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講疏 · 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

吳其昌 國維先生，字靜安，中國近代學術界之權威；畢生從事學術研究，供獻殊多，故為詞人、文學史家及文藝批評家，並最先作中國古史之研究。且奠定其基礎，譽滿國際史壇。詎料於民國十六年投頤和園昆明池溺死，一代宗師，遽嗟長眠！其昌先生曩昔從先生學於清華園，復有鄉誼，故知先生最詳，今掌武漢大學史學系，此文系吳先生在該校講演筆記。 我作這次演講，內心感慨萬端。先生的去世，是在民國十六年，我離開先生算來已十多年了。深懼學殖容有荒疏，無以仰對先生生前的提攜與教誨。回想音容，實不勝感傷。 剛才主席提到各位對先生的景慕，恨不及親炙其聲音笑貌，從外貌看來，中年以後的先生，膚色黧黑，頜上留兩撇八字鬍須，禿頂，腦後拖著一條小辮髮，說話時露出長長的兩個門牙，其餘的牙齒脫掉很多，經常穿一件長袍，外面套上馬褂。初次看到這位享大名的學人，是不免使人感到失望的。我沒有入清華以前，在上海哈同花園第一次見到先生。過後有人問起我印象如何，我譬喻他如一古鼎。入清華後，受教於課堂，先生滿口海寧土白，當年同學諸君中，能完全把先生的話聽懂的，只有我一人。這因為我也是海寧人。 平時先生寡言笑，狀似冷漠，極乏趣味，醇湛的襟度，現出他學人的本色，暗示著一生治學的冷靜嚴肅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其實，早年的先生並不如此。在那些年歲中的文學創作和論文裡，風華贍麗的吐屬，曾留下了才人舊日的夢痕，然而時世的推移，影響及於先生，遂造成他此後畸形的發展，造成我所親眼看到的先生的暮年。 先生是科學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生於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在先生幼年時，左宗棠戡平回亂，班師東旋，洪楊亂事既平，隨著又拓地萬里，西洋諸國，都以為中國從此或將走上復興的道路，一時有中興之目。不幸事實上國力卻日趨衰弱，到先生二十一歲的那年，甲午一戰，海軍全遭覆沒，屈辱求和，聲威盡墜。先生的少年期，就在這黯淡的局面下度過，當我們回溯著他多缺陷的身世，很容易聯想起東羅馬帝國衰亡期的那些學者們的坎坷的命運。 先生的先世，雖有念過書的，但到先生的祖輩父輩，已經改營商業。先生的父親是當鋪里的朝奉先生。十八歲時，先生中了秀才，此後應試卻總是失敗。二十三歲時先生任上海時務報館的書記。《時務報》是汪康年、汪穰年兩先生辦的鼓吹維新的報紙，當時由梁任公先生任主筆。所以梁先生和王先生早年晚年都曾共過事。但早年時代，梁先生是主筆，王先生是書記；梁先生當時已是維新運動中的健將，而王先生還度著他早年黯淡的生涯。因為地位的懸隔，所以彼此也難得接近，但到晚年，梁先生王先生又同任教職於清華研究院。梁先生尊王先生為首席導師，對之推崇備至。這固然是王先生的學問才華，足以使梁先生傾倒，而同時我們於此也可見梁先生的謙虛。 在《時務報》任職時代，王先生雖未為梁先生所知，卻因一個特殊的機緣，而為羅振玉賞識了。羅振玉在光緒間也是一個維新志士，為「農學社」於上海，並發刊《農學報》，聘日人譯農書，提倡以農立國，因此當時羅振玉與汪康年、梁任公諸先生也有往隨手〈來〉。某日羅振玉往訪汪、梁兩先生不值，候於房門，隨手拿了一把破扇子揮汗，卻在上面發現了一首詩。末兩句是：「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後面署著海寧王國維。這是詠班超遣甘英使羅馬（當時我們稱之為大秦）而未果的事的。大概那時會王先生很崇拜左宗棠，而自己也油然有功名之志，所以不期然的寫出這樣雄偉的詩句。這種佼然不凡的吐屬，震動了羅振玉，因詢問侍者王國維先生是何許人，侍者只知道他是報館裡的一個書記。羅振玉乃囑託侍者請王先生回館後到他私寓里去訪他。先生訪羅振玉後感其知遇之誠，乃辭去時務報館的職務，轉入農學社服務。這一次訪問，是先生生命史上的一個大關鍵，這是先生受知於人之始，更決定了先生此後生活的趨向，羅振玉以為那時一個青年人，應該接受一點新思潮，所以勸先生學習英文。當時藤田豐八——後來的東西交通史南洋史的權威，初在帝大歷史系畢業，正受羅之聘在農學社譯書。先生乃從藤田學英文，此後先生終其生俱師事藤田。即在清華研究院任導師的時代，和藤田通信，還是以師弟相稱。 先生與劉鶚相識，大概也在此時。劉鶚是甲骨的收藏家，對羅振玉和王先生之研究甲骨文，均有影響。所以在此地我們要提及劉鶚，同時更要說一說甲骨文發現的經過。 光緒廿四年「戊戌變起」梁、康亡命海外，明年，安陽殷墟甲骨發現。後者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與前者在政治史上的意義相等，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節目。其實安陽的甲骨早經發現，鄉人無知，稱它為龍骨，常用來治病。同時鄉人有種傳說，以為沒有字的治病才有效，所以藥鋪得到有字的甲骨，往往把它磨平以便出售。當時京師有三種最時髦的學問：康有為提倡「公羊學」，替維新運動在中國古代的經典中找理論的根據；俄人對我國西北邊疆的覬覦，和左宗棠拓邊政策的成功，更引起中國人研究西北地理的興趣；而埃及、巴比倫的地下史料的探究，也使中國人對於周金文的研究，在當時的京師蔚為風氣。北京的古董商人本常到安陽搜羅古物，大骨董商范某發現甲骨上刻有線紋，疑其或具有相當價值，乃請教於名鑑賞家王懿榮（周金的收藏家，時任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知道它具有學術上的價值，囑古董商替他廣為收羅，甲骨之被重視自此始。 又明年，八國聯軍入京師。王懿榮殉難。劉鶚當時正在京津間活動，王懿榮所收藏的甲骨完全為劉鶚所收買。後來有人告發劉鶚在庚子之亂時曾通款於外人，以糧米資敵。劉鶚因此充軍新疆，他所收藏的甲骨至此幾全歸羅振玉。羅振玉拓印後，又把它轉售於日本人。 然而當時先生正沉淫於叔本華尼采的哲學。國事的蜩螗和早年生活的陰黯，使先生很自然地成為叔本華的崇拜者，對人生世相的觀察，充滿了悲觀的色彩。甲骨文尚未為他研究的對象。廿九歲，先生至張季直故里南通師範學校任教師，並常常寫文投到《教育雜誌》去發表，《紅樓夢評論》即作於此時。同時，《宋元戲曲史》也開始在《東方雜誌》連載。《國粹學報》在當時是一個鼓吹革命的刊物，但先生當時對革命並無興趣，投刊於《國粹學報》的是先生另一種整理戲曲目錄的撰述——《曲錄》。次年（也就是我的生年），羅振玉任蘇州師範學校校長，先生也隨羅振玉到蘇師任教。蘇州山水秀麗，徘徊光景，創作益豐。由卅一歲到卅三歲，這三年，先生的《靜安文集》、《人間詞話》、《苕華詞》、《宋元戲曲史》陸續出版。在《人間詞話》里先生提出境界之說，名言妙理，如一串串晶瑩的智珠，這時先生似已自甘將自己封鎖在藝術的象牙塔里，世事的風雲似已不能在先生古潭似的心境裡盪起漣漪。藝術與宗教可以使人擺脫生存欲的困擾，在宗教的世界裡，人們可以遠離塵世的悲歡擾攘，而達於涅槃的境界；在藝術的世界裡，人們可以暫時忘卻「生」給予他的痛苦，而得到片刻的安息；這是叔本華的宗教觀與藝術觀，也是先生當年所崇奉的說素。先生既沉淫於這樣的世界，所以雖和劉鶚認識，而羅振玉更是先生最初的知己，但對甲骨文的研究，殊無意趣。光緒三十二年，英人斯坦因赴新疆考古，「敦煌學」因以大顯於時，而先生對之，亦復冷漠。 宣統元年，先生三十六歲，在先生治學的生涯中，這一年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先生治學的興趣，在這一年完全轉變了。這以前，先生是詞人，是文學史家，是文藝批評家，是叔本華的崇拜者；這以後，先生卻盡棄其所學，埋頭在中國古史這一新處女地，從事拓荒奠基的工作，而以古史學家播譽於世界史壇。這一年，張之洞由（兩）廣總督調任學部尚書，羅振玉北上任學部參事，先生隨行。那時張之洞創立京師圖書館，繆荃孫任館長，先生由羅振玉介紹，入館任編輯。次年，《國學叢刊》出版，先生起草宣言，倡言「學術無新舊之分，無中外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所以不能以空間觀念，時間觀念，功利觀念，來作學術的繩尺，這種為學術而學術的觀念，當然極易導先生入於史學研究的途徑。這時先生開始為羅整理《殷虛書契前編》，其中一部分曾分載於《國學叢刊》。宣統三年，辛亥革命起，清室退位，對這一划時代的歷史事件，羅振玉卻毫無理解，他仍衡之以舊日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斥武昌起義為「盜起武昌」。清帝遜位後，羅振玉逃往日本，先生也隨羅東渡。先生的辮髮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裝革履，儼然是一新少年，如今清社已覆，因羅振玉以遺老自居，先生擺脫不了他的影響，又重新蓄髮留辮，服馬褂長袍，儼然是一遺少了。 先生東渡後，乃完全沉潛於中國古史的探索。先從事金文拓片調查的工作，成《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這是企圖將中國古史系統化科學化的基本準備工作。同時，並為《殷虛書契前編》作考釋。民國元年，《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在日本出版。那時日本的小林忠太郎剛在德國學玻璃版印刷，學成回國，看到《殷虛書契前編》刊載於《國學叢刊》的印得太糟，乃向羅兜攬這筆生意。所以這兩部書印得極其精緻。民國三年，《殷虛書契考釋》也用羅振玉的名義出版 [1] ，羅振玉並因此得到法國國家學院的博士學位。巴黎圖書館知道羅振玉是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乃贈以斯坦因及伯希和在敦煌所得的《流沙墜蕳》影印本，所以《流沙墜蕳考釋》也在同年刊行，第一卷、第三卷署先生名，第二卷署羅振玉名。這是先生以古史學者知名於國際學術界之始。 先生研究甲骨文，除與認識羅振玉、劉鶚有關外，哈同與先生的關係也應該在此提及。這位猶太籍的巨商，愛好古玩珍物，所以與珠寶商姬覺彌頗有往還。後來這兩家關係更日益密切，情若通家，民國五年，張勳復辟失敗，遺老蝟集滬濱，姬覺彌雖是一個商人，但頗想附弄風雅，以文飾他的鄙陋，供養著一大批遺老。同時他又信佛，嘗迎名山大廟僧眾設壇講經，並刊行《頻伽精舍大藏經》八千餘卷。這類事情攪膩了，他又捐資集漢學家宣講小學，更創辦「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聘鄒景叔（安）及先生為教授。先生自辛亥渡日，轉瞬已過了六個年頭。客居異域，當然不免有對故國的懷想，所以欣然應聘歸國。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的學生幾同哈同家奴，本談不上學術的研究；但先生卻得利用這個環境，對古史作更深邃的探求。《殷虛書契後編》就是在這一年出版的。劉鶚所藏的龜片，十九雖已歸羅，但他的家屬還保有一部分。後來這一部分為哈同所收買。先生又將這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於民國八年刊刻《戩壽堂所藏殷契文字》、《戩壽堂所藏殷契文字考釋》。前者用姬佛佗（即覺彌）的名義，後者則由先生自己署名。 自民國五年至民國十二年，先生四十三歲至五十歲，這八年是先生學術生涯中的黃金時代。哈同供給先生一個便於研究學術的環境（哈同私人藏書之富，在中國實無其匹。《四庫全書》，哈同那裡都有全抄本）。而先生自己也正年富力強，生活的安定，使先生不致為瑣屑而勞心，因得致其全力於甲骨文金文古史的探討。故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一階段最為輝煌。重要著作多刊行於此時，古史論文的結集——《觀堂集林》的出版，結束了這一階段的學術生涯。 到民國十二年，這時「五四」的狂潮已經過去。為著適應新形勢下文化建設的要求，學術界喊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國內北京大學研究院成立後，以先生的古史研究，久已獲國際聲譽，擬聘往講學，但因為北大在「五四」時，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革命空氣一向濃厚，先生忠於清室，不願應聘，僅僅答應了擔任校外的特約通信導師。 不久，蟄居故宮稱制自娛的溥儀，忽召先生入南書房行走。先生自省以諸生蒙特達之知，驚為殊恩曠典，急束裝北上，這一幕悲喜劇，使先生再到北平，而終於在北平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翌年，溥儀為馮玉祥驅逐出宮，出走天津，先生失職。同年，國立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這以前，清華是留美生的預備學校，因此校中風氣受西洋習慣感染特甚不免有過當的地方，曾惹起社會上一班的不滿的批評，就是當日清華的學生中，也有不以本校的作風為然的。記得張蔭麟君曾對我感慨地談起：「我們同學進城，別人都拿特別的眼光看待，仿佛誰額角上刻了『國文不通』四個大字似的。」這雖不過說笑，卻也暴露了部分的真象，指出弊病的所在。適校方受當時新學術趨尚的影響，決定停止留美部招生，創設大學部，並成立研究院，校風為之一變。 時梁任公先生在野，從事學術工作，執教於南開、東南兩大學。清華研究院院務本是請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雖應約前來，同時卻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先生為首席導師，自願退居先生之後。這兒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原來，梁先生因為曾贊襄段祺瑞馬廠起義之役，素為遺老們所切齒，羅振玉嫉視他更甚。先生是遺老群中的一個，與羅私交又頗密切。這事既由梁先生推薦，羅因力阻實現。先生頗感進退為難。正當躊躇未決的時候，梁先生轉託莊士敦（一個中國籍的英國人，溥儀的英文教師）代為在溥儀面前疏通，結果經溥儀贊同，當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請「聖安」的時候，面諭講學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辭等語。於是先生乃「奉旨講學」，應聘遷居清華園，羅振玉無話可說，只好擱在心裡不樂意了。 先生應聘的第二年春間，研究所正式開學。這時的盛況是使人回憶的：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導師及講師的有陳寅恪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及李濟、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陳先生那時曾經寫過一副開玩笑的對聯給我們，文曰：「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嘲弄我們的。平常每一個禮拜在水木清華廳上，總有一次師生同樂的晚會舉行。談論完畢，餘興節目舉行時，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先生往往誦八股文助興，如今，聲音好像仍在耳邊，而先生卻已遠了。 在研究院先生所開的課程，有（一）古史新證、（二）尚書研究和（三）古金文研究三種。不過講授的雖還是古文字古史方面的東西，而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則早在兩年前（民十二）校《水經注》時，即更換了趨向，作為先生第三期學術工作的對象的是遼金史、蒙古史和西北地理。這幾年陸續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著作。我現在撮述重要的書名和篇名如下： 一、蒙韃備錄校注，二、黑韃事略校注，三、聖武親征錄校注，四、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五、阻卜考，六、黑車子室韋考，七、金界壕考，八、遼金時蒙古考，九、靼韃〈韃靼〉考，靼韃〈韃靼〉年表，十、南宋時[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十一、元秘史，主因亦兒堅考，十二、蒙古札記。 清華園的山光水色，校方的優裕的供奉，給這位冷於世事，懶於應付的學人以安寧和休憩，似乎盡可以頤養他的餘年了。誰知世事的劇變，使先生仍不能平靜地活下去。新的事物帶來太多的刺激，北伐軍興，大局震盪，北京城裡滿浮著謠言，暗示著軍閥統治的掙扎，無力和行將崩潰的前途。葉德輝在湖南被殺後，謠傳著一個新的消息，說是南兵見有辮子的人便殺；又傳聞一旦北伐軍北上將極不利於溥儀。先生既久已和外界隔絕，判斷力減退，對大局趨向莫明，在盛熾的謠言世界裡，既為一己的安全擔憂，又恐溥儀萬一將有不測，因此，面對著亟變的世局，先生有著極度的憤恨和憎厭，心境極為悽苦。當時，有同學曾婉轉進言，請先生將辮髮剪掉。其實呢，對於這，先生也並不怎樣固執。他曾說過：「倘是出其不意地被人剪了，也就算了！」不過要讓自己來剪，則老年人的情懷覺得有點難堪，不願如此做罷了。這些時，有一次我見到先生。他問我說：「前年有一天晚上，我曾看見一顆大星流墜，隨後就聽說孫中山死了。前兩夜，我又看到了同樣的異兆，你看吳佩孚怎樣，會不會輪到他死呢？」在我們看來，這自然是令人發笑的情緒。果然，不久先生就以自殺聞了。 先生自殺的經過是這樣的： 這年五月里一個風日和暖的日子，頤和園裡的魚藻軒前，發現一位老先生投水死在昆明池裡，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王先生。據守衛園內的人說：先生入園後徘徊於池邊，曾見他點燃一支捲菸。正午十二時，忽然傳來「撲」的一聲，循聲前往，知道有人死在水裡，待救將起來，人已氣絕了。我們聞訊趕至，除了一瞻遺容外，已一無補益。呵，這一代大師的淒涼的死！ 事後據人談起，先生在前些日子和人談及頤和園的風物，尚慨嘆自己在北平這樣久園中卻一次沒有去過。不料這名園竟成了他葬送生命的處所，他的第一次遊園，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了。 先生遺囑略曰：「五十之年，唯〈只〉欠一死，經此大〈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遺著可托陳、吳二先生整理。」[陳指陳寅恪先生，吳指吳宓先生]這證明了先生之死，是因為在那時會，先生已不願再活下去，所以自願了結他自己的生命。 先生自戕的消息傳來，梁任公先生正臥病於德國醫院，趕忙抱病出院。後事料理初畢時，溥儀優恤的諭旨已下，發給治喪費三千元，偽諡「忠愨」。梁先生為請求北洋政府褒揚先生事，曾往訪當時的國務總理顧少川（維鈞）先生。顧允提出閣議，結果因為多數閣員根本不識「王國維」其人名姓，未被通過。這誠無損於先生的盛譽，然而一代學術宗師，譽滿中外，退位困居的遜清帝廷尚知議恤頒諡，而北洋政府卻不聞不問，其腐敗昏庸，是可以想見的了。 總結先生的一生，以才人始，是學人終。而治學的科學精神及其結論的準確性，在學術史上，只有王念孫堪相伯仲。在私生活和事功上，先生是畢世坎坷的：年輕時屈居下位，壯歲碌碌依人，甚至個人辛勤的著作，都寫著旁人名氏，晚年雖聲名鵲起，而孤獨鬱結，不得終其天年。在友朋中，先生受羅振玉影響極大，偏巧這影響又是和時代的潮流相背的。但在學術上先生的成就，實有不可磨滅的光輝。他的治學的初、中、晚三期——第一期的哲學、文學、文藝理論，第二期的古史、古文字學，第三期的西北地理、遼金蒙古史——均有可貴的遺產留給後來的人，我們紀念先生，景慕先生，想學習先生，便應該從這些地方入手。 科學的進步無止境。前人播下種子；辛勤的操作給後人預備下來日的收穫。而我們亦當為自己的下一代留下更豐盛的果實。王先生的貢獻是永遠的，值得尊敬的；但在理論上講起來，我們應該超越他，再讓我們的後輩再來超越我們。——這才是學術進步的徵象。（景芹筆記） （原載1943年9月《風土什志》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