學術傳統，在出典、注釋、語源考據方面非常嚴謹，開創了實證研究法，成為國學勃興的先驅。著有《古今余材抄》、《百人一首改觀抄》、《河社》、《圓珠庵雜記》等。——譯者
(22) 下河邊長流（1627？—1686），江戶時代前期歌學者。名共平，通稱彥六，號長流。著有《萬葉集名寄》、《萬葉集管見》，在歌學研究上自成一家，其學風對後世古典研究產生很大影響。——譯者
(23) 即戶田茂睡（1629—1706），江戶時代前期歌學者。通稱茂右衛門，後改茂睡。名恭光，號露寒軒、梨本等。著有《百人一首雜談》、《梨本集》、《御當代記》等。——譯者
(24) 二條、冷泉家是歌學的兩大派別。前者以二條為氏為代表人物。二條為氏（1222—1286）為藤原為家的長子，晚年出家，法名覺阿。著有《新和歌集》、《續拾遺集》。後者以冷泉為相為祖。冷泉為相（1263—1328），藤原為家的三男，與二條為氏系同父異母。其長期在武士階層傳授和歌，被尊為鎌倉歌壇上的領軍人物。著有《藤谷和歌集》。——譯者
(25) 有賀長雄（1860—1921），法學博士，文學博士。曾在東京大學任教。江戶時代歌人有賀長伯之孫。著有《國家學》等。——譯者
(26) 有賀長伯（1661—1737），江戶時代中期歌人。其主張二條派歌風，著有《和歌世世之栞》等。——譯者
(27) 三宅石庵（1665—1730），江戶時代中期儒學家，京都人，著名儒學家三宅觀瀾之兄。名正名，字實夫，通稱新次郎。早年從學淺見齋。1701年（元祿十四）在大阪創辦私塾，廣收弟子。後受邀擔任懷德堂首任堂主。——譯者
(28) 傳說源賴政曾在紫辰殿射落的一種怪鳥，其猴頭狸身蛇尾，足似虎，聲似畫眉。後喻為曖昧不清的人、事。——譯者
(29) 即中井甃庵、三宅石庵、中井竹山、中井履軒、富永仲基。——譯者
(30) 荻生徂徠（1666—1728），江戶時代中期儒學家。本姓物部，名雙松。字茂卿，通稱惣右衛門。別號園、損庵、赤城翁。江戶人。早年從林鵞峰、林鳳岡學朱子學，後開古學派一代新風，是古文辭學集大成者。其具獨創性的學說風靡當時，甚至對國學也產生深刻影響。著有《政談》、《辨道》、《論語徵》等。——譯者
(31) 大阪古稱難波。——譯者
(32) 即鐵眼道光（1630—1682），江戶時代前期黃檗宗僧人。生於肥後。俗姓佐伯。13歲時出家。1655年（明曆元年）曾於長崎拜見隱元大師。後師從木庵性瑫。1668年（寬文八）籌劃翻刻明版《大藏經》，從全國募集資金，1678年（延寶六）完成。世稱黃檗版（鐵眼版）《大藏經》。著有《鐵眼禪師假字法語》等。——譯者
(33) 天海（1536—1643），織豐時期、江戶時代前期天台宗僧人。號南光坊。曾先後在龍興寺、粉河寺、比叡山、興福寺等處修行，到足利學校遊學。被稱為近世天台宗中興之祖。在日本首次用木活字刊行《大藏經》，該經被稱作天海版、寬永寺版。諡號慈眼大師。——譯者
(34) 慈雲（1718—1804），江戶時代中後期真言宗僧人，日本梵學研究的奠基人。參見本書《談慈雲高僧的學問》。——譯者
(35) 中井竹山（1730—1804），名積善。懷德堂的學主，江戶時代後期著名儒學家，著有《草茅危言》、《逸史》、《社倉私議》等。其父中井甃庵（1693—1758）為懷德堂的創建者。——譯者
(36) 鴻池家是大阪最大的錢莊即金融商。1580年（天正八年）從清酒釀造起家，後擴展到海運、金融業。1867年（慶應三年）成立商社，1897年（明治三十年）成立鴻池銀行（後改名三和銀行）。草間直方（1753—1831），江戶時代後期著名商人、學者。著有《三貨圖匯》。——譯者
(37) 番頭一詞在日語裡發音與蟠桃相同，其意為商家僱主下面的領班、總管。——譯者
(38) 即木村孔恭（1736—1803），江戶中後期文人，本草學家。亦為大阪著名的酒業商人。字世、號巽齋。曾從津島桂庵、小野蘭山習本草，從片山北海學詩文，從鶴亭、池大雅學畫。擅書法篆刻，尤喜好本草。亦為當時著名收藏家。著有《本草綱目解》、《禽譜》、《奇貝圖譜》、《巽齋翁遺筆》等。——譯者
(39) 即平瀨露香（1839—1908），明治時期社會活動家、金融家。本名龜之助（輔），號春愛。早年在大阪經營錢莊「千草屋」，後歷任國立銀行行長、日本火災保險社長、大阪儲蓄銀行董事長等職。博才多藝，為當時大阪社會名流。——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