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事 · 三個影子

一 一九一七年七月，愛倫堡按勃留索夫的勸告，找到了我。於是我認識了這位聰明的作家，他是個氣質與我完全相反的人，活動能力很強，性格開朗。 那時，政治流亡者、在外國遇到戰爭的人、被拘留在那裡的人開始像潮水般地從國外涌回來了。安德烈·別雷從瑞士回來了。愛倫堡也回來了。 愛倫堡對我談起茨維塔耶娃，讚不絕口，他還把她的詩拿給我看。革命初期，在一次聯合晚會上，我出席了屬於其他表演者之列的她的朗誦會。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有一年冬天，我受人之託去看過她一趟，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聽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回話。那時我還理解不了茨維塔耶娃的作品。 那時，我的聽覺已被充斥四周的遁辭飾語和要打破一切習慣用法的口號破壞了。所有正常地說出來的話我全都聽不入耳。我常常忘記，除了人們強加在它們身上的那些花哨成分外，語言本身就可以含有一點內容和一點意思。 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寫得和諧悅耳、詩意清晰，並且只有優點而無缺陷，正是這些優點成了我接受時的障礙，妨礙我理解它們的實質。我在各方面所追求的並不是實質，而是不相干的尖銳性。 我長期低估茨維塔耶娃，如同按不同方法低估了其他許多人——巴格里茨基[1]、赫列勃尼科夫[2]、曼德爾施塔姆[3]、古米廖夫[4]。 我已經說過，在那些不善於有見識地表達思想、把拙口笨舌視為美德和不得已而標新立異的青年人當中，只有兩個人，即阿謝耶夫和茨維塔耶娃，會像模像樣地講話，並會用標準的語言與風格寫作。 突然，這兩個人都放棄了自己的特長。阿謝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樣所迷惑。茨維塔耶娃則是內心世界發生了變化。不過，在她蛻變之前，我就被原先的、繼承傳統的茨維塔耶娃征服了。 二 她的詩必須精讀。當我做到這一點之後，我就為展現在我面前的那種深不可測的純潔和力量而發出了一聲驚嘆。周圍從未有過類似的東西。我將壓縮議論。就算我說出來，我也不會覺得虧心的。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有些限度的安德烈·別雷之外，早期的茨維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徵主義者都想要當而又當不上的那種人物。在那裡，在他們的文字創作在臆造的刻板模式和沒有生命的古詞語的領域裡無力地掙扎的那些地方，茨維塔耶娃已一邊輕鬆地翱翔於真正的創作的種種困難之上，一邊以不可比擬的高超技巧鬧著玩似的完成它的種種任務。 一九二二年春，當她已經在國外時，我在莫斯科買了她的一本小小詩集《里程標》。我一下子就被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這形式是嘔心瀝血地錘鍊出來的，不是軟綿綿的，而是極其簡潔凝練的，不會在個別詩行上讀不下去的，而會用自己的循環詩句的發展來不打斷節奏地支配詩節的全部連貫性。 這些特點使我感到親切，也許是因為我們受過相同的影響，也許是因為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致的動力，也許是因為家庭與音樂對我們起了同樣的作用，還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出發點、目的和愛好。 我往布拉格給茨維塔耶娃寫了一封信，滿篇是讚美之詞，並因我竟如此之久地忽略她和如此之遲地了解她而感到驚訝。她給我回了信。我們開始通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書信來往尤為頻繁，那時她的《手藝集》一書已問世，莫斯科人也從書目中曉得了她的規模宏偉、內涵博大、新穎奪目、不同凡響的長詩《終結之詩》、《山之詩》和《捕鼠者》。我們成了朋友。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會，當時的我不能自持，近一年的失眠症使我差不多要患上精神病了。我在那兒認識了茨維塔耶娃的兒子、女兒和丈夫，並像愛兄弟一般愛上了這個有魅力的、細心的和堅強的人。 茨維塔耶娃的家屬堅決主張讓她返回俄羅斯。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都有思鄉之情，並都對共產主義和蘇維埃聯盟抱有同情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茨維塔耶娃在巴黎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她在那裡聽不到讀者的反應，會在空虛無聊的狀態中悶死的。 茨維塔耶娃問我對此有何看法。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明確的意見。我不知道應當向她提些什麼建議，非常害怕她和她那可愛的一家人將會在我國感到難以生存和失去安定。這一家人的總悲劇大大超過了我的擔心。 三 在這篇導引式隨筆的開頭，在描寫童年的那幾頁里，我提供了真實的場面和情景，記述了真實的事件，可是寫到中間，我改為概述，開始局限於白描式地描寫人物性格了。這樣做是為了簡潔。 要是我一件事接一件事和一個情況接一個情況地敘述志向和興趣把我和茨維塔耶娃連在一起的全過程，我就會遠遠超出自己的規定的寫作範圍。我就該將這件事寫成整整一部書，因為那時我們在一起經歷了許多風雨滄桑，有喜事也有悲劇，它們總是出人意外的，又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使雙方都擴大了視野。 在這裡，以及在其餘的幾章里，我將不談個人的私事，而只講一些極重要的共同性的東西。 茨維塔耶娃是一位懷有男性事業心的女人，辦事果斷，有戰鬥精神，性格桀驁不馴。她在生活和創作中都一往直前、貪婪地和幾乎是兇猛地追求完整性和明確性，並在這一追求中走得很遠，超越了眾人。 除了已知的為數不多的作品以外，她還寫了大量的不為我國讀者所知的作品，一些氣勢磅礴的鴻篇巨著，有的是用俄羅斯民間故事的風格寫成的，有的是用眾所周知的歷史傳說和神話的主題寫成的。 它們的發表對祖國的詩歌來說將是一樁大喜事和一個大發現，並馬上就會用這件遲到的一次性禮物使祖國的詩歌一下子變得豐富起來。 我認為，茨維塔耶娃將會得到最徹底的重新評價和最高的好評。 我們是朋友。我保存過她寫給我的近一百封回信。儘管像我早已說過的那樣，損失與遺失在我一生中曾占有一定的地位，但還是無法想到這些細心保存的珍貴書信總有一天會以某種方式丟失的。正是過分認真的保管工作毀掉了這些書信。 戰爭期間，我經常要去看望疏散到外地的家屬。斯克里亞賓博物館有一位工作人員對茨維塔耶娃崇拜得五體投地，她是我的好朋友，建議我把這些信連同我雙親的信和高爾基與羅曼·羅蘭的幾封信一起交給她保管。她把這些書信都鎖在博物館的保險柜里，卻把茨維塔耶娃的信一直留在自己身邊，因為她要手不釋捲地保管它們，並且不相信防火保險柜的櫃壁的牢度。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都隨身帶著一隻裝有這些書信的手提箱回自己家過夜，第二天早晨再帶著它進城上班。那一年冬天，她下班回自己家的別墅時已經是筋疲力盡了。離開車站後，走到半路上，在樹林裡，她忽然想起自己把那隻裝有書信的手提箱忘在電氣火車車廂里了。茨維塔耶娃的信就這樣離她而去，不見了。 四 自《安全保護證》一書發表後，已經過去了數十年，在這段時間裡我多次想到，如果該書再版的話，我一定補寫一章談談高加索和兩位喬治亞詩人。光陰已流逝，補寫別的內容確無必要。缺少的這一章是唯一的空白。現在我就把它寫出來。 大約在一九三○年前後的一個冬天，在莫斯科，詩人帕奧洛·亞什維里和他的夫人來看望我。亞什維里是社交界的一位紅人，有教養，善言談，歐洲人派頭，美男子。 不久以後，我的家和友人家裡都出了事，這些事錯綜複雜、變化多端，使當事人在精神上感到很痛苦。我和我那個後來成為我的第二任妻子的女伴一度曾無處安身。亞什維里便在他的梯弗里斯家中為我們提供了避難之處。 那時候，對於我來說，高加索、喬治亞、它的某些人、它的民眾生活都是新發現。樣樣新穎，事事驚奇。梯弗里斯所有的街道空間的深處都是低垂著的深色巨石。最窮的居民家的生活從院裡搬到外面來了，它比北方的生活更大膽、更少遮掩，它是絢麗多彩、坦蕩無遺的。民間傳說的象徵意義充滿了神秘論和「救世主」降凡說，它會用想像去推動生活，並像在信仰天主教的波蘭那樣會使人人都變成詩人。在那個年代，社會中先進人士具有如此之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是不多見的。梯弗里斯市內設備良好的區域，頗似彼得堡，二層樓的窗柵做得如同花籃和豎琴，小巷分外漂亮。不管你走到哪裡，敲打出列茲金卡舞節奏的鈴鼓聲都會跟蹤相隨。風笛聲音酷似羊咩，還有別的樂器在演奏。黃昏降臨到這座南方城市，星斗滿蒼穹，處處洋溢著從花園、食品店與咖啡館飄出來的芳香。 五 帕奧洛·亞什維里是後象徵主義時代的傑出詩人。他的詩歌是以感受的準確的資料和證據為基礎而形成的。他的詩與別雷、漢姆生、普魯斯特的最新的歐洲散文一脈相通，並同這散文一樣是用意想不到的準確的觀察給人以新鮮感的。這是極富創新精神的詩歌。詩中塞滿了種種印象，但又不失之冗贅。詩中有許多空間和空氣。它會動，會呼吸。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亞什維里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學[5]讀書。他繞道返回自己的故鄉。在挪威一個荒涼的小車站上，由於大意，他沒有發覺自己乘的火車開走了。一對年輕的挪威夫婦——農場主從遙遠的邊區乘雪橇到車站來取信件，看到了這位黧黑的南方人的馬虎粗心大意的行為及其後果。他們可憐亞什維里，也不知道是怎麼和他講通的，就把他帶回到自己的農場去等候第二天才能路過此地的下一趟火車。 亞什維里講話時繪聲繪色。他天生善於講述歷險故事。他也總是遇得到這類意想不到的事，它們具有文藝故事的特性。意外事一直黏附在他身上，他有天賦和好運去應付它們。 他才華橫溢。他的眼睛閃爍著心靈之光，他的雙唇燃燒著激情之火。他的臉已被經受過迸發的激情灼傷和烤黑，所以他顯得比自己的年齡要大，像一個歷盡坎坷、閱歷豐富的人。 我們到達的那一天，他把自己的朋友以及他領導的那個小組的成員都召來了。我已記不得當時來了哪些人。大概他的芳鄰、感情真摯的一流抒情詩人尼古拉·納季拉澤[6]也在場，還有奇奇昂·塔比澤[7]和他的妻子也來了。 六 這個房間至今還歷歷在目。我怎能把它忘記呢？我當時，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還不曉得等待著它的將是一些何等可怕的事，為了不讓它被打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連同後來在它裡面和在它附近所發生的一切可怕之事一起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幹嗎給我送來這兩個人？我們之間算是什麼關係？他們倆成了我個人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不偏愛其中任何一人，他們是分不開的，彼此取長補短。他們兩人的遭遇和茨維塔耶娃的遭遇本來就應該成為我最大的悲痛。 七 如果說亞什維里一切表露於外，如同離心器，那麼奇奇昂·塔比澤則事事內向，他寫的每一句詩，走的每一步路，都邀請你到他那豐富的、充滿懸念和預感的內心深處去。 他的詩的主要特點是讓人感覺到他的每一首詩背後都有無窮無盡的抒情能量，他的未盡之言和他要說的話比已經說出來的話更重要。這一未被觸及的精神儲備糧的存在會營造出他的詩歌的背景和第二景，使詩帶有一種特殊情緒，這種情緒貫穿他的所有詩作，形成詩主要的、苦澀的魅力。他詩中的感情和他本人的感情一樣豐富，這種感情是複雜的、隱秘的、揚善的，並且是能洞察秋毫和自我獻身的。 當我懷念亞什維里時，市內的一些場面便復現於腦海之中：房間、爭論、公益性演說，還有他在熱鬧的夜宴上的精彩辭令。 塔比澤使我聯想到大自然的造化，腦海里浮現出來的是鄉村地區、鮮花盛開的遼闊的平川、大海的波濤。 雲朵在飄浮，遠方與流雲並排的是起伏的山巒。身體健壯、個子不高的詩人含著微笑，和白雲和群山融匯在一起。他走路時有些抖瑟，歡笑時全身顫動。瞧，他站起來了，側身站在桌子旁邊，用刀子敲敲酒杯，要發言了。他習慣於把一個肩膀抬得比另一個肩膀高一點，所以覺得他有些斜肩。 房子建在科焦雷，公路轉彎的地方。公路沿著房子的正面向上延伸，然後繞過房子，從它的後牆旁通往前方。因此從這棟房子裡可以前後兩次望見沿著此路步行和乘車的所有的人。 按別雷的挖苦說法，這是唯物主義的勝利消除了世上的物質時代的極盛期。沒有吃的，也沒有穿的。周圍沒有任何可觸摸到的東西，只有思想。如果我們沒有喪命，那麼這就是梯弗里斯的能人朋友們的功勞，他們一直都弄得到一些東西，經常給我們送東西來，並且不知道憑什麼理由給我們提供出版社的貨幣貸款。 我們聚到一起，交換新聞，共進晚餐，彼此朗讀一些詩。涼爽的風陣陣襲來，如同用纖細的手指迅速地撥弄著背面有白絨毛的銀色白楊樹葉子。空氣中充滿了南方醉人的芳香。夜，宛似掛在輪軸上的任何一輛馬車的前輪和車轅部分，在高空中慢慢地讓著自己的星座馬車的整個車廂翻轉過來。公路上，行人、四輪大車和汽車絡繹不絕，從這棟房子裡可以兩次看到其中的每一個人和每一輛車。 我們也許是在喬治亞軍用公路上，也許是在博爾若米，也許是在阿巴斯圖馬尼。也許在外出旅遊、欣賞美景、冒險獵奇和暢飲之後，我們都會各自隨身帶一點東西，而我則帶著自己在巴庫利納摔倒時碰傷的一隻眼睛在列昂尼澤[8]家中做客，他是個獨具一格的詩人，他與他用之寫作的那種語言的奧秘有著最密切的聯繫，因此他的作品也最難翻譯。 林中草坪上的夜宴，美麗的主婦，兩位可愛的小女兒。第二天，吹著風笛的民間流浪詩人突然光臨。他出口成章，依次即興祝願全桌各位，對每位客人都有一套相應的祝詞，還善於抓住他所碰到的任何一個理由來敬酒，比方說，為我那隻碰傷的眼睛乾杯。 也許我們是在海上，在科布列蒂，大雨和狂風，西蒙·契科瓦尼[9]和我們同住一家旅館，他後來成為塑造色彩鮮明的形象的大師，那時他還非常年輕。在所有的山巒和地平線的上空浮現出一個微笑著與我並肩同行的詩人的頭、他的特大天才的光輝特徵、他的微笑和臉上的悲傷與命運的陰影。如果我現在要在這幾張紙上再次跟他告別，那就讓這句話通過他成為與其餘的一切回憶的告別吧！ * * * [1] 愛·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羅斯詩人。 [2] 維·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羅斯詩人。 [3] 奧·曼德爾施塔姆（1891—1938），俄羅斯詩人。 [4] 尼·古米廖夫（1886—1921），俄羅斯詩人。 [5] 即巴黎大學。 [6] 尼·納季拉澤（1895—？），喬治亞詩人。 [7] 奇·塔比澤（1895—1937），喬治亞詩人。 [8] 格·列昂尼澤（1899—1966），喬治亞詩人。 [9] 西·契科瓦尼（1903—1966），喬治亞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