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行為 · 第二十二章 現在與未來

有一個論點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受到批評，即活動附屬於其本身之外的結果。無論那一目標被認為是快樂、美德、完滿，還是最終拯救的享受，它都從屬於這一事實，即那些宣稱有固定目的的道德理論家們，儘管他們彼此之間存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卻一致同意當前的活動只不過是一種手段這一基本觀念。相反，我們堅持認為，幸福、合理性、美德、完善都是當前行動的當前意義中的一部分。對於過去的記憶，對於現在的觀察，對於未來的預見，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們是對當前行動的解放，即對行動的豐富與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幸福在道德中之所以是根本的，僅僅是因為幸福不是被尋求的某種東西，而是現在已經獲得的某種東西。即使是在痛苦與麻煩中，只要對我們與自然以及同胞的關係的認識解放並激起我們的行動，我們就獲得了幸福。合理性是必然的，因為就是對這種連續性的感知，把行動從其當下性與孤立性帶入與過去和未來的關聯之中。 也許，這種批評與主張會一直繼續下去，它們或許已經引起了讀者的反應。讀者也許很容易承認，正統理論是有偏見的，它為了未來的利益而犧牲現在，把現在解釋為只不過是一種繁重的責任或者為了未來的收益而被忍受的犧牲。但是，他也許會反駁：為什麼要走向相反的極端而把未來當作不過是當前意義的一種手段呢？為什麼要輕視預見與努力塑造未來，調節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力量呢？這樣一種學說的結果難道不是削弱了使未來優於當前的努力之發揮嗎？對未來的控制也許在程度上是非常有限的，但因此也是非常寶貴的；我們應當小心地珍惜任何鼓勵與支持朝向那一目標的努力。實際上，有人會認為，不重視這種可能性，會減少進步所依賴的謹慎與努力。 就控制未來的困難以及它可達到的適中程度的精確比照而言，控制未來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事實上，任何使這種控制弱於其實際上所是的傾向，都是向瑣屑與怠惰的倒退。但是，在作為結果的未來提高與作為直接目標的未來提高之間是有差別的。使它成為一個目標，就是拋棄達到這一目標的最可靠的手段，即不去關注在當前情形中對當前資源的充分運用。預測未來的條件，以及為了使這種預測成為明智的而科學地研究過去與現在，的確是必要的。在理智上集中關注未來、關切對所有做得好的事務的特徵進行估計的範圍與精確性，自然會給人以其有效目的就是控制未來的印象。但是，關於未來發生的事件的思想，是我們能判斷當前的唯一方式，也是評價它的意義的唯一方式。如果沒有這種預測，就不能有管理當前的能量和克服當前的障礙物的設想與計劃。有意使現在附屬於未來，就是把比較可靠之物附屬於不可靠之物，把資源兌換為債務，把處於控制中的事物依附於相對而言不能控制之物。 未來將出現的控制的數量，是不在掌控之中的。但證明是可行的控制之數量，只有在對當前的手段和障礙進行可能是最好的管理時，才會自然增長。使理智全神貫注於未來，就是有效地處理當前問題的方式。它是一種方式，而不是一個目標。根據最有希望的看法，研究和計劃與其所導致的外在控制的增加相比，更重要的是它們為當前的活動注入豐富的內容。這種學說在趨向上並不是消極的。如除了增加生活的內在意義，外在控制的增加有什麼意義呢？被預見到的未來，是一個在某一時間將成為現在的未來。那一現在的價值也將延遲到未來的一個日期，如此以至於無窮嗎？或者，如果我們正在努力達到的未來利益將在未來成為現在時在實際上得以實現的話，那麼，這個現在的利益難道不是同樣寶貴的嗎？再者，對於改變未來，除了關注當前各種可能性以外，還有什麼明智的方法嗎？為了未來而草率地對待現在，只會使未來更加不容易把握。這種做法也增加了干擾未來事件的機率。 以這種形式所作的評論，似乎太像是對現在與未來的概念的邏輯偽造而不能令人信服。建造房屋就是理智活動的一個典型例子。它是由計劃和設計所指引的一種活動。這種計劃本身是以對未來用途的預見為基礎的；這種預見反過來，又依賴於對過去經驗和現在狀況的系統考察，依賴於對以前居住在房屋裡的經驗的回憶，以及對現在的材料、價格和資源等等的熟悉。目前，如果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使現在從屬於未來的規範的合法個案的話，那就是在像這樣的例子中找到的。因為通常一個人建造房屋是為了舒適與安全，是為了給未來的生活提供「控制」，而不僅僅是為了建造的樂趣——或者煩惱。如果在這樣的事例中，通過考察表明，理智對過去與未來的關注最終是為了指引現在的活動，並賦予其意義，那麼，這一結論也可以被其他事例所支持。 我們要注意，當前的活動是唯一真正處於控制中的活動。這個人也許在房屋建成之前死亡，或者他的經濟狀況發生變化，或者他需要移居到另一個地方，如果他試圖為所有的偶然情況都作好準備，他就決不會去做任何事情；如果這些偶然情況過多地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也不可能做好現在的計劃與執行。他越是思考這座房屋未來的可能用途，就越能做好當前的建築活動。對諸如可能出現的未來生活的控制，完全依賴於他認真而忠實地把現在的活動看作是一個目的而非一種手段。一個人正竭盡全力地做好現在需要做的事情。在人們形成充分運用理智來指導現在的行動這一習慣之前，決不會清楚對未來偶然性的控制有多大的可能性。在目前情況下，人們為了未來的「目的」而習慣性地輕視現在的行動，以至於一直沒有揭示出這一事實，即估計減少未來偶然事件的可能性程度。一個人正在做的事情，既限制了他的直接控制，也限制了他的責任。我們決不能把建造行為與建造好的房屋相混淆，後者是手段，而不是實現。但是，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它成了現在的而不是未來的新活動中的一部分。生活是連續不斷的。建造行為會及時讓位於與居住相關的行為。然而，無論在什麼地方，活動的利益、實現與意義都位於現在之中，而這隻有通過判斷與它們相關聯的現存條件才得以可能。 如果我們尋求一個更大規模的例證，教育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中肯的例子。正如教育在傳統中所做的那樣，它鮮明地展示了活生生的現在從屬於遙遠而不可靠的未來。預備和準備是教育的主旨。然而，實際的結果是缺乏足夠的準備，缺乏理智的適應。所謂對未來的高揚，實際上成了一種對傳統的盲目遵循，成了單憑經驗而一天天胡混的藉口；或者，就像在一些被稱作工業教育的計劃中那樣，成了一個階級共同體以犧牲另一個階級來確保它的未來而作出的堅定不移的努力。如果教育是作為最充分地運用現在的資源、釋放並引導現在迫切需要的能力的過程來實施的，那麼，不言而喻，青年人生活的意義將比現在更為豐富。由此也可以推論出：理智將不斷地忙於研究一切力量的顯示、一切障礙與歪曲、一切彰顯出當前能力的過去成果，並且忙於預測現在起作用的衝動與習慣的未來進程——不是為了使後者居於次要地位，而是為了理智地對待它們。因而，對那一可能的未來的任何鞏固與擴展都將會達到——然而，令人沮喪的是現在無法達到。 在我們工業活動的主導性質中，可以找到一個更為複雜的事例。我們可以武斷地宣稱，在生產與消費——即實際的圓滿與實現——的分離中，可以找到邪惡的根源。生產與消費關係的一個常規事例就是食物的獲取。消耗了食物，然後產生體力，兩者之間的差別是理智所區分的維度上的或方向上的差別。實際上，這只是能量從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更加可以利用的——更為重要的形式而已。藝術家、運動員和科學探索者的活動證明了同樣的平衡。活動應當是生產性的，這就是說，活動應當影響到未來，應當導致對未來的控制。但是，就生產性行動本質上是有創造性的而言，它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參考未來的產品與未來的快樂，只不過是增強對內在意義進行感知的一種方式罷了。一位喜歡自己作品的、有技能的工匠，知道他正在製作的東西是為了將來的運用。從外部來看，他的行動是一種貼上專門性的「生產」標籤的行動。這似乎證明現在的活動從屬於遙遠的目的；但從實際上、道德上和心理上看，對生產出來的物品效用的感知，由於是能力的當前運用，是鑑賞力與技能的自由發揮，以及是現在完成了的某物，這種感知就成了當前行動意義中的一個因素。一旦把生產與直接的滿足分離開來，它就變成了「勞動」、苦役和人們不太情願去執行的任務。 然而，現代經濟生活的整個趨向一直假定：只要是大量而強烈地關注生產，消費就會照顧其自身。瘋狂地加速製造事物；而且，所有機械裝置都會被用來增大這個毫無知覺的巨物，其結果是大多數工人在工作中得不到補償，心靈得不到更新與發展，也得不到滿足。他們進行勞動，以獲得達到後來滿足的唯一手段。這種滿足的手段一旦被獲得，就會反過來與生產相分離，並且變成一種乏味的體力上的事務，或者一種對被否定的正常利益的感官補償。與此同時，把生產與消費、與現在的豐富生活相分離所導致的愚昧，通過經濟危機，通過失業期與實習、工作或「生產過剩」時期的交替發生而表現出來。排除了實現的生產就純粹成了一種數量上的事情，因為特性和質量是一種現在意義上的事情。審美的要素被排除在外，機械的要素就成了主宰。生產沒有了標準；如果一件東西能被快速地或大量地製造，那麼，它就比另一件東西更好。閒暇不是處於工作中心靈的滋補品，也不是一種消遣；它是一種為了娛樂、刺激和炫耀的狂熱的匆忙，否則，除了一種遲鈍的呆滯以外就沒有閒暇了。對於一些人來說，因單調而引起的疲勞，以及對其他人來說因過度緊張地保持步調而導致的疲勞，都是不可避免的。從社會的角度來說，生產與消費的分離、手段與目的的分離是階級分化最深刻的根源。那些確定生產「目的」的人是統治階級，而那些從事孤立的生產活動的人則是被統治的階級。但是，如果後者受到壓迫，那麼，前者也沒有真正的自由。他們的消費是偶然的誇耀與揮霍，而不是活動的正常完成或實現。他們的餘生則是在保持機器不斷加速運轉這種奴役之中度過的。 與此同時，階級鬥爭就在那些通過必然性而被迫進行生產性勞動的人和那些有特權的消費者們之間產生了。這種因生產與被無視的消費相分離而導致的對生產的誇大，是如此地受到關注，以至於甚至像馬克思主義式的社會主義者那樣所謂的改革者們宣稱，整個社會難題都集中在生產上。由於手段與目的的這種分離意味著把手段樹立為目的，所以，出現一種「唯物主義歷史觀」就毫不為奇。這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就正在討論的這種分離是存在著的而言，它是一種對事實的記錄。因為只有在作為心靈與身體的補償、發展與更新的滿足與消費中，才能找到可實行的理想主義。在涉及面廣泛而本身意義重大的活動中，也就是說，在消費這一點上，才能找到社會利益的和諧。[1]但是，強迫生產排除了消費，就導致了可怕的信念，即階級鬥爭的內戰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對社會進步之實現的障礙物的一種記錄。然而，在這裡，馬克思主義者也正確地看到了最流行的經濟活動的特徵。 因而，經濟活動史也例證了當前的活動與未來的「目的」彼此分離的道德後果。它也體現了這一難題的困難之所在——由它強加給思想與善良意志的重負。因為，所謂的理想主義者與頭腦冷靜的唯物主義者或「注重實際」的人曾經共同合謀維繫了這種情形。「理想主義者」設定為理想的，不是現在的豐富意義，而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因此，現在就被抽空了意義，它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外在工具、一種由於我們與有意義的有效滿足之間的距離而導致的邪惡必然性。在當前活動中的欣賞、喜樂與平靜，都是可疑的。它們被看作是消遣、誘惑與無價值的放鬆。於是，由於人性必定有當前的實現，所以對這個理想的傷感式與浪漫式的享受就成了明智而有回報的活動的一種代替物。事實上，這個烏托邦是無法實現的；但它可以在幻想中被運用，並作為一種鎮痛藥來減弱對終究要忍受的悲慘狀況的感覺。某種使現在進入遙遠而至高的極樂境界的密鑰就被找到了，這正像福音主義者享受到那些同伴凡人無法獲得的一種自滿而至高的拯救感一樣。因而，對當前實現和滿足的正常需求，以反常的方式得到了滿足。 與此同時，注重實踐的人去工作，他想要的是某種確定的、可觸及的和大概能夠獲得的東西。他正在尋求「一個好東西」，正如普通人正在尋求一種「快樂時光」，即那種對本質上有意義的活動的自然嘲諷一樣。然而，他的活動是不切實際的。他正在從能夠找到滿足的地方以外的某個地方尋求滿足。在他對未來的好東西的烏托邦式尋求中，他忽視了唯一能夠發現好東西的地方。由於他把當前的活動作為一種純粹的工具，使它變得空無意義。當未來來臨時，它最終只不過是另一個被貶低的現在而已。根據習慣和定義，未來仍然是達到某種尚未來臨之物的手段。而人性必定要使其要求得到滿足，因而，縱慾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依靠。通常，人們都會想出一種折中的辦法，通過這種辦法，一個人在工作時間裡就會接受為某一未來結果而活動的哲學；而在偶爾閒暇的時間裡，就通過習俗所認可的渠道去享受「精神性的」祝福與「理想性的」優雅。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財神的難題因而得以解決。這種情形例證了手段與目的相分離的具體意義，而這種分離又是理論與實踐、理智與習慣、預見與當前衝動相分離的理智反映。道德學家們已經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來表明，當意欲、衝動不顧後果和理性而被放縱時將會怎樣。但是，他們大多忽視了，一種認為理想和利益不是當前衝動與習慣的組成部分的理智所導致的相應的缺陷。這種理性的生活已經被專門化、浪漫化或成了一種沉重的負擔。這種情形體現了實現理智在行為中的地位這一難題之重要性。 然而，我們對理智在行為中的地位所作的全部解釋，都被指控為其本身就是一種浪漫式的、補償性的理想化。心靈的歷史是一種理智的記錄，它在事情發生之後多少有些不準確地記錄下所發生的事情。需要有預見性和指引性的心靈進行干預的這一危機，因注意力集中於偶然事件與不相關的事物而被忽略了。理智的工作是事後（post mortem）的工作。人們將指出，社會科學的興起已經增加了對所發生事情進行記載的次數。社會的事後剖析比通常所發生的事情要多得多。但是，無偏見的心靈將記載的一件事情就是：討論、分析與描述在改變事件的進程中是無能的。事件的進程毫不理會人們的注意力而走著自己的路。認為事物的這種狀況並沒有表明理智的無能，而是表明了人們所認為的科學並不是科學，這是一種太過輕率的回答，因而不是令人滿意的。我們必須求助於一些具體的事實，或者在形成學說的同時就捨棄它。 技術性的事務證明，探究、描述與分析的工作並不總是無效的。「全國性」的菸草連鎖商店的發展，管理良好的全國電話系統的發展，以及電燈工廠業務的擴展，都證明了對計劃的研究、反思與制訂在一些情況下的確決定了事件的進程這一事實。這一結果在工程管理與全國性的商業擴張中都可以看到。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這種潛能被限制在那些與更大的人類事務相區別而被稱為技術性的事務中。但是，就像我們應當做的那樣，如果我們尋求「技術」的定義，除了一種以循環的方式進行定義外，即那些在其中觀察、分析和理智的組織都是決定性因素的事務，就是技術性的事務，幾乎不能找到任何定義。我們更為廣泛的社會興趣與那些理智在其中是指引性因素的興趣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在社會興趣中，科學必定總是一位在問題解決之後才出場的遲到的來客，這個信念就是所得出的結論嗎？回答是否定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到目前為止，在重要的經濟事務、政治事務與國際事務中，我們還尚未擁有技術。條件的複雜性，使得技術發展道路上的困難變得更為艱巨。可以想像，這些困難永遠都不能被克服。但是，我們需要在發展出一種使理智成為一個居中調停的夥伴的技術和由事故、浪費與痛苦所支配的連續性之間作出選擇。 * * * [1] 感謝莫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所著的《歷史的社會解釋》（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