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講疏 · 追想王靜安先生
（日）神田喜一郎等
王國維先生在北京北郊萬壽山昆明湖自殺，二十五年很快就過去了，於今學者追思先生之念彌切。六月十日午後一時半，在大阪市北濱三丁目緒方洪庵先生私塾的舊址，靜安學會和浪華藝文會共同主持召開了王國維先生追憶會。這一天，王國維先生的親交鈴木虎雄、梅原末治、橋川時雄諸先生特地從京都來會，會員中以石濱純太郎、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幾位為首，直接或間接親炙先生的，有近四十名參會者，以座談會的形式談談對先生的追憶。就此請靜安學會及浪華藝文會對座談會作了速記並揭載於下。
在會場的壁龕上祭著先生的照片，並展觀鈴木、神田、石濱、橋川、武內（義雄）諸人所藏的遺墨、書翰、墓誌拓本、書籍等等。先是幹事之一木村英一氏致開幕辭，接著鈴木豹軒老博士奉獻一詩如下：
浮海乘槎戴故冠，避秦戀主寸心丹。
藏山著作顧炎武，避秦操持管幼安。
大息九州蔽荊棘，正逢二紀奠椒蘭。
即今更欲賦哀郢，躬閱滄桑淚不干。
王忠愨二十四年薦筳賦奠於日本大阪緒方氏適園辛卯六月十日 豹軒鈴木虎雄
然後神田喜一郎氏被推為座長，座談會就開始了。
神田：我一向沒做過這種事，真是惶恐，但大家既然要我司會，那隻好從命了。
王國維先生是明治四十四年末來日本的，辛亥革命後羅振玉先生亡命日本，他就跟著來了。——但據說很早以前，他非常年輕的時候來過一次東京，在物理學校就學過一段時間——王先生四十四年來日本，是先生一生中的大事件，我覺得是他學問上的一個轉機。在此之前的王先生，已故長尾雨山先生、藤田劍峰先生應該有所知，現在想來沒人知道了。四十四年來日本、僑居京都時的事，鈴木、梅原兩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尤其鈴木先生在王先生到京都不久即有詩歌的唱和。所以先請鈴木先生講講京都時代的事吧。
一、京都時代
鈴木：來日本不久，他就從田中百萬遍的中華料理店（今之「神海樓」）搬到隔一兩棟的地方居住，他正搬家的亂糟糟的時候，我訪問過他。過了不久又搬到百萬遍寺廟左邊古怪的日本房子裡住了比較長的時間，之後再遷居神樂岡，董康先生也住在附近。羅先生最初也住百萬遍，不久搬到淨土寺，就是今天橋本關雪邸附近。
不記得什麼時候，請羅、王二先生到大學文學部，藤田劍峰先生也來了，開了一個歡迎會。聽說王先生在上海學校求學時，是藤田先生的生徒。
梅原：明治四十四年時我還是中學四年級的學生。我初次見他是大正三年，想來是羅先生搬到淨土寺以後的事了。但在此之前，大約四十五年初吧，聽說中國有名的學者來了，我到百萬遍附近的田中村去看看他的家。那個家我現在還記得非常清楚，屋南有門，門前有東西向的小河，河上架著一座小橋。門裡是庭園，之後是平房。周圍沒有住家，東側有通往田中神社的路，我在那條路上看看裡面的樣子就回去了。聽說這是一位名叫外村的先生的別莊。與王先生有直接接觸是在富岡先生為拓本事頻頻帶我出入羅先生家的時候，這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神田：我所知道的羅先生的家，是遷到淨土寺以後的，川越病院北邊一點，現在還在。好像是掛著澤田什麼的牌子。
梅原：神田先生所說的那個房子，裡面有庭院有池塘，好像也是誰的別莊。說點題外的話，我大正二年三月中學畢業，當時我對拓拓本很執迷，自然而然就得到京都大學諸先生的幫助。此前認識的濱田先生那時出洋了，代替他的工作的今西先生為我介紹了內藤先生和小川先生，翌年七月蒙大學雇用，受到諸位先生的照應。此後大學夏期講演，聽說有狩野先生的《漢文研究法》，我想拜聽這門課，以為可能因此也會讀漢文，所以請內藤先生把我介紹給狩野先生。拜聽了狩野先生一個星期的講座，第一次模模糊糊了解了中國學是怎麼一回事。與諸先生有了這樣的關係，內藤、富岡、小川等對中國金石學特別有造詣的幾位先生就吩咐我做拓本方面的工作。當時聽說羅先生有很多這方面的古物，這樣我就常常出入他的家。但我沒有學過拓本的正規技術，只能閉門造車，每次我都向羅先生及他的公子請教諸如用什麼紙、怎麼打拓本之類的問題，有時還拜觀他們實拓拓本。富岡先生常一起去，對我來說，羅先生家裡人多得簡直不可思議，其中有一位其貌不揚，說話口吃，看起來倒是讀書人的樣子，他好像非常專心地寫著什麼，這人就是王先生。當然那時我不知道王先生的事，甚至不知道此人就是先生。富岡先生是非常嚴格的，拓本如不佳就會受到不留情面的批評，而且為了講義資料的需要他要求我每周拓十至十五張之多的拓本。這樣我在羅先生家有較長的時間，終於和王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觸。藤田先生和富岡先生交情不淺，兩人都好飲。有一次，聽說藤田先生從東京來了，住在三本木，我陪富岡先生去見他，那時他已滿臉通紅，然後兩先生一邊咕嘟咕嘟喝啤酒一邊談笑，我在後邊恭恭敬敬地坐著，聽了很長時間，我記得那時王先生來了。當時我已在大學裡聽過內藤先生的課和富岡先生金石學的課，自然聽說過王先生，此時我才意識到在羅先生那兒常見到的邋邋遢遢的人就是王先生，我記得先生對喝著酒的兩先生鞠躬如儀。
神田：那時上富岡先生的課，他送給我們很多拓本之類的禮物，可能是梅原先生從命拓的吧。
鈴木：王先生來京都前出版了《曲錄》，我看後在《藝文》上作了介紹，這是很有用的。現在有這方面的研究者了，當時沒人從事於此，王先生卻在讀詞曲。《簡牘檢署考》也是我譯介過來的。
明治四十五年明治大帝駕崩，乃木將軍殉死，對此京都大學谷本教授提出批評，相國寺橋本獨山管長則在說法中褒獎乃木將軍。羅先生王先生偶因篆刻的關係已認識獨山師，王先生說：「此前見獨山師時並不覺得偉大，今天聽了他的話才覺得還是很了不起。」王先生自己也對清朝恩義深重，一直戴著清朝的帽子，我詩中「戴故冠」即是此義。
神田：他還留著辮子。
梅原：王先生有太太嗎？
鈴木：我見過小孩，可能他太太也來了吧。
神田：王先生歿後不久，在五條袋中庵追悼會席上，木村得善先生說：「今天王先生的知交大多都來了，可是沒有人知道王先生的家族吧。由於我是他的醫生，經常為他一家診病，所以知道他家裡所有的人。」
鈴木：在百萬遍家中，每當祖先忌日，王先生就在壁龕擺上肖像祭祀。
神田：田中村現在是大變了，但他家在百萬遍西電車通那條路的邊上吧。
梅原：我記得好像是在狩野先生家北邊變電所的東側吧。
神田：內藤先生當時住在泉殿，內藤先生有沒有什麼記憶？
內藤：那時我上小學，羅振玉先生和王先生常到我家來，因我是小孩子，所以沒接待他們。我的房間在客廳旁邊，經常能聽到他們的說話聲。我記得有時我從隔扇之間窺伺，那時，羅先生清瘦如鶴，相比之下王先生色黑，用日語說話，可是不善談吐，而且口吃。
鈴木：王先生在百萬遍住的時候好像是在讀註疏，並且跟羅振玉先生學習龜甲文字。我想在日數年，他在學問方面肯定有很大的收穫。
神田：羅先生淨土寺住處門左，有一個很大的土間，王先生就是在那兒學習的。
梅原：是的，羅先生一家住在右邊，王先生在左邊的土間裡。我拓拓本的時候，有時見他從那兒出來，吐唾沫並慢吞吞地說話，他自己好像總是在那兒寫東西。我又說題外話了，羅先生是金石的大家，對日本和朝鮮的東西也有興趣，他對我有諸如拓十張某某地方梵本之類的要求，所以我拓過很多妙心寺里的國寶黃鐘調鍾銘。
神田：羅先生大約是大正八年五月回國的，那時在圓山的「左阿彌」舉行了盛大的送別會，犬養先生也來了。王先生此前三年歸國，那時好像沒開送別會。
梅原：羅先生離開京都回國後，狩野、內藤兩先生指示我把他留下的東西用車拉到大學。他的住宅大概賣了兩萬三千元，後來用作影印寄贈的唐抄本的基金了。宸翰樓的匾額那時我帶回考古學教室，現在還保存在那兒。
鈴木：宸翰樓在什麼地方呢？
梅原：宸翰樓就在左邊的土間。
神田：有沒有人知道王先生在神樂岡的家？
梅原：我總是在羅先生家見到他，不知道王先生的家。
森（鹿三）：王先生號觀堂跟永觀堂有關係嗎？
神田、鈴木：那——不知道。
神田：王先生會一點日語，有時當羅先生的翻譯，可是不太流暢而且口吃，不太好懂的。羅福萇當翻譯的話就非常好懂。
水野（鶓之助）：羅福萇先生大正五年歸國時我與之同行，我記得那時他好像帶著一位滿洲婦人。
神田：他們家裡的事我不太了解……
內藤：王先生在京都時年紀多大了？
神田：大約是從三十四五歲到四十一歲，王先生比羅先生小十一歲。對於京都時代的王先生，匯文堂主人有什麼回憶？
大島（匯文堂主）：那時我上小學，常有中國人來看書，我只知道點頭打招呼，搞不清誰是誰。
內藤：神田先生和王國維先生是怎麼認識的？
神田：大約是大正二年二月，我從祖父之命，帶了家刻的尚書影印本去內藤先生在泉殿的家，再去大學，再去羅先生家，王先生正好在那兒，我就順便送他一部。這是我們初次相識，我帶回了王先生送的《壬癸集》。那時我十七歲。
梅原：由此我想起從那時起我同神田先生也熟識起來了，也真是有歷史了。神田先生尊祖是特別講究拓本的人，為拓本事我拜訪過神田先生家，在那兒認識了神田先生，那時我二十二三歲。我和鈴木先生認識是大正三年，他帶我去洛西松尾的古墓。先生好像忘了此事，但我前天找著了當時的日記。
二、上海時代
神田：大正五年王先生回上海。鈴木先生在中國留學時曾去過上海，我想與會者中鈴木先生大概是最早見到上海時的王先生吧，鈴木先生有沒有什麼回憶？大正十一年我去拜訪時他住在吳興里。
鈴木：我留學時與他見過幾次。有一次我從上海去寧波范氏天一閣，范氏的書庫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校倉造」 [3] ，但書放在二樓。是否讓日本人看書，得由親屬會議決定，結果我沒能進去。隨後我踏訪王陽明遺蹟，並順訪蘇州的孔子廟回上海。之後見到王先生。
森：他在上海時幹什麼呢？
神田：大概他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編纂學術叢編或藝術叢編——即猶太人哈同出資的那個雜誌。——隨後是諸如整理蔣孟頻〈苹〉家藏書之類的事。
森：沒講過課嗎？
神田：可能沒有吧。
鈴木：我曾陪他訪問過沈子培。
神田：當時沈子培批評他人的詩，用的全是別名，我搞不清誰是誰，王先生一一為我指明這人是誰，那人是誰。
鈴木：沈子培的詩非常難懂，連詩題也不容易搞明白。
神田：橋川先生對上海時的王先生能說點什麼嗎？
橋川：對上海時的王先生我一無所知。
神田：大正十一年我去上海時，他正在作蔣汝藻的藏書目錄。把我帶去介紹給蔣氏的正是王先生，王先生的《觀堂集林》也是由蔣先生出資出版的，我差不多每天去蔣先生家。王先生有時在自己家裡招待我，王先生家很小，連便所都沒有，有一次我想借用便所，他指著院子說「請便」，把我嚇了一大跳。之後不久，北京清廷招他為南書房行走，他就赴任北京了。北京時的情況橋川先生知道得很詳細，那麼就請橋川先生談談吧。
三、北京時代
內藤：您什麼時候去的北京？
橋川：大約是大正十二年，我在北京順天時報社，同社以戲劇通著名的辻聽花氏說，「王出齒」 [4] 來了，你要不要見見他。這是我初次見到王國維先生，當時王先生說，蘇州時的辻聽花氏是總打著領帶的國士型紳士，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他非常吃驚。聽說，辻聽花氏晚年那麼瘋瘋癲癲地過日子，是因為他夫人去世了。我問辻聽花氏是怎麼認識王先生的，他說在蘇州時，羅振玉、藤田劍峰諸先生在師範學校等地的時候，他的講義稿是由王先生翻譯的，那時起就叫他「王出齒」。從辻聽花氏介紹認識，一直到去世，我和王先生始終有往來。最後他在萬壽山辭世的四五天前我還見過他。
神田：他當南書房行走後住在北京的什麼地方？
橋川：在東板橋，離北京大學很近。以後從那兒搬到清華大學。
神田：起先他當南書房行走，後馮玉祥軍隊進京，宣統帝出走，王先生這才進了清華大學。
橋川：王先生說，當時他不能去北京的研究所，又不能像他希望的參加日方的文化事業，結果是進了清華大學，甚至他談到了清華大學的待遇。
內藤：王先生沒能參加文化事業的原因是什麼？
橋川：起先柯邵〈劭〉忞先生任總裁，狩野先生非常放心。狩野先生非常賣力地推薦說，如果將王國維先生排除在外，這一事業肯定會失敗。結果是柯先生手下書記之類的都加入了，而最終把王先生排除在外。狩野先生後來一直為此遺憾。
神田：您說過，在王先生去世前幾天還見到他，那時有什麼異狀？
橋川：早先，馮玉祥軍進北京，宣統帝退出宮中，移到醇親王府。我聽到急報，早上八點左右趕到王府，陳寶琛、朱益藩他們在門外轉來轉去，進到裡面只見宣統帝張著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對面王先生一個人跪在那兒哭。當時我也很年輕，後來見到王先生時大放厥詞說重臣這種東西一旦到了緊急的時候就沒什麼用了，先生大有同感，之後我們就非常親近了。王先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一次我介紹一個日本人來，那人說他想研究中國的中古史，王先生突然不高興了，一聲不吭，後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所說的中國中古史是什麼玩意兒。也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我帶一位日本來的老先生去看他，他感情激動，迥異平時，我問他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他說他家一個孩子剛剛病逝。他對馮玉祥非常憎惡，搜集了「二馬」（即「馮」）的左一個右一個的壞話，送來要登在報紙上，要是沒登載的話，他還會寫信來催促說：「前天我要辻聽花登載，怎麼還沒載呢？」事情就是這樣！他死前我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馮玉祥已經到了保定，他和平時不太一樣，說「再坐一會兒」、「在這兒吃飯吧」等等，我們上午去，一直呆到晚上。回來時，他一直送到清華大學正門，約有三丁遠。那時和我一起去的是一個叫小平的人，我們都很納悶，今天王先生為什麼這麼熱情而且依依不捨，不過這是過後才想到的。清華大學看門的是一個留有辮子的有趣的人，我找先生時他說：「你真了不起。」我問為什麼，他說：「拜訪那位留辮子先生的人都很了不起。」
神田：王先生去世後北京學界的反應如何？
橋川：受到非常大的震動。葬禮之後，在清華大學開了追悼會，與王先生同為大學研究院導師的梁啓超先生髮表了非常莊重的追悼演說：「中國近年失去了兩位文化偉人。一位是畫家陳師曾（陳衡恪，1876—1923，陳寅恪的叔兄） [5] ，另一位是王國維先生。」
神田：我想王先生和章炳麟的學風非常不一樣，北京學界章炳麟學派占了多數，他們對王國維先生學問的態度如何，是不是很敬服？
橋川：是，是很敬服，不過最佩服他的是並非章炳麟門下的胡適先生，但王先生沒能在北京大學工作，北京大學《國學季刊》要出版的時候，胡適先生極力主張第一卷無論如何要登載王先生的論文，很賣力地勸說王先生，王先生也為他的熱情所感動，終於答應了下來。那時先生對我說胡適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後來王先生寄去了原稿，但先生聽說要橫排印刷後非常不高興，說如是橫排印刷那就把原稿退回來，這就起了些糾紛。胡適先生數度拜訪，竭力解釋，好不容易得到王先生的理解得允橫排。
神田：我在上海見到王先生時他已經當了北京大學的導師，柯劭忞先生也是。導師是給在校外的傑出學者以講師的待遇，請他們看學生提交的論文。我見到先生時他正在看《詩經》的連綿詞研究。
橋川：當時的情況今西龍先生和北京的松浦嘉三郎先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神田：鴛淵先生說點如何？
鴛淵：我雖然住在北京，但專業很不一樣，一次也沒見過王先生。
石濱：關於他的死有很多說法。
橋川：他的死因有很多種說法。一是說羅振玉逼死了他，羅振玉要他拿出所有錢做生意，不知不覺全虧本了，但還是要他設法籌錢。清華大學陳寅恪先生和他交情最深，他頗相信這個說法，立王先生追悼碑時，碑文的原稿說了這件事，他給我看並問「這樣如何」，我說：「這一部分不太合適，還是刪除為好。」後來碑建成送來拓本的時候附著陳先生的信，說「那個部分都刪掉了」。碑文大意是：「凡是人間憂慮越深的人越偉大，憂慮最大的人就不得不死。」接著敘述王先生生平，結尾說「王先生這樣的人是最大的文化人」。另一個關於他的死的說法，是強調由於他和梁啓超學問的差別，對王先生而言清華大學不是好呆的地方。許多人作吊王先生的詩，其中有罵梁啓超的。不過這大概是不真實的。我覺得可能是由於馮玉祥到了保定，他對以後的時局感到悲觀的緣故。
石濱：有沒有他死因各種說法的記錄？
橋川：他死時我正出版《文字同盟》雜誌，很快就編輯了王國維追悼專號。羅振玉和王先生之間好像有家庭悲劇，據說羅振玉罵過王先生，說你這東西殺了我女兒的孩子， [6] 但我不知道此中的情況。《文字同盟》紀念號出版的時候，羅先生派人寄了許多輓聯，說都要登載，並糾纏不休地說一定要寫上沒有羅振玉就沒有王國維這樣的話。
神田：剛才說的這些在日本也有流傳，《哀輓錄》川田節山的追悼文中大體都有記載。
橋川：新聞中還有各種各樣的事情。其中之一是關於他的年齡，他的遺書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云云，於是有人說他四十九歲，又有說五十歲的，一時《晨報》上還爭論這個沒什麼意義的問題。
神田：看王先生的墓志銘，楊鍾羲撰文，袁勵准書，袁勵准和王先生是什麼關係？
橋川：袁勵准在王先生之前當南書房行走，先生當南書房行走也是由於袁的介紹。
神田：我明白了。王先生自殺這件事後來有各式各樣的議論，近來左翼方面似乎也有各種議論。
橋川：先生在萬壽山死的時候，身體倒插入池中，我調查過這件事。真為清朝殉死的只有震鈞和王先生，我和震鈞的兒子一塊吊過他父親投河的地方，他死在八里莊非常淺的河裡。在中國據說死在淺的水裡時應該倒插著跳下去。
神田：據說王先生也死在水很淺的魚藻軒前，大概在佛光閣之下吧。——謝謝諸位先生的發言。時間也差不多了，座談會就到這兒吧，下面請木村先生主持。謝謝諸位。
（濱田麻矢譯）
（原載《懷德》廿二期，195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