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何爭鬥 · 三、戰爭作為一種制度

儘管大多數國家在大多數時候處於和平狀態，但戰爭仍是所有自由社會的永久性制度之一。正如議會亦是我們的永久性制度之一，儘管它並不總是開會。作為一種永久性制度的戰爭正是我希望考慮的：人類為什麼容忍戰爭；人類為什麼不應容忍戰爭；人類要懷有何種希望才能不再容忍戰爭；若人類願意，如何廢止它呢。 戰爭是兩個群體間的衝突，每一方都試圖儘可能殺死和殘害另一方，以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這個目的通常不是權力就是財富。對他人行使權力是一樁樂事，依靠別人的勞動成果生活也是一樁樂事。戰勝者比戰敗者更能感受到這種種樂趣。但是，戰爭同其他所有自然活動一樣，與其說是由它所看到的結果引發的，不如說是由對這種行為本身的一種衝動所致。人們常常渴望一個結果，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因為他們的天性要求採取能引向這種結果的行動。在此情況下也是如此：通過戰爭達成的目的，在未來遠比在它們達成的時刻顯得重要，因為戰爭本身是對我們天性的某方面的一種滿足。若人類的行為源於對一些事實上會帶來幸福的東西的渴望，那麼反對戰爭的純理性爭論早就終結了戰爭。之所以難以壓制戰爭，是因為戰爭發乎於衝動，而非對戰爭所能帶來的好處的計算。 戰爭不同於警察使用武力，警察動用武力是執行中立當局的命令，而戰爭是起爭端的各方自己動用武力。這一區別並非絕對，因為國家在內部爭端中並不總是全然中立的。當罷工者被打壓，國家便站在富人一方。當對現有國家不利的言論遭到懲罰，國家顯然是爭端的當事方之一。從壓制個人觀點到發動內戰之間的一切階段皆有可能出現。但廣義上說，根據整個社會先前制定的法律所動用的武力，或許有別於一個共同體對另一個共同體所使用的武力，在後一種情況下，出手的那個是唯一的法官。我已解釋了這一區別，因為我不認為警察使用武力這種事能被完全消除，但我認為在國際事務中同樣使用武力則是實現永久和平的最大希望。目前，規範國際事務的原則是一國若非自身利益牽涉其中否則不得干預他國事務：外交慣例禁止只為維護國際法而進行的干預。當德國潛艇造成美國公民溺亡時，美國可能會抗議，但若不涉及美國公民，美國則無權抗議。如果類似的情況換成是內政的話，就是警察只在有警察遇害時才可介入謀殺案調查。只要這一原則在國家關係中占上風，中立方的力量就無法有效地用於防止戰爭。 在每個文明國家中，兩股力量攜手發動戰爭。而在平時，只有一些人——通常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是好戰的：他們預測戰爭，顯然對未來發生戰爭沒有絲毫不快。只要戰爭還沒有迫在眉睫，大多數人很少注意到這些人，也不會積極地支持或反對他們。但是，一旦戰爭開始變得越來越近，戰爭的熱度就攫取了人們的心，而那些本來就好戰的人發現得到了除少數無關緊要者之外的所有人的熱情支持。激發戰爭熱的衝動與讓一些人在平時好勇鬥狠的衝動大不相同。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有可能在平時好戰，因為只有他們非常清楚其他國家或者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可能發揮的作用。但是，使他們有別於他們那些更無知的同胞的僅僅是他們的知識，而非他們的天性。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戰前幾年的德國政策並不反對戰爭，對英國也不友好。因此，值得去嘗試了解出台該政策的心態。 首先，指引德國政策的人的愛國程度幾乎不為英國和法國人所知。在這些人看來，德國的利益無疑是他們唯一需要考慮的利益。在追求這些利益的過程中會對其他國家造成怎樣的傷害，對人口和城市造成何種破壞，對文明造成怎麼無可挽回的損毀，這不是他們考慮的。如果他們能給德國帶來他們所認為的好處，其他一切都無足輕重。 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政策中其國家福利的概念主要是競爭性的。德國統治者認為重要的不是本國的內在財富，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而是與其他文明國家競爭時的相比較而言的財富。因此，對他們而言，在國外破壞好東西幾乎和在德國創造好東西一樣令人滿意。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法國人被認為是各民族中最文明的：他們的藝術、文學和生活方式對外國人的吸引力是德國人在這方面不具備的。英國已經發展了政治自由，也擅長用最少的脅迫來維繫帝國，在這方面，德國迄今還沒有展現出任何才能。這些都是嫉妒的理由，嫉妒心想摧毀別國的好東西。德國的軍國主義者們非常正確地判斷出，就算法英兩國最終沒有在真刀真槍的戰鬥中落敗，它們最好的東西也很可能被一場大戰毀掉。我看過一份法國青年作家陣亡者名單；也許德國當局也看到了，並欣喜地表示，這樣的損失再來一年就會摧毀整整一代法國文學——或許，因為傳統不再，就這樣永久地消失了。我們國家更為好戰的報紙上每一次爆發反對自由的聲浪，每一次煽動迫害手無寸鐵的德國人，每一個在我們的態度中顯示出的越來越兇殘的跡象，德國愛國者必定很高興讀到，以此確認他們成功地剝奪了我們最好的東西，迫使我們效仿普魯士最糟的東西。 然而，德國統治者最嫉妒的是我們的力量和財富。這種力量源於對海洋和海峽的控制權，而財富來自一個世紀以來的工業霸主地位。在這兩方面，德國人覺得他們都應得到比我們更高的回報。他們將更多的心思和技能用於軍事和工業組織。他們的智力和知識的平均水平要高出很多；他們團結一致、深思熟慮地追求可達到的目標的能力無窮大。然而，僅僅（正如他們所認為的那樣）因為在競賽中我們開始得早，我們就建立了一個比他們大得多的帝國，也控制了更多的資本。這一切都是無法忍受的，只有發動一場大戰才能改變。 除了上述所有感覺，在許多德國人——尤其是那些最了解我們的——心中，還有一種一想到我們的驕傲就生出的強烈仇恨。法利納塔·德里·烏貝爾蒂(1)審視了地獄，「仿佛他巨大的藐視可以貶低地獄」(2)。正因如此，據德國人描述：被俘的英國軍官看周圍俘虜他們的人的目光冷冷的，仿佛敵人是有毒的、不潔的生物，像癩蛤蟆、蛞蝓或蜈蚣，沒人願意碰觸，如果誰不得已碰了一下，要趕緊嫌惡地甩掉。很容易想像魔鬼有多麼憎恨法利納塔，加諸他身上的痛苦遠比他周圍人的更大，他們希望通過他哪怕表現出一點輕微的畏縮來贏得認可，結果被他逼得發狂，因為他繼續表現得好像他們不存在似的。同樣，德國人也被我們精神上的一成不變氣得發瘋。實際上，我們把德國人看作大熱天裡的蒼蠅：它們令人討厭，人們得把它們打發走，但不曾料到會被它們趕出去。現在，勝利的最初確定性已經消退，我們的內心開始受德國人的影響。如果我們的軍工企業繼續失敗，不久我們就會意識到他們是人類，而不僅僅是一個令人厭煩的狀況。那麼，或許我們會用一種他們沒有理由厭惡的仇恨來恨他們。而從這樣的仇恨到真正的和解只有一步之遙。 如果這個世界的未來不比現在可怕，必須解決的問題是防止各國在戰爭爆發時陷入英德兩國的情緒中。這兩個國家在那一刻可能會被視為驕傲和嫉妒的神話般的代表，驕傲是冷漠的，而嫉妒是熾熱的。德國激動地宣稱：「你，英國，臃腫而衰老，你阻礙了我的生長。你腐爛的枝椏擋住了陽光對我的照射，妨礙了雨露對我的滋潤。你伸展的枝葉必須被修剪，你對稱的美必須被毀掉，我才可以自由生長，我年輕的活力也許才不再被你這一身的腐朽阻礙。」英國，既無趣又冷漠，不知道外部力量的要求，心不在焉地試圖掃除打擾它冥想的暴發戶；但暴發戶人沒有被掃除，而且至今仍有充分的機會實現它的要求。這樣的要求和對它的抵抗都很愚蠢。德國沒有嫉妒的好理由，我們也沒有好理由去抵制德國提出的要求，無論這要求是什麼都與我們的繼續存在不矛盾。未來有沒有什麼辦法能避免這種你來我往的愚蠢行為呢？ 我認為，如果英國人或德國人能從個體利益而不是民族自豪感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就會看到，在戰爭期間的每一時刻，最明智之舉就是立即以可能獲得的最佳條件締結和平。我堅信，這對每個國家和整個文明來說都是最明智的。敵人能通過一個令人不快的和平製造的最大的壞處，比起所有國家繼續爭鬥而給它們自己帶來的壞處不過是個零頭。使我們對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的是驕傲，這種驕傲使承認落敗變得難以容忍，並且還通過暗示承認落敗將導致的各種壞處給自己披上了理性的外衣。但是，落敗的唯一真正的壞處是屈辱，而屈辱是主觀的；如果我們漸漸被說服參戰是個錯誤，最好去追求其他不依賴於稱霸世界的目標，那麼我們就不會感到屈辱了。如果英國人或德國人都能在內心承認這一點，那麼任何不破壞民族獨立的和平都可以被接受，還不用丟掉對美好生活至關重要的自尊。 德國發動戰爭的情緒是可憎的，但這種情緒是由英國慣有的情緒培養出來的。我們為自己的領土和財富而自豪，時刻準備以武力保衛我們在印度和非洲征服的東西。如果我們認識到帝國的徒勞，並表現出不等武力威脅上門便把殖民地交給德國的意願，我們也許本可以勸告德國人說他們的野心是愚蠢的，全世界的尊重是不會靠帝國主義政策贏得的。但是，我們通過抵抗表明了我們共同的標準。我們變得沉醉於現狀。德國人願意用戰爭來破壞現狀；我們則願意用戰爭來防止現狀被德國出於自己的利益而破壞。我們如此確信現狀的神聖性，以至於我們從未認識到它對我們多有利，也沒有認識到維持現狀之舉是怎麼讓我們也對戰爭負有責任的。在一個各國有盛有衰、力量會發生變化、人口日益擁擠的世界，永久地維持現狀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若想維護和平，各國必須學會接受地圖上令人不快的改動，但又不能覺得自己必然會在戰爭中第一個被打敗或者覺得在讓步時受到了折辱。 正是律法主義者與和平之友堅持維持現狀，把德國趕到了軍國主義道路上。德國雖然和其他大國一樣有權建立帝國，但這一帝國只能靠戰爭獲得。對和平的熱愛與靜態的國際關係概念之間已然有太多關聯。在經濟糾紛中，我們都知道工薪階層中任何有活力的東西都反對所謂的「產業和平」，因為現有的財富分配被認為是不公的。那些享有特權的人竭力以掀起對和平的渴望並譴責助長階級衝突的人來鞏固自己的主張。他們從沒想過，資本家光反對變革而不思考變革是否公正，對階級鬥爭亦負有責任。同樣，英國也要為德國的戰爭承擔責任。如果真槍實彈的戰爭要停止，就得有政治手段，憑此獲得現在只能通過戰場上的勝利取得的結果，並且各國將不得不主動承認中立者的裁決中出現的不利主張（adverse claims）。 只有通過這樣的承認，並將它體現在一個各國參加的、完全有權改變領土分配的會議中，軍國主義才能被永久地戰勝。目前的戰爭可能會給西方國家帶來精神和見解上的一種變化，足以使這樣一種制度成為可能。在大多數文明人反抗現代戰爭的殘暴和徒勞的破壞之前，可能需要更多的戰爭和更多的破壞。但是，除非我們的文明標準和建設性思想的力量被永久地降低，否則我不能懷疑理性遲早會戰勝現在導致各國參戰的盲目衝動。如果絕大多數大國都有維護和平的堅定決心，那麼就不難設計解決爭端的外交機制，也不難建立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制度將在年輕人思想中植入對現在教他們去欽佩的屠殺的一種難以磨滅的恐懼。 除了引發戰爭的有意識的、深思熟慮的力量外，還有普通民眾難以言狀的情緒，在大多數文明國家，這些情緒隨時準備在政治家的蠱惑下爆發戰爭的狂熱。若想確保和平，染上戰爭熱的苗頭就必須以某種方式節制。無論誰想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明白什麼是戰爭熱，以及為什麼會發病。 這個世界上有重大影響之人，不論善惡，通常受三重欲望支配：第一，他們渴望一種能充分發揮他們自認為擅長的才能的活動；第二，成功克服阻力的感覺；第三，別人對其成就的尊重。第三種欲望有時不存在：有些已功成名就、沒有「最後的弱點」的人，滿足於自己的成就感，或者僅僅滿足於付出艱難努力的喜悅。但是，通常這三種欲望都在場。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有才華，因此他們對活動的選擇由其能力的性質而定；另一些人在年輕時有著廣泛的可能，因此他們的選擇主要取決於公共輿論對於不同類型的成功給予的不同程度尊重。 同樣的欲望，通常在不那麼明顯的程度上，也存在於沒有特殊才能的人身上。但是，這些人不可能憑個人努力辦成任何非常困難的事；對他們來說，作為一個個單位，不可能有出人頭地之感，也不可能取得戰勝強大阻力的勝利。他們各自的生活平淡無奇、枯燥乏味。早上他們去上班或下地，晚上拖著疲憊回到家，一言不發地重複跟妻兒沉悶單調的生活。他們相信安全是頭等大事，早已保了疾病和死亡險，並找到了一份幾乎不用擔心被解僱、同時不會大有起色的工作。但是，安穩一旦實現，就帶來倦怠的報應。冒險、想像、風險，都有自己的要求，但普通工薪階層怎能滿足這些要求呢？即使有可能，也首先必須滿足妻兒的要求，而且絕不可忽視。 對於這種秩序和良好組織的犧牲品來說，在突然到來的危機時刻意識到他屬於一個國家，意識到他的國家也許會冒風險，也許會投身艱難的事業，享受可疑的戰鬥掀起的狂熱激情，通過軍事遠征西奈山(3)和伊甸園來激發冒險精神和想像力。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國家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的國家遭受什麼，他也感同身受。多年的個人謹慎要用一种放肆投入大眾的瘋狂來宣洩。他在私下裡學會履行的所有節儉、守秩序和關愛他人的可怕職責，都被認為不適用於公共事務：為了國家而不惜一切是愛國的、高尚的，但為了自己而不惜一切則是缺德的。被文明所否定的古老原始激情因壓抑而愈發強烈。某一瞬間，想像和本能穿越回數百年前，叢林中的野人從他被囚禁的精神監獄中走了出來。這便是戰爭狂熱更深邃的心理層面。 但是，除了戰爭狂熱中的非理性和本能因素外，也總有——如果只是作為原始衝動的解放者——一定數量的准理性考量和被委婉地稱為「思想」的東西。戰爭狂熱很少會席捲一個國家，除非它相信自己將會獲勝。無疑，受激動情緒的影響，人們會高估他們成功的幾率；但是，在希望和一個理性人的預期之間是有一定比例的。荷蘭雖然和英國一樣十分仁慈，卻沒有為比利時而戰的衝動，因為帶來災難的可能性人們明顯心知肚明。倫敦民眾如果知道戰爭將如何發展，就不會像很久以前的8月公共假日那樣興高采烈了。一個最近經歷過戰爭並且已經知道戰爭幾乎總是比開戰之初預期的更痛苦的國家，在新一代人成長起來之前不太容易染上戰爭熱。渴望戰爭的各國政府和記者認識到了戰爭熱之中的理性要素，這一點從他們總是儘量弱化他們想挑起的戰爭的危險可以看出。南非戰爭伊始，威廉·巴特勒爵士被解職，原因很明顯，因為他暗示6萬人、3個月可能不足以征服布爾共和國。當戰爭被證明是漫長而艱難的時候，這個國家轉而討伐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在人類事務中沒有太多要歸因於理性的，我想，我們或可假定，一個國家不會在每個理智的人都能看到失敗的可能性的情況下患上戰爭熱。 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如果勝算非常小，就不大可能發動侵略戰爭。如果愛好和平的國家足夠強大，明顯能打敗那些願意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那麼愛好和平的國家就可以結成聯盟，同意共同打擊任何拒絕服從國際理事會的要求的國家。在當前戰爭發生前，我們原本有理由希望以某種這樣的方式確保世界和平。但是，德國的軍事實力表明，這樣的計劃目前沒有太大的成功機會。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美國政策的發展可能會使之更具可行性。 如果所有文明國家都有強烈的和平意願，那麼發動戰爭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就很容易受到遏制。但是，只要人民染上戰爭熱，為和平而做的所有工作必然變得岌岌可危；而如果不能激起戰爭熱，政治和經濟力量就無力發動任何長期的或者極具破壞性的戰爭。和平主義者的根本問題是要防止發動戰爭的衝動不時地席捲整個社會。而這只能通過教育、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由公共輿論控制男女生活而形成的道德準則的一些深遠變化來實現。(4) 現在使國家參戰的諸多衝動本身對於任何朝氣蓬勃或進步的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缺少想像力和冒險精神的社會，很快將停滯不前並開始衰退。為了刺激人們的活動，為了確保鮮活的東西戰勝僵死的或僅僅是傳統的東西，衝突——只要不是破壞性的和殘酷的——也是必要的。一個聰明人不會想去摧毀一個人對事業成功的渴望或與一大群人的團結感。只有死亡、毀滅和仇恨的結果才是邪惡的。但問題是，如何既維持這些衝動又不讓戰爭成為其出口。 迄今建成的所有烏托邦都是令人難以忍受地乏味。任何孔武有力的人都寧願生活在這個充滿恐怖的世界，也不願生活在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者斯威夫特的慧駰國(5)。那些建造烏托邦的人，對於是什麼構成了美好生活的假設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相信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即想像某種社會狀態和某種生活方式，它們應該被一勞永逸地認為是好的，然後應該永遠持續下去。他們沒有意識到，一個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動出擊，只有極少部分來自被動的享受。即使是真正包含在享受中的那些愉悅，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也只是在所採取行動的間隔時才會令人滿意。像烏托邦的發明者一樣，社會改革家們容易忘記這一顯而易見的人性事實。他們的目的，與其說是獲得更多的閒暇，並且有更多的機會去享受它，還不如說是讓工作本身更令人滿意、更符合衝動，並有一個更好的釋放創造力和利用自己能力的途徑。在現代世界，對於幾乎所有依賴收入為生的人來說，工作僅僅是工作，而不是從事活動的欲望的體現。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當它可以防止時，一些措施將會實施，以此為導致戰爭的某些衝動提供一個走向和平的出口。 當然，如果世界上沒了活力，將很容易實現和平。羅馬帝國愛好和平且生產效率低下；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則是歷史上最富有生產力也最窮兵黷武的共同體。我們這個時代唯一擅長的生產形式是科學，而在科學上，德國這個最窮兵黷武的大國是遙遙領先的。例子多舉無益，但很明顯，同樣的生命能量，若能製造出一切最好的事物，便也能製造出戰爭和對戰爭的熱愛。這就是許多人反對和平主義的基本原因，而這些人的目的和行為絕不是殘忍的。在實踐中，和平主義往往給人的感覺只是武力不足，而不是拒絕以武力挫敗他人。若和平主義既想取勝，又想顯得仁慈，它就必須找到一個符合人道情懷的出路來釋放現在導致各國陷入戰爭和毀滅的旺盛精力。 這個問題，威廉·詹姆斯在1898年美西戰爭期間的一次和平主義者大會上談到了，當時他做了一篇關於「戰爭的道德對應物」的令人欽佩的演講。他對這個問題的陳述再好不過了；據我所知，他是唯一一個充分正視該問題的作家。但他的解決方案不夠完備，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完備。然而，這只是一個程度問題：人類的能量每多一個和平的出口，都會削弱促使各國走向戰爭的力量，讓戰爭變得不那麼頻繁和激烈。作為一個程度問題，它可以或多或少地得到局部的解決。(6) 每個精力充沛的人都需要某種競賽，某種克服阻力的感覺，從而感覺他在鍛煉自己的能力。在經濟學的影響下，一種理論發展了起來，它認為人所渴望的是財富；這一理論傾向於自證，因為人的行為更多是取決於他們認為自己想要的，而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一個社會群體中不太積極主動的成員實際上往往真的渴望財富，因為財富能滿足他們消極享受的愛好，並且能讓他們在不費力的情況下獲得尊重。但那些能賺大錢的精力充沛之人很少渴望真金白銀：他們想要的是通過競賽得來權力的感覺，還有成功的活動帶來的快樂。正因如此，那些在掙錢方面越是不講情面的人，往往也是最願意放棄金錢的人；美國的百萬富翁中有很多這方面臭名昭著的例子。認為這些人是受對金錢的欲望驅使的這條經濟理論中，唯一的真理就是：由於金錢被認為是人們所嚮往的，因此賺錢被公認為成功的標尺。人們渴望的是看得見的、不容置疑的成功，但這只能通過成為達成許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的鳳毛麟角者之一來實現。因此，公共輿論對引導精力旺盛者的行動影響頗大。在美國，一個百萬富翁比一個大藝術家更受尊敬，這使得原本想要做這個工作或者那個工作的人，最後選擇以成為百萬富翁為目標。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大藝術家們比百萬富翁更受尊敬，其結果與美國的正好相反。 一些和平主義者和所有軍國主義者都抨擊社會衝突和政治衝突。在這一點上，以軍國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他們是正確的；但和平主義者在我看來似乎錯了。政黨政治的衝突，勞動與資本的衝突以及所有不涉及戰爭的一般原則性衝突，都有許多有益的作用，危害卻很小。它們增加了人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為熱衷競爭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單純的發泄渠道，並幫助修正法律和制度，以順應不斷變化的條件或更多知識所引發的改變的願望。每一個強化政治生活之物都會帶來對和平的興趣，一如導致對戰爭的渴望的興趣。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治問題給每位選民一種主動意識以及力量和責任感，使其生活擺脫某種狹隘的不願嘗試新事物的東西。和平主義者的目標應該是讓人們在自己的生活上有越來越多的政治控制權，尤其像工團主義者倡導的那樣，將民主引入產業管理。 善於反省的和平主義者面臨的問題在於兩方面：怎樣維護自己國家的和平安定，怎樣維護世界和平。當各國對德國參戰一事比較情緒敏感時，維護世界和平不啻為天方夜譚，除非某個國家確實明顯比所有其他國家聯合起來還要強大，以至於發動戰爭對這個國家而言沒必要，對所有其他國家來說無望。由於這場戰爭的曠日持久，很多人一定會問自己，民族獨立是否值得不得不為此付出的這番代價。由一個超級大國來確保世界和平或許不是更好嗎？「通過一個世界聯合會來維護和平」——一個順從的和平主義者可能在戰爭的頭兩年就提出過這樣的觀點——「需要統治者和人民都具備一些微弱的理性，因此這是不可能的；但鑒於德國驚人的軍事成就，通過允許德國向歐洲發號施令來確保和平，就容易得多。既然並無其他方法結束戰爭」——那麼我們提倡不惜任何代價實現和平的人就會爭辯說——「讓我們採取這樣一種方式，它此刻正好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在思考這個觀點時，值得比通常考慮問題時更加認真專注。 歷史上有個著名的例子便是以這種方式維持了長期的和平；我指的是羅馬帝國。我們英國人為我們將大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強加於印度交戰的種族和宗教而自鳴得意。如果我們這樣的自得是對的，如果我們確實通過強制和平給印度帶去了好處，那麼如果德國人能把德意志治世強加於歐洲，他們為此自吹自擂便也是對的。戰前，人們可能會說印度無法與歐洲相提並論，因為印度的文明程度不如歐洲；但是現在我希望沒有人會厚顏無恥地維護如此荒謬的想法。現代歷史上曾反覆出現過一個單一國家以霸權實現歐洲統一的機會，但是遵奉「大國均勢」（Balance of Power）學說的英國，總是阻止此事發生，並維持我們的政治家所稱的「歐洲自由」之原狀。我們現在從事的正是這一任務。但我並不認為，我們的政治家或者我們之中的任何其他人已經非常努力去考慮這個任務是否值得付出代價。 在一個例子上我們顯然是錯的，那就是我們對法國大革命的抵制。如果革命大潮中的法國能征服歐洲大陸和大英帝國，那麼現今世界會更幸福、更文明、更自由、更和平。但是，掀起革命的法國是一個特例，因為它早期的征服打的是自由的旗號，反對的是暴君而非人民；所到之處，法國軍隊都被視為解放者，受到了除統治者和頑固分子之外的所有人的歡迎。就腓力二世而言，我們顯然做對了，就跟1793年我們明顯做錯了一樣。但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的行為都不應以「歐洲自由」的某些抽象的外交概念來評判，而應以謀求霸權的大國理想以及對全歐洲普通人的福祉可能造成的影響來判斷。 「霸權」是一個非常含糊的詞，一切都取決於它對自由的干涉程度。有一種干涉程度對於國家生活的許多形式都是要命的；比如，17、18世紀的義大利處在西班牙和奧地利的霸權統治下。如果德國人真的像1871年那樣吞併法國諸省，他們很可能會對這些省份造成嚴重的傷害，使它們對文明的總體貢獻減少。正因如此，國家自由意義重大，一個實際上由德國統治的歐洲可能會非常死氣沉沉、效率低下。但是，如果「霸權」只是意味著在外交問題上增加分量，在非洲建更多的裝煤站（coaling stations）、占有更多的財富，更有權確保有利的商業條款，那麼就很難想像它會對其他國家造成何種重大損害；當然，霸權不會像當前的戰爭那樣造成如此大的破壞。我不能懷疑，在戰前，這樣的霸權會讓德國人非常滿意。但到目前為止，這場戰爭的影響是，它旨在避免的所有危險都將不可估量地增加。我們現在只能在以下兩者間做出選擇：要麼眼睜睜地看著歐洲在與德國之戰中消耗殆盡，要麼坐視德國的暴政對法國國家生活可能造成的破壞。從文明和人類福祉的角度而非國家威望的角度來講，這實際上就是眼下的問題所在。 假設戰爭不是以一國征服其他所有國家而結束的，那麼唯一能永久結束戰爭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世界聯合會。只要有諸多主權國家存在，並且每個國家擁有軍隊，就不可能有息兵罷戰的安全。只有當世界只有一支海軍和一支陸軍時，我們才有理由認為戰爭已經停止了。這意味著，就國家的軍事職能而言，只有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世界國家。 這個國家的民事職能——如立法、行政和司法——與軍事職能沒有非常本質的聯繫，讓這兩方面職能都由同一個國家行使是沒有道理的。事實上，行使民事職能的國家與行使軍事職能的國家之所以不同，是有各種原因的。對於絕大多數民用方面的目的而言，一些較大的現代國家已經太過龐大，但對於軍事方面的目的而言，又不夠大，因為它們不是世界國家。當沒有意識到這兩個功能幾乎沒有必要的聯繫時，這兩種狀態在關於其理想地域上的差異會帶來某種困惑和猶豫：一方是奔著小國來考慮，另一方則是針對不斷擴大的大國來考慮。當然，若有一支國際陸軍和海軍，就必須有某個國際機構來調動。但是，該機構無需讓自己關心任何一國的內政：它只需宣布規範各國關係的規則，並在這些規則被違反、需要國際部隊干預時做出司法裁決。諸多實例都可以看出，這種國際機構的局限性是多麼輕易可以解決。 在實踐中，以民事職能為主的國家和以軍事職能為主的國家在許多方面往往是不同的。南美洲諸共和國在所有方面都享有主權，只有它們與歐洲的關係除外，這方面它們聽美國的：在與歐洲打交道時，美國的陸軍和海軍就等於它們的陸軍和海軍。我們的自治領以防禦為主，但靠的不是它們自己的部隊，而是我們的海軍。如今，大多數政府都不打算正式吞併它們希望合併的國家，而是只打算吞併受保護國，即受軍事控制的公民自治國家。這樣的自治在實踐中當然是不完整的，因為「受保護」國不能實行那些被實施軍事控制的大國否決的措施。但這樣的自治可能非常接近完全自治，就像我們的自治領一樣。而另一個極端，可能變成一出純粹的鬧劇，就像在埃及那樣。在結盟方面，參加結盟的各國擁有完全的自治權，實際上是將其軍事力量合併為一支單一部隊。 一個軍事大國的大優勢在於它增加了除非被革命席捲否則不可能爆發內戰的地區。如果英國和加拿大意見不合，則理所當然應通過討論而不是以武力來形成解決方案。如果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發生分歧，情況更是如此，且不說事實上它們在很多地方事務上都是自治的。沒有人會認為利物浦為阻止曼徹斯特運河的修建而發動戰爭是合理的，儘管幾乎任何兩個大國都會因為同樣重要的問題開戰。若英國和俄國不是盟友，它們很可能會因為波斯問題開戰；實際上，它們通過外交達成的結果，與它們要是開戰達成的結果幾乎一樣極不公正。方式不同，結果相似。如果澳大利亞和日本都完全獨立的話，兩國可能會開戰；但他們都把自己的自由寄托在英國海軍身上，因此它們不得不和平地調整它們的分歧。 一個軍事大國的主要不利之處是，當外部戰爭發生時，受影響的範圍更大。四個協約國目前形成了一個軍事大國，其結果是，因為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間的爭端，比利時被重創，澳大利亞人在達達尼爾海峽遭到殺害。另一不利之處是助長了壓迫。一個軍事大國在對付一個小國時是無所不能的，它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正如一直以來英國和俄國在波斯、奧匈帝國在塞爾維亞所做的那樣。任何純粹機械的保證都無法確保避免壓迫；只有自由和人道的精神才能提供真正的保護。英國完全可能壓迫愛爾蘭，儘管英國有民主制度、威斯敏斯特(7)有愛爾蘭議員。同理，德國國會裡也有波蘭人，但也沒能阻止對普魯士波蘭的壓迫。不過，民主和代議制政府無疑使壓迫的可能性變小了：它們提供了一種手段，以此讓那些可能被壓迫的人能將他們的願望與冤屈公諸於眾，它們使人們確信只有少數人可以被壓迫，而且只有當多數人幾乎一致希望壓迫他們時這種事才會發生。而且，壓迫這件事給實際執行的統治階級帶來的快樂，遠大於給普通大眾帶來的快樂。因此，擁有權力的廣大民眾可能不如寡頭政治或官僚政治專橫。 為了在防止戰爭的同時也維護自由，全世界應該只有一個軍事國家。當國家之間發生爭端時，這個軍事國家應該按照一個中立機構的決定行事。若果真如此，這自然就是一個世界聯合會產生的結果。但這番前景頗為遙遠，並且值得考慮一下為何會如此遙遠。 一個國家的統一，是由相似的習慣、本能的愛好、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自豪感促成的。一個國家的統一，部分是因為其公民之間的內在親和性，部分是因為外界的壓力和反差：如果一個國家被孤立，它就不會有同樣的凝聚力或同樣的愛國熱情。當我們結成國家聯盟時，除了外部壓力，很少有別的什麼能讓我們產生團結。在某種程度上，常常使英國和美國團結起來的原因也同樣把它們吸引到一起：一種（或多或少）共同的語言、相似的政治制度以及國際政治中相似的目標。但是英、法、俄三國之所以團結起來，完全是因為對德國的恐懼；如果德國被一場自然災難所滅，它們就會立即開始互相仇恨，就像在德國強大之前那樣。因此，並不能因為在目前的反德聯盟中進行合作的這種可能性，就以為可以希望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能在一個和平聯盟中永久合作。形成凝聚力的當前動機，即一種是共同的恐懼，早晚會不復存在，並且不能被任何其他動機取代，除非人們的思想和目的與現在大不相同。 戰爭所產生的最終事實不是經濟或政治上的，也不取決於創造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的任何機制性困難。戰爭所產生的最終事實是：相當一部分人有與人衝突而不是和平共處的衝動，只有在抵抗或打擊共同敵人時才可能與他人合作。私人生活如此，國家關係亦是如此。大多數人在覺得自己足夠強大時就努力讓自己被人害怕而不是被愛；想要獲得別人好感的願望，通常只限於那些沒有獲得穩固權力的人。大部分人生來就有吵架、堅持己見的衝動，儘管被人反對，也樂在其中。正是這種衝動而非任何刻意謀取私利的動機引發了戰爭，導致了一個世界國家的建立困難重重。這種衝動並不局限於一國，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於全世界所有充滿活力的國家。 但是，這種衝動再怎麼強烈，也沒理由允許它導致戰爭。正是這種衝動導致了決鬥；然而現在文明人解決個人恩怨時也不用流血。如果一個世界國家內的政治競爭被戰爭取代，想像就會很快適應新形勢，因為它已經習慣於不決鬥。通過制度和習慣的影響，在人性沒有任何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當人們看到焚燒異教徒或者以活人獻祭異教徒的神時會學著回顧戰爭。如果我花幾英鎊去買把左輪手槍，為了從我朋友口袋裡偷走6便士而打算向他開槍，我在別人看來就是既不聰明又不道德的。但如果我能讓6500萬人跟我一起參與這荒唐的罪行，我就變成了一個偉大而光榮的國家的一分子，英勇地犧牲我的手槍甚至性命，為的是確保這6便士能成全國家的榮譽。歷史學家幾乎都是阿諛奉承者，若我和我的同黨成功了，他們便會稱讚我們，說我們配做推翻羅馬帝國強權的英雄的後代。但如果我們的對手勝了，且他們的6便士是以每個人很多英鎊以及相當一部分人的生命為代價來捍衛的，那麼歷史學家會稱我為土匪（雖然我是），並讚揚那些勇於反抗我的人的精神和自我犧牲意識。 戰爭被光環圍繞，也被傳統、荷馬、《舊約》、早期教育、精心編織的闡述有關問題重要性的神話以及這些神話所揭示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等團團包圍。耶弗他(8)是一個犧牲了自己女兒的英雄，但他如果沒有為神話所欺騙，會讓她活著。母親們把兒子送上戰場是英勇的，但她們和耶弗他一樣受到了矇騙。而且，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作為神話起源的想像力視野中沒有某種野蠻的張力，殘酷議題中的英雄主義就會被消解。一個能因一名無辜少女的獻祭而高興的神，只能被那些認為接受這樣一種犧牲並不完全令人憎惡的人所崇拜。一個相信其福祉只能靠遭受痛苦和造成數十萬同樣可怕的犧牲來保障的國家，對於是什麼構成了國家的福祉並沒有非常屬靈的概念。捨棄物質享受、權力、浮華和外在的榮耀，總比殺戮與被殺、憎恨與被恨、盛怒之下摧毀時代的燦爛遺產要好百倍。我們已經漸漸學會把我們的上帝從遠古以色列人和聖父賦予祂的野蠻殘暴中解放出來：我們之中現在少有人相信祂樂於在永恆的地獄之火中折磨大多數人類。但是我們還沒學會從古老的污點中解放我們的民族理想。對國家的奉獻也許是當今時代最深刻、最廣泛的宗教。如同古代宗教，它也要求迫害、大屠殺、殘忍的英雄主義行為；它也像古代宗教一樣高貴、原始、殘酷甚至瘋狂。現在，和過去一樣，宗教在傳統的重壓下，落後於個人良知，它讓人們的心靈對抗仁慈，讓人們的頭腦對抗真理。如果要拯救世界，人們必須學會高尚而不是變得殘忍，堅定信念並勇於接受真理，志存高遠而不去憎恨那些試圖阻撓他的人。但在這一切實現之前，人們必須首先面對一個可怕的事實：他們一直敬拜的神是虛假的神，他們所做的犧牲是徒勞的。 * * * (1)　Farinata degli Uberti，佛羅倫薩貴族，後來成為佛羅倫薩保皇黨吉貝林派的領袖；但丁《地獄》中的人物。——譯者 (2)　載於《地獄篇·第十章》。——譯者 (3)　在猶太歷史中，它是上帝發出啟示的主要地點；也是基督教的聖山。——譯者 (4)　這些改變，不僅是為了防止戰爭，也是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以後的講座中將會討論。 (5)　喬納森·斯威夫特的諷刺小說《格列佛遊記》中虛構的國家。——譯者 (6)　這部分演講只是簡略地提及這個問題，後面的演講將會對各個方面詳述。 (7)　英國議會所在地。——譯者 (8)　《聖經》人物，古代以色列人的一個首領，帶領以色列人打敗亞捫人。——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