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策略 · 第2章 樹頭銅鉦

鑄材成器之方 諸位畢業同學，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只好送你們一句話罷。 這一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後，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為吃飯計，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後，你們都要被後來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說：「出去做事之後，生活問題急需解決，哪有工夫去讀書？即使要做學問，既沒有圖書館，又沒有實驗室，哪能做學問？」 我要對你們說：凡是要等到有了圖書館方才讀書的，有了圖書館也不肯讀書。凡是要等到有了實驗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實驗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決心要研究一個問題，自然會撙衣節食去買書，自然會想出法子來設置儀器。 至於時間，更不成問題。達爾文一生多病，不能多作工，每天只能做一點鐘的工作。你們看他的成績：每天花一點鐘看十頁有用的書，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頁書；三十年可讀十一萬頁書。 諸位，十一萬頁書可以使你成一個學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種小報也得費你一點鐘的工夫；四圈麻將也得費你一點半鐘的光陰。看小報呢？還是打麻將呢？還是努力做一個學者呢？全靠你們自己的選擇！ 易卜生說：「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們自己。 再會了！你們的母校眼睜睜地要看你們十年之後成什麼器。 原題《中國公學十八年級畢業贈言》 跟著自己的興趣走 目前很多學生選擇科系時，從師長的眼光看，都不免帶有短見，傾向於功利主義方面。天才比較高的都跑到醫工科去，而且只走人實用方面，而又不選擇基本學科，譬如學醫的，內科、外科、產科、婦科，有很多人選，而墓本學科譬如生物化學、病理學，很少青年人去選讀，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視，帶著近視眼鏡去看自己的前途與將來。我今天頭一項要講的，就是根據我們老一輩的對選科系的經驗，貢獻給各位。我講一段故事。 記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我送行，臨行時對我說，我們的家早已破壞中落了，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復興家業，重振門楣，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因為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我說好的，船就要開了，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生共有七十人，分別進入各大學。在船上我就想，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於是只好採取調和折衷的辦法，要學有用之學，當時康奈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於是就決定進去學科學的農學，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那時進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當時最好的農學院，且不收學費，而每個月又可獲得八十元的津貼；我剛才說過，我家破了產，母親待養，那時我還沒結婚，一切從命，所以可將部分的錢拿回養家。另一是我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將來學會了科學的農業，也許可以有益於國家。 人校後頭一星期就突然接到農場實習部的信，叫我去報到。那時教授便問我：「你有什麼農場經驗？」我答；「沒有。」「難道一點都沒有嗎？…『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農夫。」教授說：「這與你不相干。」我又說；「就是因為沒有，才要來學呀！」後來他又問：「你洗過馬沒有？」 我說：「沒有。」我就告訴他中國人種田是不用馬的。於是老師就先教我洗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問我會套車嗎，我說也不會，於是他又教我套車，老師套一邊，我套一邊，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著就到農場做選種的實習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繼續的忍耐下去。農復會的沈宗瀚先生寫一本《克難苦學記》，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長的序。我們那時學農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過腳下過田，是惟一確實有農場經驗的人。學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選兩個學分，於是我選種果學，即種蘋果學。分上午講課與下午實習。上課倒沒有什麼，還甚感興趣，下午實驗，走人實習室，桌上有各色各樣的蘋果三十個，顏色有紅的，有黃的、有青的……形狀有圓的、有長的、有橢圓的、有四方的……要照著』一本手冊上的標準，去定每一蘋果的學名，蒂有多長？花是什麼顏色？肉是甜是酸？是軟是硬？弄了兩個小時。弄了半個小時一個都弄不了，滿頭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頭一看，呀！不對頭，那些美國同學都做完跑光了，把蘋果拿回去吃了。他們不需剖開，因為他們比較熟悉，查查冊子後面的普通名詞就可以定學名，在他們是很簡單。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錯的。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為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在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 那麼，轉系要以什麼為標準呢？依自己的興趣呢？還是看社會的需要？我年輕時候《留學日記》，有一首詩，現在我也背不出來了。我選課用什麼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中國現代需要什麼？但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標準並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著自我的興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興趣在什麼地方？與我性質相近的是什麼？問我能做什麼？對什麼感興趣？我便照著這個標準轉到文學院了。 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於達成願望。在文學院以哲學為主，英國文學、經濟、政治學之門為副。後又以哲學為主，經濟理論、英國文學為副科。到哥倫比亞大學後，仍以哲學為主，以政治理論、英國文學為副。我現在六十八歲了，人家問我學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對文學也感興趣，白話文方面也曾經有過一點小貢獻。在北大，我曾做過哲學系主任，外國文學系主任、英國文學系主任，中國文學系也做過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學院六個學系中，五系全做過主任。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剛才講過現在的青年太傾向於現實了，不憑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選課。 譬如一位有作詩天才的人，不進中文系學做詩，而偏要去醫學院學外科，那麼文學院便失去了一個一流的詩人，而國內卻添了一個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飯桶外科醫生，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你們自己的損失。 在一個頭等第一流的大學，當初日本籌劃帝大的時候，真的計劃遠大，規模宏偉，單就醫學院就比當初日本總督府還要大。科學的書籍都是從第一號編起。基礎良好，我們接收已有十餘年了，總算沒有辜負當初的計劃。今日台大可說是台灣惟一最完善的大學，各位不要有成見，帶著近視眼鏡來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將來。聽說入學考試時有七十二個志願可填，這樣七十二變，變到最後不知變成了什麼，當初所填的志願，不要當做最後的決定，只當做暫時的方向。 要在大學一、二年的時候，東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見，十八九歲的青年仍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前途、職業。進大學後第一年到處去摸、去看，探險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學。如在中學時候的數學不好，現在我偏要去學，中學時不感興趣，也許是老師不好。現在去聽聽最好的教授的講課，也許會提起你的興趣。好的先生會指導你走上一個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於第三年還來得及，只要依著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這是清代大儒章學誠的話。 現在我再說一個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伽利略（galileo），他是義大利人，父親是一個有名的數學家，他的父親叫他不要學他這一行，學這一行是沒飯吃的，要他學醫。他奉命而去。當時義大利正是文藝復興的時候，他到大學以後曾被教授和同學捧譽為「天才的畫家」，他也很得意。父親要他學醫，他卻發現了美術的天才。他讀書的佛勞倫斯地方是一工業區，當地的工業界首領希望在這大學多造就些科學的人才，鼓勵學生研究幾何，於是在這大學裡特為官兒們開設了幾何學一科，聘請一位叫ricci氏當教授。有一天，他打從那個地方過，偶然的定腳在聽講，有的官兒們在打瞌睡，而這位年輕的伽利略卻非常感興趣。是不斷地一直繼續下去，趣味橫生，便改學數學，由於濃厚的興趣與天才，就決心去東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條興趣之路，創造了新的天文學、新的物理學，終於成為一位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 大學生選擇學科就是選擇職業。我現在六十八歲了，我也不知道所學的是什麼？希望各位不要學我這樣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願中所填的一願就定了終身，還沒有的，就是大學二、三年也還沒定。各位在此完備的大學裡，目前更有這麼多好的教授人才來指導，趁此機會加以利用。社會上需要什麼，不要管它，家裡的爸爸、媽媽、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師、做醫生，你也不要管他們，不要聽他們的話，只要跟著自己的興趣走。想起當初我哥哥要我學開礦、造鐵路，我也沒聽他的話，自己變來變去變成一個老不成器的人。後來我哥哥也沒說什麼。只管我自己，別人不要管他。依著「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學下去，其未來對國家的貢獻也許比現在盲目所選的或被動選擇的學科會大得多，將來前途也是無可限量的。……節選自胡適《大學的生活》 防身的錦囊 這一兩個星期里，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閒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里，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伽利略（calileo）和牛頓（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里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餬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玩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占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 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里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一）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二）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三）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治療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原題《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從大海沉船上救出自己 當五月七日北京學生包圍章士釗宅，警察拘捕學生的事件發生以後，北京各學校的學生團體即有罷課的提議。有些學校的學生因為北大學生會不曾參加五七的事，競在北大第一院前辱罵北大學生不愛國。北大學生也有很憤激的，有些人競貼出布告攻擊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媚章媚外。然而幾日之內，北大學生會舉行總投票表決罷課問題，共投一千一百多票。反對罷課者八百餘票，這件事真使一班留心教育問題-的人心裡歡喜。可喜的不在罷課案的被否決，而在一、投票之多，二、手續的有秩序，三、學生態度的鎮靜。我的朋友高夢旦在上海讀了這段新聞，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討論此事，說，這樣做去，便是在求學的範圍以內做救國的事業，可算是在近年學生運動史上開一個新紀元。——只可惜我還沒有回高先生的信，上海五卅的事件已發生了，前二十天的秩序與鎮靜都無法維持了。於是六月三日以後，全國學校遂都罷課了。 這也是很自然的。在這個時候，國事糟到這步田地，外間的刺激這麼強：上海的事件未了，漢口的事件又來了，接著廣州，南京的事件又來了：在這個時候，許多中年以上的人尚且忍耐不住，許多六十老翁尚且要出來慷慨激昂地主張宣戰，何況這無數的少年男女學生呢？ 我們觀察這七年來的「學潮」，不能不算民國八年的五四事件與今年的五卅事件為最有價值。這兩次都不是有什麼作用，事前預備好了然後發動的；這兩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遇著國家的大恥辱，自然爆發，純然是爛漫的天真，不顧利害地干將去，這種「無所為而為」的表示是真實的，可敬愛的。許多學生都是不願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為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刺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麼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所以北大學生總投票表決不罷課之後，不到二十天，也就不能不罷課了。二十日前不罷課的表決可以表示學生不願意犧牲功課的誠意；二十日後毫無勉強地罷課參加救國運動，可以證明此次學生運動的犧牲的精神。這並非前後矛盾：有了前回的不願犧牲，方才更顯出後來的犧牲之難能而可貴。豈但北大一校如此？國中無數學校都有這樣的情形。 但群眾的運動總是不能持久的。這並非中國人的「虎頭蛇尾」「五分鐘的熱度」。這是世界人類的通病。所謂「民氣」，所謂「群眾運動」，都只是一時的大問題刺激起來的一種感情上的反應。感情的衝動是沒有持久性的；無組織又無領袖的群眾行動是最容易鬆散的。我們不看見北京大街的牆上大書著「打倒英日」不要五分鐘的熱度」嗎？其實寫那些大字的人，寫成之後，自己看著很滿意，他的「熱度」早已消除大半了；他回到家裡，坐也坐得下了，睡也睡得著了。 所謂「民氣」，無論在中國在歐美，都是這樣：突然而來，倏然而去。幾天一次的公民大會，幾天一次的示威遊行，雖然可以勉強多維持一會兒，然而那回天安門打架之後，國民大會也就不容易召集了。 我們要知道，凡關於外交的問題，民氣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氣：民氣與政府相為聲援方才可以收效。沒有一個像樣的政府，雖有民氣，終不能單獨成功。因為外國政府決不能直接和我們的群眾辦交涉；民眾運動的影響（無論是一時的示威或是較有組織的經濟抵制）終是間接的。一個健全的政府可以利用民氣作後盾，在外交上可以多得勝利，至少也可以少吃點虧。若沒有一個能運用民氣的政府，我們可以斷定民眾運動的犧牲的大部分是白白地糟蹋了的。 倘使外交部於六月二十四日同時送出滬案及修改條約兩照會之後即行負責交涉，那時民氣最盛，海員罷工的聲勢正大，滬案的交涉至少可以得一個比較滿人意的結果。但這個政府太不像樣了：外交部不敢自當交涉之沖，卻要三個委員來代肩末梢；三個委員都是很聰明的人，也就樂得三揖三讓，延擱下去。他們不但不能用民氣，反懼怕民氣了！況且某方面的官僚想借這風潮延長現政府的壽命；某方面的政客也想借這問題延緩東北勢力的侵逼。他們不運用民氣來對付外人，只會利用民氣來便利他們自己的志氣！於是一誤，再誤，至於今日，滬案及其他關連之各案絲毫不曾解決，而民氣卻早已成了強弩之末了！ 上海的罷工本是對英日的，現在卻是對郵政當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一變而為對付楊蔭榆，又變而為對付章士釗了。廣州對英的事件全未了結，而廣州城卻早已成為共產與反共產的血戰場了。三個月的「愛國運動」的變相竟致如此！ 這時候有一件差強人意的事，就是全國學生總會議決秋季開學後各地學生應一律到校上課，上課後應努力於鞏固學生會的組織，為民眾運動的中心。北京學聯會也決議北京各校同學於開學前務必到校，一面上課，一面仍繼續進行。 這是很可喜的消息。全國學生總會的通告裡並且有「五卅運動並非短時間所可解決」的話。我們要為全國學生下一轉語：救國事業更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 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遊街，高喊著「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於砍下手指寫血書，甚至於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說的好：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他又說：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我自己。在這個高唱國家主義的時期，我們要很誠懇的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的惟一大路。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 學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惟一地方，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卻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須要明白了解： 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 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 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便是你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工夫。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吶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引誘與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裡覺得難為情嗎？你心裡不安嗎？——這也是人情之常，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鼓舞： 德國大文豪哥德（goethe）在他的年譜里（英譯本頁一八九）曾說，他每遇著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崙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時期里，哥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國的文物。又當利俾瑟之戰的那一天哥德正關著門，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聲」。 德國大哲學家費希特（fichte）是近代國家主義的一個創始者。然而他當普魯士被拿破崙踐破之後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著手計劃一個新的大學——即今日之柏林大學。那時候，柏林還在敵國駐兵的掌握里。費希特在柏林繼續講學，在很危險的環境裡發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redenandiedeutschenation）。往往在他講學的堂上聽得見敵人駐兵操演回來的笳聲。他這一套講演——「告德意志民族」——忠告德國人不要灰心喪志，不要驚慌失措；他說，德意志民族是不會亡國的；這個民族有一種天賦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間建立一個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說：這個民族的國家是不會亡的。 後來費希特計劃的柏林大學變成了世界的一個最有名的學府；他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變成了德意志帝國建國的一個動力，並且成了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國家主義的一種經典。 上邊的兩段故事是我願意介紹給全國的青年男女學生的。我們不期望人人都做哥德與費希特。我們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里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里，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原題《愛國運動與求學》 歷史科學的方法 地質學、古生物學皆屬於歷史科學，本人特在此提出1880年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關於研究古生物的一篇有名的講詞「柴狄的方法」（onthemethodofzadig）的故事來談談。 赫氏所講故事裡的「柴狄」是法國一位大哲人伏爾泰（voltaire）作的小說里的主人翁，在這書中柴狄是一位巴比倫的哲學家，他喜歡仔細觀察事物。有一天他在森林中散步，恰巧王后的小狗走失了，僕人正在找尋，問柴狄曾否看到。柴狄當時說那隻狗是一隻小母狗，剛生了小狗，並且一隻腳微跛。僕人以為那隻狗一定被他偷藏了，就要逮捕他，這時又有一群人來找尋國王失了的馬，柴狄又說出那馬是一匹頭等快跑的馬，身高五尺，尾長三尺半，馬蹄上帶著銀套，嘴銜勒上有二十三「開」金子的飾品。於是他就以偷竊王家的狗和馬的嫌疑被捕了。在法庭上柴狄為自己辯護，他指出，他根據沙上的痕跡就可以判斷那狗是剛生小狗的母狗，左後足是跛的；又根據路旁樹葉脫落的情形，可以判斷馬的高度，根據路的寬度和兩旁樹葉破碎的情形，可以判斷馬尾的長度；馬嘴曾碰石頭，那石頭上的劃痕，可以推知馬銜勒是二十三開金製成，根據馬的足跡，可以判斷這是一匹頭等快跑的馬。隨後狗和馬都在別處找到了，柴狄無罪被釋。赫胥黎說，古生物學的方法其實就是「柴狄的方法」。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以及天文學家所用的研究方法，就是這種觀察推斷的方法，地質學和古生物學都是「歷史的科學」，同樣根據一些事實來推斷造成這些事實的原因。 歷史的科學和實驗的科學方法有什麼分別呢？實驗的科學可以由種種事實歸納出一個通則。歷史的科學如地質學等也可以說是同樣用這種方法。但是實驗科學歸納得通則之後，還可以用演繹法，依照那通則來做實驗，看看某些原因具備之後是否一定發生某種預期的結果。實驗就是用人功造出某種原因來試驗是否可以發生某種結果。這是實驗科學和歷史科學最不同的一個要點。地質學和其他歷史的科學，雖然也都依據因果律，從某些結果推知當時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但歷史科學的證據大部分是只能搜求，只能發現，而無法再造出來反覆實驗的。（天文學的歷史部分可以上推千萬年的日月食，也可以下推千萬年的日月食，也還可以推知某一個彗星大約在某年可以重出現。但那些可以推算出來的天文現象也不是用人功製造出來的。但我曾看見一位歐洲考古學家用兩塊石頭相劈，削成「原始石器」的形狀。）正因為歷史科學上的證據絕大部分是不能再造出來做實驗的，所以我們做這幾門學問的人，全靠用最勤勞的工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細的工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謹嚴的方法去批評審查材料。 這種工夫，這種方法，赫胥黎在八十年前曾指出，還不過是「柴狄的方法」。柴狄的方法，其實就是我們人類用常識來判斷推測的方法。赫胥黎說：「遊牧的民族走到了一個地方，看見了折斷了的樹枝，踏碎了的樹葉，攪亂了的石子，不分明的腳印，從這些痕跡上，他們不但可以推斷有一隊人曾打這裡經過，還可以估計那一隊的人數有多少，有多少馬匹，從什麼方向來，從什麼方向去，過去了幾天了。」歷史科學的方法不過是人類常識的方法，加上更嚴格的訓練，加上更謹嚴的紀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