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何爭鬥 · 四、財產

在現實主義派眾多陰鬱的小說家中，吉辛(1)可能是最陰鬱的一位。一如他筆下的人物，他生活在巨大的壓迫之下：一種既恐懼又崇拜金錢的力量。他的《夏娃的贖金》（Eve's Ransom）就是個典型，女主人公用各種不可告人的詭計甩掉了她所愛的窮人，為的是嫁給一個她更愛其財富的富人。窮人發現富人的財富比他的愛更能讓她過得充實、幸福，於是認定她的選擇是正確的，自己沒錢就該受懲罰。在這個故事中，吉辛一如在他其他的作品中那樣一語中的地闡述了金錢的實際支配權，以及它從絕大多數文明人那裡獲得的缺乏人情味的頂禮膜拜。 吉辛所述的事實不可否認，但他的態度令任何有著強烈的激情和支配慾的讀者產生反感。他對金錢的崇拜與他內心受挫的意識密切相關。而在現代社會，總的來說，正是生活的腐朽推動了對物質商品的宗教化；而它反過來又加速了它賴以生存的生活的腐朽。崇尚金錢之人已經不再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行動獲得幸福：他把幸福視為對來自外部世界的快樂的被動享受。藝術家或戀人在激情燃燒的那一刻對金錢不感興趣，因為他的欲望已明確，並指向了只有他能創造的東西。相反，拜金者永遠無法獲得藝術家那般的成就或者戀人那般的滿足。 自打有了人類，拜金就受到道德家的譴責。我不想再加指責，況且這些譴責在過去也並不見成效。我想說明的是拜金是如何影響和削弱生命活力的，以及為了使拜金越來越少、大眾的總體活力越來越強，我們的制度可以做出怎樣的改變。問題不在於對金錢的渴望，而在於金錢成了實現一種確定目的的手段。一個拚命工作的藝術家可能為了有閒暇投入創作而渴望金錢，但這種欲望是有限的，只要一個很小的數目便可完全滿足。我想討論的是對金錢的崇拜：相信所有的價值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認為金錢是人生成功的終極標尺。事實上，這種信念——如果不是嘴上說說——被眾多男女所信奉，但它並不符合人性，因為它忽視了生命力的需要以及對某些特定類型的成長的本能趨向。它使人們把那些與獲得金錢背道而馳的欲望視為無關緊要的，然而，對幸福而言，這些欲望通常比收入的任何增長都更重要。它導致人們根據一個錯誤的成功理論抹殺了自己的本性，並欽佩那些對人類福祉毫無幫助的事業。它促進了性格與目標死氣沉沉地保持一致，削減了生活的樂趣，提升了壓力和緊張，使整個社會感到疲憊、沮喪、失望。 美國是西方進步的先驅，很多人認為它是展示金錢崇拜的最佳典範。一個富有的美國人已有足夠的錢滿足一切合理的需求，卻幾乎總是勤勉地繼續他的辦公室工作，這種勤勉只有在不工作就不得食的情況下才是可以原諒的。 但英國，除了一小部分人，幾乎和美國一樣都加入了對金錢的崇拜。對金錢的熱愛在英國通常表現為虛榮地渴望保持一定的社會地位，而不是力爭收入無限增長。男人推遲結婚，直到賺得足夠的錢使他們能在自己的房子裡有儘可能多的房間和傭人，因為感覺這才體現他們的尊貴。這使得他們在年輕時必須時刻留意自己的感情，以免導致輕率之舉：他們養成了謹慎的思維習慣，害怕「對自己不利」，那會讓自由而充滿活力的生活越來越遠。在行動上他們想像自己是有道德的，因為他們會覺得對一個女人來說，被要求去屈就一個比她父母低的社會地位是天大的不幸，而對自己來說，娶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女人簡直是奇恥大辱。相比金錢，大自然的東西沒有價值。一個男人在多年明智地克制或與他不尊重的女性的齷齪關係中喪失了經營情感的能力，人們認為要接受這樣一個男人謹慎而有限的關注（作為她唯一的愛情經歷）對一個女人來說並不困難。這個女人自己不知道這是個苦差，因為她也被教導要謹慎行事以免在社會等級中下降；從年少時起她就已經對自己灌輸了這一點，而這種強烈的感情是不會讓她像一個年輕女子那般行事的。於是，這兩人在對所有值得知道的事情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結合併度過一生。他們的先祖沒有被地獄之火的恐懼所束縛，卻被一種更可怕的恐懼極大地抑制了，那就是擔心淪落到社會下層。 導致男性晚婚的動機也會導致他們限制家人。職業男性希望送他們的兒子進公立學校，儘管孩子們將接受的教育並不比在文法學校（a grammar school）的好，而且與之交往的同伴也頑劣不堪。但勢利心已使他們堅信公立學校是最好的，而且既已決定就不容更改。在他們看來，最昂貴的東西會使得他們成為最好的。同樣的社會奮鬥，以不同形式貫穿於社會各階層，最高層與最底層除外。因此，所有人在道德上下了很大工夫，展現了驚人的自制力；但他們所有的努力與自制力並沒有被用於任何創造性目的，而僅僅是為了榨乾他們心中美好的生命之泉，使他們變得虛弱無力、無精打采甚而微不足道。這樣的土壤是培養不出天才所需的那種激情的。人的靈魂將曠野變成了客廳：他們變得狹隘、小器、畸形，像中國女人的腳一樣。甚而戰爭的恐怖也很難把他們從受尊敬的自鳴得意的夢遊狀態中喚醒。主要是對金錢的崇拜帶來了令人變得偉大的這種死一般的沉睡。 在法國，拜金採取的是節儉的形式。想在法國發財並不容易，但繼承的本事誰都有，而且在它存在的地方，生活的主要意義就是抓好它，就算不能發揚光大，也不能讓它失傳。法國的吃息族(2)是國際政治中的一支巨大力量：正因為他們增加了法國資本的供應，減少了可以上戰場的法國男人數量，法國才在外交上得到加強，在戰爭中受到削弱。為女兒提供嫁妝的必要性以及繼承法對財產的分割，使法國家庭作為一個機構比任何其他文明國家的家庭都強大。為了家庭的繁榮，它會維持小規模，個體成員往往為其犧牲。對延續香火的渴望使人膽怯且不願冒險：只有在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身上，無畏的精神才能留存下來，掀起革命並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中引領世界。在金錢的影響下，家庭的力量已經成為國家的弱點，它使人口穩定甚至趨於下降。對安全的同樣的愛也開始在其他地方產生同樣的效果；但在這方面，正如在許多更好的事情上一樣，法國走在了前面。 在德國，拜金主義最近才出現，比在法國、英國和美國出現得晚；事實上，在法國—普魯士戰爭結束前，它幾乎不存在。但現在它已經被大家以同樣的強度和全心全意接受了，這已經成為德國信仰的標誌。它很有特色，正如法國的拜金與家庭相關，德國的拜金與國家相關。李斯特故意跟英國經濟學家對著幹，教他的同胞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而開發一樁生意的德國人在他自己以及在其他人看來是正在為國效力。德國人認為英國了不起是因為工業化和帝國體系，認為我們的成功是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他們認為我們的自由貿易政策中顯露的國際主義純粹是種虛偽。他們讓自己去模仿他們所以為的我們的本來面目，只略去了虛偽。必須承認他們的成功是驚人的。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幾乎毀掉了使德國對世界有價值的一切東西，而且沒有接納我們身上可能存在的任何好東西，因為這一切都在對「虛偽」的大規模譴責中被抹去了。在將我們最糟糕的錯誤納為己用時，他們通過一種體系、一種徹底性和一種我們很高興自己無法做到的一致性使這些錯誤變得更糟。德國的宗教對全世界極其重要，因為德國人有真正的信仰力量，且有能力獲得他們的信條所要求的美德與惡行。為了世界，也為了德國，我們必須希望他們很快會放棄對財富的崇拜，這是他們不幸從我們這兒學到的。 拜金主義並不算什麼新鮮事，但它比以前更有害，原因有好幾個。工業主義使工作變得令人厭煩和緊張，不那麼能給為了錢而工作的人帶來快樂和興趣。限制家庭發展的力量也為厲行節儉開闢了新地帶。教育和自律的普遍加強使人們更能不顧誘惑，始終如一地追求一個目標，而當目標與生活背道而馳時，隨著那些接受它的人的堅韌程度的一次次提高，它就會變得更具破壞性。工業主義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使我們能夠將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到海陸軍上，以保護我們的財富不被艷羨於此的鄰國奪去，並用於剝削被資本主義制度無情丟棄的劣等種族。因為害怕失去金錢，深思熟慮和焦慮不安吞噬了人們創造幸福的力量，對不幸的畏懼變成了比那個令人畏懼之物更大的不幸。我們都可以以自己的經驗證明，最幸福的男女是那些不在乎金錢的人，因為他們有能讓他們置金錢於不顧的積極目標。然而，我們所有的政治思想，無論是帝國主義的、激進的還是社會主義的，仍然幾乎只停留在人們的經濟欲望上，似乎只有它們才是真正重要的。 在判斷一個工業體系時，無論是我們所處的體系還是改革者提出的體系，有4個主要的標尺可以採用。我們可以看它是否確保了（1）生產的最大化，或（2）分配的公正；或（3）它是生產者可以容忍的一種存在；或（4）給予活力和進步最大可能的自由與刺激。廣義上，我們可以說，現行體制只針對第一點，而社會主義只針對第二點與第三點。現行制度的一些捍衛者爭辯說，技術進步在私營企業那裡比起工業掌握在國家手裡時更能得到推動；從這個意義上，他們認可我們列舉的第四點。但他們只認識到商品與資本家的一面，沒有認識到工薪階層的一面。我認為第四點是最重要的目標，而現行體系對它是致命的，正統社會主義可能也會被證明同樣致命。 資本主義制度中受質疑最小的一個假設是，生產應通過每一種可能的手段來提高：使用各種新型機械；僱傭婦女與男孩；只要與生產效率相適應，就儘可能延長工時。中非土著習慣生吃地里長出的水果、分發衣服，即使曼徹斯特紡織業再發達對他們也沒用；但為了支付棚屋稅他們只能在歐洲資本家手下工作。人們承認，當他們不受歐洲影響時是非常幸福的，而工業化帶給他們的不僅是非同尋常的失去自由的痛苦，還有白人已經部分免疫的疾病造成的死亡。人們承認，最好的黑人工人是那些「原始土著」，剛從叢林出來，還沒被掙過工資的經歷所污染。然而，沒人有足夠的理由爭辯說應該保護他們不受我們帶來的惡化的影響，因為沒人有足夠的理由質疑不惜任何代價提高世界的產量不是件好事。 對生產之重要性的篤信具有狂熱的非理性和冷酷無情。只要生產某種東西，生產出的是什麼似乎無關緊要。我們整個經濟體系都鼓勵這種觀點，因為對失業的恐懼使任何一種工作對工薪階層來說都是一種恩惠。對提高生產的狂熱已經讓人們把更重要的問題遠遠拋開不去思考，並阻止了世界從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獲得它可能得到的好處。 當我們有衣有食、居有定所時，再需要更多的物質只是為了炫耀，或者滿足對占有的貪慾，儘管這種貪慾出於本能，也許部分不可原諒，但並不令人敬佩。用現代方法，只需一定比例的人口而不必花太多時間，就可以完成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全部工作。現在花在生產奢侈品上的時間，可以一部分用於享樂和鄉村度假，一部分用於更好的教育，一部分用於非體力勞動或輔助性的體力工作。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擁有更多的科學與藝術，更普及的知識和心智培養，讓工薪階層有更多的閒暇，更有能力去發展智識上的愉悅。目前，不僅工資，幾乎所有的收入都只能通過工時比人們應該工作的時間長得多來獲得。一個靠努力工作一年掙800鎊的人，通常用一半的工作量換不來400鎊年薪。如果他不願意幾乎每天都工作一整天，他可能往往什麼也掙不到。由於過分相信生產的價值，人們認為長時間工作是正確且合理的，而短時間工作可能帶來的好處卻沒有被人意識到。工業體系的種種殘酷，不僅歐洲有，熱帶地區甚至更多，而它們只是偶爾引起少數慈善家微弱的抗議。這是因為，由於我們目前的經濟手段所造成的扭曲，在這些問題上，人們有意識的欲望只涵蓋了受工業勞動影響的真實需要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想要糾正這種情況，就只能藉助於一種不同的經濟體系，其中，活動與需要的關係將不那麼遮遮掩掩，而是更加直截了當。 如果我們當前的工業體系繼續下去，從長遠來看，生產最大化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目前的制度對人類物質文明的浪費，部分原因是損害了產業工人的健康與效率，特別是在雇用婦女和兒童的情況下，部分原因是最好的工人傾向於家庭人口少，而越文明的種族越有逐漸滅絕的危險。每個大城市都是種族退化的中心。就倫敦的情況而言，H.盧埃林·史密斯爵士(3)用豐富詳實的統計論證了這一點；在其他情況下它也同樣正確，沒那麼容易被質疑。物質資源亦是如此：世界上的礦產、原始森林和新開發的麥田都在被肆無忌憚地揮霍浪費，這幾乎必然讓後代遭殃。 社會主義者看到了土地國有和資本國有的補救辦法，以及更公正的分配製度。不可否認，無論從哪方面，甚至從司法角度看，我們現有的分配製度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的分配製度由法律規定，能夠在許多方面發生變化，我們習以為常並將此視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我們可以區分出對私有財產的公認合法權利的4個主要來源：（1）一個人對自己創造的東西的權利；（2）對已借出資本的利息的權利；（3）土地所有權；（4）遺產繼承。它們形成了有關體面的一種滾雪球般的趨勢：資本比勞動更可敬，土地比資本更可敬，任何形式的財富在繼承時都比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財富更可敬。 事實上，一個人生產自己勞動的權利只得到了法律非常有限的承認。早期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先驅，曾堅持把這項權利作為公正的分配製度的基礎，但在現代工業進程的複雜化中，不可能說清一個人到底生產了什麼。鐵路運輸的貨物中，應當有多少比例屬於貨物搬運工？當一個外科醫生通過手術挽救了一個生命，這個人隨後生產的商品中有多少比例是這個外科醫生可以合理要求的？這樣的問題是無法解答的。即使是可解答的，在允許每個人支配自己生產的東西時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公正。一些人總比其他人更強壯、健康和聰明，但沒有理由因為法律的人為不公正而加重這些自然的不公正。這一原則一方面建議消除極富，另一方面鼓勵人們努力工作。但這些目標中的第一個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更好地實現，而第二個顯然一旦我們停止拜金，它便不再是可取的了。 對於任何一個私有財產不受限制、偷竊受到懲罰的社會的興趣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因為一些最經濟的生產過程十分緩慢，那些有能力完成這些工作的人在工作完成時可能生活沒有著落。然而借錢的實力給了私人資本家如此巨大的財富與影響力，除非嚴格控制，否則它是不能與其他人的任何真正自由共存的。目前，無論是在工業界還是在國際政治中，它的影響都很糟糕，似乎迫切需要設計某種手段來遏制它的力量。 土地私有並無正當理由，除非是歷史上通過武力獲得。在封建時代初期，有些人軍事上足夠強大，能迫使他們不喜歡的人不在某地區生活。那些他們選擇驅逐的人成了他們的農奴，被迫為他們工作，以換取恩准留下來。為了確立取代私人武力的法律，大體上，有必要使以武力獲得的權利不受干擾。土地成為那些征服者的財產，農奴被允許出租以代替服務。土地私有並無正當理由，除非歷史上有必要安撫那些無法無天的暴徒。這種必要性幾個世紀前就在歐洲出現了，但在非洲，整個過程往往最近才開始。正是通過這一過程，就這麼略加掩飾地，金伯利鑽石礦區和蘭德金礦區被拿走了，儘管當地人對此有優先權。這是人類慣性的一個獨特例證，即人類似乎應該直到現在還在繼續忍受一小部分人通過占有土地而施行的暴政和勒索。土地私有對社會沒有好處，無論是哪種社會。如果人是理性的，他們就會下令明天讓它終止，除了給目前所有者一筆中等的生活收入外，不做任何補償。 僅僅廢除租金並不能消除不公，因為它會給最好的土地及最肥的土地的占有者帶來變化莫測的優勢。租金有必要存在，但應支付給國家或某個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或者，如果總租金超過為此目的所需的數額，則可拿去充當公共基金，並在人口中平均分配。這樣的方法是公正的，不僅有助於減輕貧困，還能防止土地的浪費和當地巨頭的暴政。許多以資本的力量之面目出現的，實際上是土地所有者的力量——例如，鐵路公司和礦主的權力。現行制度的惡和不公是顯而易見的，但人們對他們習以為常的可以預防的惡卻那麼有耐心，以至於不可能猜得出何時才能結束這種荒唐行徑。 遺產繼承是世界上大部分不勞而獲的收入的源泉，被大多數人認為一項自然權利。有時，就像在英國，這項權利是財產所有者固有的，他可以用任何他認為好的方式來處置。有時，就像在法國，限制他權利的是家族對於他不得不放棄的東西有至少一部分的繼承權。但無論是按遺囑處置財產的權利，還是子女從父母那裡繼承財產的權利，都沒有除了占有的本能和家庭自豪感之外的其他任何依據。也許有理由允許一個工作成果極其豐碩的人——比如一個發明家——享有比普通公民高的收入，但沒有充分理由允許這種特權留給他的子孫後代，並永遠傳承下去。其結果將是造就了一個無所事事卻無比幸運的階級，他們通過自己的錢施加影響，並反對改革，因為害怕矛頭會直指他們自己。他們的整個思維習慣變得膽怯，因為畏懼被迫承認自己的立場是站不住腳的；然而，他們的勢利以及想保住自己的恩惠的願望，幾乎導致整個中產階級都模仿他們的舉止，採納他們的意見。他們就這樣成了毒藥，侵染了幾乎所有受過教育之人的世界觀。 人們有時認為，沒有遺產的激勵，人就不會那麼努力工作。我們確信，那些偉大的工業界領袖受到了建立一個家族的願望的驅策，若非如此，他們不會終其一生堅持不懈地奮鬥。我並不認為真正有用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出於這個動機。做平凡的工作是為了生計，做最好的工作是出於對工作本身的興趣。即使那些被認為（也許是他們自己，也許是其他人）旨在建立一個家族的工業領袖，也可能更出於對權力的熱愛和大企業帶來的冒險樂趣。如果所做的工作稍稍減少一些，為了擺脫那些遊手好閒的富人，擺脫他們必然會帶來的壓迫、軟弱和腐敗，那倒是很值得的。 現行的分配製度並不建立在任何原則之上。從征服者強加的一種體系開始，這種征服者為自己的利益所做的安排通過法律形式定型，之後從未得到根本性地重建。如果重建應該基於什麼原則呢？ 社會主義制度是獲得最廣泛提倡的重建計劃，其目標主要是公正：當下的財富不均是不公正的，而社會主義會予以消除。本質上，社會主義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應該得到同樣的收入，而是在每一種情況下，不平等都必須通過需求或服務的不平等來證明。現有體制極其不公，而且其中幾乎所有的不公都是有害的，對此無可爭議。但我不認為只有公正才是建立經濟重建之基礎的充分原則。如果所有人都同樣不快樂或者同樣快樂，公正就會得到保障。就公正本身而言，一旦實現就不會孕含新生事物。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老一套，在想像中，從未考慮過千禧年來到之前的社會生活。他想像他們會像童話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樣，從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但這不符合人性。欲望、活動、目標，對一個可容忍的生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千禧年，儘管看起來有一個美好的前景，但要是真的到來了將是不可容忍的。 更現代的社會主義者確實已經失去了作為先驅者之特徵的宗教熱情，將社會主義視為一種趨勢而非一個明確的目標。但他們仍然保有一種看法，對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是他的收入，而民主政治家的宗旨應該是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我認為，這太過被動地包括了一個什麼是幸福的概念。誠然，在工業世界，大部分人都太窮，不可能過上好日子；但隨著貧窮的減少，好日子會自己到來這事並不是真的。目前，富裕階層中很少有人過得好，或許社會主義只能用現在折磨富人的罪惡代替貧窮帶來的罪惡。 在現有的工人運動中，有些傾向是改革者應該警惕的，雖然工人運動是變革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工人運動實質上是一場有利於正義的運動，其基礎是相信現在不必為了少數人而犧牲多數人，無論過去的情況是怎樣的。當工人的生產率、教育不那麼普及時，貴族文明或許是唯一的可能：如果少數人要傳播並增加世界在藝術、思想和文明生活方面的財富，那麼多數人應該為少數人的生活做出貢獻可能是必要的。但這種必要性已經過去或正在飛快消失，對公正的主張不再有任何有效的反對意見。工人運動在道德上是不可抗拒的，除了偏見和單純的自我主張外，眼下並沒有遭到強烈地反對。一切有生命的思想都站在它這邊；而反對它的則是傳統和死亡。然而，儘管它本身活的，但它會不會盡一切辦法為生命而活還不確定。 勞工在當前的政治思想引導下朝著某些方向發展，這些方向在勞工取得勝利後如果還繼續強勁勢頭，就會變得具有壓制性和危險性。總的來說，工人運動的抱負遭到了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階層的反對，這些階層感到了一種威脅，不僅或主要是對他們個人舒適生活的威脅，也是對他們所處的文明生活的威脅，而他們深信文明生活對世界至關重要。由於受過教育的階層的反對，勞工在充滿革命激情時往往輕視受教育階層所代表的一切。工人越來越受尊重，就像其領袖在英國遇到的那樣，受過教育之人微妙而幾乎不知不覺的影響往往會削弱革命熱情，製造出懷疑和不確定性而不是給出迅速且簡單的保證，讓人以為可能會贏得勝利。富裕階層中的最優秀之人同情勞工，他們非常願意承認勞工的主張是公正的，這可能會軟化工人領袖對現狀的反對，並使其敞開心扉接受建議，即不進行根本性變革是可能的。由於這些影響對領導者的作用要遠大於對普通人的，它們往往會在普通人之中製造對領導者的不信任以及一種尋找不太願意承認更富有階層的主張的新領導者的欲望。最終的結果也許是工人運動對精神生活滿懷敵意，就像一些擔驚受怕的有產者對目前的看法一樣。 狹義地說，對公正的主張可能會強化這一趨勢。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收入高或者工作時間短，這可能被認為是不公平的。但是，腦力勞動的效率，包括教育工作，當然比體力勞動的效率需要更多的舒適和更長的休息時間，如果單就腦力勞動從生理學上講並不有益健康而言。如果沒有意識到這點，腦力生活可能會飽受短視之苦更甚於飽受蓄意的敵意之苦。 由於父母希望孩子儘快去掙錢，目前教育受到侵害，而且可能長期持續受損。例如，每個人都知道半全日制教育不好；但有組織的勞工力量使其得以存在。顯然，對於那些關心人口問題的人而言，消除這一不良現象的辦法是免除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費，同時剝奪父母對子女收入的支配權。 要防止勞動與腦力生活出現任何危險的對立，其方法並不是反對工人運動，因為它太強大了，無法以公正之名來反對。正確的做法是，要用實踐證明思想於工人有益，沒有思想，其積極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而思想界有人願意把精力投入到幫助工人去鬥爭的事業中。這樣的人，如果他們是聰明和真誠的，就能防止勞動變得對存活於智識世界中的東西具有破壞性。 有組織勞動的目標的另一個危險之處，是生產方式的保守主義。機器或組織的改進給僱主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也給工薪階層帶來了暫時的、有時甚至是永久的損失。出於這個原因，以及僅僅是對習慣改變的本能厭惡，強大的勞工組織往往是技術進步的障礙。一切社會進步的最終依據必定是技術效率的提高，一定數量的勞動產生的更大結果。如果工人對這種進步的反對是奏效的，那麼從長遠來講它會令其他所有的進步陷於癱瘓。克服對勞動的反對，不是靠與之為敵或道德說教，而是靠把經濟過程中現在屬於僱主的直接利益給予勞工。在這裡，就跟在其他地方一樣，一個本質上是進步的運動中不進步的部分將被清除，不是通過譴責整個運動，而是通過給它一個更廣泛的範圍，使它更進步，並引導它要求對社會結構進行比它在成立之初所設想的一切都更大的改變。 政治制度所能達到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持個體的創造性、精力、活力以及生活的樂趣。這些東西在比如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以一種如今不復存在的方式存在著。它們激發了探險、詩歌、音樂、精美的建築，並發動了英國的偉大之處在英國曾經偉大的各方面都湧現出來的整個運動。這些東西與不公共存，但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使一個國家的生活比任何可能存在於社會主義下的生活都更令人欽佩。 讓人們保持活力，需要的是機會而不是安穩。安全只是為了躲避恐懼；機會才是希望的源泉。對一個經濟體系的主要考驗，不是它是否使人富有，或是否確保分配公平（儘管這兩者都非常令人嚮往），而是它是否讓人本能的成長暢通無阻。要實現這一目標，它應該滿足兩個主要條件：不應禁錮人們的私人情感，應給創造的衝動儘可能多的表現機會。大多數人身上都有一種建設性的本能，一種想做出什麼的渴望，直至因被廢棄而萎縮。通常，成就最大的人是這種本能最強烈的人：這些人，根據不同的性情和機遇，會成為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或帝國的建設者、工業巨頭。最有益和最有害的職業生涯都是由這種衝動激發出來的。沒有它，世界將降到西藏的水平：它將一如既往地靠祖先的智慧生存，每一代人都將更深地陷入一種毫無生氣的傳統主義。 然而，並非只有那些傑出之士才有建設性的本能，儘管他們的建設能力確實最強。它在男孩們的身上普遍存在，在男人身上則通常根據它所能找到的或多或少的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存活下來。受這種本能啟發的工作是令人滿意的，即使在它令人討厭並且棘手時；因為每一份努力都是自然而然的，就像狗追逐野兔一樣。當前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缺陷在於，為工資而工作很少能為創造性衝動提供任何出路。為工資而工作之人對於自己該做什麼別無選擇：整個過程的創造性集中在下令完成工作的僱主身上。因此，工作僅僅成為一種獲得某種結果——掙到工資——的外部手段。僱主對工會關於限制產量的規定感到憤慨，但他們無權憤慨，因為他們不允許他們雇用的工人知道自己為之工作的目的何在。因此，本應形成一個本能循環的生產過程被分成幾個不同的目的，而這些目的再也不能為那些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提供任何本能的滿足。 這種結果是我們的工業體系造成的，但國家社會主義並不能避開這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是僱主，勞動者個體對自己的工作幾乎就和現在一樣沒有什麼控制力。他所能進行的控制是間接的，是通過政治渠道，而且過於輕微和迂迴，無法提供任何可觀的滿足。令人擔心的是自我引導沒有增加，相互干涉卻增加了。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要求徹底廢除資本主義私營企業，這似乎是沒必要的。大多數構建全面改革體系的人，和大多數捍衛現狀的人一樣，對例外的重要性和僵化體系的不可抗拒性的考慮不足。假如資本主義的範圍受到了限制，並且有很大一部分人從其統治下獲救，就沒有理由希望它被徹底廢除。作為競爭者和對手，它可能有助於防止更多民主企業陷入懶惰和技術保守主義。但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應該變成例外而非常規，且世界工業的大部分應該在一個更加民主的體系下進行。 在國家裡反對軍國主義的許多言論，也可以用於在經濟領域反對資本主義。為追求效率，經濟組織的規模越變越大，這一過程不可逆轉。它們發展的原因是技術性的，而大型經濟組織必須被接受為文明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們的政府沒有理由實行集中化和君主專制。現有經濟體系通過剝奪大多數人的主動性，成了導致普遍厭倦的原因之一，這種厭倦使城市人口和工業人口失去活力，使他們不斷尋求刺激，甚至歡迎戰爭的爆發，以此來緩解他們日常生活的單調乏味。 如果要保持民族的活力，保留新思想的創造力，不至於陷入一種中國式的僵化狀態，就必須清除君主專制式的工業組織。所有大企業都必須在其政府中變成民主的聯合的組織。整個工資收入體系令人憎惡，不僅因為它造成和延續了社會不公，而且因為它將從事工作的人和從事工作的目的分割開來。整個的控制目的集中在資本家身上；工薪階層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掙工資。資本家的目的是用最少的工資獲得最大化的工作；工薪階層的目的是用最少的工作確保最大化的工資。一個包含了這種根本利益衝突的體系，不可能期望它順利或成功運作，或產生一個以效率為榮的共同體。 有這樣兩個運動，一個已經很先進，另一個還在初級階段，它們似乎能影響人們所需的大部分東西。我所指的兩個運動是合作運動和工團主義。合作運動能夠在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內取代工資制度，但要看出它是如何被應用於像鐵路這樣的領域並不容易。而在這些情況下，工團主義的原則最容易適用。 如果組織不是為了壓制個性，那它的成員資格應當是自願的而非強制性的，並且應當在管理中始終擁有發言權。經濟組織不是這樣的，它不會給人們機會在自己選擇的活動中——假如這種活動不是全然單調的——感到自豪和快樂。 然而，必須承認，工業中必不可少的許多機械工作本身可能無法引起人們的興趣，但如果那些從事這樣工作的人在他們的企業管理中有發言權的話，它看起來就不會那麼乏味了。而那些渴望有閒暇時間從事其他職業的人，或許得到了在一天中的幾小時裡以低工資從事無聊工作的機會；這將使所有希望從事工作而無需有立竿見影的好處的人都有了機會。當盡一切可能使工作變得有趣時，餘下的工作就必須在勞動時間之外以獎掖來使它變得可以忍受，一如當下幾乎所有的工作。但是，如果這些獎勵是令人滿意的——無趣的工作也不必耗去一個人的全部精力——那麼在餘下的時間裡，應該有或多或少連續活動的機會。這樣的體制或許是不可估量的恩惠，不僅對藝術家、文人墨客，也對其他一些製造出了讓自己滿意的作品但公眾的認可來得不會太快，不足以保證其生活無虞的人；除了這種相當罕見的情況外，它還可能為有智識抱負的青年男女提供一個機會，讓他們在畢業後繼續接受教育，或者讓他們為需要特別長時間培訓的職業做好準備。 現行體制的弊端是消費者、生產者和資本家三者利益割裂的結果。這三者中沒有一個與社會或其他兩者有相同的利益。合作體制將消費者和資本家的利益合在一起；工團主義則把生產者和資本家的利益合在一起。但既不能把這三者合起來，又不能使指揮工業的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這兩者都不能完全防止工業衝突，也不能取消國家作為仲裁者的需要。但這兩者中的任何一種都比現在的體制好，興許兩者的結合可能會治癒工業主義現有的大部分弊端。令人驚訝的是，儘管男人和女人都在努力實現政治民主，但在將民主引入工業方面卻做得很少。我相信，工業民主可能會帶來不可估量的收益，無論是以合作模式，還是在承認貿易或工業是服務於政府目的的一個單位的情況下，以及諸如工團主義旨在確保的某種形式的地方自治的情況下。沒有理由所有的政府單位都應是地域性的：過去因為通訊工具的遲緩，這種體制是必要的，但如今不需要了。通過這樣的體制，許多人可能會再次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並再次為創造性的衝動找到出路，這種衝動現在只有少數幸運的人擁有，其他人都被剝奪了。這種制度要求廢除地主、限制資本家，但並不要求收入平等。與社會主義不同的是，它不是一個靜態的或終極的體制，而只不過是一個為能量和主動性設的框架。我相信，只有通過這樣的方法，個體的自由發展才能與工業主義所需的龐大技術組織相協調。 * * * (1)　George Gissing，英國19世紀小說家，他的小說以描寫下層社會生活和文壇人物著稱。——譯者 (2)　rentier，靠房地產租金和投資的股息生活的人，也譯為食利者、年金收入者。——譯者 (3)　Booth's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vol.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