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 · 附錄　人類和猿類的腦部在構造和發育上的異同

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赫胥黎教授　著 關於人類和猿類腦部構造的差異性質和差異程度，早在15年前已發生了爭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雖然現在所爭論的主要問題同以往已經完全不同了。最初有人一再異常頑固地斷言，一切猿類的腦，甚至最高等猿類的腦，都和人類的腦有所不同，因其缺少諸如大腦半球的後葉以及這等後葉中所包含的側室后角和小海馬體（hippocampus minor）等那樣的顯著構造，而這些構造在人類中都是非常明顯存在的。 問題中的這三種構造在猿腦中發育之良好，同人類無異，或者說甚至更好；而且具有良好發育的這三部分乃是一切靈長類的特徵（如果狐猴類除外），這一真實情況的基礎之穩固有如比較解剖學中的任何命題。再者，一長系列的解剖學家，凡是近年來特別注意到人類和高等猿類大腦半球表面上複雜的腦溝（sulci）和腦回（gyri）的排列者，無不承認它們在人類和猿類中的配置形式都是完全一樣的。黑猩猩腦的每一個主要腦溝和腦回都明顯地代表著人腦的這等部分，所以應用於人腦的專門術語完全可以應用於猿腦。關於這一點，已沒有任何不同的意見了。數年前比肖夫教授曾就人類和猿類的腦旋圈發表過一篇論文；⑴我的這位博學同事的目的肯定不在於降低猿類和人類關於這方面的差異價值，所以我願引述該文如下： 「猿類尤其是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其體制上同人類很接近，比同任何其他動物都更加接近得多，這是眾所熟知的一個事實，已無所爭論。單以體制的觀點來看事物，大概沒有人再對林奈（Linnaeus）的觀點進行爭論，即，人類僅僅作為一個特殊的物種，也應被置於哺乳動物以及猿類之首。人類和猿類的一切器官表明了它們的親緣關係如此之近，以致為了證實它們之間確有差異存在，還需要進行極精確的解剖研究。對於腦部也要如此。人類、猩猩、黑猩猩以及大猩猩的腦儘管有非常重要的差異，但彼此還很接近」（原著101頁）。 至於猿腦和人腦在基本性狀上的相似已無爭論餘地了；甚至黑猩猩、猩猩和人類的大腦半球上腦溝和腦回的排列細節也表現了驚人的密切相似性，對此亦無任何爭論的餘地。高等猿類的腦和人腦之間在差異性質和差異程度上也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問題。眾所周知，人類的大腦半球絕對的和相對的大於猩猩和黑猩猩的這一部分；其前葉由於眶脊向上隆起，因而凹入較少；人類的腦回和腦溝的配置通常都對稱較差，並且呈現了較大數量的次級褶。而且，眾所共認，人類的顳顬後頭裂（temporo-occipital）、即「外垂直」裂通常不甚顯著，而這是猿腦的一個強烈顯著的特徵。但這等差異顯然並不構成人腦和猿腦之間的明確界限。關於葛拉條雷所謂的外垂直裂，例如人腦的，特納教授有如下記述⑴： 「在一些人腦中，它簡單地表現為大腦半球邊緣的一種齒痕，但在另外一些人腦中，它卻伸長到一定距離，多少橫向外出。我曾見到，它在一隻女腦右半球上向外逾出二英寸以上；在另一個標本上，也是右半球，它向外逾出十分之四英寸，然後向下延伸，直達半球外表面的較低邊緣。在大多數四手類動物中，這種腦裂溝是有顯著特徵的，相比之下，大部人腦的這種裂溝就不那樣完全明確了，其所以如此，乃是由於人腦具有某種表面的、十分顯著的次級旋圈，以溝通諸裂溝，並把顱頂葉（parietal lobe）和後頭葉（occipital lobe）連接在一起了。這等第一級的起溝通作用的腦回位置同縱向溝裂愈近，則顱頂後頭的外在溝裂就愈短」（原著12頁）。 因此，葛拉條雷所謂的外垂直裂的消失，並不是人腦的一種固定特性。另一方面，它的充分發育也不是高等猿類腦的一種固定特性。因為，在黑猩猩腦的這一側或那一側外垂直腦回由於起溝通作用的腦旋圈而或多或少強烈消失的情況，已由羅爾斯頓（Rolleston）教授、馬歇爾先生、布羅卡以及特納教授一再予以記載。特納教授在一篇有關這個問題的專門論文中寫道：⑵ 「葛拉條雷曾試圖形成一種概念，把第一級起連接作用的腦旋圈的完全缺如以及次級腦旋圈的隱蔽作為黑猩猩腦的基本特徵，但剛才描述的這種動物腦的三個標本證明了這一概念決不能普遍應用。只有一個標本的腦在這等特點上符合葛拉條雷所表明的法則。關於起溝通作用的上部腦旋圈，我以為它是存在於一個腦半球之上的，至少迄今為人所繪出的或所描述的多數黑猩猩腦是如此。起溝通作用次級腦旋圈的表面位置顯然較不常見，我相信，到目前為止只見於這份報告中所記載的A腦。兩個腦半球上的旋圈排列是不對稱的，以往的觀察家們對此已有所描述，在這些標本中也得到了清楚的圖示。」（8,9頁） 顳顬後頭腦溝或外垂直腦溝的存在，即便說是高等猿類和人類之間的一個區別標誌，但闊鼻猴類腦的構造使這種作為區別的性狀的價值很可懷疑了。事實上，儘管顳顬後頭腦溝為狹鼻猴類、即舊世界猴類的最固定的一種性狀，但在新世界猴類中，它的發育從來不很強烈；在較小的闊鼻猴類中根本沒有這種性狀；在僧面猴（Pithecia）中它的發育是殘跡的；⑶在蛛猴（Ateles）中它已經被起溝通作用的腦旋圈或多或少地所消除。 在單獨一個類群範圍內如此容易變異的一種性狀不會有任何重大的分類價值。 已經進一步證實，人腦兩側旋圈的不對稱程度有很大個體變異；而且在經過檢查的布希門（Bushman）族的那些個體中，其兩半球上的腦回和腦溝遠不如歐洲人的複雜，但比他們的對稱，然而，在黑猩猩的一些個體中，腦回和腦溝的複雜性和不對稱性卻是值得注意的。布羅卡所繪製的一隻幼小雄猩猩的腦，其情況尤其如此（《靈長目》，L'ordre des Primates，165頁，圖11）。 再者，就腦的絕對體積問題來說，已經證明最大的和最小的健康人腦之間的差異，比最小的健康人腦同最大的黑猩猩腦或猩猩腦之間的差異為大。 還有一種情況使猩猩腦和黑猩猩腦同人腦相類似，而同低等猿類的腦有所區別，這就是前者具有兩個乳頭體（corpora candicantia）——而犬猿這一類（Cynomorpha）只有一個。 鑒於這等事實，在這1874年我毫不躊躇地重複並堅持1863年我提出的主張：⑴ 「就腦部構造來說，顯然，人類同黑猩猩或猩猩之間的差異，甚至小於後者同猴類之間的差異，而且，黑猩猩腦同人腦之間的差異，如黑猩猩腦同狐猴腦之間的差異相比，就幾乎微不足道了。」 在我以前引用的那篇論文裡，比肖夫教授並不否認這一敘述的第二部分，但第一，他文不對題地說，如果一個猩猩腦和一個狐猴腦很不相同，那是毫不足怪的；第二，他繼續斷言，「如果我們連續地以人腦同猩猩腦相比較，以猩猩腦同黑猩猩腦相比較，以黑猩猩腦同大猩猩腦相比較，以次及於長臂猿（Hylobates）、天狗猴（Semnopithecus）、鼯猴（Cynocephalus）、長尾猴（Cercopithecus）、獼猴（Macacus）、捲尾猴（Cebus）、絹毛猴（Callithrix）、狐猴（Lemur）、懶猴（Stenops）和狨（Hapale），我們在腦旋圈發育程度上所看到的間隙並不比人腦同猩猩腦或黑猩猩腦之間的間隙更大，甚至相等。」 對此我回答如下：第一，不論這一主張的真偽如何，都同《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書所提出的主張毫無關係，該書所討論的並非僅僅是腦旋圈的發育，而是腦的整個構造。如果比肖夫教授不厭其煩地閱讀一下他所批評的該書第96頁，實際上他將會看到下文：「值得注意的一個情況是，就我們現有知識所能達到的來說，在猿猴類腦的一系列類型中存在著一種真正的構造上的間隙，而這種間隙並不存在於人類和類人猿之間，而是存在於較低等的和最低等的猿猴類之間，換句話說，即存在於舊世界的和新世界的猿類、猴類和狐猴類之間。每一種已經被檢查過的狐猴的小腦實際上都是可以部分地從上面看得見的；它的後葉及其所包含的后角（posterior cornu）和小海馬體或多或少都是殘跡的。相反，每一種狨、美洲猴、舊世界猴、狒狒或類人猿的小腦在其後方為大腦葉所遮蔽，都是完全隱匿不露的，並且有一個大型后角以及一個十分發育的小海馬體。」 這一敘述是根據當時已知的嚴格準確的有關記載作出的；而且在我看來，此後雖然發現合趾猿（siamang）和吼猴（howling monkey）的小腦後葉相對地不甚發育，但這一敘述顯然並未因此而減弱其力量。儘管這兩個物種的小腦後葉例外地短小，還沒有任何人會以此為藉口說，它們的腦以最輕微的程度接近狐猴類的腦。如果不把狨類置於它的自然位置之外，像比肖夫教授最令人不解地所做的那樣，則可把他所選用的那些動物系列排寫如下：人類，猩猩，大猩猩，長臂猿，天狗猴，鼯猴，長尾猴，獼猴，捲尾猴，絹毛猴，狨，狐猴，懶猴，我敢再次重申，在這一系列中，狨和狐猴之間的間隙最大，這一間隙比這一系列中任何其他二類之間的間隙都大得多。比肖夫教授忽視了在他撰寫該文很久以前葛拉條雷就提出的一個事實，即，完全根據大腦的性狀就可以把狐猴類分出於靈長目之外；弗勞爾教授在描述爪哇懶猴的過程中曾做過如下觀察：⑴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猴類、即闊鼻猴類群的較低成員，普通被認為在後葉以外的其他方面都同大腦半球態短的狐猴類相接近，就後葉的發育來說，其中沒有一種猴類是同狐猴類接近的。」 過去十多年來如此眾多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大大地增進了我們的知識，就成熟的腦的構造而言，這些知識充分證明了我在1863年所做的敘述。據說，即使承認人類和猿類的成熟的腦是彼此相似的，但其實它們之間的差異還是重大的，這是因為它們在發育方式上表現了根本的差異。如果這等發育的根本差異確實存在的話，恐怕我比任何人都樂意承認這一論點的力量。但我否認確有這等根本差異存在。相反，人類和猿類的腦在發育上卻是根本一致的。 引起葛拉條雷作出有關人類和猿類的腦在發育上存在根本差異的論述；在於他認為：在猿類中，腦溝最先出現在大腦半球的後區，而在人類胎兒中，腦溝最初出現在腦的前葉⑵。 這一論述總的是以兩種觀察為基礎的，其一，有一隻快要生產的長臂猿，其後部腦回十分發達，而前葉的腦回則「幾乎看不見」⑶（原著，39頁）；其二，有一個懷孕22個或23個星期的人類胎兒，它的腦島還沒有被覆蓋起來，儘管如此，「腦前葉仍有齒痕，一種不很深的裂溝顯示著腦後葉的分離，其溝甚淺，與其發育期相應。而腦之其餘表面則處於完全平滑狀態」。 該書第二圖版的1、2、3圖只示明了這個大腦半球的上面、側面和下面，而未示明其內面。值得注意的是，該圖決不能證明葛拉條雷的描述，因為大腦半球後半部表面上的裂溝（前顳）比前半部所模糊顯示的任何裂溝都更顯著。如果該圖是正確的話，則決不能證明葛拉條雷的結論是正確的。他的結論是：「在美發猴和長臂猿的腦同人類胎兒的腦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即人類的顳顬腦溝未出現之前，額部腦溝久已存在。」 然而，自從葛拉條雷時代以來，關於腦回和腦溝的發育，已由施密特（Schmidt）、比肖夫、潘施（Pansch）⑴等人重新進行了研究，尤其埃克爾的研究⑵不僅是最近完成的，而且是迄今最完善的。 他們研究的最後結果可總結如下： 1．人類胎兒的西耳維厄斯氏裂（Sylvian fissure）是在懷孕的第三個月內形成的。在第三個月和第四個月，大腦半球平滑而圓（西耳維厄斯氏凹除外），遠遠向後突出於小腦之外。 2．所謂真正的腦溝是在胎兒的第四個月末到第六個月初這段時間內才開始出現，但埃克爾慎重地指出，不僅它們的出現時期，而且它們的出現次序都有相當的個體變異。然而，無論額部腦溝或顳顬腦溝都不是最早出現的。 事實上最早出現的是在大腦半球的內面（無疑，葛拉條雷似乎沒有檢查過胎兒的內面，所以忽略了這一點），無論內垂直腦溝（即頂枕腦溝）或小海馬腦溝都是這樣，此二者密切接近，終於合二而一。通常頂枕腦溝（occipito-parietal）在二者之中較先出現。 3．在上述期間較晚階段，另一種腦溝，即「頂後腦溝」（posterio-parietal）或羅蘭德氏裂（Fissure of Rolando）發育了，繼此，至胎兒的六個月期間內，其他額葉、顱頂葉、顳顬葉和枕葉的重要腦溝發育了。然而，還沒有明顯的證據可以證明，其中某一種腦溝永遠出現在另一種腦溝之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埃克爾所描述的和繪製的這一時期的腦（見原著212—213頁，第二圖版，1、2、3、4圖）示明，作為猿腦的顯著特徵的前顳顬腦溝（平行裂Scissure parallèle），其發育如果不比羅蘭德氏裂更好，至少也是一樣的，前顳顬腦溝比正常的額部腦溝要顯著得多。 根據現今已知的事實，我以為人類胎兒的腦溝和腦回的出現次序，同進化的一般原理以及人類是從某種與猿相似的類型進化而來的觀點完全符合；雖然那種與猿相似的類型在許多方面同現今生存的靈長類任何成員都不相同。 50年前，馮·貝爾教導我們說，親緣關係相近的諸動物在其發育過程中最初帶有它們所屬的那較大類群的性狀，以後逐漸地呈現它們那一科、屬和種所專有的那些性狀；同時他也證明了，一種高等動物的任何發育階段都不會同任何低等動物的成熟狀態確切相似。可以十分正確地說，一隻蛙曾經通過一條魚的狀態，因為在其生命的某一時期，蝌蚪具有一條魚的所有性狀，如果它不再進一步發育，勢必要被列入魚類之中。但同等正確的是，一個蝌蚪同任何已知的魚都很不相同。 同樣地，五個月人類胎兒的腦可以被正確地說成不僅是一種猿的腦，而且可以說成是一種鉤爪類（Arctopithecine）*的或一種同狨相似的猿的腦；這是因為它的大腦半球具有大的後葉，而且除了西耳維厄斯氏腦溝和小海馬腦溝外，並無其他任何腦溝，這種特性只有在靈長目的鉤爪類中才能找到。但同等正確的是，正如葛拉條雷所說的，在其寬闊的西耳維厄斯氏裂方面，它同任何真正的狨都不相同。毫無疑問，它同一隻狨的令期較大的胎兒的腦就要相似得多。但我們對狨類腦的發育情況卻一無所知。關於闊鼻猴類（Platyrhini），我所知道的唯一觀察是由潘施做的，他發現一隻捲尾猴（Cebus apella）胎兒的腦除了西耳維厄斯氏裂和深的小海馬裂之外，僅有一個很淺的前顳顬裂（即葛拉條雷所謂的「平行裂」）。 像松鼠猴（Saimiri）那樣的闊鼻猴類具有前顳顬腦溝，它們僅在大腦半球的外部前一半表現有腦溝的殘跡，或根本全無，這一情況以及上述事實毫無疑問為葛拉條雷的假說提供了良好的證據，即，他認為闊鼻猴類的後腦溝出現在前腦溝之前。但是，決不能因此就把適用於闊鼻猴類的規律擴充到狹鼻猴類。關於犬猿類的腦，我們還沒有掌握任何材料；關於類人猿，除了上述有關即以誕生的長臂猿的腦以外，並無其他記載。現在，沒有一點證據可以闡明黑猩猩的或猩猩的腦溝的出現次序和人類的不同。 葛拉條雷以如下格言開始了他的序文：「在科學上急於下結論，極為危險。」我恐怕他在其著作中討論人類和猿類的差異時一定忘記了這一正確的格言。毫無疑問，這位優秀的作家對於正確理解哺乳動物的腦還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卓越貢獻，如果他活到今天，從這方面研究的進展得到益處，他大概會首先承認他的研究數據是不夠充分的。不幸的是，他的結論被那些不懂得其基本原則的人們用來作為支持愚昧主義的論據了⑴。 但重要的是應該指出，葛拉條雷在其關於顳顬腦溝或額部腦溝相對出現次序的假說中無論是對還是錯，事實仍然是存在的，即，在顳顬腦溝或額部腦溝出現之前，人類胎兒的腦所呈現的性狀只有在靈長目的最低等類群中（狐猴類除外）才能找到；如果人類從某一類型逐漸變化而成，而這一祖先類型同其他靈長類所來自的類型正好相同，那恰恰是我們所期待的確應如此的情況。 * * * ⑴《人類大腦的裂紋》（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1868年，96頁。這位作者以及格拉條雷（Gratiolet）和艾比（Aeby）的關於腦的結論，均經赫胥黎教授討論過，見本版序言中提及的那篇附錄。 ⑵《生理學講義》（Lec.sur la Phys），1866年，890頁，達利（M.Dally）在《靈長目與進化論》（L'Ordre des Primates et le Transformisme，1868年，29頁）中加以引用。 *即狂犬病。——譯者注 ⑶林賽（W.L.Lindsay）博士在《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1871年7月；以及《愛丁堡獸醫評論》（Edinburgh Veterinary.Review），1858年7月，相當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⑷一位評論家非常激烈而輕蔑地批評了我在這裡所說的[《不列顛每季評論》（British Quarterly Review），1871年10月1日，472頁]，但我並沒有用「相等」這個字眼，我看不出我有多大錯誤。在我看來，兩種不同動物因感染同樣疾病而產生同樣的或密切相似的結果，與對兩種不同液體用同樣化學試劑所進行的測定，是非常近似的。 ⑸《巴拉圭哺乳動物志》（Naturgeschichteder Sugethiere von Paraguay），1830年，50頁。 ⑹有些在等級上低得多的動物也有同樣的嗜好。尼科爾斯（A.Nicols）先生告訴我說，他在澳大利亞的昆士蘭養了三隻灰色袋兔（Phaseolarctus cinereus），一點也沒有教過它們，就對朗姆酒和吸菸有強烈的嗜好。 ⑺布雷姆，《動物生活》（Thierleben），第1卷，1864年，75,86頁。關於美洲蛛猴（Ateles），參閱105頁。關於其他相似記載，見25,107頁。 ⑴林賽博士，《愛丁堡獸醫評論》，1858年7月，13頁。 ⑵關於昆蟲，參閱萊科克（Laycock）博士的《生命周期性的一般法則》，原載《不列顛學會會報》，1842年。麥卡洛克（Macculloeh）曾見到一隻狗患間日瘧，見《西利曼北美科學雜誌》（Silliman'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第17卷，305頁。以後我還要重談這個問題。 ⑶關於這一點，我曾在我著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第2卷，15頁舉出過證據，此外還可補充更多的證據。 ⑷許多種類的雄性猿猴確能分別人類的男女，最初憑嗅覺，其次憑外貌。尤雅特（Youatt）先生在倫敦動物園長期從事獸醫工作，是最細心、最敏銳的觀察家，他曾為我證實此事，動物園的其他飼養員和管理員的說法也相同。安德魯·史密斯和布雷姆說，狒狒也能如此。權威人士居維葉也多次談過此事。我以為人類和猿類所共有的現象，其惡劣程度莫有過於此者。有人說，狒狒見到婦女就發狂，但並非見到所有婦女都如此，它能從眾人中識別年幼的婦女，以奇特的聲音和容態召喚之。 ⑸這是小聖·伊萊爾（Isidore Geoffroy St.Hilaire）和弗·居維葉（F.Cuvier）對犬面狒狒（鼯猴）和類人猿所做的論述，見《哺乳動物志》（Hist.Nat.des Mammifères），第1卷，1824年。 ⑹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Man's Place in Nature），1863年，34頁。 ⑴《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年，67頁。 ⑵人的胚胎圖（圖1）采自埃克（Ecker）的《生理圖解》（Icones Phys.），1851—1859年，表ⅩⅩⅩ，圖2。這個胚胎的長度為0.833英寸，所以繪圖時放大很多。狗的胚胎圖采自比肖夫的《狗卵發育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Hunde-Eies），1845年，表Ⅺ，圖42B。這幅圖放大五倍，胎齡25天。兩幅圖中內臟皆略去，子宮附屬物亦從略。我所以刊登這兩幅圖，是受赫胥黎教授的《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書所啟發。赫克爾在他的《自然創造史》中也登過相似的圖。 ⑴懷曼（Wyman）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報》（Proc.of American Acad.of Science），第4卷，1860年，17頁。 ⑵歐文（Owen），《脊椎動物解剖學》（Anatomy of Vertebrates），第1卷，533頁。 ⑶《關於人類的大部分腦旋圖》（Die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1868年，95頁。 ⑷《脊椎動物解剖學》，第2卷，553頁。 ⑸《博物學會會刊》（Proc.Soc.Nat.Hist.），波士頓，第9卷，1863年，185頁。 ⑹《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65頁。 ⑺當我讀到卡內斯垂尼（Canestrini）的一篇有價值的論文——《原始人類的殘跡器官的特徵》（Caratteri rudimentali in ordine all'origine dell'uomo），原載《摩德納自然科學協會年報》（Annuario della Soc.d.Nat.,Modena），1867年，81頁——之前，我已經寫完了這一章的草稿；我從此文中受益頗多。赫克爾在《普通形態學》和《自然創造史》兩書中以「無目的論」（Dysteleology）的標題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可稱讚的全面討論。 ⑴莫利（Murie）和米伐特（Mivart）兩位先生對這個問題做過一些很好的評論，見《動物學會學報》（Transact.Zoolog.Soc.），第7卷，1869年，92頁。 ⑵《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317,397頁；《物種起源》，第五版，535頁。 ⑶例如，理察（M.Richard）描述和圖示他稱為「手上足肌」（muscle pédieux de la main）的殘跡狀態，他說它有時是「非常微細」的。叫做「後脛肌」（1e tibial postérieur）的肌肉一般在手中完全缺無，但它卻時時以或多或少的殘跡狀態出現。 ⑷特納教授，《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刊》（Proc.RoyalSoc.Edinburgh），1866—1867年，65頁。 ⑴參閱《人類和動物的表情》（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年，144頁。 ⑵卡內斯垂尼引用海塔爾（Hyrtl）的材料，表明有同樣情況，見《摩德納自然科學協會會報》，1867年，97頁。 ⑶皇家學會會員托因比，《耳病》（The Diseases oftheEar），1860年，12頁；卓越的生理學家普瑞爾（Preyer）教授告訴我說，他最近對外耳的機能作了試驗，得出與此相似的結論。 ⑷麥卡利斯特（A.Macalister）教授，《博物學年刊雜誌》（Annals and Mag.of Nat.History），第7卷，1871年，342頁。 ⑸米伐特，《基礎解剖學》（Elementary Anatomy），1873年，396頁。 ⑴參閱莫利和米伐特兩位先生的優秀論文，其中附有狐猴亞目（Lemuroidea）的耳的繪圖，見《動物學會會報》，第7卷，1869年，6,90頁。 ⑵《關於達爾文所論的尖耳》（Ueber das Darwin'sche Spitzohr），見《解剖學和生理學文獻集》（Archiv für Path.Anat.und Phys.），1871年，485頁。 ⑶《人類和動物的表情》，136頁。 ⑴參閱米勒（Müller）的《生理學原理》（Elements of Physiology），英譯本，第2卷，1842年，1117頁。歐文（Owen），《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260頁。關於海象，《動物學會會報》，1854年11月8日。再參閱諾克斯（Knox）的《偉大的藝術家和解剖學家》（Great Artists and Anatomists），106頁。這一殘跡物在黑人和大洋洲人中比在歐洲人中顯然多少大一點，參閱卡爾·沃格特的《人類講義》（Lectures on Man），英譯本，129頁。 ⑵洪堡（Humboldt）關於南美土人所具有的嗅覺能力的記載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已被其他人士所證實。烏澤（M.Houzeau）斷言，黑人和印第安人能在黑暗中根據氣味來認人，見《心理能力的研究》（Etudessur les FacultésMentales），第1卷，1872年，91頁。奧格爾（W.Ogle）博士就嗅覺與嗅區（Olfactory region）黏膜的以及皮膚的色素物質之間的關係作了一些奇妙的觀察，據此我才談到黑色人種的嗅覺優於白色人種，參閱他的論文，《外科學學報》（Medico Chirurgical Transactions），倫敦，第53卷，1870年，276頁。 ⑴《心理的生理學和病理學》（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Mind），第2版，1868年，134頁。 ⑵埃舍里希特（Eschricht），《論人類身體的無毛》（Ueber die Richtung der Haare am menschlichen Krper），見米勒的《解剖學和生理學文獻集》（Miiller's 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37年，47頁。以後我將常常引用這篇非常奇妙的論文。 ⑶佩吉特，《外科病理學講義》（Lectures on Surgical Pathology），第1卷，1853年，71頁。 ⑷同⑵，40,47頁。 ⑸參閱《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327頁。勃蘭特教授最近寄給我另一件事例：有一父及其子，生於俄國，具有這等特性。我從巴黎收到這兩個人的畫像。 ⑴韋布（Webb）博士，《人類和類人猿的齒》（Teeth in Man and the Anthropoid Apes），卡特·布萊克（Carter Blake）博士曾予引用，見《人類學評論》（Anthro pological Review），1867年7月，299頁。 ⑵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320，321,325頁。 ⑶《關於頭骨的原始形態》（On the Primitive Form of the Skull），英譯本，見《人類學評論》，1868年10月，426頁。 ⑷蒙特加沙（Montegazza）從佛羅倫薩寫信告訴我，他最近對不同人類種族的最後一個臼齒進行了研究，他得出同本書一樣的結論，即，在高等的或文明的諸種族中，這個臼齒正走向萎縮和消滅的途中。 *樹袋熊為一種貌似小熊的無尾動物，即Phascolarctos cinereus，棲於樹上，澳大利亞產。——譯者注 ⑸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416，434,441頁。 ⑹《摩德納自然科學協會年報》，1867年，94頁。 ⑺馬丁斯（M.C.Martins），《論生物界的一致性》（Del'Unité Organique），見《兩個世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1862年6月15日，16頁。赫克爾，《普通形態學》，第2卷，278頁，他們二人都曾談到這一殘跡物有時會引起死亡的奇特事實。 ⑴關於它的遺傳性，參閱斯特拉瑟斯博士的論文，見Lancet醫學雜誌，1873年2月15日，以及另一篇重要論文，見同雜誌，1863年1月24日，83頁。我聽說諾克斯博士是注意人類這一特殊構造的第一位解剖學者，參閱他的《偉大的藝術家和解剖學家》，63頁。再參閱格魯勃（Gruber）博士的有關這一骨突的重要論文，見《聖彼得堡皇家學會會刊》（Bullelinde l'Acad.Imp.de St.Pétersbourg），第12卷，1867年，448頁。 ⑵米伐特先生，《科學協會會報》（Transact.Phil.Soc.），1867年，310頁。 ⑶《關於直布羅陀的洞穴》（On the Caves of Gibraltar），見《史前考古學國際會議報告書》（Transact.Internat.Congress of Prehist.Arch.），第三屆會議，1869年，159頁。懷曼最近闡明，來自美國西部和佛羅里達古代墳墩中的人類遺骸具有此孔的，占31%。黑人常具此孔。 *古石器時代的後半。——譯者注 ⑷考垂費什（Quatrefages）最近搜集了有關這個問題的證據，見《科學報告評論》（Revue des Cours Scientifiques），1867—1868年，625頁。弗萊施曼（Fleischmann）在1840年曾展出過一個人類嬰兒的標本，具有一條包含一些椎體的尾，這種情形並不多見；這條尾曾被出席埃爾蘭根（Erlangen）自然科學者大會的許多解剖學者們嚴密地檢查過，見馬歇爾（Marshall），《荷蘭的動物學文獻》（Niederlndischen Archiv für Zoologie），1871年12月。 ⑸歐文，《關於四肢的性質》（On the Nature of Limbs），1849年，114頁。 ⑴洛伊卡特，見托德編的《解剖學全書》（Todd's Cyclop.ofAnat.）。男人的這一器官只有三至六賴因（1ines，十二賴因為一英寸）長，但像如此眾多的其他殘跡部分那樣，它在發育上以及其他性狀上都是容易變異的。 ⑵關於這個問題，參閱歐文的著作，《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675，676,706頁。 ⑶比昂科尼（Bianconi）在最近發表的一部附有精美雕版圖的著作[《達爾文學說與生物獨立創造論》（La Théorie Darwinienne et la création dite indépendante），1874年]中，力圖闡明上述諸例以及其他各例中的同源構造可以依據與其用途相一致的機械原理得到充分的解釋。他對這等構造如何美妙地適應其終極目的所做的闡明，實為他人所莫及；但我相信，這種適應性可以通過自然選擇得到解釋。在討論蝙蝠的翼時，我以為他所提出的僅僅是一種形上學的原理（借用奧古斯特·孔德的用語），即「保全此動物的哺乳性質」。他只在少數幾個事例中討論過殘跡器官，而所說的僅是那些不完全呈殘跡狀態的部分，如豬和牛的小蹄，而這與實質性問題根本無關，他明確指出這等殘跡器官對動物還有作用。不幸的是，他沒有考慮過以下事例，如牛的永不穿出牙齦的小牙，雄四足動物的乳房，存在於密閉翅蓋之下的某些甲蟲的翅，各式各樣花的雄蕊和雌蕊的痕跡，以及其他許許多多這等事例。雖然我十分讚揚比昂科尼教授的著作，但大多數自然科學者今天所持的信念，在我看來，是不可動搖的，即，僅僅根據適應原理，殘跡構造是不能得到解釋的。 ⑴古爾德（B.A.Gould）著，《關於美國士兵的軍事學和人類學的統計之研究》（Investigations in Military and Anthropolog.Statistics of American Soldiers），1869年，256頁。 ⑵關於美洲土著居民的頭顱類型，參閱艾特肯·梅格斯（Aitken Meigs）的文章，見《費城科學院院報》（Proc.Acad.Nat.Sci.,Philadelphia），1868年5月。關於澳洲人，參閱赫胥黎的敘述，見萊伊爾的《人類的古遠性》，1863年，87頁。關於桑威奇群島（即夏威夷群島。——譯者注）的居民，參閱懷曼（Wyman）教授的《頭顱觀察》（Observations on Crania），波士頓，1868年，18頁。 ⑶奎因（R.Quain）著，《動脈解剖學》（Anatomy of the Arteries），前言，第1卷，1844年。 ⑷《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報》（Transact.RoyalSoc.Edinburgh），第24卷，175,189頁。 ⑸《皇家學會會報》（Proc.RoyalSoc.），1867年，544頁；1868年，483,524頁，以及以前的文章，1866年，229頁。 ⑴《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報》（Proc.R.Irish.Academy），第10卷，1868年，141頁。 ⑵《聖彼得堡科學院院報》（Act.Acad.St.Petersburg），第二部分，1778年，217頁。 *指美洲大陸。——譯者注 ⑶布雷姆，《動物生活》（Thierleben），第1卷，58,87頁。倫格爾，《巴拉圭的哺乳動物》（Sugethiere von Paraguay），57頁。 ⑷《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第十二章。 ⑸《遺傳的天才：關於它的法則及其推論結果的探究》（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1869年。 ⑴貝茨（Bates）先生說[《亞馬孫河上的博物學者》（The Naturalist on the Amazons），第2卷，1863年，159頁]，關於同一個南美部落的印第安人，「其頭部形狀，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其中一人面形橢圓，相貌美好，而另一人則完全是蒙古人的樣子，面頰寬闊而突起，鼻孔掀張，兩眼斜視」。 ⑵布魯曼巴哈（Blumenbach），《關於人類學的論文》（Treatises on Antropolog.），英譯本，1865年，205頁。 ⑶米特福德（Mitford）的《希臘史》（History of Greece），第1卷，282頁。色諾芬（Xenophon，希臘哲學家、歷史學家，公元前434？一前355。——譯者注）所著的《回憶錄》（Memorabilia）第2卷第四章中有一段也談到，男人擇妻應以孩子們的健壯和精力旺盛為目的，這是希臘人所公認的原則（赫爾牧師使我注意到這一段）。希臘詩人色奧格尼斯（Theognis）生活於公元前550年，他明顯地看出選擇如被謹慎地應用，對人類的改進是何等重要。他還看出財富往往會抑制性選擇的適當作用，因而乃作詩如下： 克氏（Kurnus）養馬牛，凡事依規則， 選種貴血統，避免劣與弱， 為了增收益，成本所不恤。 吾人婚配中，錢卻為一切， 為了金錢故，男人娶其妻； 復為金錢故，女人嫁其夫， 惡棍與流氓，亦願隨君去； 財源大茂盛，子女擇配時， 門當須戶對，夸富其門族， 萬事皆混雜，貴賤已無殊！ 外貌與精神，退化斑駁多， 勸君莫驚異，起因至明白！ 後果徒悲嘆，吾種已低劣。 ⑴戈德隆，《論物種》（De l'Espèce），第2卷，第3冊，1859年。夸垂費什，《人種的一致性》（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他的有關人類學的講義，載於《科學報告評論》，1866—1868年。 ⑵《畸形組織志及其分類》（Hist.Gén.et Part.des Anomalies de l'Organisation），三卷本，第1卷，1832年。 ⑶在我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中，對這些法則曾進行過充分討論。杜蘭德（M.J.P.Durand）最近（1868年）發表過一篇有價值的論文，《論環境的影響》（De l'In fluence des Milieux）。關於植物，他非常強調土壤的性質。 ⑷古爾德，同前書，1869年，93，107,126，131,134頁。 ⑴關於玻里尼西亞人，參閱普里查德（Prichard）的《人類體格史》（Physical Hist.of Mankind），第5卷，1847年，145,283頁。再參閱戈德隆的《論物種》，第2卷，289頁。居住在上恆河（Upper Ganges）和孟加拉（Bengal）的印度人在外貌上也有顯著差異；參閱埃爾芬斯通（Elphinstone）的《印度史》，第1卷，324頁。 ⑵《人類學會紀要》（Memoirs,Anthropolog.Soc.），第3卷，1867—1869年，561，565,567頁。 ⑶布雷肯里奇（Brakenridge）博士，《特異素質理論》（Theory of Diathesis），見《醫學時報》（Medical Times），1869年6月19日，7月17日。 ⑷在我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297—300頁中，為某些陳述給以根據；耶格爾（Jaeger）博士，《論骨的伸長生長》（Ueber das Lngenwachshthum der Knochen），《耶拿學報》（Jenaischen Zeitschrift），B.V,Heft.i。 ⑸古爾德，同前書，1869年，288頁。 ⑴ 《巴拉圭的哺乳動物》（Sugethiere von Paraguay），1830年；4頁。 ⑵ 《格陵蘭史》（History of Greenland），英譯本，第1卷，1767年，230頁。 ⑶ 《近族通婚》（Intermarriage），亞歷山大·沃克著（Alex.Walker），1838年，377頁。 ⑷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173頁。 ⑸ 《生物學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第1卷，455頁。 ⑹ 佩吉特，《外科病理學講義》，第2卷，1853年，209頁。 ⑺ 海軍士兵的視力不及陸軍士軍，是一個奇特而料想不到的事實。古爾德博士證明確係如此，《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公共衛生報告》（Sanitary Memoirs of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1869年，530頁）；他以海軍士兵的視野「受到船身長度和桅杆高度的限制」來解釋這種情形。 ⑻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8頁。 ⑼ 《巴拉圭的哺乳動物》，8,10頁。我曾有良好的機會觀察火地人的異常視力。再參閱勞倫斯（Lawrence）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見《生理學講義》，1822年，404頁。吉拉德-托伊侖（M.Giraud-Teulon）最近搜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證據來證明近視的原因是由於眼睛的過度疲勞。 ⑽ 普里查德，《人類體格史》，布魯曼巴哈之說見該書第1卷，1851年，311頁；帕拉斯的述說見該書第4卷，1844年，407頁。 ⑾ 普里查德引用，見上書，第5卷，463頁。 ⑴ 福布斯先生的有價值的論文現發表於《倫敦人種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of London），新輯，第2卷，1870年，193頁。 ⑵ 維爾肯斯（Wilckens）博士最近發表一篇有趣味的論文，闡明生活于山岳地區的家養動物如何在其骨架上發生變異，見《農學周報》（Landwirthschaft.Wochenblatt），第十期，1869年。 ⑶ 《關於畸形小頭的研究報告》（Mémoire sur les Microcéphales），1867年，50，125,169，171,184—198頁。 ⑴ 萊科克博士總結了畜生般的白痴的特性，稱他們為「野獸般的白痴」（theroid），見《心理科學雜誌》（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1863年7月。斯科特（Scott）博士常常觀察到低能兒嗅聞食物，見《聾與啞》（The Deaf and Dumb）第2版，1870年，10頁。關於這個問題以及白痴的多毛性，參閱莫茲利博士的《軀體和精神》（Body and Mind），1870年，46—51頁。關於白痴的多毛性，皮內爾（Pine1）也曾舉出過一個顯著事例。 ⑵ 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57頁）中，我把並非很罕見的婦女額外乳房的事例歸因於返祖。由於這等附加的乳房一般都對稱地位於胸部，乃使我認為這大概是一個正確的結論；特別是使我有此想法的還有一個事例，即，一個單獨的有效乳房發生在一位婦女的腹股溝區（inguinal region），她是另一位具有多餘乳房的婦女的女兒。但是，現在我還發現在其他部位發生的異位乳房（mammae erraticae）（參閱普瑞爾教授的《論生存鬥爭》，Prof.Preyer,Der Kampf um des Dasein,1869年，45頁），如在背上、腋下和股上的這等乳房分泌的乳汁如此之多，以致可以把小孩養育起來。這樣，附加乳房是由於返祖的可能性就大大削弱了；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這大概是正確的，因為兩對乳房常常對稱地位於胸部；關於這一點，我曾收到過幾個事例的報告。眾所周知，狐猴類正常有兩對乳房位於胸部。關於男人生有一對以上的乳房（當然是痕跡的），曾經記載過五個事例；參閱《解剖學和生理雜誌》（Journal of Anat,and Physiology），1872年，56頁，其中有漢迪賽德（Handyside）博士舉出的一個事例說，有兩兄弟顯示了這種特性；再參閱巴特爾斯（Bartels）博士的一篇論文，載於《里卡茲和鮑依斯-雷蒙的文獻集》（Reichert'sand du Bois-Reymond,s Archiv.），1872年，304頁。巴特爾斯博士所提的事例之一：一個男人生有5個乳房，其中一個居中，正好位於臍眼之上；梅克爾·馮·黑姆斯巴哈（Meckel von Hemsbach）以為上述事例可以由某些翼手類（Cheiroptera）的居中乳房得到闡明。總之，如果人類的早期祖先不具有一對以上的乳房，則人類男女決不會有附加的乳房發育起來；倘不如此，我們就要發生重大的疑問了。 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12頁）中，經過很大躊躇我還把人類和各種動物常見的多趾畸形（polydactylism）歸因於返祖。導致我有此想法的，部分是由於歐文教授敘述某些魚鰭類（Ichthyopterygia）具有5個以上的趾，所以我設想它們保持了原始狀態；不過格根鮑爾（Gegenbaur）對歐文的結論表示懷疑，《耶拿學報》（Jenaischen Zeischrift，第5卷，第3冊，341頁）。另一方面，按照岡瑟（Günther）博士晚近提出的意見：角齒魚（Ceratodus）的鰭有一列骨為中軸，在其兩側生有分節的骨質鰭刺，通過返祖，一側或兩側可能會重現6個或更多的趾，承認這一點似乎不致有很大困難。祖特文（Zouteveen）博士告訴我說，曾經記載過這樣一個事例：一個男人生有24個手指和24個足趾！導致我作出「多餘指的出現是由於返祖」的結論，主要是根據如下的事實：多餘指不僅是強烈遺傳的，而且如我那時所相信的，在截斷後還有再生的能力，就像低等脊椎動物的正常趾在截斷後的情形一樣。但我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版）那部書中曾經說明，為什麼我對記載下來的這等事例很少信賴。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受到抑制的發育同返祖是兩種關係極為密切的過程，所以處於胚胎狀態或受到抑制狀態的各種構造——如裂口蓋、雙叉子宮等，往往伴隨著多指畸形。梅克爾和小聖·伊萊爾都曾極力主張這一點。但現今最安全的方針還是完全放棄以下的概念，即多餘指的發育同返歸人類某一低等構造的祖先有任何關係。 ⑴ 參閱法爾博士在《解剖學和生理學全書》（Cyclopaedia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第5卷，1859年，642頁。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1868年，687頁。特納教授，《愛丁堡醫學雜誌》（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1865年2月。 ⑵ 《摩德納自然科學協會年報》，1867年，83頁。卡內斯垂尼關於這個問題曾摘錄了各種權威著作。勞里拉德（Lauri11ard）說，因為他發現兩片顴骨的形狀、比例以及它們的接合，在幾具人類屍體和某些猿類中完全相似，所以他不能把這等部分的這種安排視為偶然的。關於這同樣的畸形，沙威奧提（Saviotti）博士發表過另一篇論文，載於《臨床學通報》（Gazzetta delle Cliniche），都靈（Turin），1871年，他說，在成年人頭骨上發現有分離痕跡的約為百分之二；他還說，突顎的頭骨（並非雅利安種族的）較其他頭骨更常發生這種情形。再參閱德勒倫則（G.Delorenzi）關於同一問題的著作，《顴骨畸形的三個新例》（Tre nuovi casi d'anomalia dell'osso malare,Torino）（都靈），1872年。還有，莫索利（E.Morselli）的《關於顴骨的罕見畸形》（Sopra una rara anomalia dell'osso malare,Modena）（摩德納），1872年。關於這塊骨的分離，格魯勃最近寫了一本小冊子。我之所以舉出這些參考書目，是因為有一位評論家沒有任何根據毫無顧忌地對我的敘述表示了懷疑。 ⑴ 小聖·伊萊爾在他的《畸形志》（Hist.des Anomalies），第3卷，437頁中舉出了一系列的事例。一位評論家對我大加責備，說我沒有討論過見於記載的有關各種部分發育受到抑制的大量事例[《解剖學和生理學雜誌》（Jour.of Anat.and Physio.），1871年，366頁]。他說，按照我的理論，「一個器官在其發育中的每一個瞬變狀態，不僅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其本身也曾一度是一種目的」。在我看來，這種說法不一定對。為什麼在發育早期發生的變異同返祖沒有關係？而這等變異如果有任何一點用處，如縮短和簡化發育過程，大概都會被保存下來並得到積累。還有，為什麼有害的畸形，例如同以往生存狀況沒有任何關係的萎縮的或過度肥大的諸部分，不在早期以及成熟期發生？ ⑵ 《脊椎動物解剖學》（Anatomy of Vertebr），第3卷，1868年，323頁。 ⑶ 《普通形態學》，1866年，第2卷，160頁。 ⑷ 卡爾·福格特（Carl Vogt），《人類講義》，英譯本，1864年，151頁。 ⑸ 卡特·布萊克（C.Carter Blake），《關於腦雷特人的一隻顎》，見《人類學評論》，1867年，295頁。沙夫豪森（Schaaffhausen），同前雜誌，1868年，426頁。 ⑴ 《表情解剖學》（The Anatomy of Expression），1844年，110,131頁。 ⑵ 卡內斯垂尼教授引用，見《摩德納自然科學協會年報》，1867年，90頁。 ⑶ 任何人要是想知道人類的肌肉為何常常發生變異，而且終於變得同四手類動物的肌肉相似，都應該讀一讀這些論文。下列參考文獻同我的著作中少數幾點有關：《皇家學會會報》，第14卷，1865年，379—384頁；第15卷，1866年，241,242頁；第15卷，1867年，544頁；第16卷，1868年，524頁。我在這裡可以補充一點，穆里博士（Dr.Murie）和米伐特先生在他們有關狐猴類的研究報告中曾闡明，這等動物——四手類的最低層成員——的某些肌肉非常容易變異。在狐猴類中，有一些肌肉漸次變得與等級更低的動物的構造相似。 ⑷ 再參閱麥卡利斯特教授的文章，見《愛爾蘭皇家學會會報》（Proc.R.Irish Academy），第10卷，1868年，124頁。 ⑸ 錢普尼斯（Champneys）先生，《解剖學和生理學雜誌》（Jourhal of Anat.and Phys.），1871年11月，178頁。 ⑹ 《解剖學和生理學雜誌》，1872年5月，421頁。 ⑺ 麥卡利斯特教授，《愛爾蘭皇家學會會報》，121頁。他曾把他的觀察材料製成表，發現最常出現肌肉畸形的是在前臂，其次在面部，再次在足部，等等。 ⑴ 霍頓（Haughton）牧師舉出一個有關人類拇指長屈肌（flexor pollicis longus）的顯著事例之後，接著說道（《愛爾蘭皇家學會會報》，1864年6月27日，715頁）：「這個顯著的例子闡明，人類拇指以及其他手指的腱（tendon）的排列有時具有獼猴的特性，但這樣一個事例究應被視為獼猴向上變為人，人向下變為獼猴，或者是一種先天的反常現象，我還不能說。」這位富有才華的解剖學者和進化論的強硬反對者竟會承認他的任何一個最初命題的可能性，聽到這一點已經可以使人滿足了。麥卡利斯特教授也曾描述過拇指屈肌以它們同四手類的同樣肌肉的關係而引人注意（《愛爾蘭皇家學會會報》，第10卷，1864年，138頁）。 ⑵ 在本書第一版問世以後，伍德先生髮表過一篇專題報告[《科學學報》（Phil.Transactions），1870年，83頁]，闡明人類的頸、肩、胸的肌肉變異。他在這裡指出，這些肌肉是何等容易變異，而且這些肌肉又何等常常而密切地同低類動物的正常肌肉相似。他總結說：「如果我成功地闡明了人類屍體中所發生的比較重要的變異類型，以充分顯著的方式顯示了它們可以作為達爾文的返祖原理或遺傳法則在解剖科學中的證據和例子，那就是達到我的目的了。」 ⑶ 這幾段敘述的根據，見我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320—335頁。 ⑴ 在我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第23章中對這整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⑵ 參閱永遠值得紀念的《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馬爾薩斯牧師著，第1卷，1826年，6,517頁。 ⑶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111—113,163頁。 ⑷ 塞奇威克（Sedgwick），《英國及國外外科學評論》（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o-Chirurg Review），1863年7月，170頁。 ⑴ 亨特著，《孟加拉農村年報》（The Annals of Rural Bengel），1868年，259頁。 ⑵ 《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1865年。 ⑶ 一位作者在《旁觀者》（Spectator，1871年3月21日，320頁）對這一段進行了如下的批評：「達爾文先生被迫再倡導人類墮落的新學說。他闡明高等動物的本性遠比未開化人種的習慣更為高尚，所以他所再倡導的學說實質上乃是一種正教類型的，對此他似乎並未覺察；作為一種科學假說，他提出這樣的學說，即，暫時的，但長期延續的道德敗壞的原因，乃是由於人類獲得知識，未開化部落的腐敗風俗，特別是婚姻表明了這一點。有一種猶太傳說，謂人類的道德墮落是由於奪得知識，這是他的最高本性所禁止的，其說有過於此否？」 ⑴ 關於這種效果，參閱斯坦利·傑文斯（W.Stanley Jevons）的優秀記載，《根據達爾文學說的推論》（A Deduction from Darwin's「Theory」），載於《自然》（Nature），1869年，231頁。 ⑵ 拉瑟姆（Latham），《人類及其遷徙》（Man and his Migrations），1851年，135頁。 ⑶ 莫利和米伐特二位先生在其《狐猴類的解剖》（《動物學會會報》，第7卷，1869年，96—98頁）一文中說道：「有些肌肉在分布上是如此不規則，以致無法恰當地把它們歸入上述任何類群中。」這等肌肉甚至在同一個體的相對兩側也互不相同。 ⑷ 《自然選擇的範圍》（Limits of Natural Selection），見《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1870年10月，295頁。 ⑴ 《每季評論》（Quarterly Review），1869年4月，392頁。這個問題在華萊士先生的《對自然選擇學說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870年）中進行了更充分的討論，本書所引用的一切論點均在該書重予發表。《人類隨筆》（The Essay on Man）曾受到歐洲最著名的動物學者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教授的巧妙批評，見《一般書目提要》（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1870年6月。本書所引用的華萊士的話，將使每一個讀過他的《從自然選擇學說推論人種的起源》（The Origin of Human Races deduced from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那篇著名論文的人感到驚異，該文最初發表於《人類學評論》（1864年5月，158頁）。關於這篇論文，我不能不在這裡引用盧伯克（Lubbock）爵士的最公正的評論[《史前時代》（Prehistoric Times），1865年，479頁]，他說，華萊士先生「以特有的無私精神把自然選擇的概念無保留地歸功於達爾文先生，雖然，眾所周知，他獨立地發現了這一概念，而且同時予以發表，即使他敘述得不如達爾文詳盡」。 ⑵ 勞森·泰特（Lawson Tait）在他的《自然選擇法則》（Law of Natural Selection）一文中引用，見《都柏林醫學季刊》（Dublin Quarterl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1869年2月。凱勒（Keller）也引述過同樣的效果。 * 「四手類」系一種舊的動物分類，除去人類以外的靈長類動物均包括在內；而兩手類（Bimana）只包括人類。——譯者注 ⑴ 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71頁。 ⑵ 《每季評論》，1869年4月，392頁。 ⑶ 合趾長臂猿（Hylobates syndactylus），如這個名字所表示的，它的兩個足趾固定地結合在一起；布賴茨（Blyth）先生告訴我說，敏捷長臂猿（H.agilis）、白手長臂猿（H.lar）、銀灰長臂猿（H.leuciscus）的足趾有時也是如此。疣猴是嚴格樹棲的，而且異常活潑（布雷姆，《動物生活》，第1卷，50頁），但它是否比近緣屬的物種更善於攀登，我還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樹棲性最強的動物——樹懶（sloths）的腳與鉤異常相似。 ⑷ 布雷姆《動物生活》，第1卷，86頁。 ⑸ 《人手》（The Hand），見《布里奇沃特論文集》（Bridgewater Treatise），1833年，38頁。 ⑴ 赫克爾（Hckel）關於人類變為二足動物的步驟進行了精彩的討論[《自然創造史》（Natii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1868年，507頁]。比希納博士關於人把腳用為把握器官舉出了一些好例子[《達爾文學說討論集》（Conférences sur la Theórie Darwinienne），1869年，135頁]；他還寫過高等猿類的行進方式，我在下一節將提到；關於這個問題，再參閱歐文的《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71頁。 ⑵ 布羅卡（Broca）教授，《尾椎的構造》（La Constitution des Vertèbres caudales），見《人類學評論》（La Revue d'Anthropologie），1872年，26頁（單行本）。 ⑶ 《論頭骨的原始形態》（On the Primitive Form of the Skull），譯文見《人類學評論》（Anthropological Review），1868年10月，428頁。歐文論高等猿類的乳頭狀突起，《脊椎動物解剖學》，第2卷，1866年，551頁。 ⑴ 《動物界的邊際；用達爾文學說進行的觀察》（Die Grenzen der Thierwelt,eine Betrachtung zu Darwin's Lehre），1868年，51頁。 ⑵ 迪雅爾丹（Dujardin），《自然科學年刊》（Annales des Sc.Nat.），第14卷，第3輯，動物部分，1850年，203頁。再參閱洛恩（Lowne）先生的《一種蠅（Musca vomitoria）的解剖及其生理》，1870年，14頁。我的兒子F.達爾文為我解剖了紅褐林蟻（Formica rufa）的腦神經節。 ⑶ 《科學學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869年，513頁。 ⑷ 《關於選擇》（Les Sélections），布羅卡，見《人類學評論》，1873年；再參閱沃格特的《人類講義》（Lectures on Man），英譯本，1864年，88,90頁。普里查德，《人類體格史》（Phys.Hiot.of Mankind），第1卷，1838年，305頁。 * 更新世晚期，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歐洲、北非、西亞一帶。——譯者注 ⑸ 在剛才提到的那篇有趣的文章中，布羅卡教授很好地談論了：在文明民族中由於保存了相當數量的身心皆弱的個人，其頭骨的平均體積一定要降低，這些人如在未開化狀態下，將會立刻被淘汰。另一方面，在未開化人中這個平均數僅包括那些在極其艱苦生活條件下能夠生存的富有才能的個人。於是布羅卡說明了一個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說明的事實，即洛澤爾（Lozère）的史前穴居人的頭骨平均容積為什麼要比近代法國人的為大。 ⑹ 《法蘭西科學報告》（Comptes-rendus des Sciences），1868年6月1日。 ⑴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124—129頁。 ⑵ 沙夫豪森所舉的有關痙攣和疤痕的例子，系根據布魯曼巴哈（Blumenbach）和布施（Busch）的材料，見《人類學評論》，1868年10月，420頁。賈洛得（Jarrod）博士所舉的有關頭骨由於頭的部位不正而發生變異的例子，系根據坎波爾（Camper）和他自己的觀察，見《人類學》（Anthropologia），1808年，115,116頁。他相信某些行業的人，如鞋匠，由於頭部經常向前傾，前額變得較圓而且凸出。 ⑶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117頁，論述頭骨的變長；119頁，論述一隻垂耳的效果。 ⑷ 沙夫豪森引用，見《人類學評論》，1868年10月，419頁。 ⑴ 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619頁。 ⑵ 小聖·伊萊爾談到人類的頭部被有長發[《自然史通論》（Hist.Nat.Générale），第2卷，215—217頁]，還談到猴類和其他哺乳動物的朝上表面比朝下表面具有較厚的毛。不同的作者同樣也觀察到這一點。然而熱爾韋茲（P.Gervais）教授卻說，大猩猩的背部卻比朝下部分的毛稀，這部分是由於被摩擦掉了。 ⑶ 《博物學家在尼加拉瓜》（Naturalist in Nicaragua），1874年，209頁。我引用的下述丹尼生（W.Denison）爵士所寫的一節，是同貝爾特先生的觀點一致的，「據說澳洲人有一種習慣：當蚤虱來找麻煩的時候，就用微火灼燒自己」。 ⑷ 聖喬治·米伐特先生，《動物學會會報》，1865年，562,583頁。格雷（J.E.Gray）博士，《大英博物館目錄：骨骼部分》（Cat.Brit.Mus.）。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第2卷，517頁。小聖·伊萊爾，《自然史通論》，第2卷，244頁。 ⑸ 《人類學評論》，1872年；《尾椎的構造》（La Constitution des Vertèbres caudales）。 ⑴ 《動物學會會報》，1872年，2l0頁。 * 1「賴因」為1/12英寸。——譯者注 ⑵ 《動物學會會報》，1872年，786頁。 ⑶ 我所指的是布朗-西奎（Brown-Séquard）對豚鼠在施行手術後所發生的癲癇症的遺傳效果以及最近對切斷頸部交感神經的相似效果所進行的觀察。今後我還有機會提到沙爾文（Salvin）先生所舉的有趣事例，即摩摩鳥（motmots）自己咬去其尾羽的遺傳效果。關於這個問題的一般論述，參閱《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22—24頁。 ⑴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280,282頁。 ⑴ 《原始人類》（Primeval Man），1869年，66頁。 * 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區一個遊牧部族。——譯者注 **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舊稱，為亞洲一大島。——譯者注 ⑴ 關於這幾方面的證據，參閱盧伯克的《史前時代》，354頁等。 * Henry Howard，英國詩人，1517?—1547。Thomas Clarkson，英國人，奴隸廢除主義者，1760—1846。——譯者注 Isaac Newton，英國自然科學家，1642—1727。William Shakspeare，英國詩人，戲劇家，1564—1616。——譯者注 ⑴ 《關於昆蟲的本能》（L'Instinct chez les Insectes），見《兩個世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1870年2月，690頁。 ⑵ 《美洲河狸及其行為》（The American Beaver and His Works），1868年。 ⑶ 《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第2版，1870年，418—443頁。 ⑴ 《對自然選擇理論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870年，212頁。 * 河狸巧於築巢，常在巢外築堤為堰貯水，以防敵襲。築巢所用的材料主要為木枝、黏土和礫石，入林採取木枝及搬運方法亦非常巧妙。——譯者注 ⑵ 關於這個問題的證據，參閱摩格芮芝（Moggridges）先生的有趣著作，《農蟻和螲蟷》（Harvesting Ants and Trap-door Spiders），1873年，126,128頁。 ⑶ 《蟻類習性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aeurs des Fourmis），1810年，173頁。 ⑴ 所有以下根據這兩位博物學家所做的敘述，均引自倫格爾的《巴拉圭哺乳動物志》（Naturgesch.der Sugethiere von Paraguay），1830年，41—57頁；以及布雷姆的《動物生活》，第1卷，10—87頁。 ⑵ 林賽博士（Dr.L.Lindsay）在他的《低於人類的動物精神生理學》（Physiology of Mind in the Lower Animals）一文中引用，見《心理學雜誌》（Jour.of Mental Science），1871年4月，38頁。 ⑶ 《布里奇沃特論文集》（Bridgewater Treatise），263頁。 ⑷ 一位批評者毫無根據地對布雷姆所描述的這種行為的可能性提出質疑[《每季評論》（Quarterly Review），1871年7月，72頁]，這不過是為了攻擊我的書而已。所以我自行試驗，發現我能夠容易地用我的牙把一隻將近五周的小貓的小利爪咬住。 ⑴ 在我的《人類和動物的表情》（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第43頁簡短談到這種情形。 ⑴ 馬丁（W.C.L.Martin），《哺乳動物志》（Nat.Hist.of Mammalia），1841年，405頁。 ⑵ 貝特曼（Bateman）博士，《關於失語症》（On Aphasia），1870年，110頁。 ⑶ 沃格特引用，《關於畸形小頭的研究報告》，1867年，168頁。 ⑷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27頁。 ⑸ 《自然科學年刊》（Annales des Sc.Nat.），第22卷，第1輯，397頁。 ⑴ 《蟻類習性的研究》（LesMaeurs des Fourmis），1810年，150頁。 ⑵ 莫茲利博士在其《精神的生理學和病理學》（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Mind）一書中引用，1868年，19,220頁。 ⑶ 傑爾登（Jerdon）博士，《印度鳥類》（Birds of India），第1卷，1862年，21頁。烏澤說，他養的長尾小鸚鵡（parokeets）和金絲雀（canary-bird）會做夢：《動物的心理官能》（Facultés Mentales des Animaux），第2卷，136頁。 ⑷ 《動物的心理官能》，第2卷，1872年，181頁。 ⑸ 莫爾根先生的《美洲河狸》（The American Beaver）一書為這一敘述提供了一個良好例證。然而我不得不認為他過於低估了本能的能力。 ⑴ 《關於獸類的動作》（Die Bewegungen der Thiere），1873年，11頁。 ⑵ 《動物的心理官能》，第2卷，1872年，265頁。 ⑴ 赫胥黎非常清晰地分析了一個人和一隻狗的心理等級，他作出的結論和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看法相似。參閱他的文章《批評達爾文先生的人們》（Mr.Darwin's Critics），見《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1871年11月，462頁，並見《評論及短論》（Critiques and Essays），1873年，279頁。 ⑵ 貝爾特先生在他那部最有趣的著作《自然學者在尼加拉瓜》中同樣也描述了一隻馴服的捲尾猴的各種行為，我以為這明顯地闡明了這種動物具有某種推理力。 ⑶ 《沼和湖》（The Moor and the Loch），45頁。哈欽森上校，《狗的訓練》（Dog Breaking），1850年，46頁。 ⑴ 《個人記事》（Personal Narrative），英譯本，第3卷，106頁。 ⑵ 我高興地看到像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先生那樣敏銳的思想家當談到人類和低等動物的心理之間那道假定的不可逾越的障壁時說道[見《達爾文主義和神學，自由思想論文集》（Darwinism and Divinity,Essays on Free-thinking），1873年，80頁]：「誠然，劃出這種區別所依據的根據在我們看來，並不比其他大量的形上學的區別所依據的根據更好一點，這就如同說，因為你能給兩種東西起不同的名字，所以它們一定有不同的性質。難於理解凡是曾經養過一隻狗或者見過一頭象的人，怎麼還會懷疑動物實質上有可以完成推理過程的能力。」 ⑶ 參閱林賽博士的《動物的瘋狂》（Madness in Animals），見《心理學雜誌》，1871年7月。 ⑷ 萊伊爾（C.Lyell）爵士引用，《人類的源遠流長》（Antiquity of Man），497頁。 ⑴ 關於更多的詳細證據，參閱烏澤的《論心理官能》（Les Facultés Mentales），第2卷，1872年，147頁。 ⑵ 關於海洋島上的鳥類，參閱我的《「貝格爾」號艦航海研究日誌》（Journal of Researches during the voyage of the「Beagle」），1845年，398頁。《物種起源》，第五版，260頁。 ⑶ 《有關動物智力哲學的書信集》（Lettres Phil.surl'Intelligence des Animaux），新版，1802年，86頁。 ⑷ 關於這個問題的證據，參閱《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第一章。 ⑸ 《動物學會會報》（Proc.Zoolog.Soc.），1864年，186頁。 ⑹ 薩維奇（Savage）和懷曼（Wyman），《波士頓博物學雜誌》（Boston Journal of Nat.Hist.），第4卷，1843—1844年，383頁。 ⑺ 《巴拉圭哺乳動物志》，1830年，51—56頁。 ⑻ 《印度原野》（IndianField），1871年，3月4日。 ⑼ 《動物生活》，第1卷，79,82頁。 ⑴ 《馬來群島》（The Malay Archipelago），第1卷，1869年，87頁。 ⑵ 《原始人類》（Primeval Man），1869年，145,147頁。 ⑶ 《史前時代》（Prehistoric Times），1865年，473頁等。 ⑴ 胡卡姆（Hookham）先生給馬克斯·米勒（Max Müller）的一封信，見《伯明罕新聞》（Birmingham News），1873年5月。 * 一名「猛犬」，種類不少，大部分用以助獵。——譯者注 ⑵ 《達爾文學說討論會文集》（Conférences sur la Théorie Darwinienne），法文版，1869年，132頁。 ⑶ 牧師麥卡恩（J.M'Cann）博士，《反對達爾文主義》（Anti-Darwinism），1869年，13頁。 ⑷ 《人類學評論》（1864年，158頁）引用。 ⑴ 倫格爾，同前書，45頁。 ⑵ 參閱我寫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27頁。 ⑶ 《動物的心理能力》，第2卷，1872年，346—349頁。 ⑷ 在泰勒（E.B.Tylor）先生的很有趣味的著作《對人類初期歷史的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中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1865年，第2—4章。 ⑸ 關於這種效果，我曾收到幾份詳細報告。海軍上將沙利文（B.J.Sulivan）爵士，據我所知是一位謹慎的觀察家，他向我保證說，在他父親家中長期飼養的一隻非洲鸚鵡可以準確地叫出某些家人和客人的名字。在吃早飯的時候，它向每一個人說「早安」，在夜間它又向每一個離開那間屋子的人說「晚安」，從來沒把這兩句問候話弄顛倒過。對沙利文爵士的父親，它慣常在「早安」之後還要加上一個短句，可是自從他父親死後，它一次也沒有重複說過這個短句。它猛烈地責罵一條從窗戶躥進屋去的生狗；它還責罵另一隻鸚鵡，「你這頑皮的傢伙」，當那隻鸚鵡逃出鳥籠去吃廚案上的蘋果的時候。關於這同樣效果，再參閱烏澤的《動物的心理能力》，第2卷，309頁，論鸚鵡。莫西科（A.Moschkau）博士告訴我說，他知道有一隻歐椋鳥（starling）永遠能夠無誤地用德語向來人說「早安」，向那些離去的人說：「再見，老朋友。」我還能再舉出幾個這樣的事例。 ⑹ 參閱惠特尼（Whitney）教授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好意見，見他的著作《東方及其語言學的研究》（Orient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1873年，354頁。他觀察到人類彼此之間的願望交流，乃是一種生活力，這種生活力對語言的發展「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發生作用：就達到直接目的而言，是有意識的；就此種行為的進一步結果而言，則是無意識的」。 ⑴ 戴恩斯·巴林頓，《科學學報》，1773年，262頁。再參閱馬爾的文章，見《自然科學年刊》（Ann.des.Sc.Nat.），第10卷，第3輯，動物部分，119頁。 ⑵ 《論語言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韋奇伍德著，1866年。《語言問題》（Chapterson Language），法勒著，1865年。這是最有趣味的兩本著作。再參閱阿爾貝·勒穆瓦納（Albert Lemoine）著，《口頭語的自然規律》（De la Phys.et de Parole），1865年，190頁。已故的施萊歇爾教授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已被比克爾斯（Bikkers）博士譯成英文，名為《受到語言學考驗的達爾文主義》（Darwinism tes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9年。 ⑶ 沃格特，《關於畸形小頭的研究報告》，1867年，169頁。關於未開化人，我在《航海研究日誌》（1869年）中舉出過一些事實。 ⑷ 關於這個問題的明顯證據，參閱經常引用的布雷姆和倫格爾的兩本著作。 ⑸ 烏澤在他的《動物的心理能力》一書中，舉出過他對這個問題所觀察到的一項很奇妙的記載。 ⑴ 參閱莫茲利博士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見《精神的生理學和病理學》，第2版，1868年，199頁。 ⑵ 關於此事，曾記載過許多奇妙例子，參閱貝特曼的《關於失語症》，1870年，27，31，53,100頁及其他。再參閱《關於智力的調查》（Inquires Concerning the Intellectual Powers），1838年，150頁。 ⑶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6頁。 ⑷ 關於《達爾文先生的語言哲學》的講演，1873年。 ⑸ 傑出的語言學家惠特尼對於這一點的評論遠比我所能說的更為有力。當談到布利克（Bleek）的觀點時，他說道（見《東方及其語言學的研究》，1873年，297頁），「因為語言廣泛地是思想的必要輔助手段，思想賴此而發展，認識力賴此而達到清晰、豐富多彩和複雜化，以至對意識的充分掌握；所以不得不製造出沒有語言就絕對不可能有思想的說法，把能力和它的工具等同起來。」他好像有道理地斷言，人手如果沒有工具就不能起作用。從這種教條出發，他就不能不陷入米勒的最惡劣的謬論，謂嬰兒（不會說話的）不是人類，聾啞人沒有學會用手指模仿說話以前不具理性。馬克斯·米勒用斜體字標出下面的警句（「對於達爾文先生的語言哲學的講演」，1873年，第三講）：「沒有無語言之思想，也沒有無思想之語言。」他在這裡給思想這個詞所下的定義是何等奇怪！ ⑹ 《自由思想論文集》，1873年，82頁。 ⑴ 關於這一效果，參閱莫德斯雷的一些好議論，見《心理的生理學和病理學》，1868年，199頁。 ⑵ 麥克吉利夫雷（Macgillivray），《大不列顛鳥類》（Hist.of British Birds），第2卷，1839年，29頁。最優秀觀察家布萊克瓦爾（Blackwall）說道，喜鵲（magpie）可以學會念出單字甚至短句，它們幾乎比其他任何英國鳥都容易做到這一點；可是接著他又說，在長期周密地研究了它的習性之後，他從來沒有發現它在自然狀態下表現有任何模仿的異常能力。 ⑶ 萊伊爾爵士在《關於人類的源遠流長的地質證據》（1863年，第二十三章）中指出，在語言發展和物種發展之間有很有趣的相似性。 ⑷ 關於這種效果，參閱法勒牧師在一篇題名《語言學和達爾文主義》（Philology and Darwinism）的論文中的意見，見《自然》（Nature），1870年3月24日，528頁。 ⑸ 《自然》1870年1月6日，257頁。 * 歐洲庇里牛斯山西部地區古老居民的語言。——譯者注 分布在挪威、瑞典、芬蘭和蘇聯各國北部的拉普人的語言。——譯者注 ⑴ 韋克（C.S.Wake）在《論人類》（Chapters on Man）101頁引用。 ⑵ 巴克蘭（Buckland），《布里奇沃特》，411頁。 ⑶ 關於語言的簡化，參閱盧伯克爵士的一些好議論，見《文化的起源》（Origin of Civilisation），1870年，278頁。 ⑴ 《旁觀者》（The Spectator），1869年12月4日，1430頁。 ⑵ 關於這個問題，參閱法勒牧師所寫的一篇最優秀的論文，見《人類學評論》，1864年8月，217頁。關於進一步的事實，參閱盧伯克爵士的《史前時代》，第2版，1869年，564頁；特別是《文化的起源》（1870年）有關宗教的篇章。 ⑴ 《對動物和植物的崇拜》（The Worship of Animals and Plants）見《雙周評論》（Fortnightly Review），1869年10月1日，422頁。 ⑵ 泰勒，《人類的早期歷史》（Early History of Mankind），1865年，6頁。再參閱盧伯克的《文化的起源》（1870年）中關於宗教發展那引人注目的三章。赫伯特·斯賓塞先生在《雙周評論》（1870年5月1日，535頁）的一篇有獨創性的論文中以相似的方式說明了全世界宗教信仰的最初形式，謂人類通過夢境、形影以及其他原因的引導，把自己看成是雙重的實體，即肉體的和靈魂的。由於設想死後靈魂還存在，而且富有威力，所以用各種祭品和儀式向它祈求贖罪和保佑。於是他進一步闡明，用某種動物或其他物品給一個部落的早期祖先或創始人所起的名字或綽號，經過長期以後就會被設想為代表這個部落的真實祖先：這個動物和物品自然地會被信為依然存在的靈魂，並且把它視為神聖，作為一位神而受到崇拜。儘管如此，我不能不猜想，還有一個更早的、更原始的階段，以為那時任何顯示有力量和運動的東西都被賦予了和我們自己近似的某種生命形態和心理官能。 ⑴ 參閱歐文·派克（L.Owen Pike）先生的一篇富有才智的文章，見《人類學評論》，1870年4月，63頁。 ⑵ 《宗教、道德等與達爾文學說》（Religion,Moral,&c.,der Darwin'schen Art-Lehre），1869年，53頁。據說（林賽博士，《心理學雜誌》，1871年，43頁），培根（Bacon）很久以前以及詩人伯恩斯（Burns）均持有同樣見解。 ⑶ 《史前時代》，第2版，571頁。在這部著作中，關於未開化人的變化無常的奇異風俗有最好的記載。 ⑴ 關於這個問題，參閱夸垂費什（Quatrefages）的《人種的一致性》，1861年，21頁及其他。 ⑵ 《關於倫理學的論述》（Dissertation on Ethical Philosophy），1837年，231頁及其他。 * 德國哲學家（1724—1804）。——譯者注 ⑶ 《倫理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Ethics），森普爾（J.W.Semple）譯，愛丁堡，1836年，136頁。 ⑷ 關於這個問題寫過著作的，貝恩（Bain）先生列過一個20位英國作家的名單《心理學和道德學》（Mental and Moral Science），1868年，543—725頁，他們的名字素為人人所熟悉：在這些人士中似乎還可以加入貝恩先生自己的名字，以及萊基（Lecky）先生、沙德沃思·霍奇森（Shadworth Hodgson）先生、盧伯克爵士以及另外幾位的名字。 ⑴ 布羅代（B.Brodie）爵士在論述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之後問道[《心理學探究》（Psychological Enquiries），1854年，192頁]：「關於道德觀念是否存在的問題的爭論，應該由此得到解決吧？」許多人似乎都有過同樣的看法，如古代的羅馬皇帝兼哲學家瑪卡斯·奧瑞利亞斯（Marcus Aurelius）就是其中一個。米爾（J.S.Mill）在其著名的著作《功利主義》（Utilitar ianism，1864年，45，46頁）一書中說道：「社會感情是一種強有力的自然感情」而且是對功利主義道德的感情之自然基礎」。他又說，「道德官能就像上述後天獲得的智能那樣，如果不是本性的一部分，也是從那裡自然生長出來的：而且像它們那樣，能夠在一定微小程度上自然發生」。但是，同所有這種說法相反，他還指出：「據我所信，道德感情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獲得的，但並不因此而不是自然的。」對於如此淵博的一位思想家的看法，我大膽提出完全不同的意見，確有些躊躇，但幾乎無可爭辯的是，社會感情在低等動物中乃是本能的或先天的；那麼，社會感情在人類中為什麼不應如此呢？貝恩先生[例如，參閱《情緒與意志》（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1865年，481頁]以及其他人士相信，道德觀念乃是每個人在其一生期間所獲得的。根據進化的一般理論，至少這是極端不大可能的。在米爾先生的著作中對所有遺傳的心理屬性的忽視，我以為今後將被評價為最嚴重的缺點。 ⑴ 西奇威克（H.Sidgwick）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很好的討論（《科學院報告》，1872年，6月15日，231頁。）：「我們可以肯定，一隻優良的蜜蜂大概渴望用比較溫和的方法去解決種群數量問題。」然而，根據許多或大多數未開化的人的習慣來判斷，人類是用殺害女嬰、一妻多夫以及男女亂交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所以，可充分懷疑這是否為比較溫和的方法。科比（Cobbe）女士對上述說法也進行過評論，說道[《達爾文主義在道德觀上的應用》，Darwinism in Morals，見《神學評論》（Theological Review），1872年，4月，188—191頁]：社會義務的原則將如此而被顛倒；我以為她所說的意思是，履行社會義務將危害個體；但她忽視了她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即蜜蜂的這種本能被獲得乃是為了群體的利益。她甚至說道，如果本章所提倡的倫理學原理確能被普遍接受，「我將不得不相信，其勝利之時，即為人類美德的喪鐘敲響之日！」可以期望，眾多人士對這個地球上人類美德永存的信念並不會如此短命。 ⑵ 《達爾文學說》（Die Darwin'sche Theorie），101頁。 ⑶ 布朗（R.Brown）先生，《動物學會會報》，1868年，409頁。 ⑷ 布雷姆，《動物生活》（Thierleben），第1卷，1864年，52,79頁。關於猴彼此拔掉扎在身上的棘刺，參閱54頁。關於樹精狒狒翻動石頭，是根據阿爾瓦雷斯（Alvarez）提出的證據（76頁），布雷姆認為他的觀察是十分可靠的。關於老雄狒狒攻擊狗的例子，參閱79頁；關於鷹的例子，56頁。 ⑴ 貝爾特（Belt）先生舉過一個尼加拉瓜的蛛猴例子，人們聽到它在樹林中大喊大叫差不多達兩個小時之久，並且發現有一隻鷹落在它的近旁。顯然當它們面對面時，鷹不敢發動攻擊；貝爾特先生根據他對這些猴的習性的觀察，相信它們三兩隻聚在一起，防備鷹的攻擊。《博物學者在尼加拉瓜》，1874年，118頁。 ⑵ 《博物學年刊》（Annals of Mag.of Nat.Hist），1868年11月，382頁。 ⑶ 盧伯克爵士，《史前時代》，第2版，446頁。 ⑴ 莫爾根先生引用，《美洲河狸》（The Amer ican Beaver），1868年，272頁。斯坦斯伯里還做過一個有趣記載：一隻很小的鵜鶘被激流沖跑，有六隻老鵜鶘從旁鼓勵它游向岸邊。 ⑵ 貝恩先生述說，「從適當的同情心可以產生對於一個受難者給予有效的幫助」，《心理學與道德學》，1868年，245頁。 ⑶ 《物種的分類》（Thierleben），第1卷，85頁。 ⑷ 《物種的分類》，1869年，97頁。 ⑸ 《關於達爾文學說》，1869年，54頁。 ⑹ 再參閱胡克的《喜馬拉雅旅行記》（Himalayan Journals），第2卷，1854年，333頁。 ⑴ 布雷姆，《動物生活》，第1卷，76頁。 ⑵ 參閱他的一篇極有趣的論文：《牛類和人類的群居生活》（Gregariousness in Cattle,and in Man），見《麥克米倫雜誌》（Macmillan's Mag.），1871年2月，353頁。 ⑴ 參閱亞當·史密斯的《關於道德感的理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書的引人注目的第一章。再參閱貝恩的《心理學和道德學》，1868年，244頁，以及275—282頁。貝恩先生說道：「同情乃是間接地使同情者感到愉快的一個源泉」；他通過互易性（reciprocity）來解釋這個問題。他又說，「受到恩惠的人或代替他的其他人，當以同情和有力的幫助作為報答以補償對方所作出的一切犧牲。但是，同情如果嚴格地是一種本能——看來似乎就是如此，那麼它的行使就會給人以直接愉快，其方式正如上述行使差不多每一種其他本能的情形一樣。」 ⑴ 詹尼斯（L.Jenyns）牧師說，這一事實最初是由傑出的詹納（Jenner）記載的，見《科學學報》（Phil.Transact.）1824年，此後又為幾位觀察家、特別是布萊克瓦爾所證實。後面這位細心的觀察家連續兩年在晚秋檢查了36個鳥巢；他發現，12個鳥巢有死去的幼鳥，5個鳥巢有即將孵化的卵，3個鳥巢有接近孵化的卵。有許多鳥還未長大，難作長途飛行，同樣也遭到遺棄而落在後邊。參閱布萊克瓦爾的《動物學研究》（Researches in Zoology），1834年，108,118頁。關於另外的證據，雖無必要，亦可參閱勒羅伊的《科學通信》（Letters Phil.），1802年，217頁。關於東亞雨燕（swifts），參閱高爾得的《大不列顛鳥類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Birds of Great Britain），1823年，5頁。亞當斯（Adams）先生在加拿大觀察到相似的情況，見《通俗科學評論》（Pop.ScienceReview），1873年7月，283頁。 ⑴ 休姆（Hume）說[《關於道德原理的探討》（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年，132頁]：「似乎必須承認，他人的幸福和悲痛並非是同我們毫不相干的景象，而是看到前者……將使我們暗暗感到喜悅；而後者的出現……則會在我們的想像上投射一層憂鬱的陰影。」 ⑵ 《心理學和道德學》，1868年，254頁。 ⑴ 我在這裡涉及的是所謂實質的和形式的道德之間的區別。我高興地看到赫胥黎教授關於這個問題持有和我同樣的觀點。萊斯利·史蒂芬先生說[《論自由思想和坦白講話文集》（Essays on Freethinking and Plain Speaking），1873年，83頁]，「在實質的和形式的道德之間形上學的區別正如其他這等區別那樣，是彼此不相干的」。 ⑵ 我曾舉過這樣一個事例，即：三個巴塔戈尼亞地方的印第安人寧願一個跟著一個地被槍斃，也不泄露其同伴的作戰計劃。 ⑴ 仇恨或敵意似乎也是一種高度持久的情感，也許比可以指出名字的任何其他情感更加持久。嫉妒的解釋是，對他人的某種優點或成功感到憎恨，培根極力主張（《論文第九》）「在所有情感中，嫉妒是最纏繞不休而永續的」。狗很容易憎恨生人和生狗，尤其是它們居住靠近而又不屬於同一個家族、部落或氏族時更加如此：這種情感似乎是天生的，而且肯定是最持續的一種。它同真正的社會本能似乎相輔而又相反。從我們所聽到的未開化人的情況來看，似乎差不多也是這樣。倘真如此，如果同一部落的任何成員對任何人有所損害或者成為他的敵人，那麼後者把這等感情轉而施於前者，只要再跨進一小步就可以了。一個人對敵人加以傷害，不會受到原始良心的譴責，而如果不是為自己報仇的話，那就要受到原始良心的譴責，這並非是不可能的。以德報怨，施愛於敵，乃道德之頂峰，社會本能本身是否曾導致我們如此，實屬可疑。在任何這等金科玉律被想到和被遵從之前，這等本能以及同情，應該受到高度的磨鍊，並且在理性、教育以及對上帝的愛和懼的幫助下而加以擴大。 ⑴ 安大略，《涉及法律的精神錯亂》（Insanity in Relation to Law），美國，1871年，1頁。 ⑴ 泰勒，《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1873年4月，707頁。 ⑵ 普羅斯佩爾·德斯平（Prosper Despine）博士在他的《天賦心理學》（Psychologie Naturelle）（第1卷，1868年，243頁；第2卷，169頁）一書中舉出有關最惡劣罪犯的許多奇特事例，這些罪犯顯然完全沒有良心。 ⑴ 參閱一篇富有才華的論文，見《北英評論》（North British Review），1867年，395頁；再參閱巴奇霍特（W.Bagehot）先生討論服從和團結一致對原始人類的重要性的文章，見《雙周評論》（Fortnightly Review），1867年，529頁；1868年，457頁及其他。 * 加里曼丹的一種原始人。——譯者注 ⑵ 我所見過的最充分的記載是由格蘭德（Gerland）作出的，見他的著作《自然民族的消亡》（Ueber dan Aussterben der Naturvlker），1868年，但在後一章我勢必還要對殺嬰問題進行討論。 ⑶ 關於自殺的很有趣的討論，參閱萊基（Lecky）的《歐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第1卷，1869年，223頁。關於未開化人，溫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告訴我說，西非的黑人常常自殺。眾所周知，自從被西班牙征服之後，在悲慘的南美土著居民中多麼盛行自殺。關於紐西蘭，參閱《「諾瓦拉」航海記》（The Voyage of the「Novara」），以及關於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參閱烏澤在《論智力》（第2卷，136頁）一書中引用的米勒著作。 ⑷ 參閱巴奇霍特的《醫學與政治學》（Physics and Politics），1872年，72頁。 ⑸ 例如，參閱漢密爾頓（Hamilton）關於卡法爾人（Kaffirs）的記載，見《人類學評論》（Anthropological Review），1870年，15頁。 ⑴ 關於這個問題，倫南（Lennan）先生搜集了一些很好的事實，見他的著作《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1865年，176頁。 ⑵ 萊基，《歐洲道德史》，第1卷，1869年，109頁。 ⑶ 《出使中國記》（Embassy to China），第2卷，348頁。 ⑷ 參閱盧伯克的《文化的起源》第七章，其中有關於這個問題的充實證據。 ⑴ 例如，萊基的《歐洲道德史》，第1卷。 ⑵ 《威斯敏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1869年10月，498頁，載有一篇富有才華的論文始用這一術語。關於「最大幸福原則」參閱米爾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17頁。 ⑶ 米爾（Mill）以最明晰方式承認（《邏輯體系》（System of Logic），第2卷，422頁），行為可以通過習性而完成之，無須預先感到愉快。塞吉威克先生在一篇《論愉快和願望》的文章[《當代評論》（The Contemporary Review），1872年4月，671頁]中也說，總之，有一種學說謂自覺行為的衝動永遠指向在我們本身產生令人愉快的感覺：與此相反，我則主張，我們到處都可以在意識中發現不受注重的衝動，這是指向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的：在許多場合中；這種衝動同自重如此不能和諧共存，以致二者不易在意識中同時存在。」我不能不認為，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以為我們的衝動決非永遠來自任何同時發生的或預先感到的愉快；這種模糊的感覺正是接受道德的直覺論而反對功利論或「最大幸福」論的一個主要原因。關於後一理論，行為的標準和動機無疑往往被搞亂了，實際上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混淆不清。 ⑴ 華萊士先生在《科學上的意見》（Scienti fic Opinion，1869年9月15日）舉出了一些好事例；在他的《對自然選擇學說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870年，353頁）一書中有更加充分的敘述。 * 南美亞馬孫河以南的大草原。——譯者注 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種。——譯者注 ⑴ 坦尼森（Tennyson），《國王的敘事詩》（Idylls of the King），244頁。 ⑵ 《羅馬皇帝奧瑞利亞斯·安東尼納斯的思想》（The Thoughts of the Emperor M.Aurlius Antoninus），英譯本，第2版，1869年，112頁。奧瑞利亞斯生於公元121年。 ⑶ 斯賓塞給米爾的一書信，見貝恩先生的《心理學和道德學》，1868年，722頁。 ⑷ 莫茲利，《軀體和精神》（Body and Mind），1870年，60頁。 ⑴ 一位作者在《北英評論》（1869年7月，531頁）中很好地作出了一個合理判斷，表示強烈支持這一結論。列基先生（《道德史》，第1卷，143頁）的看法似乎與此吻合。 ⑵ 參閱他的名著《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年，349頁。阿蓋爾（Argyll）公爵（《原始人類》，1869年，188頁）關於人類本性在是非之間的鬥爭有過一些好議論。 ⑴ 《奧瑞利亞斯的思想》，139頁。 ⑴ 《人類學評論》，1864年5月，158頁。 ⑵ 正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所說的，被吸收進另一個部落中的諸成員或部落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便設想他們是同一祖先的共同後裔，見《古代法律》（Ancient Law），1861年，131頁。 ⑴ 莫洛特（Morlot），《自然科學普及協會》（Soc.Vaud.Sc.Nat.），1860年，294頁。 ⑵ 我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196頁）舉出過這方面的事例。 ⑴ 他以《自然科學與政治學》（Physics and Politics）為題，發表了一系列卓越的論文，見《雙周評論》，1867年11月；1868年4月1日；1869年7月1日；以後印成單行本。 ⑴ 華萊士先生在《對自然選擇學說的貢獻》（1870年，354頁）舉出過有關事例。 ⑵ 《古代法律》，1861年，22頁。關於巴戈霍特先生的敘述，見《雙周評論》，1868年4月1日，452頁。 ⑴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309頁。 ⑵ 《弗雷澤雜誌》（Fraser's Magazine），1868年9月，353頁。這篇文章似乎打動了許多人，由此引出兩篇卓越的論文和一篇答辯，見《旁觀者》，1868年10月3日及17日。在《科學季刊》（Q.Journal of Science，1869年，152頁）：勞森·泰特（Lawson Tait）在《都柏林醫學季刊》（Dublin Q.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1869年2月）；蘭克斯特先生在《長壽的比較》（Comparative Longevity，1870年，128頁）均對此進行過討論。《澳大利亞西亞人》（或可譯為大洋洲人。——譯者注）（Australasian，1867年7月13日）也出現過相似觀點。我曾借用過其中幾位作者的觀念。 ⑶ 關於華萊士先生，參閱上面引用的《人類學評論》；關於高爾頓先生，參閱《麥克米倫雜誌》，1865年8月，以及他的巨著《遺傳的天才》，1870年。 ⑴ 菲克（H.Fick）教授關於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各點做過良好敘述，見《自然科學對權力的影響》（Ein fluss der Naturwissenschaft auf das Recht），1872年。 ⑵ 《遺傳的天才》，1870年，132—140頁。 ⑶ 考垂費什（Quatrefages），《科學報告評論》（Revuedes Cours Scientifiques）。1867—1868年，659頁。 ⑷ 參閱蘭克斯特（Lankester）先生的《長壽的比較》一書中根據權威材料編制的表格第五欄和第六欄。 ⑴ 《遺傳的天才》，1870年，330頁。 ⑵ 《物種起源》，第5版，1869年，104頁。 ⑶ 《遺傳的天才》，1870年，347頁。 ⑷ 蘭克斯特，《長壽的比較》，1870年，115頁。關於酗酒者的統計數字，采自尼遜（Neison）的《生命統計》（Vital Statistics）。關於荒淫生活，參閱法爾博士的《結婚生活對死亡率的影響》（Influence of Marriage on Mortality），曾在「社會科學全國促進會」（Nat.Assoc.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上宣讀，1858年。 ⑴ 《弗雷澤雜誌》，1868年9月，353頁。《麥克米倫雜誌》（Macmillan's Magazine），1865年8月，318頁。法勒（Farrar）牧師持有不同的觀點（《弗雷澤雜誌》，1870年8月）。 ⑵ 《關於婦女生育性的規律》（On the Laws of the Fertility ofWomen），見《皇家學會會刊》（Transact.Royal Soc.），愛丁堡，第24卷，287頁：現以單行本出版，書名為《生殖力，生育性及不育性》（Fecundity,Fertility and Sterility），1871年。再參閱高爾頓先生的《遺傳的天才》，352—357頁，有對上述效果的觀察材料。 * 五、六世紀入侵併定居於英國的日爾曼族。——譯者注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中歐、西歐的部落，其後裔今散布在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等地。——譯者注 ⑶ 《蘇格蘭的出生與死亡情況第十次年度報告》（Tenth Annual Report of Births,Deaths&c.,in Scotland），1867年，29頁。 ⑷ 引文系摘自關於這等問題的英國最高權威法爾博士的一篇論文：《結婚生活對法國人死亡率的影響》，此文曾在「社會科學全國促進會」宣讀，1858年。 ⑸ 法爾博士，同上文，下述引文亦摘自同一篇著名論文。 ⑴ 我引用的數字是《蘇格蘭的出生和死亡情況第十次年度報告》（1867年）中所載的五年平均數。引用斯塔克博士的話載於《每日新聞》（Daily News），1868年10月17日，法爾博士認為此文寫作嚴謹。 ⑵ 關於這個問題，鄧肯博士說道（《生殖力、生育性及不育性》，1871年，334頁）：「在各個時期，健康而美麗者常從未婚一方走到已婚一方，於是未婚一方便充滿了不幸的病弱者。」 ⑶ 參閱高爾頓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有獨創性的最初論點，見《遺傳的天才》，340—342頁。 ⑴ 格雷格先生，《弗雷澤雜誌》，1868年9月，357頁。 ⑵ 《遺傳的天才》，1870年，357—359頁。法勒牧師提出過相反的論點（《弗雷澤雜誌》，1870年8月，257頁）。萊伊爾爵士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2卷，1868年，489頁]要求人們注意宗教審判所產生的惡劣影響，通過選擇它降低了歐洲的一般智力標準。 ⑶ 高爾頓先生，《麥克米倫雜誌》，1865年8月，325頁。再參閱《達爾文主義與國民生活》（On Darwinism and National Life）一文，見《自然》（Nature），1869年12月，184頁。 ⑷《美國的最後冬天》（Last Winter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年，29頁。 ⑴ 我非常感激約翰·莫利（John Morley）對這個問題所做的好批評：再參閱布羅卡（Broca）的《論選擇》（Les Sélections），見《人類學評論》（Revued'Anthropologie），1872年。 ⑵ 《論文化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見《人種學會會報》（Proc.Ethnological Soc.），1867年11月26日。 ⑶ 《原始人類》（Primeval Man），1869年。 ⑴ 曾在「大不列顛皇家協會」（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宣讀，1867年3月15日。還有，《對人類初期歷史的研究》，1865年。 ⑵ 《原始婚姻》，1865年。再參閱顯然是同一位作者所寫的一篇優秀的論文，見《北英評論》，1869年7月。還有，莫爾根先生的《關於親屬關係的社會等級，體系的起源之推測》，見《美國科學院院報》（Proc.American Acad.of Sciences），第7卷，1868年2月。沙夫豪森博士說過「在荷馬史詩和《舊約全書》中都曾記載過用人做獻祭品的遺風」，見《人類學評論》，1869年10月，373頁。 ⑶ 盧伯克爵士，《史前時代》，第2版，1869年，第十五、十六各章。再參閱泰勒的《人類的早期歷史》一書中最優秀的第九章。 * 為澳洲土著的武器，用曲形堅木製成，打出去可飛回原處。——譯者注 南太平洋塔希提島上的土著居民。——譯者注 ⑷ 米勒在《諾瓦拉遊記：古生物學，第三部》（Reise der Novara：Anthropolog.Theil，Abtheil.Ⅲ，1868年，127頁），做過一些良好的論述。 ⑴ 關於各個博物學者在其分類法中給人類安排的位置，小聖·伊萊爾有過詳細敘述，見《博物學通論》，第2卷，1859年，170—189頁。 ⑴ 關於蟻類的習性，貝爾特先生在其《博物學者在尼加拉瓜》（1874年）一書中，發表過一些最有趣的事實。再參閱莫格里奇先生的令人欽佩的著作《農蟻》（Harvesting Ants），1873年，以及《兩個世界評論》，1870年2月，682頁。 ⑵ 韋斯特伍德（Westwood），《昆蟲的近代分類》（Modern Class of Insects），第2卷，1840年，87頁。 * 即猿類。——譯者注 ⑴ 《動物學會會報》（Proc.Zoolog.Soc.），1863年，4頁。 ⑵ 《關於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證據》（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1863年，70頁及其他諸頁。 * 即Semnopithecus nasalis，多群棲於加里曼丹等處的沿河喬木上，鼻長而突出，雄性老猴者尤長，可運動自如，且如吻，故又名「長鼻猴」proboscis monkey。——譯者注 ⑴ 若弗魯瓦（Isid.Geoffroy），《博物史通論》（Hist.Nat.Gén.），第2卷，1859年，217頁。 ⑵ 《論人類身體的無毛》（Ueber die Richtung der Haare），見米勒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歷史文獻》（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73年，51頁。 ⑶ 里德（Reade）引用，《非洲見聞錄》（The African Sketch Book），第l卷，1873年，152頁。 ⑴ 關於長臂猿的毛，參閱《哺乳動物志》（Nat.Hist.of Mamm.），馬丁著，1841年，415頁。關於美洲猴和其他種類，也可參閱若弗魯瓦的《博物史通論》，第2卷，1859年，216,243頁，埃舍里希特，同前書，46，55,61頁。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第3卷，619頁。華萊士，《對自然選擇學說的貢獻》，1870年，344頁。 ⑵ 《物種起源》，第5版，1869年，194頁。《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1868年，348頁。 ⑶ 《動物分類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1869年，99頁。 ⑴ 這同米伐特先生暫定的分類法差不多是一樣的（《科學協會會報》，1867年，300頁），他把靈長目分為狐猴科（Lemuridae）、人科（Hominidae）和猴科（Simiadae），這三者相當於狹鼻猴類、捲尾猴科（Cebidae）和狨科（Hapalidae），後兩個類群則相當於闊鼻猴類。米伐特先生現仍堅持上述觀點，參閱《自然》，1871年，481頁。 ⑵ 《動物學會會報》（Transact.Zoolog.Soc.），第6卷，1867年，214頁。 ⑶ 米伐特先生，《科學協會會報》（Transact.Phil.Soc.），1867年，410頁。 ⑷ 莫里先生和米伐特先生論狐猴科，《動物學會會報》，第7卷，1869年，5頁。 ⑴ 關於這一點，赫克爾作出同樣的結論，參閱《論人類的發生》（Ueber die Entst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見微爾和（Virchow）的《普通學術報告》，1868年，61頁。再參閱赫克爾的《自然創造史》，1868年，在該書中他詳細地敘述了他的關於人類譜系的觀點。 ⑵ 福爾西·馬若爾（C.Forsyth Major）博士，《在義大利發現的猴類化石》（Sur les Singes Fossiles trouvés en Italie），見《義大利博物學會會報》，第15卷，1872年。 ⑴ 《人類學評論》，1867年4月，236頁。 ⑵ 《地質學原理》，1865年，583—585頁。《人類的源遠流長》（Antiquity of Man），1863年，145頁。 ⑶ 《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105頁。 ⑴ 在他的《普通形態學》一書中有詳細的各表闡明及此，在他的《自然創造史》（Natii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一書中特別論及人類。赫胥黎教授在評論後一著作時[《科學院院報》（The Academy），1869年，42頁]說道，他認為赫克爾可稱讚地討論了人類由來的系統，雖然他對某些方面還持有異議。他對全書的要旨和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 ⑵ 《古生物學》（Palaeontology），1860年，199頁。 ⑶ 我在福克蘭群島於1883年4月滿意地看到了一種復海鞘的能夠運動的幼體，這一發現早於其他博物學者數年之久：復海鞘同Synoicum密切近似，但顯然不是同屬。其尾長為橢圓形頭部的五倍左右，尾端為一很細的絲狀體。我曾用簡單的顯微鏡繪製過它的圖，它明顯地被橫向不透明的部分分開，我設想這代表柯瓦列夫斯基所繪的大細胞。在發育的早期階段，尾部緊密地纏繞在幼體的頭部。 ⑷ 《聖彼得堡科學院研究報告》（Mémoires de l'Acad.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第10卷，第15期，1866年。 ⑴ 但是，我理應補充一點：有些有能力的評論家們對這一結論還有爭議，例如，捷得在《實驗動物學文獻》（1872年）中就此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儘管如此，這位博物學家還談到（281頁），「海鞘類幼蟲的組織非任何假說和理論所可解釋，由此可見，僅僅依靠對生活條件的適應，自然界就能使無脊椎動物產生出脊椎動物的基本形態（脊索的存在），我們雖不知這兩大門動物的過渡在實際上是怎樣完成的，但根據這一過渡的簡單可能性，這兩大門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就得以填平了。」 ⑴ 這是比較解剖學最高權威格根鮑爾（Gegenbaur）教授所做的結論，見《比較解剖學的主要特點》（Grundzüge der vergleich.Anat.），1870年，876頁。這主要是對兩棲類進行研究的結果；但是，根據沃爾戴耶（Waldeyer）的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雜誌》，1869年，161頁），甚至「高等脊椎動物在性器官的早期狀態時都是雌堆同體的」。相似的觀點長期以來為某些作者所堅持，但直到最近還缺乏堅實的基礎。 ⑵ 雄的袋狼（Thylacinus）提供了最好的事例。歐文，《脊椎動物解剖學》（Anatomy of Vertebrates），第3卷，771頁。 ⑶ 在鮨魚屬（Serranus）的幾個種中以及在某些其他魚類中曾經觀察到雌雄同體的情況，這等魚類或是正常而對稱的，或是異常而單側的。祖特文（Zouteveen）博士給過我關於這一課題的參考資料，特別是哈爾貝茨瑪（Halbertsma）教授在《荷蘭科學院院報》（Transact.of the Dutch Acad.of Sciences）第16捲髮表的一篇論文尤為重要。京瑟（Günther）博士懷疑這個事實，但現在有如此眾多的優秀觀察家們做過這方面的記錄，以致沒有任何爭論的餘地了。萊索納（M.Lessona）博士寫信告訴我說，他曾證實卡沃利尼（Cavolini）對鮨魚所做的觀察。埃科利尼（Ercolani）教授闡明鰻鱺是雌雄同體的[《波洛尼亞科學院院報》（Accad.delle Scienze,Bologna），1871年12月28日] ⑷ 格根鮑爾曾闡明[《耶拿雜誌》（.Jenaische Zeitschrift），第7卷，212頁]，在幾個哺乳動物目中有兩種不同模式的乳頭，這二者怎麼會來源於有袋類的乳頭，而後者又來源於單孔類的泌乳器官，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參閱麥克斯·赫斯（Max Huss）關於乳腺的研究報告，同前雜誌，第8卷，176頁。 ⑴ 洛克伍德（Lockwood）先生[《科學季刊》（Quart.Journal of Science），1868年4月，269頁]根據對海馬發育的觀察，雄者的腹囊壁在某種方式上提供營養。關於雄魚在口中孵卵，參閱懷曼教授的一篇很有趣的論文，見《波士頓博物學會會報》（Proc.Boston Soc.of Nar.Hist.），1857年9月15日；再參閱特納教授的論文，見《解剖學和生理學雜誌》，1866年，11月1日，78頁。京瑟博士也描述過相似的事例。 ⑵ 魯瓦耶（C.Royer）在她的《人類的起源》（Origine de l'Homme）中提出過相似的觀點。 ⑴ 海岸生物所受潮汐的影響一定很大，無論生活在高潮線或低潮線的動物都必須每兩周通過一次潮汐變化的完全循環。因此，它們的食物供給每周都要發生顯著的變化。這等動物在這等條件下生活了許多世代，其生活功能幾乎都要規則地按每周運轉。那麼，有一個難以理解的事實，即在高等的、現今為陸棲的脊椎動物以及另外一些綱中，許多正常的和異常的過程都是以一周或多周為期的：如果脊椎動物起源於同現今在潮汐中生存的海鞘類相近似的動物，上述情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舉出許多有關這等周期過程的事例，如哺乳動物的妊娠期、疾病的間歇熱等皆是。卵的孵化也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例子，因為，按照巴特利特（Bartlett）的說法[《陸與水》（Land and Water），1871年1月7日]，鴿卵的孵化為兩周；雞卵的孵化為三周；鴨卵的孵化為四周；鵝卵的孵化為五周；鴕鳥卵的孵化則為七周。就我們所能判斷的來說，任何一種過程或機能的循環周期，如果是在大致準確的期間內進行的，一旦獲得之後，就不易再起變化：因而它將會通過幾乎任何代數這樣被傳遞下去。但是，如果機能變化了，周期勢必也要變化，而且會按整個一周幾乎突然地發生變化。這個結論如果正確，則是高度值得注意的：因為，每一種哺乳動物的妊娠期、每一種鳥卵的孵化期以及許多其他生命過程就這樣向我們泄露了這等動物的原產地。 ⑴ 《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第1卷，1841年，323頁。利巴神甫對中國人也做過同樣記述。 ⑴ 古爾德著，《關於美國士兵的軍事學和人類學的統計之研究》，1869年，298—358頁，載有關於白人、黑人、印度人的大量測定數據。《關於肺的容量》（On the capacity of the lungs），471頁。再參閱魏斯巴赫（Weisbach）博士根據舍策爾（Scherzer）博士和施瓦茨（Schwarz）博士的觀察材料所舉出的大量有價值的表，見《諾瓦拉遊記》（Reise der Novara），1867年。 ⑵ 例如，參閱馬歇爾先生關於一個布西門婦女的腦的記載，見《自然科學學報》，1864年，519頁。 ⑶ 華萊士，《馬來群島》，第2卷，1869年，178頁。 * 生活於西南非洲。——譯者注 ⑷ 關於埃及著名的Abou-Simbel洞窟畫像，普歇（M.Pouchet）說[《人類種族多源論》（The Plurality of the Human Races）英譯本，1864年，50頁]，有些作者相信畫上有12個以上民族的代表可以被辨認出來，但他都遠遠辨認不出來。甚至特徵最顯著的種族也不能被證實一致到那樣的程度，就像在一些著作中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例如諾特（Nott）和格利敦（Gliddon）兩位先生說[《人類的模式》（Types of Mankind），148頁]，埃及國王拉米塞斯二世的面貌非常像歐洲人，而另一位堅決相信人類種族是獨特物種的克諾斯（Knox）當談到（《人類的種族》，1850年，201頁）少年門南，（Memnon，伯契先生告訴我說，他就是拉米塞斯二世），卻強烈地主張他的特性同安特衛普的猶太人相同。再者，當我看到阿姆諾甫（Amunoph）三世的塑像時，我同意博物館兩位職員的看法（兩位都是優秀的鑑定家），即，他有特徵顯著的黑人面貌：但諾特和格利敦兩位先生則把他描寫成一個混血兒，但沒有同「黑人混血」（同前書，146頁，53圖）。 ⑸ 諾特和格利敦在《人類的模式》（1854年，439頁）中引用。他們還舉出了確實的證據；但C.沃格特以為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⑴ 《人類種族起源的多樣性》見《基督的檢查員》（Christian Examiner），1850年7月。 ⑵ 《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報》（Transact.R.Soc.of Edinburgh），第22卷，1861年，567頁。 ⑴ 《關於人屬的混血現象》（Onthe Phenomena of Hybridity in the Genus Homo），英譯本，1864年。 ⑵ 參閱默里先生在《人類學評論》（1868年4月，53頁）中發表的一封有趣的信，這封信駁斥了斯特萊斯基伯爵的如下敘述：澳洲土著婦女同白種男人生了孩子之後，再同自己種族的男人結婚就不生孩子了。夸垂費什也搜集了許多論據（《科學報告評論》，1869年3月，239頁），證明澳洲土著居民和歐洲人交配，並非不育。 ⑶ 《對亞加西斯教授的動物界自然分布區概述的檢查》，查爾斯頓，1855年，44頁。 ⑷ 羅爾夫斯（Rohlfs）博士寫信給我說，他在撒哈拉大沙漠發現一些混合種族，系來源於三個部落的阿拉伯人、栢栢爾人，以及黑人，他們特別能育。另一方面，里德先生向我說，黃金海岸的黑人雖然稱讚白人和黑白混血兒，但有一句格言：黑白混血兒不應彼此結婚，因為他們生孩子少而且多病。正如里德先生所論述的，這一信念值得注意，因為白人訪問和居住在黃金海岸已有四百年歷史了，所以黑人有充分的時間通過經驗而得到知識。 ⑸ 古爾德著，《關於美國士兵的軍事學和人類學的統計之研究》，1869年，319頁。 ⑴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109頁。我在這裡提醒讀者注意，物種雜交不育並不是一種特別獲得的特性，就像某些樹彼此不能嫁接在一起那樣，這是由其他既獲得的差異而附帶發生的一種情形。這等差異的性質還不明，但它們特別同生殖系統有關係，而同外部構造或體質的正常差異的關係就少得多。物種雜交不育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然在於一方或雙方長期習慣於固定的條件；我們知道條件變化對生殖系統會產生特別影響，我們有良好理由相信（如上所述），多變的家養條件有消除不育性的傾向，而物種雜交不育在自然狀況下則非常普遍。我在別處曾闡明（同前書，第2卷，185頁，《物種起源》，第5版，317頁），雜交物種的不育性並不是通過自然選擇獲得的：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類型如果已經成為很不育的了。那麼它們的不育性幾乎不可能通過保存那些日益不育的個體再把它們的不育性擴大；因為，當不育性增大之後，產生出來的後代則愈來愈少，最後僅僅在極稀疏的間隔時間內產出極少的個體而已。但是，還有較此為甚的更高級的不育性。格特納（Grtner）和克爾羅伊特（Klreuter）都曾證明，在包含許多物種的植物屬中，從雜交後結籽愈來愈少的物種到決不結一粒種子的物種可以形成一個系列，但它們仍受其他物種的花粉的影響，從子房的膨大可以看出這一點。在這裡，要想選擇更加不育的個體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個體已經停止結籽了：所以，如果僅是子房受到影響，極度的不育性是無法通過選擇而得到的。這種極度的不育性，無疑還有另外一些等級的不育性，乃是雜交物種體質中某些未知的差異所造成的附帶結果。 ⑵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92頁。 ⑶ 考垂費什關於巴西的「保羅信徒」的成功和精力做過有趣的記載（《人類學評論》，1869年1月，22頁），他們是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多次混血的一個種族，而且還混有其他種族的血液。 * 分布在亞洲東南部及大洋洲。——譯者注 ⑴ 例如美洲的和澳洲的土著居民。赫胥黎教授說（《史前人類學國際會議文獻》，1868年，105頁），南部德國人和南部瑞士人的頭骨和「韃靼人的一樣短而闊」，等等。 ⑵ 關於這個問題，魏茨（Waitz）做過好的討論，參閱《人類學概論》（Introduct.to Anthropology），英譯本，1863年，198—208,227頁。我曾引自塔特爾（H.Tuttle）的《人類的起源及其古遠性》，波士頓，1866年，35頁。 ⑴ 內格利（Ngeli）教授在其《植物的中間類型》（Botanische Mittheilungen，第2卷，1866年，294—369頁）一書中仔細地描述過幾個顯著事例，阿薩·格雷教授對北美菊科植物的一些中間類型做過同樣敘述。 ⑵ 《物種起源》，第5版，68頁。 ⑶ 關於這種作用，參閱赫胥黎教授的看法，見《雙周評論》，1865年，275頁。 ⑴ 《人類講義》，英譯本，1864年，468頁。 ⑵ 《關於豬的族》（Die Racen des Schweines），1860年，46頁。《關於豬頭骨歷史的預備研究》（Vorstudien für Geschichte,&c.,Schweineschdel），1864年，104頁。關於牛，參閱考垂費什的《人種的同一性》（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119頁。 ⑴ 泰勒，《人類的早期歷史》，1865年：關於姿勢語言，參閱54頁。盧伯克，《史前時代》，第2版，1869年。 ⑵ 《關於器具的相似形狀》，見《人類學會紀要》，韋斯特羅普著。《斯堪的納維亞的原始居民》（The Primitive Inhabitants of Scandinavia），英譯本，盧伯克爵士編，1868年，104頁。 ⑶ 韋斯特羅普，《關於上古遺物大石台》（On Cromlechs），見《人種學會雜誌》的「科學意見」欄，1869年6月2日，3頁。 ⑷ 《貝格爾號航海研究日誌》，46頁。 ⑸ 《史前時代》，1869年，574頁。 ⑴ 譯文見《人類學評論》，1868年10月，431頁。 ⑵ 《史前考古學國際會議報告書》，1868年，172—175頁。再參閱布羅卡的文章，其譯文見《人類學評論》，1868年10月，410頁。 ⑶ 格蘭德博士，《原始民族的消亡》（Ueber das.Aussterben der Naturvlker），1868年，82頁。 ⑷ 格蘭德（同前書，12頁）舉出了一些事實以支持這一敘述、 ⑸ 關於這種影響，參閱霍蘭（H.Holland）的著作《醫學札記和回憶錄》（Medical Notes and Reflections），1839年，390頁。 ⑹ 我搜集過許多有關這個問題的好例子（《貝格爾號航海研究日誌》，435頁，再參閱格蘭德的材料，同前書，8頁）。波皮格（Poeppig）說「未開化人接受文明如飲毒藥」。 ⑴ 斯波羅特，《未開化人生活的景象及其研究》（Scenes and Studies of Savage Life），1868年，284頁。 ⑵ 巴奇霍特，《醫學與政治學》（Physics and Politics），見《雙周評論》，1868年4月1日，455頁。 ⑶ 邦威克（Bonwick）著，《塔斯馬尼亞人的末日》（The last of the Tasmanians），1870年，這裡的敘述均引自該書。 ⑷ 這是塔斯馬尼亞長官丹尼森（Denison）爵士的記載，《副總督生涯種種》（Varieties of Vice-Regal Life），1870年，第1卷，67頁。 ⑴ 關於這些事例，參閱邦威克的《塔斯馬尼亞人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of the Tasmanians），1870年，90頁，以及《塔斯馬尼亞人的末日》，1870年，386頁。 ⑵ 《對紐西蘭土著居民的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New Zealand），政府出版，1859年。 ⑶ 甘迺迪（Alex.Kennedy）著，《紐西蘭》（「New Zealand」），1873年，47頁。 ⑷ 揚格（C.M.Younge）著，《帕特森傳記》（Life of J.C.Patteson），1874年，特別注意參閱第1卷，530頁。 *位於大洋洲。——譯者注 * 即夏威夷群島（Hawaiian Is.）。——譯者注 根據復算，應為60.45%。——譯者注 ⑴ 以上記述，主要引自下列著作：賈維斯（Jarves）的《夏威夷群島的歷史》，1843年，400—407頁。奇弗（Cheever），《桑威奇群島上的生活》（Life in the Sandwich Islands），1851年，277頁。邦威克引用魯申貝格的材料，見《塔斯馬尼亞人的末日》，1870年，378頁。貝爾徹（E.Belcher）爵士引用畢曉普的材料，見《環球航海記》（Voyage Round the World），第1卷，1843年，272頁。歷史人口調查的統計數字，系在尤曼斯（Youmans）博士的請求下，由寇恩先生慷慨提供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曾把尤曼斯的數字同上述各書的記載進行過比較，我沒有用1850年的統計，因為我發現兩個數據相差太遠。 ⑵ 《印度醫學公報》（The Indian Medical Gazette）。 * 南太平洋塔希提島上的土著居民。——譯者注 * 尼爾吉里（Nilgiri）山中的牧民。——譯者注 ⑴ 關於諾福克島民的密切親緣關係，參閱丹尼森（Denison）爵士的《副總督生涯種種》，第1卷，1870年，410頁。關於圖達人，參閱馬歇爾（Marshall）上校的著作，1873年，110頁。關於蘇格蘭西方諸島，米切爾（Mitchell）博士，《愛丁堡醫學雜誌》（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1865年3—6月。 緬甸中部的古城。——譯者注 ⑵ 關於這個問題的證據，參閱《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111頁。 * 即Cynaelurus jubatus Schreb.，印度人馴養之，使其獵羚羊和鹿等。——譯者注 ⑴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16頁。 * 位於大洋洲。——譯者注 ⑵ 這些數字引自《受到寬大的叛變者》（The Mutineers of the「Bounty」），貝爾契夫人著，以及英國下院1863年5月29日命令出版的《皮特凱恩島》（Pitcairn Island）。關於桑威奇群島的下列敘述，引自《檀香山公報》（Honolulu Gazette）以及寇恩（Coan）先生的著作。 ⑴ 《人類學》（On Anthropology），譯文載於《人類學評論》，1868年1月，38頁。 * 婆羅門為印度封建種姓制度的第一種姓。僧侶。——譯者注 ⑵ 《孟加拉農村年報》（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1868年，134頁。 ⑶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95頁。 ⑷ 帕拉斯（Pallas），《聖彼得堡科學院院報》（Act.Acad.St.Petersburg），第二部，1780年，69頁。 ⑸ 安德魯·史密斯爵士（Sir Andrew Smith），諾克斯引用，見《人類的種族》，1850年，473頁。 ⑹ 參閱夸垂費什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見《科學報告評論》，1868年10月17日，731頁。 ⑺ 利文斯頓，《南非旅行調查記》（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Africa），1857年，338,339頁。多比尼和戈得隆在《論物種》中引用，第2卷，266頁。 ⑴ 參閱1813年在皇家學會宣讀的一篇論文，見1818年出版的他的《論文集》。關於韋爾斯博士的論點，我曾在《物種起源》的「歷史概述」中有所說明。關於膚色同體質特性的相關，我曾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227，335頁）舉過種種事例。 ⑵ 例如，參閱諾特（Nott）和格利敦（Gliddon）合著的《人類的模式》，68頁。 ⑶ 塔洛克（Tulloch）少校1840年4月20日在統計學會上宣讀的一篇論文，載於《科學協會會刊》（Athenaeum），1840年，353頁。 ⑷ 《人類種族的多源論》（The Plurality of the Human Race），英譯本，1864年，60頁。 ⑸ 考垂費什，《人種的一致性》，1861年，205頁。魏采，《人類學概論》，英譯本，第1卷，1863年，124頁。利文斯頓在他的《旅行記》中舉過同樣事例。 * 在圭亞那。——譯者注 ⑹ 1862年我曾得到陸軍軍醫總監的許可，向海外駐軍的醫生髮出空白表格，並附如下意見，但未獲得答覆，「有幾個被記載下來的十分明顯的事例表明，在我們的家養動物中，皮膚附屬物的顏色同其體質有一定關聯；眾所周知，人類種族的膚色同其住地的氣候也有某種有限度的關聯；下述調查似乎值得注意。即，歐洲人的毛髮顏色同他們感染熱帶地方疾病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如果各軍隊的醫生駐在對健康有害的熱帶地區，請在發病時先數一下軍隊中有多少人的毛髮是濃色的，多少人是淡色的，多少人是中間色或不確定的顏色的；如果同一位醫生對瘧疾、黃熱病、痢疾患者，也作出相似的統計，那麼當表上有三千來個這樣事例之後，很快就可以看明，在毛髮顏色同感染熱帶病的體質之間是否存在著任何關聯。也許不會發現這種關聯，但這樣調查還是值得一做的。倘獲得正的結果，則這一結果在選用人員擔負任何特殊任務時是有一定實際應用價值的。在理論上，這一結果大概也是重要的，因為它指明了自從遠古以來就在對健康有害的熱帶氣候下居住的一個人類種族，在悠久的連續世代中由於深色毛髮和深色皮膚的個體更好地被保存下來而成為深色的一個途徑。」 * 位於西印度群島。——譯者注 ⑴ 《人類學評論》，1866年1月，21頁。夏普（Sharpe）博士也說，「在印度，生有淡色毛髮和紅潤面色的人比生有深色毛髮和青白面色的人感染熱帶地方病者為少；據我所知，這一意見似乎有充分的根據」（《人類是一種特殊創造物》，1873年，118頁）。另一方面，獅子山的赫德爾（Heddle）先生則持有直接相反的觀點，「他手下的職員死於西非海岸氣候者比其他人為多」（里德著，《非洲隨筆》，African SketchBook，第2卷，522頁），伯頓上尉持有同樣見解。 ⑵ 《人類是一種特殊的創造物》（Man：a Special Creation），1873年，119頁。 ⑶ 《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2卷，336,337頁。 ⑷ 例如，參閱考垂費什有關在衣索比亞和阿拉伯居住效果的記述（《科學報告評論》，1868年10月，724頁）以及其他相似的事例。羅勒（Rolle）博士說（《人類的起源》，Der Mensch，seine Abstammung，1865年，99頁），根據漢尼柯夫（Khanikof）的權威材料，大多數德國人的家族在喬治亞（Georgia）定居兩代之後，頭髮和眼睛將會變為黑色。福布斯（Forbes）先生告訴我說，安第斯山的基切亞人（Quichuas）按照彼等所住山谷的位置，其膚色變異很大。 ⑸ 哈倫（Harlan），《醫學研究》（Medical Researches），532頁。考垂費什（《人種的一致性》，1861年，128頁）曾就這個問題搜集了重大證據。 * 巴西的印第安人，他們在下嘴唇穿裝一木塞子，叫做「botoque」，因是得名。——譯者注 ⑴ 參閱沙夫豪森的著述，其譯文見《人類學評論》，1868年10月，429頁。 ** 賽奧恩印第安人（Siouan Indians）的一個著名部落，在北達科他（Dakota）州，1837年由於天花的流行，幾遭覆滅。——譯者注 ⑵ 凱特林（Catlin）說（《北美的印第安人》，第1卷，第3版，1842年，49頁），曼丹人（Mandans）的整個部落，l0個人或12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的頭髮是明亮的銀灰色的，而且這是遺傳的，一切年齡的男女都是如此。現在，這種頭髮之粗硬如馬鬃，而其他顏色的頭髮還是細而軟的。 ⑶ 關於皮膚的氣味，參閱戈德隆的《論物種》（Sur l'Espèce），第2卷，217頁。關於皮膚上的分泌孔，參閱威爾肯斯的《家畜飼養技術的任務》（Die Au fgaben der Landwirth.Zootechnik），1869年，7頁。 ⑴ 《關於人類的大部分腦旋圈》（Die 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巴伐利亞學院論文集》（Abhandlungen der K.Bayerischen Akademie），第10卷，1868年。 ⑴ 《人類大腦旋圈局部解剖學》（Convolutions of the Human Cerebrum Topographically Considered），1866年，12頁。 ⑵ 《特別關於黑猩猩的起溝通作用的腦旋圈的記載》（Notes more especially on the bridging convolutions in the Brain of the Chimpanzee），見《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報》，1865—1866年。 ⑶弗勞爾，《僧面猴的解剖》（On the Anatomy of Pithecia Monachus），見《動物學會會報》，1862年。 ⑴ 《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1862年，102頁。 ⑴ 《動物學會學報》（Transaction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第5卷，1862年。 ⑵ 葛拉條雷在其《關於人類腦褶痕的研究報告》（39頁，第四圖版，第3圖）中說道，「在一切猿類，皆為腦後葉褶痕最先發達，而前部褶痕則發達較遲，顱頂後頭部裂溝在胎體中比較大。人類的前部裂溝最先出現，這是顯著的例外，不過大腦前葉的普通發育同猿類均依同一規律」。 ⑶ 葛拉條雷說（原著39頁）：「此胎體的腦後部裂溝發育甚好，而腦前部的裂溝幾乎不可見。」第四圖版第3圖中的羅蘭德氏裂（Rolando fissure）和前部裂溝均甚明晰。阿利克斯（Alix）在他所寫的《對葛拉條雷的人類學觀點的評論》（見《巴黎人類學會會報》，1868年，32頁）一文中說道：「葛拉條雷所有者為一長臂猿胎體的腦，這種猿與猩猩相近，處於生物界的很高等級，最有名的博物學家把它列入似人猿類。例如，赫胥黎力持這種看法。葛拉條雷從長臂猿的一個胎體發現腦前葉的裂溝尚未出現時，腦後葉的褶痕已有很好的發育了。這就是說，人類的褶痕的出現，由α在ω，而猿類的褶痕的發達，乃由ω在α。」 ⑴ 《人類和猿類大腦半球主要部分的腦溝和腦回的典型排列方式》（Ueber die typische Anordnung der Furchen und Windungen auf den Grosshirn-Hemisphren des Menschen und der Affen），見《人類學文集》（Archiv für Anthropologie），第3卷，1868年。 ⑵ 《人類胎兒大腦半球主要部分的腦溝和腦回的發育過程》（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Furchen und Windungen der Grosshirn-Hemisphren im Faetus des Menschen），見《人類學文集》，第3卷，1868年。 *屬靈長類，其性質在狹鼻猴類和闊鼻猴類之間，形小，尾長。前肢的拇指不能同其他四指對向；後肢的拇指雖有普通猿類所具有的那樣扁爪，但其他趾則有鉤爪而同食肉獸類相似。——譯者注 ⑴ 例如，勒孔特（Lecomte）神甫所寫的那本很糟的小冊子，《達爾文主義和人類的起源》（Le Darwinisme et l'origine de I'Homme），18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