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講疏 · 回憶王靜安君

（日）狩野直喜 一 王靜安君於遙地去世，作為友人之一，我真是不堪哀悼之情。有關他純粹學術上的功績，可能還有講述的機會。這兒先談他與我的相識相處，順便會涉及他的學問，但那不是主要的話題，這是要先說一下的。 二 我初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概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到中國留學，在上海淹留的時候，我的友人藤田博士（現東京大學教授藤田豐八君）正好在羅叔韞君總理的東文學社任教，那是一所用日本語教授學問的學校。藤田博士說他教的學生里有某生，頭腦極明晰，善讀日本文，英語程度也很高，而且對研究西洋哲學有興趣，他的前途真是引人注目。和中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我留學的時候，或許是因為當時風氣，中國青年中的志學者，大都對政治學、經濟學有興趣，所謂有志新學而嘗試研究西洋哲學的，非常罕見。藤田博士給某生極高的評價，說了一大堆推賞他的話，可是我始終沒見到他。這位某生，就是王靜安君。 以後張謇先生在通州辦了學校，我的老友某先生在該學校教日文，聽說王靜安君也到通州當了翻譯或助教。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明治四十三年（？）左右吧，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在敦煌發現的遺書，除了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斯坦因帶走的以外，都在前清朝廷的學部里保管著，我與我們京都大學的內藤（虎次郎）、小川（琢治）、濱田（耕作）、富岡（謙藏），奉命去北京出差，作一些調查。當時羅叔韞君是京師大學堂的農科大學長，前面提到的藤田博士也在那裡任教，他們為我們的遺書調查提供了許多方便，王靜安君也在農科大學當職員，挺熱情地招待我們。 當時我打算研究元雜劇，在京都大學也已經開始講授這門課，恰巧王靜安君與我相似，也作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著述《曲錄》和《戲曲考原》。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機會面會王君，聽了他關於元雜劇研究的談話，覺得非常有意義。當時《大阪朝日新聞》計劃南極探險，整個社會都很關注。小川博士每一次見到中國人的時候就討論南極北極的問題，我則跟王君一直談中國戲曲的南曲北曲。所以我們呆在北京的時候，有些中國朋友對比南北極與南北曲兩個話題 [2] ，他們似乎把這事看成一個笑話。 三 王靜安君的學問範圍是宏大的，不只是以元雜劇研究為自己的專業。也許我的看法有錯誤，我以為王君學術研究的變遷是，在東文學社念書以及僑居上海的時候，他可能以西洋哲學為主，介紹了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書，在這樣的哲學背景下批評《紅樓夢》，創造了非常新式的學風，打破了已經僵化的傳統中國學的研究方法，嘗試打開一個新天地。研究叔本華並用之批評《紅樓夢》，中國文學者採用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根據王君的看法，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以詩文為中心而忽視了戲曲小說類，這種偏見是全然的謬見，戲曲小說也有跟詩文一樣的重要性，實際上他公開這樣說，也是這麼寫的。正如他說的那樣，就元朝文學而言，詩人、文章家可能遠不如雜劇的作者。所以，正是王君開拓了從前中國學者不大重視的方面的研究。現今的中國新學者都講究中國俗文學的研究，不能不說有賴於王君。王君十幾年以前在這方面就已著先鞭。 四 此後，清朝大革命爆發了，王靜安君帶著他的家族，與羅叔韞君一起搬到京都，滯留了五六年。其間，與我常常來往。我覺得來京都以後，王君的學問有一些變化。也就是說，他好像重新轉向研究中國的經學，要樹立新的見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國經學研究。比方說，聊天的時候我偶爾提到西洋哲學，王君苦笑說他不懂，總是逃避這個話題。以後他擴展了元雜劇研究，寫了《宋元戲曲史》，可是對他來說，寫這本書已完全屬於消遣。此前他說過，雜劇的研究以他的《宋元戲曲史》為終結，以後再也不研究了。那麼在京都的時候，他的學問研究的本領在哪些方面呢？當時他精細地重讀《十三經註疏》、《前後漢書》、《三國志》等等，在京都他有很多自由的時間供他精讀。我想不為特別具體的目的而讀書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可是沒有很多的時間就不可能這樣做。或許這是上天給他的一個好運。 王君在京都的時候，與羅叔韞君朝夕相處。眾所周知，羅君在小學、金石文學方面是冠絕一世的學者，而且藏書豐富。他跟羅君整天討論學術上的問題，對文字、考古開始發生很大的興趣，另一方面，他研究經學。這兩方面的研究，我以為後來成為他的《觀堂集林》里論文的淵源。這次他投湖殉節，各種報紙都談及他金石文字方面的巨大成績，就這點而言，我覺得可能羅君給他的影響是極大的。 五 作為一個學者，王君偉大卓越之處，我想是凡中國的老一輩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絕對不提自己會外文，可是因為他研究過外國學問，他的學術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國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說，他對西洋科學研究法理解很深，並把它利用來研究中國的學問，這是作為學者的王君的卓越之處。當今中國，因受西洋學問的影響而在中國學中提出新見解的學者決非少數，可是這種新湧現的學者往往在中國學基礎的經學方面根柢不堅、學殖不厚，而傳統的學者雖說知識淵博，因為不通最新的學術方法，在精巧的表達方面往往無法讓世界學者接受。也就是說，他們的表述不太好領會。而王君既沒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兩者的優點，這確實是罕見的。 大體上說，學問的傾向隨著一個人的年齡、境遇的變化而變化，從王君至今的學風變化來看，我想，將來會向更好的方向發展，成為更偉大、更卓越的大學者。五十一歲並不算老，可王君忽爾殉節、入幽明境，這對學界來說，真是一個大的損失。 六 前清末期，王靜安君出仕學部，可他並不是官員，只是一個胥吏而已，當然未處在顯要地位。他是個天生的研究者，世俗的富貴榮達，不縈於心。我從未聽到他談政治，但可以肯定地說，他謹守節義，絕對不隨時流改變自己。他並未蒙受清廷的特別恩寵，只是無法忍受過分徹底的政體改革，不堪因追逐時髦而捨棄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以前王君並未因身臨危難而離開祖國、僑居日本，我想大概也是基於上述原因。 有人曾向宣統遜帝推薦他當南書房行走，之後不久宣統遜帝被馮玉祥逼迫而逃到醇親王府，又從醇親王府逃到北京日本公使館。聽說王君遭逢此事，悲憤慷慨，淚如雨下。當時我給王君及其他有關人寫信，探問宣統遜帝的情況。王君的回函如下，讀之如親睹當時情景。 君山先生有道：前日讀尊致雪堂手書，以皇室奇變，辱賜慰問。一月以來，日在驚濤駭浪間。十月九日之變，維等隨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比至潛邸，守以兵卒，近段張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馮氏軍隊尚踞禁御，赤化之禍，旦夕不測。幸車駕已於前日安抵貴國公使館，蒙芳澤公使特遇殊等，保衛周密，臣工憂危，始得喘息。諸關垂注，謹以奉聞。前日閱報紙，知先生與同僚諸君有仗義之言，尤課感謝。雪堂在都即寓敝寓處，前日有函夏〈復〉左右，想蒙察入矣。專肅敬候起居不盡。 國維頓首 陰曆十一月五日 從中可以窺見王君的心情。 七 我最後見到王君是在前年，當時在北京召開東方文化事業大會，為此我到中國，順便於北京郊外西山的清華學校探訪了王君。其時王君非常熱情地接待我。關於東方文化事業大會，我最希望的是王靜安君的參加——除兩三位老先生外——我跟日本的當局屢次這麼說，跟中國的委員也這樣講，雙方都同意我的意見。現在的中國，政治上的見解、思想都處於混亂狀態，在這方面並非所有人都同意王君的觀點。而他的學問，由於學殖識見超越時流，所以國民黨系的人，共產派的人，以及無論什麼派系的人，只要能理解中國的學問，沒有不推賞王君的。連北京大學新進的中國學者也對他的學問推崇備至。 這回王君棄世，我知道一點真相，可是我擔憂連累有關的中國朋友，在此只好避開不說。但我還要斗膽說一句，王君的這次自殺，並不是為了一時的興奮，也不是為了悲嘆自己的境遇，這些個人的因素跟他的行為完全無關。有的中國報紙說他是因為耽讀叔本華的哲學書，才造成今天的結果，這樣的見解全然是謬見。正如我前面說過，以前的王君確是讀過叔本華的哲學書，可是這對王君的性格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他的赴水自有別的原因在，就此而言，他這次的決斷是非常卓越的。不過，有的看法認為他沒必要死。世界上有很多應該選擇死而恬然貪生的人，可是王君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從容選擇了一死，這是值得稱讚的行為，如果要入國史本傳，他應該在儒林、忠義兩傳。 王君研究學問的時候總是保持冷靜的態度，絕對不把感情攙雜在裡面。要言之，他始終是學究性的，而詩文也非常出色。他有理智，同時又有美麗、高潔的感情。平時往來交際的時候，我窺見了他情感的光輝。長詩《頤和園詞》里的一言一語，都滿含燃燒著的忠義之情，閃現著他美麗的感情、性格。 王君這次自殺，不用說是從他自身尊崇的道義觀念出發，也可以說是楚屈原那樣燃燒感情所引導的。 關於他的學問，以後有機會再作介紹。現在，只能表達對他的哀思，就講到這裡吧。 附記：本篇是編纂委員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的，文責由編纂委員負責。（那波利貞） （濱田麻矢譯） （原載昭和二年〔1927〕八月《藝文》第拾八年第八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