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策略 · 第3章 暢想曲
新生活
哪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閒的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裡，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的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了四兩白干，喝的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的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為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嗎？」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得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又懊悔的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為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為什麼要這樣干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為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為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說得出「為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為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牲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裡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牲的生活。畜牲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是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問得出一個「為什麼」。我為什麼要幹這個？為什麼不干那個？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十分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就可以漸漸的做到我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為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為什麼，——為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為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為什麼大嫂子臉上搽那麼多的脂粉？為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為什麼娶媳婦也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為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爹媽？為什麼這個？為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會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們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不可躲進小樓本篇有兩層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贊成現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認為「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社會的」新生活。
先說什麼叫做「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一月二日夜（就是我在天津講演前一晚），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會講演「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他說：個人主義有兩種：
一、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他的性質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群眾的利益。
一、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l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杜威先生極力反對前一種假的個人主義，主張後一種真的個人主義。這是我們都贊成的。但是他反對的那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害處，是大家都明白的。因為人多明白這種主義的害處，故他的危險究竟不很大。例如東方現在實行這種極端為我主義的「財主督軍」，無論他們眼前怎樣橫行，究竟逃不了公論的怨恨，究竟不會受多數有志青年的崇拜。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主義的危險是很有限的。但是我覺得「個人主義」還有第三派，是很受人崇敬的，是格外危險的。
這一派是：
三、獨善的個人主義，他的共同性質是：不滿意於現社會，卻又無可如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
這個定義含有兩部分：一、承認這個現社會是沒有法子挽救的了；二、要想在現社會之外另尋一種獨善的理想生活。自有人類以來，這種個人主義的表現也不知有多少次了。簡括說來，共有四種：
一、宗教家的極樂國如佛家的淨土，猶太人的伊甸園，別種宗教的天堂，天國，都屬於這一派。這種理想的原起，都由於對現社會不滿意。因為厭惡現社會，故懸想那些無量壽，無量光的淨土，不識不知，完全天趣的伊甸園，只有快樂，毫無痛苦的天國。這種極樂國里所沒有的，都是他們所厭恨的；有的，都是他們所夢想而不能得到的。
一、神仙生活神仙的生活也是一種懸想的超出現社會的生活。人世有疾病痛苦，神仙無病長生；人世愚昧無知，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人生不自由，神仙乘雲遨遊，來去自由。
三、山林隱逸的生活前兩種是完全出世的，他們的理想生活是懸想的，渺茫的出世生活。山林隱逸的生活雖然不是完全出世的，也是不滿意於現社會的表示。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社會政治，卻又無能為力，只得隱姓埋名，逃出這個惡濁社會去做他們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們不能「得君行道」，敵對於功名利祿，表示藐視的態度。他們痛恨富貴的人驕奢淫逸，故說富貴如同天上的浮雲，如同腳下的破草鞋。他們痛恨社會上有許多不耕而食，不勞而得的「吃白階級」，故自己耕田鋤地，自食其力。他們厭惡這污濁的社會，故實行他們理想中梅妻鶴子，漁蓑釣艇的潔淨生活。
四、近代的新村生活近代的新村運動，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國的理想農村，如現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見解看起來，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隱逸是沒有組織的，新村是有組織的：
這是一種不同。隱逸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絕的，故有「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理想；現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賞玩rodin同cezanne的幸福，還能在村外著書出報：這又是一種不同。但是這兩種不同都是時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區別。從根本性質上看來，新村的運動都是對於現社會不滿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們對於現在「少數人在多數人的不幸上，築起自己的幸福」的社會制度，表示不滿意，自然是公認的事實。周作人先生說日向新村裡有人把中國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國」（《新潮》二，頁七五）。這是他們對於日本政制極不滿意的一種牢騷話，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實篤先生一班人雖然極不滿意於現社會，卻又不贊成用「暴力」的改革。他們都是「真心仰慕著平和」的人。他們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劃來。周作人先生說，「新村的理想，要將歷來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來。」（《新青年》七，二，一三四。）這個和平方法就是離開現社會，去做一種模範的生活。「只要萬人真希望這種的世界，這世界便能實現。」（《新青年》同上）這句話不但是獨善主義的精義，簡直全是淨土宗的口氣了！所以我把新村來比山林隱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來比求淨土天國的宗教運動，也不算玷辱他。不過他們的「淨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罷了。
我這篇文章要批評的「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指這一種跳出現社會的新村生活。這種生活，我認為是「獨善的個人主義」的一種。「獨善」兩個字是從孟軻「窮則獨善其身」一句話上來的。有人說：新村的根本主張是要人人「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卻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如此看來，他們既承認「對於人類的義務」，如何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呢？我說：這正是個人主義的證據。試看古今來主張個人主義的思想家，從希臘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哪一個不是一方面崇拜個人，一方面崇拜那廣漠的「人類」的？主張個人主義的人，只是否認那些切近的倫誼，——或是家族，或是「社會」，或是國家，——但是因為要推翻這些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不得不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人類」。所以凡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承認這個雙重關係的。
新村的人主張「完全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個人主義。他們要想跳出現社會去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獨善的個人主義。
這種新村的運動，因為恰合現在青年不滿意於現社會的心理，故近來中國也有許多人歡迎、讚嘆、崇拜。我也是敬仰武者先生一班人的，故也曾仔細考究這個問題。我考究的結果是不贊成這種運動，我以為中國的有志青年不應該仿行這種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這種新村的運動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呢？
第一，因為這種生活是避世的，是避開現社會的。這就是讓步，這便不是奮鬥。我們自然不應該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奮鬥是不可少的。我並不是說武者先生一班人沒有奮鬥的精神。他們在日本能提倡反對暴力的論調，——如「一個青年的夢」——自然是有奮鬥精神的。但是他們的新村計劃想避開現社會裡「奮鬥的生活」，去尋那現社會外「生活的奮鬥」，這便是一大讓步。武者先生的「一個青年的夢」里的主人翁最後有幾句話，很可玩味。他說：』
「……請寬恕我的無力。——寬恕我的話的無力。但我心裡所有的對於美麗的國的仰慕，卻要請諸君體察的。……」（《新青年》七，一，-。二）我們對於日向的新村應該作如此觀察。
第二，在古代這種獨善主義還有存在的理由；在現代，我們就不該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個人有多大的勢力，故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人總想，改良社會是「達」了以後的事業，——是得君行道以後的事業；——故承認個人——窮的個人——只能做獨善的事業，不配做兼善的事業。古人錯了，現在我們承認個人有許多事業可做。人人都是一個無冠的帝王，人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會的事。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何嘗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來的？知道個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組織的個人更可以做事，便可以知道這種個人主義的獨善生活是不值得模仿的了。
第三，他們所信仰的「泛勞動主義」是很不經濟的。他們主張：「一個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論理應該用自己的力去得來，不該要別人代負這責任。」這話從消極一方面看，——從反對那「遊民貴族」的方面看，——自然是有理的。但是從他們的積極實行方面看，他們要「人人盡勞動的義務，製造這生活的資料」，——就是衣食住的資料，這便是「矯枉過正」了。人人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就是人人要加入這生活的奮鬥。（周作人先生再三說新村里平和幸福的空氣，也許不承認「生活的奮鬥」的話，但是我說的，並不是人同人爭麵包米飯的奮鬥，乃是人在自然界謀生存的奮鬥；周先生說新村的農作物至今還不夠自用，便是一證。）現在文化進步的趨勢，是要使人類漸漸減輕生活的奮鬥至最低度，使人類能多分一些精力出來，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業。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工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
第四，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根本觀念就是周先生說的「改造社會，還要從改造個人做起。」我對於這個觀念，根本上不能承認。這個觀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於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去改造的東西。要知道個人是社會上種種勢力的結果。我們吃的飯，穿的衣服，說的話，呼吸的空氣，寫的字，有的思想，……沒有一件不是社會的。我曾有幾句詩，說：
「……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時我以為把一半的我歸功社會，總算很慷慨了。後來我才知道這點算學做錯了！父母給我真是極少的一部分。其餘各種極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識，技術，習慣，……等等，大都是社會給我的。我穿線襪的法子是一個徽州同鄉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結能不散開，是一個美國女朋友教我的。這兩件極細碎的例，很可以說明這個「我」是社會上無數勢力所造成的。社會上的「良好分子」並不是生成的，也不是個人修煉成的，——都是因為造成他們的種種勢力裡面，良好的勢力比不良的勢力多些。反過來，不良的勢力比良好的勢力多，結果便是「惡劣分子」了。古代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只為要妄想憑空改造個人，故主張正心，誠意，獨善其身的辦法。這種辦法其實是沒有辦法，因為沒有下手的地方。近代的人生哲學漸漸變了，漸漸打破了這種迷夢，漸漸覺悟：
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覺得「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還是脫不了舊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根本觀念是：
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
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
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新村的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我覺得那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裡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卻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個性」，這便是放棄現社會，認為不能改造；這便是獨善的個人主義。
以上說的是本篇的第一層意思。現在我且簡單說明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什麼。這種生活是一種「社會的新生活」；是站在這個現社會裡奮鬥的生活，是霸占住這個社會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觀念有三條：
一、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志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徹底，計劃如何偉大，你總不能籠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
[附註]有人說：「社會的種種勢力是互相牽掣的，互相影響的。這種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因為你才動手改這一種制度，其餘的種種勢力便圍攏來牽掣你了。如此看來，改造還是該做籠統的改造。」我說不然。正因為社會的勢力是互相影響牽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會影響到別種勢力上去。這種影響是最切實的，最有力的。近年來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響的別種勢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嗎？
二、因為要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業的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度，做切實的調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膽的假設，尋出實驗的證明。這種新生活是研究人的生活，是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的生活。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了那麼多一步。做這種生活的人要睜開眼睛，公開心胸；要手足靈敏，耳目聰明，心思活潑；要歡迎事實，要不怕事實；要愛問題，要不怕問題的逼人！
三、這種生活是要奮鬥的，那避世的獨善主義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故不必奮鬥。這種「淑世」的新生活，到。
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們對於反對的舊勢力，應該作正當的奮鬥，不可退縮。我們的方針是：奮鬥的結果，要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現社會去，把這個社會雙手讓給舊勢力。換句話說，應該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村變為新村，使舊生活變為新生活。
我且舉一個實際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來，有一種運動，叫做「貧民區域居留地」的運動（socialsettlements）。這種運動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學的畢業生，——在本地揀定一塊極齷齪，極不堪的貧民區域，買一塊地，造一所房屋。這一班人便終日在這裡面做事。這屋裡，凡是物質文明所賜的生活需要品，——電燈，電話，熱氣，浴室，游水池，鋼琴，話匣，等等，——無一不有。他們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頑皮的孩子，——都招攏來，教他們游水，教他們讀書，教他們打球，教他們演說辯論，組成音樂隊，組成演劇團，教他們演戲奏藝。還有女醫生和看護婦，天天出去訪問貧家，替他們醫病，幫他們接生和看護產婦。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人公家醫院。因為天下貧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們眼見那高樓大屋的大醫院，心裡以為這定是為有錢人家造的，決不是替貧民診病的；所以必須有人打破他們這種見解，教他們知道醫院不是專為富貴人家的。還有許多貧家的婦女每日早晨出門做工，家裡小孩子無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們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們洗浴，換洗衣服，餵他們飲食，領他們遊戲。到了晚上，他們的母親回來了，各人把小孩領回去。這種小孩從小就在潔淨慈愛的環境裡長大，漸漸養成了良好習慣，回到家中，自然會把從前的種種污穢的環境改了。家中的大人也因時時同這種新生活接觸，漸漸的改良了。我在紐約時，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華德女士（lilianwald）辦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條街上的貧家子弟演戲，演的是貝里（barry）的名劇。我至今回想起來，他們演戲的程度比我們大學的新戲高得多咧！
，這種生活是我所說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我所說的「變舊社會為新社會，變舊村為新村」的生活！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來的！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要做這一類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現社會的獨善生活。我們的新村就在我們自己的舊村里！我們所要的新村是要我們自己的舊村變成的新村！
可愛的男女少年！我們的舊村里我們可做的事業多得很咧！村上的鴉片煙燈還有多少？村上的嗎啡針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纏腳的女子還有多少？村上的學堂成個什麼樣子？
村上的紳士今年賣選票得了多少錢？村上的神廟香火還是怎樣興旺？村上的醫生斷送了幾百條人命？村上的煤礦工人每日只拿到五個銅子，你知道嗎？村上多少女工被貧窮逼去賣淫，你知道嗎！村上的工廠沒有避火的鋁梯，昨天火起，燒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嗎？村上的童養媳婦被婆婆打斷了一條腿，村上的紳士逼他的女兒餓死做烈女，你知道嗎？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們有什麼權利，丟開這許多的事業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們放著這個惡濁的舊村，有什麼面孔，有什麼良心，去尋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原題《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在神道面前瞎說
紛紛歌舞賽蛇蟲，酒醴牲牢告潔豐。
果有神靈來護佑，天寒何故不臨工？
這是我父親在鄭州辦河工時（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做的十首「鄭工合龍紀事詩」的一首。他自己有注道：
霜雪既降，凡俗所未「大王」「將軍」化身臨工者，皆絕跡不復見矣。
「大王…『將軍」都是祀典里的河神；河工區域內的水蛇蝦蟆往往被認為大王或將軍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祠祭禮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國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蝦蟆磕頭乞憐：真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恥辱。我父親這首詩不但公然指斥這種迷信，並且用了一個很淺近的證據，證明這種迷信的荒誕可笑。這一點最可表現我父親的思想的傾向。
我父親不曾受過近世自然科學的洗禮，但他很受了程頤朱熹一系的理學的影響。理學家因襲了古代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用「氣」和「理」兩個基本觀念來解釋宇宙，敢說「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氣（陰陽）之良能也」。這種思想，雖有不徹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況且程朱一系極力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其理」，這就是近世科學的態度。我父親做的「原學」，開端便說：
天地氳氤，萬物化生。
這是採納了理學家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他做的「學為人詩」的結論是：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罷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窮理的治學態度。
這些話都是我四五歲時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樣講解，我記不得了；我當時大概完全不懂得這些話的意義。我父親死的太早，我離開他時，還只是三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我小時跟著四叔念朱子的《小學》，就是理學的遺風；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門上都貼著「僧道無緣」的條子，也就是理學家庭的一個招牌。
我記得我家新屋大門上的「僧道無緣」條子，從大紅色褪到粉紅，又漸漸變成了淡白色，後來竟完全剝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親死後，四叔又上任做學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領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長齋，拜佛念經，四叔和三哥（是她過繼的孫子）都不能勸阻她，後來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長齋念佛的，她常來我家中住。這兩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勸誘家中的幾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請她們念經許願還願。
二哥的丈母頗認得字，帶來了《玉曆鈔傳》《妙莊王經》一類的善書，常給我們講說目連救母游地府，妙莊王的公主（觀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帶來的書都看了，又在戲台上看了《觀音娘娘出家》全本連台戲，所以腦子裡裝滿了地獄的慘酷景象。
後來三哥得了肺癆病，生了幾個孩子都不曾養大。星五伯娘常為三哥拜神佛，許願，甚至於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參加行禮，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禮。我自己幼年身體也很虛弱，多病痛，所以我母親也常請伯娘帶我去燒香拜佛。依家鄉的風俗，我母親也曾把我許在觀音菩薩座下做弟子，還給我取了一個佛名，上一字是個「觀」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親愛我心切，時時教我拜佛拜神總須誠心敬禮。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過廟宇路亭，凡有神佛之處，她總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裡又起翳，她代我許願：病好之後親自到古塘山觀音菩薩座前燒香還願。後來我病好了，她親自跟伯娘帶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難走，她的腳是終年疼的，但她為了兒子，步行朝山，上山時走幾步便須坐下歇息，卻總不說一聲苦痛。我這時候自然也是很誠心的跟著她們禮拜。
我母親盼望我讀書成名，所以常常叮囑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學堂壁上掛著一幅朱印石刻的吳道子畫的孔子像，我們每晚放學時總得對他拜一個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見了外甥章硯香（比我大幾歲）供著一個孔夫子神龕，是用大紙匣子做的，用紅紙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貼著金紙剪的香爐燭台和供獻，神龕外邊貼著許多紅紙金紙的聖廟匾額對聯，寫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類的句子。我看了這神龕，心裡好生羨慕，回到家裡，也造了一座小聖廟。我在家中尋到了一隻燕窩匣子，做了聖廟大庭；又把匣子中間挖空一方塊，用一隻午時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聖廟的內堂，堂上也設了祭桌，神位，香爐，燭台等等。我在兩廂又添設了顏淵子路一班聖門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聯語類編》，抄出了許多聖廟聯匾句子，都用金銀錫箔做成匾對，請近仁叔寫了貼上。這一座孔廟很費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親見我這樣敬禮孔夫子，她十分高興，給我一張小桌子專供這神龕，並且給我一個銅香爐；每逢初一和十五，她總教我焚香敬禮。
這座小聖廟，因為我母親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歲從外國回家時，還不曾毀壞。但我的宗教虔誠卻早已摧毀破壞了。我在十一二歲時便已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正在溫習朱子的《小學》，念到了一段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話，說：
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坐燒春磨，亦無所施。
我重讀了這幾句話，忽然高興的直跳起來。《目連救母》《玉曆鈔傳》等書里的地獄慘狀，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覺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陳設在祭壇上的十殿閻王的畫像，和十八層地獄的種種牛頭馬面用鋼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鍋，拋下奈河橋下去餵餓狗毒蛇，——這種種慘狀也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現在覺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這句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我心裡很高興，真像地藏王菩薩把錫杖一指，打開地獄門了。
這件事我記不清在那一年了，大概在十一歲時。這時候我已能夠自己看古文書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綱鑑易知錄》，後來又教我改看《御批通鑑輯覽》。《易知錄》有句讀，故我不覺吃力。《通鑑輯覽》須我自己用朱筆點讀，故讀的很遲緩。有一次二哥從上海回來，見我看《御批通鑑輯覽》，他不贊成；他對禹臣先生說，不如看《資治通鑑》。於是我就點讀《資治通鑑》了。這是我研究中國史的第一步。我不久便很喜歡這一類的歷史書，並且感覺朝代帝王年號的難記，就想編一部「歷代帝王年號歌訣」！近仁叔很鼓勵我做此事，我真動手編這部七字句的歷史歌訣了。此稿已遺失了，我已不記得這件野心工作編到了那一朝代。但這也可算是我的「整理國故」的破土工作。可是誰也想不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竟會大大的影響我的宗教信仰，竟會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讀到《資治通鑑》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記范縝（齊梁時代人，死時約在西漢五一。年）反對佛教的故事，說：
縝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譁，難之，終不能屈。
我先已讀司馬光論地獄的話了，所以我讀了這一段議論，覺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馬光的話教我不信地獄，范縝的話使我更進一步，就走上了無鬼神的路。范縝用了一個譬喻，說形和神的關係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鋒利一樣；沒有刀子，便沒有刀子的「快」了；那麼，沒有形體，還能有神魂嗎？這個譬喻是很淺顯的，恰恰合一個初開知識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覺得范縝說的有道理。司馬光引了這三十五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裡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我那時並不知道範縝的《神滅論》全文載在《梁書》（卷四八）里，也不知道當時許多人駁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里。我只讀了這三十五個字，就換了一個人。大概司馬光也受了范縝的影響，所以有「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的議論，大概他感謝范縝；故他編《通鑑》時，硬把《神滅論，摘了最精采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歷史裡。他決想不到，八百年後這三十五個字競感悟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竟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通鑑》又記述范縝和競陵王蕭子良討論「因果」的事，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文如下：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日：「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日：「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離牆，落糞潿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
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這一段議論也只是一個譬喻，但我當時讀了只覺得他說的明白有理，就熟讀了記在心裡。我當時實在還不能了解范縝的議論的哲學意義。他主張一種「偶然論」，用來破壞佛教的果報輪迴說。我小時聽慣了佛家果報輪迴的教訓，最怕來世變豬變狗，忽然看見了范縝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裡非常高興，膽子就大的多了。他和司馬光的神滅論教我不怕地獄；他的無因果論教我不怕輪迴。我喜歡他們的話，因為他們教我不怕。我信服他們的話，因為他們教我不怕。
我的思想經過了這回解放之後，就不能虔誠拜神拜佛了。但我在我母親面前，還不敢公然說出不信鬼神的議論。
她叫我上分祠里去拜祖宗，或去燒香還願，我總不敢不去，滿心裡的不願意，我終不敢讓她知道。
我十三歲的正月里，我到大姊家去拜年，住了幾天，到十五日早晨，才和外甥硯香同回我家去看燈。他家的一個長工挑著新年糕餅等物事，跟著我們走。
半路上到了中屯外婆家，我們進去歇腳，吃了點心，又繼續前進。中屯村口有個三門亭，供著幾個神像。我們走進亭子，我指著神像對硯香說，「這裡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爛泥菩薩拆下來拋到毛廁里去，好嗎？」
這樣突然主張毀壞神像，把我的外甥嚇住了。他雖然昕我說過無鬼無神的話，卻不曾想到我會在這路亭里提議實行搗毀神像。他的長工忙勸阻我道：「糜舅，菩薩是不好得罪的。」我聽了這話，更不高興，偏要拾石子去擲神像。恰好村子裡有人下來了，硯香和那長工就把我勸走了。
我們到了我家中，我母親煮麵給我們吃，我剛吃了幾筷子，聽見門外鑼鼓響，便放下面，跑出去看舞獅子了。這一天來看燈的客多，家中人都忙著照料客人，誰也不來管我吃了多少面。我陪著客人出去玩，也就忘了肚子餓了。
晚上陪客人吃飯，我也喝了一兩杯燒酒。酒到了餓肚子裡，有點作怪。晚飯後，我跑出大門外，被風一吹，我有點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來看燈！」別人家的孩子也跟著喊，「月亮，月亮，下來看燈！」
門外的喊聲被屋裡人聽見了，我母親叫人來喚我回去。
我怕她責怪，就跑出去了。來人追上去，我跑的更快。有人對我母親說，我今晚上喝了燒酒，怕是醉了。我母親自己出來喚我，這時候我已被人追回來了。但跑多了，我真有點醉了，就和他們抵抗，不肯回家。母親抱住我，我仍喊著要月亮下來看燈。許多入圍攏來看，我仗著人多，嘴裡仍舊亂喊。母親把我拖進房裡，一群人擁進房來看。
這時候，那位跟我們來的章家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他跟著我的外甥稱呼），糜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罷？今天我們從中屯出來，路過三門亭，糜舅要把那幾個菩薩拖下來丟到毛廁里去。他今夜嘴裡亂說話，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來了。」
這幾句話，他低低的說，我靠在母親懷裡，全聽見了。
我心裡正怕喝醉了酒，母親要責罰我；現在我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了一條妙計。我想：「我胡鬧，母親要打我；菩薩胡鬧，她不會責怪菩薩。」於是我就鬧的更凶，說了許多瘋話，好像真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樣！
我母親著急了，叫硯香來問，硯香也說我日裡的確得罪了神道。母親就叫別人來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禱告三門亭的神道，說我年小無知，觸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寬宏大量，不計較小孩子的罪過，寬恕了我。我們將來一定親到三門亭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鄰舍都來看我，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婦女還提著「火筒」（徽州入冬天用瓦壚裝炭火，外面用篾絲作籃子，可以隨身攜帶，名為火筒），房間裡悶熱的很。我熱的臉都紅了，真有點像醉人。
忽然門外有人來報信，說，「龍燈來了，龍燈來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趕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燈。一會兒，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只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房裡的悶熱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母親許的願好像是靈應了。第二天，她教訓了我一場，說我不應該瞎說。更不應該在神道面前瞎說，但她不曾責罰我，我心裡高興，萬想不到我的責罰卻在一個月之後。
過了一個月，母親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錢來，在外婆家辦了豬頭供獻，備了香燭紙錢，她請我母舅領我到三門亭里去謝神還願。我母舅是個虔誠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擺好供獻，點起香燭，陪著我跪拜謝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禮，——心裡只怪我自己當日扯謊時不曾想到這樣比挨打還更難為情的責罰！
直到我二十七歲回家時，我才敢對母親說那一年元宵節附在我身上胡鬧的不是三門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親也笑了。
原題《從拜神到無神》剉
再造文明的藥方剉
研究問題
輸入學理
整理國故
再造文明
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世傑先生的「新思潮是什麼」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嘗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共同意義是什麼。比較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一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陳先生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頁）這話雖然很簡明，但是還嫌太籠統了一點。假使有人問：「何以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呢？」答案自然是：「因為國粹和舊文學是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又問：「何以凡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東西都該反對呢？」這個問題可就不是幾句籠統簡單的話所能回答的了。
.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
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
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
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dtionofallvalus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腳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為「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為並不曾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著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操的道德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舊戲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
禮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女子的問題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府的討論，財產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與財產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值。……我也不必往下數了，這些例很夠證明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誌與報紙，便可以看出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周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周刊》……等等雜誌報紙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
為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因為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為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徹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麼問題；後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於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努力來恢復孔教的尊嚴；卻不知道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為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故安福部的議員通過孔教為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競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於大多數人是無關係的，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為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逐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於是文言白話就成為問題了。後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為世間決沒有人情願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入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並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的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
為什麼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炮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儘量的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稗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方面做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症下藥的工夫，不但不容易，並且很遭犯忌諱，很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過激撅」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
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意義上著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是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該給我們一種很有益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的運動便是一個最明白的例。這個道理很容易解釋。凡社會上成為問題的問題，一定是與許多人有密切關係的。這許多人雖然不能提出什麼新解決，但是他們平時對於這個問題自然不能不注意。
若有人能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細細分析出來，加上評判的研究，指出不滿意的所在，提出新鮮的救濟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許多人反對。但是反對便是注意的證據，便是興趣的表示。試看近日報紙上登的馬克思的贏餘價值論，可有反對的嗎？可有討論的嗎？沒有人討論，沒有人反對，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證據。研究問題的文章所以能發生效果，正為所研究的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覺悟。懸空介紹某種專家學說，如《贏餘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專門學者之外，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在研究問題裡面做點輸入學理的事業，或用學理來解釋問題的意義，或從學理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輸入學理，能伎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學理的影響。不但如此，研究問題最能使讀者漸漸的養成一種批評的態度，研究的興趣，獨立思想的習慣。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不如一點評判的態度，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
總起來說：研究問題所以能於短時期中發生很大的效力，正因為研究問題有這幾種好處：（1）研究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為問題關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對，但反對是該歡迎的，因為反對便是興趣的表示，況且反對的討論不但給我們許多不要錢的廣告，還可使我們得討論的益處，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為問題是逼人的活問題，故容易使人覺悟，容易得人信從；（4）因為從研究問題裡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於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學理的影響；（5）因為研究問題可以不知不覺的養成一班研究的，評判的，獨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這是這幾年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我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以後能了解這個教訓，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但看作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工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工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來養成研究問題的人才。
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
以上說新思潮的「評判的精神」在實際上的兩種表現。
現在要問：「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持什麼態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是評判的態度。」介開來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
盲從是評判的反面，我們既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自然要反對盲從。這是不消說的了。
為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為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著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_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
為什麼要整理呢？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為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耍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為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如太極圖，爻辰，先天圖，卦氣……之類，——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
因為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如罵楊朱墨翟為禽獸，卻尊孔丘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這叫做「整理國故」。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四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
新思潮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介紹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惟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56·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原題《新思潮的意義》
科學的人生觀今天講的題目，就是「科學的人生觀」，研究人是什麼東西？在宇宙中占據什麼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因為少年人近來覺得很煩悶，自殺、頹廢的都有，我比較至少多吃了幾斤鹽，幾擔米，所以來計劃計劃，研究自身人的問題。
至於人生觀，各人不同，都隨環境而改變，不可以一個人的人生觀去統理一切；因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們至少要以科學的立場，去研究它，解決它。「科學的人生觀」有兩個意思：第一拿科學做人生觀的基礎，第二拿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我們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方法。
現在先講第一點，就是人生是什麼？人生是啥物事？拿科學的研究結果來講，我在民國十二年發表了十條，這十條就是武昌有一個主教，稱為新的《十誡》說我是中華基督教的危險物的。十條內容如下：
（一）要知道空間的大拿天文，物理考察，得著宇宙之大；從前孫行者翻筋斗，一翻翻到南天門，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觀念，何等的小？現在從地球到銀河中間的最近的一個星，中間距離，照孫行者一秒鐘翻十萬八千里的速率計算，恐怕翻一萬萬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宇宙間的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們人類，更是小，真是不成東西的東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為是萬物之靈，同大地並行，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徵象，這是錯的。從前王充很能見得到，說：「一個虱子不能改變那褲子裡的空氣，和那人類不能改變皇天一樣。」所以我們眼光要大。
（二）時間是無窮的長從地質學、生物學的研究，曉得時間是無窮的長，以前開口五千年，閉口五千年，以為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陽系的存在，有幾萬萬年的歷史，地球也有幾萬萬年，生物至少有幾千萬年，人類也有二三百萬年，所以五千年占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時間之長，就可以看見各種進步的演變，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三）宇宙間自然的行動根據了一切科學，知道宇宙、萬物都有一定不變的自然行動。「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如此的行動，並沒有一種背後的指示，或是一個主宰去規範他們。朗白了這點，對於月蝕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種種迷信，可以打破了。
（四）物競天擇的原理從生物學的知識，可以看到物競天擇的原理。鯽魚下卵有幾百萬個，但是變魚的只有幾個；否則就要變成「魚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又吃更小的，人類都是如此。從此曉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動；否則要安排起來，為什麼不安排一個完善的世界呢？
（五）人是什麼東西從社會學、生理學、心理學方面去看，人是什麼東西？吳稚暉先生說：「人是兩手一個大腦的動物，與其他的不同，只在程度上的區別罷了。」人類的手，與雞、鴨的掌差不多，實是他們的弟兄輩……（六）人類是演進的根據了人種學來看，人類是演進的；因為要應付環境，所以要慢慢的變；不變不能生存，要滅亡了。所以從下等的動物，慢慢演進到高等的動物，現在還是演進。
（七）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根據心理學、生物學來講，心理現狀是有因果律的。思想、做夢，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是心理、生理的現象，和頭痛一般；所以人的心理說是超過一切，是不對的。
（八）道德、禮教的變遷照生理學、社會學來講，人類道德、禮教也變遷的。以前以為腳小是美觀，但是現在腳小要裝大了。所以道德、禮教的觀念，正在改進。以二十年、二百年或二千年以前的標準，來判斷二十年、二百年、二千年後的狀況，是格格不相人的。
（九）各物都有反應照物理、化學來講，物質是活的原子分為電子，是動的。石頭倘然加了化學品，就有反應，像人打了一記，就有反動一樣。不同的，只在程度不同罷了。
（十）人的不朽根據一切科學知識，人是要兀的，物質上的腐敗，和貓死狗死一般，但是個人不朽的工作，是功德：在立德，立功，立言。善惡都是不朽。一塊痰中，有微生物，這菌能散布到空間，使空氣都惡化了；人的言語，也是一樣。凡是功業、思想，都能傳之無窮；匹夫匹婦，都有其不朽的存在。
我們要看破人世間，時間之偉大，歷史的無窮，人是最小的動物，處處都在演進，要去掉那小我的主張，但是那小小的人類，居然現在對於制度、政治各種都有進步。
以前都是拿科學去答覆一切，現在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人生，』就是哪哼生活？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是，至少要有那科學的方法，精神、態度去做。分四點來講：
一、懷疑第一點是懷疑。三個弗相信的態度，人生問題就很多。有了懷疑的態度，就不會上當。以前我們幼時的智識，都從阿金、阿狗、阿毛等黃包車夫、娘姨處學來；但是現在自己要反省，問問以前的知識是否靠得住？……二、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像貼貼標語，什麼打倒田中義一等，都僅務虛名，像豆腐店裡生意不好，看看「對我生財」泄悶一樣。又像是以前的畫符，一畫符病就好的思想。貼了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真箇打倒了麼？這不對，我們應做切實的工作，奮力的做去。
三、證據懷疑以後，相信總要相信，但是相信的條件，就是拿憑據來。有了這一句，論理學諸書，都可以不讀。赫胥爾的兒子死了以後，宗教家去勸他信教，但是他很堅決的讜，「拿有上帝的證據來。」有了這種態度，就不會上當。
四、真理朝夕的去求真理，不一定要成功，因為真理無窮，宇宙無窮；我們去尋求，是盡一點責任，希望在總分上，加上萬萬分之一。勝固是可喜，敗也不足憂。明知賽跑，只有一個人第一，我們還要跑去，不是為我為私，是為大家。發明不是為發財，是為人類。英國有一個醫生，發明』
了一種治肺的藥。但是因為自秘，就被醫學會開除了。
所以科學家是為求真理。莊子雖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的話頭，但是我們還要向上做去，得一分就是一分，一寸就是一寸，可以有阿基米德氏發現浮力時叫eureka的快活。有了這種精神，做人就不會失望。所以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它圓就圓，方就方，是有意味；因為真理無窮，趣味無窮，進步快活也無窮盡。
本文是胡適1930年在蘇州青年會的講演詞大宇宙中談博愛「博愛」就是愛一切人。這題目範圍很大。在未討論以前，讓我們先看一個問題：「我們的世界有多大？」
我的答覆是「很大！」我從前念《千字文》的時候，一開頭便已念到這樣的辭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宇宙是中國的字，和英文的universe，w。rld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詞。
宇是空間（space）即東南西北，宙是時間（time）即古今旦暮。
《淮南子》說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來。
宇宙就是天地，宙宇就是time-space。古人能得「universe」的觀念實在不易，相當合於今日的科學。
但古人所見的空間很小，時間很短，現在的觀念已擴大了許多。考古學探討千萬年的事，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學等等不斷的發現，更將時間空間的觀念擴大。
現在的看法：空間是無窮的大，時間是無窮的長。
古人只見到八大行星，二十年前只見九大行星。現在所謂的銀河，是古代所未能想像得到的。以前覺得太陽很遠，現在說起來算不得什麼，因為比太陽遠千萬倍的東西多得很。
科學就這樣地答覆了「宇宙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
現在談第二點：博愛。
在這個大世界裡談博愛，真是個大問題。
廣義的愛，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終目的。墨子可謂中國歷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可說是宗教創立者（founderofreliion），他提出「兼愛」為他的理論中心。兼愛就是博愛，是愛無等差的愛。墨子理論和基督教教義有很多相合的地方，如「愛人如己」愛我們的仇敵」等。
佛教哲學本謂一切無常，我亦無常，「我」是「四大」
（土、水、火、風）偶然結合而成的，是十分簡單的東西，因此無所謂愛與恨——根本不值得愛，也不值得恨。但早期佛教亦有愛的意念在：我既無常，可犧牲以為人。
和尚愛眾生，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所以有人稱之為「叫化」（乞丐）宗教。自己的飯亦須取之於人，何能博愛？
古時很多人為了「愛」，每次蹲坑（大便）的時候便想，想，大想一番，想到愛人。有些人則以身餵蚊，或以刀割肉，以自身所受的痛苦來顯示他們對人的愛。這種愛的方法，只能做到犧牲自己，在現代的眼光看來，是可笑的。這種博愛給人的幫助十分有限，與現代的科學——工程、醫學……等所能給我們的「博愛」比起來，力量實在小得可憐。
今日的科學增進了人類互助博愛的能力。就說最近義大利郵船andread。ria號遇難的事吧，短短的數小時內就救起千多人。近代交通、醫學……等的發達，減少了人類無數的痛苦。
我們要談博愛，一定要換一觀念。古時那種餵蚊割肉的博愛，等於開空頭支票，毫無價值。現在的科學才能放大我們的眼光，促進我們的同情心，增加我們助人的能力。我們需要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博愛——種實際的博愛。
孔子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們應當先把自己弄好，然後幫助別人；獨善其身然後能兼善天下。同學們，現在我們讀書的時候，不要空談高唱博愛；但應先努力學習，充實自己，到我們有充分能力的時候才談博愛，仍不算遲。
·63·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
畢業班的諸位同學，現在都得離開學校去開始你們自己的事業了，今天的典禮，我們叫作「畢業」，叫作「卒業」，在英文裡叫作「始業」（commencement），你們的學校生活現在有一個結束，現在你們開始進入一段新的生活，開始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自己的擔子，所以叫作「始業」。我今天承畢業班同學的好意，承閻校長的好意，要我來說幾句話，我進大學是在五十年前（一九一0），我畢業是在四十六年前（一九一四），夠得上做你們的老大哥了，今天我用老大哥的資格，應該送你們一點小禮物，我要送你們的小禮物只是一個防身的藥方，給你們離開校門，進入大世界，作隨時防身救急之用的一個藥方。
這個防身藥方只有三味藥：
第一味藥叫做「問題丹」。第二味藥叫做「興趣散」。
第三味藥叫做「信心湯」。第一味藥，「問題丹」，就是說：每個人離開學校，總得帶一兩個麻煩而有趣味的問題在身邊作伴，這是你們人世的第一要緊的救命寶丹。
問題是一切知識學問的來源，活的學問、活的知識，都是為了解答實際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困難而得來的。年輕人世的時候，總得有一個兩個不大容易解決的問題在腦子裡，時時向你挑戰，時時笑你不能對付他，不能奈何他，時時引誘你去想他。
只要你有問題跟著你，你就不會懶惰了，你就會繼續有知識上的長進了。
學堂里的書，你帶不走，儀器，你帶不走；先生，他們不能跟你去，但是問題可以跟你走到天邊！有了問題，沒有書，你自會省吃省穿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賣田賣地去買儀器！沒有好先生，你自會去找好師友；沒有資料，你自會上天下地去找資料。
各位青年朋友，你今天離開學校，夾袋裡準備了幾個問題跟著你走？
第二味藥，叫做「興趣散」，這就是說：每個人進入社會，總得多發展一點專門職業以外的興趣——「業餘」的興趣。
你們多數是學工程的，當然不愁找不到吃飯的職業，但四年前你們選擇的專門職業，真是你們自己的自由志願嗎？
你們現在還感覺你們手裡的文憑真可以代表你們每個人終身的志願，終身的興趣嗎？——換句話說，你們今天不懊悔嗎？明年今天還不會懊悔嗎？
你們在這四年里，沒有發現什麼新的，業餘的興趣嗎？
在這四年里，沒有發現自己在本行以外的才能嗎？
總而言之，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意兒。不是為吃飯而是心裡喜歡做的，用閒暇時間做的，——這種非職業的玩意兒，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樂，更有意思，有時候，一個人的業餘活動也許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
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學家，一個是彌爾（j.s.mill），他的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秘書，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有很大的貢獻。一個是斯賓塞（herbertspencer），他是一個測量工程師，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一個很有勢力的思想家。
英國的大政治家邱吉爾，政治是他的終身職業，但他的業餘興趣很多，他在文學、歷史，兩方面，都有大成就；他用餘力作油畫，成績也很好。
今天到自由中國的貴賓，美國大總統艾森豪威爾先生，他的終身職業是軍事，人都知道他最愛打高爾夫球，但我們知道他的油畫也很有工夫。
各位青年朋友，你們的專門職業是不用愁的了，你們的業餘興趣是什麼？你們能做的，愛做的業餘活動是什麼？
第三味藥，我叫他做「信心湯」，這就是說：你總得有一點信心。
我們生存在這個年頭，看見的、聽見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們悲觀、失望的——有時候竟可以叫我們傷心，叫我們發瘋。
這個時代，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沒有信心，我們真要發狂自殺了。
我們的信心只有一句話：「努力不會白費」，沒有一點努力是沒有結果的。
對你們學工程的青年人，我還用多舉例來說明這種信心嗎？工程師的人生哲學當然建築在「努力不白費」的定律的基石之上。
我只舉這短短几十年里大家都知道的兩個例子：
一個是亨利福特（henryford），這個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他小時半工半讀，只讀了幾年書，十六歲就在一小機器店裡作工，每周工錢兩塊半美金，晚上還得去幫別家做夜工。
五十七年前（一九0三）他三十九歲，他創立fordmotorcoo（福特汽車公司），原定資本十萬元，只招得兩萬八千元。
五年之後（一九0八），他造成了他的最出名的modelt汽車，用全力製造這一種車子。
一九一三年——我已在大學三年級了，福特先生創立他的第一副「裝配線」（assemblyline）。一九一四年，——四十六年前，——他就能夠完全用「裝配線」的原理來製造他的汽車了。同時（一九一四）他宣布他的汽車工人每天只工作八點鐘，比別處工人少一點鐘——而每天最低工錢五元美金，比別人多一倍。
他的汽車開始是九百五十元一部，他逐年減低賣價，從九百五十元直減到三百六十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減到二百九十元一部。
他的公司，在創辦時（一九0三）只有兩萬八千元的資本，——到二十三年之後（一九二六）已值得十億美金了！
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了。一九一五年，他造了一百萬部汽車，一九二八年，他造了一千五百萬部車。
他的「裝配線」的原則在二十年里造成了全世界的「工業新革命」。福特的汽車在五十年中征服全世界的歷史還不能叫我們發生「努力不白費」的信心嗎？
第二個例子是航空工程與航空工業的歷史。
也是五十七年前——一九0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正是我十二整歲的生日，——那一天，在北加羅林那州的海邊kittyhawk（基帝霍克）沙灘上，兩個修理腳踏車的匠人，兄弟兩人，用他們自己製造的一隻飛機，在沙灘上試起飛，弟弟叫。willewright，他飛起了十二秒鐘。哥哥叫wilburwright，他飛起了五十九秒鐘。
那是人類製造飛機飛在空中的第一次成功，——現在那一天（十二月十七日）是全美國慶祝的「航空日」——但當時並沒有人注意到那兩個弟兄的試驗，但這兩個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腳踏車修理匠人，他們並不失望，他們繼續試飛，繼續改良他們的飛機，一直到四年半之後（一九0八年五月）才有重要的報紙來報導那兩個人的試飛，那時候，他們已能在空中飛三十八分鐘了！
這四十年中，航空工程的大發展，航空工業的大發展，這是你們學工程的人都知道的，航空工業在最近三十年里已成了世界最大工業的一種。
我第一次看見飛機是在一九一二年。我第一次坐飛機是在一九三。年（三十年前）。我第一次飛過太平洋是在二十三年前（一九三七）；第一次飛過大西洋是在十五年前（一九四五年），當我第一次飛渡太平洋的時候，從香港到舊金山總共費了七天！去年我第一次坐jet機，從舊金山到紐約，五個半鐘點飛了三千英里！下月初，我又得飛過太平洋，當天中午起飛，當天晚上就到美國西岸了！
五十七年前，kittyhawk沙灘上兩個腳踏車修理匠人自造的一個飛機居然在空中飛起了十二秒鐘，那十二秒鐘的飛行就給人類打開了一個新的時代，——打開了人類的航空時代。
這不夠叫我們深信「努力不會白費」的人生觀嗎？
古人說：「信心可以移山」（faithmovesmountains），又說：「功不唐捐」（唐是空的意思），又說：「只要功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青年的朋友，你們有這種信心沒有？
捶煮自然的靈物究竟什麼算是工程師的哲學呢？什麼算是工程師的人生觀呢？因為時間很短，我當然不能把這個大的題目講得滿意，只是提出幾點意思，給現在的工程師同將來的工程師作個參考。法國從前有一位科學家柏格生（bergson）說：「人是制器的動物。」過去有許多人說：「人是有效力的動物。」
也有許多人說：「人是理智的動物。」而柏格生說：「人是能夠製造器具的動物。」這個初造器具的動物，是工程師的老祖宗。什麼叫做工程師呢？工程師的作用，在能夠找出自然界的利益，強迫自然世界把它的利益一個一個貢獻出來，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以減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這是工程師哲學的簡單說法。
大家都承認：學作工程師的，每天在課堂裡面上應該上的課，在試驗室裡面作應該作的試驗，也許忽略了最大的目標，或者忽略了真正的基本——工程師的人生觀。所以這個題目，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昨天在工學院教授座談會中，我說：我到了六十二歲，還不知道我專門學的什麼。起初學農；以後弄弄文學，弄弄哲學，弄弄歷史；現在搞《水經注》，人家說我改弄地理。
也許六十五歲以後、七十歲的時候，說不定要到工學院作學生；只怕工學院的先生們不願意收一個老學徒，說「老狗教不會新把戲」。今天在工學院作學生不夠資格的人，要來談談現在的工程師同將來的工程師的人生觀，實屬狂妄，就是，有點大膽。不過我覺得我這個意思，值得提出來說說。
人是能夠製造器具的動物，別的動物，也有能夠製造東西的，譬如：蜘蛛能夠製造網，蜜蜂能夠製造蜜糖，珊瑚蟲能夠製造珊瑚島。而我們人同這些動物之所以不同，就是蜘蛛製造網的絲，是從肚子裡出來的，它肚子裡有無窮無盡的絲，蜜蜂採取百花，經一番製造，作成的確比原料高明的蜜糖：這些動物，可算是工程師；但是它的範圍，它用的，只是它自己的本能。珊瑚蟲能夠做成很大的珊瑚島，也是本能的。人，如果只靠他的本能，講起來也是很有限得很的！人與蜘蛛，蜜蜂、珊瑚蟲所以不同，是在他充分運用聰明才智，揭發自然的秘密，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
控制自然，為的是什麼呢？不是像蜘蛛織網，為的捕蟲子來吃；人的控制自然為的是要減輕人的勞苦，減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使人類的生活格外的豐富，格外有意義。這是「科學與工業的文化」的哲學。我覺得柏格生這個「人」的定義，同我們剛才簡單講的工程師的哲學，工程師的人生觀，工程師的目標，是值得我們隨時想想，隨時考慮的。
這個話同這個目標，不是外國來的東西，可以說是我們老祖宗在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以前，就有了這種理想了。目前有些人提倡讀經；我倒很願意為工程師背幾句經書，來說明這個理想。
人如何能控制自然，製造器具呢？人控制自然這個觀念，無論東方的聖人賢人，西方的聖人賢人，都是同樣有的。我現在提出我們古人的幾句話，使大家知道工程師的哲學，並不是完全外來的洋貨。我常常喜歡把《易經》「繫辭」
裡面幾句話翻成外國文給外國人看。這幾句話是：「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看見一個意思，叫做象；把這個意象變成一種東西——形，叫做器；大規模的製造出來，叫做法；老百姓用工程師製造出來的這些器具，都說好呀！好呀！但是不曉得這器具是從一種意象來的，所以看見工程師便叫做神。
希臘神話，說火是從天上偷來的；中國歷史上發明火的燧人氏被稱為古帝之一——神。火，是一個大發明。發明火的人，是一個大工程師。我剛才所舉《易》，「繫辭」，從一個觀念——意象——造成器具，這個意思，是了不得的。人類歷史上所謂文化的進步，完全在製造器具的進步。文化的時代，是照工程師的成績劃分的。人類第一發明是火；大體說來，火的發現是文化的開始。下去為石器時代。無論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都是人類用智慧把石頭造成功器具的時候。再下去為青銅器時代。用銅製造器具，這是工程師最大的貢獻。再下去為鐵的時代。這是一個大的革命。後來把鐵煉成鋼。再下去發明蒸汽機，為蒸汽機時代。再下去運用電力，為電力的時代；現在為原子能時代：這都是制器的大進步。每一個大時代，都只是制器的原料與動力的大革命。從發明火以後，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電力時代，原子能時代；這些文化的階段，都是依工程師所創造劃分的。
這種理想，中國歷史上，早就有了的。工學院水工試驗室要我寫字，我寫了兩句話。這兩句話，是《苟子》「天論篇」裡面的。《苟子》「天論篇」，是中國古代了不得的哲學，也就是西方柏格生征服自然，以為人用的思想。《荀子》「天論篇」說：「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與物蓄而制之？」這個文字，依照清代學者校勘，稍須改動。但意思沒有改動。「從天而頌之」，是說服從自然。「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兩句話聯起來說，意思是：
跟著自然走而歌頌，不如控制自然來用。「大天而思之」，是問自然是怎樣來的、「大天而思之，孰與物蓄而制之？」是說：問自然從哪裡來的，不如把自然看成一種東西，養它、制裁它。把自然控制來用，中國思想史上只有荀子才說得這樣徹底。從這兩句話，也可以看出中國在兩千二三百年前，就有控制天命——古人所謂天命，就是自然——把天命看作一種東西來用的思想。
「窮理致知」四個字，是代表七八百年前——十一世紀到十二世紀——宋朝的思想的。宋代程子、朱子提倡格物——窮理_的哲學。什麼叫做「格物」呢？這有七十幾種說法。今天我們不去研究這些說法。照程子朱子的解釋，「格物」是「即物而窮其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樣的格物致知，可以擴大人的智識。程子說，「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習而久之，自然貫通。」有人以範圍問他；他說，「上自天地之高大，下至一草一木，都要格的。」這個範圍，就是科學的範圍，工程師的範圍。
兩千二三百年前，荀子就有「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七、八百年前，程子、朱子就有格物——窮理——的哲學。
這是科學的哲學，可算是工程師的哲學。我們老祖宗有這樣的好思想、哲學，為什麼不能作到科學工業的文化呢？簡單一句話，我們不幸得很，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時候，已經走上了自然主義的哲學一條路了。像老子、莊子，以及更後的淮，南子，都是代表自然主義思想的。這種自然主義的哲學發達的太早，而自然科學與工業發達的太遲：這是中國思想史的大缺點。
剛才講的，人是用智慧製造器具的動物。這樣，人就要天天同自然界接觸，天天動手動腳的，抓住實物，把實物來玩，或者打碎它，煮它，燒它。玩來玩去，就可以發現新的東西，走上科學工業的一條路。比方「豆腐」，就是把豆子磨細，用其他的東西來點，來試驗；一次，二次，……經過許多次的試驗，結果點成漿，做成功豆腐；做成功豆腐還不夠，還要做豆腐乾，豆腐乳。豆腐的做成，很顯然的，是與自然界接觸，動手、動腳，多方試驗的結果，不是對自然界看看，想想，或作一首詩恭維自然界就行了的。
頂好一個例子，是格物哲學到了明朝的一個故事。明朝有一位大哲學家王陽明，他說，「照程子、朱子的說法，要做聖人，要『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你們沒有試驗過，我王陽明試驗過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錢的朋友研究格物，並由錢先生動手格竹子，拿一個凳子坐在竹子旁邊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來，病了。王陽明說：「你不夠做聖人，我來格。」也端把椅子對著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兩天兩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陽明也格不出來，病了。
於是王陽明說：「我們不配作聖人，不能格物。」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傳統的不動手動腳，拿天然實物來玩的習慣。
今天工學院植物系的學生格竹子，是要把竹子劈開，用顯微鏡來細細的看，再加上顏色的水，作各種的試驗，然後就可以判定竹子在工業上的地位。為什麼王陽明格不出來，今天的工程師可以格出來？因王陽明沒有動手動腳作器具的習慣，今天的工程師有動手動腳作器具的習慣。苟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學，終敵不過老子，莊子「錯（措）人而思天」的哲學。故程、朱的格物窮理的思想，終不能應用到自然界的實物上去，至多只能在「讀書」上（文史的研究上）發生了一點功效。
今天送給各位工程師哲學的人生觀，又約略講一講我們老祖宗為什麼失敗；為什麼有了這樣好的征服天然的理想，窮理致知的哲學，而沒有造成功科學文化，工業文化。我們可以了解我們老祖宗讓西方人趕上去了。同時，從西方人後來實現了我們老祖宗的理想，我們亦就可以知道，只要振作，是可以迎頭趕上的。我們只要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同世界上科學工業發達的國家站在一樣的地位。
二十年前，中國科學社要我作一個社歌，後來請趙元任先生作了樂譜。今天我把這個東西送給各位工程師。這個社歌，一共三段十二句。
我們不崇拜自然。他是一個刁鑽古怪；我們要捶他，煮他，要叫他聽我們的指我們要他給我們推車；我們要他給我們送信。
我們要揭穿他的秘密，好叫他服事我們我們唱天行有常，我們唱致知窮理。
明知道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少年中國之精神
前番太炎先生，話裡面說現在青年的四種弱點，都是很可使我們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們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憑藉已成的勢力；三、不要虛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騖遠。這四條都是消極的忠告。我現在且從積極一方面提出幾個觀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國的邏輯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一般中國人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正當的方法。因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幾種現象：（一）靈異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壇及各地的各種迷信；（二）謾罵無理的議論；（三）用詩云子日作根據的議論；（四）把西洋古人當作無上真理的議論；還有一種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狀，我且稱他為「目的熱」，就是迷信一些空虛的大話，認為高尚的目的；全不問這種觀念的意義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說：「我主張統一和平」，大家齊聲喝彩，就請他做內閣總理；明天又有人說：
「我主張和平統一」，大家又齊聲叫好，就舉他做大總統；此外還有什麼「愛國」哪，「護法」哪，「孔教」哪，「衛道」哪許多空虛的名詞；意義不曾確定，也都有許多人隨聲附和，認為天經地義，這便是我所說的「目的熱」。以上所說各種現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們既然自認為「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該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不是我在這短促時間裡所能詳細討論的，我且略說科學方法的要點：
第一注重事實科學方法是用事實作起點的，不要問孔子怎麼說，柏拉圖怎麼說，康德怎麼說；我們須要先從研究事實下手，凡遊歷調查統計等事都屬於此項。
第二注重假設單研究事實，算不得科學方法。王陽明對著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麼道理來，反病倒了，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學家最重「假設（hypothesis）。觀察事物之後，自說有幾個假定的意思；我們應該把每一個假設所涵的意義徹底想出，看那意義是否可以解釋所觀察的事實？是否可以解決所遇的疑難？所以要博學。正是因為博學方才可以有許多假設，學問只是供給我一們種種假設的來源。
第三注重證實許多假設之中，我們挑出一個，認為最合用的假設；但是這個假設是否真正合用？必須實地證明。
有時候，證實是很容易的；有時候，必須用「試驗」方才可以證實。證實了的假設，方可說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張、東哲西哲的學說，若不曾經過這一層證實的工夫，只可作為待證的假設，不配認作真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保存這種科學的方法，實驗的態度。
一、少年中國的人生觀現在中國有幾種人生觀都是「少年中國」的仇敵：第一種是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固然不消說了；第二種是退縮的人生觀，如靜坐會的人，如坐禪學佛的人，都只是消極的縮頭主義。這些人沒有生活的膽子，不敢冒險，只求平安，所以變成一班退縮懦夫；第三種是野心的投機主義，這種人雖不退縮，但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見，所以他們不惜利用他人，作他們自己的器具，不惜犧牲別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緊要關頭，不惜作偽，不惜作惡，不顧社會的公共幸福，以求達他們自己的目的。這三種人生觀都是我們該反對的。少年中國的人生觀，依我個人看來，該有下列的幾種要素：
第一須有批評的精神一切習慣、風俗、制度的改良，都起於一點批評的眼光；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的習俗，都最容易陷入機械的習慣，到了「機械的習慣」的時代，樣樣事都不知不覺的做去，全不理會何以要這樣做，只曉得人家都這樣做故我也這樣做，這樣的個人便成了無意識的兩腳機器，這樣的社會便成了無生氣的守舊社會，我們如果發願要造成少年的中國，第一步便須有一種批評的精神；批評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隨時隨地都要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
第二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我們須要認定這個世界是很多危險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險的；世界的缺點很多，是要我們來補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們來減少的；世界的危險很多，是要我們來冒險進取的。俗話說得好：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們要做一個人，豈可貪圖自在；我們要想造一個「少年的中國」，豈可不冒險；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大舞台，我們既上了台，便應該老著麵皮，拚著頭皮，大著膽子，干將起來；那些縮進後台去靜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著雙手只會看戲的人，也都是懦夫；這個世界豈是給我們靜坐旁觀的嗎？那些厭惡這個世界夢想超生別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說了。
第三須要有社會協迸的觀念上條所說的冒險進取，並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們既認定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又須認定人類的生活全是社會的生活，社會是有機的組織，全體影響個人，個人影響全體，社會的活動是互助的，你靠他幫忙，他靠你幫忙，我又靠你同他幫忙，你同他又靠我幫忙；你少說了一句話，我或者不是我現在的樣子，我多盡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現在這個樣子，我和你多盡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點事，社會的全體也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這便是社會協進的觀念。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侶，自然會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覺得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和社會有關，自然不肯為社會造惡因，自然要努力為社會種善果，自然不致變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機家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保存這種批評的、冒險進取的、社會的人生觀。
三、少年中國的精神少年中國的精神並不是別的，就是上文所說的邏輯和人生觀；我且說一件故事做我這番談話的結論：諸君讀過英國史的，一定知道英國前世紀有一種宗教革新的運動，歷史上稱為「牛津運動」（theoxfordmovement），這種運動的幾個領袖如客白爾（keble）、紐曼（newman）福魯德（froude）諸人，痛恨英國國教的腐敗，想大大的改革一番；這個運動未起事之先，這幾位領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詩歌寫在一個冊子上，紐曼摘了一句荷馬的詩題在冊子上，那句詩是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l翻譯出來即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我們也該時時刻刻記著這句話：
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領袖人才的來源北京大學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來，題目是論「士大夫」（見《獨立》第十二期）。他下的定義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為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為誅殛所可加者也。
雖然孟先生說的「士大夫」，從狹義上說，好像是限於政治上負大責任的領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說的「天民」一級不得位而有絕大影響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說，若用現在的名詞，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為「領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談話引出來的，我讀了忍不住想引申他的意思，討論這個領袖人才的問題。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嘆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人格風度，既拋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道外國的「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群的領袖。他發願要搜集中國古來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後人模範的，做一部「士大夫集傳」；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國士大夫的精華，做一部「外國模範人物集傳」。這都是很應該做的工作，也許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們知道《新約》里的幾種耶穌傳記影響了無數人的人格；我們知道布魯達克（plutarch）的英雄傳影響了後世許多的人物。歐洲的傳記文學發達的最完備，歷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詳細的傳記，往往有一篇傳記長至幾十萬言的，也往往有一個人的傳記多至幾十種的。這種傳記的翻譯，倘使有審慎的選擇和忠實明暢的譯筆，應該可以使我們多知道一點西洋的領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間接的可以使我們對於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點具體的了解。
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已很少了；至於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我們對於古代大人物的認識，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軼事瑣聞。然而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只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但是傳記文學的貧乏與忽略，都不夠解釋為什麼近世中國的領袖人物這樣稀少而又不高明。領袖的人才決不是光靠幾本「士大夫集傳」就能鑄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只是因為「士大夫」在古代社會裡自成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顏之推說：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盆，皆有範文，亦為至矣。但[《神經》]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顏氏家訓》「風操」第六）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帝王的威權，外族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門閥的爭存不全靠聲勢的暄赫，子孫的貴盛。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
即如顏氏一家，遭遇亡國之禍，流徙異地，然而顏之推所最關心的還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所以他著作家訓，留作他家子孫的典則。隋唐以後，門閥的自尊還能維持這「士大夫風操」至幾百年之久。我們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呂氏、司馬氏的家訓，還可以想見當日士大夫的風範的保存是全靠那種整齊嚴肅的士大夫階級的教育的。
然而這士大夫階級始終被科學制度和別種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打破了。元明以後，三家村的小兒只消讀幾部刻板書，念幾百篇科學時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機會；一朝得了科第，像「紅鸞禧」戲文里的丐頭女婿，自然有送錢投靠的人來擁戴他去走馬上任。他從小學的是科學時文，從來沒有夢見過什麼古來門閥里的「士大夫風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維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說的話，並不是追悼那個士大夫階級的崩壞，更不是希冀那種門閥訓練的復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種歷史事實。凡成為領袖人物的，固然必須有過人的天資做底子，可是他們的知識見地，做人的風度，總得靠他們的教育訓練。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范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范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范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人物的訓育的來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階級（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門閥，如日本的貴族門閥，如歐洲的貴族階級及教會）的特殊訓練。在近代的歐洲則差不多全靠那些訓練領袖人才的大學。歐洲之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時代留下的幾十個大學的功勞。近代文明有四個基本源頭：
（一）是文藝復興，（二）是十六七世紀的新科學，（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業革命。這四個大運動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的產兒。中古時代的大學誠然是幼稚的可憐，然而義大利有幾個大學都有一千年的歷史；巴黎，牛津，劍橋都有八九百年的歷史；歐洲的有名大學，多數是有幾百年的歷史的；最新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學是一百二十歲了。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至於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
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八股試帖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做書院課卷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當日最高的教育，——理學與經學考據——也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現在這些東西都快成了歷史陳跡了，然而這些新起的「大學」，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第十一期）里曾指出「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以多數的軍人都「因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巨」。其實他太恭維「任何其他的教育」了！
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財政經濟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領袖人物的資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還可以有劉邦、劉裕一流的梟雄出來平定天下，還可以像趙普那樣的人妄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我們到今日才感覺整頓教育的需要，真有點像「臨渴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病，終須努力求三年之艾。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千萬年的。我們在今日如果真感覺到全國無領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覺到「盲人騎瞎馬」的危機，我們應當深刻的認清只有咬定牙根來徹底整頓教育，穩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條狹路可走。如果這條路上的荊棘不掃除，虎狼不驅逐，奠基不穩固；如果我們還想讓這條路去長久埋沒在淤泥水潦之中，——那麼，我們這個國家也只好長久被一班無知識無操守的渾人領導到沉淪的無底地獄裡去了。
自由主義
孫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國成語：「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那一種是真的」。其實「自由主義」也可以有種種說法，人人都可以說他的說法是真的，今天我說的「自由主義」，當然只是我的看法，請大家指教。
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的尊重自由，現在有些人否認自由的價值。同時又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里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板坡里沒有趙子龍，空城計里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罷！據我的拙見，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自由」在中國古文裡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歐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從外力裁製之下解放出來，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國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於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於自己」，都有不由於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淵明的詩：「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這裡「自然」二字可以說是完全同「自由」一樣。王安石的詩：「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這就是說，這片瓦的行動是被風吹動的，不是由於自己的力量。中國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輕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許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壓迫，故意回向自己內心去求安慰，求自由。這種回向自己求內心的自由，有幾種方式，一種是隱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壓迫，一種是夢想神仙的生活——行動自由，變化自由——正如莊子說，列子御風而行，還是「有待」，「有待」還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無待於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淨土，都含有由自己內心去尋求最高的自由的意義。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縛的權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是一些先進民族用長期的奮鬥努力爭出來的。
人類歷史上那個自由主義大運動實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個某個宗教威權的束縛，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正統思想威權的束縛。在這些方面……在信仰與思想的方面，東方歷史上也有很大膽的批評者與反抗者。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恭，都可以說是為信仰思想自由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很可以同他們的許多西方同志齊名比美，我們中國歷史上雖然沒有抬出「爭自由」的大旗子來做宗教運動，思想運動，或政治運動，但中國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的每一個時代都可以說含有爭取某種解放的意義。
我們的思想史的第一個開山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就有爭取思想自由的意義。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師老子，就是一位大膽批評政府的人。他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同時的鄧析是批評政府而被殺的。另一位更偉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間派」，他對於當時的宗教與政治，都有大膽的批評，他的最大膽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
有教無類，「類」是門類，是階級民族，「有教無類」，是說：「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民族了。」從老子孔子打開了自由思想的風氣，二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宗教史，時時有爭自由的急先鋒，有時還有犧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的最早一個倡導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是中國經典里自由主義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歷史上，每到了宗教與思想走進了太黑暗的時代，總有大思想家起來奮鬥，批評，改革。
漢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譚，王充，張衡起來，作大膽的批評。後來佛教勢力太大了，就有齊梁之間的范縝，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後期的韓愈出來，大膽的批評佛教，攻擊那在當時氣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還記得韓愈攻擊佛教的結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洲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後，在理學極盛時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評正統思想或反抗正統思想的運動。王陽明的運動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統思想的。李卓吾是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獄，他在監獄裡自殺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這個七十六歲的殉道者的墳墓，至今存在，他的書經過多少次禁止，但至今還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顏李學派，也是反對正統的程朱思想的，當時，這個了不得的學派很受正統思想的壓迫，甚至於不能公開的傳授。這三百年的漢學運動，也是一種爭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漢學是抬出漢朝的書做招牌，來掩護一個批評宋學的大運動。這就等於歐洲人抬出聖經來反對教會的權威。
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裡，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貢獻居多，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製，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明，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該包含的意義。我們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我們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廢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統的國家，在這個大一統的帝國里，我們也曾建立一種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試制度，使全國才智之士有參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來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權，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1）代議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為正式起始。（2）成文憲，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近代的是美國憲法（一七八九）。（3）無記名投票（政府預備選舉票，票上印各黨候選人的姓名，選民秘密填記）是一八五六年southarsthlia最早採用的。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向來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因為政權是多數人民授予的，在朝執政權的黨一旦失去了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黨了，所以執政權的人都得準備下台時坐冷板凳的生活，而個個少數黨都有逐漸變成多數黨的可能。甚至於極少數人的信仰與主張，「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種種子裡是頂小的，等到他生長起來，卻比各種菜蔬都大，競成了小樹，空中的飛鳥可以來停在他的枝上。」（新約馬太福音十四章，聖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們能這樣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別人的態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數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國家裡，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久已成了當然的政治作風，這是近代自由主義里最可愛慕而又最基本的一個方面。我做駐美大使的時期，有一天我到費城去看我的一個史學老師白爾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類爭自由的歷史，這時候他已八十歲了。他對我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這句話我至今不忘記。為什麼容忍比自由還更要緊呢？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多數人若不能容忍少數人的思想信仰，少數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人也得容忍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因為少數人要時常懷著「有朝一日權在手，殺盡異教方罷休」的心理，多數人也就不能不行「斬草除根」的算計了。最後我要指出，現代的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兩個意義，第一就是和平的轉移政權；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體改革，一點一滴的求進步。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人權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會改革的惟一基礎。反對黨的對立，第一是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嚴格的批評監督，和平的改換政權，都是現代民主國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變遷，莫過於英國工黨的執掌政權，英國工黨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選擇出十幾個議員，三十年後，工黨兩次執政，但還站不長久，到了戰爭勝利之年（一九四五），工黨得到了絕對多數的選舉票，故這次工黨的政權，是鞏固的，在五年之內，誰都不能推翻他們，他們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工商業，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經濟制度，這樣重大的變化，——從資本主義的英國變到社會主義的英國，——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裝革命，只靠一張無記名的選舉票，這種和平的革命基礎，只是那容忍反對黨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數人自由權利的政治制度，頂頂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殘，在五十年後居然變成大樹了。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有解除束縛的作用，故有時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義的運動，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績，例如英國自從一八三二年以來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黨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義競成了「和平改革主義」的別名，有些人反對自由主義，說它是「不革命主義」，也正是如此。
我們承認現代的自由主義正應該有「和平改革」的含義，因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國家裡，自由與容忍鋪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義者也就不覺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這最後一點，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徹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講。我要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剷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
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