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平安時代的漢文學
平安時代前半期漢文學一統天下，後半期國文學興起，國文學的興起源自漢文學的刺激。大體上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國文化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但培育文化的素質最初就已經存在於日本，這一點同其他鄰近中國的國家是不一樣的。在朝鮮，有如同我國假名的諺文，除少數歌謠外，諺文文學最終沒有發展起來。諺文的廣泛使用是在日清戰爭(1)以後，而這是自古以來幾千年間都未曾有過的現象。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了。只有日本有自己的文學，日本是在中國之後發展起來的國家，其受中國的刺激也是不得已的。
要了解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必須首先從制度方面考察。平安時代日本實行的完全是唐朝制度，大學制度也是模仿唐朝。在唐朝國子監掌管大學，在日本是大學寮掌管。此大學之名是取自漢朝制度之名，但其制度內容則完全依照唐朝制度。唐朝國子監分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各有博士、助教，上自貴族下至平民，廣收弟子。國子學收三品以上貴族子弟，大學收五品以上貴族子弟，四門學收七品以上貴族以及庶人子弟。庶人子弟入四門者稱之為俊士生，是純粹的平民。在日本，按照學令沒有招收過平民。這是因為社會尚未發展到平民進入大學的程度。日本大學的教學科目有哪些呢？有明經道、紀傳道、明法道、算道、音道等，明經道研究九經（三經、三傳、三禮即《詩經》、《書經》、《易經》、《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周禮》、《儀禮》、《禮記》），紀傳道研究《史記》、《漢書》、《後漢書》，此為史學，同時又為文學。明法道即法律學，音道為字音學，音道是為向中國派遣唐使留學生所必需的科目。
當時日本固有文化尚未發展起來，因此也就無可堪稱學問之物，大學的學生從最初開始就學中國的學問，當時的日本人都能寫出令今日中國人都讚嘆不已的漂亮漢文，這種漢文現在讓我們寫也寫不出來，這是因為我們出生之後就沒有置身在那種做中國學問的環境裡，恐怕搞西方文學的人在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寫作與王朝漢文相同程度的英文、德文同樣也是困難的。
這個時代的特色是產生了純日本本土的學者，出現了學問世家。奈良時代的學問是歸化人的學問，《懷風藻》(2)的作者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歸化人或他們的後代。但平安時代的學者大部分是日本人，而不是歸化人。在中國自六朝時期至唐朝，學問是貴族的學問，中國的氏族制度遠在三代以後就已絕跡，從六朝至唐朝的貴族已不是如三代那時擁有官氏的家業，而只止於為地方豪族。唐朝的大學造就了不少文人學者，但以學問為家業者很少。只是在歷史學方面有父子相承之便，因此六朝至唐初出現以史學為家業者，但這是例外，一般並無以學問為家業者。而在日本，當時還保留有氏族制度，終於出現了以學問為業之家。家學的產生主要在平安時代中期至後期，其中菅原、大江兩家(3)以紀傳道為家學，清原、中原(4)兩家以明經道為家學，中原氏亦有以明法道為家學者，其又衍生出今日的五條、坊城、清岡諸家的紀傳道、舟橋、伏原兩家的明經家等。
當時他們的學問造詣如何？從都良香(5)於貞觀十八年大極殿燒毀時所作論廢朝事之文與元慶元平就夜間日食現象所提建議可窺其如何博學多識。《春秋三傳》中多為後世所讀者只有《左傳》，而當時學者皆精通《公羊傳》、《穀梁傳》、甚至有人被稱為公羊學者。良香的夜間日食之議即反映出其精於《穀梁傳》。本來白晝有日食，天子忌之而止其政事，此人所皆知。但夜間有蝕當如何處置，此並無前例可援，於是垂詢臣下。良香當即稟報其議。春秋莊公十八年三月發生夜有日食，三傳之中，《左傳》、《公羊傳》都無夜有日食之記載，而將此現象作夜之日食解者只有《穀梁傳》，(6)良香就是以此為證據提出其建議的。這不過只是一例而已，但僅此一例可知當時學者的學問造詣之精深。
詩文在延喜時期之前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其多為與朝廷的禮儀相關，純文學方面與中國相比則相形見絀。雖說如此，但其並不是因為日本人才能低下，而是環境使然。可舉阿倍仲麻呂(7)為證。阿倍仲麻呂同李白、王維等人交往是在盛唐，這是中國詩文全盛時期，阿倍仲麻呂同他們的交往沒有任何障礙。其留存於世的漢詩僅一首，與中國人的詩堪可比肩，這是因為他很早就去了中國的緣故。入唐者的詩文，即使其未在中國久居，也要比沒有入唐者的詩文好得多。舉菅原家為例亦是如此。菅原(8)祖父清公(9)曾經入唐，其詩文要勝過菅公。順便提一下，菅原家從事編史，其所作《續紀》等的序文文筆優美，倘若收入《唐文粹》、《文苑英華》，中國人讀了也絕不會想到是出自日本人之手。
平安時代的詩文集有《凌雲集》、《經國集》、《文華秀麗集》、《本朝無題詩》、《本朝文粹》、《朝野群載》等，這一時期，唐已出現詩風的變化，對這一變化，日本人是如何接受的呢？有一說認為，《白氏文集》自嵯峨天皇時就已行世，可能當時極其稀少。白樂天與其同時代的元微之共同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稱作「元白體」，當時根據年號亦稱「長慶體」，該詩淺顯易懂，後來在日本也極受歡迎，但在嵯峨天皇的御製詩中尚沒有受其詩風影響之詩。唐詩大體上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嵯峨天皇的御製詩完全是盛唐時期的風格。白樂天、元微之那時應該已為人所知，正好在這一時期入唐的弘法大師也沒有提到過元白。這是因為大師的入唐是在德宗的貞元末期至憲宗的元和初期期間，當時元白體尚未盛行。穆宗的長慶年間，元白的詩文集問世，於是由此成名。此當在大師回到日本之後，時間恰是弘仁後期，所以嵯峨天皇時《元白集》很少，天皇能夠御覽，而社會尚未流行。元白體聞名於世，中國原有的詩風為之一變，但日本尚未受到其影響。受到影響是在菅公時期，菅公作詩是元白體，而菅公那個時期，在中國已流行晚唐溫李體的詩風，溫庭筠（飛卿）李商隱（義山）當時相當聞名，據說菅公讀到溫庭筠的集子非常喜愛，但在菅公的詩中少有溫李體之作。到菅公之孫文時時才開始作溫李體的詩。日本的流行總要比中國滯後五六十年，這在中國日本文化關係上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接著簡述平安時代編撰的書籍。不言而喻，這一時期書的數量是很大的，這裡論述的只是其中現存的被中國學者所珍視的兩三種。其中之一就是弘法大師所撰論述詩文做法的《文鏡秘府論》。這部書在今日可以說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著作。其原因是，當時唐朝有關詩的做法眾說紛紜，有關的書籍多如牛毛，其主要是為應付考試而編撰的。以詩賦為主的考試製廢止之後，其做法也自然衰微，有關的書籍也漸漸銷聲匿跡了。所幸的是，大師編撰了這部書，保存下如今在中國已不復存在的有關唐代詩文做法的著述。《文鏡秘府論》中可以看到唐《河嶽英靈集》，這部詩集曾是平安時期詩集的範本。到平安時代後半期，文集《本朝文粹》問世，此似為模仿《唐文粹》之作。《唐文粹》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成書，此當為日本一條天皇(10)時期。《本朝文粹》編者藤原明衡(11)在世晚於此四五十年，認為其模仿《唐文粹》是可信的。《續本朝文粹》則是集平安時代後期代表作而成。其他各種家集則多為仿效唐代家集。
唐招提的開山鑒真和尚(12)是唐的名僧，來日本傳授戒律。途中漂流至海南島，歷經磨難，千辛萬苦，最後來到日本，淡海三船(13)曾作其傳記。三船少小出家，法名元開，後來還俗。其當為弘文帝之孫，是撰神武以後歷代諡號的名人。此傳記撰於寶龜年間，是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過渡期的代表性著述。這部傳記寫得很好，卻不太為人所注意，故在此一提。
當時日本人的著述中有一部可以在中國人面前引以為豪的書，那就是《秘府略》。《秘府略》由滋野貞主編纂，有一千卷，今日僅存世兩卷。這兩卷是當時抄本，前田家一卷，德富蘇峰家一卷，均為壬官務藏本。類書是在六朝、隋唐時期製作詔敕誥令以及其他詩文時普遍使用的書，在日本亦是同樣。在唐代，有編於梁代的《華林遍略》（620卷）、編於北齊的《修文殿御覽》（360卷）以及進入唐以後完成的《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白氏六帖》等，日本學者也引用此類書，《秘府略》就是匯集這類書而編成的。在這之後，宋太宗時，《太平御覽》（1000卷）問世，為世所珍重，此書仍是集唐代類書而成，其卷數、體裁與《秘府略》完全相同，而這種類書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日本人已經編出來了。《秘府略》中的百穀、錦繡部今日尚存，與《太平御覽》比較，《秘府略》更為精詳，僅此一點，可知當時編纂規模之浩大，我們日本人足可以此為豪。
還有《文選集注》一書。《文選》行世於平安時代，將其注集於一體者即為《集注》，《集注》最初為一百二十卷，一般沒有流布，長期存於武州金澤的稱名寺。《文選》中有唐之前的大量注釋，後多散佚，僅存李善注、五臣注。但《集注》中引用了很多那些今日沒有保存下來的注釋。《文選集注》是天曆時期之作，中國著述目錄自不待言，當時的日本所存中國書籍總目錄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也不見其書名，其出自日本人之手是確鑿無疑的。雖然仍屬編纂之作，但是一部皇皇巨作。現在明確可知的還剩下二十卷。
在中國正史中，大抵都有諸如藝文志、經籍志之類某時期的書籍目錄，根據該目錄可以知道該時期有哪些書。要了解唐代的書，只能首先依靠《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然而唐代是一段非常漫長的歷史時期，在《隋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之間相隔一段很長的年代。其間正好有日本編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憑靠這部書可以知道《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中沒有記載的唐代書籍。關於此書目的由來，弘仁時期就業已存在的藏書處冷然院遭遇大火燒毀——當時說是冷然院的然字從火之故遭遇火災，於是改從水字稱冷泉院——後收集原有書籍時，覺得有必要編制當時所收書籍的目錄，於是編了這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此事當在宇多天皇(14)寬平時期。這部書目中國的目錄學家也極為看重。在舊的冷然院藏書中沒被燒毀、保留至今的書中，有一部叫《文館詞林》的書。此書編於唐初，是多達一千卷的大部著述，到宋代初期就已亡佚。一百多年前，大學頭林述齋(15)曾將其中四卷出版，收入《佚存叢書》，並送給中國，這部書讓中國學者大吃一驚。此書殘存部分總共約三十卷，高野山保存的是原本的大部分。
最後談談漢文對國文、國語的影響。先談日記類。本來日記固定是用漢文寫的，後出現紀貫之(16)仿漢文寫成的《土佐日記》等國文日記。紀貫之的《古今集序》原來是其侄淑望寫的漢文，貫之將其改成國文，此為國文之肇始。國文的發展源自於漢文，此已是人所皆知，在此不作贅述。關於國語，日本的五十音是在梵語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其當在弘法大師之後。有一說認為系吉備大臣(17)所作，但其時日本尚不可能知曉梵語，故其說乃為謬誤。中國的音韻學，日本的語學都受到梵語學很大影響，在中國，唐朝時期關於字母就已經非常繁雜，先定為三十六個字母(18)，後根據口的開合又分為四十一個。中國三十六字母的排列與日本五十音的排列完全相同，可知其共同受到梵語學的影響。中國的這個三十六字母成為《韻鏡》的基礎，不言而喻，音韻學是在中國本國漸次發展起來的，但梵語學傳入之後，音韻學方得以變得明晰清楚。日本也是同樣。日本的五十音是那些去過中國、在中國研究過梵語或中國音韻的人們創製的，當然中國的音韻也是受到過梵語的影響。日本人在經過研究、學到了已經相當清晰的音韻之後，他們才掌握了語音的辨別。關於這一點，我曾經對某博士有關陸奧國名的觀點提出過批評。某博士認為，把陸奧讀作「ムツ（mutsu）」是因為按照東北地方口音把本來讀作「ミチノォク（michi no oku）」的陸奧變為「ムツノォク（mutsu no oku）」發音後，再進一步簡略成「ムツ（mutsu）」。對於這一觀點，我不敢苟同，不僅因為我自己是東北人，而且因為在古代，近畿地區也是發音作「ムツノォク（mutsu no oku）」的。近江國的竹生島至今還作「チクブシマ（chiku bu shima）」發音的。《延喜式》的神名簿上有都久夫須麻（ツクブスマ）神社，信州有條名為千曲川的大河，今讀作「チクマ」。古時該地的郡名稱築摩郡（ツカマノ），不是「チ（chi）」的音，而是「ツ（tsu）」的音。把筑紫讀作「ツクシ」應該是合乎情理的。也就是說，在古代，ィ（i）列的音與「ゥ（u）」的音沒有明顯的區別，把「魚（ゥヲ）」讀成「ィヲ」，有的地方把「上野（ゥハノ）」發音作「ィヮノ」，皆為其例，ィ例發音既不訛為ゥ列，ゥ列發音也不訛為ィ例。除此之外，還有同ィ列與ゥ列相似的例子，加《上宮聖德法王帝說》中寫有「」，其中「彌」字既可念作「ミ（mi）」音，又可念作「メ（me）」音，其區別含混不清。今關東以北的人們常常把活用詞的「ヒ（hi）」與「ヘ（he）」混淆，把「石（ィシ）」讀作「ェシ」就是其積習。最為常用的活用詞「リ（ri）」與「ル（ru）」，通常前者為終止形，後者為連體形，而在古代把「リ」作為連體形，此例在吉澤博士所研究的《大唐玄奘三藏表啟》就有，如「恩ヲ冒セリコトニ」云云，這是人所周知的。老一代國語學家常用五音相通的方法解決類似這樣的問題。五音相通，即五音各自獨立，但同時似乎又有可相互變通的方法，這就是可以用所謂訛音的規則。但我認為這是由於古音中五音區別不明確的緣故。顧炎武(19)在中國的音韻學上完成了一項新的重要研究，他確立了一個原則，稱「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說本源自唐初陸德明(20)的學說，擺脫了宋代吳才老(21)的叶音說即日本的五音相通說，提出古音不明之說。不明的古音得以逐漸明晰則緣於五十音圖的出現。近畿地區以及其他地區根據經過整理的五音可以準確發音。而東北等地區則依然保存著古音。因為這個緣故，奧州音自不待言，如果認為近畿地區的人們時至今日依然保留著古代的發音，那是一點都不錯的。但是五十音果真是因國語的發展而源自梵語的嗎？或是其間通過中國音韻學而受到梵語的影響？實際上的情況應該是後者。在日本古代梵語學大家安然(22)的《悉曇藏》等著作中，都是借用中國的反切(23)即九弄音紐來作梵語學的解釋的。《反音鈔》這本書就充分反映了這種關係。也許唐代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人在彼邦憑靠梵語學整理中國的反切，全盤接受了三十六字母、開口、合口等方法，也就是後來成為韻鏡學基礎的那種狀態，將其方法運用到了日本語學。由此看來，可以說正確的國語學的基礎五十音仍然來自於漢文學的影響。
（1920年8月史學地理學同學會夏季演講會上的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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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前注。——譯者
(2) 日本現存最早的漢詩集。——譯者
(3) 菅原家有平安時代前期的菅原清公，其後有菅原是善、菅原善主、菅原道真、菅原淳茂、菅原文時等。大江家有平安時代前期的大江音人，其後有大江千里、大江千古、大江朝綱、大江維持等。——譯者
(4) 清原家有平安時代前期的清原夏野，其後有清原深養父、清原元輔、清原賴業、清原宣賢、清原國賢、清原秀賢（舟橋秀賢）等。中原家有平安時代中期的中原廣季，其後有中原親能、中原師冬、中原師緒、中原師重、中原師守、中原康富等。——譯者
(5) 都良香（834—879），平安時代前期漢詩人，本名言道。參與編纂《日本文德天皇實錄》，其漢詩收入《和漢朗詠集》、《新撰朗詠集》。著有《都氏文集》。——譯者
(6) 《春秋三傳》：「（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對於《穀梁傳》所論，歷代皆有異議。近人傅隸朴云：「按日食之例，應該書日書朔，此經不書日，也不書朔，必然是在夜半食，但夜半日食，人何由得見？因王者朝日，諸侯朝朔，所謂朝日必在日始出時，當王朝日時，日食尚未全復，虧缺仍在，故知其是夜食。這一說是不甚可據的，如果說是半夜日食，不等天亮，日就全復了，人何由得知？若雲王者朝日，見日尚虧缺，則是日食正在朝時，應該有時刻可稽，不當雲夜食。杜預云：『不書日，官失之。』是對的。穀梁之雲夜食，乃是強作解」。（傅隸朴《春秋三傳比義》）——譯者
(7) 阿倍仲麻呂（698—770），奈良時代遣唐留學生。717年（養老元年）隨遣唐使入唐，後在唐做官，漢名仲滿、朝衡（晁衡）。752年（天平五）隨遣唐使回國，後遇海難，又輾轉回到長安，最終埋骨盛唐。歷任左補闕、秘書監、衛尉卿、安南都護等職。與唐詩人李白、王維等交往甚密。——譯者
(8) 即菅原道真（845—903），平安時代前期公卿、學者。菅原是善之子，因世代家學淵源，人稱菅公。其深得宇多、醍醐兩代天皇重用，894年（寬平六）上奏廢止遣唐使獲准。官至右大臣，歿後追賜為太政大臣。後世將其尊為祭神即天滿大自在天神供奉在太宰府天滿宮、北野神社等處。其又作為文神廣受民眾喜愛。著有《菅家文草》、《菅家後集》、《類聚國史》等，參與《日本三代實錄》編修。——譯者
(9) 即菅原清公（770—842），平安時代前期公卿、學者，菅原道真祖父。804年（延曆二十三）作為遣唐使來中國，翌年回國。歷任大學頭、式部大輔、右京大夫、彈正大弼等職。侍讀嵯峨天皇《文選》、仁明天皇《後漢書》，是《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的編撰者之一。——譯者
(10) 一條天皇（980—1011），986（寬和二）—1011（寬弘八）在位。——譯者
(11) 藤原明衡（989？—1066），平安時代中期官人、漢詩人。字耆萊、安蘭。歷任出雲守、式部少輔、文章博士、東宮學士、大學頭等。編著有《本朝文粹》、《明衡往來》、《新猿樂記》等，其詩文收入《本朝文粹》、《朝野群載》、《本朝無題詩》等，和歌收入《後拾遺集》。——譯者
(12) 鑒真（688—763），唐代律宗僧人。揚州江陽（今江蘇揚州）人，俗姓淳于。早年在長安實際寺受具足戒，後回淮南傳授戒律。應入唐日僧榮叡、普照請求，決意赴日。前後五次出航，均以失敗告終。因多年辛勞導致失明，但仍不移其志，終於克服重重艱難險阻，於公元753年（天平勝寶五）到達日本。鑒真在日傳授律宗，在東大寺建立戒壇院為聖武天皇、光明皇太后授戒。後受賜土地，建立唐招提寺，並被授予大和上（大和尚）之號，鑒真渡日不僅弘揚了佛法，而且帶去了中國的典籍，傳播了文學藝術和中醫藥知識。鑒真已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代表性人物。——譯者
(13) 淡海三船（722—785），奈良時代的官人，文人。早年曾出家，後還俗。曾任大學頭、文章博士、四位下刑部卿兼因幡守。參與國史編修，著有《唐大和上東征傳》。《經國集》收有其詩作。——譯者
(14) 宇多天皇（867—931），887—897年在位。——譯者
(15) 林述齋（1768—1841），江戶時代後期儒學家。名衡，字叔、公鑒、德詮。別號蕉軒、天瀑。1793年（寬政五）任大學頭，將林家聖堂學會改作幕府學問所，致力於幕府的教育，被稱為林家中興之祖。著有《佚存叢書》、《寬政重修諸家譜》、《德川實紀》等。——譯者
(16) 紀貫之（870？—945/946），平安時代中期官人、歌人。著有《新撰和歌集》、《土佐日記》等。——譯者
(17) 即吉備真備（695—775），奈良時代公卿、學者。公元717年（養老元年）作為留學生入唐，在中國生活了十七年，回國時帶回大量中國典籍、器物。曾侍讀天皇。公元752年（天平勝寶四年）作為遣唐副使再次入唐，回國後曾升任右大臣。著有《私教類聚》等。——譯者
(18) 字母即聲母的代表字。稱作字母，與梵語有一定的關係。「三十六字母」相傳為唐代僧人守溫所創，故又稱「守溫三十六字母」。但也有不同意見。「三十六字母」究竟何人所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三十六字母」如下：
（唇音）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舌音）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齒音）精清從心邪 照穿床審禪
（牙音）見溪群疑
（喉音）曉匣影喻
（半舌音）來
（半齒音）日
(19) 顧炎武（1613—1682），江蘇崑山人。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尊稱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顧炎武在音韻學方面有卓越的建樹，被譽為清代古韻學的奠基人。著名《日知錄》、《音學五書》等。——譯者
(20) 陸德明（約550—630），唐代經學家，訓詁學家。名元朗，以字行。江蘇蘇州人。著有《周易注》、《周易兼義》、《易釋義》等。——譯者
(21) 即吳域（約1100—1154），宋代音韻訓詁學家。字才老，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政和進士，官泉州通判。著《韻補》五卷，認為古人用韻較寬，有古韻通轉之說。又撰《詩補音》、《字學補韻》、《楚辭釋音》等，已失傳。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說，「疑古文自吳才老始」，顧炎武也非常推崇吳棫，說「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顧炎武：《吳才老韻補正序》）。——譯者
(22) 安然，生歿年不詳。平安時代前期天台宗僧人，天台密教（占密）的集大成者。被稱作五大尊者、五大院，後世尊其為阿覺大師。精悉曇學。著有《初夢記》、《悉曇藏》、《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菩提心義抄》等。——譯者
(23) 反切是一種用兩個漢字合起來為一個漢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國傳統的注音方法。有時單稱反或切。據歷史學家范文瀾研究，音韻學開始於東漢末年，當時一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啟示，創反切法來注音。孫炎作《爾雅音義》，用反切注音。一般認為孫炎為反切的創始人。唐代時，據說僧人守溫取漢字三十六聲母，宋人又以韻書的韻母字作為韻母。反切法愈為精密，成為最通行的注音法。——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