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關於應仁之亂(1)

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時期，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義的。其不僅與京都人有密切關係，也不光是京都的街道、寺廟、神社被燒毀，這些倒是與應仁之亂有關的小事，應仁之亂與日本歷史有最大關係的是在其他方面。 在某種意義上說，所謂歷史，可以說是底層民眾逐漸向上發展的一個記錄，日本的歷史大都也是底層民眾向上發展的記錄。在這個意義上，應仁之亂可以說是一個最為重要的記錄。一言以蔽之，應仁之亂在日本歷史上至為重要就在於此。 日本的各地有很多貴族即大名，他們各自為中心形成集團，日本的社會就是由這些集團構成的，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最近。現在，除堂上華族(2)即公卿華族之外，所謂的大名華族大部分都是在應仁之亂以後出現的。在現在的大名華族中，應仁之亂以前就業已存在的極少，只是在相對偏僻的地區有一些，如九州的島津家，勢力範圍極小的伊東家。當然肥後(3)的細川很早就存在了，但並不是在那個地區。此外還有一些如秋月鍋島之類為數不多的九州土著大名，土著大名大多數也是在應仁之亂以後出現的。四國、中國則可以說在應仁之亂前幾乎沒有大名。在東部，信州的諏訪家很早以前就已存在，其半為神主，半為大名。而在關東，則可以說沒有大名。東北地區，應仁之亂以前有一些，如伊達、南部、上杉佐竹等，即便如此，應仁之亂以前即為當地土著的極少，二百六十個藩數量眾多的大名中，屈指可數的也就這麼幾家。 同時，應仁之亂以前存在的華族大名可以說因後來的元龜天正年間的爭亂幾乎全部滅亡。當時地方上有很多類似神主的人家，他們占有土地、人口，這是一種很早以前的民族制度。現在作為神主還存在的有出雲的千家、肥後的阿蘇、住吉的津守等，都很小，沒有大名那樣的勢力，昔日的面影已不復存在。 源平以後(4)，成為守護(5)、地頭(6)的許多人家大抵皆因應仁之亂以後的長期爭亂而破落了。應仁之亂以後的一百年間是整個日本財富轉換時期。在其之前的很多家族幾乎都衰落凋零，而延續至今的都是後來興起的家族。從這一點上來說，應仁之亂使日本完全改天換地了。最近改造這一詞很流行，但還沒有像應仁之亂那樣規模的改造。有人說近來的工潮是改造的序幕，但那種做法終究是無濟於事的，正因為是改造，沒有像應仁之亂那樣鬧得翻天覆地是不解決問題的。因此，如果需要改造，那就最好是掀起如應仁之亂那樣翻天覆地的大騷動。 正因為如此，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為了解今日的日本而研究日本歷史，一般沒有必要去研究古代史，了解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就足夠了。應仁之亂以前的歷史令人感覺只像外國的歷史，而其後的歷史則是與我們密切相關、可以觸摸到的歷史。如果真正了解的話，那麼可以說有關日本歷史的知識已經足夠了。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時代，所以我想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的資料很有限，而且在專業人員眼裡看來，有的資料或許還不可信，但這也無妨，無論事實準確與否，能夠了解那個時代有那樣一種看法，那樣一種風氣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拘泥於一些細枝末節。 關於應仁之亂，我年輕時讀過一些書，有的現在還記憶猶新。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叫一條禪兼良(7)。此人生於應仁之亂時期，官至關白(8)，而且其才學也是出類拔萃的，不僅是在當時，恐怕在日本歷史上的關白中也是最富學識的。這個人寫的書中，有一部叫《日本紀纂疏》，是用漢文寫的《日本紀》神代卷的注文。在有關中國的學問方面，一條禪兼良是非常博學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在日本，在這些人中間，漢籍的資料已經相當豐富，可以說這些資料隨著應仁之亂損毀殆盡，這就是要重建日本文明的緣由之所在。大量的資料的毀損也許反倒變成了好事。 關於一條禪兼良的《日本紀纂疏》暫且不表，下面要談一本極其普通的書，這就是《樵談治要》。這本書收入《群書類從》，該書是在應仁之亂以後為將軍足利義尚(9)講說治國要道的一本書，淺顯易懂，但通過這本書可以了解當時的那段歷史。不過此人對治國要道所發的議論、此人的經綸並非有過人之處，而且甚至可以說是不足為道。一條禪兼良是個博學多識的人，但卻囿於傳統的貴族政治風習，沒有絲毫的新穎創見，不僅如此，而且還對當時的權勢表現出幾分阿諛曲從，不能坦率直言己見。舉其一例，書中談到女性執政，當然這與現在的女性參政權是兩碼事，是簾內執政，將軍內室干預政事，對於這一點，兼良是以讚許的口吻來談的。自古以來，女人簾內問政弊害叢生，而兼良的態度卻很曖昧，含混不清，說什麼只要人好就行。當時義政(10)的夫人干預政令，為所欲為，應仁之亂的根源就在於義政的夫人，可見其勢力之大。書中的這些話就是為了迎合其勢力，這是此人最不可取之處。書中其他議論也都是維護舊習，沒有任何新的見解。與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北朝時代的北畠親房以古今歷史為鑑，對當時政治提出鞭辟入裡的批評，在傳統政治之外，提出新的政治方策，主張公卿武家一致，公卿也做武家之事，其經綸極富新意，在這一點上，兼良絕非可與其同日而語。但重要的是，兼良的議論雖不足道，卻實實在在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實情。 其中有一條是我在第一次閱讀這本書後始終沒有忘記的，這一條是「足輕者(11)，當長期廢止」。兼良對足輕即武士之下的步卒胡作非為非常憤慨。足輕在舊記中沒有記載，據塙檢校(12)考證，《源平盛衰記》(13)、《太平記》(14)中都有記載，當然其時地位還無足輕重，但由於應仁之亂，足輕這一階層開始引人注目了。書中這樣寫道， 「自古即有天下大亂之時，然足輕乃不見諸舊記所載之名目。平家之雛妓已為怪誕之事，今足輕之出，實為惡黨，有過之而無不及，洛中洛外(15)諸社、諸寺、五山十剎、公家、門跡(16)之滅亡，皆彼等所致。敵所據之處，軟弱無力，而他處則打砸搶燒，實為白日強盜。此等事前所未聞也」 應仁之亂，說是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動亂，而實際上發生在京都的戰事不過三四年而已，但在這三四年間，洛中洛外的公卿門跡全部被燒毀，此皆足輕之所為。這些在《樵談治要》中都有記載。對敵方占據之處，軟弱無力，束手無策，而在敵方沒有占據之地，打砸搶燒，無異於白日強盜，若不加以取締，無法治政，應仁之亂中貴族階層人士痛切感受到的實際上就是這一點。 關於足輕胡作非為，飛揚跋扈，書中還有很有意思的事例。我曾經說過，足利時代是個亂世，亂世之時會出現許多很有才能的人，足利時代儘管也是個亂世，但沒有出現天才，沒有出現有卓越才能的人。當然這只是大體上的情況，要逐一論證仍需斟酌。不過讀《樵談治要》，可以知道當時的人們竟然也會有同樣的感受，這倒是很有意思。書中在論說足輕之後有這樣一段文字： 「唯武藝衰落之時出現此等事。本應著名武士征戰卻由足輕出征、且中足輕一箭而喪生者眾，此非一時之恥辱，實為留後世之暇瑾。」 當時武士中沒有武藝出眾者，而足輕則人多勢眾，或膂力過人，所以能飛揚跋扈，肆無忌憚。武士階層的教養日趨下降，人才匱乏，而最底階層沒有教養、膂力過人者逐漸得勢，一條禪兼良當時就是這樣一種感覺。 足利時代完全是個沒有天才出現的時代，應仁以後百年間，紛爭不止，戰亂持續，歷史上類似這樣的情況屢屢發生。中國唐代至五代末期就是這樣一個時期，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現在的動亂並不是很大，但也無法統一，因為沒有出現具有卓越才能的人。沒有這種人出現，動亂終究是不會平息下去的。但是這樣一個時代，最終會出現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一條禪兼良對舊階層進行激烈的批判，他是從曾經實現過統一的時代角度觀察問題，所以對足輕的胡作非為極為不滿，於是他寫下了「這就是下克上的世道！」最近在研究國史的人中，有人錯誤理解了下克上的意思，並且還把錯誤的看法寫進了教科書。所謂下克上，就如足利之下有細川、畠山，他們的管領飛揚跋扈，細川之下有三好、三好之下有松永，處於下方者個個跋扈，層層以下抑上便成了下克上。但一條禪兼良感受到的下克上遠不是這樣簡單，那是他在社會完全黑暗的時期親眼目睹、切身感受到的下克上，是最下層者破壞一切舊秩序、更為劇烈的社會動盪。對這種下克上，兼良是經過深刻思考的。 另一方面，也有下克上中的下方即下層階級對這一時代所作的思考的書，但不是當時那個時代的著述，而是要稍稍往後一些的時代。其中有一本書《塵冢物語》，寫於天文、永祿時期，內容寫的是關於應仁時期的事。書的結尾部分談到了山名宗全(17)與某大臣一次面談的情況，很有意思。應仁之亂時期，山名宗全到某大臣家，談到由於亂世很多人苦不堪言的情況時，該大臣援引了許多古例。此人可能是個類似一條禪兼良那樣的人物。「聆聽諸多高見，誠為感佩」，宗全說，你所說的誠然不錯，但不可援引前例，「『例』字今後當改為『時』字」。援引往昔之事作為慣例，但慣例在實際中不是一成不變的。如登基大典在大極殿舉行已成慣例，但一旦大極殿不存在了，大典只得在別殿舉行，別無他法。如果別殿也不存在了，大典還得在當時合適的地點舉行。書中寫道，援引前例說明大法不易的政道當然可以，但把無時不變，應時而變的事物當作慣例是不妥的，不識時務是不行的。 這件事是否真實，不得而知。或許是子虛烏有，但這也無妨，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人們的想法。對於由來已久的等級森嚴的制度，人們認為其應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不過，山名宗全說得相當風趣，他還說，像他自己這樣的匹夫來到大臣處這樣談話也是沒有先例的，今天不是也做到了嗎？這是時代使然。山名宗全的話里夾帶幾分譏諷，但反映出當時的一種狀態。《塵冢物語》與《樵談治要》反映的都是人們對時政的看法。 《塵冢物語》記載了很多趣事，是否確有其事不得而知。書中寫到足利時代尤其是應仁時期前後盛行的賭博就很有意思，當時的情況就同現在中國所看到的完全一樣。同中國相比，日本是個很好的秩序井然的國家，但也會發生與中國相同的事情。在有關賭博的記載中，還提到足利時代有名的德政，即當時每隔幾年一次把舊債全部免去的政策。當時賭風極盛，起初武士把自己的甲冑送進當鋪，於是就出現了只有甲沒有胄的武士，很不成體統，而且據說打仗出名的還往往是這種人。後來到了應仁之亂時期，以自己所有之物作抵押去賭不過癮，便以別人的財產作賭注，如哪個寺廟有珍貴的寶物，就將其作為賭注，這種賭法是相當新穎的。這是最好的共產主義的例子了。共產主義應該徹底到這種地步。這是一個下克上的時代，所以才出現了這種奇怪的現象，自己的東西與別人的東西不分界限。 這類現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的一種狀態，其對當時的文化也產生了影響，一條禪兼良就對傳統文化遭到的破壞感慨不已。一條家當時保存有大量的書籍、文書，應仁之亂時，其已有思想準備，自己的家在劫難逃，在其暫離京都避難時，只在庫房安排了守護的人，後來果然發生了大騷亂。原以為家宅被毀是必定無疑的，但庫房或許能躲過一劫。沒料到一條家的家臣比他更聰明，他們想藏在庫房裡的一定是好東西，於是不管是珍貴的書籍還是重要的舊記，全從庫房裡倒騰出來，弄得一塌糊塗，損毀殆盡。據當時記載，一條家七百箱文書散亂在街頭，一片狼藉，一條禪為此痛心不已。著述《樵談治要》也緣自於此。他產生如何設法保存古老文化以傳後世的想法想必當在這些書籍被付之一炬、化為烏有之際。 《群書類從》中還有一本書，就是兼良所作的《夜半醒來》，這本書記述的是當時所存的書產生的來歷，其中也寫到過去治學的方法，兼良是為傳留古老文化而寫這本書的。尤其令人心感欽服的是樂人豐原統秋(18)所寫的《體源抄》。《體源抄》的體源（體源）兩字中含有其姓氏豐原（豊原），其把自己的姓氏在書名中表現了出來。豐原家世代以笙為業，至今其後裔仍姓豊某。從豐原所寫的《體源抄》序文中可以知道，當時戰爭自應仁元年正月上御靈之戰時日趨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天子只能行幸至室町的足利宅第，說是行幸足利宅第，實際上是細川勝元(19)出自自身利益請求天子臨時行幸，從而將天子軟禁起來。在這種狀態下，社會極其動盪不安，樂人祖傳秘笈的傳承非常困難，於是克服重重困難，在這一期間先將祖傳秘笈詳細記錄下來。《體源抄》是一部大部頭的著述，不僅只是有關音樂的秘笈，作者將自己所思所想皆寫入書中。此人是《法華經》信徒，動輒就抄寫《南無妙法蓮華經》。以今天眼光來看，可以說其幾乎不成著述體例，但經歷應仁之亂的人想的是，要把祖先傳下來的東西儘可能地傳給後人，所以把什麼都寫進書中。總而言之，在當時的動亂時期，人們抱有一個信念，就是要使古代文化薪火不滅，傳至後世。 不過到後來後陽成天皇(20)時期，即豐臣秀吉時代，天下大治，盛行恢復舊儀，於是依據這些僅傳下來的書本恢復一切朝廷儀式。在這些方面，那些不畏艱辛、費盡心血保存古代文化的人們所作的努力顯出了成效。 但是，當時整體的潮流與此不同，所有的文化大體上已從特別的階層即此前政治上擁有勢力的貴族階層向普通階層普及，這是當時的實際狀況，當然也有出於不得已的原因，這裡舉一兩個例子。首先談一談伊勢大神宮維持法。眾所周知，伊勢大神宮是日本天子的宗廟，是非常重要的場所。自古以來，伊勢大神宮是不允許普通百姓參拜的，延曆寺的儀式冊上也沒有百姓參拜的記載。這一時期，朝廷對神宮的保護非常周全，為神宮服務的人家都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到南北朝時期，朝廷漸漸衰微，給伊勢大神宮的各種貢物日見減少，應仁之亂前後則受到最慘重的打擊。但在這時也產生了相應的智慧，京都吉田的神主提出，伊勢大神宮遷到吉田山。這是一個時機相宜的好主意，由此朝廷的負擔可以大為減輕，兩全其美，此案立刻得到贊同，但伊勢的禰宜(21)們不停地告狀，神宮遷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從那時起神宮獲得維持經費越來越難，於是御師(22)們想出了一個維持辦法，叫作伊勢參拜團，即有組織的參拜神宮。按照國學家平田篤胤的說法，其是運用佛家講經會的方式創立的，這種說法大概是沒有錯的。參拜團成立後，雖然得不到朝廷的保護，但得到日本普通民眾的支持，御師負責一般參拜者的接待事務，神宮任何人都可以參拜了。 關於這些情況，早在平田篤胤之前，尾張東照宮神主吉見幸和(23)就研究過伊勢外宮神主的妄說由來，平田也是根據他的論調。原本內宮供奉天照大神，外宮供奉豐受大神，豐受大神是掌管天照大神供物之神，地位較低。然而這位地位較低的外宮神主為了要同內宮神主分庭抗禮、平起平坐，很早就開始尋找各種理由。有關神道的著述也是外宮神主、度會家行(24)等人搞起來的。地位較低的外宮神主頭腦倒是聰明智慧，早就想到要爭取外部信徒，所以御師也是外宮人眾勢大。總之，日本普通國民參拜神宮已被認可，神宮亦由此得以維持。當時御師在一個地區也劃分地盤，各自有自己的神社參拜客。所以常有交易某地的參拜團，轉讓神社參拜客的事情，記載這類情況的契文現在還保存在伊勢神宮的文庫中。 伊勢神宮失去了朝廷的保護，卻依靠一般民眾得以維持下去，當初這個設想應該是很高明的。但這種情況並非只是伊勢神宮，寺院也是如此，如高野山(25)就是這種情況。高野山的塔頭(26)上都是寫著「某國認助某某院」這一類字樣，高野山的僧人到處化緣才得以維持那裡的寺院。那些寺院當初都是得到朝廷、藤原氏這一些貴族保護的，後到了亂世失去了依賴，這時靠了一般民眾才得以維持下去，這是應仁前後、足利時代普遍的狀態。對於當時的情況，平田篤胤曾作過很有意思的解釋，他說，本來沒有形成制度，後來大家普遍向大神宮敬送供物，家家戶戶設立神龕進行祭祀，這當然是神靈使然，也就是耶穌教所說的神的意志。這種看法很有意思，其妥帖地解釋了貴族時代的信仰轉變成普遍信仰的這一過程。 伊勢神宮還制訂年曆，這是一種用假名寫的、極其簡便易懂的年曆。本來制訂年曆是京都賀茂、安倍這些人家的特權，他們特製的年曆只有幾部，分發給天子和一些貴族，這就是所謂的具注歷(27)。這種具注歷採用的是裡面可記日記的體例，其實是為有職務的人記日記而製作的。後來伊勢的町人通過祭主藤浪家從安倍氏土御門家得到年曆的抄本，將其改作成假名歷當作御師的禮物發放，最後成為商品，只要出錢，誰都可以買到，年曆的頒布變為平民化。這是隨著神的信仰的擴大新出現的行當，包括新行當在內的所有一切都帶有平民化傾向是這一時代的特色。 下克上的社會裡，下層者飛揚跋扈，上層者聽之任之，這對於日本最重要的尊王問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戰國時代末期，孩童可以在皇室的御家花園裡面玩耍，由此可知皇室的式微。但是對神的信仰即對天子宗廟的信仰由於脫離了朝廷的保護變為一般民眾的信仰，這反而養成了一種尊王心理。從後來的尊王觀念的歷史來看，這一期間與普通民眾內心的敬神觀念同時養成的尊王心理是非同尋常的。朝廷的一時衰落幾乎沒有從根本上對日本的尊王觀念產生影響，而倒是由於這個緣故，其在尊王觀念由貴族轉向在普通民眾中間普及方面起了作用。這是當時的一個現象。 當時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開始研習日本的道德經典，這也可說出自一種信仰目的。從古代貴族政治時代以來，不通曉各種學藝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公卿、縉紳的，如那位菅公(28)就被稱為「和魂漢才」。生活在亂世，研習那些繁雜的學藝不可能面面俱到，於是往往就偏於某一學藝。當時最為盛行的、或者可以說已經奉為信仰對象的一部書就是《日本紀》神代卷。而一條禪兼良的《日本紀纂疏》則是為《神代卷》注釋的書，書中作者以廣博的知識遍引和漢用例，目的仍然在於要使人們把這部書奉為經典。這個現象很早以前就已出現，並非始自一條禪兼良。蒙古侵襲曾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當時有一種觀念非常盛行，認為是神的力量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南北朝時期北畠親房、忌部正通(29)提出「日本乃神國」，後來到德川時代，林道春(30)著《神社考》時，他在書中也寫道：「日本乃神國也」。因此，即使到應仁之亂時期，對外始終沿襲著南北朝以來的思想，《日本紀》神代捲成為了一部卓越經典，其取代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日本這個國家無論經歷多大多長的動亂，皇室依然存在，日本根本的狀態是永遠不會變化的，這部書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四書五經。這不能說是當時信仰狀態發生了變化，而是原本並不穩定的信仰狀態到這一時期趨於穩定了。應仁時期是個亂世，但可以說對國民思想的統一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個原因緣於當時公卿的生活狀態。由於公卿的生活狀態相當困窘，如神社、寺院設法依靠普通民眾信仰一樣，公卿也開始設法憑靠自己的家業維持生計，於是各種學藝的傳授開始興起，如有的依靠傳授《古今集》維持生計。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今天這樣做也不失為良策，是知識階級的自衛法。足利時代，所有的知識如果不是私家傳授，都被認為是不正宗的。陰陽道是土御門家傳授、歌學則是二條家、冷泉家，不管什麼門類都必須得自私家傳授。這不僅僅是日本，西方中世紀天主教的神父們也想出過同樣的辦法，因為把人送往天國的鑰匙掌握在神父手裡，不依靠神父是進不了天國的。這種私家傳授是知識階層維持自己生存的一種智慧。 這一時期，《源氏物語》受到特別的推崇。《源氏物語》是藤原時代的小說，在男女關係方面，書中大膽地描寫了當時的風習，那時的人們把其尊為經國經綸之書。《日本紀》神代卷是尊崇神祇和皇室的經典，《源氏物語》則是了解世間人情、通曉藝術精髓的經典。足利時代末年至豐臣、德川時期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名叫細川幽齋(31)，他是戰國時代以後唯一傳授《古今集》的人，關原戰役(32)中，據守丹後田邊城時，朝廷特派使臣讓停止戰事，說不能打死他，不然《古今集》的講授就無傳人了。幽齋與其門人宮本孝庸之間曾有過這樣一段問答： 某次，孝庸清教玄旨法印(33)，曰：何為世間第一大書，答曰：《源氏物語》。又問，何為歌學第一宏富者，答曰：《源氏物語》。世間萬事皆靠《源氏》，熟讀《源氏》百遍，歌學自成，此乃孝庸之說。 一部《源氏物語》可解決所有問題，當時的學問有一部《源氏物語》就足夠了。《源氏物語》成了一部了解人間百態、縱論世間經綸的唯一重要經典。通常在亂世，在政治上幾乎無法統一的時期，一般人就會產生藉助某種東西實現統一的想法，於是就會通過這些經典的傳授了解其秘蘊，從而從文化上獲取能夠實現統一的智慧。這些正是其意義所在。這也表明，即使在日本的動亂不安時期也有趨向統一的因素。 在知識普及方面還有一個例子，那就是漢學也出現了變化。漢學到了從貴族學問變為普通學問的階段。漢學是一門古注學問，所謂古注就是使用漢唐以後的注，還是朝廷的學問。當時還不稱四書五經，而稱五經。漢學的一大變化就是德川時代開始時行宋代朱子學且廣泛傳播，古注學問是貴族的學問，而新注學問是普通民眾的學問。這種新注學問就是應仁之亂時期開始逐漸興起的。後醍醐天皇時期玄惠法印曾開講新注，後醍醐天皇的意圖是要打破自古以來的一切陳規舊習，但最終歸於失敗。而到了應仁時期可以說其遺願才得以實現。 《康富記》是一部著名的傳記，其中記載了一個名叫清原賴業(34)的人，此人曾侍讀高倉天皇(35)。清原家是世代相傳的經學之家。《康富記》記載，賴業非常重視《禮記》中的《中庸》並著力加以研究。此人與朱子的觀點不謀而合，很了不起，云云。有次我因查找有關賴業的資料在帝國圖書館看了原本，覺得有些情況記載頗值得懷疑，賴業果真說過那些話並一直傳到足利時代嗎？實際上自南北朝時代起新注開始流行，人們推崇《大學》、《中庸》，特別將其從《禮記》中抽出，這對清原家的學問也產生了影響，於是就出現了這種說法。我曾請教過已故的田中義成先生(36)，田中先生認為這些都不足為信，是當時的人們杜撰出來的。自足利時代開始，《大學》、《中庸》採用新注，漢學研究產生新的思路，經書學問在清原家使用古注是自古以來的規矩，要一改以往的做法必須要找一個理由，於是編造出賴業的說法。同中國一樣，在日本新注是把學問向平民傳播的強有力量的學派。其在足利時代開創了漢學由貴族向平民轉移的新階段。 應仁之亂前後，足輕飛揚跋扈，憑藉暴力為所欲為。在思想方面、其他知識、趣味方面都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貴族階級占有開始轉為在普通民眾中擴展，這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佛教信仰方面，這種變化也明顯地反映出來。當時急速發展的是門徒宗(37)。門徒宗那時是一種很危險的思想。一條禪兼良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在「當尊佛法事項」的條目中這樣寫道：「出家者當有廣傳吾佛寶之志，然勸無智愚痴男女入門，以致糾結徒黨、妄行邪法、妨礙民業，胡作非為者實乃佛法之惡魔、王法之怨敵也」。一條禪兼良對門徒宗大肆騙取不明真相的民眾信仰，擴展勢力的做法是持否定態度的。由此可以得知，當時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而兼良是親眼目睹、有感而發的。到了戰國時代，門徒屢屢暴動，社會騷亂，加賀的富(38)因之而滅亡，家康公(39)也因一向門徒(40)暴動而幾遭滅頂之災。農民集會因信仰而採取偏激行動，連顯赫的大名也可被置於死地。門徒宗可以說是一種可怕的勢力，其當時在傳播危險思想上是很能蠱惑人心的。但是，一旦天下大治，有了秩序，危險思想也就收斂了，如現在的真宗，你是想像不出原來的樣子的。藥勁稍稍過大一點，就會進入迷失方向的狀態。應仁之亂，在力圖維持古來制度習慣的人，如一條禪兼良這樣的人看來，肯定是一個難以容忍的危險時代。 百年之後，到了元龜（1570—1573）天正（1573—1592）時期，社會得到了統一和治理，其間所形成的各種思想在日本統一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今天這樣統一觀念很強的國民。很難說今後每次發生動亂就一定會產生統一的思想。但每次動亂確實都會出現特別的結果，只是究竟什麼樣的結果不得而知。一條禪也沒有料想到當時的亂世之後會出現盛世。歷史學家依據過去判斷將來，稍不慎重就會產生重大失誤。 總而言之，在今天來看，應仁時代是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但可以說應仁時代是同整個日本有著種種重大關係的時代，尤其是對平民力量興起最為重要的時代，所以也是平民最值得謳歌的時代。與此同時，從統一日本的動力即日本帝室的角度來說，應仁時代也是一個極具價值的時代。 （1921年8月在史學地理同學會的講演） ———————————————————— (1) 1467年（應仁元年）—77年（文明九）以京都為中心爆發的動亂，由此日本進入戰國時代。——譯者 (2) 1869年（明治二）授於歷來的公卿、諸侯的族稱。1884年曾頒布《華族令》。1947年（昭和二十二）此令廢除。——譯者 (3) 肥後，日本古代的地方行政區，今熊本縣一帶。——譯者 (4) 即源氏與平氏，兩者皆為平安時代皇族賜姓的氏族。平氏以伊勢、伊賀為根據地建立平氏政權。後源賴朝擊敗平氏，在鎌倉開創鎌倉幕府。——譯者 (5) 鎌倉、室町時代幕府的官職。1185年（文治元年）由源賴朝設置，通常每一國（行政區）設置一守護，掌管地方軍事、司法。——譯者 (6) 鎌倉、室町時代幕府的官職。平安時代末期鄉司亦稱地頭。主要在莊園、公有領地掌管土地、徵收租稅，行使警察職權。——譯者 (7) 即一條兼良（1402—1481），室町時代公卿、學者。人稱桃華老人、三關老人。官至太政大臣、關白。因應仁之亂（1467）家宅書房（桃華坊）被毀，避難奈良。在奈良寄居十年之久，其間專心致力於學問藝道。1473年（文明五）出家，法名覺惠。一條兼良治學領域廣闊，著述宏富，有有職故實《公事根源》、和歌《南都百首》、古典評釋《花鳥余情》、神道研究《日本書紀纂疏》、政道論《文明一統記》、《樵談治要》等。其神儒佛一致的思想在和魂漢才的思想基礎上更前進了一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譯者 (8) 亦稱總己百官、博陸、執柄、攝籙等。以輔佐天皇為職，所有奏狀先由關白過目，然後送呈天皇。其地位在太政大臣之上。前關白稱大（太），若前關白出家則稱禪。——譯者 (9) 足利義尚（1465—1489），室町幕府第九代將軍。足利義政之子，善和歌，著有《常德院殿御集》。歿後追贈太政大臣。——譯者 (10) 即足利義政（1436—1490），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1449—1473在職。最初因無子嗣，立弟義視作為後嗣。翌年妻日野富子生子義尚，又欲立義尚為將軍，因此引起應仁之亂。1473年（文明五）把將軍職讓位於義尚。之後耗費巨資營造東山山莊，1483年（文明十五）移居東山山莊。1489年（延德元年）完成銀閣寺建造。足利義政文化藝術興趣極廣，在其周圍聚集了一批當時的文化名流，促進了文化的發展，所謂東山文化也就在這一時期形成。——譯者 (11) 日本中世以後的雜兵，因其裝備少，行走步子輕，故名足輕。江戶時代其位於武士階層的最底層。明治初期稱其為卒族。——譯者 (12) 即塙保已一（1746—1821），江戶時代後期國學家。本姓荻野，幼名寅之助，通稱千彌、保木野一。號水母子。七歲失明，十五歲赴江戶入雨富檢校須賀一門下，先後從學荻原宗固、川島貴林、山岡浚明、賀茂真淵。文政四年（1821）任總檢校。塙保已一花費四十餘年編撰《群書類從》（530卷），後又編撰《續群書類從》（千卷），未能完成去世。另有著述《史料》（403卷）、《武家名目抄稿》（463冊）等。——譯者 (13) 鎌倉時代的軍記物語。48卷，作者不詳。主要描寫源氏與平氏的盛衰，江戶時代曾多次出版，廣為流傳，對近世文學有一定影響。——譯者 (14) 描寫南北朝五十年內亂的軍記物語。40卷。對中世文藝及小說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譯者 (15) 洛陽曾為中國周、東漢、西晉、後魏、隋等歷代都城，京都取此意亦稱洛陽，洛中洛外即為京都城內城外。——譯者 (16) 繼承一個宗派的寺院或僧侶。亦指皇族、貴族出家當住持的寺院。——譯者 (17) 即山名持豐（1404—1473），室町、戰國時代武將。1450年（寶德二）出家，法名宗全。——譯者 (18) 豐原統秋（1450—1524），戰國時代雅樂家、歌人。時稱樂道第一人。曾任後柏原天皇之師，教授笙。1518年（永正十五）任雅樂頭。著有樂書《體源抄》、《舞曲口傳》，隨筆《蟲記》、家集《松下集》、《豐原統鞦韆首》等。——譯者 (19) 細川勝之（1430—1473），室町時代武將。曾三度任幕府管領，應仁之亂時期任東軍主將與西軍作戰。——譯者 (20) 後陽成天皇（1571—1617），1586—1611在位。——譯者 (21) 神宮的神職人員即宮司，或職位僅次於神主的神官。——譯者 (22) 為去神社寺院參拜還願的人們提供服務的人員，亦稱祈禱師。——譯者 (23) 吉見幸和（1673—1761），江戶時代中期神道家。號恭軒、風水翁。著有論述伊勢內宮重要性的《宗廟社稷答問》等。——譯者 (24) 度會家行（1256—1351），鎌倉時代後期、南北朝時代神道家。家名村松，有行之子。初名行家。1306年（德治元年）任伊勢外宮禰宜。家行是度會神道集大成者。著有《類聚神祇本源》、《瑚璉集》、《神道簡要》等。——譯者 (25) 位於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町。公元816年（弘仁七）空海得嵯峨天皇准許在此建立道場和金剛峰寺，為真言宗的本山。——譯者 (26) 禪宗的高僧死後，弟子仰慕其德在塔旁修建的僧舍。——譯者 (27) 日曆中標註有當日凶吉、禍福以及節氣等內容的曆書。——譯者 (28) 即菅原道真，見前注。 (29) 忌部正通生沒年不詳。南北朝時代神道家。《神代卷口訣》的作者。其所主張的神道論對忌部神道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譯者 (30) 即林羅山（1583—1657），江戶時代初期儒學家，幕府儒官林家之祖。名信勝，法號道春。又號羅浮子。京都人。早年出家，在建仁寺為僧。有志於朱子學研究，成為藤原惺窩門人。後侍讀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1630年（寬永七）在上野忍岡創辦家塾即後來的昌平黌（湯島聖堂）。林羅山在江戶文化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著作有《本朝通鑑》、《羅山文集》等。——譯者 (31) 細川幽齋（1534—1610），織豐時代武將、歌人。曾侍奉織田信長，後受封丹後。本能寺之變後出家，號幽齋玄旨。和歌造詣精深，被稱為近世歌學之祖。著有《眾妙集》、《百人一首抄》、《伊勢物語闕疑抄》等。——譯者 (32) 1600年（慶長五）9月15日德川家康率領的東軍與以石田三成為中心的西軍在美濃關原為爭奪天下進行的戰爭，東軍大勝，由此確立了德川氏的政權。——譯者 (33) 即細川幽齋。法印為第一等僧位，相當於僧正。——譯者 (34) 清原賴業（1122—1189），平安時代後期儒學家。——譯者 (35) 高倉天皇（1161—1181），1168—1180在位。後白河天皇第七子，名憲仁。——譯者 (36) 田中義成（1860—1919），明治、大正時期歷史學家。1876年（明治九）起供職太政官修史局，後終生致力於修史事業。曾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著有《南北朝時代史》、《足利時代史》、《織田時代史》、《豐臣時代史》等。——譯者 (37) 即淨土真宗，亦稱真宗，鎌倉時代初期稱一向宗，是鎌倉時代親鸞開創的新宗派。親鸞發展了其師法然的教義，主張念佛，認為皈依阿彌陀佛，任何人都可往生極樂淨土，而且還認為惡人正是阿彌陀佛救濟的對象（惡人正機說）。在日本，這一學說以農民階層為中心被廣泛接受，到室町時代中期，其信徒大量增加，產生很多信徒組織，這一宗派以石山本願寺為中心向北陸、近畿、東海等地區發展，與戰國大名發生衝突，所謂一向暴動不斷發生。江戶時代初期，這一宗派分裂成東西本願寺兩派。目前該派是日本擁有信徒最多的佛教宗派。——譯者 (38) 南北朝時期加賀國（今石川縣南部）的豪族。——譯者 (39) 即德川家康。——譯者 (40) 即淨土真宗。參見前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