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行為 · 第十八章 善的獨特性

當這種把日常思慮等同於計算的心理學被清除後，我們將行為區分為兩個不同領域的原因就不存在了：一個是有利的領域，另一個是道德的領域。人們看到，在所有對行為的反思中涉及的只不過是一個問題：通過設計一種行動路線，把它們的所有意義都匯集到其自身之中，從而解決現在的麻煩並協調矛盾。對這種真正心理學的認識，也向我們揭示出善或滿足的本性。當各種不相容的衝動與習慣之間的衝突與矛盾終止於一種統一而有序的被釋放的行動時，善就是被體驗到的屬於這一活動的意義。這種人性的善就是一種以思想為條件的實現，它不同於一種動物本性——當然，就我們不思考而言，我們也是動物——偶然所遇到的快樂。而且，虛假的善和滿足與「真正的」善有真實的差別，並且有一種經驗上的檢驗方法來發現這種差別。在行為中終止了思想的那種統一，並不是一種真正的解決，也許只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妥協，是對這個問題的一種拖延。許多我們所謂的解決的本性均屬此類。或者，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它也許顯示出一種戰勝了對手的暫時的強烈衝動、一種通過壓迫或抑制而不是合作達到的統一。這些表面上的統一併不是事實上的統一，這種情形由事件或隨後發生的現象揭示出來。正是對邪惡選擇的一種懲罰，也許是主要的懲罰，使得作惡者越來越不能查明關於他自己的這些客觀啟示。 從性質上來看，絕不可能有兩次都一樣的善。善從未複製自身。它在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都是新鮮而不同的。它在每一次呈現中都是獨特的。因為它標誌著絕不可能自我重複的相互衝突的習慣與衝動的特殊而複雜的狀況之解決辦法。只有對於一種已經僵化到絲毫都不改變之程度的習慣，善才能兩次完全一樣地重現。然而，即便對於這種僵化的常規，相同的善竟然也沒有重複出現，因為善甚至都不會出現。根本不存在什麼意識，無論是好的意識還是壞的意識。僵化的習慣完全降低到了任何意義的水平之下。而且，既然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化的世界之中，那麼，這些僵化的習慣最終會使我們反對它們不適應的條件，所以它們會以災難而告終。 儘管功利主義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其優點是以一種不能遺忘的方式強化了如下這一事實，即道德上的善像所有的善一樣，是對人性的力量的滿足，是福祉與幸福。儘管邊沁（Bentham）粗魯而古怪，但他仍然具有不朽的聲望，因為他迫使本國人民意識到：「良心」，即道德問題上所運用的理智，常常不是理智，而是隱蔽的反覆無常、教條的武斷之言與既得的階級利益。良心只有在有助於減輕痛苦並促進幸福時，它才是真正的良心。然而，對功利主義的考察表明，把與理智相關的善看作是未來的快樂與痛苦，並把道德反思看作是對快樂與痛苦的數學計算，這種看法包含著巨大的災難。功利主義強調了這種善和理智的觀念與人性的事實之間的差別，而根據這種人性的事實，善與幸福就存在於活動的當下意義之中，並且它們取決於通過思想而引入活動中的比例、秩序和自由，因為思想找到了釋放和統一在另一方面是會相互衝突的要素的對象。 儘管功利主義合理地洞察到善的核心地位，並且熱情地投身於使道德變得更明智和更平等的人性活動中，但它為什麼會走上片面之路（因而引起了先驗的道德和教條的道德的強烈反對），對此的討論會使我們偏離主題而進入社會條件和先前的思想史中。我們能夠處理的，只有一個因素，即由經濟原因引起的理智興趣居支配地位。無論如何，工業革命必定賦予思想以新的方向。它通過控制和運用自然力量而著眼於改善此世的可能性，從而加速了從來世關注中的解放；它在工業和商業上，在有助於發明、創造、事業心和建構性能力的新社會條件上，以及在處理機械裝置而不是表象的非人格化的心靈習慣上，開啟了諸多神奇的可能性。但是，這些新的趨勢並不是在一個全新而空曠的領域中開始的，因為包含著原有制度和相應的思想習慣的背景仍然繼續存在著。這種新的運動之所以在理論上走入歧路，是因為先前已經確立起來的條件使它在實踐中偏離了方向。因此，新的工業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來的封建主義；只不過，它居於銀行而不是城堡之中，揮舞著的是信用支票而不是刀劍罷了。 一個古老的關於完全墮落的神學學說繼續存在於人性天生懶惰的觀念之中，而這種懶惰使人厭惡有用的工作，除非被對快樂的期望所賄賂或被對痛苦的恐懼所驅使。既然這成了行動的「動機」（incentive），人們就可以推導出，理性的職責不過是通過制定一種更加精確的利潤與損失的計算法來幫助找尋好處或收益。因而，根據幸福與商業的類比，商業是由金錢利潤指引的，並且以處理通過確定金錢單位表現出來的收支量的會計科學為指南，於是，幸福就被等同於最大化地獲得純粹的快樂。[1]因為商業事實上主要就是參照獲得收益和避免損失來完成的，當商業預見把未來的展望還原為確定的衡量形式，即美元和美分時，收益與損失就是按照金錢單位來計算的；而這種金錢單位被認為是固定的和同等的，而且完全是可以比較的，無論損失或收益是否發生。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一美元就是一美元；而且，從理論上說，商業貿易以及時間、精力和商品的一切費用與消耗，都能以美元的形式對它們作出精確的說明。如果把這一觀點概括為收益是所有行動的目標，概括為收益採取了快樂的形式，概括為確定的、可衡量的並完全可以被痛苦（或損失）單位所抵消的快樂單位，那麼，邊沁主義學派的有效心理學就在手邊。 現在，儘管我們承認記賬貨幣的方式使更精確地估計許多行為的後果得以可能，並且承認在日常事務中運用貨幣與賬單可以勝過運用理智，但在利潤與損失的商業計算和對形成什麼樣目的的思慮之間，仍然有著種類上的差別。這些差別中的一些是與生俱來和無法克服的，另外一些則是由現在以金錢利潤為指引的商業所致；因而，如果商業主要以滿足需要為指引的話，這些差別就會消失。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在後一種情況下，商業會計與正常的思慮之間的同化是如何發生的，因為這並不是把思慮和對損失與收益的計算等同起來；它會朝著相反的方向發生，會使會計與審計在找尋現在活動的意義時成為一種從屬性因素。計算會成為一種更精確而客觀地陳述未來結果的手段，因而它會成為使行動更加人性化的手段。它的功能就是在所有社會科學中的統計功能。 但首先，我們考慮的是對商業利潤與損失的思慮同對日常行為的思慮之間與生俱來的差別。人們已經注意到廣泛地運用理性與狹隘地運用理性之間的不同，後者看到的是一個固定的目的，而且僅僅是使思考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而前者把思慮中的眼前目的看作是嘗試性的，因而允許和鼓勵看到將改變這個目的並塑造一個新的目的與計劃所導致的後果。當前，商業計算顯然是那種對理性的狹隘運用，它認為目的是理所當然的，因而不去思考這一目的。這就像一個人作出了最終的決定，比如說去散步，因而僅僅思考怎樣去散步的情況一樣。他視野中的目的已經存在了，這一目的是不容置疑的；而不確定的是，在這種徒步旅行和那種徒步旅行之間，哪一種比較有利。思慮並不是無約束的，而是受某一先前的思慮所得出的決定或其他無需思考的常規所確定的決定的限制而出現的。然而，假定一個人懷疑的不是走哪條路，而是散步還是與一位朋友待在一起，這位朋友作為一個同伴已經因連續的限制而變得易怒和無趣。功利主義的理論認為，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兩種選擇在性質上仍然是相同的，屬於同一種類；它們的唯一差別是一種量上的差別，即快樂多或少的差別。所有欲望與傾向，所有習慣與衝動，在性質上都是相同的，這一假定等於宣稱：在它們之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或重大的衝突；因而，沒有必要去尋找把它們統一起來的目標和活動。這就是在含蓄地宣稱，不對任何衝動或習慣的意義進行真正的懷疑或懸置。它們的意義是現成的，是固定的，即快樂。唯一的「難題」或懷疑就是所涉及的快樂（或痛苦）的數量問題。 這一假定確實與事實相悖。引起反思的情形，其令人傷心之處在於如下事實，即我們真的不知道正在迫切要求去行動的趨向的意義。我們不得不去尋找和試驗。思慮是一種發現的活動。衝突是劇烈的：一種衝動以一種方式帶我們進入一種情形之中，而另一種衝動則以另外一種方式帶我們達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客觀結果。思慮並不是試圖通過把相反的性質還原為其中的一種性質而消除這種相反對立。思慮試圖在它的全部範圍與關係中揭露出這一衝突。我們想弄清楚的是，每一種衝動和習慣之間的差別是怎樣的；並通過查明它們使我們走上的不同路線、它們形成和培養的不同傾向、它們使我們陷入的不同情形，揭示它們在性質上的矛盾之處。 簡言之，在任何重大的思慮中，實際上利害攸關之事不是量上的差別，而是一個人要變成哪種個人、他要塑造哪種自我以及他正在創造的是哪種世界。這在關鍵性的決定中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因為這些決定使生活的路線投入完全不同的渠道之中，使生活的模式也變得完全不同，並根據這種選擇或那種選擇而使生活的模式具有不同的風格。對於是成為一名商人還是一名教師、一名醫生、一名政治家的思慮，並不是一種數量上的選擇；這恰恰就如顯現的那樣，是一種彼此相互衝突的職業選擇，而在每一種選擇中都會涉及確定的包容性與否定性。這種職業上的差別，包括一種自我構成、思想與情感習慣的構成以及向外行動的構成上的差別。與這種差別相伴而來的，是在所有未來的客觀關係上的深刻差別。我們不太重要的決定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強烈程度和範圍上有差別。我們的世界並不是明顯地依賴於這些決定中的任何一個；但是，把它們放到一起，就構成了這個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有意義的世界。關鍵性的決定只能是一種對各種微不足道的選擇所累積起來的力量的揭露。 因此，唯一的問題在於：把錢投資於這種債券還是那種股票的思慮，與首先要決定所從事的活動種類的思慮之間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在前一種情況下，確定的數量計算是可能的，因為不必非得作出行動的種類或方向上的決定。這個人將會是一名投資者，無論這種決定是通過習慣的持續還是通過先前的思慮作出的，它都已經被決定好了。嚴格意義上決定中的、行動路線中的以及自我的種類中的重要之事完全沒有開始，它還沒有被討論到。把所有判斷行動的情況都還原為這種簡化的、相比較而言不太重要的數量計算的情況，就會漏掉思慮的全部要點。[2] 指出關於金錢收益的商業計算從不關心經驗中的直接運用，這只是在以另外一種方式敘述同一件事。同樣，商業計算根本不是對善或滿足的思慮。那種決定把商業活動置於所有其他任何要求之前，置於家庭、國家、藝術或科學活動之前的人，確實對滿足或善作出了一種選擇。但，他是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商人來這樣做的。另一方面，當商業利潤自然增長時（除了把它投資於同樣的事業中），如何處置商業利潤之類的事情根本沒有成為嚴格的商業思慮中的一部分。人們僅僅在商業利潤的用途中發現了善或滿足，而這種用途是不確定的，並需要視進一步的思慮而定，或者有待於常規性的習慣去決定。我們不吃錢，不穿錢，不娶錢，也不需要聆聽來源於金錢的音樂曲調。如果一個人偶爾寧願要較少的錢而不是更多的錢，那麼，這並不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所致。換句話說，金錢利潤本身總是嚴格意義上的工具，因此按照數量多少來發揮效用就是這種工具的本性。我們在對它作出選擇的時候，並不是在作出一個重大的選擇，即不是作出一種目的上的選擇。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某種不正常的且嚴格說來不可能存在的純粹手段，即完全與目的分裂的工具這種東西。我們也許會以抽象的方式去審視經濟活動，但這種抽象本身並不存在。商業理所當然地認為，它的結果將投入非商業的用途之中。人們在非金錢的和非經濟的活動中，發現了經濟活動的刺激因素（在商業意味著從屬於貨幣計算的活動這種意義上）。從經濟行為本身來看，它並沒有彰顯出滿足的本性及其與理智的關係，因為滿足的全部問題要麼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要麼被理智所忽視。只有當賺錢本身被視為一種善時，它才顯示出任何與這一問題相關的東西。當人們如此看待賺錢時，這就不是一個關於未來收益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現在的活動及其意義的問題了。於是，商業就變成了一種為其自身之故而進行的活動。它成了一種事業，成了一種連續不斷的職業；而在這種職業中，培養的就是勇敢、冒險、競爭的素質，戰勝競爭對手，獲得引人注目和令人欽佩的成就，運用想像、專業知識、預見和綜合的技能，以及對人與物的管理等。在這種情況下，當它在其本身中綜合了現在被預測到的、源於理智行動的未來後果時，就成為我們對善或幸福所作的評論之例證。這一難題關注的，就是這種善的屬性。 簡而言之，把其他活動同化到經濟活動的模型（它被定義為一種有意去追求收益的活動）中的企圖，會顛倒事實的狀態。把「經濟人」定義為一種投身於精明地追求收益的生物，這在道德上可能會引起反對意見，因為這樣一種人的觀念在經驗上有悖於經驗事實。對金錢收益的熱愛，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有力的事實；但這一事實及其重要性是具有社會本性而非心理本性的事情。這不是一個可以用來解釋其他現象的首要事實。它依賴於其他的衝動和習慣，表現並組織這些衝動和習慣的用途。我們不能用它來定義欲望、努力和滿足的本性，因為它體現出一種被社會所選擇的欲望與滿足類型。它像越野賽馬、收集郵票、謀求政治職位和對天空進行天文觀測一樣，提供了一種特定的欲望、努力和幸福的實例。而且像那些活動一樣，它也根據它在發展的活動體系中所占的地位而受到審查、批判和評價。 人們之所以如此容易以及對特定目的而言如此有用地選擇經濟活動，並單獨對它們進行科學探討，其原因在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是商人，這些人的習慣可以或多或少被猜到。他們作為人，具有被社會風俗、社會期望和社會讚頌影響的欲望和職業。收益將被投入其中的那些用途，也就是說，它們作為因素而成為其組成部分的當前活動計劃之所以被忽視，只不過因為它們是如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於當下的現實之中。家庭和教會的支持、仁慈的善行、政治影響、駕駛汽車、對奢侈品的支配、自由運動，以及得到其他人的尊重，一般而言都是一些明顯與經濟活動相適應的活動。由這些活動所構成的情境，就成了經濟活動的真正組成部分和意義。實際上，一旦經濟活動被從其餘的生活中分離出來，那麼，計算收益的追求就絕不是它被認為所是的樣子，因為實際上恰恰由於有一種包含科學的、法律的、政治的和家庭的條件的複雜社會環境，它才成為其所是的樣子。 某種悲劇性的命運似乎與所有的理智運動相伴隨。有不少批評者認為，功利主義的悲劇就是誇大了理性思考在人的行為中的作用；它假定了所有人都被有意識的思考所驅使，並且所有真正必須做的事就是要充分地啟發這種思考過程。因此，它就會反對存在一種揭示人們不是被思想而是被本能和習慣所驅使的更好的心理學。所以，一種部分合理的批評，會被用以隱瞞我們應該從中了解某種東西的功利主義這一因素；也會被用以培養一種相信衝動、本能或直覺的反啟蒙主義學說。功利主義者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誇大反思和理智在行為中的專門職責。功利主義所犯的錯誤不在這裡，而在於是什麼構成了反思與思慮的錯誤的概念。人們沒有被利己的思考所驅使，人們也不是善於判斷其利益在何處的法官，然後再根據這些判斷去行動，這個事實不能被完全轉變為以下這種信念，即在行為中對後果的思考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事實上，就它是微不足道的而言，它表現了文明的基本特徵。的確，我們可以把這一假定作為可靠的出發點，即衝動和習慣而非思想，是行為中首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的結論是：需要比培養思想更重要。功利主義的錯誤不在於此，而在於對思想和思慮是什麼以及做什麼的錯誤觀念之中。 * * * [1] 關於功利主義的快樂計算法的解釋模式這種提法，我要感謝衛斯理·米切爾博士（Dr. Wesley Mitchell），參見他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18卷）上的文章；也可以比較他發表在《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33卷）上的文章。 [2] 據我所知，斯圖亞特（H.W. Stuart）博士是在他的《邏輯理論研究》（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中指出經濟評價與道德評價之間具有這種差別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