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弘法大師(1)的文學藝術

弘法大師在文學藝術方面的著述並不是很多。關注弘法大師的人都知道有一部叫《文鏡秘府論》的書。這部《文鏡秘府論》是弘法大師為當時寫漢文作漢詩的人寫的一部有關其規則的著作。所謂規則，並不是弘法大師自己所制定的規則。大師是把當時流行於中國有關詩文法則的書匯集起來，經過取捨編撰了這部著作。弘法大師在撰《文鏡秘府論》序文時就明確說明了這一點。弘法大師年輕時，當時京都有稱作大學寮(2)的機構，他曾在那裡跟一個相當於他伯父、名叫阿刀某的人以及大學的博士們學習過漢文。大師後來入唐時就已經注意到關於詩文的法則。當時他讀了很多流行的各種有關詩文法則的書。後來就想到把這些資料收集匯總起來，編一本書，無論俗人也好，僧人也好，為大家寫作詩文提供方便。但是書很多，形形色色，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相當繁雜。雖然書很多，但真正有用的部分相當少。大師有個習慣，看到這一類書，就把其擱置一旁，也不想照那種路子寫，後來就想到把不需要部分剔除，只保留合適部分，這樣幾經添削，反覆斟酌，最後把重要內容保留下來，編成這部《文鏡秘府論》。現在不清楚這部書是大師在從中國回來幾年後編成的，但後來又有一部書名為《文筆眼心抄》的書，其是將《文鏡秘府論》縮簡而成的。這部書成書於弘仁十幾年，由此可以知道《文鏡秘府論》是在其之前完成的。 《文鏡秘府論》的編撰由來大體就是這樣，在編撰這部書時大師主要參考了哪些書呢？谷本博士經過苦心研究，舉出了這部書的主要參考書。在大師的詩文集《性靈集》中提到王昌齡，這是盛唐時期的著名詩人，擅長絕句，王昌齡寫過一本書，書名為《詩格》，即詩的格式。谷本博士認為《文鏡秘府論》就是以《詩格》為基礎編著而成的。這個看法很有價值，不言而喻，王昌齡的這部《詩格》應該是大師《文鏡秘府論》的主要參考書。但除此以外，還參考了相當多的書。那麼究竟參考了哪一些書，那些書又有什麼價值呢？實際上大師在編撰《文鏡秘府論》時，在其序文中已經談到了其所參考的書。序文中這樣寫道： 「沈侯、劉善之後，王皎崔元之前、盛談四聲、爭吐病犯(3)」 此處所說的沈侯是個人名，即南朝齊時至梁朝期間的沈約，是個著名的學者，據說此人是中國四聲的發明者。所謂四聲，眾所周知，是作詩的一種方法，平上去入，平聲是平直之聲，上聲是上揚之聲，去聲是下抑之聲，入聲是內吞之聲，把聲分成四種，把所有的文字與此四聲對應。南齊時永明年間，沈約提出四聲，四聲開始盛行，使用四聲的詩稱為永明體。所謂沈侯就是指沈約。之後又有劉善，也就是劉善經，經字被省略了，關於這一點留待後面細說。劉善的生平現不清楚，但他的著述還是為人所知的。劉善之後，王皎崔元，這指的是四個人。王是前面提到的《詩格》作者王昌齡，皎是唐代的僧人皎然，其所著《詩式》的片斷部分還保存至今。崔指的是崔融，此人的著述還是寫詩文的格法，元指的是元兢，此人也有關於詩法的著述。這些人都是唐朝人。從沈侯、劉善到王皎崔元，在這一期間，有關四聲的爭論非常熱烈，所以才寫有「爭吐病犯」。所謂四聲，也就相當於日本的歌調。即使是唱歌，如果歌調錯了，就不成其為音樂，為了要使其成為音樂，就要探討研究歌調。詩在過去是用作唱的，何處用升調，何處用降調，有其自身的規則，否則就唱不出調來。再如吟詠春雨的詞就必須用吟詠春雨所用的調。論述這些規則相當繁雜，當然相關的書也有很多。大師參考了這六人的著述是沒有疑問的。 大師所參考的這些書是有什麼價值呢？值得注意的是，大師所參考的很多書沒有傳到今天，大體上都已失傳，不復存在。由於大師作為參考將其收入《文鏡秘府論》，這些人著述中的一部分得以保存下來。也就是說，這些人的書即今日已不復存在的書，在大師的《文鏡秘府論》里現在還可以看到。那麼其價值今日何在？現在所說的詩法、詩調，絕句也罷，律詩也罷、古詩也罷，都有一定的製作規則，如果在某一處搞錯的話，就不符合詩的規則。 這都是很有意義的。今天我們要看唐代以及唐代以前詩的規則，除了這部《文鏡秘府論》以外，再沒有更好的書了。即便是現在，有人吟詠古體詩歌，也有人吟詠新體詩歌，要研究日本和歌的沿革，如果是《萬葉集》，就要從《萬葉集》那個時代開始，其間有《古今集》(4)、《三代集》(5)等等，必須了解逐步發展至今的過程。中國也是同樣，詩在那以後也非常盛行，唐代時期的詩是如何製作的？唐代時期的詩是根據什麼規則製作的？是否符合當時的音律？今天要了解這些情況，必須要知道當時的人所寫的有關詩的規則的書。可是那種書在中國沒有傳下來。現在中國傳下來的是一部宋代的書《冷齋夜話》，這部書人們很熟悉，寫這部書的人是一個和尚，名叫洪覺范。這個人還寫過一部名為《天廚禁臠》的書，這部書人們很少讀，它寫的是宋代作詩的規則。那麼那部書能起什麼作用呢？詩到了宋代，已經與音樂沒有關係了。唐代以前與音樂相關、可以詠唱的詩到了宋代就同音樂沒有關聯了。因此當時的所謂規則已經不具有同音樂相關的價值，在此之前的規則已經完全失傳。中國是詩的故鄉，但唐代以及唐代以前關於詩的規則的書一部也沒有保存下來，然而正因為有了《文鏡秘府論》，我們才得以了解這些規則。 《文鏡秘府論》所引用的書上自梁沈約，下至唐代。查找這些書，專業研究者有查找的工具。我們應該了解大師非常看重並使用過的書在當時的情況。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大師使用過的書如果在當時並不怎麼流行，那麼即使流傳至今，也不會是珍貴之物。如果在當時就為世所重，那麼在今天也會像大師的《文鏡秘府論》那樣極具價值。考察原本的價值，對專業人員來說有很多方法，現在我們也大致清楚有哪些方法。不了解這些情況，即使明知《文鏡秘府論》是難得的珍本，也難以發揮其真正的價值。實際上也有這樣的例子。有人已經關注到這部題為《文鏡秘府論》的書是珍本，其記載的是唐代詩文法則，這個人還是一個中國人。當然在日本也不是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這個中國人名叫楊守敬(6)，明治十三十四年前後至明治十七十八年前後在東京的公使館供職，此人現仍居在中國。前一時期中國騷亂(7)時居住在武昌，據說為避難現在上海，應該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楊守敬提到過這部書，而且還寫入自己所著的《日本訪書志》中。谷本博士對楊守敬也非常仰慕。總之，楊守敬提出關注這部書是一個事實，但其本人當時是否認真仔細地讀過這部書就不得而知了。雖然楊知道《文鏡秘府論》是珍本，對了解唐代詩的法則是非常珍貴的資料，但他認為那些法則寫得細碎繁縟，並非提綱挈領。該書確實定下了非常詳細的規則，何處可加字，何處不可加字，但這絕非沒有意義。唐代當時有詩的規則，規則中有者可用，規則中無者則不可用。唐代文官考試要考詩，而且詩是考試的重要科目，故應試者必須通曉詩的細規。一字之差，一聲之錯，都可導致考試落第。因此當時的人們都必須牢記那些細規。相當不幸的是，日本也原封不動地採用了這一做法。在日本若要成為大學的文章博士，同中國一樣要參加詩的考試，哪怕一字之聲錯了，考試就會落第。一字半句都馬虎不得，所以大家都研究其規則。規則很細，不了解這些規則就無法知道當時考試的情況，也不知道當時寫詩的方法，這些規則在當時就相當重要。不能因為其過於煩瑣，而且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沒有什麼用處，就把一個國家秀才考試使用的規則看作無用之物。楊守敬生於今日的中國，當時的考試究竟是怎樣的，哪些規則是重要的，對這些問題他也並不十分清楚，他只是說這些繁文縟節的東西寫的太多，而從當時的狀況來看，這些規則卻是至關重要的。 那麼在同這些規則相關的書籍中，弘法大師採用的書有哪些價值呢？談到這個問題，必須追溯到當時是如何查閱各種書籍的。查閱書籍是要有工具的。在中國，每一個朝代都編撰歷史。中國是個革命的國家，天子的血統時常改變，天子的血統一旦改變，就要編撰上一朝代的歷史。編撰時，一般要編制從古時到上一個朝代期間保存的書籍目錄，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因此唐代就要編撰上一個朝代隋代的歷史。當時《隋書》中已有古時至隋代期間的書的目錄，叫《隋書·經籍志》。這個書名就是記錄經籍的意思，書中附有從上古至隋代期間行世並保存下來的書籍的目錄。隋代所保存的書的目錄憑靠這部書大致可以一目了然。當然也並不是沒有遺漏。在這之後就是唐代的書籍目錄，其載在唐滅亡之後編撰的《唐書》中，這部書有兩種，《新唐書》和《舊唐書》。《舊唐書》同《隋書》一樣，有《經籍志》，而《新唐書》中則是《藝文志》。從上古至唐代保存下來的書的目錄都記載在《經籍志》、《藝文志》里。顯而易見，在這個目錄里記載的書都是很有影響力的書。因此做古學的人，尤其是做古籍研究的人都把《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以及《新唐書·藝文志》當作最重要的工具，依靠這三部目錄查找古代典籍。關於弘法大師所採用的書籍，也是要根據這三部目錄來了解當時的情況，這已成為查找古籍的一個法則。 說到唐代，這個朝代延續了二三百年，撰寫唐代歷史是在唐代滅亡之後的下一個朝代。到撰寫《唐書》時，不知何故，許多即使在唐代相當流行的書消失得不知所蹤。所以就必須設法作那些唐代曾經有過而《唐書》卻沒有記載的書的研究。這項工作在中國有很多方法，而在日本則有一部最適合這項查考工作的書，這是一部日本的書，但也非常受到中國人的關注，書名就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當然這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現在書目，這部書是一個名叫藤原佐世(9)的南家儒者所編纂的，藤原佐世出生於平安時代，有著儒學的家學淵源。他為什麼要編纂這本書呢？當時日本不斷地從中國輸入大量書籍並進行研究，中國的學問非常盛行。在嵯峨有個叫冷然院的地方。冷然院現在寫作「冷泉院」，過去寫作「冷然院」，在那裡收藏有非常多的書，但全都被一場大火付之一炬。現在那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還寫作冷然院。冷然院遭遇火災是因為這個然字下面有四點，意為烈火或火，冷然院下面有火，所以就被燒了。從那以後就改為冷泉院了。總之，冷然院曾經有過大量的書，在平安初期遭遇火災，大部分書化為灰燼。後來又逐漸不斷收集各種書籍，當時編纂的中國書籍目錄即這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這部書是唐代末期編纂的，在唐代末期之前傳入日本、當時還存在的書在這部書中都有記載。因此中國人也把《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或《舊唐志·經籍志》同這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作對照，其中已經亡佚不存的書在這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上都有。也就是說在編撰《新唐書》、《舊唐書》時已經亡佚的書都在這部書中作了記載。幸好日本有這麼一部書目，要了解當時唐代有哪些書，弘法大師在世時有哪些書流行，查閱這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即可明了。在今天這仍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書。 弘法大師編撰《文鏡秘府論》時採用的書是否在這些目錄上有記載呢？如果有記載，那毫無疑義就是好書，這是非常現實的。結果是全部都有記載。前面最初提到的發明四聲的沈約，他的關於四聲的書原本是一卷，就載入《隋書·經籍志》中。這本書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也有記載，但只是沒有沈約的名字。沈約之後的劉善經，他的《四聲指歸》在《隋書·經籍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也都有記載。看來弘法大師相當認真閱讀過這部書，而且很喜愛這部書，在《文鏡秘府論》卷一結尾部分記載有「四聲論」，大約六七頁的篇幅，幾乎把劉善經的《四聲指歸》全部都摘錄了下來，雖然沒有提到《四聲指歸》，但「四聲論」中寫有「經案」，此處「經」字是劉善經名字最後面的一個字，不言而明，這是摘自劉善經的著述。弘法大師喜愛劉善經的書，又深知這是必不可缺之書，所以從中大量摘錄。如今天地之間，《四聲指歸》這部書已不復存在，所幸的是大師原封不動地摘錄了六七頁，憑靠這一《四聲指歸》可以了解到六朝時期有關四聲的情況。四聲從最初發明到成為詩的規則，其間引發了種種議論。沈約認為四聲是必需的，但當時就有人反駁，認為沒有必要，其時中國為南朝北朝，沈約是南朝人，北朝也有相當多的學者，其中不乏反對者。有個人名叫甄思伯，當時也很有名，他就是持反對意思的。當然也有一些人持與沈約相同觀點的。這些人所寫的書雖然是一部分，但都被劉善經的《四聲指歸》所引用，而弘法大師在《文鏡秘府論》中又引用了劉善經的這部書，所以據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一千二三百年前有關四聲的爭論情況。也正是有了大師的這部《文鏡秘府論》，我們今日可以進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關於王昌齡的《詩格》，如谷本博士所考證的那樣，弘法大師在《性靈集》中談到，「詩格之書數眾多，近世行王昌齡《詩格》，具情以告天子」云云，由此可知王昌齡《詩格》當時十分流行。可是書的卷數各有不同，《新唐書·藝文志》是兩卷，《性靈集》是一卷，傳到日本的唐代《才子傳》中也是一卷。實際上這是一回事，在古本上是一卷，而到後來變為寫作兩卷，從這一點上也可知目錄之重要。王昌齡的《詩格》不僅弘法大師非常讚賞，其也深得當時一般人的喜愛。王昌齡的這部《詩格》在《文鏡秘府論》中每段都寫著「王曰」字樣，除《文鏡秘府論》之外，再沒有哪一部書引用王昌齡《詩格》的了。今天只有完全依靠弘法大師的這部《文鏡秘府論》來想像揣摩《詩格》的內容。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接下來是皎然，此人著述在《新唐書·藝文志》中是《詩式》五卷、《詩評》三卷，但現在幾乎大部分都已失傳。《詩式》僅存一部分，但根據乾隆年間編著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解題來看，今日存世的《詩式》已不是當時《詩式》的原樣，而是殘缺不全的極小一部分。不僅如此，在殘存的皎然《詩式》里，大師所提及的當時詩的做法，例如何處不得用何聲，類似這樣的詳細記載一點也沒有保存下來，留下來的大體上都是評論。但在《文鏡秘府論》里卻保留了下來。弘法大師在《文鏡秘府論》中引用了皎然的《詩議》以及其所作的種種評論，據此今天我們還可以大致了解皎然《詩式》的大要。 關於崔融的書，實際上此人是否叫崔融也並不清楚。但翻閱弘法大師的《文鏡秘府論》，其中有個人叫崔融，此人有部著述，名為《唐朝新定詩體》。唐朝時有文官考試，必須以何種體作詩是有一套規則的，這部書就是寫作詩規則的。也有的書將其寫作《新定詩格》。弘法大師在《文鏡秘府論》中寫的是引自崔氏《唐朝新定詩體》。這一書名在《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中都沒有出現，而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這一部書，但僅僅是書名而已，並沒有註明系崔融所作。弘法大師《文鏡秘府論》中寫作崔氏，也有的地方寫作崔融，如果沒有大師這部《文鏡秘府論》，那麼就不知其人何名。即使依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可知這一書名，但誰為作者，仍不得其解。就是因為有了《文鏡秘府論》，我們可以得知這部書的作者及其內容。 元競有著述《詩髓腦》一卷。這部書在《新唐書》的目錄、《舊唐書》的目錄都沒有記載。只有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記載，但是否是元競所作並不清楚。所幸的是《文鏡秘府論》中寫有「右可見於元氏髓腦」等，據此可知元競作《詩髓腦》及該書內容。 在當時這些都是很有用的書才流行於世的，如果沒有《文鏡秘府論》，那麼所有這些書都會湮沒，今天我們既不會知道其作者之名，也不會知道其著述之名。弘法大師在《文鏡秘府論》中將這些書匯集於一體，寫明作者各自觀點看法，使我們得以了解這些著述的作者及其書名，同時還了解了唐代詩歌的格式。唐代文官考試有非常嚴格的規則，當時的詩可以配上音樂詠唱，但有一定的法則。今天也正是有了弘法大師的《文鏡秘府論》，我們才得以了解這些法則。即使是中國人，他們也把這部書當作工具。除了弘法大師的《文鏡秘府論》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工具可用，這也正是《文鏡秘府論》的重要價值所在。通過《文鏡秘府論》，我們可以了解一千二三百年前的詩歌製作方法，如果說得更詳盡一點，也就是如何將詩同俗歌俗謠一樣配上音樂可以吟唱的方法。《文鏡秘府論》卷數僅僅只有六冊，然而是部非常重要的書，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弘法大師還引用了一本書，這在其序文中也提到，就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記載的名為《文筆式》的書。《文鏡秘府論》中引用了這本《文筆式》。還有一點，就是有些書即使保存下來了，弘法大師的書還是有著其非常重要的作用，這裡可舉一例子。唐初有個叫殷璠的人，他的著述中有一本名為《河嶽英靈集》的書，該書收集了自古代到他所處時代的詩。這本書現在還在，弘法大師在《文鏡秘府論》里引用了《河嶽英靈集》的序文，但其與今天保存的序文有所不同，大師所引用的序文多出一百多字。也就是說今天保存下來的序文比《文鏡秘府論》引用時少了一百多字，所以即便其被保存下來，也是一個不能用的版本，而弘法大師所見到的是保持當時狀態的原本。大師所引用的這篇序文中，詩的數量是275首，而現在所傳的《河嶽英靈集》中，將275首改作235首。有一本書可以對這一數字進行比對，但比對下來卻只有228首。這樣看來，弘法大師所見到的是原本。有275首。儘管如此，其中50首左右今天已經失傳了。總而言之，今天的《河嶽英靈集》是個殘本，不是原本。現僅僅通過《文鏡秘府論》所引用的一篇序文就了解了這個情況。 還有類似的情況，前面提到的元競，他除了《詩髓腦》之外，還有一部很重要的書，就是《古今詩人秀句》。這部書是把從古代到當時的人的詩中選出的佳句匯編而成的。這部書現在已經失傳了，但在《新唐書》中記載有元競的《古今詩人秀句》兩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也記載有這個書名。但在弘法大師的《文鏡秘府論》中有一篇非常長的文章，很可能就是《古今詩人秀句》的序文。文章對自上古至初唐的詩歌一一作了點評。通過這篇文章可以知道編撰《古今詩人秀句》的由來，了解當時的評論。這僅僅只是一篇序文，但有著這些很重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都是憑靠《文鏡秘府論》保存到今天的。 關於詩病，就是作詩方法上的毛病，詩作的敗筆。敗筆一般可分條列出。關於敗筆，一般其他書列出八種，弘法大師列出二十九種。大師讀過所有關於詩的法則的書，通常所說的詩病是八種，但其根據詩的法則又舉出二十一種，並將其寫進書中。 《文鏡秘府論》的最後部分也很有意思，提到了一部名為《帝德錄》的書。這部書不是論述作文章的法則，而是談在寫文章時，涉及天子時如何使用與常人不同的詞語。如說出行要用「行幸」。有關天子的詞語有很多，與一般人是不一樣的。在中國非常重視這些詞語的使用。《帝德錄》就是把這一類詞語彙集在一起編著而成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載有《帝德錄》兩卷。這部書現在已經失傳，但《文鏡秘府論》最後涉及這部書的部分約占一冊左右，甚至也許就是該書的全部。 總之，《文鏡秘府論》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由於這部書得以保存到今天，對我們了解唐代文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對於以往的事情，許多其他地方無法得到的材料，通過這部書可以得到，從而進行研究。真言宗人士經辛勤勞作編著的《弘法大師全集》中收入了這部《文鏡秘府論》，其新版本是以若干古抄本與通行版本的《文鏡秘府論》對照，又同優於其後成書的《文筆眼心抄》互校而成的。但校訂仍有不足之處。如此具有價值的一部書，我希望不僅僅是真言宗人士，研究日本文學的人士應該了解其在研究日本文學、中國文學方面所具有的重大價值。關於《弘法大師全集》本校訂不充分的問題，現試舉一疏忽之例。這部《文鏡秘府論》實際上在弘法大師去世後只留下的一部草稿，後來被傳抄流傳下來。在這次出版的書中，常常可以看到寫有「御草本」字樣，其意為大師的草稿本。在十四條八階的條文中有一說明，「御草稿本有此，現以朱色消去」。其意為原正文沒有刪去而現在此處刪去。那麼問題是，是在出版此書時註上這一說明的？還是此書出版之前傳抄時就根據草稿本已附上這一鄭重校注的？總而言之，弘法大師的草稿本保留了其原本的刪去之處並留下了有關刪去的說明。但是在原本上表示刪去之意的「消」字皆使用金字偏旁的「銷」字，寫作「銷之」、而在出版時有的地方誤作「錯」字，「銷之」則誤成「錯之」。《弘法大師全集》出版時應加以說明「照原本『錯之』，此乃『銷』字之訛」。但並沒有加以說明，這是校訂者疏忽之處。總之，希望研究弘法大師的人士，研究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的人士能夠對《文鏡秘府論》這部書進行更加周密詳盡的研究。 接下來要談的一部書是《篆隸萬象名義》，這部書也非常少，尾的高山寺有其原本，另有兩處有其後來的傳抄本。這是一部什麼書呢？是中國字典的摘錄。前面提到的楊守敬對這部書也相當關注，並充分肯定了它的價值。說到這部書的價值，就必須稍稍談一下中國字典的歷史。字典這種書，在中國最早匯編成冊的是東漢末期許慎(10)的《說文解字》，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述，即使在今天，任何人要研究古代辭書，都必須看這部《說文解字》。在其之後，字典就漸漸多起來了，後來最盛行的字典是梁朝一個叫顧野王(11)編著的《玉篇》。《玉篇》問世之後，又發生了很多變化，在日本，即使一些極其普通的字典也都起帶「玉篇」的名字，這是顧野王的《玉篇》在社會上盛行的結果。據說現在的《說文解字》這部書並不是原樣，但大體上還保留著過去的體例。《玉篇》的原本現在也沒有保存下來。《玉篇》有三十卷，其中有四卷半現在日本，這四卷半都保持著原樣。尾的高山寺、石山都有收藏，著名的藏書家中也有收藏者。這是因為這部書的原版在中國已經絕跡，楊守敬在日本時，將該書留存在日本的部分付梓再版，但其並不是該書的全部，保存下來的也只是六分之一左右。《玉篇》是部非常流行的書，在唐代這部書已經過相當程度的修訂，修訂後的版本流行於世。在西方，辭典也是不斷修訂，年年變化，到後來變得面目全非，認不出最初問世時的原貌。《玉篇》也是同樣，梁、陳時顧野王將其編撰出來之後，不斷地修訂，改動。唐時也變，宋時也變，尤其是宋時，出版業興盛，宋元期間《玉篇》的版本達幾十種之多。流行的版本不斷增多，體例也在變化。字數在增加，釋文卻在減少。今天我們要看東漢以後、唐以前六朝時期的字典，《玉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書，令人惋惜的是，顧野王的《玉篇》原本只保留下其中的六分之一。其後的版本由於唐宋以後反覆修訂，種種書外之物夾雜其間，已無法窺清六朝《玉篇》原貌。但是憑靠弘法大師的《篆隸萬象名義》這部書我們得以窺見《玉篇》的真貌。《篆隸萬象名義》無論從排列順序、字數、聲反，還是釋義，一切保留《玉篇》的原貌，沒有加入任何唐宋以後的修改之處，只是刪去了顧野王引自各種古本加以解釋之處，字音與字的釋義還是保持原樣。這是這部書的特色。對照這部《篆隸萬象名義》可以彌補日本所存原本《玉篇》殘缺部分八成以上，所以這部書是部非常重要的書。中國人可能只有楊守敬有這部書，但想看這部書的人非常多，由於沒有流布於世，所以中國人無法輕易讀到這部書。所幸的是這部書傳到了日本，我們得以看到六朝時期字典的真實面貌。如果真正要釐清、傳布弘法大師在文藝上的功績，那麼希望有關方面籌劃出版高山寺所藏的原本。這不是一件小事，保存好這部字典對於日本文學研究，對於東亞文明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如果能夠再版的話，弘法大師九泉之下也會感到欣慰的。 除文學之外，還要談一下弘法大師的書法。眾所周知，弘法大師是一位善書者。在弘法大師的全集中，有一本名為《弘法大師真跡書訣》的書。這是江戶的一個叫屋代弘賢(12)的人對真跡加以注釋出版的，當時非常走俏。總之這是一本過去很有名的書。有人對這本書表示懷疑，但我對其為弘法大師的著述不抱疑問。從六朝到唐代，有關書法的書種類繁多，其書寫方式大體與《弘法大師真跡書訣》的寫作方式相似。大師寫作此書是在唐代，這種寫作方式是可信的，不應該是偽作。但事與願違。談此問題必須提及一件事。筆者的朋友須藤南翠(13)是位著名小說家，他近年以通俗讀本的體裁寫了一本題為《空海》的書，寫的也就是弘法大師。我們之間關係很好，他請我寫篇序之類的東西，我沒有很深的研究，於是約定就書法談點什麼記錄下來，所記錄下的也就是現在刊在那本《空海》上的文章。所談的不光是有關《真跡書訣》研究的內容，還談到了弘法大師書法的風格。當時日本正值書風變革時期，已經呈現出與六朝、唐初傳入的書風渾然不同的風格。文字自中國傳入日本以來，當時的許多名人的書法與中國人相比毫不遜色。從《古寫經》等的筆跡來看，早在弘法大師之前，六朝至唐初的書風就已傳入日本並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六朝人書風的傳入並不足為怪，唐初的書風在弘法大師之前奈良時期就已傳入，時間間隔非常緊湊，似乎不可思議。看來因為這一時期遣唐使往來相當頻繁，所以很快傳入日本。今西本願寺所藏《華嚴音義》原是一個叫養鸕徹定的人的舊藏，《華嚴音義》就是在日本寫的。其字就酷似唐初著名書法家歐陽詢的字。由此可知歐陽詢的書風在奈良時期已經傳入。大阪小川為次郎所藏寫經《金剛場陀羅尼經》與歐陽通(14)的字十分相似，歐陽通是歐陽詢之子。長谷寺千體佛下刻有銘文，其銘文字體也與歐陽通的字相似。書寫這些寫經、銘文的時期與歐陽通的時代僅僅相隔三四十年由此可知，初唐書風自奈良時期就已傳入日本。此書風傳布日本，日見其廣，終於弘法大師的書風異軍突起。此時中國正值盛唐，書風正發生重大變革，出現了一著名人物顏真卿，其開創了一代嶄新書風。谷本博士也曾對阮元(15)關於南北書派的觀點進行過研究。南北書派之議是阮元的一家之言，對於其觀點，筆者既有贊同之處，又有難以苟同之處。不管有多少不同看法，也不論唐代是否存在南北書派，所有人在一個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唐代書法發生重大變革，這個變革是顔真卿、徐浩(16)等人帶來的結果。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弘法大師在日本開創了與歷代迥然不同的書風並給予一代書風的重大影響，這也是受顔真卿、徐浩書風的影響。總之，其具有足以改變一代書風的力量，日本的書風才為之一變，弘法大師的書風后來成為歷代書風之祖，日本承繼了唐以後的正統書風，時至今日，不論是哪一個書派，沒有不或多或少受到大師書風影響的，弘法大師對後世書風的影響是巨大的。 （1912年6月15日弘法大師誕辰紀念會上的講演） ———————————————————— (1) 即空海（774—835），平安時代前期僧人，真言宗的開祖。生於岐（今香川縣）多度郡。早年去京都求學，23歲時著《三教指歸》，入佛門，翌年受戒。後入唐，在長安青龍寺隨惠果習密教。806年（大同元年）回日本。823年，將授給的東寺作為密教道場。828年（天長五）創建綜藝種智院。835年（承和二）創立真言宗。921年（延喜二十一）受贈號弘法大師。著有《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文鏡秘府論》、《遍照發揮性靈集》等。其編纂的《篆隸萬象名義》（30卷）是日本最早的字典。作為書法家，空海是日本著名的三筆之一，存世的書法作品有《風信帖》、《三十帖策子》等。——譯者 (2) 為培養官吏而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其起源可追溯到天智天皇時代（668—671年），以制度確立下來則在《大寶令》時期。主要學科有明經、明法、文章、算道等，各科教官是博士、助博士（《養老令》稱助教）等。大學寮的最高管理者為大學頭。——譯者 (3) 病為詩詞製作中的禁忌之處，沈約曾列出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犯為詞曲的移換宮商，如犯聲、犯調。——譯者 (4) 即《古今和歌集》。平安時代前期敕撰和歌集。905年，紀貫之、紀友則、凡河內躬桓、壬生忠岑四人遵醍醐天皇之命選《萬葉集》以後的和歌佳作1100首匯編而成。《古今和歌集》是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紀貫之用假名所作的序作為最古老的歌論受到關注。——譯者 (5) 平安時代成書的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後撰和歌集》和《拾遺和歌集》的總稱。——譯者 (6) 楊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著名學者、藏書家。字惺吾，號鄰蘇，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其研究涉歷史地理、金石文字、版本目錄、書法藝術等眾多領域，且成就卓著，有83種著作傳世，其中有代表巨著《水經註疏》以及《日本金石志》、《日本訪書志》等。楊守敬於1880年至1884年間任駐日欽使隨員，在日期間，其搜尋中國流入日本古籍，得書萬卷，其中不乏珍本孤本。楊善書，其書法曾在日本書道界產生一定影響。——譯者 (7) 指1911年的辛亥革命。——譯者 (8) 日本最早的漢籍目錄，藤原佐世編纂。共1卷，891年（寬平三）前後成書。其分類仿效《隋書·經籍志》，分易家、尚書家、詩家等40家，收入書計1580部1萬7千卷左右，根據此書可以查找在中國已散佚的書籍，此書在書志學、文獻學上極具價值。現奈良室內室有舊藏抄本，系節本。——譯者 (9) 藤原佐世（？—898），平安時代前期學者。曾從學菅原是善。歷任大學頭、陸奧守等職，編纂有《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譯者 (10) 許慎（約58—約147），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語言學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域縣）人。其所編的《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按部首編排、系統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譯者 (11) 顧野王（519—581），南朝梁陳間文字訓詁學家、史學家。字希馮，吳郡吳縣人。曾任梁太學博士，奉命編撰字書，於是編撰《玉篇》30卷。此書為繼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後的又一部重要字典，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楷書字典。——譯者 (12) 屋代弘賢（1758—1841），江戶時代後期國學家。初名詮虎，後名有詮賢、弘賢，通稱太郎吉，號輪池。曾參與編纂《國鑒》、《寬政重修諸家譜》等。亦為江戶時代著名藏書家，不忍文庫的創建者。主著有《古今要覽稿》。——譯者 (13) 須藤南翠（1857—1920），明治時代小說家，新聞記者。本名光暉。曾參與編輯《新小說》，擔任過《朝日新聞》的記者。代表作有《綠蓑談》、《新妝之佳人》。——譯者 (14) 歐陽通（？—691），唐代書法家。字通師，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書法家歐陽詢之子。其書學其父，蒼勁雄渾，與其父並稱大小歐陽。傳世書作有《道因法師碑》、《泉君墓銘》。——譯者 (15) 阮元（1764—1849），清代學者、文學家。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征人。曾在杭州創立詁經精含，在廣州創立學海堂，提倡樸學。著有《疇人傳》、《兩浙金石志》、《揅經室集》等。——譯者 (16) 徐浩（703—782），唐代書法家。字季海，越州（今浙江）人。家學淵源，書文俱佳，深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賞識。擅草、隸，時人評其書為「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唐書本傳》）。傳世書作有《崇陽觀聖德感應頌》、《米巨川告勅》、《大證禪師碑》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