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條件 · 第二章

公域與私域 9．社會與個人 我們在前面談到的社會的興起，在歷史上是與私人從關注私有財產向關注公共事務的轉變同步的。社會在其最先進入公共領域的時候，偽裝成一個財產所有人的組織，這些財產所有人需要藉助這一組織的保護而積累更多的財產，而不是因其財富而要求進入公共領域。用市丹的話來說，政府屬於君主，而財產屬於臣民，這樣，為了維護臣民的財產而統治便成了君主的責任。正如最近有人指出的那樣，「共同體主要是為了共同的財富而存在的，』。 當這種共同的財富（即先前被逐至家庭獨處狀態的活動的結果）被允許在公共領域中盛行時，私有財產在本質上遠不如公共世界——它通常源自過去，並旨在持續至未來——那麼永久且更易受到其所有人死亡的影響，它開始削弱這一世界的持久性。財富確實可以積聚到沒有一個人能在其一生內將其完全耗盡的程度，因此，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成了財富的所有者。然而，不管財富能經歷多少代人的生存，它仍然是一種可以使用和消費的東西。只有當財富變成資本（資本的主要功能是產生更多的資本）時，私有財產才能具備公共世界所固有的持久性。不過，這種持久性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它是一種過程上的持久性，而非一個穩定結構估持久性。沒有積累過程，財富會因使用及消費立即回復到一個相反的解體過程。 因此，公共財富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我們所講的公共世界意義上的公共的；它仍保留著，或更確切地說，旨在保留其嚴格的私有性。只有政府是公共的，它被指定在爭奪更多財富的激烈鬥爭中保護各個私有財產所有者。這一現代政府概念的顯而易見的矛盾（即人們唯一相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私人利益）再也不會困擾我們，因為我們知道公私之間的矛盾（摩登時代初期是最典型的）是，種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帶來了私有與公共領域之間差異的完全消失，並且使兩者被社會領域所埋沒。由於同樣的原因，我們所處的位置使我們更好地認識到生活中公有及私有領域都消失（公共領域的消失是因為它成了私人領域的一種功能，而私人領域的消失則因為它成了唯一共同關注的對象）會對人類的生存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從這個觀點來看，對私有領域的現代發現似乎從整個外部世界進入了個人內在的主觀性，這種主觀性以前受私人領域的遮掩和保護。不動產不斷地向動產轉變，最明白無誤地表明了私人領域融化進了社會領域，直到財產與財富的區別，羅馬法中的「可替代的」與「可消費的」之間的區別最終因每一個有形的、可替代的物品都已經成為「消費」的一個對象而喪失其所有的價值；它喪失了它的私人使用價值，這一價值是由其所處位置決定的，並取得了一種由其不斷變動的可交易性（這一可交易性的波動只有在將其與貨幣的共同標準相聯繫時才能暫時地得以穩定）決定的獨有的社會價值。國與有形替代物在社會中的消失緊密相連的是對財產概念的最具革命性的現代貢獻，根據這一概念，財產並不是其所有人通過某種方式取得的這一世界的一個固定的、不變的部分，恰恰相反，財產源自於人類自身，源自於他對自身身體的支配以及對自己體力的無可爭辯的所有權，即馬克思所稱的「勞動力」。 這樣，現代的財產權便失去了其世俗的特性，而定位於個人自身，也就是說，定位於一個人只有隨著生命的終結才會失去的東西。從歷史上看，洛克的關於一個人的勞動是其財產來源的假設是十分值得懷疑的；但是看看這一事實——我們早已生活在技能和勞動力是我們唯一可靠的財產這一條件下，這一假設極有可能變為真理。財富在變為一種公共的關注之後，已經增長到了這種地步，以致私人所有權幾乎難以對它加以管理。好像公共領域向那些利用它為自己謀私的人進行報復一樣。不過，這裡最大的威脅不是廢除財富的私人所有權，而是廢除這一意義——某人自身一個有形的、物質的部分——上的私人財產權。 為了理解私人領域的消失對人類存在造成的危險（私有對於私人領域而言並不是一個非常可靠的替代品），最好考慮一下隱私的非反義特徵，這些特徵比私有領域的發現更早，並不受其約束。我們共有的東西與我們各自私有的東西之間的差異，首先在於我們的私人占有物，即我們每天都要使用和消費這些東西，比起公共領域的任何部分來都更為我們迫切所需；正如洛克指出的那樣，如果失去了財產，「公共的東西就毫無用處了」。從公共領域的立場看，同一必需品只顯示了它剝奪自由的消極一面具有一種驅動力，這一驅動力的迫切性是人類所謂的更高層次的欲望和抱負所不及的，它不僅永遠是人類的第一需要和最先擔心的問題，而且還會防止創造性的消失，而這種創造性的消失對於所有過度富裕的社會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必需品與生命有著如此密切的聯繫，以致生命本身在必需品沒有的情況下會受到威脅。必需品的消失遠不會自動地導致自由的確立，它僅僅模糊了自由和必需品之間的界線。（在現代對自由的討論中，自由從未被理解為一種人類生存的客現狀態，而是要麼提出一個無法解決的、一種堅定的或不堅定的意志產生的主觀性問題，要麼從必需品中確定這一事實——自由和受必需品所迫之間 客觀而真實的差異不再為人們所察覺。） 隱私的第二個顯著的非反義的特性是私有財產的四面壁壘，為避開共有的公共世界提供了唯一可靠的隱蔽場所，不僅避開公共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而且也避開了公眾的注意，避免了被他人所見所聞。一種完全公開的、在別人面前的生活，正如我們要說的，會變得淺薄。儘管這種生活保留了其透明度，但它卻失去了進入一些來自暗處（它們必須是隱蔽的，如果不想失去在一種非常真實的、非主觀的感覺中的深度的話）的視野的特性。唯一有效地確保那些需要避開公眾注意的事物的暗處是私有財產權，即一個可供躲藏的私人擁有的領地。 當人們的隱私受到被剝奪的威脅時，隱私的非反義特性表現得更明顯——這一點儘管合乎常理，但前現代的政治實體對私有財產權的實際處理清楚地表明了人們一直能覺察到自身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然而，這並不能使人們直接保護他們在私人領域中的活動，而是保護了一些將私人擁有的部分與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區分（大部分是與公共世界本身相區分）的分界線。另一方面，現代政治經濟理論的一個顯著特徵，就其視私有財產權為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而言，已經把重點放在了財產所有人的私人行動以及他們需要政府的保護上，以便不惜犧牲有形財產本身來積聚更多的財富。然而，對於公共領域而言，重要的並不是一個個商人是否或多或少具有創業精神，而是圍繞著公民的房屋和花園的籬笆。社會對個人的入侵，即「人的社會化」（馬克思語）通過沒收徵用，得到了最有效的貫徹，但沒收徵用並不是唯一的途徑。這裡，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手段完全可以被私有領域，尤其是私有財產權的緩慢但確定的「消亡」所取代。 從隱私而非國家的觀點來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區別如同要暴露的東西和要隱蔽的東西之間的區別。只是摩登時代（以它對社會的反叛）才發現了在私有的條件下，隱蔽的領域是多麼地豐富多采；但令人驚奇的是，從有歷史記載起到我們自身所處的這個時代，人類生存的身體部分總是需要隱藏在私處，所有東西都與生命過程本身的必需品密切相關，而這一點在摩登時代之前則認為所有的活動都是為了個人以及人類的生存。被隱藏起來的是勞動者及婦女，前者以「他們的身體滿足生活的（物質）需求」，後者以她們的身體來確保人類的繁衍。婦女與奴隸同屬一個範疇且都被隱藏起來，不僅因為他們是某些其他人的私有財產，而且還因為他們的生命致力於滿足物質需求，是極為「辛苦」的。在摩登時代初期，當「自由」的勞動喪失了其在家庭獨處中的藏身之地時，勞動者們便被隱藏起來且與整個社會隔離，就像身在高牆之後，不斷受到監視的罪犯一樣。摩登時代解放了工人階級，並且在幾乎同一歷史時期也解放了婦女，這一事實毫無疑問是這一時代——它不再認為肉體功能和物質考慮應該被隱藏起來——的特徵之一。甚至在我們所處的文明之中，絕對私有權的極少量殘餘仍與最初意義上的為肉體需求所迫的「必需品」聯繫在一起，這些現象的本質更具表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