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事 ·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一 一九一二年春夏二季，我在國外住了半年。我國學校放假的時候，西方正是夏季學期。那一年的夏季學期我是在馬爾堡市的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裡度過的。 羅蒙諾索夫在這所大學裡聽過數學家兼哲學家克利斯蒂安·沃爾夫的課。在他以前一個半世紀，喬爾丹諾·布魯諾[1]在羅馬被火燒死之前，歸國途中路過時在這裡宣講過自己的新天文學概論。 馬爾堡是一座中世紀的小城市。當時它有兩萬九千個居民，其中半數是大學生。它緊挨著一座山，風景如畫。從山上采來的石頭用於建築該市的房屋與教堂、城堡與大學。它隱沒在像夜色一般昏暗的茂密的花園之中。 我手頭還剩下幾個錢，這錢本來是留作在德國生活與上學用的。我用這筆沒有花完的錢去了一趟義大利。我看到了威尼斯，那兒全是磚紅色和藍綠色的建築物，如同被大海沖拋到岸上來的透明石子。我還訪問了佛羅倫薩，那裡的色調濃郁，房屋擁擠，但相當整齊，活像是從但丁的三韻句詩中搬出來的。我沒有餘錢再去參觀羅馬了。 翌年，我在莫斯科大學畢了業。留校任教的年輕的歷史學家曼蘇羅夫幫了我不少的忙。他為我提供了一大批覆習材料。一年前，他本人就是靠這些材料通過國家考試的。利用這位教授的藏書來應付考試，是綽綽有餘的，其中除了普通教材之外，還有一批古典名著方面的詳解參考書和解答各種問題的專著。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馬車把這堆財富運回家去。 曼蘇羅夫既是年輕的特魯別茨科伊和德米特里·薩馬林的親戚，又是他們的朋友。我在第五中學讀書時就認識了他們。他們是校外考生，在家中自修，每年來校參加一次考試。 大學生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的兩位長輩——他父親和叔叔——一位是法學總論的教授，另一位是大學校長和著名哲學家。二人都相當肥胖，每次他們穿著禮服像沒有腰身的大象一般，吃力地登上講台時，便操著喑啞的腔調，用貴族的喉音和仿佛有求於人的語氣講述他們那精彩的課程。 這三個年輕人彼此頗為相似，身材高大，富有才華，兩條眉毛連成一根線，說話聲音響亮，名氣也震耳欲聾。這三個人總是形影不離地一起到大學來看看。 他們崇尚馬爾堡哲學學派。特魯別茨科伊寫過文章介紹馬爾堡大學，並把一些最有才華的學生送到那裡去深造。德米特里·薩馬林在我之前到過那裡，他熱愛馬爾堡，已成了那個小城的自己人。我就是根據他的建議去了那裡的。 德米特里·薩馬林出身斯拉夫派[2]名門，佩列傑爾金的作家區和佩列傑爾金市兒童肺結核病療養所現在就坐落在他家原來的領地上。他生來血液里就帶著哲學、辯證法和對黑格爾的了解，純屬遺傳。他精力分散，漫不經心，大概是不太正常。他在精神失常時常常會有一些出人意外的舉動，弄得大家目瞪口呆，所以他是個難以相處的人，在集體宿舍中也令人難以忍受。這事不能怪罪於他的父母，他們不能跟他和睦相處，他也總是跟他們爭吵。 國內戰爭使他長期流落在西伯利亞，新經濟政策初期，他從西伯利亞回到莫斯科，變得非常平民化，而且又通曉萬事。由於飢餓，他渾身浮腫，剛到家時，全身儘是虱子。受盡貧困折磨的親人們對他關懷備至。但是為時已晚。過了不久，他患上了傷寒病，當傳染病退潮時，他卻一命嗚呼。 我不曉得曼蘇羅夫後來的情況，而著名的語文學家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則已名揚四海，前不久在維也納逝世。 二 國家考試之後，我在雙親的莫洛吉別墅里度過了一個夏天，別墅位於莫斯科至庫爾斯克的鐵路線上的斯托爾保瓦亞車站附近。 據說，在我們的部隊退卻時，哥薩克們曾躲在這棟房子裡朝進逼過來的拿破崙的先頭部隊開槍還擊。他們的墳墓就在和墓地連成一片的花園深處，如今已長滿雜草，顯得破敗不堪了。 房子裡的那些房間和它們的高度相比就顯得有點狹小，窗戶很高。桌上的煤油燈向絳紅色的牆壁的角落和天花板拋去巨大的影子。 一條小河在花園邊上蜿蜒流淌，整條河上布滿陡峭的水坑。一棵古老的大白樺樹已經折倒了一半，以傾倒的樣子俯懸在一個水底深坑上方，並繼續在生枝發芽。 它的雜亂無章的翠綠樹枝宛似懸在水面上方的一座空中涼亭。枝杈結結實實地盤纏在一起，上邊可以坐人或半倚半臥。我在這裡安置了自己的工作角落。我吟誦丘特切夫的作品，並且有生以來第一次不是偶爾為之地，而是如同人們從事繪畫或作曲那樣，經常不斷地寫詩。 這年夏天，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這棵樹的綠枝深處寫成我的第一本詩集。 詩集的名稱狂妄到愚蠢地叫作《烏雲籠罩的雙子星座》，是出自於對宇宙學的奧妙現象的模仿。那時象徵派詩人的書名和他們開辦的出版社的名稱都有這種特點。 寫這些詩、反覆塗抹和把劃掉的部分恢復起來是內心深處的一種強烈需要，這樣做使我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甚至激動得熱淚盈眶。 我盡力迴避浪漫主義的做作和不相干的趣事。我不需要在舞台上高聲朗誦這些詩，好讓腦力勞動者聽後嚇一跳，然後憤憤地說：「多麼墮落啊！多麼野蠻啊！」我也不需要溫文爾雅的精緻，它會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會讓教授太太們在六七個崇拜者中間讀後說什麼「讓我握握您的真誠的手」。我沒有追求明確的節奏，無論它是舞蹈式的還是歌詠式的，因為這種節奏不用文字就會讓人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起來。我什麼也不表達，什麼也不反映，什麼也不表現，什麼也不描寫。 後來，為了不必要地拉攏我跟馬雅可夫斯基的關係，人們便認為我有演說家和語調方面的天賦。事實並非如此，我在這方面的天賦不會超過任何一個會說話的人。 完全相反，我念念不忘的是內容，我夢寐以求的是要讓詩本身含有內容，要讓它含有新的思想或新的畫面；希望它憑自己的全部特點被鏤刻在書中，並用自己的全部無聲的語言和自己的黑色的、無色彩的印刷字體的全部色調從書頁中說出話來。 舉個例子。我寫過一首詩《威尼斯》，或另一首詩《火車站》。一座水上之城屹立在我的面前，它那一圈圈或呈8字形的倒影在浮動，在增多，像麵包干泡在茶水中似的在膨脹。或是在遠方，在鐵路和站台的終點，聳立著鐵路的告別地平線，它整個兒都披著雲煙，火車開到它後面便消失了，它蘊含著人際關係的整個歷史、重逢與送別，以及在重逢和送別前後所發生的事件。 我無求於己，無求於讀者，也無求於藝術理論。我需要的是讓一首詩中包含威尼斯市，而另一首中包含布列斯特火車站——即如今的白俄羅斯-波羅的海車站。《火車站》那首詩中有這麼幾行詩：「往往是在陰雨天和枕木的大調動中，西方便會變得更開闊」，它們深得博布羅夫的喜愛。我和阿謝耶夫及其他幾個初學寫作的人集資辦了一個小小的合營出版社。博布羅夫在《俄國檔案》任職期間通曉印刷事業，他跟我們一起發表作品，並出版我們的著作。他把《烏雲籠罩的雙子星座》印了出來，書中有阿謝耶夫寫的一篇充滿情誼的前言。 詩人的妻子瑪麗亞·伊凡諾夫娜·巴爾特魯沙伊季斯說：「您總有一天會為出版一本不成熟的書而後悔的。」她說得對。我常常為這件事而悔之莫及。 三 一九一四年酷夏時發生了旱災和日全食，那時我住在巴爾特魯沙伊季斯夫婦大莊園的別墅里，他們的莊園在奧卡河畔，靠近阿列克辛市。我給他們的兒子補習功課，並為當時成立的小劇院翻譯德國作家克萊斯特的喜劇《破瓮記》。巴烏特魯塞蒂斯是小劇院的文學指導。 他們的莊園裡住了很多藝術界人士：詩人維亞切斯拉夫·伊凡諾夫、畫家烏里揚諾夫、作家穆拉托夫的妻子。離那兒不遠，在塔魯斯，巴爾蒙特[3]在為同一個劇院翻譯迦梨陀娑[4]的《沙恭達羅》。 七月，我乘車前往莫斯科，到徵兵委員會去報到，並得到一張免役證，是完全免役，因為我童年時折斷的那條腿短了一截。我帶著免役證返回了奧卡河畔的巴爾特魯沙伊季斯家中。 此後不久就遇到這麼一個夜晚。在籠罩著河中蘆葦的蒙濛霧靄中，沿著奧卡河，自下而上地長時間飄來陣陣軍樂聲，演奏的是波爾卡舞曲與進行曲，樂聲越來越近。後來，從岬角後面開出來一艘不大的拖輪，拖著三艘駁船。拖輪上的人大概看見了山上的莊園，並決定在這兒停泊。輪船拐了個彎橫穿過河面，把駁船拖到了我們的岸邊。駁船上原來都是兵，是一支人數甚多的近衛軍部隊。他們下了船，在山下燃起一堆堆篝火。軍官們被請到山上去用晚餐和過夜。天一亮，他們便開船走了。這是預先進行動員的細節之一。戰爭爆發了。 四 那時我在富商莫里茨·菲利普家當了兩期家庭教師，中間相隔近一年的時間，是教他們的兒子瓦爾特——一個可愛的、容易依戀人的好孩子。 夏季，莫斯科市內發生了反德騷動，搗毀了埃內姆、弗雷恩等幾家最大的公司，其中也包括菲利普的公司、事務所和獨家住宅。 這次搗毀行動是在得到警察局的默許後按計劃進行的。他們只打砸老闆的財產，卻不動職員們的東西。在一片混亂中，我的內衣、所有的外衣和其他物品都給保住了，可是我的書籍和手稿卻被混作一團給銷毀了。 後來，在較為和平的情況下，我也有許多東西遺失了。我不喜歡自己一九四○年以前的文風，否定馬雅可夫斯基的半數作品，葉賽寧的詩我也不全欣賞。那時的形式全部解體、思想貧乏、混亂和不通順的文筆都是令我感到格格不入的。我不會為失掉一些有缺點和不完美的作品而感到難過。然而，完全從另一個觀點來說，我也從未因遺失東西而傷心過。 在生活中，失去比獲得尤為必要。種子不死就不會發芽。要不停地活著，要向前看，並要吸吮活的營養，因為它們會和記憶一起共同造就忘卻。 我在不同的時期因不同的原因而遺失的東西有：《象徵主義與不朽》的報告文本；未來主義時期的論文；散文體的兒童故事；兩首長詩；一本詩抄，寫於《超越街壘》和《生活，我的姐妹》兩集之間；一部長篇小說的草稿，小開本，共數冊，這部小說的開頭部分，經過加工已作為中篇小說《柳韋爾斯的少年時代》發表。還有我翻譯的斯溫伯恩[5]關於瑪麗·斯圖亞特的詩劇三部曲中的一部完整的悲劇。 菲利普一家人從那棟被搗毀與燒掉一半的樓房搬到了一套租賃的住宅里。這裡也為我準備了一個單人房間。我清清楚楚記得：秋天的落日餘暉縱橫交錯地留在房間裡和我所翻閱的一本書上。傍晚以兩種形式留在書中。一種形式是以淡淡的玫瑰色留在書頁上，另一種形式則是刊印在書中的那些詩的內容和靈魂。我羨慕作者，因為她善於用如此樸實的手法把寫入書中的點點滴滴的現實生活留住。這是阿赫瑪托娃的早期詩集之一，大概是《車前草》。 五 那幾年裡，我在菲利普家供職的間歇期內到烏拉爾山和卡馬河流域去了一趟。有一年我是在弗謝沃洛德-維里瓦過的冬，它位於彼爾姆省的北部，根據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描繪過這個地帶的阿·尼·吉洪諾夫的證詞，契訶夫和列維坦當年也來過此地。另一個冬天我是在卡馬河畔的太平山區的烏什科夫化工廠里度過的。 我在工廠辦事處里一度主持過武裝科的工作，並使整鄉整鄉的義務兵役人員免除了服役，因為他們的編制在工廠，而且是為國防而工作的。 到了冬天，工廠靠最原始的方法與外界保持聯繫。郵件要用三駕馬車從離該地二百五十俄里的喀山運來，活像在《上尉的女兒》中描寫的那個時代。有一年冬天，我走了一趟這個路程。 一九一七年三月，廠里的人都得知彼得堡發生了革命，那時我就到莫斯科去了。 我本應當在伊熱夫工廠找到茲巴爾斯基，聽他調遣，並繼續隨他趕路。他是早些時候被派到那兒去出差的工程師，為人甚好。 從太平山區出發，坐的是帶篷的雪橇，即滑木上裝有遮蓋嚴實的座斗，走了一個傍晚、一個通宵和第二天的一部分白天。我身上披著三件大長袍，蜷縮在乾草堆里，像個沉重的口袋，在雪橇里滾來滾去，無法自由行動。我打瞌睡，打盹，一會兒睡著，一會兒醒過來，眼睛閉一會兒，又睜一會兒。 我看到一條林中的路，看到黑夜寒空中的星星。高高的雪堆像一座座山岡似的使狹窄的小路像駝背似的拱了起來。車篷經常碰到冷杉低處的樹枝，灑下一團團霜花。雪橇披著霜花，沙沙作響地在霜花上滑過。皚皚的白雪映著熠熠的星光，照亮著道路。林深處，在密林的內部，發出亮光的積雪層令人觸目驚心，如同一根蠟燭插在林中燃燒。 三匹馬成縱列地套在一起，一匹緊挨著一匹，拖著雪橇奔馳，時而這匹，時而那匹會偏向一旁，離開隊列。車夫一刻不停地讓它們排齊，當雪橇傾斜時，他便從車上跳下去，和雪橇並排奔跑，用肩膀頂著它，免得它翻倒。 我又沉入夢鄉，忘卻了時間流逝的概念。車一震，不動了，我也突然驚醒了。 一個林中驛站，這和描寫綠林好漢的童話中的情景完全一模一樣。木屋裡亮著燈光。茶炊在嗞嗞作響，掛鍾在嘀嘀嗒嗒地走動。趕著雪橇來的那個車夫脫下衣服，驅散寒氣，在隔板後邊跟給他準備夜宵的驛站老闆娘悄悄地說話，像夜間那樣小聲地說話，免得驚醒正在夢中的人。這時，新的車夫已經在捋鬍鬚，擦嘴唇，勒緊大袍，然後走到嚴寒的室外去套新的三駕雪橇。 接著又是拚命地奔馳，滑板尖響，打瞌睡和做夢。翌日——又是一個陌生的遠方，工廠煙囪林立，一條冰封的大河上的一大片茫茫雪原，還有一條鐵路。 六 博布羅夫對我熱情得使我感到受之有愧。他密切注意保護我的未來主義的純潔性，不讓我受到各種不良影響。他認為長輩的支持就應該是這樣的。他剛一發現他們注意到我的苗子，就會像生怕他們的撫愛把我拖進學院派似的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地急忙把剛剛冒頭的聯繫割斷。多蒙他的關照，我沒有停止過跟大家爭吵。 我本來對阿尼西莫夫夫婦——尤利安和他妻子薇拉·斯塔涅維奇[6]——頗有好感。可是我卻不得不迫不得已地加入博布羅夫跟他們夫婦的決裂。 維亞切斯拉夫·伊凡諾夫在贈給我的書上寫了幾句感人的題詞。博布羅夫在勃留索夫的圈子裡對那題詞百般嘲諷，就仿佛是我在慫恿他揶揄別人。從此以後，維亞切斯拉夫·伊凡諾夫再也不跟我打招呼了。 《現代人》雜誌刊登了我譯的克萊斯特的喜劇《破瓮記》。譯文不成熟，譯得枯燥乏味。我真應該為它的刊登而給這家雜誌深深地鞠個躬。此外，我更應該感謝編輯部，因為不知是誰潤色了譯文，使之重放光彩，增輝不少。 但是，在左翼藝術流派的青年們中間，正義感、謙虛、感激是不值錢的，並被認為是多情善感和想入非非的種種表現。他們習慣於趾高氣揚、大搖大擺和厚顏無恥地行事，我雖然非常厭惡這種行為，但還是昧著良心地隨波逐流，以便不遭朋友們的白眼。 喜劇的校樣出了一點問題。它誤期了，上邊還有別人給排字車間寫的一些與正文無關的附筆。 應當替博布羅夫說句公道話，他本人從未過問過這件事，對所發生的一切，他確實一無所知。他說，校樣弄得如此髒亂，而且也沒有人要求對譯文進行文字加工，對此不能置之不理，我應當向高爾基控告這種行為，因為據他了解，高爾基是不掛名地參與這份雜誌的領導工作的。我照辦了。本來應當感謝《現代人》編輯部，我卻寫了一封充滿做作而又無知的傲慢口氣的愚蠢的信向高爾基控告他們對我表現的關心和善意的幫助。過了一些年，真相大白，原來我這是在向高爾基控告高爾基。劇本的譯文是根據他的指示刊登出來的，也是他親手修改的。 最後，我跟馬雅可夫斯基的相識也是出於兩個彼此對立的未來派小組為進行爭論而舉行的一次會晤開始的。他屬於一個小組，我屬於另一個。根據會晤的安排者的設想，會上應當發生小小的衝突，但，話一出口，我們發現彼此是相互了解的，於是就沒有爭吵起來。 七 我不打算描述我跟馬雅可夫斯基的關係。我們二人從不是莫逆之交。他的表白被誇大了。他對我的作品的看法被歪曲了。 他不喜歡《一九○五年》和《施密特中尉》，認為我寫這兩部作品是個錯誤。他喜歡兩本書，即《超越街壘》和《生活，我的姐妹》。 我不準備陳述我們每次會晤的經過和發生分歧的原因。我想儘自己所能，給馬雅可夫斯基做個總的評價，同時談談他的意義。當然，這兩點都將帶有我個人的主觀色彩和偏見。 八 揀主要的事先談。我們一點也不知道自殺之前的心靈苦痛。肉體在拷刑架上受刑隨時都會使人失去知覺，嚴刑拷打的痛苦大得會使人因無法忍受而瀕臨死亡。然而，一個人受盡劊子手的摧殘，還不等於他已被消滅；痛得失去知覺後，他在自己完蛋之時還存在於世，他的過去還屬於他，他還有自己的回憶，如果他願意的話，他還可以利用回憶，它能在死神面前助他一臂之力。 在產生自殺念頭時，人們會對自己表示絕望，會拋棄過去，會宣布自己是個破產者，而自己的回憶則是無用的。這些回憶已經不能接近這個人，也不能拯救和支持他。內心生活的連續性遭到了破壞，個性也完結了。也許，人們最終殺死自己並不是因為要忠於已做出的決定，而是由於忍受不了這種不知屬於何人的煩惱、這種沒有受者的痛苦、這種不想繼續活下去的空期待。 我覺得馬雅可夫斯基好像是由於孤傲而開槍自殺的，因為他譴責了自身中或自己周圍的某些為他的自尊心所無法容忍的事。葉賽寧自縊而死，他沒有認真考慮後果，內心深處還以為——誰曉得，也許這還不是結局，時間還未到點，結果還難料。瑪麗娜·茨維塔耶娃一生中都用工作來規避日常瑣事，當她覺得這樣做似乎是不能容忍的侈靡之舉，以及為了兒子她必須暫時放棄招人喜愛的激情，並清醒地看一眼周圍時，她發現眼前是一片混亂，這是通過創作也忽略不了的、停滯不動的、不習慣的、落後的混亂，於是她嚇得急忙躲開了，由於不知該跑到哪兒去避開恐懼，便倉皇躲進了死亡，把頭伸進了繩套，如同把頭埋在枕頭下一樣。我覺得帕奧洛·亞什維里[7]好像是被一九三七年的希加廖夫勾當[8]弄昏了頭腦，他已經什麼事也弄不明白了，夜裡望著酣睡的女兒，並認為自己再也不配去看她了，於是第二天一清早他便去找幾位朋友，並用雙管獵槍的霰彈打碎了自己的顱骨。我也好像覺得，法捷耶夫[9]帶著他通過錯綜複雜的政治陰謀而長久保留下來的那種內疚的微笑，在開槍之前的最後一剎那，在跟自己告別時是不是會說出這種話來：「喏，一切都已終結。永別了，薩沙。」 不過，他們都痛苦得難以言表，痛苦到憂鬱感已成為一種心病的那種程度。除了他們的才能和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外，讓我們也同情地向他們所蒙受的苦難鞠躬致敬吧！ 九 總之，一九一四年夏天，在阿爾巴特街上的一家咖啡館裡，兩個文學小組本該發生一場衝突的。我們這一方有我和博布羅夫。對方原計劃派來的是特列季亞科夫[10]和舍爾舍涅維奇[11]，可是他們把馬雅可夫斯基也帶來了。 出乎意料的是，這位青年人的外貌是我在第五中學的走廊里就見到過的，他比我低個年級。在交響樂廳的迴廊里也見過面，幕間休息時我經常遇見他。 在那次見面前不久，馬雅可夫斯基的一個未來的盲目崇拜者把報刊上發表的一篇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拿給我看了。當時，這個人不僅不理解自己未來的上帝，而且還是以嘲笑和憤慨的情緒把這篇刊登出來的新作當作無才氣的劣作拿給我看的。可是我卻非常喜歡那些詩。那是他早期的最佳習作，後來被收入《平凡得如同牛叫》集子中。 如今我們坐在咖啡館裡，詩的作者惹我喜愛不亞於其詩。我面前坐著一個漂亮的小伙子，臉色陰沉，說話聲音如同大輔祭唱經般渾厚，有著一雙拳擊運動員的拳頭，機靈過人，是個介乎於亞歷山大·格林[12]的神話英雄和西班牙鬥牛士之間的中間人物。 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漂亮、機靈、有才氣，也許有超人的才氣——這都不是他身上的主要品質，而主要的品質是他有著鐵一般的內在自制力，有著一些高尚的習慣或準則，有著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使他不允許自己是另一種不那麼漂亮、不那麼機靈、不那麼有才氣的人。 他的果斷精神和他用五指搔弄得蓬鬆的長髮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年輕的地下恐怖分子和他的比較年輕的外省人物的綜合形象。 外省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於自己之落後於首都有損。當幾個主要中心地區走下坡路時，偏僻的角落有時候倒會被那裡保留著的樂善好施的古風所拯救。正是如此，馬雅可夫斯基從他誕生的偏僻的南高加索林區把一種信念帶到了探戈舞和溜冰場的世界，這種信念在窮鄉僻壤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即堅信俄國的教育只能是革命的教育。 不修邊幅的藝術風度恰到好處地點綴了這位年輕人的天然的外表特徵。他津津有味地裝出那種樣子，扮演著一種搗亂的、放蕩不羈的藝術家角色，使自己巨大的心靈和體態顯得有些粗獷和散漫。 十 我非常喜愛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抒情詩。在當時故作醜態的背景襯托下，詩中那沉重的、威嚴的、發牢騷的嚴肅性顯得極不尋常。這是精雕細刻的詩，有些傲氣，又具有魔鬼精神，同時顯得無限絕望，奄奄一息，幾乎是在呼救。 時間啊！哪怕你——跛腿的神像畫匠， 在神龕里畫上我這個世紀畸兒的形象！ 我孤獨得很，如同一個走向盲人的人的 最後一隻眼睛！ 時間聽從了他的話，做了他要求做的事。他的面孔被畫進世紀的神龕里了。然而，要看到這一點，識破這一點，需要有何等的本領啊！ 他又說： 你們豈能夠理解，為什麼我會如此鎮靜地 用霹靂般的嘲笑把靈魂 擺在盤子上端給 款款而來的歲月去當午餐吃…… 無法擺脫掉彌撒儀式中的類似詞句。「讓人的血肉之軀沉默，並戰戰兢兢地站著，讓它毫不考慮身上的世俗之情地想想吧。王中之王和主中之主會來刺殺自己，並把自己賜給信者當食物吃。」 勃洛克、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這三位詩人與古典作家不同，因為對後者來說重要的是讚歌和祈禱文的意義；與普希金也不同，因為他在《遁世的神甫》中重述葉夫列姆·希林的話；與阿列克塞·托爾斯泰[13]也不同，因為他把達馬斯金的輓歌改成詩句。對勃洛克、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來說，珍貴的是教堂里唱經和誦詩的片斷的字面意義，他們把這些片斷視為活生生的生活中的片斷，如同街道、房子和口語中的任何詞彙一樣。 古代創作中的這些積澱物使馬雅可夫斯基想到了他長詩的諷刺性模擬結構。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與合乎教規的概念相類似的地方，這些類似之處既有暗藏起來的，也有故意加以突出來的。它們都要求作品具有恢宏性，要求詩人有一雙強壯的手，並會培養出詩人的勇氣。 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都沒有迴避他們自幼所熟悉和牢記於心的那些東西，他們掘開了這些習以為常的記憶層，利用了孕育於其中的美，沒有把它棄置不用，這太棒了。 十一 當我對馬雅可夫斯基有了更多的了解時，發現我們兩人有不少預先沒有料到的技巧上的吻合、相似的形象結構、近似的韻律。我喜歡他的動態美和成功。除此我沒有更大的要求。為了不重複他，不成為他的模仿者，我開始遏制自己那些與他相互呼應的氣質，不使用那種為我所用時就會顯得虛假的英雄主義腔調，也不去追求效果。這樣一來就縮小了我的手法，並使它得到了淨化。 馬雅可夫斯基有人為鄰。他在詩歌天地里並非單槍匹馬，他不是在荒原上。在革命前的詩壇上，他的對手是伊戈爾·謝維里亞寧，在人民革命的舞台上和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對手是謝爾蓋·葉賽寧。 謝維里亞寧善於控制演出大廳，用舞台演員的行話來說，他能做到座無虛席。他用法國歌劇中的兩三種流行曲調來吟誦自己的詩，這樣做既不顯得俗氣，也沒有使聽眾倒胃口。 他的弱智、俗氣和粗陋的新詞語同他那種純潔得令人羨慕的、流暢的詩歌朗誦法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種獨樹一幟的、奇怪的風格，這種風格乃是在平庸的掩護下姍姍來遲地進入詩歌的屠格涅夫文體。 從科利佐夫[14]時期起，俄國土地上就沒有產生過任何比謝爾蓋·葉賽寧更原生、更自然、更合時宜和更世襲的東西了。大地把他和無與倫比的自由一起獻給了時代，並且也沒有用民粹主義那種累贅的勤奮性去使這份禮物變得更重。與此同時，葉賽寧是位技藝高超的生氣勃勃的人，我們就追隨著普希金把這種技藝稱之為最高的莫扎特因素、莫扎特要素。 葉賽寧對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對待一個童話。他像伊萬王子一樣騎著灰狼漂洋過海[15]，一把抓住了艾莎多拉·鄧肯[16]，如同抓住了火鳥的尾巴。他的詩也是用寫童話的手法寫成的，時而像擺紙牌卦似的擺開文字陣，時而則用心血把它們記錄下來。他詩中最珍貴的東西是家鄉的自然風光，那是俄羅斯中部地帶，梁贊省，處處是森林，他像兒時所記得的那樣極其生動地把它重新描繪了出來。和葉賽寧相比，馬雅可夫斯基的才能就顯得笨拙而粗野，不過也許更深刻更博大。葉賽寧筆下的自然景色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中是為現代大都市的迷宮所占據的，一個當代人的孤獨的靈魂在這座迷宮裡迷失了方向，在道德上誤入了歧途，他描繪的正是這種靈魂的狂熱的、非人的悲慘狀態。 十二 我前邊已經提到了，人們把我們倆的近似性給誇大了。有一次，我跟他在阿謝耶夫家中就我們之間尖銳化了的分歧交換意見，他用平常的黑色幽默對我們的不同點作了如下的概括：「喏，好吧。我們的確是兩類人。你喜歡天空中的閃電，而我喜歡電熨斗里的閃電。」 當時他努力地進行宣傳工作，硬要讓自己和夥伴們深入到社會意識中去，愛交際，好拉幫結派，並聽命於大眾迫切的呼聲。我不理解他的這些做法。 以他為首的《列夫[17]》雜誌、該刊的成員以及該刊所維護的思想體系是我更加無法理解的。這個否定一切的小組中唯一一個始終如一的、真誠的人是謝爾蓋·特列季亞科夫，因為他會把自己的否定引導到自然的結論上去。特列季亞科夫和柏拉圖一樣認為，藝術在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裡是沒有地位的，至少在它誕生初期是如此。至於列夫中盛行的那種為符合時代需要而被改得一塌糊塗的、非創造性的、刻板的半吊子藝術，根本就不值得人們花力氣去關心，揚棄它是輕而易舉的事。 除了死前寫的那部不朽的文獻性作品《放開喉嚨唱》以外，始於《滑稽宗教劇》的馬雅可夫斯基的後期作品是我所理解不了的。我理解不了這些押韻拙劣的陳詞濫調、這種華麗的空話、這些被如此做作、如此混亂和如此不巧妙地講出來的老生常談和老道理。我認為這根本就不是馬雅可夫斯基，而是個不存在的馬雅可夫斯基。奇怪的是，一個根本就不是馬雅可夫斯基的人開始被視為革命的馬雅可夫斯基了。 可是別人錯把我們視為朋友，比方說，葉賽寧在對意象派感到不滿意的那個時期曾請求我進行調停，並把他引薦給馬雅可夫斯基，因為他認為我辦這事最合適。 雖然我跟馬雅可夫斯基相互以「您」相稱，而跟葉賽寧以「你」相稱，但我與後者的會晤次數要更少一些。幾次會晤，屈指可數，每次會晤都是以大鬧一場而告終的。有時我們熱淚橫飛地發誓要相互忠於對方，有時則會打得頭破血流，別人就會強行把我們分開和拖走。 十三 在馬雅可夫斯基一生中的最後幾年裡，當任何人的詩，無論是他本人的詩，還是別的任何人的詩都不復存在時，當葉賽寧自縊而死時，簡而言之，當文學停滯時，因為那時就連《靜靜的頓河》的寫法，還有皮利尼亞克[18]和巴別爾[19]、費定[20]和弗謝沃洛德·伊凡諾夫的活動方法也算是詩歌，在那幾年裡，阿謝耶夫——這位聰明的、有天才的、內心自由的和不為任何事物所迷惑的好同志，是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和主要支柱。 至於我嘛，已經徹底跟他分道揚鑣。我和馬雅可夫斯基斷絕關係是由於下述原因。我已聲明退出《列夫》編輯部，不再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可是我的姓名還印在同人的名單中，為此，我給馬雅可夫斯基寫了一封措詞激烈的信，這封信准把他氣炸了。 更早一些時候，當我還處於他的熱情、內在力量的魔力和他那巨大的創作權力和潛力的影響之下，而他則對我報以相應的溫情時，我在贈給他的《生活，我的姐妹》一書上的題詞中有這麼幾行詩： 您潛心研究我國的收支平衡、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悲劇， 您曾像個飛舞的荷蘭人 在任何詩的領域上空歌唱！ 我知道，您的道路是真誠的， 但怎麼能 在您的真誠的道路上 把您送到這種養老院的拱門之下去的？ 十四 有兩句關於時代的名言，說是活得更美好，活得更開心了，還說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時代最優秀和最有才能的詩人。第二句話使我親自寫信去感謝了這句話的作者，因為這句話使我擺脫了我在三十年代中期快要召開作家代表大會時開始受到的對我的作用的吹捧。我愛我的生活，並滿足於這種生活。我不需要額外為它貼金。我不會去想沒有秘密和引人注目的生活，也不會去想披著展覽櫥窗的鏡子光輝的生活。 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強行推廣，如同葉卡捷琳娜時代推廣馬鈴薯。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這一次他是無辜的。 * * * [1] 喬·布魯諾（1548—1600），義大利思想家，無神論者。 [2] 俄國十九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哲學和社會思想的派別，代表保守的貴族利益和反對歐洲資產階級革命。 [3] 康·巴爾蒙特（1867—1942），俄羅斯詩人。 [4] 迦梨陀娑（生活於350—472年之間），印度詩人、戲劇家。 [5] 斯溫伯恩（1837—1909），英國詩人、劇作家、評論家。 [6] 薇·斯塔涅維奇（1890—1967），女翻譯家。 [7] 帕·亞什維里（1895—1937），喬治亞詩人、社會活動家。 [8] 「希加廖夫」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中的反面人物，此處暗喻1937年葉若夫迫害無辜知識分子的罪行。 [9] 亞·法捷耶夫（1901—1956），俄羅斯作家。下文的「薩沙」是他的暱稱。 [10] 謝·特列季亞科夫（1892—1939），俄羅斯作家。 [11] 瓦·舍爾舍涅維奇（1893—1942），俄羅斯詩人、翻譯家。 [12] 亞·格林（1880—1932），俄羅斯作家。 [13] 阿·康·托爾斯泰（1817—1875），俄羅斯詩人、劇作家。 [14] 阿·科利佐夫（1809—1842），俄羅斯詩人。 [15] 「伊萬王子」是俄羅斯童話故事中的人物，他曾經不避艱險騎著灰狼去捉火鳥。 [16] 艾·鄧肯（1877—1927），美國舞蹈家，曾一度與葉賽寧結為夫妻。 [17] 列夫（全稱「左翼藝術陣線」），1922年在莫斯科出現的文學團體，創辦過《列夫》（1923—1925）和《新列夫》（1927—1928）雜誌，1929年改組。 [18] 鮑·皮利尼亞克（1894—1941），俄羅斯作家。 [19] 伊·巴別爾（1894—1941），俄羅斯作家。 [20] 康·費定（1892—1977），俄羅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