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由來 · 第七章 論人的種族

標明種別的一些性狀的性質和價值——這一點對人的種族研究的應用——贊成與反對把人的一些所謂種族列為不同人種的一些論點——亞種——人種一元論者與多元論者——性格的殊途同歸——明顯不同的各個種族之間在身心兩方面的相似之點很多——人類最初向全球散布的狀態——每一個種族並不是只從一對祖宗傳下來的——一些種族的滅絕——種族的形成——種族與種族交婚的影響——生活條件直接作用的影響不大——自然選擇的影響很小，或不發生影響——性選擇。 在這一章里，我不準備把人的若干所謂種族（races）分別敘述一番，那不是我的用意。我只準備探討一下，用分類學的觀點看問題，它們之間的種種差別有些什麼意義或價值，而這些差別又是怎樣起源的。在決定兩個或兩個以上有親族關係的生物形態應該不應該列為不同的種（species），或只是同一個種下面的一些不同的變種（variety），自然學家們在實際行動中是受到下面的一些考慮的指導的，就是，它們之間的差別的總的分量究竟有多大，這些所牽涉到身體結構之處的項目是多還是少，這些差別有沒有生理上的重要性。但考慮得特別多的一點是，這些差別是不是經久維持不變。自然學家們所重視而熱心於尋求的主要是性狀的經常性，而不是別的。只要能指出來，或言之成理地說出來，有關的生物形態長期以來就是這模樣，而有別於其他的形態，這就成為一個很有分量的論據，有利於把它作為一個種來處理。兩種生物形態初次交配，即表現艱於孕育，或它們的子女有此表現，即便表現的程度比較輕微，這一般也被認為是雙方在種性上有所不同的一個決定性的考驗，而如果在同一地區之內，雙方持久地不相混合，這就通常被接受下來，認為足夠證明：要麼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相互的不孕性，要麼，單就動物而論，雙方相互之間對交配都懷有某種反感，而彼此不易接近，二者必居其一。 與不交配而不相混合相近而又不相干的另一種情況是，在一個充分調查過的地區之內，人們可以找到一些關係很近密的種，而在任何兩個種之間卻找不到任何可以把它們聯繫起來的變種，這在一切種別的標準之中，大概是最為重要的了，說明這兩個種是毫不含糊的真正的種；而這和上面所說的僅僅是性狀的經常不變這一點似乎並不是一回事，因為這兩種生物形態都可能是變異性很大的生物形態，卻還是彼此截然不同，從不產生居間狀態的變種來。人們也往往不自覺地，有時候也自覺地，運用地理分布所提供的資料。在兩個分隔得很遠的地面上，人們分別看到了絕大多數的生物形態是在種性上各自分明的，因此，他們在看到兩地所共有的某一批相類似的形態時，通常要把它們作為兩個不同的種看待。但這是有問題的，說實在話，在把地理族類（geographical races）和所謂良好或真正的種區分開來的時候，這一層考慮提供不了什麼幫助。 現在讓我們把這些一般所承認的原理適用到人的所謂種族上來，我們將用一個自然學者看待其他任何動物的精神來看待他們。說到人的種族之間的差別的分量大小方面，對於長期以來由於觀察人類自己而取得的那種劈肌分理似地尋找差別的精細的習慣，我們先得有所諒解。在印度，像埃耳芬斯東（甲222）所說的那樣，儘管一個新到的歐洲人開始無法辨別當地的許多各式各樣的族類，不久以後，他們在他的眼光里，卻又會見得極度地各不相似， [1] 而印度人對各個歐洲的民族國家的人，一開始也看不出任何不同來。即便在最相殊異的人的族類之間，在形態上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實際上要比我們起初意料所及的多得多。在這一點上，某一些黑人部落固然必須除外，而同時，另一些黑人部落，據柔耳弗斯（甲557）博士寫信告訴我，而我自己也看到過，在面貌上，卻有些像高加索人。這種族類與族類之間的一般的相似性，我們可以從巴黎博物館人類學部分所藏的法國的相片（「法國的相片」，原文為「French photographs」，殊費解，若說指法國人所收集的相片，殊無甚意義，或指包括殖民地在內的法國範圍以內的各族類的人的相片，然亦無法肯定——譯者）里很清楚地看出來，這些相片中的人雖屬於各個不同的族類，其中半數以上可以充作歐洲人，我時常向人出示這些印出來的相片，其中許多人都有同感。儘管如此，這些相片中的本人，如果被當面看到的話，會顯得很不相同，這說明我們的判斷力顯然受到不過是皮膚與毛髮的顏色、面貌上的一些輕微的差別，以及表情等的很大影響了。 但各個所謂種族，如果我們把他們仔細地比較和測量一下，彼此之間也無疑地表現很多的差別，——例如，發的結構、身體各部分的相對的比例、 [2] 肺的容量、顱骨的形態和容量乃至腦子的腦回。 [3] 但體格方面的差別太多了，要一一加以列舉，將是一個無休無止的工作。各個所謂的種族，在素質上，在適應氣候或水土的能力上，以及對各種疾病的感受性上，也各不一樣。他們的心理特徵也很有不同，主要的不同看來似乎是在一些情緒能力方面，而在理智能力方面也有一部分的差異。每一個有機會作過比較的人，對於南美洲的土著居民 [1] 和黑人之間的對比，前者沉默寡言，以至於陰沉，後者無憂無慮而說話沒有個完，不會沒有深刻的印象。馬來人和巴布亞人[4]2 生活在同樣的一些地理與物質條件之下，彼此相隔只海隅的一衣帶水，而彼此之間也存在著與上面所說的幾乎是同樣的對比情況。 首先我們考慮有可能提出的，贊成或有利於把人的各個族類列為幾個種的那些論據，然後再談反對的一面。如果一個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黑人、霍登脫特人 [3] 、澳大利亞人，或蒙古利亞人的人，一旦突然遇到他們而要加以比較，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他看到了大量的性狀上的差別，有的不關宏旨，有的相當重要。經過一個一個的問話，他會發現他們所居住的地域很不相同，水土不同，氣候不同，因而各有各的適應方式，又進而發現在身體的素質上，在心理的氣質上，他們也似乎不很一樣。如果隨後有人告訴他這些人不是孤零零的幾個，而從他們各自的家鄉地還可以送幾百個標本來讓他多看一下，我們可以肯定他就會宣稱，這些人各自代表著一個合乎條件的種，而其為合乎條件和他所習慣於把種的名稱相加的許多動物的類群不相上下。然後，一旦他確知這些人的類型或形態各自保持了他們原有的特性，千百年來如一日，而如果他又知道至少四千年前便已有黑人存在， [5] 而這種黑人看上去和今天的黑人完全同一模樣，他所達成的結論就更見得大大加強了。根據那位出色的觀察家隆特（甲415）博士所作的報告， [6] 他也將會聽到，在巴西洞穴里所找到的和許多已經滅絕了的哺乳動物的遺體埋藏在一起的人頭骨是和今天滿布在美洲大陸全境的人 [4] 的頭骨屬於同一個類型的。 到此，我們這位自然學家也許會轉向地理分布，並且大概會宣稱，這些形態或類型不可能不是各不相同的人種，因為他們不但外貌各異，並且各自適應不同的氣候地帶，有熱而潮濕的，有熱而乾燥的，也有苦寒的北極地帶。為了增加他的結論的分量，他還可以乞靈於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僅次於人的動物群，即四手類中，沒有任何一個種能夠抵抗低溫，或頂得住任何比較劇烈的氣候變化。他還可以指出，即便在像歐洲那樣的溫和的氣候里，那和人最為靠近的猿種也從來沒有能被人養活到成熟的年齡。他對阿該西茲所最先注意到的那個事實， [7] 會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人的各個族類或所謂種族在世界上的分布可以分成若干自然區域，可以稱為動物省區，而這些省區也就是哺乳動物中一些已受到公認而無疑義的種和屬所分布的一些同樣的省區。就澳大利亞土著居民、蒙古利亞人和黑人等幾個族類來說，情況很明顯地是這樣。就霍登脫特人說，也有這種情況，但不是那麼顯著。而在巴布亞人與馬來人之間，這情況也是清楚而易見的，這兩個族類所由劃分的界線，像沃勒斯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幾乎就是劃分馬來亞與澳大利亞兩個巨大的動物省區的那一條界線。美洲的土著居民散布極廣，跨這個洲的全部境界。乍然看去，這似乎與上面所說的規矩不合，因為北美和南美的土生土長的物產之中大多數是很不相同的。但也還有少數幾種生物形態，例如負鼠，即 （opussum，即乙348）的分布便跨及南北美，而在以前，有幾種巨型的貧齒類動物（乙365）也是如此。愛斯基摩人的分布，像其他北極地帶的動物一樣，延伸而圍繞著整個的北極圈。應該指出，各個動物省區裡的哺乳動物之間的差別的多寡和這些省區相互之間的分隔的遠近並不一一相應或相當，即分隔得遠的差別未必多，而相去近的差別未必少。因此，在人的各個族類之間，比起其餘的族類來，非洲的黑人要相差得多些，而美洲的印第安人反而相差得少得多，而以此與各個動物省區的哺乳動物相比，則比起其他幾個省區的來，非洲的要相差得少些，而美洲的則要相差得多得多，情況似乎恰好與人的族類之間相比的情況相反——從上面所指出的道理看，這樣一個形勢，也就很難以不合常規論了。不妨再補充說明一點，人在原始時代里看來並沒有分布而居住到任何遠洋的島嶼，在這一方面，他和同一個綱里的其他成員也有相像之處。 在判斷同一類的家養動物的被假定為變種的一些支派究竟是不是一些真正的變種抑或是種——那就是說，有些所謂變種實際上是從某些不同的野生的種傳下來的——的時候，每一個自然學家要多多地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它們的體外的寄生蟲是不是自成一個種，不同於同類的其他動物身上的寄生蟲。這一事實是尤其值得強調的，因為，如果存在的話，它確乎是突出而非同小可的。德尼（甲188）先生告訴過我，在英國的狗、雞和鴿子，無論品類如何不同，所侵擾它們的虱子（乙730）總是同一個虱種，即狗，不論哪一類狗，自有其侵擾它們的虱種，雞與鴿子亦然，各有各的虱種。如今我們知道默爾瑞先生曾經就從世界各地的人的許多族類身上收集來的各種虱子加以仔細的檢視。 [8] 他發現它們不但顏色不同，並且肢體和爪子的結構也各有區別。在每一個收集到的標本比較多的例子裡，他又發現這些差別是一致的，就是，有其經常性的。一隻太平洋上的捕鯨船的外科醫師確鑿地告訴我，散德威奇諸島的幾個長滿虱子的島民上得船來，留下了幾隻虱子，它們跑上了幾個英國水手身上，過了三四天，這幾個水手死了。這種虱子顏色比較黑，和他所給我的習慣於在南美洲智羅厄 [5] 一帶的土著居民身上生長的那種虱子的一些標本有所不同。這些南美洲的虱子又和歐洲的虱子不同，似乎大些，身體也軟些。默爾瑞先生為我從非洲弄到了四類虱子，分別來自東非沿海黑人、西非沿海黑人、霍登脫特人和喀弗爾人；又從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那裡弄到兩類；南、北美洲那裡也各兩類。就南北美洲的而論，我們不妨假定虱子的來源也不外是各地方的土著居民。昆蟲和別的動物不同，小小的一些結構上的差別，只要是經常而不變的話，一般都受到重視，被認為有種別的價值。因此，不同族類的人被看來是不同一種的寄生蟲所侵擾這一事實是可以提出來作為一個相當合理的依據，來論證人的各個族類本身，在分類的時候，應該被列為不同的種，而不是一個種之下的若干不同的族。 我們所設想的自然學家把他的探討進行到這一階段之後，下一步他所要進行的大概是，各個族類的人，如果實行交婚，是不是會表現任何程度的不孕性或艱於孕育的情況。為此，他也許要參考到那位謹嚴而有哲學意味的觀察家，勃柔卡教授的著述， [9] 而他會在那裡發現良好的證據，說明某幾個族類可以彼此交婚而在生育力上並無減損，而在另一些族類之間，則所提供的證據表現著相反的性質。例如，有人說到，澳大利亞人和塔斯馬尼亞人 [6] 的婦女難得為歐洲的男子生育子女，但後來已經有人指出這幾乎是全無價值的無稽之談。原來混血的孩子是要被純黑的土著殺掉而不留的。不久以前還有人發表過一篇報道，敘述十一個混血的青年同時被殺，屍體也同時被燒掉，後來地方警察發現了燒剩的骨殖，事情才被報道出來。 [10] 再如，常有人說，黑人與白人所生的混血的子女，所謂「繆拉托」（mulatto），如果彼此通婚，就不能生孩子，或生得極少。而反之，查爾斯頓城的巴赫曼（甲21）博士肯定地宣稱， [11] 他認識不少的「繆拉托」家庭，它們之間相互通婚有好幾代了，而平均地說，它們的生育量一直和純白人或純黑人的家庭不相上下。以前賴伊耳爵士在這題目上所作的探討，據他自己對我說，也導致同樣的一個結論。 [12] 在美國，1854年的人口普查，據巴赫曼博士說，列有405，751個「繆拉托」。我們把這問題的一切有關情況加以考慮之後，覺得這數目是小了，怕不合於事實。但其所以小，部分可能是由於這一階層的社會地位不正常，受人鄙視，為統計所漏列，部分也許是由於這階層的女子大都淫濫，不生子女，或生而不育。一定數量的「繆拉托」被吸收進純黑人之列的事也不可避免地一直在進行之中；而這更直接導致了這類人在統計表里見得數目不大。一種可靠的著述 [13] 也談到「繆拉托」的體質差，活力不大，並且認為它是一個很多人所熟悉的現象；而這一點，儘管和生育力的降低不屬於同一個問題，卻也不妨提出來，作為一個證據，說明父母兩方可能有種一級的差別。凡是種別的距離太遠的兩類進行交配，無論動物也好，植物也好，所生的雜種傾向於早死，這一點是無疑的，但「繆拉托」的父母所從出的族類不能說是屬於兩個遠種的範疇。普通的騾子，儘管絕對不能生育，卻是有名的壽命長而精力旺盛的，這說明，在雜種身上，降低了的生育力與一般的生命力或活力之間並沒有多大必然的關聯；這一類的例子還很多，不限於騾子，不必一一舉出了。 即便將來我們能夠證明人的所有的各個族類之間的交婚都對生育力毫無不良影響，任何由於其他理由而傾向於把它們列為若干人種的人依然可以言之成理地提出爭議，認為生育力與不孕性並不是劃分種別的妥善的標準。我們知道，這些性質很容易受到生活條件的變化的影響，近親繁殖對它們也容易起些作用，我們也知道，控制著它們的一些法則也是高度的錯綜複雜而難以究詰的，例如，同樣用兩個種來交配，一是甲種的雌性配乙種的雄性，而另一則相反，兩例交配所表現的生育力就不相等。兩種生物形態，無疑是兩個不同的物種，也無疑應該被分列為兩個種，而一經交配，各種程度的結果都可以有，下自絕對地不能生育，上至幾乎同樣地可以生育，或完整無缺的生育，上下之間可以構成一個秩然有序的系列。不孕性或艱於生育的各種程度，和加入交配的兩方之間在外表結構、在生活習慣上的相差的遠近，這兩者之間並不嚴格相符，即，愈遠的不一定愈不能生育，而愈近的不一定愈能生育。在許多方面，人可以和長期受到家養的那些動物相比，而大量的證據可以提出來替帕拉斯的學說 [14] 說話，就是，家養或人工馴育傾向於消除自然狀態之下那種極為普通的種與種之間雜交而不孕的結果。根據以上的種種考慮，我們可以合乎情理地申說，人的各個族類的可以交婚而完全無礙於生育這樣一個事實，即使確立無疑，也不足以絕對地使我們不把它們當作不同的種看待。 生育力而外，不同生物形態相交而產生的子息還呈現一些其他的性狀，有的被認為足以指證相交的雙方應該被列為兩個不同的種，有的則否，而被認為只能指證雙方是同一個種的不同的兩個變種。但在把有關的證據一一仔細研究之後，我達到了一個結論，認為所提出的這一類的一般的準則全都靠不住。一次交配通常所得的結果是產生一個混合或中間的形態，但在某些例子裡，子息中有若干個肖父母雙方中的一方，而另有若干個則肖另一方。如果父母兩方之間相差的性狀，當它們以前初次出現的時候，是屬於突然變異或畸形怪態 [15] 那種性質的話，這種專肖一方的情況就特別容易發生。我提到這一點，因為柔耳弗斯博士告訴我，在非洲，他時常看到，黑人與其他非黑人的族類的成員相交而生出來的子女，要麼全黑，要麼全不黑，要麼有極少數的幾個是黑白斑駁的。而反之，在美洲，眾所周知的是，「繆拉托」在外表的形態與顏色上普遍都呈現一個中間的狀態。 到此我們已經看到，一個自然學家可以自認為有著充分的理由來把人的各個族類列為若干不同的種，因為他已經發現他們之間在結構和素質上確有許多不同之處，其中有些還是相當重要的差異，足以把他們劃分開來。並且，從很早的時期以來，這些差異一直保持它們的經常性，未嘗有所改變。我們這個自然學家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一定也不免受到這樣一個事實的影響，就是，如果全人類被看成只是籠籠統統的一個單一的種的話，將何以解釋他的分布的寬廣遠大，因為，這在整個的哺乳動物綱里，是絕無僅有的一件不合常規的事。人的某幾個所謂種族的分布的情況，對他也一定會引起深刻的印象，因為這種分布的情況和某些哺乳動物的分布彼此相符，而這些哺乳動物無疑地是一些種別分明的物種。最後，他也許會提出，人的所有族類之間的相互的可孕性至今還沒有能得到充分的證明，而即使得到了證明，對於人無二種這一點，也不能構成一個絕對的證據。 在這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如果我們假想的自然學家要設法知道，人的各類形態，各以巨大的數量聚居在同一個地區之內，雖來往頻繁，卻能不像通常動物的物種一樣，合而不混，他會立刻發現，情況絕不是這樣，而是合了就要混。在巴西，他會看到一個龐大的黑人與葡萄牙人的混雜人口；在智利的智羅厄省區，以及南美洲的其他地區，他會看到全部人口是由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合而成，有著各種不同的混合程度。 [16] 在同一個大陸的其他地區，他還可以碰上黑人、印第安人和歐羅巴人三方面的最為複雜的交混的情況，而根據植物界的知識加以推斷，這類三方面的交混對父母所屬的形態是否能相互孕育，提供了最為嚴格的考驗。在太平洋的一個島嶼上，他會發現玻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s）和英國人所混合而成的一批小小的人口；而在斐濟（Fiji）群島之上，所有的人口則由玻里尼西亞人和矮黑人（Negritos）交混而成，各種不同程度的交混應有盡有。我們還可以添上許多可以類比的例子，例如，在非洲，但不必細說了。總之，由此可見，人的各個族類畢竟不是那麼界限分明而能在同一地區之內相聚合而不相混雜的了，而我們知道，生物類群的不相交混，對於種的分異，提供了最普通而也是最良好的考驗。 當我們的自然學家一看到所由辨認各個種族或族類的人的一些性狀都具有高度的變異性的時候，他也不免感覺到忐忑不安。每一個人初次在巴西看到一些黑人奴隸時，就會有這個感覺，即，黑人也很不一樣，他們原是從非洲的各個不同地區運進巴西的。對玻里尼西亞人來說，這話也適用，而對其他許多族類，也莫不如此。我們有理由可以懷疑，我們究竟能不能指明一個性狀，而說這是某一個族類所獨有的特點，可供辨認之用，而這性狀是經常不變的。野蠻人，即便在同一個部落的範圍之內，在性格上，也不像我們所常說的那樣千篇一律。霍登托特人的婦女是提供了某些特點的，並且這些特點要比發生在任何其他族類的婦女身上的尤為突出，但據我們所知，這些特點並不經常發生，也就是，並不太普遍 [7] 。在印第安人的各個部落之間，膚色和體毛的多寡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非洲各個族類的黑人中間，也有這種情況，在膚色上的差別少些，而在面貌上的差別則大些。在某些族類里，顱形有很多的變異， [17] 而其他每一個性狀也都是這樣。所有的自然學家到現在都已經通過高昂的代價換取的經驗而認識到，要想藉助於一些不經常或不夠經常的性狀來試圖定下一個種來，是何等輕率的一件事。 但在反對把人的一些族類作為幾個種來看待的一切論點之中，最有分量的是，族類與族類之間，在性狀上，都只是一些程度之差，性狀的大小、淺深多寡之間，大都由此入彼，或由彼入此，而其所以有此種程度之差，在許多例子裡，據我們的判斷所能及，是和族類間的交婚並沒有關係的。在一切動物之中，要推人所受到的研究最為細緻精密了，然而在他究竟是不是一個單一的種的問題上，在有判斷能力的專家們中間，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除了那些承認人只是一個種的學者而外，維瑞（甲669）認為是兩個；亞基諾（甲346），三個；康德，四個；勃路門巴赫，五個；比迂豐（甲118），六個；亨特爾，七個；阿該西茲，八個；皮克爾侖（甲524），十一個；博瑞聖文桑（甲88），十五個；德摩楞（甲190），十六個；茅爾屯（甲479），二十二個；克饒弗爾德（甲169），六十個；而按照柏爾克（甲122），則多至六十三個。 [18] 這種見解上的眾說紛紜倒並不證明人的各個族類不應該分列為若干種，卻正好說明了它們之間參差相入，而使我們幾乎無法在它們中間找出一清二楚可供劃分的一些性狀來。 凡是有過這種不幸的遭遇的自然學者，也就是說，不得不把一個包含著具有高度變異性的一些有機體的一個類群的描述工作承當起來的自然學者，都不免面對過恰恰和人的情況相同的一些例子（而我說這話，是以我自己的甘苦的經驗做根據的）。而如果一個自然學家是個謹慎小心的人，他辛勤了很久之後，不免終於把一切彼此相入的形態結合在一起，而把它們納入一個單一的種的範圍之內，因為，他說，至少也是對自己說，他沒有權利對一些他所不能作出界說或劃定範疇的事物隨便貼上一些標籤。這一類的情況在包括人在內的一個目里就發生過，就是，在某幾個屬的猴子裡；而在另幾個屬，例如長尾猴屬，其中大多數的種都可以確鑿地肯定下來。在美洲產的泣猴屬有些自然學家把其中的各個形態列為不同的種，而有些則僅僅把它們列為地方性的族而已，夠不上種的地位。現在如果我們把南美洲各地的許許多多泣猴的標本收集在一起，通盤地看一看，那些迄今為止被看作可以分列為不同的種的形態實際上是彼此相入，並且用極密而漸進的步驟彼此相入，因而，以常理論，只能看成是一些族而已。而這一做法無它，也就是大多數自然學家對人的各個種族或族類所採取的做法。儘管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有些形態，至少在植物界裡有， [19] 我們還是不能避免以種的名號相稱，但實際上它們是彼此相入，代表著無數的層次，可以串連在一起，而此種串連與中間層次的所以產生是和雜交全不相干的。 近來有些自然學家提出用「亞種」（「subspecies」）這個名詞來指稱雖具有許多真種的特點而卻還不大夠得上真種的地位的一些形態。如今一面考慮到上面所已說過的把人的各個族類抬高到種的尊嚴地位的那些有分量的正面的論據，而另一面又想到要在各族類之間劃清界限、確定範圍卻又如此困難萬狀，無法克服，我們認為我們在這裡也似乎可以援用「亞種」這個名詞，而沒有什麼不恰當的地方。但由於長期以來的習慣，「種族」（race）這一名詞將一直被沿用下去。名詞的選擇只有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是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儘可能地用同一個名詞來指稱同一種程度上的差別，力求不亂不濫。不幸的是這一點也很難得做到。因為範圍較大的一些屬一般都包含許多關係極為近密的形態，要一一加以辨別是很不容易的，而同時，在同一種之內的一些範圍較小的屬所包括的是一些完全可以彼此辨別而劃清的形態，然而無論在哪一類的屬里，所包含的各個形態都得等量齊觀，而以種相稱。再如，在同一個範圍較大的屬裡面，所有的種在彼此之間相近似的程度上並不平衡。不，情況似乎恰好相反，就是，有些種，由於相似程度高，可以聯成一個小小的核心，由其他相似程度低些的種圍繞著它，像一些衛星圍繞著一個行星一般。 [20] 人類是由一個種或幾個種構成的問題是近年來人類學家們討論得很多的問題。他們由此而分成兩派，一元論者（monogenist）和多元論者（polygenist）。那些不承認進化原理的人不得不把各個種看作逐一分別創造出來的東西，或者，總得這樣或那樣地把它們看成一些獨立自在的本體；而他們又必須參考把其他有機物體分列為物種時所通用的方法而搞出一些多少可以類比的辦法，來決定究竟人的哪些類型或形態可以作為不同的種看待。但這種決定是絕無希望的一個嘗試，除非大家先有一個關於「種」的名詞的一個公認的定義，而這樣一個定義又必須不包括有如神力一舉創造之類的不確定的因素才行。否則我們就無異在沒有任何定義的情況之下試圖對某一個數量的房屋或某種大小的居民點決定命名為一個村、一個鎮，或一個城市。北美洲和歐洲的許多關係極為近密而在兩洲之間又可以彼此相互代表的哺乳動物、禽鳥、昆蟲究竟是些不同的種，或只是一些地方性的族類這樣一個久懸不決而極為頭痛的問題就是這種困難的一個實際的例證，而離大陸不太遠的許多海洋島嶼上的生物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在另一方面，那些接受進化原理的自然學家，而如今大多數的青壯年學者都已經接受了這一原理，無疑地都會感覺到，人的一切種族都是從一個單一的原始的祖系傳下來的。至於他們是不是覺得最好進一步，為了要把各種族之間彼此相差的分量表達出來，而把它們稱為不同的種，那還是第二個問題。 [21] 就我們的家養動物說，不同的族系所從出的種是一個或不止一個的問題和我們眼前的問題似乎不很一樣。儘管我們不妨承認，同一個屬以內的所有的族系，以及所有的天然的種，是從同一個原始的祖系興起的，我們還是可以適當地提出如下的問題而加以討論，就是，以狗為例，今天所有家養的各個族系之間的一切差異究竟是怎樣來的：是完全從人最初家養的那某一種狗變化出來的呢？還是應當把一部分的性狀或差別歸因於不止一個種的遺傳呢？而這不止一個的狗種，是早在自然狀態之下而未經家養之前便已經分化出來的嗎？就人來說，這一類的問題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我們不能說他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里經歷過由野生而變為家養的過程。 在人的各個族類從一個共同的祖系分化而出的早期階段里，族類的數目和族類之間的差別一定都是不多的。因此，就足以把它們辨別開來的那些性狀而言，比起今天的各個所謂「種族」來，更沒有理由要求被列為若干個種。雖然如此，種這個名詞既然如此難於論定，各人有各人的用法，而如果早期族類之間的差別，儘管極小，比起今天各種族之間的差別來，卻更有它們的經常性，並且也不那麼逐漸地由此成彼而難於劃清界限，有些自然學者也許就會把它們列為幾個不同的種，正未可知。 但可能而很不會發生的一種情況是，人的早期的祖先輩當初在性狀上已經具有很多的分化，以致彼此之間不相像的程度比今天存在於任何兩個種族之間的還要高些，但到了後來，像福赫特所提到的那樣， [22] 他們在性狀上又重新由分而合了起來。我們知道，在育種工作里，如果人們為了同一個目的，而把兩個不同的種的子息挑選出來，單單就一般的外形而言，他們有時候可以誘導出分量不少的這種性狀上的合聚或趨同來。像納圖休斯（甲494）所指出的那樣， [23] 家豬的幾個改良的品種就是這樣來的，而我們知道，家豬原是從兩個不同的種傳下來的；若干改良的牛的品種也有這種情況，但不如家豬品種那樣顯著。一位偉大的解剖學家，格臘休雷持有這樣一個說法：認為幾種類人猿並不構成一個天然的亞類，而是各有來歷；猩猩是一種高度發展了的長臂猿或細猴，黑猩猩是一種高度發展了的獼猴，而大猩猩是一種高度發展了的大狒狒，即山魈。如果這一個幾乎完全以腦子的性狀為依據的結論可以被接受的話，我們在這裡就可以有一個性狀合聚趨同的例子，至少就外表性狀而論是如此，因為在幾種類人猿之間，彼此在許多點上，要比它們和其他猿猴之間更為近似。一切可以類比的相近之處，例如鯨魚似魚，其實也未嘗不可以說成是性狀的合聚趨同的例子，但我們從來不把這個詞用在表面的和屬於適應性的一些相似之點上。但如果我們把關係很遠而很不相同的一些生物已經各自起了變化的子孫在結構上十分相似的許多性狀也說成是合聚，是殊途同歸的趨同，那也將是極為冒失的舉動。一種結晶體的形態是完全由它內部的分子力決定的，因此，不相類似的物質有時候會產生形態相同的結晶體來是不足為奇的。但就生物有機體來說，我們應當記住，每一個生物之所以會有某種形態所依憑的是無限複雜的種種關係，也就是，來源極其曲折而難以究詰的種種變異，——也依憑那些長期保持了下來的變異的性質，而這又要看所處的物質環境中的種種條件如何，而尤其要看和這生物周旋競爭的其他生物有機體，——而最後，還有無數的祖先所給它的遺傳（這本身是一個波動不定的因素），而這些祖先自己的形態的決定也未嘗不是通過了同樣的種種複雜關係的。兩個顯然很不相同的生物有機體的子孫，由於經歷了一番變化，後來竟然會越走越靠攏，至於在全部組織上變得十分相像，幾乎接近於一模一樣，乍然看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實際上真有這事。即如上文所說的兩類由分而合的家豬，它們從兩個原始祖系傳下來的證據，據納圖休斯說，依然在它們的顱骨的某幾塊骨片上保存著。如果人的幾個種族真是從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種傳世而來的話，有如有些自然學家所設想的那樣，而這些祖種彼此之間相差的程度與猩猩同大猩猩之間相差的程度相等，或幾乎相等，那麼，應該幾乎沒有疑問的是，在今天的人的身上，在某些骨頭或骨片的結構方面，一定可以發現一些顯著的差別來。 今天存在著的人的各個種族之間儘管有著多方面的差別，有如膚色、毛髮、顱形、身體各部分之間的比例，等等，如果我們對它們的結構通盤考慮一下，我們發現它們之間卻有著大量的十分近似之點。在這些近似之點中間，好多在性質上極不重要，或極為獨特，不重要與獨特到一個地步，使我們不可能設想它們當初是由不止一個原始的人種不謀而合地各自取得的。兩個種族 ，即便外表上相差極大，心理上卻總有許許多多相同之處，剛才所說的話對這一點是同等適用的，乃至尤其適用的。美洲的土著居民、黑人和歐洲人，在心理上可以說是再不同沒有的了，任你舉任何其他三個種族出來，我敢說，在這方面也不會賽過這三個。然而，當我在「比格爾號」船上和幾個火地人一起生活的時候，我曾經不斷目擊到他們性格上的種種細小的特徵而衷心有所激動，因為這些特徵說明他們的心理是何等地和我們自己的如出一轍。我碰巧也一度和一個純血統的黑人很相熟識，上面這話，對他來說，也一樣適用。 凡是有機會讀到泰伊勒爾先生和勒博克爵士的富有趣味的著述 [24] 的人，對於一切族類的人在種種嗜好、性情趨向和生活習慣上所表現的近密的類似性，不可能不取得深刻的印象。他們都樂於從事舞蹈、粗糙的音樂、戲劇表演、繪畫、文身繡面，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裝飾或自我表現的活動。他們在同樣的情緒的激發之下都可以通過姿態和手勢之類的語言，通過面孔的同樣的表情，和通過同樣的沒有音節的叫聲，而了解彼此的意思——這些全都能對類似性有所說明。如果把種別各不相同的猿猴的一些不同的表情和叫聲取來和這些對比一下，則後者的，也就是人的種族與種族之間的這種類似性，或簡直就是同一性，就更見得突出了。有良好的證據說明用弓箭來射擊的藝術並不是從人類的任何共同的祖先那裡一脈相傳地嬗遞下來的，然而，正像威斯特若普和尼耳森（甲501）所說的那樣， [25] 從世界各個地方收集來的石箭頭，即石鏃，無論兩地相去得多麼遠，也無論製作的年代相隔得多麼久，在形式上幾乎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一個事實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不同的種族有著相類似的發明能力或心理能力。就某些廣泛流行的裝飾圖案，如工字形或鋸齒形線條，等等來說，或就種種簡單的信仰和習俗來說，如把死人埋葬在各式巨石結構下面，一些考古學家也曾作出同樣的觀察。 [26] 我記得在南美洲時觀察到， [27] 在那裡，像在世界的許多其他地方一樣，人們一般都愛選擇在高高的小山頂上堆上一堆石頭，或者作為紀念一件突出的大事之用，或用來標誌死人的葬所。 如今當自然學家們看到，在兩個或更多的家養動物的族系之間，或在不止一個的關係有些相近的野生的動物類型之間，在生活習慣、嗜好和性情趨向的許多細節上，有密切的相符之處，他們就利用這一點作為論據，說這些類型是從賦有同樣的一些特點的一個共同的祖先傳下來的；而因此，它們應該歸列到同一個物種之內。對人的各個族類來說，這個論據可以同樣地適用，並且適用得很中肯。 人的若干種族之間在身體結構上和心理性能上的一些不關重要的相似之點（我在這裡不是說風俗習慣上的一些相似之點）既然不像是各自獨立地取得的，那麼，他們只能是從具有這些同樣的性狀的一些祖先那裡遺傳而來的了。這樣，我們也就對人的早期的狀態，早到他還沒有一步步地遍布到地球上各處之前，窺測到了一些情況。人向遠隔重洋的各個地域散布開來，在時間上，無疑地要在各個種族在特性上取得任何分量太大的分歧之前，因為，要不然，我們有時候就會在不同的大陸上碰到同一個種族的人，而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勒博克爵士，在把世界各地的野蠻人的種類至今還習用的種種生活與生產藝術作了比較研究之後，特地把當人從他的最早的原籍浪遊而分散出來的時候還不可能懂得的那幾種藝術具體地列舉了出來；他可以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凡是被人學到了的藝術便再也不會被人忘掉。 [28] 這樣，他指出「所剩下的東西只有兩件，一是矛，而那無非是刀尖的一個發展，二是棒槌，那也只是槌的一個延伸」罷了。但他也承認，生火的藝術也許是在分散以前早已發明了的，因為它是現今所存在的一切種族所共有的東西，而歐洲古代穴居的人也已經懂得。在未分散以前，製造粗糙的獨木舟或筏或桴的藝術或許也已經為人所掌握。但那時候的年代還很荒遠，當時許多地方的陸地出水的水平線（即海岸線）和現在的很不一樣，即便沒有獨木舟或桴的幫助，人也還能散布得很廣。勒博克爵士其次談到數數，他說，「考慮到在今天存在的各個種族之中既然還有那麼多的幾個數不到四以上，要我們最早的祖先數到十」，看來該是何等地不會有過的一件事了。儘管如此，在這樣早的一個時期里，人的一些理智與社會性能，比起今天最野蠻的種族所具有的來，大概不會低得太多，否則原始人在生存競爭之中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而此種勝利之所以稱得上巨大，他的散布之早而且廣就是一個證明。 根據存在於某幾種語言之間的一些基本上的差別，有些語言學家曾經作出推論，認為人在變得很廣泛地分散在地面上之前，還不是一種能說話的動物。但我們也不妨加以猜測：認為當初也許已經有了語言，但這種語言遠不如今天人們所說的任何種語言那樣完善，而需要姿態和手勢的很多的協助，而這種原始的語言卻沒有能在後來更加高度發展的各種語言裡留下什麼痕跡來。任何不完善的語言總要比沒有語言好，如果當初沒有任何語言可供使用，人的理智是不是能發展提高到他在早期便已達成的優越的地位所要求的那種標準，看來是成問題的。 原始人，當他還只具有很少幾種生活與生產藝術，而這些又是十分粗糙的時候，和當他的語言能力也極不完善的時候，是不是配稱為人，那得看我們對「人」這名詞所用的定義是什麼了。在長長的一系列的生物類型里，下自某種猿一般的動物起，上至今天所存在的那樣的人，而在逐級上升之際，又沒有太多的跡象可尋，要在這其間認定具體的一個點，而說從這一點而上我們應該用「人」這個名詞來稱呼，那將是不可能的。但這終究是一個很不重要的問題。再如，人的各個所謂種族（race），是不是就叫做「種族」，或列為幾個「種」（species），或幾個「亞種」（sub-species），也幾乎是一個沒有多大關係、不值得多作糾纏的問題，但若一定要用這些名詞的話，最後一個，亞種，似乎比較恰當一些。最後，我們不妨作出結論說，當進化的原理得到一般的公認之後，而這種前途肯定是不遠的，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議紛紜勢將悄然而不受人理會地趨向於消亡。 此外，不應該略過而不予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有人假定，人的每一個亞種或「種族」是從單一的一對始祖傳下來的，情況究竟是不是這樣呢？就我們家養的動物說，通過對單一的一對配偶所產生的具有種種變異的子女的仔細地配來配去，甚至僅僅通過具有某一個新發現的性狀的一隻單一的個體，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培育出一個新的族系來；但就大多數的家養動物品種來說，它們的所由形成，並不是有意識從選擇一對配偶開始的，而是通過把許多具有一些哪怕是很微小而卻有用或受人喜愛的變異的個體保存下來，而作為傳種之用這樣一個做法，而這個做法是不自覺的，即一些新品種實際上是於無意之中取得的。設以養馬為例，兩國對馬的好尚不同，一國尚力強體重的馬，而另一國則尚輕快的馬，而習以為常，經久不變，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總有一天，就會產生兩個馬的亞品種，彼此截然分明。而無論在哪一國里，起初都用不著特地把一對肥壯的馬或輕捷的馬隔離開來，專供選種之用。許多家養的動物族類就是這樣形成的，而其所由形成的方式實際上和物種在自然狀態下所由形成的過程極為近似，可以比類而觀。作為具體的例子，我們也知道，被運送到福克蘭諸島 [8] 的馬匹，在若干世代之間，變得越來越弱小，而跑散在帕姆帕平原 [9] 上而變野了的那些卻取得了更大與更粗壯的頭，而這一類的變化顯然和任何一對特定的馬匹無關，而是由於整個的馬群受到了同樣的生活條件的支配，也許又加上了返祖遺傳的一些輔助的影響。在這一類例子裡的一些亞種的祖先並不是任何單一的一對動物，而是許許多多正在變異之中的個體，其變異的程度雖各有不同，而變異的方式方向則大體一致；由此我們不妨作出結論，認為人的各個種族也就是這樣產生出來了的，他們各自的一些變化，即，有別於其他種族之處，有的是不同的環境條件所直接造成的結果，而有的是某種方式的選擇所間接產生的影響。但關於選擇這個題目，我們很快還要折回來加以討論。 論人的一些種族的滅絕 ——人的許多種族和亞族的部分或全部的滅絕是歷史上一向有所聞見的事。洪姆博耳特在南美洲看到一隻鸚鵡，它是當時能說某一種語言的個把字眼的唯一的一個生物，因為說這種語言的那個部落已經消亡。世界各地所發現的種種古代的粗大的建築物、斷碑殘碣和其他供人憑弔的東西，以及種種石器，其來歷雖已不為今天當地的居民所知，更說不上有什麼保存下來的有關的傳說，都說明滅絕了的種族不在少數。某些弱小而零落的部落，亦即早先的一些種族的殘餘，今天還存活在一般都是些山區的窮鄉僻壤。在歐洲，據夏弗哈烏森的看法， [29] 所有的古代種族「在進化階梯上都要比現今存活的一些野蠻人的種族為低」，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一定和今天所有的任何種族有著種種的差異。勃柔卡教授所描述的從勒色齊 [10] 所掘出的穴居人的骨殖，儘管遺憾地是它們似乎是只屬於一家人家，標誌著把猿猴般的一些低級的特點和一些高級的特點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十分獨特的種族 [11] 。這個種族「是不同於我們以前所聽到過的任何種族的，古代的也好，近代的也好」 [30] 。因此，它和在比利時的一些洞窟里所發現的屬於第四紀的種族也不一樣。 人能夠長期抵抗看來是對他的生存極為不利的種種條件。 [31] 他在極北的一些地帶已經住了很久，沒有木材來製造他的獨木舟或其他用具，只有鯨魚的脂肪當燃料，和融化了的雪水當飲料。在美洲的極南端，火地人沒有可資保護的衣服或任何一間夠得上稱為茅棚的小屋子，也存活了下來。在南非洲，土著居民在不毛的原野上流浪，到處可以碰上毒蛇猛獸。人也頂得住喜馬拉雅山山腳的「泰拉依」 [12] 地帶的致人死命的影響和赤道非洲沿海的瘴癘之氣。 滅絕的主要原因是部落與部落，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競爭。關於人口增加的種種制約也一直在起著作用，把每一個野蠻人的部落的人數壓住不讓長，——例如周期性饑荒、流移轉徙的習慣和因此而招致的嬰兒的大量死亡、哺乳期的延長、戰爭、造成傷亡的偶然事故、疾病、縱淫、竊掠女口、溺嬰，而尤其是生育量的下降。只要這些制約之中的任何一個增加一些威力，哪怕是很小的一點點威力，受到影響的那個部落在數量上就會傾向於減少；而如果兩個毗鄰的部落之中有一個變得人數少些、力量差些，則其他的一個就通過戰爭、屠殺、啖食人肉、以俘虜為奴隸、兼併吸收等手段而把兩者之間長期以來的矛盾很快地給解決了。一個弱小的部落，即便不是這樣突然地被人一掃而光，只要一次踏上人口減削的路途，一般就會一直減削下去，直到滅絕。 [32] 一些文明的民族國家和半開化的種族發生接觸之後，所發生的鬥爭是不需要多少時日的，只是在當地那種性命交關的氣候對土著種族有幫助的情況之下，鬥爭才會比較持久。文明的民族國家所以能取得勝利的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明顯而簡單的，有的則複雜而弄不太清楚。我們可以看到，土地的墾殖對一些野蠻人的種族有著多方面的不利，甚至有致命的影響，因為他們對種種原有的習慣，不能改，或不想改。在有些例子裡，經驗證明，一些新的疾病和新的惡習有高度的破壞力。一種對他們來說是新的疾病看來往往會造成大量的死亡，一直要到對這種破壞的影響最有感受性的那些人逐漸地被淘汰乾淨為止； [33] 而烈性酒類的惡劣影響似乎也會造成同樣的情況，而糟糕的是，許多野蠻人對這些酒類又表示不可遏制的強烈愛好。還有看來是神秘莫測的一件事，就是，差別大而相隔遠的兩個種族的人初次相遇在一起，似乎容易產生疾病。 [34] 斯普若特（甲618）先生，以前在溫哥華（Vancouver）島時 [13] ，曾特別注意過種族滅絕的問題，他相信，歐洲人來到以後所引起的生活習慣上的種種改變在土著居民身心上釀成了很多不健康的狀態。他又強調地說到在別人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一個原因，就是，土著居民「看到了四周的新生活，莫名其妙，變得惘然，發了呆，他們把努力工作的一些舊有的動力全丟了，而卻又沒有新的動力來接替它們」 [35] 。 各個民族國家進行競爭，所由取勝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個似乎就是文明所已達成的等級，越高就越有利。不多幾個世紀以前，歐洲還深怕東方半開化人的入侵，如今如果還有人怕，那就成杞人憂天了。在以前，野蠻人的種族沒有在古典的民族國家 [14] 面前衰亡下去，像他們今天在近代的文明民族國家面前那樣。對於這一點貝卻特曾表示深以為怪。他認為，如果他們也不免於衰亡，古老的道德學家對這一類的事件一定會有所思考、有所討論。但在這時代的一些作家的著述里我們沒有能看到對衰亡中的半開化人有任何痛哭流涕長加嘆息的表示。 [36] 據我看來，就許多的例子來說，造成滅絕的一切原因之中，最有力的原因是生育力的下降和健康的減損，特別是由於生活條件的改變而引起的兒童的體弱多病，儘管這些改變了的條件本身並不壞，並不傷人，卻依然會有這些情況。我在這裡要向霍沃爾思（甲331）先生深表謝意，因為他曾經關照我注意這個題目，並且為我提供了一些有關的資料。我前後收集到了如下的一些例子。 當塔斯馬尼亞島最初受到殖民影響的時候，有些人把島上的土著居民粗略地估計為七千人，而另一些人則說約有兩萬人。無論如何，不久以後，他們的數目就有了很大的削減，主要是由於和英國人的戰鬥與他們自己之間的相殺。在那次有名的由全部殖民者參加的圍剿之後，而剩餘的土著居民向政府投誠的時候，他們一起只有一百二十個人， [37] 到1832年，這些人又被轉移到弗林德爾斯（Flinders）島 [15] 。這個島介於塔斯馬尼亞與澳大利亞之間，南北長四十英里，寬二十到十八英里，似乎是個適合於居住的地方，土著居民也得到政府的良好的待遇。然而他們的健康變得很壞，死亡相繼。到1834年，他們共有（見邦威克，甲87，書，頁250）成年男子四十七人，成年女子四十八人，兒童十六人，合一百一十一人。次年，1835年，剩一百人。政府看到他們減少得這麼快，而他們自己也認為如果換個地方，情況會好一些，於是，到1847年，又把他們轉移到塔斯馬尼亞本島南部的牡蠣灣。當時（1847年12月20日）他們一起是十四個男人，二十二個女人，和十個孩子。 [38] 但地點的遷移並不好。疾病和死亡依舊追逐他們不放，到1864年，只剩下一個男人（死於1869年）和三個上了年紀的婦人 [16] 。疾病與死亡固然厲害，誰都容易病，而一病就要死，但婦女的艱於生育是尤其見得突出的一件事。當她們在牡蠣灣只剩下九個婦女的時候，她們對邦威克先生說（所著書，頁380），她們中間只有兩個生過孩子，而這兩個人一起也只生過三個孩子！ 這一整套異乎尋常的事態的原因究竟何在？斯托瑞（甲631）博士說，死亡之所以相繼，是由於要把土著居民拉進文明的那一番試圖。「如果不管他們，讓他們按照他們的習慣東西遊盪，不受干擾，他們就會多生些孩子，死亡率也會低些。」另一個仔細的觀察家，戴維斯先生，也說，「他們生得少而死得多。這在很大的一個分量上可能是由於生活和食物的改變，但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受到了放逐，被迫放棄了他們的故鄉，即梵提曼蘭 [17] 的本土，因而精神頹喪，生趣索然」（邦威克書，頁388、390）。 在澳大利亞境內兩個相差很遠的地區，有人觀察到一些與此相同的事實。名氣很大的探險家葛瑞高瑞（甲282）先生對邦威克先生說，在昆士蘭 [18] ，「即便在最近才有殖民者屯居的地方，當地黑人的艱於生育就已經可以覺察到，而衰落就從此開始」。他所曾訪問過的牟爾怯森河（Murchison River）的鯊魚灣 [19] 的十三個土著居民，在三個月之內，十二個死於肺病。 [39] 紐西蘭麥奧利人（Maories）的人口減少曾經芬屯（甲236）先生的仔細調查，並已編寫成一本值得讚賞的報告，我在下面所說種種，除了有一處外，全都采自這個報告。 [40] 1830年以來這些人在數量上的減削是誰都承認的，連土著居民們自己也不否認，並且至今還在穩步地削減。儘管到當時為止，對土著居民還不可能進行實際的人口普查，許多地區的居民對他們在各地的人口數量也還有些正確的估計。總的結果似乎是可靠的，它說明在1858年以前的十四年之中，便已減少了19.42％。一些經歷過仔細查詢的部落相去很遠，超過一百英里，有在海邊的，也有在內地的，生活資料與生活習慣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所不同（芬屯書，頁28）。在1858年，他們的總數被認為是五萬三千七百人，而到了1872年，即過了又一個十四年之後，再一次普查的結果，發現而記錄下來的總數只有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九人，說明有了32.29％的減削！ [41] 芬屯先生，在說明通常用來解釋這種驚人的減削的種種實際上不足以充分解釋的原因，有如新的疾病、婦女的淫濫、酗酒無度、戰爭等等，之後，根據很有分量的理由，下結論說，主要的原因是：婦女的艱於生育和嬰幼的死亡率的非常之高（所著書，頁31、34）。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指出（頁33），在1844年，非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比例是1對2.57，而在1858年，這比例是1對3.27，孩子們死得太多了。而成年人的死亡率也是高的。此外他又提出一個人口所以減少的原因，就是性比例的不平衡，因為生男育女，女的出生數量比男的少。關於這後面的一點，原因也許和這裡所說的一些大有不同，我在下文的另一章里還須繼續討論，目前不談。芬屯先生又把紐西蘭的這種人口減少和愛爾蘭那裡的人口增加作了一個對比，而不免引以為怪；因為這兩地在氣候上沒有多大的不同，而兩地居民現在所有的生活習慣也幾乎是一樣。麥奧利人自己「把他們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歸咎於新的食物與衣著的傳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習慣的改變」（芬屯書，頁35），當我們想起生活條件的變化足以影響生育力的時候，就會看到他們這話大概是對的。麥奧利人人口的減少開始於1830與1840年之間；而芬屯先生指出（頁40），大約在1830年左右，用水長期泡製玉蜀黍而使之變得腐臭的方法被發明而廣泛通行起來；而這可以證明即使在紐西蘭還只有很少的歐洲殖民者定居下來的時候，土著居民的生活習慣已經開始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化。我在1835年訪問群島灣 [20] 的時候，當地土著居民在衣食兩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的變化，他們已種植馬鈴薯、玉蜀黍和其他農作物，並且用它們來換取英國輸入的工業品和菸草。 從帕特森（甲515）主教的傳記 [42] 中的許多話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了培養當地的傳教士，新黑勃里提斯群島（New Hebrides——在南太平洋，斐濟島群之西——譯者）和鄰近其他群島的梅蘭尼西亞人（Melanesians）被送到紐西蘭、諾福克島 [21] 和其他適合於衛生的地方之後，健康卻大大地惡化，一批批地死亡下去。 散德威奇諸島土著人口的減少是和紐西蘭的一樣地遠近馳名的。一些最有能力作出判斷的人曾經粗略地估計過，當庫克（甲161）在1779年發現這些島嶼的時候，島民共有約三十萬人。根據1823年的一次不細密的普查，總數是十四萬三千零五十人。從1832年起，官方舉辦了幾次不太定期的準確的普查，但我僅能查訪到如下表所列的一些數字： 我們在這裡看到，前後四十年之內，1832到1872年，人口總數減少了不下於百分之六十八！大多數的作家把這一情況歸因於婦女的淫濫，於以前多次血腥的戰爭，於殖民者所強加於被鎮壓的部落 的嚴酷的勞役，於新傳入的各種疾病，這後者確乎有好幾次給了人口以毀滅性的打擊。沒有疑問，這些和其他類似的原因有高度破壞的效能，而可以用來說明1832至1836年間的那一段極不尋常的銳減，但一切原因之中最為有力的原因似乎還是生育力的下降。據1835至1837年間訪問這個群島的美國海軍醫官茹申貝爾格爾（甲566）博士說，在夏威夷主島的某一個地區，在一千一百三十四個成年男子中，只二十五個各有一個三個孩子的家庭，而在另一個地區里，六百三十七個之中，只十個有這樣的家庭。八十個已婚婦女之中，只有三十九個曾經生過孩子；而「官方的報告所提供的是，全島之上，每一對婚配的男女平均只有半個孩子」。這和牡蠣灣的塔斯馬尼亞人所提供的平均子女數幾乎恰恰是一樣。賈爾弗斯（甲351）於1843年發表他所寫的夏威夷諸島史，說，「凡有到三個孩子的家庭可以豁免一切賦稅；而有到三個以上的可以得到土地和其他獎勵的東西」。當地政府這樣一個空前而獨創的章程正好說明土著的民族在當時已經變得如何地艱於生育了。在1839年，比肖普（甲63）牧師在夏威夷的《旁觀者》（丙138）上發表文章說，夭殤的例子在兒童總數中要占一個很大的比例，而斯泰雷（甲620）主教告訴我，至今情況還是如此，像在紐西蘭一樣。有人把這種情況歸咎於婦女的不負責任，失於保育，但更大的一個原因大概是兒童內在的素質太差，而這是和父母的生育力的下降有聯繫的一件事。再者，夏威夷還有和紐西蘭相類似的一個情況，就是，出生的嬰兒之中，男的要比女的多得多：1872年的統計數字是，男子31，650人，女子25，247人，包括一切年齡在內，用比例數來說，就是每100個女子，便有125.36個男子，而同時在一切文明國家裡，卻都是女子多於男子。婦女的淫濫無疑地對她們生育力的所以小提供了部分的解釋；但她們的生活習慣的改變，無論男女，怕是造成生育困難的更為重要的原因，而這原因同時也可以用來說明死亡率之所以高，尤其是兒童死亡率。庫克於1779年訪問這個群島，而溫哥華（Vancouver）則於1794年，從此以後，時常有捕鯨船來此停泊。1819年，首批傳教士到達的時候，發現國王已把原有的偶像崇拜廢除，並已完成其他的一些改革。在這個時期以後，土著居民，在幾乎一切的生活習慣上，都起了很迅速的變化，而他們很快地變為「太平洋上一切島民中最為文明的人」。向我提供資料的人中有一位寇恩（甲155）先生，是個這些島上出生的人，說，土著居民在五十年之內所經歷的生活習慣上的變化要比英國人在一千年之內所經歷的還大。根據從斯泰雷主教那裡收到的資料來看，一些窮苦的階層在飲食方面的改變似乎一直不太大，儘管好幾種新的水果早經傳入，而蔗糖已經普遍地成為日用的東西，他們的變化還是不多。但由於他們渴愛模仿歐洲人，他們很早就改變了衣著的方式，而酒精飲料的用途也早就變得很普遍。儘管這些變化像是無關緊要，根據我所知道的關於一些動物的情況，我有理由相信，它們對土著居民的生育力，已經足夠產生一些下降的影響。 [43] 最後，麥克納馬臘（甲429）先生說 [44] ，孟加拉灣東部安達曼諸島（Andaman Islands）上的低賤而墮落了的居民「特別容易感受氣候轉變的影響。說實在話，只要一離開他們的島上的家，他們就幾乎肯定要死亡，而這種死亡和飲食的習慣或其他外來的物質影響全不相干」。他又說，夏季酷熱的尼泊爾河谷里的居民，以及印度的山區各部落，一到平原上來，就容易鬧痢疾和熱病；而如果他們試圖在平原地區住上一年，就要死在那裡。 由此可見，人的粗野一些的種族，在和改變了的生活條件或生活習慣打交道的情況之下，就很容易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並不只限於被轉徙到新地方，接觸到了新的水土與氣候，才會如此。只要習慣有所改變，而這些習慣本身又看不出來有什麼害處，似乎也可以產生這種不良的後果；而在有些例子裡，兒童們特別容易受到折磨。正如麥克納馬臘先生說的那樣，人們常說，人能夠抵抗千變萬化的氣候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改變，而不虞什麼後患，但這只是對文明的一些種族而言，才是正確的，一概而論，就不對了。在野蠻狀態下的人，在這方面似乎是和他的最近的近親，即各種類人猿，幾乎同樣地敏於感受或感染，各種類人猿被轉送而離開它們的鄉土之後，是從來沒有存活得太久的。 由於生活條件改變而產生的生育力的下降，有如見於塔斯馬尼亞人、麥奧利人、散德威奇島民，以及，至少從表面看去，也見於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中間的種種例子，比起他們的容易感受疾病和容易死亡來，似乎意義更為嚴重。因為，即便在程度上很輕微的難於生育，在和其他那些傾向於限制人口增殖的一般性的制約力量的合作之下，遲早總不免於導致一批有關人口的滅絕。至於生育力之所以下降或縮減，在有些例子裡，也許可以用婦女性生活的淫亂來解釋（不久以前的塔希提人就有過這種情況），但芬屯先生曾經指出，就紐西蘭的麥奧利人說，這解釋是很不夠的，而就塔斯馬尼亞人說，也解釋不了。 在上文已經徵引過的一篇文章里，麥克納馬臘先生提出了一些理由來支持他的一個看法，就是，凡是受制於瘧疾的一些地帶的居民傾向於不育，但就上面所舉的例子來說，對其中的若干個是無法適用的。 [22] 有些作家又提出過這樣一個意見，認為島居種族之所以艱於生育與體弱多病是由於長期持續的交相繁殖（inter-breeding——從這裡的前後文看，此詞意似指族內繁殖，即同種繁殖或血族交配，而今英語多作「inbreeding」；今「inter-breeding」一詞在遺傳育種學中常用於指「混合交配」或「品種間雜交繁殖」，但就此詞的一般含義而言，凡有兩性之別的種的種內繁殖都可以稱為「inter-breeding」，這裡譯作「交相繁殖」——譯者）；但再就上面的例子而論，他們的艱於生育的開始，不先不後，幾乎恰恰和歐洲人的來臨同時發生，這就使我們難於接受這個解釋了。何況，目前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們認為人對於交相繁殖的不良影響有什麼了不起的敏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地方面積之大如紐西蘭，以社會地位的形形色色、高下不齊如散德威奇群島的居民，其間究竟發生過多大程度的交相繁殖，也還是個問題。而反過來，我們卻知道，今天諾福克島的島民幾乎全部是不同程度的表親關係或其他近親關係，印度的托達人（Todas）和蘇格蘭迤西的西部群島中若干島嶼上的居民，也是這樣；然而他們在生育力上並沒有受到什麼害處。 [45] 和低於人的動物的情況類比一下之後，倒可以提出一個更接近於實際得多的看法。我們有方法指出，生殖系統對改變了的生活條件的感受力是非常強烈的，或者說，它的易感性是極大的（至於何以如此，我們不知道），而這種易感性所導致的結果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在這題目上我在《家養動植物的變異》，第二卷，第十八章里提供了大量收集在一起的事實，在此我只能介紹一個極為概括的摘要；任何讀者如果對此有更多的興趣，不妨參考上述的著作。有些很微小的生活條件的改變，就絕大多數，乃至一切的有機物體說，都有增進健康、提高精力和加強生育力的效用，而另一些改變，據有人知道，則可以使很多的動物變得不能生育。大家最熟悉的例子之一是馴象的例子，在印度，馴象都不能生育，而在阿伐 [23] 它們卻往往能生育，在那裡，母的馴象被容許在森林裡在一定範圍以內漫步往來，因而所處的環境與生活狀態比較自然。各種美洲猴子的情況是比此更為恰當的一個例子，這些猴子都是雌雄並畜多年，而且並不離開它們的鄉土之國，然而一般都極難得生育，有的根本不生育。我說這是一個更為恰當而可資比較的例子，因為它們和人在親族關係上比大象更為密切。在被人捉住的野生動物中間，只要在生活條件上小小地有所改變，便往往足以引起不育，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而在我們聯想到家養動物的情況之後，就不免覺得更奇怪了，因為一切家養動物，在家養的條件之下，比起在自然狀態里，反而變得更能生育，而有些竟能在抵抗極不合乎自然的條件的情況之下始終維持它們的生育能量。 [46] 禁閉生活所引起的這方面的影響也因不同的物群而有所不同，有的所受的影響大些，有的小些；而一般說來，同一物群里的一切物種所受的影響大小卻是一致的。但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一個物群之中只有單一的某一個種變得不生育，而其餘則否；而反之，也有隻有單一的某一個種能維持生育，而其餘的絕大多數則不復生育。有些物種的雌雄兩性，在禁閉的情況下，或不甚禁閉而被容許在自己的鄉土之國裡面多少可以自由活動而不完全自由的情況下，就從此不再交配；有的在同樣的情況之下，時常進行交配，而卻不生子息；有的也生，但生得比在自然狀態里少，而因其和上面所舉的一些人的例子有些相似、有必要加以指出的一點是，這些子息往往是軟弱多病，或有些畸形異態，而趨向於夭折。 既然看到生殖系統對改變了的生活條件有其特殊的易感性的這一條法則，又看到它也適用到我們最近的近親，四手類動物，我也就很難懷疑，它也未嘗不能適用到原始狀態中的人了。因此，如果任何族類的野蠻人受到突然的引誘或脅迫，來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他們就會或多或少地變得不能生育，或所生的子女也是虛弱多病，而其所表現的方式，和所由造成的原因，是和上面所說的印度的大象和狩獵用的豹（hunting-leopard）、許多種的美洲猴子，以及一大批的一切種類的動物在違離它們的自然條件之後的情況一般無二的。 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長期居住在遠洋島嶼之上而不得不一直和幾乎千百年如一日的生活條件打交道的土著居民，一旦碰上任何習慣的改變，會特別地受到影響；事理上應該如此，而實際的情況也似乎確是如此。各個文明的種族肯定地能夠抵抗各式各樣的條件變化，不能與野蠻人同日而語。在這一方面他們和家養動物相像，因為，儘管後者，即家養動物，有時候在健康上也受些影響（例如，歐洲的狗到了印度），卻難得變得不能生育，不生育的例子是有些的，也見於記錄， [47] 但只是個別的。文明種族和家養動物對許多改變了的條件之所以能有抵抗力，大概是由於他們對各式各樣而變化多端的環境條件，比起大多數的野生動物來，要接觸得多，因而也就變得習慣得多；也由於他們以前有過從外地轉徙而來或從這一地區被輸送到那一地區的經驗；也由於不同的家族之間，或更大一些、亞族之間曾經有過雜交繁殖。看來只要一度和文明種族進行交配與生殖，一個原始而土著的種族便立刻可以取得一些抵抗力，來應付條件改變的不良後果。例如塔希提人和英國人所生的雜種子女，在移植到匹特開恩島 [24] 之後，增加得非常之快，以致不久以後島上就有人滿之患，而於1856年6月，不得不再轉移到諾福克島。當時這一批人包括六十個已婚的男女和一百三十四個孩子，共一百九十四口。在諾福克島上，他們增加得也快，儘管其中有十六個人於1859年又返回匹特開恩島，其餘，到1868年1月，增加到了三百人；男女恰好各占一半。試想，這和塔斯馬尼亞人的例子相形之下，是何等的一個對照呀：諾福克島上由雜交而來的島民，在短短的十二年半之中，從一百九十四人增加到了三百人；而塔斯馬尼亞人，在十五年之間，從一百二十人減少到了四十六人，而四十六人之中，只有十個是孩子。 [48] 再如在1866年和1872年的兩次普查之間的期限之內，散德威奇諸島上的純血統的土著居民減少了八千零八十一人，而在同一期限之內，被認為是比較健康的混血人口卻增加了八百四十七人。但我不知道所謂混血人口包括不包括第一代混血人口的子女，或僅僅指第一代而言。 我在這裡所列舉的例子所牽涉到的全都是由於文明人的移居其地、生活條件有所改變，而受到了新條件的影響的一些土著居民。但野蠻人艱於生育與健康惡化的原因大概還不限於此，任何原因，例如旁近強大部落的入侵，只要在力量上足以使他們放棄原有的鄉土、改變原有的習慣，就可以造成這些結果。在把捕獲的野生動物馴化而成家養的工作中，人們所怕的是發生某些消極的制約的影響，而最主要的制約就包含對生育力的限制，使這種動物從此不能像在自然狀態中那樣地繁殖。就野蠻人來說，一旦和文明接觸之後，也會發生一些制約的影響，使其不能存活下來而自己形成一個文明的種族，而主要的制約之一也正好是一樣，就是，由於生活條件的改變而不生育或艱於生育：野生動物與野蠻人在這方面大有相同之處，是值得引起興趣的一個情況。 最後，儘管人的一些種族的日趨削減而終於滅絕是一個高度複雜的問題，而其所以複雜，正是因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很多，而這些原因又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但問題的性質是和一些高等動物——例如化石馬——的所以滅絕一樣的。這種馬原產於南美洲，但終於滅亡了，而不久以後，在同一些地區之內，被無數的西班牙馬的馬群所接替了。紐西蘭的麥奧利人似乎自己覺察到人獸之間這樣一個並行而可以類比的現象，因為他把自己未來的命運和當地一種老鼠的未來的命運相提並論，這種老鼠，在移入的歐洲鼠的競爭之下，今天正接近於滅絕。要想肯定導致滅絕的一些確鑿的原因究竟是什麼，而它們又是怎樣起作用的，對我們的想像來說，是大有困難的，困難實在不小，但對我們的理智來說，只要我們牢牢記住，每一個種與每一個種族的增長是經常地多方面地受到制約的。因此，只要在已有的一些制約之上，再添上任何新的制約，哪怕是很微小的一個，這有關種族就肯定會在數量上日益減少，而數量的不斷減少遲早會導致滅絕；而在大多數的例子裡，最後的結局是歸一些能征慣戰的部落用入侵與吞併的方式摧枯拉朽似地加以決定的。 論人的各個種族的形成 ——在有些情況下，不同種族的雜交曾導致一個新的種族的形成。歐洲人和印度人屬於同一個祖系，亞利安（Aryan）祖系，所說的也基本上是同一個語言 [25] ，而在形貌上卻很不相同，而反之，歐洲人和猶太人在形貌上相差很少，而猶太人所屬的卻是另一個祖系，閃米底（Semitic）祖系，而所說的語言也屬於很不相同的一個系統，——對這一類的獨特的事實，勃柔卡的解釋是，當初在屬於亞利安祖系的人向四面八方大事散布的時期里，某些支派和所到之地的土著部落發生了大規模的交混。 [49] 當兩個有著近密接觸的種族進行雜交之初，初步的結果是一種雜七雜八的拌和物；例如，亨特爾先生，在描寫桑塔爾人（Santali），即印度一部分的山區部落，的時候，說，「從黧黑而矮胖的山居部落中人，到身材高大、皮膚作橄欖色、額高顙闊得像富有理智氣息、雙目肅靜，而頭顱則高而前後突出的婆羅門僧」，人們可以看到數以百計的難以明辨的層次。因此，在法庭上，法官有必要向證人先問一下，究竟他們是桑塔爾人，還是印度人。 [50] 一個雜拌性的人群，有如玻里尼西亞諸島中某些島嶼上的居民那樣，大都由兩個不同的種族雜交而成，所剩下的純血統的成員已經是寥寥無幾，或已經根本沒有，究竟會不會融合而成為一色，直接的例證還沒有看到過。但就我們的家畜來說，通過仔細的選擇， [51] 一個雜交而來的品種，在不多幾個世代之後，可以固定下來，由夾雜而變為一致，成為一個真正的品種。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推斷，一批雜拌性人口的彼此之間的自由交配，經過了漫長的一大串世代之後，會提供一個選擇的場合，而同時也會制止任何返祖遺傳的傾向；而這樣，這批雜交而來的人口會終於變得融通一色，只是在此一色之中，原先參加雜交的兩個種族的種種性狀未必恰好各居一半而已。 人的種族與種族之間的一切差別之中，最稱鮮明的差別而也是標誌性最強的差別之一，是皮膚的顏色。以前人們以為這一類的差別可以用不同氣候的長期而直接的影響來解釋；但帕拉斯首先指出這解釋是站不住的，而後來幾乎所有的人類學家都同意他的意見。 [52] 這一個解釋之所以被擯棄，原因在於不同顏色的種族的分布並不和不同氣候的分布一一相符，而絕大多數的種族在他們目前的鄉土之內，也就是習慣了的氣候區域之內，都一定是住過很久很久的。我們從傑出的權威那裡聽到， [53] 一些荷蘭家族，在南非洲已經住上三個世紀，皮膚的顏色卻絲毫沒有改變：這一類的例子是多少有些分量的，可以相信。吉普賽人（gipsies）和猶太人，在世界上散布的地區雖各不相同，形貌顏色卻到處一律，也同樣地可以引來作為這方面的論據。猶太人的一律性有時候是被人誇大了的， [54] 但也還可用。有人認為，一地的空氣過於潮濕或過於乾燥，而不僅僅是氣溫的冷熱，對皮膚顏色的變化更有影響；但道爾比涅根據南美洲的材料、利芬斯東根據非洲的材料，所達成的結論既然完全相反，任何有關空氣乾濕的結論不能不被認為是十分可疑的了。 [55] 我在別處曾經列舉種種不同的事實，證明皮膚和毛髮的顏色有時候是彼此相關得出人意料之外的，而此種相關又包括一種完善無缺的抵抗力在內，足以應付某幾種的植物毒素的作用和某些種類的寄生蟲的侵蝕。因此我想到過，黑人和其他膚色比較灰暗的種族之所以灰黑可能是由於，相繼多少世代以來一些灰黑程度比較深的個體，得力於膚發顏色之深，頂住了自己鄉土上的瘴癘之氣的致命的毒害，而存活了下來。 後來我發現威耳斯（甲697）博士很久以前就有過這個同樣的想法。 [56] 很久以來，人們知道黑人，和甚至黑白混血的「繆拉托」，幾乎完全可以免於黃熱病（yellow-fever）的襲擊，而這種病，在美洲熱帶地區，對其他種族的人，是有極其巨大的毀滅性的。 [57] 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流行於非洲沿海至少有二千六百英里長的地帶上的幾種可以致命的間歇熱，而在這一帶殖民的白人，在它們的侵襲下，每年要有五分之一喪命，五分之一被迫回到歐洲的老家，終身病廢。 [58] 黑人的這方面的免疫性似乎部分是先天的，即建立於身體素質上的某種我們還不了解的特點的，而部分是對當地水土取得了適應的結果。 [25] 據布謝說， [59] 從蘇丹地區附近徵募而從埃及總督那裡借來的參加墨西哥戰爭的黑人部隊，在頂住黃熱病方面，幾乎與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同等地有能耐，而西印度的黑人原是早年從非洲各地移來而久已服習了這一地區的水土的。對水土氣候的服習或適應是有它的作用的，我們也從許多黑人的例子裡看到了這一點，這些原在熱帶地方的黑人，後來在比較寒冷的地方住了一些時候回來，就似乎比以前更容易害熱帶的各種熱病。 [60] 白人的各個種族長期以來所服習的氣候的性質對他們也有某些影響，因為，當1857年黃熱病以瘟疫的方式在德美臘臘（Demerara——地區名，在南美洲英屬圭亞那）猖獗之際，勃雷爾（甲68）醫師發現白人殖民的死亡率是和他們所從來的地區所在的緯度成正比例的。就黑人來說，這種對黃熱病的免疫性，單單作為服習水土的結果而言，暗示他們已經和這一類的水土與氣候打上了不知多少歲月的交道，才能如此；因為美洲熱帶的土著居民，儘管在當地居住的歲月也已經長久得荒遠難稽 [26] ，對黃熱病卻並沒有免疫性；而據特瑞斯特臘姆（甲659）牧師說，在非洲北部也有類似的情況，在那裡，在有些地段里，土著居民 [27] 每年要被迫離開一段時間，而當地的黑人則可以平安地一直留在那裡。 黑人的免疫力和他的皮膚的顏色有任何程度的相關這一說法，實際上只是一個猜測；和它發生相關關係的或許是另外一些差別，這差別可能在血液里，在神經系統里，也可能在其他的細胞組織里。儘管如此，根據上面所列的種種事實，又根據膚色與肺病的傾向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聯繫的可能的事實，我認為這個猜測也未必全無著落。正因為這樣，我才在上文費上這麼多的工夫，試圖確定它究竟有著落到何等地步，成功雖不大， [61] 我希望這工夫還不是白費的。不久以前去世的丹念耳（甲178）醫師在非洲西海岸待過很久，對我說，他不相信這其間有任何關係。他自己是個膚發顏色極淺、見得特別白皙的人，他頂住了當地的氣候，健康出乎意料地好。當他童年初到這海岸來的時候，一個年老而有閱歷的黑人酋長，根據他的形貌，預言他可以頂得住，後來果然如此。在安帖瓜 [28] 行醫的尼科耳森（甲499）醫師，在留心到這個題目之後，寫信給我說，顏色深些的歐洲人比淺些的更能逃免黃熱病的襲擊。海瑞斯（甲299）先生根本否認，發色深的歐洲人，比起其他的人來，能更好地頂住炎熱的氣候；反之，經驗教育了他，在向非洲海岸選派士兵服役的時候，最好選頭髮發紅的人。 [62] 因此，單單根據這些分量都很不大的跡象來看，我們的假設，認為某些種族的膚發之所以黑，是由於越來越黑的一些個體，長期以來，在容易發生各種熱病的瘴癘之鄉存活得較好的緣故——似乎是沒有根據的了。 夏爾普（甲602）醫師說， [63] 熱帶的太陽對白皮膚起燒灼的作用而使之起泡，而對黑皮膚則完全無害；而他又說，這是和個人的習慣並無關係的，因為六個月到八個月的嬰兒往往一絲不掛地在烈日之下被大人帶來帶去，而一樣地不受影響。有一位醫學界人士肯定地告訴我，幾年以內，在熱帶地方，每到夏季，而冬季並不這樣，他的雙手上會長出一塊塊的淺棕色的皮膚來，像雀斑，而比雀斑為大，同時，皮膚上保持白色的那些部分有好幾次還相當厲害地發了炎，起了泡。在低於人的各種動物里，白色毛羽所掩蓋的皮膚，和皮膚的其他部分之間，對太陽的作用的感受性，也存在著素質上的差別。 [64] 皮膚的免於太陽的燒灼這一點的重要性究有多大，是不是足以說明黑人種族的黑色的由來，也就是說，自然選擇把皮膚越黑而越不怕太陽燒灼的個體保存了下來，否則就受到了淘汰，那我就判斷不來了 [29] 。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便得假定熱帶美洲的土著居民在那裡定居下來的年代要比黑人在非洲的短得多，比起馬來群島南部的巴布亞人來，也是如此；正好與膚色較淺的天竺人在印度所待的時間要比半島中部與南部膚色黝黑的原始土著居民 [30] 的時間為短暫一樣。 在目前的知識情況之下，我們對人的各個種族之所以有膚發顏色的差別，雖還不能作出解釋，說深顏色有好處，不行，說氣候有直接的作用，也不行。然而我們也不該太忽視氣候這一方面的力量，因為我們有良好的理由相信，這種力量也產生一定分量的遺傳影響。 [65] 我們在上文第二章里看到，種種生活條件可以直接影響身體機架的發育，而這種影響是可以遺傳的。例如，而這也是一般人都承認的一件事，移居到美國的歐洲人，在形貌上，會經歷一些程度很小而速度極快的改變。他們的軀幹和四肢都會變得拉長一些；而我從柏爾尼斯（甲52）上校那裡聽說，在美國的最近一次戰爭里 [31] ，有一件事對此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證據，就是，一些德國隊伍穿上了美國為美國士兵所制的現成的軍服之後，全不配身，一切尺寸都長得太多，弄得十分可笑。在美國，也有相當多的證據，說明在南方諸洲，在家庭里供役的第三代黑奴同田間勞動的黑奴在形貌上也呈現顯著的差別。 [66] 但若我們就分散在全世界的人的種族作一通盤的觀察，我們還是不得不作出推論，認為他們的種種有特徵性的差別很難用生活條件的直接作用來解釋，即便他們對各自的這些條件已經服習了不知多麼漫長的一個年代。愛斯基摩人完全恃肉食為生；穿著使用很厚的帶毛的獸皮取暖；終年苦寒，半年摸黑，然而他們和中國南方的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別，而中國南方人卻完全素食（完全二字不實——譯者），經年幾乎不穿衣服地和酷熱的氣候與刺眼的陽光打交道。一絲不掛的火地人住在荒涼寒苦的海邊，靠海產的一些食物餬口；巴西的布托庫多人住在比較內陸的炎熱的深林里，主要靠採集到的蔬果維持生活；而這些部落卻如此地十分相像，以至在「比格爾號」船上的幾個火地人被某些巴西人錯認為布托庫多人。再者，布托庫多人，以及熱帶美洲的其他土著居民是完全和黑人不相同的，兩者之間雖隔著一片大西洋，一在東岸，一在西岸，然所服習的氣候則大致相同，而所進行的日常生活也幾乎一樣。 除了在很微不足道的程度上有些關係而外，我們也不能用對身體各部門用進廢退的遺傳影響來解釋人的各個種族之間的種種差別。習慣於獨木舟里過日子的人們的腿也許發展得短一些，住在高原或高山地區的人們的胸膛也許要擴大一些，而在那些經常使用某一種感官的人，容受這一感官的腔或竅似乎要發展得寬大一些，從而使整個的容貌也發生少量的變化。就文明的民族國家的人說，由於使用少而縮小了的上下齶——所說使用，指這一帶的若干不同的肌肉，為了表達各種情緒，所慣於進行的一些活動——和由於理智活動的增加而擴大了的腦神經，聯合起來，便在他們的一般的容貌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和野蠻人的相形之下，顯然地有所不同。 [67] 身材有了增高，而腦神經沒有任何相應的加大（根據上文提到過的家兔的例子而加以推斷），也許是人的某些種族所以取得了一個拉長了的顱骨，即長顱型的一個原因。 最後，我們還了解得很少的那條相關發展的原理有時候也起些作用，肌肉的特殊發達和眉脊樑的強大突出，有其一必有其二，即其一例。膚色和發色是一清二楚地相關的，而在北美洲的曼丹人中間，發的結構和發的顏色也是有一定的相關的。 [68] 皮膚的顏色，和它所揮發出來的氣味，也有一定方式的聯繫。就綿羊的若干品種來說，皮膚上每一個單位面積里的一根根的毛的數量和排泄用的細孔的數量也有關係。 [69] 如果我們可以根據家畜中的一些可供類比的情況而加以推斷，我們就敢說，人在結構上的許多變化大概是屬於相關發展這一原理的範疇的。 到此我們已經看到人的各個種族的一些外表的、有標誌性的差別用生活條件的直接作用來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也不能用身體各部分的用進廢退的影響來加以說明，而通過相關發展的原理的解釋也沒有多大用處。這些路子既不通，我們就被帶上另一條路，另作試探，就是，人所特別容易產生的種種細小的個別差異，就是每個人身上的一些變異，會不會在一長串的世代之內，通過自然選擇的作用，得到了保存、積累、加大，而終於成為區分種族的特徵。但在這條路上我們一開始就遇上困難，就是，只是對有機體有利的一些變異才受到保存與發展；而盡我們的力量所能作出的判斷是（儘管在這方面的判斷一直容易發生錯誤），人的各種族之間的差別雖多，卻沒有一個是對人有任何直接或特殊的用處的。這句話當然不可能包括種種理智的、道德的或社會的才能。人的種族與種族之間一切外表的差別的巨大的變異性，本身也就表示它們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因為，如果夠重要的話，它們就不會多所變異，而是，要麼早就被固定而保存下來，要麼早已被淘汰掉。在這一方面，人和自然學家們所稱「善變」（protean）或「多形」（polymorphic）的一些生物形態相像，這些形態的身上的那些變異在性質上都是無關痛癢的一些，因而躲開了自然選擇，沒有成為它的作用的對象，看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它們才一直維持著一種高度的變異不定的狀態。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人何以有種族之別的解釋的一切嘗試都受到了挫折，沒有能順利地取得一些結果；但未經涉足的還有一條路、一股力量，那就是性選擇了。看來性選擇也曾在人身上起過強大有力的作用，一如在許多動物身上起過的那樣。我這樣說，卻並不認為性選擇足以解釋種族之間的一切的差別。總還會有無從解釋的一個剩餘部分，而對這一部分，在我們無知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說，有所不同的一些個人總是不斷地在世間冒出來，例如，有的頭圓些，有的頭窄些，也就是前後長些，而就鼻子說，有的上下長些，有的短些。如果，所由把它們誘導而出，而我們還不知道的那幾種力量維持不變，或更連續不斷地發揮它們的作用，加上長期持續的交婚的影響，頭形也罷，鼻形也罷，都有可能固定下來而趨於一律。這一類的變異屬於我們在上文第二章所一度提到的一個暫定的類別，由於沒有更好的名稱，我們往往把它們叫做自發的變異。我也不敢說，性選擇的影響可以精確地指出來而完全合乎科學的要求；但我們能指出，如果人沒有通過這一股力量而起些變化，像千千萬萬的其他動物所曾通過，並且顯得如此無可抗拒而必須通過的那樣，那我們要問，人怎麼會成為一個唯一的例外呢？這種例外的地位反而成為一個無法解釋的問題。還可以進一步地指出，人的種族與種族之間的一些有如在膚發顏色、毛髮多寡、面貌體態等等方面的差別並不是一般的，而是可以被指望納入性選擇活動範圍以內的那一類的差別。但為了把這問題處理得恰當，我感覺到有必要把整個動物界檢閱一周。我為此把本書的第二篇完全交給了它。到末了我還是要回到人，而在嘗試說明人通過性選擇的途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經歷過一些變化之後，還將就這第一篇里各章的內容作出一個簡短的總說。 附錄——皇家學會會員赫胥黎教授著：論人與猿猴的腦在結構與發育上的異同。 關於人與猿猴的腦的差別，性質如何，程度多大，論戰開始於十五年以前，至今還沒有結束，但到了現在，爭議所用的題材已經和從前的完全不同了。原先有人說了再說，並且以少見的糾纏不清的執拗態度說個不停：所有的猿猴的腦，即便是最高級的，都和人的不一樣：人的大腦的兩個半球各有一個後葉（posterior lobe），而猿猴連這樣顯著的一些結構都有不起，同時猿猴也沒有後葉所包容的側腦室（lateral ventricle）的后角（posterior cornu）和禽距（hippocampus minor），而這兩個結構，在人腦里也是再清楚沒有的。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在猿猴的腦里，剛才說的三個結構和人腦的一樣地發達，甚至更為發達；而實際上它們是一切靈長類（如果我們把各種狐猴除外的話）所共有的一些特徵，而這些特徵的富有標誌性在現在已經是十分肯定的一點，其基礎的穩固和比較解剖學裡所提出並得到肯定的任何論點不相上下。再者，近年以來，長長的一大串解剖學家都對人和猿猴的大腦半球上面一些複雜的腦回（gyrus）和腦溝（sulcus）的安排部署下過一些特別的工夫，而每一個人都承認，在人也罷，在猿猴也罷，它們所遵循的格局只有一個，更沒有第二個。黑猩猩大腦上的每一個腦回、每一個腦溝，都可以在人的大腦上看到，因此，一整套的名詞，兩者之間，全可以通用，可以呼應。在這一點上，誰也沒有不同的意見。不多幾年以前，比肖福教授發表了一個報告，專論人和猿猴的大腦上的腦回（convolution，即上所云 gyrus）。 [70] 我這位飽學的同行的目的既然肯定不在於低估人與猿猴之間在這方面的差別的意義，我引以為快地在這裡轉述他如下的一段話。 「很多人所熟知而誰也沒有異議的一件事是，多種猿猴，尤其是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它們的身體組織上和人很相接近，比任何其他動物接近得多。單單從組織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大概誰也不會不同意林納的見解，認為人，儘管有些奇特，只能被看成是一個種，而理所當然地放在哺乳類動物，包括這些猿猴在內的首席地位。人與猿猴，在一切器官方面所表現的近似程度是如此地高，只有極度精密的解剖學的調查研究才能把那些真正存在的差別指證出來，而這種精密的研究還有待於有人提供。彼此的腦也是這樣。人、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腦，無論有多少重要的差異，也是彼此很相接近的。」（注[70]所引書，頁101） 如此說來，對一般猿猴和人的腦，在種種基本性狀的相似這一層上，不存在什麼爭論了；而在黑猩猩、猩猩和人之間的尤為近密得出人意料的相似，甚至不放過大腦半球上許多腦回和腦溝的部署的細節，更不存在任何異議了。再轉到幾種最高級的猿類和人的腦之間的某些差別，究竟這些差別的性質如何，分量如何，這其間也不存在什麼嚴重的問題。大家都承認，人的大腦的兩個半球比猩猩與黑猩猩的為大，絕對的大，相對的也大；而由於眼眶的骨頂向上突出而造成的額葉（frontal lobe）的下陷，在人的腦半球上也不那麼顯著；人腦的許多腦回和腦溝，一般地說，在安排上也不那麼兩邊對稱，同時枝分出來的較小的一些皺紋卻要多些。大家也承認，一般地說，那條介於顳葉（temporal lobe）與枕葉之間的稱為「外縱裂」的腦裂（temporo-occipital fissure，或「external longitudinal」fissure），在各種猿猴的大腦上，通常總是一個十分顯著之點，而在人則只是隱約可見而已。但大家也都清楚，人腦與猿猴腦之間，雖有這些差別，卻沒有任何一個足以在彼此之間構成一條斬釘截鐵似的界線。外縱裂的名稱原是格臘休雷教授叫出來的，關於它在人腦上的情況，特爾奈爾教授說過如下的話： [71] 「在有些人腦上面，它只簡單地表現為半球邊緣上的一條略微凹進的印痕，但在另一些人腦上，它或長或短地從橫里引申出來。在一個女子的腦的右半球上，我看到它引申而出到兩英寸以上，而在另一個標本上，也在右半球，它引申出了一英寸的十分之四，然後又向下方延展，直到半球外面下部的邊緣。在大多數的四手類動物的過半數的大腦上，這條腦裂原是異常清楚而惹人注目的，但在人則界線很不分明，原因在於在人這一方面，存在著表面的、看起來很清楚的、一些枝分出來的腦回，把頂葉（parietal lobe）和枕葉給搭連了起來。這些搭了橋似的小腦回中的第一個腦回越是靠近外縱裂，則外頂枕裂（external parieto-occipital fissure）就見得越短。」（注[71]所引書，頁12） 由此可知，這條格臘休雷的外縱裂在人腦上受到抹殺而不顯著並不是一個經常而穩定的性狀。而在另一方面，它在高等猿猴的腦子上的充分發達也並不是一個經常而穩定的性狀。因為，就黑猩猩而言，饒勒斯屯（甲560）教授、馬爾歇耳先生（甲441）、勃柔卡先生和特爾奈爾教授，在它們的大腦上，不是在左半球，就是在右半球，都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這條外縱裂由於「一些搭橋性的小腦回」的存在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抹殺。在一篇專門的論文的結論中，這裡面的最後那一位作家說： [72] 「剛剛敘述過的一隻黑猩猩的腦的三部分標本證明，格臘休雷所試圖作出的概括，說第一個搭橋性的腦回的完全缺乏，以及第二個此種腦回的隱蔽不見，是這種動物的腦的一些基本上有標誌性的特點——是不適用於一切黑猩猩的。僅僅在一個標本里，黑猩猩的腦在這些所說的特點上是遵循了格臘休雷所提出的法則的。至於上面一個，即第一個搭橋性腦回的存在，我傾向於認為，在過半數以上的這種動物的腦子上有，至少兩個半球里的一個上面有，這是根據到目前為止所已有人敘述過或畫過圖的材料所作出的估計，此外就不敢說了。至於第二個搭橋性的腦回的不在隱蔽的部位而在表面上看得到，則例子顯然地不那麼多，而我相信，到現在為止，只在本文所記錄的標明為（A）的腦插圖上可以看到。以前觀察家們在他們的敘述里所曾提到的兩個半球上的一些腦回的安排並不兩兩對稱，在我這些標本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注[72]引書，頁8、9） 退一步說，即便介於顳葉與枕葉之間的那條外縱裂是高等猿猴所別於人的一個標記，這一標記的價值又由於廣鼻類或新世界的各種猴子的腦的結構情況而變得大有疑問。事實上，這一條腦裂，就狹鼻類或舊世界的各種猿猴而論，儘管是最為經常與普遍的若干條之一，其在新世界的各種猴類卻全都不很發達；它在幾種小型的廣鼻類猴子裡根本找不到；在幾種叢尾猴（乙772）里它只有一些痕跡； [73] 而在蛛猴屬里，則有所發展而或多或少地受到搭橋性摺疊的抹殺。 在一個單一的類群的範圍之內的這樣一個變異不定的性狀是沒有多大分類學的價值的。 人腦的兩個半球上的一些腦回不但有些不相對稱，並且此種不對稱有著很大的個別變異，即往往因人而有所不同；而在受到檢視的屬於布虛曼族的那批人腦里，兩半球上面的一些腦回和腦溝，比起歐洲人的來，顯然要簡單而對稱得多，而同時，在有幾隻黑猩猩，它們的複雜性與不對稱性已經發展到足以令人注意的地步。這些都是在進一步研究之後已經得到確定了的事實。而就黑猩猩的一些例子而言，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勃柔卡教授所繪出的一隻雄的年輕的黑猩猩的腦子（法文《靈長目總論》，頁165，插圖11）。 再者，關於腦子的絕對的大小，已經確定了的是，最大的健全的人腦和最小的健全的人腦之間的差距要比後者和黑猩猩或猩猩的最大的腦子之間的差距為大。 還有一點情況是猩猩與黑猩猩的腦子和人的腦子相像，而和各種低等的猿猴則是不相像的，那就是它們有兩個白纖維體（corpora candicantia）——而類犬猿猴類（乙321）只有一個。 因為看到了這些事實，今年，1874年，我沒有疑難地把我在1863年所提出的主題再度申說而堅持一番： [74] 「因此，就大腦的結構所能提供的知識而言，這一點是清楚的，就是，人和黑猩猩或猩猩之間的差別，要比後二者和甚至各種猴子之間的差別還要少，而黑猩猩的腦子和人腦之間的差別，比起前者和狐猴的腦子來，幾乎是微小得沒有多大意義可言。」 在上面所已提到過的那篇論文裡，比肖福教授並不否認剛才這段話的第二部分，但首先他說了一句並不相干的話，認為如果猩猩與狐猴的腦子很不相同，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其次，他進而說出如下的話：「如果把人腦和猩猩的比一下，把猩猩的和黑猩猩的比一下，把黑猩猩的和大猩猩的比一下，而這樣一直下去，把長臂猿的、細猴的、狒狒的、長尾猴的、獼猴的、泣猴的、小泣猴（乙157）的、狐猴的、懶猴（乙899）的、狨（乙463）的，一個追一個地比一下，我們在如上所列的每先後兩種猿猴之間，在腦回的發展的程度上的相差不會大於人腦與猩猩腦或黑猩猩的腦子之間的相差，甚至連同等程度的相差也碰不到。」 對這一段話，我的回答是，第一，無論這話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它和我在《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中所宣說的主題完全不發生關係，那主題所關涉到的不僅僅是腦回的發展，而是腦的整個的結構。如果比肖福教授曾經不怕麻煩，而真的翻閱過一下他所批評的我那本書的第96頁，他早該發現下面這一段話：「而值得注意的一個情況是，就我們目前的知識所及而言，在整個一連串的從猴到人的腦的形態之中，儘管確乎有一個屬於結構性的中斷或缺口，這缺口卻不存在於人與各種類人猿之間，而存在於較低與最低的各種猴類之間，換言之，在新世界與舊世界的猿猴與狐猴之間。到今天為止，在每一個受人檢視過的狐猴的腦子，小腦是實際上部分從上面看得到的，並沒有完全被大腦掩蓋住；而大腦的後葉，以及它所容受的側腦室的后角和禽距或多或少地只是一些苗頭而已。而反之，在每一隻狨、美洲猴子、舊世界猴子、狒狒或類人猿，小腦的後部完全受到了大腦的幾個腦葉所包圍而隱蔽不露，而同時也具備腦室的后角和禽距，它們都發展得很大。」 我這話，在我當初說出來的時候，是嚴格地以當時所已取得的知識為依據的；而從那時候以來，我們雖發現了合趾猿（Siamang，即乙499）和吼猴（howling monkey，即乙646）的後腦葉相對地不很發達，對我的說法表面上像是有所削弱，而依我看來，我這說法基本上還是難以動搖的。儘管在這兩種猿猴里，後腦葉是特別短些，卻沒有人敢於說它們的腦，在哪怕是極輕微的程度上，和狐猴類的腦有靠近之處。而如果我們不像比肖福教授那樣，把狨擺錯了地方，擺錯了它自然而應有的地位（而他這一做法我認為是絕對沒有理由的），而把他所挑選而提出的一連串的動物重新排一下隊，並略加補充如下：人、叢尾猴、非洲猩猩（乙970——即大猩猩、黑猩猩——譯者）、長臂猿、細猴、狒狒、長尾猴、獮猴、泣猴、小泣猴、狨、狐猴、懶猴，我敢於重申一下，在這個系列裡，大缺口是在狨與狐猴之間，而這一缺口比存在於這一系列之中的任何其他前後兩個之間的缺口要大得相當的多。比肖福教授沒有理會，在他寫這篇論文以前，格臘休雷很早就提出把狐猴類從其他靈長類里分出去，而他所根據的理由恰好就是存在於二者之間的在大腦一方面的一些性狀；而也是在此以前，弗勞沃爾教授，在他敘述爪哇懶猴（乙571）的腦的過程中，曾經說過如下的一段話： [75] 「而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普遍認為在其他一些方面靠近狐猴這一科的那些猴種，那也就是說，在廣鼻類中的一些更低級的成員，在大腦後葉的發展上，卻並無向它靠近的跡象，即兩個腦半球並不短。」 既如上述，則過去十年之中，那麼多的學者的研究對我們的知識所作出的在分量上很可觀的補充增益，至少就成年腦的結構這一部分而言，充分地支持了我在1863年所提出的說法，絲毫沒有牴觸之處。但，有人說，即便承認人與猿猴的成年的腦子確乎彼此相似，彼此實際上卻是相差很遠的，因為它們在發育的方式上表現出一些根本的差別。如果這種根本差別真正存在的話，我認為，承認起來，誰也不會比我更有心理準備。但我否認真有這種差別存在。恰好相反，人與猿猴的腦子的發育，從根本上來說，是彼此符合一致的。 人腦與猿猴腦在發育上根本不同的說法是格臘休雷首先提出的，不同在：就猿猴說，在胚胎中最先出現的一些腦溝的部位是在大腦兩個半球的後部，而就人的胎兒說，則最早的幾條是在腦額葉上看出來的。 [76] 這個概括的說法是以兩筆觀察到的材料作依據的，一筆是一隻幾乎就要生產而沒有生產出來的長臂猿的胎猿，在這隻胎猿大腦上，後腦的一些腦回已經「發育得相當好」，而在額葉上的那些則「幾乎還沒有跡象可尋」 [77] （注[76]所引書，頁39），而另一筆是在人的胚胎髮育進入了第二十二或二十三個星期的胎兒，在這個胎兒腦上格臘休雷看到腦島（insula）還露著，沒有被蓋住，而儘管如此，「在分散在前葉上的一些腦裂之中，有一條稍微深一些，而這就是把前葉從枕葉劃分開來的標誌了，而枕葉在這階段里，由於一些別的理由，還長得很小。至於大腦的表面的其他部分這時候還是絕對光滑的」。 在所引格臘休雷的著作里，附有三張腦子的圖面，即圖片第二幅中的第1、2、3圖，1圖示兩個半球的上面，2圖示側面，3圖示下面，但沒有表示裡面的圖。值得注意的是，圖中所示與格臘休雷的敘述並不相符，圖中所示的是，半球後半面上的那條腦裂（即前葉與顳葉間的腦裂）比前半面上所顯出的模糊隱約的那些條條中的任何一條更為清楚。如果圖是畫得對的，那就並不能為格臘休雷的結論提供合理的根據，他的結論說，「因此，在這些腦子和胎兒的腦子之間有著一點根本的不同。在胎兒方面，早在顳葉的一些腦裂出現以前很久，前葉的一些腦裂已經在爭取它們的存在了」。 但自從格臘休雷的年代以來，斯米特（甲584）、比肖福、潘希（甲511） [78] 、和埃克爾 [79] 等人曾經把腦回與腦溝的發育與發展作為一個專題而重新加以調查研究，而埃克爾的報告不但是最新近的，並且最為完整，遠比別人的完整。 他們探討所得的最後的結果可以總括出來如下：—— 1. 在人的胎兒，大腦外側裂（sylvian fissure）是在胎期發育的第三個月中間形成的。在這個月和第四個月中（除了在這條腦裂的地位上腦皮層向下凹進而外），大腦的兩個半球是光滑的、圓圓的，向後伸出很多，超過並掩蓋了小腦。 2. 從胎兒生命的第四個月底到第六個月初之間，一些名副其實的腦溝開始出現，但埃克爾很仔細，他指出它們的出現，在時間的早晚上，在次序的先後上，胎兒與胎兒之間的個體變異相當大。但無論次序的先後如何，額葉上的腦溝和顳葉上的腦溝誰也不領先。 事實上第一條出現的腦溝是在腦半球的裡面（正因為是在裡面，所以格臘休雷把它漏了，看來他並沒有檢查到他的胎兒的腦半球的這一面），或者是內縱裂（internal perpendicular fissur）亦即頂葉與枕葉之間的頂枕溝（occipito-parietal sulcus）或者是距狀溝（calcarine sulcus），這兩條腦溝起初靠得很近，後來又合而為一。兩條之中，一般是內縱裂出現得更早些。 3. 在胎期的這一階段的後半里，另一條腦溝，即後葉與側葉之間的那條，名為「後頂溝」（posterio-parietal sulcus）或名「中央溝」（fissure of Rolando）的，發展了出來，而接著，在第六個月內，額葉、頂葉、顳葉和枕葉的各條主要的腦溝也都先後出現了。但，這幾條之中，究竟哪一條經常地比其餘幾條先出現，我們還沒有清楚的證據；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克爾所敘述而畫了圖（注[79]所引書，頁212—213，圖片第二，圖1、2、3、4）的那一個階段的胚胎的腦上，那條，就猿猴的腦子來說，最有特徵性的折槽，即前葉與顳葉之間的腦溝（法文稱為平行溝，scissure parallèle），是和中央溝一樣地發達的，甚至更為發達一些，並且也比前葉本身的腦溝要表現得更為清楚得多。 接受這些現下擺在眼前的事實，依我看來，胎期人腦上各個腦溝與腦回的出現，在次序先後上，是完全符合於總的進化論的學說的，也是和人從某一種猿猴一般的動物類型演變而來的這個看法毫無矛盾的，儘管，無疑的是，那種類型在許多方面和存活在今天的靈長類的任何成員都有所不同，也不妨礙這個譜系淵源的看法。 半個世紀以前，拜爾教導我們，一些有親族關係的動物，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首先把它們所隸屬的較大的類群所共有的一些性狀像穿衣戴帽似的穿戴上，而其次，又一步一步地把使它們限制在有關科、屬、種的範圍以內的那些性狀穿戴上身。他同時也證明，高等動物的任何一個發育階段雖和一些低等動物的成年形態互相呼應，而和任何一定的動物的成年形態，卻並不是完全相似，紋絲不差的。我們可以很正確地說，一隻青蛙經歷過一條魚的狀態，正因為，而也只因為，在它的生命史的一個階段里，作為一條蝌蚪，它具備過一條魚的所有的性狀，而如果它的發育到此為止，而不再前進，那我們就得把它歸入魚類了。但我們可以同樣正確地說，一條蝌蚪是和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魚都很不相同的。 同樣，我們可以正確地說，在胎期的第五個月中的人腦不但像一隻一般猿猴的腦，並且像一隻鉤爪類猿猴（乙84）或狨類猿猴的腦，因為它的腦半球已經有了巨大的後葉 [32] ，而除了大腦外側溝與深刻的距狀溝之外，半球表面上是光滑的，而這些特點只有在靈長類的鉤爪類猿猴里才可以找到。但也一樣地可以說而不失其為正確，這也是格臘休雷所說到過的，它的大腦外側溝是雖淺而張開得很寬的，在這一點上它是和任何真正的狨的腦有差別的。若說它和胚胎髮育後期的狨腦要近似得多，那大概可以說是無疑的。但可惜我們對於狨類猿猴的大腦的胎期發育現在還一無所知，這也只是一個合理的推測罷了。就嚴格的廣鼻類猿猴而言，我所接觸到的唯一的一筆觀察是來自潘希的，他發現，在有一個種的泣猴（乙184）的胎猴腦上，除了大腦外側溝與深刻的距狀溝之外，只有一條很淺的前葉和顳葉之間的腦裂（亦即格臘休雷的平行折槽）。 現在，這一事實，再結合上這樣一個情況，就是，諸如廣鼻類猿猴里的松鼠猴（乙844）儘管在腦半球表面的前半僅僅有些腦溝的微不足道的痕跡，甚至一無所有，而前葉與顳葉之間的那條腦裂卻居然不缺——無疑的是，單單就這一點而言，對格臘休雷的假設便提供了一些相當好的有利的證據，他的假設是，在廣鼻類的腦子上，腦半球後半面的一些腦溝要比前半面的出現得早，這看來是對的。但我們不一定因此就能認為，適用於廣鼻類猿猴的一條規則也就適用於狹鼻類的猿猴。就狹鼻類說，關於類犬猿猴類的腦子的發育，我們真是什麼都不知道，而關於類人猿猴類（乙56）方面，則除去上面所已提到的將近去世的那個長臂猿的胎猿腦子的一篇敘述而外，我們也是一無所知。目前，能說明黑猩猩腦上，或猩猩腦上的一些腦溝的發育在次序先後上不同於人腦的證據，我們沒有，連影子都沒有。 格臘休雷在他論文的序言裡一開始就說了一句至理名言：「在一切科學裡下結論下得太快是危險的。」我怕，在他的著作的正文裡，當他討論到人與猿猴的差別的時候，他一定是把這句健全的格言給丟在腦後了。無疑的是，對哺乳動物的腦子的應有的理解作出過前所未有的最為突出的貢獻之一的這位出色的作家，如果他活得更長壽一些，而身受到這方面科學研究進展的好處的話，他一定會是承認他當初所依據的資料實在有所不足的第一個人。所不幸的是，在學力上對他的結論所由建立的基礎不足以有所領會的人們已經把這結論利用上了，利用來作為替蒙昧主義辯護的論據。 [80] 不過，重要而應該說明的一點是，無論格臘休雷關於顳葉上的腦溝與額葉上的腦溝的出現孰先孰後的假設是對還是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早在顳葉的或額葉的一些腦溝出現之前，胎期人腦所呈露的一些性狀是只在靈長類（狐猴類除外）的最低的猴群里才能找到，而如果人所從逐漸變化而來的那種形態也就是其他靈長類所從來的形態，這正好是我們應該指望得到的一個情況。 原注 [1] 《印度史》，1841年版，第一卷，頁323。瑞帕（Ripa）神父談到中國人，說過恰恰是同樣的話。（Ripa，查似應作Rippa，全名為Matteo Rippa，義大利人，1710—1723年入我國，表面上任宮廷畫師，暗中傳播天主教，有漢名為馬國賢。——譯者） [2] 在古耳德所編著的《美國士兵的軍事與人類學的統計調查》（1869年版，頁298—358）里，我們可以看到測定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體格的大量數字；關於肺活量，見同書，頁471。亦見伐伊斯巴赫（甲694）博士，根據謝爾澤爾（甲578）博士和希伐爾茲（甲588）博士所作的觀察，所編列的許多有價值的統計表，見《諾伐拉號航程錄：人類學之部》，1867年版。 [3] 此方面可供參考的資料不一而足，例如馬爾歇耳先生關於布希曼人（Bush-man——南非洲的一個種族——譯者）的一個女子的腦的敘述，載《哲學會會報》（丙149），1864年卷，頁519。 [4] 見沃勒斯，《馬來群島》，第二卷，1869年版，頁178。 [5] 這指古埃及有名的阿部辛貝爾（Abou —Simbel）石窟寺廟中的一些雕像；布謝先生（《人種的多而不一性》，原法文，英譯本，1864年版，頁50），從這些雕像中，有些作家認為他們可以認出十二個乃至更多的民族的代表來，但他自己遠沒有能認出那麼多。即便是形態上最為突出的一些種族，儘管我們滿心指望可以從關於這題目的一些著述里看到作家們能儘量一致地把它們認出來，但事實並不是這樣。即如諾特（甲505）和格利登（甲268）兩先生（《人類的幾個類型》，頁148）說，臘米西斯二世或臘米西斯大王（Rameses Ⅱ，或The Greet——古埃及統治者，即創建這些石窟寺廟以妄自尊大的人，他自己的雕像即為寺廟中崇拜的中心——譯者）具有極高度的歐羅巴人模樣的一副面貌；而對人類可以分成若干個種的看法有著堅定信念的另一個作家，諾克斯（《人的若干種類》，1850年版，頁201），在談到年輕的梅姆囊（Memnon，據柏爾奇，甲60，先生告訴我，即臘米西斯二世）時，則不遺餘力地主張他在形態上和住在盎凡爾（Antwerp——比利時北境城市——譯者）的猶太人一般模樣。再如，我自己也注視過阿木諾福三世（Amunoph Ⅲ）的雕像，我同意所在收藏機關中兩位管理人員的看法，而這兩位都是頗有鑑別力的人，認為他的面貌很顯著地屬於黑人的類型；但諾特和格利登兩先生（同上引書，頁146，插圖53）則把他敘述為一個雜交種，但其中沒有夾雜「黑人的成分」。 [6] 據諾特和格利登所引，見《人類的幾個類型》，1854年版，頁439。他們在這一點上也列舉了一些旁證；但福赫特認為這題目還須進一步探討，一時不能有定論。 [7] 見文，《各個人種的不同的來源》，載《基督教審察者報》（丙46），1850年7月。 [8] 見文，載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刊》（丙121），第二十二卷，1861年，頁567。 [9] 《論人屬（乙486）中雜交的現象》，英譯本（原法文），1864年。 [10] 見默爾瑞（甲491——與正文上文中的默爾瑞不是一人，那是甲490——譯者）先生的一篇有趣的通信，載《人類學評論》（丙21），1868年4月，羅馬數字頁53。這篇通信還對斯特爾澤勒基（甲635）伯爵的一個說法提出了反證，那說法是，澳洲土著女子，如果為白人生過孩子而再與本族人相婚，就不能再生育了。戛特爾法宜先生也曾收集過不少的證據，說明澳大利亞人和歐羅巴人進行交配，一樣地生孩子，並無不孕育的現象，見文，載《科學之路評論》（丙127），1869年3月，頁239。 [11] 見所著《對阿該西茲教授的動物世界自然區域劃分草案的一個評閱》，查爾斯頓版，1855年，頁44。 [12] 柔耳弗斯寫信給我說，他發現大撒哈拉沙漠地帶的出自阿拉伯人、柏柏爾人（Berbers），和三個部落的黑人的一些混血族類具有非常強大的生育力。在另一方面，瑞德告訴我，西非洲黃金海岸的黑人，一面讚賞白人和黑白混血的「繆拉托」，一面卻有戒律一般的一句話，認為「繆拉托」之間不應當交婚，因為其生不蕃，並且子女大都瘦弱。瑞德先生說，這一個流行的信念是值得注意的，因為白人在黃金海岸遊歷和居住已達四百年，當地土著居民已經有充分的時間來從經驗中取得一些知識。 [13] 見同上注[2]引書，頁319。 [14] 這我在《家養動植物的變異》已有所討論，見第二卷，頁109。我在這裡不妨更向讀者提醒一點，就是，兩種相交而表現的不孕性，並不是在進化過程中特別取得的一種品質，而是和某幾種的樹不能接枝一樣，是其他一些所取得的差別的一個附帶的結果。這些差別的性質我們還不知道，但可以設想的是，它們大概特別牽涉到生殖系統，而和外表結構與身體素質上的一些尋常的差別則關係不大。兩種相交而不育的現象之中看來有這樣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相交的一方或雙方已經長期習慣於某些固定的生活條件；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條件的改變對生殖系統發生一些特別的影響，而我們又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上文已經一度說到過），家養情況下種種生活條件的波動不定傾向於把自然狀態之下那種如此普通的雜交而不育的狀態消除掉。我在別處也指出過（同上引書，第二卷，頁185，與《物種起源》，第五版，頁317），兩種相交而不育這一特點之所以取得是沒有通過自然選擇的；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兩個生物形態已經變得很不能生育，要通過把越來越不能生育的一些個體保存下來的方法而越發增加這些形態的不孕育性，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孕性越是增加，所產生出來的可供繁殖之用的子息就越來越少，而最後只能有寥寥可數的、每隔很長而還沒有把握的一段時期才產生出來的幾隻個體。但此外還有程度更高的一種不孕性。蓋爾特奈爾（甲256）和克迂耳饒伊特爾（甲370）兩人都證明過，在包含著許多個種的一些植物的屬里，種與種相交的結果是，有的所長成的子粒多，有的所長成的子粒少，有的一粒也不長，而從多到少到無，可以構成一個整個的系列，而即便在一顆子粒也不長的種也還受到對方花粉的影響，它的胚子會有所膨大，而不是原封不動，就說明了這一點。在這裡，要把不孕性更強的一些個體選擇出來，顯然是做不到的，因為它們已經生不出什么子粒來；由此可知，那種只能使一方胚子有些膨脹的極端不孕性之所以取得是不可能通過了選擇的。這種極度的不孕性，和其他各種程度的不孕性或艱於孕育性無疑的也是一樣，是相交的物種的生殖系統在素質上的某些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差別所引起的一些附帶的結果。 [15] 《家養動植物的變異》，第二卷，頁92。 [16] 戛特爾法宜先生（《人類學評論》（丙21），1869年1月，頁22）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敘述，專說巴西的所謂「保羅會士」（Panlistas——天主教的一個集團的成員——譯者）的精力與成功，而這些成員中很大的一部分是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種，同時還有其他種族的血統夾雜其間。 [17] 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赫胥黎教授說（《國際史前考古學會議報告》（丙146），1868年，頁105），許多德國的南方人和瑞士人的顱骨，「其前後之短，與左右之寬，和韃靼人的不相上下」，等等。 [18] 伐伊茲（甲674）在這題目上有一段良好的討論，見所著《人類學引論》，英譯德文本，1863年版，頁198—208。我在正文中的有一些話則采自特特耳（甲662），《從體質上看人的起源與古老性》，波士頓版，1866年，頁35。 [19] 奈蓋利教授曾經仔細地敘述過幾個突出的例子，見所著《植物學通訊錄》（Botanische Mittheilungen），第二卷，1866年版，頁294—369。格雷（甲278）教授也曾就北美洲的菊科植物（Compositae）中的一些中間形態說過一些可以相類比的話。 [20] 參《物種起源》，第五版，頁68。 [21] 赫胥黎教授也這麼說，見文，載《雙周評論》（丙60），1865年，頁275。 [22] 見所著《關於人的演講集》，英譯本，1864年，頁468。 [23] 見所著《豬的各個族類》（Die Racen des Schweines），1860年版，頁46。又，《豬顱骨歷史、……的初步研究》（Vorstudien für Geschichte，＆c.，Schweineschädel），1864年，頁104。關於牛，見戛特爾法宜先生，《人種的統一論》（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版，頁119。 [24] 泰伊勒爾，《人類初期史》，1865年版；關於以手勢或其他姿態當語言，見此書，頁54。又見勒博克爵士，《史前時代》，第二版，1869年。 [25] 見威斯特若普文，《關於若干種可以類比的工具》，載《人類學會報告》（丙94）。又見，《斯堪的納維亞的原始居民》（原作者未詳——譯者），勒博克爵士輯定的英譯本，1868年，頁104。 [26] 見威斯特若普文，《關於巨石闕（cromlech——簡單的石坊，以若干豎列的巨石上橫置一巨石構成——譯者）……》，載《民族學會會刊》（丙79），此據《科學意見》（丙131），1869年6月2日的一期，頁3所引。 [27] 《「比格爾號」航程中研究日誌》，頁46。 [28] 《史前時代》，1869年版，頁574。 [29] 見文，英譯本載《人類學評論》（丙21），1868年10月，頁431。 [30] 見文，載同上注[17]所引的會議報告，頁172—175。又見勃柔卡文的英譯本，載《人類學評論》（丙21），1868年10月，頁410。 [31] 參格爾蘭特博士，《論一些原始民族的滅絕》（Ueber das Aussterben der Naturvölker），1868年版，頁82。 [32] 同上注引書，頁12，著者列舉了一些事實作為這句話的例證。 [33] 霍蘭德（甲323）爵士也說過一些同樣意思的話，見所著《醫師筆記與隨感》，1839年版，頁390。 [34] 在這題目上我收集了好多有關的例子，見《「比格爾號」航程中研究日誌》，頁435；亦可參格爾蘭特，同上引書（見注[31]——譯者），頁8。普厄匹赫（甲529）說道，「文明的氣息對野蠻人是毒的」（此語出處，原注文未詳。——譯者）。 [35] 見所著《關於野蠻人生活的見聞與研究》，1868年版，頁284。 [36] 見所著文，《物理與政治》，載《雙周評論》（丙60），1868年4月1日，頁455。 [37] 這裡所說的話全部采自邦威克，《塔斯馬尼亞人的終結》，1870年版。 [38] 這是塔斯馬尼亞總督德尼森（甲187）爵士的話，見所著《總督生活的形形色色》，1870年版，第一卷，頁67。 [39] 關於這些例子的詳情，見邦威克的又一種著作，《塔斯馬尼亞人的日常生活》，1870年版，頁90；有些亦見同上注[37]所引書，頁386。 [40] 《對紐西蘭土著居民的一些觀察》，紐西蘭政府出版，1859年。 [41] 見甘迺迪（甲362），《紐西蘭》，1873年版，頁47。 [42] 楊格（甲728），《帕特森的生平》，1874年版；尤其值得參看的是第一卷，頁530。 [43] 以上的許多話主要采自下列的幾種著述。賈爾弗斯，《夏威夷諸島史》，1843年版，頁400—407。奇弗爾（甲149），《散德威奇諸島上的生活》，1851年版，頁277。茹申貝爾格爾的話是從邦威克書中轉引的，見《塔斯馬尼亞人的終結》，1870年版，頁378。比肖普的話是從貝耳奇爾（甲46）爵士書，《環球航行記》，1843年版，第一卷，頁272。那連續幾年的人口普查的數字是通過紐約的尤曼斯（甲729）博士的轉請，而得之於寇恩先生的；我又曾把尤曼斯轉來的數字的絕大部分和上列諸書中所載的數字校對了一下，以求儘量地可靠。我把1850年的普查數字刪省未用，因為我看到了兩個相差得很遠的數字，無法利用。 [44] 見文，載《印度醫學報》（丙68），1871年11月1日，頁240。 [45] 關於諾福克島島民，見上注[38]所引書、卷，頁410。關於托達人，見馬爾歇耳（甲442）的著作，1873年版，頁110（著作名稱，原注文未詳，按即《托達人》見下文第八章注[94]及第二十章注[15]，然此處系初見，例應敘明，不應只說「著作」——譯者）。關於西部諸島，見米契耳（甲464）醫師文，載《愛丁堡醫學刊》（丙52），1865年3月、6月兩期。 [46] 關於這方面的例證，見《家養動植物的變異》，第二卷，頁111。 [47] 《家養動植物的變異》，第二卷，頁16。 [48] 這些詳細的資料系采自貝耳奇爾爵士夫人（參上注[43]——譯者），《「豐盛號」（「Bounty」）船上的譁變者》，1870年版；又采自1863年5月20日議會下院所令編印的《匹特開恩島》一書。正文下文關於散德威奇島民的一些話則采自《火奴魯魯報》（丙65）和得諸寇恩先生。（火奴魯魯為夏威夷主島首府，亦即檀香山的首府。——譯者） [49] 見所著文，《關於人類學》，英譯本載《人類學評論》（丙21），1868年1月，頁38。 [50] 見所著書，《孟加拉鄉村紀事》，1868年版，頁134。 [51] 《家養動植物的變異》，第二卷，頁95。 [52] 見論文，載《聖彼得堡學院院刊》（丙4），1780年卷，第二篇，頁69。隨後接踵而起的一個人是茹道耳斐（甲564），見所著《對人類學的幾點貢獻》（Beyträge zur Anthropologie ），1812年版。高德戎曾就這方面的證據作過一個總括的介紹，見所著《人種論》（De l』Espèce ），1859年版，第二卷，頁246等。 [53] 出斯米思爵士，見引於諾克斯，《人的若干種類》，1850年版，頁473。 [54] 關於這一層，見戛特爾法宜文，載《科學之路評論》（丙127），1868年10月17日，頁731。 [55] 利芬斯東，《南非洲的旅行和研究》，1857年版，頁338、339。道爾比涅的話，見引於高德戎，《人種論》，第二卷，頁266。 [56] 見所著論文，1813年在皇家學會會席上宣讀，1818年又輯入他的論文集中。我又曾把威耳斯博士的一些見解作過一個總的介紹，納入我的《物種起源》篇首的「歷史概述」中（該書羅馬數字頁16）。膚發顏色和身體素質上的一些特點也有一些相關之處，我也曾舉過種種例子，見《家養動植物的變異》，第二卷，頁227、335。 [57] 此方面可參看的文獻不一，例如諾特與格利登，《人類的幾個類型》（已一度見上注[5]——譯者），頁68。 [58] 見特洛克（甲660）少校的一篇論文，初於1840年4月20日宣讀於統計學會；後載《學藝》（丙28），1840年卷，頁353。 [59] 《人類的多而不一性》，英譯本，1864年版，頁60 。 [60] 戛特爾法宜，《人種的統一論》（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版，頁205。伐伊茲，《人類學引論》，英譯本，第一卷，1863年版，頁124。利芬斯東在他的《南非洲的旅行與研究》里也舉了一些類似的例子。 [61] 1862年春，我取得陸軍軍醫總處主管人員的許可把一份空白表格散發給在國外服役的各部隊的軍醫官，表格上附有如下的說明；我雖沒有能收到什麼回答，現在還是把這段說明轉錄在這裡：「在我們的家養動物里，既已有若干見於記錄的、標誌鮮明的例子，說明皮毛之類之顏色和身體素質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而在人的各個種族的膚色與各自所在的地區氣候之間又眾口一詞地認為存在著某種有限程度的關係，下面提出的調查似乎是值得大家考慮的。要查明的是，就歐洲人說，在他們的發色和對熱帶地區的各種疾病的感受性之間，究竟存在不存在任何關係。駐紮在一些不衛生的熱帶地區的部隊的各位醫官先生們如果能惠予相助，首先，為了比較要有個標準，把病人所從來的各個部隊里的各種發色的人點點數，深色的多少人，淺色的多少人，不深不淺或顏色難於判別的又多少人；又，各位軍官先生們如果平時能記一筆賬，把一切患有各種瘧疾、黃熱病或痢疾的人，一一記錄下來；這樣，不久以後，積累上數以千計的病例，列成表格，我們就可以看出，發色與身體素質上對種種熱帶病的易感性之間究竟有無關係了。這樣調查的結果也許發現不存在這種關係，那說明調查也還是有了結果，值得進行的。如果取得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則將來在為了某幾種特定的兵役而選派士兵的工作中，還可以有些實際的用途。而從理論方面來說，這種結果會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指證了從遠古以來生活在不衛生的熱帶氣候里的人的一個種族，在一長串的世代之間，通過一些發色與膚色特深的個體的更好地被保存下來，而整個的變成了深色或黑色；演變的途徑當然不止一條，而這就是一條了。」 [62] 見文，載《人類學評論》（丙21），1866年1月，羅馬數字頁21。夏爾普醫師也曾就在印度所見到的情況說（《特地創造出來的人》，1873年版，頁118），「有些軍醫官注意到，發色淺淡而膚色紅潤的歐洲人，比起發色灰黑而膚色蒼白的來，在熱帶地區的各種疾病面前，吃到的苦頭要少些。而根據我的見聞所及，這樣一個說法似乎是有良好的根據的」。而在另一方面，多年在賽拉利盎（Sierra Leone）經商的黑德爾（甲310）先生由於在他的公司里，因西非海岸的氣候惡劣，「死於疾病的職員比任何別的公司為多」（見瑞德，《非洲拊掌錄》，第二卷，頁522），則所持的看法恰恰與此相反；柏爾屯（甲124）上尉的見解也正好與此相反。（此末句原注未詳出處——譯者） [63] 同上注[62]引書，頁119。 [64] 《家養動植物的變異》，第二卷，頁336、337。 [65] 這方面的資料不一而足，例如，戛特爾法宜（文載《科學之路評論》，丙127，1868年10月10日，頁724 ）說到白人定居在阿比西尼亞（今衣索比亞——譯者）和阿拉伯後所得到的影響和其他一些可以類比的例子。又如饒勒博士（《人，他的由來……》，Der Mensch，seine Abstammung，1865年版，頁99），根據哈尼科夫（甲364）的資料，說，在北美喬治亞州定居下來的一些德國人的家族，一半以上，在兩代之內，取得了黑色的頭髮和眼珠。又如，福爾勃斯博士告訴我，南美安第斯山區的奇楚亞人（Quichuas——印第安人的一個族——譯者）在膚色上有很大的變異，視所居的山谷的地勢高下而定。 [66] 見哈爾蘭（甲298），《醫學研究從錄》，頁532（原注未詳出版年份——譯者）。戛特爾法宜在這方面也收集了不少證據，見《人種的統一論》，1861年版，頁128。 [67] 見夏弗哈烏森教授文，英譯本載《人類學評論》（丙21），1868年10月，頁429。 [68] 喀特林（甲140）先生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第三版，1842年，第一卷，頁49），在整個部落里，不論男女老少，大約十個或十二個成員中間必有鮮明的銀灰色的頭髮，而這特點是遺傳的。這種頭髮很粗硬，像馬鬣一般，而其他顏色的頭髮則又細又柔。 [69] 關於皮膚的氣味，見高德戎，《人種論》（Sur l』Espèce）， 第二卷，頁217。關於皮膚上的細孔，見菲耳肯斯博士，《畜牧經濟的若干問題》（Die Aufgaben der Landwirth. Zootechnik ），1869年版，頁7。 [70] 《人的大腦上的溝回》（Die 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 ），載《巴音（Bayern，英語作Bavaria——巴伐里亞）皇家學院文刊》（丙1），第十卷，1868年。 [71] 《器官解剖學觀點下的人的大腦的腦回》，1866年版，頁12。 [72] 《關於黑猩猩的腦的一些札記，尤其是關於一些搭橋性腦回的情況》，載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刊》（丙121），1865—1866年卷。 [73] 弗勞沃爾，《關於綿猴（乙774）的解剖學》，載《動物學會會刊》（丙122），1862年卷。 [74] 《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頁102。 [75] 見文，載《動物學會會報》（丙151），第五卷，1862年。 [76] 「在所有的猿猴里，大腦表面後半部的各個皺襞是首先發展出來的，而前半部的皺襞則比較晚；而因此，在猿猴的胎兒身上，後腦部分的脊椎和頭顱的頂側骨也同時相對地長得很大。至於人的胎兒，前半部的一些皺襞卻呈現為一個特殊的例外，它們首先露出苗頭，而額葉一般的發展，單單從體積大小的關係來看，則所遵循的法則是和各種猿猴一樣的。」見格臘休雷，《關於人和一般靈長類的大腦皺襞的報告》，頁39，圖片第四，圖3。 [77] 格臘休雷自己的話是（同上注[76]引書、頁）：「在當前討論中的猿猴胎，大腦後部的一些皺襞是已經相當發達的，而同時，額葉上的那些卻還幾乎沒有什麼苗頭。」但問題是，如圖（圖片第四，圖3）所示，中央溝和前腦葉上一些腦溝中的一條是夠清晰可觀的。然而，阿利（甲8）先生在他的《關於格臘休雷的人類學研究工作的評介》（載巴黎《人類學會報告》，丙96，1868年，頁32）里寫出了如下的話：「格臘休雷所掌握的是一具長臂猿的胎猿的腦，而長臂猿在各種猿猴里是很高級的，高得和猩猩極為相近，而被老資格的自然學家們列為類人猿的一種。赫胥黎先生在這一點上就是很堅決的一個例子。好吧，如今，當腦額葉上的一些皺襞還沒有存在之前 格臘休雷便已看到了蝶形的顳葉 （此葉部位在顱骨和顳骨與蝶骨兩片骨片之下，故西文亦稱 temporo-sphenoidel lobe——譯者）上的一些皺襞 的那具胎期中的腦子正好不是別的，而是長臂猿的。因此，我們有良好的根據來說，在人，一些腦回的先後出現是從α到ω，而在各種猿猴，是從ω到α。」（α、ω是希臘字母中首尾二字母，故二語意為從頭至尾與從尾至頭。——譯者） [78] 《關於人與猿猴的大腦半球上腦溝與腦回的典型的安排》，載《人類學文庫》（丙24），第三卷，1868年。 [79] 《試論胎兒大腦半球上腦溝與腦回的發育史》，載《人類學文庫》（丙24），第三卷，1868年。 [80] 例如，勒孔特（Lecomte）神父先生在他那本駭人聽聞的法文小冊子，《達爾文主義與人的起源》（1873年）里所說的一些話。 譯註 1. 即各族印第安人。 2. Papuans，新幾內亞島東部之土著居民，西與印度尼西亞的西伊里安的馬來人為鄰。 3. Hottentot，南非洲黑人的一個族類。 4. 指印第安人。按此語說得不確切，說今天，說滿全境，皆與事實不符，即在距今約百年達爾文著書之日，在歐洲殖民者的掠奪屠殺下，北美印第安人已走向滅絕，而南美印第安人各族類，滅絕的而外，剩餘的多半已成為混血種。 5. Chiloe，智利省區名。 6. Tasmanians，澳洲以南的塔斯馬尼亞島島民，亦黑人族類之一，已為英國殖民者所滅絕，其最後一個人死於1876年，即達爾文此書初版問世後5年，而第二版，即本書所譯版，問世後兩年。 7. 這裡所說的特點之一是脂肪臀（steatopygy）。達爾文生在英國的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當時的資產階級雖一般地過著淫侈的生活，但對正常的男女性關係以及與此種關係有牽連的事物卻諱莫如深，在語言文字上專搞假撇清（prudery），在人面前連一個「腿」字都下敢說，改用「肢」字！達爾文在這裡也有意識地迴避了「臀」字；「腿」已不雅，何況「臀」呢？下文中此類情況不一而足，這是初見之例，不妨略加說明如上。 8. Falkland，Islands，在南大西洋。 9. Pampao，南美洲中部。 10. Les Eyzies,法國西南部一個洞穴所在的地名。 11. 按即克茹烏濃（Cromagnon）人，以這洞穴之名為名。 12. Terai，地區名，意為「潮濕之地」，跨印度與尼泊爾境。 13. 按島在加拿大西南境，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的兩個族，一是努特卡人（Nootka），又一是夸克迂特爾人（Kwakiutl）。 14. 指古希臘及羅馬之類。 15. 在塔斯馬尼亞島東北隅。 16. 最後一個老婦人死於1876年。 17. Van Dieman’s Land，即塔斯馬尼亞島，1642年荷蘭殖民主義者初發現此島後所擬名，其後英殖民主義者又改今名。 18. Queensland，澳大利亞東北境地區名。 19. Shark’s Bay,與牟爾怯森河均在澳大利亞西境。 20. Bay of Islands,在紐西蘭北島北部的東海岸線上。 21. 新黑勃里提斯群島（New Hebrides)，在南太平洋，斐濟島群之西。諾福克島（Norfolk Island），在南太平洋，澳大利亞迤東。 22. 瘧疾對新移入一個瘧疾地區的人群有增加死亡率的影響，而無減少生育力的影響，其對於當地居住已久的人群或種族，則在死亡率方面亦無大影響，因此，就當地人而言，瘧疾就成為一種所謂地方病（endemic disease):我國南方各兄弟民族的發展以及漢族向長江以南移徙的歷史經驗都說明了這一層。長江下游的皖南、蘇南，歷史上亦曾是瘴鄉，當地人一生之中難免不患一次間歇熱性的瘧疾，俗謂之「胎瘧」，意在形容它的不可避免性，仿佛是從胎中帶出來的那樣；然而一般不導致死亡，至於對生育力的影響，則未有所聞，至少長期的歷史經驗是反證了這一點的。達爾文對此有異詞，是對的。 23. Ava，用這個名稱的地方不一而足，此當是緬甸古都阿瓦城。 24. Pitcairn Island，在南太平洋。 25. 指同屬印歐語系。 26. 按印第安人，作為蒙古利亞族的一支，從亞洲東北經白令海峽進入美洲的年代，近年來的估計是在一萬五千年至兩萬年之間，據此，則黑人的服習於熱帶水土，其年代的悠遠，更應在此之上。 27. 應是指阿拉伯人，雖系土著，卻於公元第七世紀起始從東方移來，言其「土著」，蓋所以別於近百餘年來移入的歐洲人。 28. Antigua，小島名，在加勒比海內。 29. 達爾文所「判斷不來」的這一點，百年以來，似乎已經得到較好的判斷。太陽所發出的光線中有一部分對動物身體有害；動物皮膚細胞中的色素細胞（pigment cells），可以吸收這種有害的光線，使不能射進身體內部；色素細胞越發達，這種保護能力就越強。除了少數天老之外，人的皮膚里都有這種細胞，但多少不等，一般說黑人各族最多，蒙古利亞各族的人次之，高加索各族的人最少；然無論哪一個種族，個別的變異性都相當大。和強烈的陽光打交道，日子一久，有的人會通身變得黑些（當然指暴露在外的部分而言），說明他們在這方面有發展的潛力；有的只會產生片片塊塊的棕色皮膚，有如達爾文在文中所舉某醫師的例子，有人只會生些雀斑；如果連雀斑都生不出，那就得起泡，用體內的水分勉強招架一下，否則就簡直可以曬死，英語說是死於「日射病」（sunstroke）。 30. 主要指達羅毗荼人（Dravidians）。 31. 指南北戰爭。 32. 此處原文，1887年和1913年的第二版印本均作「posterior lobster」，而「lobster」一字文義全不相屬，明顯地是「lobes」的刊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