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潛能和價值 · 第12章 剝洋蔥

[德]弗烈茲·珀爾斯 現在,我們可以對方法和結果進行更加深入的討論。首先,我們要明確某些觀察結果,這些本身構成了程序背後的大部分理由。 在前面有關「現在我覺察到了」的實驗中,患者的意識區域通常局限於其第一次嘗試時的外部感官印象。隨著實驗的繼續,這個區域逐漸開始包括許多其他因素,既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換句話說,意識到了自己的意識增加了潛在的操作領域,提供了更廣泛的方向與更大的選擇和行動自由。 這個事實對神經症患者來說極為重要。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樣,神經症患者並不缺乏操縱環境的能力,但他明顯缺乏的是行為的方向。他對自己、對外部環境都所知甚少,結果束縛了他的手腳,使其幾乎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但是,隨著意識的提高,他的方向感和操作能力也就提高了,他的接觸感也增加了,因為接觸需要面向當下。 這對神經症患者來說十分重要。他沒有什麼自我意識;他總是干擾自我;他理解有問題,因此,很難表達自己。即使是這種簡單的表達方式也是一大進步。 我相信,覺察方法本身就能產生頗有價值的治療效果。如果治療師的工作僅限於問三個問題,那麼,他最終會在所有患者中取得成功。當然,重症患者除外。從本質上講,這三個問題都是「現在我覺察到了」這句話的重新表述。它們是:「你在做什麼?」「你有什麼感受?」和「你想要什麼?」我們可以增加兩個問題:「你想避免什麼?」和「你期待什麼?」這顯然是前三個問題的延伸。對治療師來說,已經足夠了。 這五個問題都與健康有關。也就是說,患者只能根據自己的意識水平來作答。但是,與此同時,它們使他變得更加清醒,讓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並要求他集中力量,自力更生;它們給了他自我意識,因為所有問題都指向了他的自我。 他對這些問題的口頭回答可能來自智力,但是,除非他完全麻木不仁,否則,他的總體反應應該來自他的整個人,是其整個人格的標誌。除非他總能輕易得到現成的答案,否則,總會出現一些額外的反應,如困惑、猶豫、皺眉、聳肩、尷尬、低低的一聲「多麼愚蠢的問題」、一個不想被打擾的願望、一句「哦,天哪,又來了」、一個急切的前傾等。其中的任何一種反應都比口頭回答要重要無數倍,都是患者自我的標誌和風格的標誌。起初,患者的行為對治療師來說可能比對他自己更有價值。治療師有更廣闊的認知領域,可以將行為視為整體人格的反映。患者的意識仍然有限,除了口頭回答之外,很可能什麼也記不清了。或者說,即便他仍能記住,也可能無法理解其回應方式的意義。但是,最終,患者的意識也將被觸動。這將是他在治療方面邁出的第一大步。 治療師可以像放大鏡一樣幫助患者進行自我發現。但是,治療師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幫助患者自己實現這一目標。他可以通過提問讓患者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以幫助患者自己確定那種行為究竟代表著什麼。 敏銳的治療師可以在鼻子底下找到大量的材料,他只需要觀察就行。不幸的是,即使這樣也不容易,因為觀察需要治療師完全空無一物和不帶偏見。由於接觸總是發生在表面,所以,治療師必須對表面進行觀察。但是,請不要搞錯,這個表面比正統的治療師認可的要廣泛得多,也有意義得多。首先,他們的成見使其無法觀察到更多的東西。其次,他們常常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並輕蔑地說道「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正是他們最容易出錯的地方。只要我們認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當然的,且是顯而易見的,那麼,我們就沒有絲毫做出改變的意願,也沒有工具去實現改變。 但是,請考慮一下這樣一個事實:患者所做的一切,無論是明的,還是暗的,都是自我的表達。他的前傾和後仰、徒勞的踢腿、坐立不安,吐字的方式、言談間的猶豫、他的筆跡、他對隱喻和語言的使用、對人稱代詞的選擇,這一切都是表面的,都是顯而易見的,都是有意義的。這些都是治療師需要處理的獨一無二的真實材料。他的成見對患者毫無幫助。 因此,治療師的問題將以觀察為基礎,並將某些因素納入患者的意識範圍。他採用提問的方式,而非陳述的方式,以便將認可和行動的負擔放在該放的地方,即患者身上。然而,他的問題實際上是對自己觀察的詮釋。比如,「你意識到自己說話的特點了嗎?」這可能代表下面的觀察,也可能變成下面的陳述:「我知道你說話速度很快,我也注意到你一直呼吸急促。對你來說,能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非常有益,這樣,我們才可以採取相應的對策。」 然而,在我看來,大多數正統治療師所使用的一種提問方式沒有什麼治療價值。這些都是以「為什麼」開頭的問題。我以前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重要了,因此,我打算再進一步討論一下。 以「為什麼」開頭的問題只會帶來簡單的答案、防禦、藉口、合理化以及一個事件可以用單一原因來解釋的錯覺。「為什麼」並不區分目的、來源或背景。在「探究」的面具下,它給人類帶來的困惑比什麼都多。然而,「如何做」就不一樣了。「如何做」探究的是事件的結構。一旦結構清晰,所有的「為什麼」都會自動得到解答。一旦弄清楚了頭痛的結構,我們就可以隨意回答所有「為什麼」的問題。患者頭痛,是「因為」他抑制住了哭泣,是「因為」他沒有表達自己,是「因為」他收縮了肌肉,是「因為」他打擾了自己,是「因為」他內化了不哭的命令。如果我們把時間都花在尋找原因而不是結構上,還不如放棄治療的想法,加入焦慮不安的祖母的行列,用諸如「你為什麼會感冒?」和「你為什麼這麼調皮?」這樣毫無意義的問題來攻擊患者。 當然,治療師的所有問題都是對患者身上正在進行的過程的干擾。那是一種入侵,通常是微小的衝擊。這就導致了一個明顯不公平的局面。如果治療師一方面拒絕患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卻又覺得自己可以隨意提問,這難道不是一種不公平的情況嗎?難道不是一種專製程序嗎?難道不是與我們將治療師從權勢人物提升為人類的努力完全相反嗎?誠然,要找到解決這種不一致的方法並非易事。 治療師當然並不是唯一能夠提問的人。而且,我們也不可能完全列出患者利用這種方法所能做出的所有事情。治療師的問題可以是充滿智慧的,有益於治療的,也可以是令人惱火的,嘮嘮叨叨的,當然,還可以暗含著「你說了什麼」和「你是什麼意思」這樣的語義。患者的問題也不總是能讓人明白它們是源自哪一個混亂的區域。有時,患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信任治療師,所以,他會用問問題來考驗他。如果患者非常懷疑,便會一遍又一遍地問著同樣的問題。 患者的問題大都是與口頭解釋代替理解的概念有關,只要給這樣的患者灌輸各種各樣的解釋(尤其是當其情緒受阻時),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待在自己神經官能症的繭里。 干擾患者提問的想法和心理治療本身一樣古老。即便像「為什麼問這個問題」這樣簡單的回答都是意在讓患者重新拾起自己的資源。我們想引出患者問題的結構及其背景。或許,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自我。所以,我們的方法是讓患者把他們的問題轉化為命題或陳述。 一開始,他們只會用其他表達方式來限定問題,但會堅持提問:「我很好奇……」然後,我們會重複我們的請求。現在,患者可能會說:「我的意見是這樣的或那樣的,你覺得怎麼樣?」這至少向前邁出了一步:現在,患者開始表現出猶豫不決,需要得到智力支持。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要求他進行信息重組。此時,患者可能會變得放鬆一些,許多原先壓抑的信息可能會釋放出來。舉例來說: 患者:支持是什麼意思? 治療師:你能把它變成一個陳述句嗎? 患者:我想知道你所說的支持是什麼意思。 治療師:這還是提問。你能把它變成一個陳述句嗎? 患者:要是可能,我真想在這個問題上狠狠地揍你一頓。 現在,有了直接的自我表達。沒錯,他的語氣很不友好,從社交的角度來說也很難讓人接受,但是,這讓患者的自我意識增強了,從而他的自我支持也得到了增強。雖然治療師可以提問本章前面提到的五個問題,但他並非局限於此。由於治療師最初的那些與意識有關的問題都是接觸患者自我的一種方式,所以,患者的陳述和操縱治療師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了他對抗所謂「存在性崩潰」的神經機制。通過患者的陳述,我們可以提出更多的問題,且是更具體的問題。 從本質上講,患者通過這些機制所做的就是在為自己的行為推卸責任。對他來說,責任意味著責備。由於他害怕別人責備,所以,他隨時準備責備別人。他似乎在說:「我的態度與我本人無關,都是我的神經官能症所致。」但是,責任的確意味著反應能力,或者選擇自我反應的能力。 無論神經官能症患者是通過投射、內射、融合還是反射使自己與自己分離,他都處於這樣一種境地:在放棄了責任之後,他也放棄了反應能力和選擇的自由。 為了讓神經官能症患者重新融入社會,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其願意承擔的任何責任。治療師也是如此。他必須對自己對患者的反應負全部責任。他不對患者的神經症負責,也不對他的痛苦或誤解負責,但是,他必須對自己的動機和對患者的處理以及治療情況負責。 治療師的主要責任就是質疑不代表自我的任何陳述或行為,這是患者缺乏自我責任的證據。這意味著他必須處理每一種出現的神經機制。患者必須合理利用每一種機制,將其轉化為自我的表達,這樣,才能真正發現自己。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些機制呢?前面給出的哭泣—頭痛和喘息—焦慮的例子表明了處理融合的一些方法。這兩種心身症狀本質上都是融合的證據。在第一種情況下,受害者通過控制哭泣的需求來鎖定對眼睛周圍肌肉的控制;在第二種情況下,受害者通過控制情緒反應來鎖定對呼吸的控制。在兩個不同關係的兩個不同術語之間建立了同一性之後,他們通過干擾每個術語的前半部分來干擾後半部分。我們幫助患者通過對症狀的體驗發現自己如何人為地將兩者聯繫在一起,用症狀代替自我表現和自我體驗,從而化解這種糾纏。 回射的證據都有哪些?我們經常在患者的身體行為及其對「自我」語言的使用中發現這一點。比如,假設有這樣一個患者,他正坐著談論某件事情。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拳頭擊打自己的手掌。很明顯,這是一種回射行為。假如治療師問他:「你想揍誰?」患者起初可能會一臉茫然地看著治療師,然後答道:「嗯,那只是一種緊張的習慣罷了。」換句話說,此時此刻,他是不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的。但是,隨著治療的深入以及患者意識範圍的擴大,他的責任也將擴大。如果這種緊張的習慣持續下去,患者總有一天會回答治療師的問題,給出一個來自「自我」的直接回答。那可能是,我想揍的是「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老闆」或者「你」什麼的。無論是什麼,患者都會在此時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象和自我。 對那些對格式塔療法不甚熟悉的人來說,當他們看到患者的反應是如此迅速、如此清晰、如此順暢時,往往會大吃一驚。患者似乎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著這樣一個表達自己的機會。這不僅讓觀察人員感到吃驚,也常常讓患者本人感到吃驚。 當患者做了一個在治療師看來是投射的陳述時,我們可以讓他做這樣的一件事情,並依此進行應對。如果患者說話時一直用第三人稱代詞「它」,如「它讓我很困擾」,就像頭痛一樣,我們必須先讓他把自己和頭痛聯繫起來,讓他發現頭痛是如何產生的。這樣,頭痛就不再是「它」了,而是「他」的一部分。如果他表達了別人對他的看法(這些都是投射),如「他們不喜歡我」或者「他們總是試圖擺布我」,這時,我們就要求他來個大反轉,如「我不喜歡他們」或者「我總是試圖擺布他們」。我們可能會要求他不斷重複,直到它們成為一種自我表達。 對於內射,我們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方式加以應對,讓患者意識到他對此的態度。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對整體吞咽的情緒意識會很快轉化為現實中的身體噁心和嘔吐的欲望。 我們常常要求患者參加一個實驗,實驗的材料是由我們在觀察其行為(會做什麼、不會做什麼)之後提供的。實驗的目的是幫助患者發現他是如何干擾自己,如何阻止自己取得成功的。 患者會通過一些行為來操縱治療師,而且,患者不會僅僅滿足於此,他會一直堅持下去,主動應對可以忍受的挫折,直到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 另外,如果患者真的情感受阻,他也會表現出上述跡象。他可能會臉紅,或者說話結巴。現在,我們繼續在幻想中進行實驗,因為患者還無法在真實或表演的層面上開始實驗。 治療師:如果你說了,你能想像出我會有什麼反應嗎? 患者:能。你會認為「你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傢伙」。 治療師:你能不能想像出這樣一種情況?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對我說:「你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傢伙。」 患者:(聲音高昂)能。這也正是我的想法。你真是一個可怕的傢伙,把我置於如此尷尬的境地。 治療師:你能詳細說說我是如何讓你陷入尷尬境地的嗎? 患者現在比以前更加自由了。他可能準備在幻想中表演一場讓人陷入尷尬的心理劇,從而把另一個投射(治療師想讓我尷尬)變成自我表達。當療程結束時,患者可能會意識到,他通過讓自己尷尬干擾了他從讓別人尷尬中獲得的快樂。 現在,我們已經把投射的衝突內化了。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整合它的兩個組成部分:干擾和尷尬。例如,我們可能會發現,患者覺得,阻止我進行治療會讓我感到難堪。於是,他就會設法控制我,讓我感到無能為力。顯然,這裡有一種態度。如果不能及時發現,會破壞整個治療過程。所以,我們建議他幻想自己需要去控制別人。我們可能會發現,他有著把人壓垮的瘋狂幻想,這樣,他自己就不會受到傷害了。現在,我們可以內化投射的傷害,整合壓垮和傷害,就像之前我們整合了干擾和尷尬一樣。 此時,治療師可能會注意到患者開始展示自己的肌肉了。也許,他會握緊拳頭;也許,他的手臂或腿會突然發力。現在,他的整個人格更多地參與到他的自我表達之中。雖然之前他可能從肘部開始就已經僵硬了,但是,現在,他的肩膀第一次開始活動了。他不再像往常一樣動輒感到自己被壓垮了。相反,他覺得自己正在壓垮別人。這意味著,他可以用手臂和牙齒進行攻擊了,或者說,他正式向著破壞和同化邁出了第一步。 儘管這種說法過於簡單,但是,它表明了三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治療師總是可以處理當前的事件,無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幻想中。其次,他可以立即整合治療過程中出現的任何情況,而不必讓未完成的事情堆積起來。最後,治療師可以憑藉經驗工作,而不僅僅是憑藉語言或記憶。事實上,在格式塔治療中,幾乎所有患者都告訴我們,他們在前幾個療程中獲得的體驗比在數個月的分析中獲得的更多。即使患者可能會通過奉承來操縱治療師,然而,由於同樣的話聽得太多了,所以,我們不能不慎重考慮。 格式塔療法有一個問題。當然,其他療法也不例外。那就是,患者會主動適應我們的療法。然後,他可能會用編造的和毫不相關的經歷來操縱治療師,目的只是取悅他,同時避免觸碰自己的問題。這時,治療的重點從真實的經歷轉向了虛假的經歷。所以,治療師必須知道如何應對患者這種虛假的態度。 我們要求所有患者都去嘗試做一些功課,這因此加快了許多人的治療速度。當然,當提出要求時,他們都充滿善意,都承諾會忠實地完成任務,但是,其中許多人都失敗了,一旦他們接近危險區域(意識療法就是為此研發的),他們就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繞道而行。 從理論上來說,這項作業非常簡單。可是,患者卻千方百計地迴避它。這似乎有點令人難以置信。畢竟,這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然而,儘管神經症患者希望康復,可他也覺得,有神經症比沒有神經症更安全,更能得到好的對待。他害怕成功的治療會使自己陷入無邊的困境之中。他寧願忍受病痛,也不願面對未知。但是,最終,隨著治療的進展,隨著他發展了更多的自我支持領域,患者能更好地完成這項作業。 這項作業的其中一點是根據意識療法的系統應用對療程進行評估。每一種療法都需要評估。有些患者會記得療程中的一些有趣事件,有些會對療程做出反應,如高興、怨恨、沉思或沮喪等,還有一些患者一旦離開診室就什麼也不記得了。 按照我們的整個方法,我們要求患者做的是,想像自己回到了診室。他會經歷什麼?他能輕而易舉地評估整個療程嗎?他能找到空白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是否能意識到這些空白是什麼?也就是說,他是否感覺到有什麼他無法觸及的令他不安的東西?他是否向治療師表達了所有他想表達的東西?此時的他能夠做到嗎?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嗎?他能意識到自己避免和干擾了整個表達的哪個方面嗎?換句話說,他是否全心參與了自己的情緒、動作、感覺、想像或言語?他說的是自己的真實感受嗎?他感受的是自己所說的那樣嗎? 我所給出的例子和我所概述的方法可能看起來相當平凡,相當無趣,與正統分析中的考古探險完全相反。在考古探險中,頭一天可能會發現閹割情結,第二天可能會發現戀母情結,第三天可能會回憶原始場景中所有的創傷性事件。但事實上,格式塔療法的每一次治療,無論其主題多麼平凡,其情感負荷都是極高的。如果(像我所假設的那樣)情感是激發所有行動的基本力量,那麼,它必定存在於每一種生活情境之中。現代人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除了最強烈的情感反應之外,他對一切都已經麻木了,麻木到失去了感受能力,麻木到無法自由選擇,無法採取相關的行動。 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既不愚蠢瑣碎,也不費時費力。由於治療的目的是給患者提供一個工具(自我支持),用它來解決自己的困難,因此,我們可以有效地處理每一種情況。我們可以一次打開一扇門,一次剝下一層洋蔥。每一層都是神經官能症的一部分。當它得到治療時,便會改變問題;當問題改變時,細節也會改變。由於患者的自我支持在每一次治療中都有所增加,因此,下一步就變得更加容易了。 (譯自弗烈茲·珀爾斯的《格式塔治療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