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能達到的境界 · 第十四章　社會和個人的協同作用

我想用這一章來紀念魯思·本尼迪克特，她於1941年在布爾茅爾學院的一系列演講中提出並發展了協同的概念。這個概念並不被人熟知，主要是因為她的手稿丟失了。當我第一次讀到這些演講的文字時，我震驚地發現她給我的複寫本竟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份。我擔心她不會將它出版——她似乎並不太在乎它是否被出版。我還擔心它會丟失。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有充分理由的。她的經紀人瑪格麗特·米德找遍了她所有的文件和論文，但始終未能找到她的手稿。我讓人儘可能地將複寫本中的內容整理出來。這些摘錄將很快出版[21]。在本章中，我將只使用引用一部分。 協同作用的發展和定義 魯思·本尼迪克特試圖在人生的最後幾年克服和超越文化相對論的學說，因為她的名字被錯誤地與文化相對論聯繫起來。我記得她對這個身份非常惱火。她覺得她的《文化模式》本質上是一篇整體論的論文，書中傳達的觀點是整體而非原子主義的，她試圖用自己詩意的方式來描述社會，用一種感覺、一種味道和一種基調來描述社會。 在我1933年至1937年學習人類學期間，情況是這樣的：人們認為文化是獨特的、與眾不同的。沒有科學的方法能用來理解文化，也沒有歸納文化的方法。文化似乎各不相同。除了從內部挖掘，你無法總結出有關任何文化的任何內容。本尼迪克特一直在努力取得比較社會學上的成就。它以一種直覺的方式出現在一個女詩人的面前。作為一名科學家，她不敢在公共場合說這些話，因為這些話是規範的、複雜的，而不是「酷」的，這些話只能在喝下馬提尼酒後說，不能在出版物上發表。 發展。正如她所描述的，她在巨大的新聞紙上寫下了她所了解的關於四組文化的一切，她選擇這些文化是因為她覺得它們與眾不同。她有一種直覺，一種感覺，她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就像我以前在筆記里寫的那樣。 每組文化中，有一個是焦慮的，而另一個則不是。一個是粗暴的（這顯然是個不科學的詞），生活於這種文化的人性情乖戾，她不喜歡，而另一個文化下的都是友好的人。她提到，當面臨戰爭威脅時，不同的文化會呈現出士氣低落和士氣高漲兩種情況。在同一組文化中，一個文化充滿了仇恨和攻擊，而另一個文化包含友愛。她不喜歡的四種文化有什麼共性，她喜歡的四種文化又有什麼共性？她試探性地將這些文化分為不安全的和安全的兩類。 那些好的、安全的、她喜歡的、吸引她的文化，包括祖尼人、阿拉佩什人、達科他人，還有愛斯基摩人中的一支（我忘了是哪一支了）。而我自己的實地工作（未發表）則將北部的黑腳人作為一種安全的文化添加了進來。那些令人討厭的、乖戾的、使她感到害怕的是楚克奇人、奧吉布瓦人、多布人和瓜求圖人。 她不斷嘗試概括這些文化，使用了所有當時可用的標準用詞、所有你能想到的詞。她根據種族、地理、氣候、面積、財富和複雜程度對它們進行了比較。但是這些標準並沒有發揮作用：安全的文化中各方面都是相通的，不安全的文化里各方面卻沒什麼可比性。在這種沒有邏輯、無法分類的情況下，她就根本無法進行整合。她問道，哪些文化容易出現自殺，哪些不會？哪些文化允許一夫多妻，哪些不允許？哪些文化是母系的，哪些是父系的？哪些文化傾向於建大房子，哪些建小房子？這些分類原則都不起作用。 最終起作用的是我只能稱之為行為的功能而不是顯性行為本身的那個因素。她意識到行為不是答案，她必須尋找行為的功能，它的意義，它試圖表達什麼，它表達了什麼性格結構。我認為，正是這種跳躍引發了人類學和社會理論的一場革命，為比較社會學奠定了基礎：這是一種比較社會並將其放在一個連續統上的技術，每個社會都不再被看作是獨特的和獨立的。以下是她的手稿： 以自殺為例。自殺一再被證明與社會環境有關；自殺率在某些條件下上升，在某些條件下下降。在美國，自殺是心理災難的一個標誌，因為自殺被認為是一種割斷一個人不再能夠或願意處理的困境的行為。但是被列為文化共同特徵的自殺，在某些其他文化中可能是一種具有非常不同意義的行為，在這些文化中自殺十分普遍。在從前的日本，戰敗武士自殺是光榮的行為；這是一種將榮譽置於生命之上的行為——在武士道中，榮譽就是人的一切。在原始社會，自殺有時是一個妻子、姐妹或母親在奢侈的哀悼中承擔的最後的愛的義務；它是對至親之愛的再肯定，認為愛高於生命中其他一切事物，當至親死亡時，生命就不再有意義。這是這樣一個社會的最高道德準則，自殺是對理想的最終肯定。另外，一些部落中的自殺觀念是：「死在別人家的門前」，也就是說，自殺被視為一種用來報復傷害過他或對他懷恨在心的人的可接受的方式。在存在自殺行為的原始部落中，這種自殺行為是一個人對抗另一個人最有效的，有時也是唯一的一種行為，而且它與其他文化中的法律行為相一致，而不是我們已經提到的任何一種自殺行為。 定義。本尼迪克特最終選擇了「高度協同」和「低度協同」這兩個概念，而不是「安全」和「不安全」。這兩個概念不那麼規範，但更客觀，也不太容易受到個人理想和品位的投射。她對這些術語的定義如下： 有沒有與高攻擊性相關的社會條件或者與低攻擊性相關的社會條件？我們所有的實地調查計劃所能達到的程度，都取決於它們的社會形式能提供多大的互惠領域，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那些以犧牲他人利益的行為和目標……從所有比較的材料中，得出的結論是，非侵犯性的社會的社會秩序中，個人能夠通過同樣的行為，同時為自己和群體的利益服務……在這些社會中，非侵犯行為的發生並不是因為人們不自私，將社會義務置於個人慾望之上，而是因為社會安排使得這兩者能夠在目標上實現一致。從邏輯上考慮，生產——無論是種植山芋還是捕魚——都符合總體利益的要求。如果沒有人扭曲這樣一個事實，即每一次收穫、每一次捕撈都會增加村莊的糧食供應，那麼一個人就可以成為一個好農夫或漁夫，也可以成為一個社會捐助者。他和他的夥伴都會獲利…… 我想談談低協同作用的文化，其中社會結構提供相互對立和作用力方向相反的行為；以及高協同作用的文化，它提供相互強化的行為……我曾談到過具有高社會協同性的社會中，其制度能確保不同事業都能讓彼此獲益；低社會協同性的社會中，一個人的利益需要靠征服他人來獲得，而大多數沒有獲勝的人必須儘可能地轉變[加粗的字是我想強調的內容]。 具有高協同性的社會，其社會制度的建立是為了超越自私和無私、自私和利他的極性，在這種極性中，自私的人必然會為自己謀求回報。而具有高度協同性的社會是一個以德報德的社會。 我想談談高度協同和低度協同的一些表現和不同方面。我用的是我25年前的筆記上的內容；此處我必須道歉，因為我不知道哪個是本尼迪克特的觀點，哪個是我自己的想法。多年來，我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這個概念，並且將兩個觀點進行了融合。 原始社會的高度和低度協同作用 財富的虹吸與匯集。關於經濟制度，本尼迪克特發現，公開的、膚淺的表面價值之類的東西（比如社會是富是窮等）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安全的、高度協同的社會擁有她所說的財富分配虹吸系統，而不安全的、低度協同的文化擁有的是她所說的財富分配漏斗機制。我可以簡單地總結一下漏斗機制：漏斗機制是一種社會安排，保證財富吸引財富，擁有財富的人被給予，沒有財富的人被剝奪，貧窮使人更加貧窮，財富使人更加富有。相反，在安全、高度協同的社會中，財富往往分散開來，從高位流向低位。它往往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從富人流向窮人，而不是從窮人流向富人。 虹吸機制的一個例子是北部黑腳印第安人在太陽舞儀式上的「贈予」。在這個儀式上，部落的所有成員聚集在一個大圈子中。部落里的富人（富人是指那些努力工作並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人）會積攢成堆的毯子、食物、各種各樣的包裹，有時還會積攢一些使他們看起來非常可憐的東西——我記得是幾箱百事可樂。富人們將在過去的一年裡所能積攢的財產都堆了起來。 我想起了一個我見過的人。在儀式的某個時刻，按照平原印第安人的傳統，他昂首闊步，吹噓他的成就：「你們都知道我做了這麼多的事情，你們都知道我是多麼聰明，多麼善於飼養牲畜，多麼善於務農，因此我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然後，他做了一個非常尊貴的手勢，一個非常驕傲但又不讓人感到屈辱的手勢，把這筆財富給了寡婦、孤兒、盲人和病人。在太陽舞儀式結束時，他將所有的財產都給予了出去，讓自己除了衣服以外一無所有。通過這種協同的方式（我不評價這是自私還是無私的，因為很明顯這已經超越了極性），他將自己擁有的一切贈予他人，這一過程已經證明他是一個很棒的男人，是一個有能力、有智慧、強壯、勤奮、慷慨並因此而富有的男人。 我記得當我剛進入社會，試圖找出誰是最有錢的人，卻發現富人一無所有時，我感到十分困惑。當我問居留地的白人長官誰是最富有的人時，他提到了一個印第安人都沒有提到過的人，也就是說，這個人在賬面上擁有最多的存貨，擁有最多的牛和馬。當我回到我的印第安線人那裡，問他們關於吉米·麥克休和他所有的馬的情況時，他們輕蔑地聳了聳肩：「不過是守財奴。」他們根本不願承認他是最富有的人。他們認為受愛戴的酋長才是「富有的」人，儘管他已經一無所有。在這個部落中，這種美德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回報呢？那些在形式上慷慨大方的人是部落中最受欽佩、最受尊敬和最受愛戴的人。這些人給部落帶來了好處，是他們引以為豪的人，是溫暖他們心靈的人。 換句話說，如果這個慷慨的酋長發現了金礦或偶然發現了一堆財富，部落里的每個人都會因為他的慷慨而高興。如果他是個吝嗇的人（這種情況在我們的社會中很常見），那麼情況就會像我們的朋友突然獲得巨額財富那樣，這容易使他們與我們對立起來。在類似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制度會滋生嫉妒、妒忌、怨恨、距離，最後可能發展成真正的敵視。 在本尼迪克特列舉的財富分配虹吸體系中，這種贈予是其中一種。另一種是禮儀上的款待：在許多部落里，富人會讓他所有的親戚來做客，好好款待他們。此外，還有慷慨、互惠關係、分享食物的合作技巧等。在我們的社會，我認為分級收入和財產稅也能形成某種虹吸機制。理論上，如果一個富人的財富增加了一倍，這對大家都有好處，因為增加的財富有很多都進入了國庫。（我們暫時假設它將被用於公共利益）。 漏斗機制則包括過高的租金、高利貸（我記得，夸扣特爾利率是每年1200%；相比之下，海濱的利率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奴隸勞動和強迫勞動、剝削、攫取暴利、對窮人比富人徵稅更多，等等。 我想你們可以領會本尼迪克特關於這個制度的主旨、效果或機制的觀點。贈予金錢本身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行為。我認為在心理層面上也是如此。許多心理學家沒有意識到，行為既是對心理的一種防禦，也是心理的一種直接表達。行為是一種隱藏動機、情感、意圖和主旨的方式，也是揭示它們的一種方式，因此絕不能只看表面價值。 使用和所有權。我們也可以看看所有權與財產實際使用的關係。我的翻譯英語說得很好，他曾在加拿大上過學，受過大學教育，因此他是富有的：在這種部落里，智力與財富的關係非常密切，即使在我們看來也是如此。他是部落里唯一擁有汽車的人。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他幾乎不怎麼用他的車。人們會過來問：「泰迪，你的車鑰匙呢？」這時他就會把鑰匙遞過去。據我所知，替他使用那輛車意味著替他付油錢、修理輪胎、拯救那些在保留地里束手無策的人，等等。這輛車屬於任何需要它的人，任何可以提出要求的人。很明顯，他擁有整個部落唯一一輛車的事實是值得驕傲的，值得快樂和滿足的，不會引起別人的嫉妒、惡意和敵意。其他人也對他擁有一輛車這個事實感到高興，如果有五個人都擁有車而不是只有一個人擁有車，他們也會很高興。 給人安慰與令人恐懼的宗教。協同作用的區別也適用於宗教機構。你會發現，在安全的、高度協同的社會中，與神、鬼魂、超自然有關的人都是相當仁慈的、樂於助人的、友好的，有時甚至會以一種被我們社會中的一些人稱為褻瀆的方式行事。例如，在黑腳人中，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私人神靈。這個他可能在山上的幻象中看到的鬼魂，實際上可以在撲克遊戲中被召喚出來。這些個人的神靈給人以極大的安慰，個人完全可以叫停比賽，走到一個角落裡，和他的神靈商量一下，決定要不要和棋。與此相反的是，在不安全或低協同作用的社會中，神、超自然的人和鬼魂都是無情的、可怕的。 1940年左右，我以一種非常不正式的方式和布魯克林學院的一些學生探討了這種關係。在我設計的一份問卷中，有幾十個年輕人被我評估為安全或不安全的。我以正式的方式問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個問題：假設你從睡夢中醒來，不知怎麼地感到神要麼在房間裡，要麼在看著你，你會有什麼感覺？安全的人傾向於感到安慰和受到保護，而沒有安全感的人會感到恐懼。 往大一點說，你可以在安全或不安全的社會中找到類似的東西。西方對復仇之神和憤怒之神與愛之神對立的觀念表明，西方的宗教文獻是由你可以稱之為安全的和不安全的宗教混合而成的。在不安全的社會中，擁有宗教權力的人通常會利用宗教權力來獲得某種私利，我們稱之為自私的目的；而在安全的社會裡，比如祖尼人的社會，宗教權力是為了帶來雨水，讓莊稼更好，給整個社會帶來好處。 這種對比的心理政治主張或結論可以通過祈禱的風格、領導的風格、家庭關係、男女關係、有關性的措辭、情感紐帶的風格、親屬關係、友誼等來區分。如果你對這種差異有感覺，你就應該能夠準確預測你能在這兩種社會中得到什麼。我想再加上一個我認為有點出乎意料的觀點。高度協同的社會都有消除羞辱的技巧，而低度協同的社會則都沒有。在後者中，生活充滿了羞辱、尷尬和傷害。在本尼迪克特研究的四種不安全的社會中，恥辱總是令人痛心，綿延不絕，好像永遠都不會結束；而在安全的社會裡，有一種方法可以結束恥辱，也就是還清債務，從而讓你解脫。 當今社會的高度和低度協同作用 你現在一定已經意識到，我們自己的社會是一個混合協同的社會。我們有高度協同和低度協同的制度。 例如，我們的慈善事業中具有廣泛的高度協同作用，這在許多其他文化中根本不會發生。我們的社會擁有非常慷慨的文化，而且通常是非常友好，非常安全的。 然而，我們的社會中顯然也有一些制度使我們相互對立，使我們成為必然的競爭對手，使我們陷入必須為有限數量的商品而打架的境地。這就像零和遊戲，一方是贏家，另一方必然是輸家。 也許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熟悉的例子來說明：大多數大學使用的評分系統，尤其是按照曲線評分的系統。我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情況，這種情況讓我很清楚被置於與我的兄弟們對抗的境地是什麼感覺，他們獲益意味著我受到了傷害。假設我的名字以Z開頭，成績按字母順序排列，又假設只有6個人能得到A。在這時，我必須坐在那裡，希望在我之前的人得不到好的成績。每次有不好的成績出現對我來說都是好事。每次有人得到A對我來說都很是件壞事，因為這降低了我得A的機率。在這種情況下，我甚至可能說出「我希望他死掉」這樣的話。 這種協同原理非常重要：它讓比較社會學有了開闢一種超現實價值體系的誘人可能性，通過它，我們就能評價一種文化及其相關的一切；它還為烏托邦理論提供了科學基礎，更為其他領域更技術化的社會現象提供了科學基礎。 在我看來，心理學家，尤其是社會心理學家大多還沒有意識到，在一個甚至還沒有起好名字的領域裡，正在發生著偉大而重要的變革——這一領域我們暫且可以稱之為組織理論，工業的社會心理學或者企業、商業的理論。對大多數對這一領域感興趣的人來說，麥格雷戈（McGregor）的《企業的人性面》是一本入門讀物。我建議你們看看他所說的社會組織的Y理論層面，並將其作為高度協同的一個例子。它說明了無論是在商業中，在軍隊中，還是在大學中安排社會制度的可能性。在這樣一種組織中，每個成員相互配合，就必然會成為同事和隊友，而不是競爭對手。在過去的幾年裡，我一直在研究這樣的企業，我向你保證，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將它描述為高度協同或安全的社會組織。我希望這些新型的社會心理學家能夠嘗試使用本尼迪克特的概念，來仔細對比這樣的組織與秉持「好東西是有限的」和「如果我得到更多，你得到的就會更少」的信條的組織。 我還想推薦你看看利克特（Likert）的新書《管理的新模式》，這本書對我們可以稱之為工業組織協同作用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廣泛而細緻的研究。在書中，李克特甚至還討論了他所稱的「影響力餅狀圖」，試圖闡述一個不好理解的悖論，即優秀的工頭、好的領導者和在現實中獲得更多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放棄權力。你如何解釋你給予的權力越多，你擁有的權力就越多的現象呢？李克特對這個悖論的處理很有趣，因為你可以看到一個西方人的思維在一個不太「西方」的概念中掙扎。 我想說，如果知識淵博的人不與協同的概念和平相處，那麼今後就不可能建立烏托邦。在我看來，任何烏托邦，或者優心態社會（我認為這個名字更合適），都必須有一系列高度協同的制度作為基礎之一。 個人的協同作用 自居作用。協同的概念也可以應用於個人層面，即兩個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我給高度的愛的關係下了一個很好的定義，即「存在之愛」（見《存在心理學》）。愛被刻畫得千差萬別，比如你的興趣就是我的興趣、兩種基本需要合二為一、你長了雞眼我的腳就不舒服了或是我的幸福建立在你的幸福之上等。人們給愛下的大多數定義都暗含這種自居作用。但這也是高度協同的概念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即兩個人以某種方式安排了他們的關係，使一個人的優勢能夠成為另一個人的優勢，而不是一個人的優勢壓倒另一個人的優勢。 最近對美國和英國在經濟上處於較低階層的人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研究描述了他們所謂的剝削關係，它顯然是一種低協同作用的關係。這些家庭總是有著諸如誰在家裡當家、誰是家長、誰更愛誰，結論是誰愛得多誰就會上當受騙，或者註定會受到傷害，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低協同性的陳述，暗示了好處的量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 我認為認同的概念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外還有其他來源，他們站在這個新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也許我們可以說，愛可以被定義為自我、人以及身份的擴展。我想我們都和孩子、和妻子或丈夫、和我們非常親近的人有過這樣的經歷：你有一種感覺，尤其是對無助的孩子，你寧願自己咳嗽也不願讓對方在夜裡咳嗽。孩子咳嗽比你自己咳嗽更難受。你更強壯，因此，如果咳嗽的是你，情況會更好些。很明顯，這是兩個實體之間的心理皮膚的融化。我認為，這是認同概念的另一個方向。 自私—無私的二分法的融合。在這裡，我想跳過本尼迪克特。她似乎經常談論直線連續體、極性、自私—無私的二分法。但對我來說，很明顯，她明確地暗示了一種對嚴格的二分法的超越，在格式塔的意義上創造了一種高級的統一，這似乎證明了二分法實際上只不過是還沒有發展到足夠的統一。對於高度發展的、精神健康的、自我實現的人來說——隨便你怎麼稱呼他們，你會發現他們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無私的，但在其他方面也是非常自私的。那些知道弗洛姆關於健康和不健康自私的研究，或者阿德勒關於「社會責任感」研究的人，會明白我的意思。某種程度上，極性、二分法、一個增加另一個就得減少的假設都消失了，它們會融合。現在我們得到了一個概念，但還沒有發明出合適的詞來形容它。從這個觀點來看，高度的協同作用可以代表對二分法的超越，將對立的事物融合成一個單一的概念。 認知與聯想相結合。我發現協同的概念對理解人的心理動力學很有用。有時這種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比如把人體內的整合看作高度協同作用，而把普通病理上的精神分裂看作低度協同作用，例如一個被撕裂和反對自己的人。 在對各種動物物種和嬰兒關於自由選擇的各種研究中，我認為可以藉助協同理論進一步完善理論。我們可以說，這些實驗證明了認知與聯想的協同作用或融合。在這些情況下，可以這麼說，頭腦和心靈、理性和非理性說的是同一種語言，我們的衝動將我們引向一個明智的方向。這同樣適用於坎農（Cannon）的內穩態概念，他稱之為身體的「智慧」。 有些情況下，特別焦慮、沒有安全感的人會傾向於認為他們想要的東西肯定對他們有害。味道好的東西可能會讓人發胖。明智或正確的事情，或你應該做的事情，很可能是你必須激勵自己去做的事情。你必須強迫自己去做，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假設，即我們所希望的、所渴望的、所喜歡的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好的、不正確的。但相反的是，對食慾和其他自由選擇的事物的實驗表明，我們更有可能享受對我們有益的東西，至少在相當好的條件下，相當好的選擇者會這樣做。 最後，我將以弗洛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話來結束我的發言：「疾病本質上就是想要對我們不利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