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高貴與卑劣 · 論技藝的提高

奢華(Luxury)是一個含義不確定的詞，既可作為褒義詞用，也同樣可作為貶義詞用。一般說來，它指的是在滿足感官需要方面的大量修飾鋪張。各種程度的奢華既可以是無害的，也可以是受人指責的，這要看時代、國家和個人的種種環境條件而定。在這一方面，美德與惡行的界限無法嚴格劃定，甚於其他的種種道德問題。要說各種感官上的滿足，各種精美的飲食、衣飾給予我們的快樂本身就是醜惡的，這種想法是絕不可能被人接受的，只要他的頭腦還沒有被狂熱弄得顛倒錯亂。我確實聽說有一位外國僧侶，他因為房間的窗戶是朝一個神聖的方向開的，就給自己的眼睛立下誓約：絕不朝別處看，絕不要見到任何使肉體感到歡樂的東西。喝香檳酒或勃艮第葡萄酒也是罪過，不如喝點淡啤酒黑啤酒好。如果我們追求的享樂要以損害美德如自由或仁愛為代價，那就確實是惡行；同樣，如果為了享樂，一個人毀了自己的前程，把自己弄到一貧如洗甚至四處求乞的地步，那就是愚蠢的行為。如果這些享樂並不損害美德，而是給朋友和家庭以寬裕豁達的關懷，或是各種各樣適當的慷慨和同情，它們就是完全無害的；在一切時代，幾乎所有的道德家都承認這是正當的。在奢侈豪華的餐桌上，如果人們品嘗不到彼此交談志向、學問和各種事情的愉快，這種奢華不過是無聊沒趣的標誌，同生氣勃勃或天才毫無關係。一個人花錢享樂如果不關心、不尊重朋友和家人，就說明他的心是冷酷無情的。但是如果一個人勻出足夠的時間來從事有益的研究討論，拿出富餘的金錢來做仗義疏財的事，他就不會受到任何的指責。 由於奢華既能看作是無害的，又可視為不好的事，所以人們會碰到一些令人驚訝的荒謬意見。例如一些持自由原則的人甚至對罪惡的奢華也加以讚美，認為它對社會有很大好處；另一方面，有些嚴厲的道德君子甚至對最無害的奢華也加以譴責，認為它是一切腐化墮落、混亂，以及公民政治中很容易產生的派別紛爭的根源。我們想努力糾正這兩種極端的意見。首先，我要證明講究鋪張修飾的時代是最使人幸福的，也是最有美德的；其次，我要證明，只要奢華不再是無害的，它也就不再是有益的；如果搞得過分，就是一種有害的行為，雖說它對政治社會的害處也許算不上是最大的。 為了證明第一點，我們只需考慮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這兩方面鋪張修飾的效果就行了。照最能為人接受的觀念來看，人類的幸福是由三種成分組成的，這就是有所作為、得到快樂和休息懶散。雖然這些成分的安排組合應當看各人的具體情況有不同的比例，可是絕不能完全少了其中任何一種，否則，在一定程度上，這整個的幸福的趣味就會給毀掉。待在那裡休息，確實從它本身來看似乎對我們的歡樂說不上有什麼貢獻，可是一個最勤勉的人也需要睡眠，軟弱的人類本性支持不住不間斷的忙碌辛勞，也支持不住無休止的歡樂享受。精力的急迅行進，能使人得到種種滿足，但終於耗費了心力，這時就需要一些間隙來休息；不過這種休息只能是一時的才適當，如果時間拖得過長就會使人厭煩乏味，興趣索然。在心靈的休息變換和心力的恢復上，教育、習俗和榜樣有巨大的影響力；應當承認，只要它們能增進我們行動和快樂的興味，對人的幸福就是非常有益的。在產業和藝術昌盛的時代，人們都有穩定的職業，對他們的工作和報酬感到滿意，也有種種愉快的享受作為他們勞動的果實。心靈得到了新的活力，擴展了它的力量與能力；由於勤懇地從事受人尊重的工作，心的自然需要就得到滿足，同時也預防了不自然的欲望，那通常是由安逸怠惰所引起和滋長起來的。如果把這些生活的藝術從社會裡驅逐掉，就剝奪了人們的作為和快樂，剩下來的就只是無精打采而已；不僅如此，甚至連人們對休息的趣味也給毀掉了，它不再是使人欣慰的休息，因為只有在勞動之後，在花費了氣力、感到相當疲勞之後，使精力得到恢復的休息才是使人感到舒適的。 勤勉和日常生活藝術的種種改善的另一種好處，就在於它們能產生出某些文學藝術的精品來；不過單靠它是不行的，必須有別的條件在某種程度上配合。產生偉大哲學家、政治家、著名的將軍和詩人的時代，通常總有無數的精巧的成衣匠和造船工人。我們很難想像，那能夠生產出完美毛料衣著的國家裡全然沒有天文學或倫理學知識。時代的精神影響一切藝術和學問，人們的心智一旦從怠惰中喚醒，激發出力量，就會指向生活的各個方面，促進各種藝術和科學。人們從愚昧無知中走出來，享用到作為有理性的人的應有權利，他們就會去思考，去行動，去開拓他們心靈上的愉快情感，就像他們開拓物質上的幸福生活一樣。 這些藝術愈加提煉改善，人們就愈是成為愛交往的人。要說那些學識很多、談話材料豐富的人，會滿足於孤寂生活，遠離他的同胞，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是無知妄說和不開化的觀念。他們成群地居住在城市裡，喜歡接受和交流知識，喜歡顯示他們的才智、教養和關於生活、談話、衣著、家具擺設等等方面的趣味。珍奇誘發智慧，空虛產生愚昧，而愉快則兼而有之。各式各樣的俱樂部和社會團體到處都有，男男女女在這裡相會很方便，這種社會交往的方式使人們的脾氣和舉止迅速地得到改進修飾。所以人們除了從知識和文藝那裡獲得提高外，還必定能從共同交談的習慣和彼此給予的親切、愉快中增進人性。這樣， 勤勞 、 知識 和 人道 這三者就由一個不可分割的鏈條聯結在一起，並從經驗和理性中見到它們進一步的加工洗鍊。這種繁榮昌盛的景象通常就被稱作比較奢華的時代。 伴隨這些益處的害處並不是程度相應的。人們的愉快感情愈是改進，沉溺於過分的這類追求的情況就愈少，因為這類過分對真正的快感最具毀滅性。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韃靼人時常有野獸般貪吃好喝的毛病，他們對死馬也要大吃大喝一通，而歐洲宮廷里則十分講究烹調藝術。在講究優雅的時代，放蕩的戀愛，甚至婚床上的私通，常常只看作是一段風流韻事罷了，但酗酒就不為風尚所容許，被認為是一種討厭的、對身心有害的惡行。在這件事情上我不僅贊同奧維德或佩特羅尼烏斯 的看法，也贊同塞涅卡和加圖 。我們知道有段故事，在喀提林 密謀暴亂的時候，愷撒不得不把一封暴露他同加圖妹妹塞爾維拉私通的情書交到加圖手中，這位嚴正的哲學家怒氣沖沖地把這封信扔回給他，在激怒中罵他是一個醉鬼；對加圖來說，似乎找不到比這個詞更難聽的罵人話了。 勤勉、知識和人道，不僅有益於私人生活，而且對公共生活起著有益的作用。它們在促成政治治理的偉大繁榮方面的影響作用，正如在造成個人的快樂和興旺方面的作用一樣。增多和消費使生活豐富多彩和歡樂愉快的物品，對社會是有利的；因為這些物品增添了個人的正當享受，是勞動的貯藏庫，一旦國家遇到危難，就可以拿來為公共利益服務。在一個國家裡，如果沒有對多餘奢侈物品的需要，人們就會怠惰，不知道什麼是生活的歡樂，這對公共事業也是不利的。因為靠這樣一些惰性的人的工作，國家是不能保持或支持它的艦隊和陸軍的。 歐洲各王國的疆域，到現在有兩百年幾乎沒有變動了。但是它們在力量和威望上的區別為什麼如此之大呢?這只能歸功於技藝和工業的增長進步。在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入侵義大利時，他率領了兩萬軍隊；可是圭恰爾迪尼 告訴我們，這支軍隊的裝備耗盡了法國的財力、物力，以致若干年裡它不能再有大的作為。而晚近的法國國王 在戰爭期間則能保持四十萬軍隊，在馬薩林 死後直到他自己去世的這個時期里，他能進行持續近三十年之久的長期戰爭。 生產得益於知識很多，一方面，這些知識是同技術上的長期發展與改進不可分的；另一方面，知識還能夠使社會從它的民眾的生產中得到最大的益處。要使一國的法律、秩序、治安和紀律臻於某種完善的地步，就必須首先使人們的理性通過教育訓練得到提高，並且運用到改造那些粗陋的技藝(首先是商業和製造業方面)上去，否則便是空談。一個民族，如果連製造紗錠或使用織布機的好處都不懂，對於這樣的民族所能塑造出來的政府，我們能指望它會是好的嗎?更不必說，一切愚昧的時代迷信猖獗，它使政治偏邪，還攪擾妨礙人們追求利益與幸福的正當活動。治國安民的藝術知識能培養溫良與平和的性格習俗，因為它是用比嚴厲苛刻要好的人類生活準則的益處教育人們的；苛虐的統治驅迫它的臣民起來同它作對，並且由於赦免無望，使逼上梁山的人只能同它作對到底。隨著知識的增進，人們的秉性溫和起來，人道精神就發揚光大了；而這種人道精神乃是區分文明時代同野蠻愚昧時代的主要特徵所在。這樣，派別之爭就減少了根深蒂固的宿怨性質。革命行動就減少了悲劇性質，政權統治就減少了嚴酷性質，民眾暴亂也就減少了頻繁發生的次數，甚至對外戰爭也減少了殘酷性。在戰場上，我們尊敬可愛的鋼鐵般的勇士，不講憐憫，也從不畏懼；離開戰場，他們就拋棄殘酷，恢復了普通的人性。 我們無須擔心人們失去殘忍心就失去了尚武精神，在保衛國家和自由時變得懦弱無力。技藝不會削弱精神和身體，相反，勤勞作為身心發展不可少的伴侶，能給兩者添加新的力量。俗話說，天使是勇氣的礪石，他能以親切美好磨掉勇敢上面的浮垢，如粗暴殘忍之類的東西。尊嚴體面的意識是更有力量、更持久、更有支配作用的原則，它由於知識和良好教育所造成的時代風氣的提高，獲得新鮮的活力。此外，勇敢如果不加以訓練使之得到熟練的戰鬥技巧，就不能持久，也沒有什麼用處，而野蠻民族就談不上有什麼戰鬥訓練和軍事技術。古人記述達塔默斯是最早懂得戰爭藝術的唯一蠻族人。皮洛士 看到羅馬人整理他們的部隊井然有序，頗有藝術和訓練，驚訝地讚嘆道：「這些野蠻人在訓練上一點也不野蠻!」我們可以觀察到：古羅馬人由於專一致力戰爭，幾乎成為未開化民族中唯一總是保持著軍事素養的民族；可是現代的義大利人卻成為歐洲民族中唯一缺少勇氣和尚武精神的文明民族。如果有人說義大利人懦弱是因為他們奢華，講究禮儀文雅，愛好藝術，那就該想想法國人和英國人，他們的勇敢是無可爭議的，這同他們喜愛技藝、努力經商是一致的。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們對於他們同胞的這種退化，講出了一個頗有道理的原因。他們談到義大利的所有統治者是如何終於都放下了刀劍的：那時威尼斯的貴族統治者猜忌他的臣民，佛羅倫薩的民主政體完全致力商業貿易，羅馬被僧侶們統治著，而那不勒斯受女人的治理。此後，戰爭就成為僱傭兵們尋好運的事業，他們彼此毆打爭鬥，為了使世人感到吃驚，他們會在大白天去進行一場所謂戰鬥，晚上就回到營房，一點血也不曾流過。 嚴肅的道德家們攻擊技術和藝術的改善，依據的主要事例就是古羅馬，它把窮困、質樸的美德和集體精神結合在一起，從而上升到一種令人驚嘆的莊嚴與自由的高度；可是當它從被征服的行省那裡學到亞洲式的奢華，就陷入各種腐敗之中了，這時暴亂和內戰就發生髮展起來，終於完全喪失了自由。所有的拉丁古典作品，那是我們小時候就談過的，它們充滿了這類傷感，都把國家的衰亡歸咎於從東方得來的技藝和財富。薩魯斯特 甚至認為欣賞繪畫也是一種罪惡，不亞於淫蕩和酗酒。在羅馬共和國末期，這類傷感非常流行，所以這位作者對古老嚴格的羅馬美德充滿著讚賞之情，儘管他本人正是當時奢華和敗壞的一個突出的例證；他輕蔑地談到希臘人的雄辯，可他本人正是最優美的作家；他為了上述目的顛三倒四口若懸河地說了許多枝枝節節的話，可是他本人的著作正是正確鑑賞力的典範。 不難證明這些作家把羅馬陷入混亂歸咎於奢華和技藝是弄錯了原因，其實這是由於政體的設計不佳，由於征服的無限擴張。使生活愉快和便利的改善，並沒有產生見利忘義和腐敗的自然傾向。一切人花費在各種特殊享受上的代價如何，要看對比和經驗來定。一個看門人貪愛錢財，把它花在鹹肉和白酒上，同一個廷臣貪財用來買香檳酒和美味的蒿雀，並沒有多大差別。財富在一切時候對一切人都有價值，因為它總是能用來買歡笑的；不過人們同樣也習慣於榮譽感和美德並想得到它們，而且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東西能限制他們愛錢或使他們按規矩來獲得金錢。榮譽感和美德，雖然不會在一切時代受到幾乎同等的關注，但在知識和文化昌盛的時代，自然會受到人們的最大尊重。 波蘭在歐洲各國里最不會打仗，也最不會和平；最少機械技術，也最少文學藝術；可是在這裡，貪污腐敗仍然是最盛行的。貴族保住他們選帝侯的權力，似乎只不過是為了把它賣給出高價的人。這就是波蘭人幾乎唯一具有的貿易。 英國自技術進步以來，自由絕不是衰落下來，而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近年來，腐敗觀象雖然似乎有所增長，那主要是由於我們現在建立的自由制度，我們的貴族看到沒有議會就不可能進行統治，害怕議會的權力怪影。不用說，這類貪財腐敗的現象在選舉人中比在被選舉人里更加流行，所以我們不應歸咎於奢華和技藝的進步。 如果我們正確地考察這個問題，就能看出技藝上的進步對自由是比較有利的，即使它不能產生一個自由的政府，也有一種天然的傾向要保持這種政府。在粗野的缺乏高度文化的民族那裡，忽視技術改進，所有勞動只用來種地;整個社會劃分為兩個階級：土地所有者和他們的農奴或佃戶。後者必然是依附於人的，只能處於受奴役和壓迫的境地，尤其是他們由於貧窮沒有能力獲得農業知識。這種情況在一切忽視技術的地方必定總是如此的。而土地所有者很自然地把自己樹為小暴君，他們或者為了自己的安寧和統治必須屈從於一個更高的主宰，或者為了保持他們的獨立性，而必定彼此爭戰不休，有如古代的貴族領主那樣，使整個社會陷入混亂和災難，其危害或許比在最專制的政府統治下的情形更甚。但是奢華如果能滋養工商業，那麼農民就能因耕作得當而富裕和獨立起來；商人也能得到一份財富，使自己接近於中等階層的地位和威望，而中等階層的人總是社會自由的最好、最穩固的基礎。農民們由於擺脫了窮困和愚昧，就不再受從前那樣的奴役了；而由於任何人不再能指望對其他人實行專制，領主貴族們也得到報償，不必再屈從於他們的最高君主的專制。他們也願意有平等的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財產，使它免於君主的或貴族專制制度的侵奪。 社會下層是我們的得人心的政府的支持者。全世界都公認，這是由於這個政府主要關心和做的事情是增進商業貿易，而商業能使民眾有均等的機會得到財富。既然如此，一方面激烈指責技藝的改進，另一方面又把它視為有害於自由和公共精神的東西，那是非常矛盾的。 譴責現在，推崇遠古的美德，幾乎是根植於人類天性中的一種癖好；由於留傳下來的只是文明時代的情感和意見，所以我們見到的多屬攻擊奢華甚至攻擊科學的嚴厲批評，現在我們也易於贊同這類意見。但是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處於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只要我們充分熟悉它們的風貌，評判時不帶偏見並能恰當地加以對比，我們就會很容易地覺察到上述見解是謬誤之見。背信棄義和冷酷無情，是一切惡行中最有害、最可恨的，它似乎專屬於不文明的時代；在文雅的希臘人、羅馬人看來，這是他們周圍野蠻民族的特徵。因此，他們也應該正當地認為他們自己的祖先(雖然他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實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美德，同後代相比，在品德和人道方面，以及在鑑賞能力和學術方面，都要差得多。古代法蘭克人或薩克森人可能得到高度讚揚，不過我相信大家都會認為他們的生活和命運處在摩爾人、韃靼人的手心裡並不安全，遠不如法國或英國有身份的人的處境，而這種人是最文明國家裡的最有教養的人。 現在我們來談談打算說明的第二點，因為無害的奢華，或一種技藝上的精美、生活上的便利，是有益於社會公眾的，所以只要奢華不再是無害的，也就不再有益。如果超出一定限度，就會成為對政治社會有害的東西，即使它還算不上是最有害的。 讓我們想想我們稱之為罪惡的奢華是什麼。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即使是滿足肉慾的，它們本身也不能被看作是罪惡的。只有這樣一種滿足需要的行為才能看作是罪惡的：它耗盡了一個人的金錢，使他再也沒有能力盡到按他的地位應盡的職責，無力實現照他財產狀況本來應當有的對他人的關懷幫助。假如他改正了這個毛病，把部分錢用來教育孩子，幫助朋友，救濟窮人，這對社會有什麼不好呢?反之如果沒有奢華，這些花銷也還是要的。如果這時使用的勞動只能生產少量滿足個人需要的東西，它也能濟窮，滿足許許多多的需要。在聖誕節的餐桌上只能擺出一碟豆子的窮苦人，他們的操心和辛勞也能養活全家六個月。有人說，沒有罪惡的奢華，勞動就不會全部運用起來，這只不過是說人性中有另一些缺點，如懶惰、自私、不關心他人。對於這些，奢華在某種意義上也提供了一種救治，就像以毒攻毒那樣。但是美德同使人健康的食物一樣，總比有毒的東西(不論如何加以矯正)要好。 現在我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大不列顛現在的人口數目不變，土壤氣候也不變，由於在生活方式上達到了可以想像的最完美的地步，由於偉大的改革以其萬能的作用改變了人們的氣質習性，這些人們是否會更幸福呢?要斷言並非如此，似乎顯然荒謬可笑。只要這片土地能養活比現在還多的居民，他們在這樣一個烏托邦里除了身體疾病(這在人類的災難里還占不到一半)外就不會感到有什麼別的壞事。所有別的弊端都來自我們自己或他人的罪惡，甚至我們的許多疾病災禍也來自這種源泉。去掉道德上的罪惡，壞事也就沒有了。但是，人們必須仔細地克服一切罪惡；如果只克服其中一部分，情況恐怕更糟糕。驅逐了壞的奢華而沒有克服懶惰和對別人的漠不關心，那就只不過是消滅了這個國家裡的勤勞，對人們的仁愛和慷慨大度一點也沒有增益。因此，還不如滿足於這樣的觀點：在一個國家裡，兩個對立的惡可能比單單只有其中之一要好些；但是這絕不是說惡本身是好的。一個作家如果在一頁上說道德品質是政治家為了公共利益而提出來的，在另外一頁又說惡對社會有利，這並不能算前後非常矛盾。真正說來，這似乎只是在道德體系論說里用詞上的矛盾，把一個一般說來有益於社會的事情說成是惡而已。 為了說明一個哲學上的問題，我想講這些道理是必要的。這個問題在英國有許多爭議，我把它叫作哲學的問題，而不叫作政治的問題。因為無論人類會獲得怎樣奇蹟般的改造，比如他們能得到一切美德，摒棄一切罪惡，這總不是政治長官的事情。他只能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不能靠美德來取代和治療罪惡。他能做到的時常只是以毒攻毒，用一種惡來克服另一種惡，在這種場合他應做的只是選擇對社會危害較輕的那一種惡。奢華如果過分就成為許多弊病之源，不過一般說來它總還是比懶惰怠慢要好一點，而懶惰怠慢通常是比較頑固的，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害。如果怠惰占了統治地位，一種毫無教養的生活方式在個人生活領域裡普遍流行，社會就難以生存，也沒有任何歡樂享受可言。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想從臣民那裡得到的貢獻就寥寥無幾，由於該國的生產只能滿足勞動者生活的必需，也就不能給從事公務的人提供任何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