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日本文化的獨立
關於日本的文化這一問題，我從自己的專業即研究東亞歷史的角度也常常思考。有時會想到這些問題，如日本文化到底最初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中發展起來、又在什麼時候形成了真正日本的文化？談到日本文化的由來，不免話長，此處姑且省略，先談一個對於日本文化形成而言具有特別意義的時代，這就是從後宇多天皇(1)時期到南北朝這一期間，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代。不言而喻，在這一時期前，日本的思想已經在內部發生了種種變化，變化並非始於此時。但我認為，在自後宇多天皇到南北朝這一期間，已經發生了變化了的日本文化影響到所謂王朝文化的保護者皇室、公家(2)。
眾所周知，日本在藤原時代、鎌倉時代的歷史轉折時期社會狀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以往沒有勢力的武家漸漸抬頭。在思想方面也起了變化，當時宗教方面也在變化，出現了新的宗教。這些宗教並不全是根據日本人的想法產生的，其中若干是引進產生於中國的新宗教，當然其同日本的思想有顯著的關聯，這是毫無疑義的。這種思想、社會狀態逐漸由下而上發展，最後在皇室以及公家中也出現了與這種思想、社會狀態相一致者。此時正是大覺寺統(3)的龜山(4)、後宇多以後南朝系天皇時期，有這種思想的人很多。在這些人中間，很明顯革新的機運日益高漲，從而形成日本面臨社會革新的形勢。以往一切皆墨守中國陳規的日本文化也面臨得以獨立的機遇。這種形勢並不只是由社會狀態自然形成的，在那個時代還有強有力的君主，強有力的公家，是他們促成了當時的形勢。這一點是最引起我興趣的，其對於日本整體文化、思想的獨立也是相當重要的。
凡有志於國史研究的人都一定讀過《神皇正統記》(5)，在這本書中讀到後宇多天皇后一定會大加讚賞。自古以來，日本被稱為名君的天皇有延喜、天曆、寬弘、延久，即醍醐天皇(6)、村上天皇(7)、一條天皇、後三條天皇(8)，據說這幾位天皇個個都是宏才博識，精於諸道，後三條天皇以後再也沒聽說出現過如具有後宇多天皇那樣才華的君主。那本書詳盡論述了後宇多天皇對學問以及佛教的精深造詣。根據北畠親房(9)所述，寬平年間的宇多法皇御誡中談到，天皇的學問不必作得很深，很多東西在《群書治要》那本書里都有。《群書治要》成書於唐初，在中國現已經失傳，但在日本保存下來了，所以是部在中國很受珍視的著作。其主要是中國經史諸子等書中的摘錄，記載的都是對天子而言的要務。《群書治要》內容極為豐富。宇多法皇認為學問不必作得很深，但宇多法皇自身以及其之後被稱為名君的天皇，如醍醐、村上、一條、後三條天皇皆為雄才大略、博覽群書者，而且還擅長文學。北畠親房《神皇正統記》所記載的與後宇多天皇的遺言即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天皇遺書中所寫的非常一致。從中可以知道，後宇多天皇不僅通曉作為天皇所理應知道的，而且還很不滿足，他認為身為天子，學問應該精深，談佛教學問就應如高僧，談諸道學問，就應如諸道學者，天皇抱著這種決心對學問精研細究，這一點很值得關注。
天子如此熱心於學問，這在當時不可能不在某些方面產生影響，在觀察這種影響時，還可以看到在另一方面其他影響到天皇的後代，如後醍醐天皇就是在這種影響下成功地實現了日本政治上的革新，即使那是一段很短的時期。《神皇正統記》中後醍醐天皇的條目中，記載後醍醐天皇也是雄才博學，其在佛學方面最初受教於父皇后宇多天皇，後精益求精，甚至受到精於此道的高僧的認可。
總之，其影響是多方面的。像後宇多天皇如此熱心致力於學問，其並非作為如通常所說的天子來治學，而是自身以學者的要求治學，其造詣也就非同一般。天皇對達到當時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程度並不滿足，他有著一種對學問鍥而不捨的精神。後宇多天皇尤其精通密教，即使從其遺書來看，也可知其是以自弘法大師之後相傳的最嚴格的方法研究密教，而且他給密教正統一脈相傳的僧眾留下遺訓，要他們嚴守教規，實際上這也可稱是密教的清教主義式教規。不僅僅是遺書，後宇多天皇還親筆書寫弘法大師的傳記，不難看出，天皇仰慕教法先祖弘法大師，期望回到純粹遵循高祖教規的古時。天皇不滿足末世僧侶的水平，而是要探究密教的根本，復興先祖之業，這也就推動了高漲的革新形勢。
過去的社會情況與現在不同，要開創任何新的事物，很多改革論者都首先提出要復古，這已成為慣例，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是相同的。所謂復古，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革新論。後宇多天皇所主張的教法復古也是一種革新，這可以證明天皇不滿於當時的現狀，已具有革新思想。而且這同後醍醐天皇的學問、思想有非常大的關係。如果觀察最近的明治維新也可以明白，維新之前日本開始高漲的思想是王政復古，當王政復古逐漸實現的時候，接下來又變成了開國進取。用現在的話來說，是王政復古的延長。也就是說，後宇多天皇有關學問上的復古思想再進一步發展就可變為後醍醐天皇那樣更為先進的思想，這是毫無疑義的。當然後宇多天皇的復古思想也是相當重要的。這裡就不能不提到後醍醐天皇，否則有些問題就難以理解了。
接下來的時代，後宇多天皇的兒子後醍醐天皇出現了。不可思議的是，無論大覺寺統還是持明院統(10)，都存在一種革新的氣運，各方都出現了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北朝——也就是在持明院統一方，出現了花園天皇這一類人物，其同後醍醐天皇一樣有著革新思想，這是一種相當不可思議的現象。不管怎麼說，那個時代革新的要求相當強烈，不過這種革新的要求並非一開始就主張日本文化的獨立，但最後導致了日本文化的獨立。
這種革新形勢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後醍醐天皇時期宋學的輸入，這是學術文化上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在漢學方面，日本朝廷歷來都是承襲漢唐以來代代相傳的學問，而就在這一時期，宋學傳進來了。禪宗傳入日本以後，禪宗的僧人受到當時流行的宋學的影響，不言而喻，宋學的傳入就是以此為基礎的。一般所謂宋學只限於程朱理學，但還可將其含義考慮得更寬泛一些。在程子朱子之前或在其之外，中國北宋時期已經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新的思想。例如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就是一部一改歷來史學舊貌的力作，對當時的思想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總之，中國對於歷來的學術文化進行重新思考的新思想通過禪宗的僧侶間接地傳入日本，到後醍醐天皇時期，終於出現對這一思想進行真正研究的人，此人就是著名的北畠玄惠(11)。玄惠法印(12)原本研修天台，後讀宋學書，研習程子、朱子之學，並將其同當時流行的「無禮講」(13)結合起來。這些在《太平記》(14)中都有記載。《太平記》是類似小說一類的讀物，歷來相傳其所記載的事物並不確實，但如果讀《花園院宸記》就可知道其中也有相關的記載。後醍醐天皇還禮聘玄惠、法印前去待講。而實際上歷來學問只限於在清家、菅家這些人家世代相襲。據《花園院宸記》記載，當時學界的情況是，各種主張論說紛紜，且隨心所欲，自立一說，在宋學的影響下，時行按自己的觀點對古代經書作新的詮釋。鎌倉時期以後，禪學開始流行，對原有的真言、天台等傳統佛教作新思考的佛教盛行，漢學領域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後醍醐天皇在漢學方面開始研究宋學，在佛學方面，不僅僅限於歷來的傳統學問，也開始接受新事物，喜好禪宗。這一點從北畠親房的書中也可看出，在真言、天台這些世代相傳的學問之外，後醍醐天皇還研究當時剛剛新傳入的禪宗。
從這些情況來看，後醍醐天皇在學術文化上是有新思想的，與後宇多天皇相比，有很多不同之處。後宇多天皇從根本上研究密教，甚至要探尋密教的復古途徑，而後醍醐天皇比其更進一步，其要研究用新思想所解釋的佛教以及漢學，父子兩人所思考的問題差別很大，但是倘若沒有後宇多天皇如此勤思篤學，其復古思想引發、推動了革新的機運，也就沒有可能在其之後會出現後醍醐天皇這樣的人物。後宇多天皇以學者姿態的出現與後醍醐天皇的新思想有很大的關係。
不僅僅是南朝的天皇，這種思想在北朝的花園天皇身上也反映出來。花園天皇也是很熱衷禪宗，雖然身為持明院統的天子，但在思想上他對後醍醐天皇抱有相當的同情。很有意思的是，這一點在書法風格上就表現出來了。觀其當時書作，龜山天皇等人的書法風格平實柔和，這是平安時期至鎌倉時期一脈相承的日本風格。而到了後宇多天皇時，從當時的書札中也可看出其風格已不是當時書風，無論假名還是真名(15)都豁達大氣，顯然不囿於在其之前的那種平和拘謹之風。花園天皇的書風更為進了一步，到後醍醐天皇時則把這種豁達的書風發展到了極致。有關這一點，當時著名的青蓮院(16)尊圓法親王(17)撰寫了一部有關書法的著述《入木抄》，對當時的書風作了評述。尊圓法親王是持明院統伏見院(18)之子，後伏見院(19)、花園院(20)的兄弟，從尊圓法親王的評述來看，其對大覺寺統即南朝派的書風是持抨擊態度的。其曰：「近書皆從宋朝之風，實不足為吾所取。此風日甚，漸入皇室，後醍醐天皇亦從其書風」云云，語中頗帶幾分譏諷之意。據此可知，大覺寺統即後醍醐天皇的書風已是當時新傳入的宋代書風。那麼尊圓法親王本人書風如何？此人自身並不囿於以往的書風。歷來就有將日本書風統為一體者，如同二條家統一和歌風格一樣，在書道方面統一書風者是世尊寺(21)。伏見院、後伏見院寫的都是世尊寺風格，尊圓法親王是另一流派，完全是全新風格。尊圓法親王吸收的當然不會是宋代書風，但可以肯定的是，如同後宇多天皇要在學問上復古一樣，尊圓法親王的想法是要在書風上復古。他的目標是超越世尊寺流的元祖行卿(22)，直追道風(23)。尊圓法親王在抨擊南朝書風的同時，自己也一改以往書風。而花園天皇的書風卻揉入了宋風，與南朝書風頗為相似。雖同為兄弟，如思想會有差異一樣，書風也會不同的。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現象，當時同學術文化、藝術相關的領域都面臨著革新的機遇，從內部開始，不墨守自古以來的傳統，要對所有一切進行改革。除此以外，在備受關注的政治上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北畠親房在政治上是有真知灼見的。如果把《神皇正統記》只作為國史教科書來讀的話，會覺得其平淡無奇，不過如此而已，但仔細品味，你就可以體察到其不僅僅是根據以往的記載來書寫歷史。當然作者有表明皇室正統是在南朝的意圖，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但書中縱談經綸，更可以說是一份洋洋灑灑的主張對當時日本政治實行改革的建言書。毋庸置疑，北畠親房一定讀過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那是一部可資作君主治政參考的著作，所以他的這部《神皇正統記》也並不僅僅是向天子傳授以往的歷史，而是一部論述歷史變化，針對置身新時代的天子如何面對形勢、如何施政這些問題暢抒己見，建言獻策的著述。正因如此，若要舉出日本一流歷史學家，非北畠親房莫屬。日本歷史上能夠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並將其付諸筆墨者寥如晨星，其中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是一部令人景羨的皇皇歷史巨作。特別是從其所提出的正統論這一點來看，作者不僅僅對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而且還對宋代中國流行的正統論相當熟悉。現在不清楚朱子學派的著作《通鑑綱目》當時在中國流行到何種程度，這部書傳入日本後北畠親房是否見到過也是疑問，但宋代在與朱子學發展的同時，正統論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卻是事實，北畠親房也正是熟知這種情況，才取了《神皇正統記》這一書名。這一點絕非是想像，如果將兩個時代及書的內容加以比較就一目了然了。
所有一切事物都面臨著革新的機遇，作為天子也不僅僅是大覺寺統的後醍醐天皇，持明院統的花園天皇，以及侍奉他們的公家中，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相當多。當時有個名叫日野資朝(24)的人，可以說日本歷史上像他那樣豪爽倜儻的人物絕無僅有。日野資朝隨從玄惠法印學習新學問，又研修禪學，不僅如此，其革新的精神非常強烈。為兼大納言入道(25)被北條氏捕獲後押往六波羅(26)時，日野資朝在一條(27)一帶目睹此景，感嘆道：「此足可令人羨也。人生在世當如此，然此事可遇不可求也」。《徒然草》(28)中有關於此事的記載。某日，日野資朝與西園寺內大臣實衡(29)在禁中值班，西大寺靜然上人(30)進宮，曲腰弓背，鬚眉皓白，一副年高德劭之態，「尊乃佛陀乎」，實衡面露仰慕之色，資朝見景，曰：「乃年歲之故也」。爾後送實衡一條年老禿毛的獅子犬，曰：「此狀乃佛陀乎」。日野資朝就是如此豪爽倜儻而不羈。後醍醐天皇也就是在這一些充滿造反精神的人們擁戴下滅掉北條氏，進行了一場大改革，儘管這場改革時間不長。此乃建武中興。
當然，改革是當時普遍的風氣，不僅僅是公家人物，學說思想也同樣反映出這樣一種氛圍，這裡舉其一例，就是改元——更改年號。這是一件大事，也叫革命，當然與今日所說的革命意思有所不同。研究天地之間運數、革命氣運當在何時到來的學說出自漢代流行的緯書之說，尤其是出自易緯，天地間所有事物都從周易的革卦中推導出來，以五行運數、干支等進行判斷。日本開始應用此說是菅公(31)時代一個名叫三善清行(32)的人，其稱為辛酉革命、甲子革令。所謂辛酉之年，每隔六十年循環一圈，此時正值天地革命運數，可更改年號，故天子、大臣對這一年份非常關注。此六十年的二十二倍年數稱一蔀，據此，自神武天皇即位的紀元辛酉至齊明天皇(33)六年即庚申，恰好一蔀終了。辛酉起經三年即甲子年，甲子稱革令，又稱革政。戊午年稱革運，因辛酉有革命，甲子有革政，故有以辛酉為蔀首一說。也有以戊午為蔀首一說，各種各樣的說法都有，但後來變為每逢甲子必改之。醍醐天皇的延喜元年恰巧正值辛酉，故三善清行提醒菅公注意該年正對辛酉革命之年份，於是昌泰這一年號改元為延喜，後此成為極其有力之說，終於代代沿襲此說行事，一直持續到近代。當然戰國時代的朝廷也有沒進行改元的，但這只能說是異例。自延喜以後，逢辛酉革命、甲子革令，必定進行改元。在記日本年號時，如果了解這一點，就會非常方便。
辛酉革命、甲子革令已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學說，但後醍醐天皇時就已有人提出反對了。因後醍醐天皇的元亨元年適值辛酉，當時算博士(34)三善朝衡與小言春上呈革命勘文，而大外記中原師緒(35)對此種所謂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之說提出反對意見。其理由是，三善清行之說乃依據緯書，而神武以來，任何書中都無所謂革命一說，即使在中國，經典上也無此說。現在沒有三善清行所依據的緯書之文，雖然並不一定不存在，但問題是緯書鄙俗，學者皆疑其非聖人所書，而術數之學亦為聖人所不屑。即使運數中讖，只要天子有德，災禍自會消弭。憑天子之德，逢凶可以化吉。可以縱然有緯書之說，但革命既不足以畏，又不足以信，大外記中原師緒認為應當即消除群疑，垂法將來，主張廢止辛酉革命改之論。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超前的識見和新穎的觀點，當然其中也包含有宋學的思想。此時正值後醍醐天皇時期，其說並未實行，順從眾議，仍然改元。在其之後，每逢甲子年時，都有改元之舉。爾後，日本歷史上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依然一如慣習。總之，當時能樹此新說並公然宣說實為一壯舉。事實上若不按當時作法改元，一旦發生諸如地震、多雨或騷亂等不祥事件，就會被說成是由於沒有採用革命之說造成的。在這種狀況下，能夠提出主張，指出此類迷信無濟於事，這是很有意義的。這是後醍醐天皇研習宋學、禪學之外，學術文化面臨革新機遇的又一有力佐證。
在所有方面都面臨著革新的形勢下，無端迷信舊說的現象逐漸消失，這是內部出現的一種革新機運，而內部一旦出現這種變化，外部自然也就發生變化，而且也正好在此時，發生了蒙古侵襲(36)這一重大事件。蒙古侵襲在當時是一非常事件，事關一個國家存亡的大問題。當時龜山上皇為此甚至代表雙親、國家、人民進行祈禱。近來有國史學家認為，這次祈禱是後宇多天皇所為。當然這件事發生在後宇多天皇時期，後宇多天皇八歲即位，在位十二三年，其間龜山上皇實際掌管政治，所以祈禱的策劃者應該還是龜山上皇。蒙古侵襲是開天闢地以來的大事件，為防禦蒙古的侵襲，信仰一切神佛便可免遭國難，於是在伊勢、石清水的八幡(37)等處舉行祈禱活動。根據當時記錄，其時有罕見的吉兆，吉兆顯現時刻正是九州颳起大風之時，蒙古船隻被颳得七零八散，潰不成軍。文化上對外獨立的觀念的產生與這些事情的發生有很大的關係。
在石清水八幡修尊勝陀羅尼法(38)時，最主要的人物來自奈良西大寺，其名興正菩薩，當時的啟白中這樣寫道：「蒙古乃犬之子孫，日本則神之末葉(39)，神犬焉能匹對。縱至皇運之末，政道誠無，神祇咎吾非禮，佛天惡吾虛妄，然相爭之中，當取我國而舍他國，取吾人而舍他人，故當求其助，焉論願否。」這樣的祈禱表現出一種極有價值的思想。其當然是出自於針對蒙古的同仇敵愾之心，但由此產生了一種很有意義的現象。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把中國尊崇為日本文化之師，可就是這位文化之師居然被犬的子孫蒙古所滅，蒙古甚至進而侵襲日本，日本國難當頭，由於在伊勢大神宮和石清水八幡向三千餘座神明祈禱，神之子孫終於戰勝犬之子孫。而且在此之前，一直被奉為至尊的中國竟輕而易舉地被犬的子孫所統一。正因為如此，對日本來說，中國也就不足為尊了。況且日本依助神的力量擊退了滅亡中國的蒙古，日本是相當偉大的，能夠得到神的佑護是非常了不起的。後宇多天皇在其遺書說，日本是與密教相應之國，密教盛則日本盛，密教衰則日本衰。他認為日本是密教與國體相合為一的國家。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最優秀的國家有著與其匹配的最優秀的文化。後宇多天皇的話言中了，神風果然顯出靈驗(40)，所以這種思想在當時的人們中間產生很大的影響。
後來終於發展到出現「日本乃神國」這樣一種觀點，這個觀點的出現當然還同許多因素有關。當時伊勢出現一種神道(41)，這種神道最先是由外宮神主度會氏創立的，其對北畠親房的學問產生了影響。北畠親房對佛教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在神道方面，他採納了新出現的度會家的神道，甚至自己也撰寫有關神道的著述。「大日本者神國也」，這是《神皇正統記》開頭的第一句話。然後論述因為日本是神國，所以至尊至貴。天竺(42)由天神子孫所構成，與日本相似，但後來道有所變，下劣之種因得勢而成為國主，統領五天竺(43)。而中國更是混亂不堪之國，改朝換代貫以始終，恃強力奪國，有出自草莽而占據王位者，有自戎狄起兵而奪國者，亦有累世之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只有日本完全不同，萬世一系。結論是，因是神之子孫，今日皇統也必然是正統天子，明確了南朝當為正統。實際上這正是北畠親房的一個信念。其信念非常堅定，親房在政治上的觀念並非陳舊的思想，其見解皆為新穎之見，反映出當時我國興起的新思潮。
日本在世界上至為尊貴這一觀念可以說是一種新思想。在此之前，日本崇仰中國，而在這一時期，中國已不足道，印度亦不足道，沒有哪個國家能像日本如此尊貴，這樣一種觀念成為了當時的新思想，這一時期日本的文化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才得以實現獨立。即使認為北畠親房政治上的見解新穎，但其也不認可從根本上把當時的社會打碎，地位低下者占據上層行使權力。北畠親房的觀點是很有意義的，有些到現在還沒有過時。例如，他主張不能因為有功勳就可以因功升官，有功勳者可另行獎賞。過去日本的制度中勛位有十二級，有功勳者授以勛階，官職歸官職，官職授於既有學問、又有地位、才德者。日本中世以來，官職都是授予歷代名門，名門之中也是授予那些有才德有學問者，這是正確的為政之道。因為有功勳，就讓不懂政治的武夫去搞政治，這是極大的錯誤。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反對軍閥。北畠親房具有這樣的真知灼見，同時他又投身新的活動。北畠親房提出，官職不可文武分道，依照古法，公家也可兼任武職。北畠親房之子多從武事，他自己也曾在東國(44)打過仗。他的這番見解是很有意義的，當然這也是後醍醐天皇的想法。但在整個日本的問題上，北畠親房認為，日本國家的根本絕不可動搖，其不可動搖正是日本的至尊所在。在這一點上，日本這個國家與天竺、中國完全不同，其有著日本獨特的政治理念，獨特的社會組織，獨特的學問思想。北畠親房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也可以說他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思潮。不言而喻，後醍醐天皇以及其他人也具有同樣的思想。從中國文化中選擇宋學輸入，從根本上來說，並非僅僅是出於對中國這一類學問的佩服，而是當時各種對古代典籍的詮釋以及傳統的學問已無法得到滿足，創立日本自己的思想，實現日本文化的獨立這樣一種思維已經開始萌動。這些都是與日本文化有著重要關聯的。
然而，並不是只有和平到來的時代文化才得以興盛。緊接著是足利時代，足利時代中期開始進入戰國時期，文化上幾乎就是黑暗時期，其間獨立思想自然而然地漸漸普及開來，而且關於日本是神國、日本是特別的國家這種觀念也在這一黑暗時期廣泛滲透。自龜山、後宇多天皇時期至南北朝初期興起的新思想雖然經歷了足利時代的黑暗時期也完全沒有消亡。陳舊的文化在足利時代已經滅亡，但新興的思想卻能夠一以貫之，直至德川時代。到德川時代，即使在研究外國學問的人中，以日本為中心的思想依然非常盛行，其也就成為明治維新、締造今日日本的基礎。這是非常重大的問題，其同大覺寺統的後宇多天皇、後醍醐天皇有著密切的關係。南朝是否正統、大覺寺的興隆之類的問題即使另當別論，由於那種機運的萌動，與那種機運相關的龜山、後宇多、後醍醐三代天皇以及北朝花園院等名君的相繼出現，公家中自然也會有類似的人物出現。這樣，武家這一類底下階層開始抬頭，他們自然要改革日本的社會結構，也就是官職極其低下者執掌日本權力的時代已經到來。革新的機運波及最後剩下的皇室、公家也正在這一時期。不可思議的是，這同大覺寺統即南朝有關，由後宇多天皇的復古思想逐漸演變成以日本為中心的思想，這一思想也是後宇多天皇復古思想的延長，其構築了日本文化獨立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發生了一件很著名的事件。南北朝中期以後，南朝逐漸衰微，皇子分赴東西兩面活動，東面是宗良親王，西面是懷良親王，其被封為征西將軍前往九州。當時中國已發生元明革命，蒙古滅亡，明朝興起。據中國人的書中記載，明的使者到達九州，征西將軍自稱日本國王出來接待中國使者，然而中國使者聽說京都還有持明院統的天子，又派使者前往。中國方面責難日本國王的不恭，表露出欲征伐之意，此時懷良親王作出了一個答覆，中國稱之為上表，這封信在中國的《殊域周咨錄》、《使職文獻通編》、《明史》等書中都有記載。其云：
臣聞三王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聞陛下有與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州。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肯跪塗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有何懼哉。倘若君勝臣輸。且滿上國之意。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恥。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救黎民之艱辛。年年進奉於上國。歲歲稱臣為弱倭。今遣使臣答黑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聞。
這封書信是經過中國人改動過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信頗值得懷疑，但其原信大意應該沒變。其意思是，同你的國家相比，日本是個小國，你為中華之主，身居大國，若欲發動戰爭，我方絕不畏懼。即使派兵侵入我國，也絕不跪拜屈從。順你者未必能生，逆你者未必能亡。不如何時到賀蘭山前決一勝負，此又何足畏哉。如我方勝而你方負，此亦為你國家之恥。這封信口氣很大，使中國也大吃一驚。中國四周的國家歷來都對中國君主極其尊重，蒙古統治時，日本曾因拒絕中國使者而讓其驚愕。中國把海外各國皆視作自己臣下對待，寫書信也是以皇帝向某國下諭的形式，這已經成為天經地義、習以為常的事。但對日本似乎經過深思熟慮，並沒有這樣做，而是用諸如「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這種對等的文體，在結尾處還寫上「不宣白」一類字樣。在當時的記載中，也有諸如「以示不為臣」之類的話。他們滿以為如此寬待，日本一定會很高興的，只要形式上派個使者，日本就會朝貢的。但是日本不作回應，使者還是不斷地派來，最後終於把使者也殺了。於是他們覺得對日本已經是無計可施，終於發動了那場大侵襲，但最終也歸於失敗。到那時蒙古的天子對日本真正刮目相看了。
後來明太祖驅逐蒙古天子，光復了中國。為了維護自己的體面，明太祖派使者來日本，要讓日本朝貢，而且還使用了帶威脅性的詞語。在這種情況下，懷良親王寫了這封回信，稱如果要打仗就打。在日本方面來說，此時的這封信比蒙古侵襲時的態度更要強硬得多，當時並沒有馬上給予回音，而只是不予理睬，後蒙古一直來糾纏，就把使者殺了。這次南朝的懷良親王雖說口氣很大，實際上其連整個九州還沒有能夠控制，守住的不過是很有限的土地城池而已，卻寫了這樣一封很了不起的信，一封主動挑戰的信。明太祖雖然為這封信吃了一驚，但他也是個聰明人，他認為沒有必要去重蹈忽必烈的覆轍。在臨去世前還留下遺訓，遺訓中提到許多事情，其中就寫有海外不可征伐之國，在這些國家中，日本名列在最前面。
因為這些事情，日本在中國面前揚眉吐氣，而且自蒙古侵襲以來一直如此，也可以說這正是因為日本文化從根本上實現了獨立。蒙古侵襲是在後宇多天皇時代的初期，有關懷良親王信的事件是在後龜山天皇(45)時期，總之，可以說日本實現相對於外國而言的思想獨立，文化獨立自始至終是在大覺寺統這一時期。
（1922年5月講演）
————————————————————
(1) 後宇多天皇（1267—1324），1274—1284在位。——譯者
(2) 公家最初指天皇、朝廷。鎌倉時代武家地位確立以後，相對於武家，侍奉天皇的朝臣稱作公家。——譯者
(3) 大覺寺是真言宗大覺寺浱的大本山，在今京都市右京區。此寺原系嵯峨天皇離宮，龜山天皇的後代居大覺寺，後宇多天皇曾在該寺住持院政，爾後其皇統即稱大覺寺統。——譯者
(4) 龜山天皇（1249—1305），1259—1274在位。後嵯峨天皇皇子，名恆仁。自幼受其父後嵯峨天皇寵愛，與兄後深草天皇不和，此亦為後來大覺寺統（龜山系）與持明院統（後深草系）對立的緣由之一。1287年（弘安十）幕府讓其子後宇多天皇退位，後深草天皇之子伏見天皇即位，由於政治上的失意出家，法名金剛眼（金剛源）。——譯者
(5) 《神皇正統記》，六卷。史論，作者北畠親房。書中對自神武天皇至後村上天皇即位（1339）期間的歷代歷史逐一論述點評，強調了天皇統治的正當性，對後世的皇國史觀產生很大的影響。——譯者
(6) 醍醐天皇（885—930），897—930在位。——譯者
(7) 村上天皇（926—967），946—967在位。——譯者
(8) 後三條天皇（1034—1073），1068—1072在位。——譯者
(9) 北畠親房（1293—1354），南北朝時代公卿、歌人。曾出家，法名宗玄、覺空。自1298年（永仁六）始先後侍奉伏見、後伏見、後二條、花園、後醍醐、後村上六代天皇，成為南朝政治的柱石。其所著《神皇正統記》以及《職原抄》、《元元集》、《關城書》等在政治思想方面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北畠親房擅和歌，其歌作多收入《李花集》，並有著作《古今集序注》等。——譯者
(10) 鎌倉、南北朝時代，皇室圍繞皇位、領地的繼承問題分裂成兩個皇統，持明院統是其中之一。伏見天皇於1298年（永仁六）成為上皇，其將持明院作為仙洞御所，爾後這一皇統就被稱作持明院統。——譯者
(11) 即玄慧（？—1350），鎌倉時代後期、南北朝時代僧人、儒學家。京都人。號獨清軒、健叟。曾在比叡山研習天台宗。——譯者
(12) 法印是佛教中最高僧位，亦泛指僧侶。江戶時代此稱號也授予畫工、佛師、醫師等。——譯者
(13) 指一種無貴賤、上下之別，不講虛禮的酒宴或聚會。——譯者
(14) 南北朝時期的軍紀物語，據傳北皇玄惠是其作者之一。——譯者
(15) 相對假名而言的漢字。——譯者
(16) 青蓮院，天台宗寺院，位於京都市東山區。1311年（延慶四）尊圓法親王在此出家，後成為青蓮院門主，並於此開創書法的青蓮院流派。——譯者
(17) 即尊圓入道親王（1298—1356），伏見天皇第五皇子，名尊彥。曾在青蓮院出家，任青蓮院門主、天台座主。早年隨世尊寺行房、行尹兄弟學習書法，是書法青蓮院流派的創立者。著有《入木口傳抄》、《釋家官班記》、《門葉記》等。——譯者
(18) 即伏見天皇，參見前注。——譯者
(19) 即後伏見天皇（1288—1336），1298—1301在位。——譯者
(20) 即花園天皇，參見前注。——譯者
(21) 平安時期由小野道風開創的日本風格的書法經由藤原佐理的發展，到藤原行成時已臻成熟。藤原行成去世後，其家系世稱世尊寺，其流派稱世尊寺流。——譯者
(22) 即藤原行成（972—1027、天祿三—萬壽四），平安時代中期著名書法家，與小野道風、藤原佐理並稱書法「三跡」。——譯者
(23) 即小野道風（894—966、寬平六—康保三），平安時代前期著名書法家。小野道風是日本風格的書法開創者。被譽為書聖。——譯者
(24) 日野資朝（1290—1332），鎌倉時代後期公卿。其深受後醍醐天皇信賴，歷任檢非違使別當、權中納言等職。1324年（正中元年）因策劃後醍醐天皇的討幕計劃，事發被六波羅探題逮捕押往鎌倉，後流放佐渡。——譯者
(25) 即京極為兼（1254—1332），鎌倉時代後期公卿，歌人。亦名冷泉為兼、入江為兼。官至權大納言。因與持明院統的伏見天皇關係密切遭鎌倉幕府所忌，後被流放佐渡。著有和歌集《玉葉集》。——譯者
(26) 即六波羅廳，是鎌倉幕府在京都設立的管理警備、政務的機構。在今京都市東山區六波羅。——譯者
(27) 今京都一條大道附近一帶。——譯者
(28) 《徒然草》是14世紀出現的一部隨筆集，作者吉田兼好（1282—1352）。該書內容駁雜，包括典故傳說，逸聞逸事以及對自然、人生、藝術、世道的看法評述，語言雋永生動，與《枕草子》並譽為日本隨筆文學的雙璧。——譯者
(29) 即西園寺公衡（1290—1326），鎌倉時代後期公卿。歷任檢非違使別當、中宮大夫等職，官至內大臣。——譯者
(30) 即奈良西大寺，南都七大寺（東大寺、興福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法隆寺）之一。靜然上人（1251—1331），西大寺四世長老。——譯者
(31) 即菅原道真。——譯者
(32) 三善清行（847—918），平安時代前期公卿、學者。唐名善居逸，法名妙音。人稱善相公。文章博士，後兼任大學頭。參與《延喜格》的編集。著有《圓珍和尚傳》等。——譯者
(33) 即皇極天皇（594—661），642—645在位，名寶皇女。645年（皇極四）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中臣（藤原）鐮足滅蘇我氏後，讓位其弟孝德天皇。孝德天皇駕崩後，再次即位，為齊明天皇。655—661在位。——譯者
(34) 大學寮中負責算術教學的教職，此職後為三善、小兩家世襲。——譯者
(35) 大外記是負責處理文書的官職。中原師緒，鎌倉時代後期明經家，生卒年不詳。——譯者
(36) 元在征服高麗之後，於1274年（文永十一）、1281年（弘安四）兩次派大軍進攻北九州，但均以失敗告終，史稱文永·弘安之役。——譯者
(37) 即石清水八幡宮，在今京都府八幡市。該神社的祭神為應神天皇、神功皇后、比殼神。——譯者
(38) 佛頂尊勝陀羅尼的略稱，亦稱延壽陀羅尼。密教經典，亦是平安時代貴族中間盛行修行的一種密教別尊法，目的是滅罪、除病、延命、安產、祈雨。通常修法期間為三十日、五十日或一百日，據稱長期修法，功德倍增。——譯者
(39) 末葉即子孫之意。——譯者
(40) 神風指蒙古軍隊侵襲日本突然颳起的大風，其導致大量蒙古軍隊的船隻沉沒。——譯者
(41) 即伊勢神道，亦稱度會神道、外宮神道，是以主張伊勢神宮信仰為中心的神道說。倡導者外宮禰宜度會氏的目的是提高處於內宮之下的外宮地位。鎌倉時代初期，受兩部神道影響，此神道說興起，其集大成者為南北朝時期度會家行。到室町時代後期，在此神道說的影響下吉田神道形成。——譯者
(42) 印度的古稱。——譯者
(43) 古代印度分為東、西、南、北、中五部分，故稱五天竺。——譯者
(44) 各個歷史時期東國所指的區域有所不同。室町時代通常指鎌倉府（關東府）管轄的關東地區即關東十國。——譯者
(45) 後龜山天皇（？—1424），1383—1392在位。後村上天皇之子，名熙成，通稱大覺寺殿、嵯峨法皇。1392年（元中九）卸位後出家，法名金剛心。——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