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高貴與卑劣 · 論雄辯

那些思考人類在歷史上表現出來的各種時代及其革命變革的人，愉快地看到充滿歡樂和各種變化的情景，也驚奇地看到不同時代巨大變化所引起的同樣引人注目的種種風貌、習俗和意見。不過，無論如何在政治史里，我們可以看到比學術史、科學史里要大得多的一致性；同一個時代的戰爭、談判和政治，比起人們在趣味、才智和思辨原理方面的類似程度要大得多。利益和野心、榮譽和羞辱、友誼與敵對、恩惠和報復，是一切公共事務的原動力；這些感情都有一種非常難以駕馭而又難以探尋的本性，同那些容易由教育和事例來改變的感情和理智不同。哥特人在鑑賞力和學術上比羅馬人要差得多，但在勇敢和美德上卻並非如此。 但是，如果我們拿來比較的民族差別不大，就能觀察到人類學術的晚近階段在許多方面同古代有一種相反的特徵。如果說我們在哲學上比古代強，那我們不論還有多少精緻的東西，在雄辯上還是遠不如古人的。 在古代，人們認為任何天才的作品都比不上對公眾發表演說那麼偉大，那麼需要多方面的才華與能力。有些傑出的作家被認為有才能，但是甚至偉大的詩人或哲學家同善於演說的人相比也還是被看作略遜一籌。無論希臘或羅馬都產生了一種成熟的演說家，可是儘管別的著名演說家得到了種種讚揚，他們在同具有偉大典範的雄辯家相比時仍然相形見絀。仔細觀察一下就能看到，古代的評論家幾乎從不認為任何時代的兩個演說家在水平上完全相等，值得給予同等程度的讚美。卡爾弗斯、凱利烏斯、庫利奧、霍滕修斯、愷撒，一個超過一個，但是這時代最偉大的還是比不上西塞羅，他才是羅馬前所未見的最善於雄辯的演說家。善於鑑賞的評論家說，羅馬和希臘的演說家在雄辯上超過了前人，不過他們的藝術仍遠不完善。雄辯藝術是無止境的，不僅超出了人類已有的能力，而且超出了人類可以想像的程度。西塞羅對他自己的作品不滿意，甚至對狄摩西尼 的也不滿意。他寫道：「浩瀚無垠的藝術啊!我(的聽覺)對你的仰慕多麼如痴如狂，多麼思念渴望。」 在一切文雅有學問的民族裡，唯有英國已經有了一個受人民歡迎的政府，它容許很多人進入議會擔當立法者的工作，從而可以認為它會處於雄辯的支配之下。可是英國在這方面有些什麼可以誇耀的呢?讓我們數數在我國享有盛名的偉大人物。不錯，我們出了詩人和哲學家，這使大家都非常高興，但是有什麼演說家值得一提呢?我們在哪裡能找到他們天才的不朽作品呢?確實，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一些人物指導過我們議會的決議，可是無論他們本人或別人都沒想到應當花點氣力把他們的演說詞保存下來；而且他們的權威，好像都是藉助於他們的經驗、智慧乃至權力來建立的，較少憑藉他們的演說才能。現在上下兩院裡有半打以上的發言人，他們在評述公共事務的時候，有些神氣、聲調頗近於雄辯，但是沒有人認為他們比其他人強。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個確實的證據，說明他們之中還沒有一位在雄辯藝術上超出平庸的水準，他們的雄辯沒有喚起心靈中莊嚴崇高的情感和能力，只不過憑著普通的才能稍稍運用了雄辯術。倫敦眾多的木匠能造出同樣好的桌椅，可是沒有一位詩人能寫出像蒲柏 那樣傳神的優美詩句。 我們知道，當狄摩西尼演說時，才智之士從希臘最遙遠的各個地方聚集到雅典來，好像參加世界上最值得慶賀的盛典。在倫敦，你可以看到人們在辦事機關里耗光陰，最重要的爭論都在上、下兩院進行；可是許多人都沒有想到，要是他們有著名演說家的雄辯可聽，那麼不吃午飯是完全值得的。在老西伯 演出時，那些戲迷的激動，比聽到我們首相面臨攻擊彈劾時所用的辯護詞在感受上甚至會更強烈些。 一個人即使不熟悉古代演說家留下來的高尚作品，只要稍有接觸與印象，也能評判古人的雄辯在風格和特色上無限優於現代演說家。在運用抑揚頓挫、鏗鏘有力的藝術手法上，高貴的狄摩西尼受到昆體良 和朗吉努斯 的許多讚揚。他在談到喀羅尼亞戰役 失敗時慷慨陳詞道：「不，我的同胞們;不，你們沒有錯。我以英雄們的英靈起誓，他們為了同樣的理由而戰，英勇犧牲在馬拉松 和普拉蒂亞 的原野上。」 可是我們的穩健平靜的演說家們，在運用這種藝術上顯得多麼滑稽可笑啊!西塞羅的演說何等豪放雄渾富有詩意，他在用最悲壯的語言描寫了一位羅馬公民所受的苦難之後寫道：「這恐怖的情景，我要描寫出來，羅馬公民聽了誰能忍受?不，不僅你們不能，我們國家的盟友們不能，那些聽到過羅馬英名的人們不能，甚至一切人類都不能忍受，只有殘忍的野獸才能。啊，要是我站在荒漠孤寂的原野上，把我的言語向群山和巨岩傾訴，就是這些自然界裡最粗獷、最不通人性的東西，我也確信它們會為這個故事所動，感到恐怖和憤怒。」 試問，現在有誰還能保持這樣的文採風度?這種文句所洋溢的雄辯光彩給它多大的魅力，引起聽眾何等的印象!它需要有多麼崇高的藝術水平和卓越才能，憑藉多麼豪放過人的感情!它點燃了聽眾心中的火焰，使他們同演說者一起處於強烈的激情和高尚的思考之中;而具有這種效果的奔放的雄辯，又是由多少人們看不見的精心推敲造成！要是這種感情在我們看來顯得有些過分，有如它有時表現出來的那樣，那至少也能使我們對古代雄辯的風格得到一個概念，由於它那種整體的宏偉氣概，我們對這類過分的渲染也不致產生反感。 與這種思想和表現力的熱情相一致，我們可以看到古代雄辯家在行動上的熱情。他們以一種他們所習慣的最普遍、最適度的態度來行動，這就是他們藉以站立的土地；雖說他們的這些行為態度，不管是在元老院裡、在法庭上，還是在講壇上，在我們今天看來未免顯得過於激烈，我們只是在劇院裡才能接受那種最強烈激情的表現。 在近代，雄辯的衰落是我們可以明白感覺到的，可是對於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人們卻沒有搞清楚。在一切時代，人類的天賦本是大致相等的。現代人把自己的天賦用到其他種種技藝和科學方面，他們十分勤勞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一個講求學術的國家還具有一個民眾的政府，這樣的環境條件似乎足以充分發揮人們的各種可貴才能，可是雖有這一切有利條件，同所有其他的學術的進步相比，我們在雄辯上的進展卻很小。 我們能否斷言古代雄辯風格已經不適應於今天這個時代，現代的演說家不應模仿它了?無論提出怎樣的理由來證明這一點，我還是要勸人們相信，這樣的理由如果認真檢查一番，都是不健全的，不能令人滿意的。 第一點，有人會說，在古希臘羅馬的學術繁榮時期，城邦共和國內部的法律，在所有國家裡都既少又簡單，所以做出決定在很大程度上靠執法者們的公正權衡和健全理智。因而研究法律不是一個吃力的職業，無須一輩子辛辛苦苦地盯著干，同從事其他的各種研究或事業全不矛盾。羅馬的大政治家和將軍們都是法律家。西塞羅在掌握法律知識上顯得多麼駕輕就熟，他說他在忙於各種要務當中仍能抽出少量時間從事研究，使自己成為完備的法律家。可是今天的律師要使自己的論斷公正，如果他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展示他的辯才，那就沒有力量鑽研嚴密的法律條文、實際情況和以往的案例了，但是後者才是他進行論證時最必要的依據。在古代的情況下必須考慮到許多條件，照顧到種種個人的打算甚至愛好、脾性。演說家把這些都考慮在內，運用自己的藝術才能和雄辯使之協調配合，才能裝出一副公平正直的模樣來。但是現在的法律家哪有閒工夫丟開他繁重的工作，到帕納索斯山 去採集花朵呢?他有什麼機會在嚴密精細的論證、反駁與答辯(這是他必須運用的)之中，展現他的文學才華和雄辯藝術呢?最偉大的天才，最偉大的雄辯家，如果想在剛學過一個月法律的領導人面前宣講一番，都只能陷於一種可笑的境地。 我樂於承認，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有許多錯綜複雜的法律，這對雄辯是不利的；不過我還是認為這並不足以說明這門高貴藝術的衰落。在威斯敏斯特市政廳里也許可以不用演說，但在上、下議院裡就不能沒有。在雅典人那裡，阿雷奧帕果斯 會議上明確禁止一切誘惑的雄辯。有些人說希臘人的演說詞是用合乎法律審判程序的方式寫出來的，沒有像羅馬人表現出來的那種豪放和善於辭令的風格。但是，雅典人在詳細討論城邦事務時，在爭論有關自由、幸福和公共事業的尊嚴、榮譽問題時，他們把深思熟慮、謹慎周密這類雄辯發展到了何等輝煌的頂峰!這些主題的辯論，把天才提升到一般人之上，使雄辯得到了最充分發展的天地；而這類問題的爭論，在我們今天的國家裡仍是時時發生的。 第二點，有人說雄辯的衰落是由於現代人有很高水平的健全理智，他們蔑視一切用來誘惑判斷力的辯術伎倆，在爭論任何需要慎重審議的事情時，只承認可靠的論據，此外一概加以拒絕。如果有人被控告犯了殺人罪，那必須靠真憑實據來證明這是事實，然後用法律條文來衡量判決對這一罪行的刑罰。在這裡，如果用些強烈的色彩來描繪這一殺人行為多麼恐怖殘酷，讓死者的親朋好友出場，用暗中提示的手法要他們用眼淚和悲傷央求法官秉公判決，那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想靠對流血事件的描繪，把它說成是一種多麼悲劇性的情景，來改變法庭的判決，那就更加荒唐可笑了。雖然我們知道，這套伎倆有時古代的演說家們確實用過。今天，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不再受這類傷感情緒的影響，演說家們所應有的只是現代的雄辯，這就是指訴諸良好的理智，用恰當的表達方式進行陳述。 我願接受這樣的意見，就是我們今天的習慣和良好的理智，能使我們的演說家在試圖煽起聽眾的激情或提高他們的想像力上，做得比古人要更加謹慎穩健一些；不過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他們絕對地取消這個意圖。這只應當促使他們加倍再加倍地改進他們的雄辯藝術，而不應完全否定這種藝術。古代雄辯家似乎也已經由於要對付聽眾的嚴重戒備心理而提防自己別出錯誤，可是他們採取的是另一種避免錯誤的方法。他們把崇高雄壯和悲慘動人的言辭滔滔不絕地傾瀉到聽眾耳朵里去，使他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發覺受騙上當的伎倆；或者更正確些說，他們並沒有被任何伎倆欺騙住，因為演說家的天才和雄辯力量，首先點燃的是他自己胸中的怒火、義憤、憐憫和悲傷之情，然後他才把這些激動傳達給他的聽眾。 難道有什麼人能自稱比尤利烏斯·愷撒的良好理智更強嗎?可是我們知道，這位傲慢的征服者還是被西塞羅雄辯的魅力所折服，以致不得不以某種方式改變了他既定的目的和決定，並赦免了一個犯人，而在這位雄辯家演說之前，那個犯人原是要判死罪的。 我承認，這位羅馬雄辯家儘管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還是可以指摘的。他過於注重辭藻和文采；他的風格過於華麗觸目;他行文的章節劃分主要是按學院的那套格式；他雖看不起一些小手法，可他的機智里也有這些東西，甚至有某些雙關的俏皮話、同韻語和叮叮噹噹的小玩意兒。希臘演說家的聽眾不像羅馬的元老或法官們那樣有教養。雅典的下層平民是全權統治者，是他的雄辯的裁定者 。可是他的姿態風度還是要比民眾更純樸和簡潔；如果能模仿的話，就是放到現代集會上也會無誤地獲得成功。它是敏捷麻利的和諧，準確無誤的理智；它是熱情的論證，顯不出任何人工做作的技巧；它是高傲、憤怒、粗獷、自由的感情流露，滲透在一個川流不息的論證之中。在一切人類的產品里，狄摩西尼的演說向我們提供了最接近於完美的典範。 第三點，有人會說古代政治混亂，錯誤罪過很多，公民們時常自覺地看到這些問題，這就給他們的雄辯提供了大量主題和材料，而今天情況已經有所不同了。要是沒有威勒斯 或喀提林，就不會有西塞羅。但是很顯然，這個論點沒多大意義。在今天，像腓力那樣的人是很容易發現的，可是我們在哪裡能找到一位狄摩西尼呢？ 但是，難道我們只能指摘我們的演說家，說他們由於缺乏天才和判斷力，沒有能力達到古代雄辯那樣高的水平；或者，把它看作不適合現代條件和精神的事而放棄一切努力?只要這種努力有少許成功，就可以喚起我們民族的天才，激發年輕人起來仿效競爭，使我們的聽覺習慣於一種比我們迄今所樂意聽的要更高尚、更富於情感的雄辯聲調。在任何民族裡，藝術的最初產生和進展，都確實是某種偶然的事件引起的。雖說古羅馬人接受了希臘一切優秀的成果，但是為什麼他們原先並沒有藝術的訓練，卻唯有他們才能在雕塑、繪畫和建築藝術上達到如此優雅洗鍊的地步?對於這個問題能否有一種非常令人滿意的解答，我是懷疑的。一旦現代的羅馬從古代廢墟里發現了少數遺物並為之激動，它就產生了最傑出、最卓越的藝術家。要是有一位像詩人沃勒 那樣有教養的雄辯天才出現在內戰時期，當時自由剛剛充分地建立起來，人民在集會中討論和爭辯政治上各種最重大的問題，那我就可以十分明白地說明，一個榜樣能使英國的雄辯得到轉機，使我們能達到古代典範那樣的完美。這樣，我們的演說家就能獲得國人的尊敬，有如我們的詩人、數學家和哲學家那樣；英國也會出現它的西塞羅，就像它產生了自己的阿基米德和維吉爾一樣。 如果對詩歌和雄辯的錯誤趣味在所有的人中間普遍流行，那就很難或幾乎不會有人通過比較和反省來選擇一種真正的趣味。這種錯誤低下的趣味之所以盛行，只是由於對真正的趣味無知，缺少完美的典範來引導人們獲得比較正確的理解力和對天才作品比較精緻的欣賞力。一旦這些典範出現了，人們馬上就會聯合起來投贊成票。由於它那種天然有力的魅力，它會贏得人們的喜愛和讚美，即使最有偏見的人也不例外。任何一種激情和感受，其本原存在於任何一個人心中，只要正當地給予觸發，它們就會在生活中發展起來，溫暖人們的心胸，並且把這種快感傳達出來。天才作品正是靠了它，才同由隨隨便便的機智和幻想湊合起來的虛假的美區別開來。如果我們這個觀察對於一切文學藝術都是真實的話，它也必然完全適用於雄辯。由於雄辯只是為公眾、為世人的，毋庸諱言，它不能指望人們有多高的判斷能力，它必須順從公眾的裁決而不能有什麼保留或限制。不過比較起來，如果有誰被一位普通讀者看作最偉大的演說家，那麼學識淵博的人所做的這類評價就應是更確實無誤的。雖然一個並不出色的演說者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受到熱烈歡迎，得到民眾的交口讚譽，說他有才華，找不出他有什麼缺點，可是只要真正的天才出現了，就立刻會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過來，明顯地勝過他的對手。 用這條規則來評判，古代的雄辯，即崇高和激情的雄辯，比現代的或論證說理式的雄辯，是更富於正當的趣味的；如果正確地加以貫徹，將永遠能博得人類更多的同情和崇敬。我們滿足於我們的平庸，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到比它更好的東西，而古人對這兩方面都經驗到了；他們進行了比較，挑選出那種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我們稱讚的典範。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認為我們現代的雄辯在風格和類型上同古代批評家稱之為阿提卡雄辯的一樣，也就是說，是一種平靜、優雅和精巧的東西，它講授道理而不能喚起激情，除了論證和一般議論就沒有別的音調。呂西阿斯 在雅典人中和加爾烏斯在羅馬人中發表的雄辯作品，就屬於這種類型。它們在當時都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不過同狄摩西尼和西塞羅一比，就好像是正午陽光下的一支即將熄滅的蠟燭，顯得黯然失色。後兩位作家同前兩位一樣優雅、精巧、論證有力；不過他們受人稱讚的地方主要還是傷感和崇高的感情與風格，他們在適當的場合把這些注入他們的行文中去，並且依靠這種力量來左右讀者的決定。 這種類型的雄辯，我們在英國幾乎找不到任何實例，至少在我們的公眾演說家裡是如此。我想，我國作家中有些享有盛譽的實例，也許能使有志青年在試圖復活古代雄辯方面增強信心，爭取到和古人同樣的光榮甚至超過古人。博林布魯克子爵 的作品，連同其中論證與方法上的缺點以及不準確處，都有著一種力量，而我們的演說家卻幾乎從不注重這一點；但實際上很顯然，這樣一種昂揚的風格正是演說家勝過寫文章的人的一種特權，並能使他更迅速地獲得驚人的成功。此外，演說還有這樣的特殊優點，就是演說者和聽眾之間有語言和情態上的各種反應的不斷交流。在一個大規模的集會上，大家傾聽一個人演講，必能使他心中產生一種特殊的昂揚精神，使最有力的姿態、表情充分得到表現而又合乎禮儀。確實，人們對事先準備好的演說往往懷有很大的戒心；如果一個人背誦稿子，像一個學童背誦課文那樣，根本不考慮他所說的某些地方會引起什麼疑問和爭議，那他就免不了受人譏笑。但是，難道陷入這種可笑的困境是必然的嗎?要做一個公眾演說家，就必須事先弄清爭論的問題。他可以把所有的論點、質難和回答組織在一起，他應當想到這些正是他演說里最本質的東西。如果發生了新的疑問，他還應該隨機應變想到如何加以補充，使他精心推敲的稿子不致和當下的演說差距過於明顯。人心總是自然地被相同的原動力或力量所推動，它有如一條船，一旦被搖起的槳櫓驅動，就會在一段時間裡沿著它的道路繼續向前運動，即使那最初的推動已經暫時擱置下來。 現在我再談一點意見，以便結束本文的討論。我觀察到儘管我們現代的演說家還沒有提高他們的風格，還沒有喚起一種與古人比高低的競爭心，不過，在他們多數的演說詞里，有一個重要的缺點還是可以克服的，這也用不著改變那種限制著他們野心的論證和推理的氣氛。即席的講演有一種巨大的感染力，能使他們掙脫所有那些對說理似乎必要的程序和方法，雖說沒有它們就幾乎不能使人心得到完全的確信。這並不是說人們會喜歡在一篇公眾演說詞里有許多不連貫之處，除非所談的主題對人們來說原是一目了然的；而只是說，擺脫這種形式化的東西就容易注意到另一種方法，這種方法能喚起聽眾的注意力，他們在看到論證很自然地從一個上升到另一個時，會感到十分愉快，也能在心中保持住這種論證的透徹說服力，那是比把最有力的論證胡亂堆在一起所能產生的效果要強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