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局限性 · 詩人評傳（節選）

塞繆爾·約翰遜《人的局限性》

彌爾頓約翰·彌爾頓（1608―1674）的傳記種類繁多。經過細緻的研究，我應有些滿意，此文不但能為芬頓先生那本文雅的傳記匯編節選本增加一些注釋，而且這個新敘述被認為很有必要，能與這部《彌爾頓詩集》協調。約翰出身貴族家庭，祖上為牛津區的泰晤彌爾頓家族。在約克和蘭開斯特的年代，有些家族失去祖業，至於哪個分支，我不清楚。他們的後代沒有繼承約克的「白玫瑰」榮光。他祖父名約翰，是肖特夫區的森林管理員、熱情的天主教徒。因為他兒子放棄宗教，他被剝奪其繼承權。彌爾頓父親名約翰，失去家業繼承權，依靠「代寫文書」為生。他還有傑出的音樂技能。其創作的許多曲子仍可看到。因職業上有聲望而變得富有，退休後成為領地主。也許有著非同尋常的文學才能―他兒子寫過最精美的拉丁文詩歌，題獻給他。他與一位來自韋爾什區的卡斯通姓氏的貴族女子結婚，他們有兩個兒子：約翰是詩人，克里斯多福學習法律。 …… 詩人約翰，1608年12月9日早上約六七點，出生在其父位於布里德街斯普雷伊格的住地。他父親顯然十分關心其教育。起初由湯姆斯·楊格任他的私塾老師。楊格後來成為漢伯格英國商界的牧師。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很出色，因為他的學生認為，值得寫一篇書信體輓歌懷念他。彌爾頓被送到聖保羅學校，接受格利先生教育，十六歲後，到劍橋基督學院。1624年2月12日，他成為那兒的一名公費生。這時他已有非常傑出的拉丁文語言能力。從首次寫作標明的日期看，他自詡熟悉大詩人波利特便是一個例子。這也是他受到後世關注的早年文學創作才能的嶄露頭角。不過，他這些青春果實早被許多詩人超越，特別是與他同時代的考利。思想的力量不容易低估。許多人早年的寫作雖超越彌爾頓，卻從未有達到如他《失樂園》那樣高度的作品。從十五歲起到十六歲，他把兩首拉丁文「頌詩」譯為英韻文。他雖認為值得大眾關注，卻未得到很大的反響。這些作品在任何眾多的學校里都能得到讚揚，卻沒能刺激好奇者。許多輓歌寫於他十八歲時。這些輓歌表明他閱讀羅馬作家作品時，有精緻的判斷力。漢普登先生―一位希臘史學家波利比烏斯著作的翻譯者―告訴過我，在散文書信體復興後，彌爾頓是第一位以古典文雅的拉丁文寫詩歌的英國作家。即使有些例外詩作，它們也是鳳毛麟角。哈登和阿希瑪是伊麗莎白時代的驕傲。他們也許在散文上有所成就，可在寫詩上的所有嘗試很快就引起嘲笑。如果說在彌爾頓之前，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詩作，那也許是威廉姆·阿拉巴斯特的《羅克珊》① 。那些根據大學規定寫就的習作，有些在他成年後出版，自然引起讚賞，因為僅有少數人能展現出這樣的才華。然而，有理由懷疑，他對自己的大學生活沒有特別的迷戀。他沒有得到獎學金，這件事已確定。他被不友好對待不僅僅是個負面影響而已。提及這些我雖內疚，可我擔心是真的，彌爾頓在大學受到肉體處罰和公開羞辱，成為最後這類學生中的一個。正是有爭議的敵對暴力，他受到人們反對，被大學開除。這件事，他本人一直否認。確實，證據不足。…… 他正常取得學位。1628年，取得文學學士；1632年，取得碩士學位。他離開母校，對其沒有好感並疏遠―也許因為受他導師嚴厲的傷害，也許因為他反覆無常的挑剔。真實原因無法獲知，可這個校園影響終反映在其作品裡。…… 離開大學後，他回到父親身邊，住在白金漢郡霍爾頓，在那裡度過五年。在這期間，據說他讀遍希臘文和拉丁文作家的作品。誰能告訴我們，這個對世界的廣泛閱讀理解會有什麼局限性呢？…… 1638年，他離開英格蘭，首先來到巴黎。在斯丘達莫爾領主的幫助下，他有機會拜訪格羅蒂烏斯。作為來自瑞典的基督教大使，他寓居法國宮廷。緊接著他從巴黎匆忙到了義大利，以特別勤奮的精神學習語言和文學。儘管有計劃趕快游遍這個國家，他卻在佛羅倫薩居住了兩個月。他在那兒加入研究院，寫出受到稱讚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展示了其高尚的思想，還證實其所希望：「通過創作和集中學習思考，我要在生活中占據一個位置，以強烈的自然傾向參與其中。」他「也許要寫的東西暫留到以後，卻不願讓作品無聲息沉寂」…… 他由一位隱士陪同，從羅馬前往那不勒斯。雖對這位同伴沒有多大期待，但通過其介紹，他認識了維拉侯爵曼索。曼索過去一直是塔索的贊助人。曼索很高興以抱歉措辭來恭維他的創作成就，除宗教外，稱道他的一切。彌爾頓以拉丁文詩歌回敬他。這首詩必定引起人們對英國文學精美絕倫的高度評價。他計劃去西西里島和希臘。當聽說國王與國會主教間發生衝突時，他認為，在這個他的同胞們正為權力鬥爭的期間，應趕緊回國而不是在外國遊樂中度過時光。…… 我們雖敬仰彌爾頓，卻不應限制我們的觀察，應以某種歡欣審視他偉大的許諾和卑微的工作。他匆忙回家，因為全國同胞正為自由鬥爭。在置身其中後，他的愛國熱情便在一間私校里蒸發了。對他這段生活時期，幾乎所有傳記作家都不願著墨渲染。他們不願意看到彌爾頓被降格為一位小學老師。確實，不可否認，他這時在教孩子們讀書。有人發現，他什麼也沒教；有人揣測，他的動機是熱心宣傳知識和美德。所有人都會說自己不知道真實的情況，卻原諒他的做法。沒有智者會認為他這樣做是可恥的。他父親此時雖還活著，得到的補貼卻很少。為彌補不足，他靠誠實和有用的工作來維持生活。…… 在四十七歲那年，意識到自己對外部的干擾束手無策，他似乎喚起從前的願望，開始恢復他先前計劃的未來工作，寫三部大書：一部史詩，一部他國家的歷史，一部拉丁文詞典。處於眼盲狀態② 中，編纂詞典成為他所有寫作中最不切實際的一項，因為這要依靠持久和耐心的查驗以及材料收集。雖失明後，他不可能著手，可這之前他總是在準備。菲利普斯說：「幾乎到他去世。草稿如此分散和不完整，不適合出版。」拉丁文詞典最終在劍橋出版，編輯本使用過他收藏的三大本集子。其後命運如何，已不可知。編一部歷史書，要參考各類作者，他只能靠其他人的眼睛來諮詢。這既不容易也不太可能。除要藉助比通常所能獲得的更多技術和集中匯編的幫助外，依然存在參考和比較的困難。這些困難阻止了彌爾頓的敘述。在此時期，這件事雖非十分複雜，卻沒有很多作者要參與其中。對於史詩創作的主題，經過更多的思考、「長期的選擇，遲來的開始」，他定格於「失樂園」上。一個如此全面的設計，只有成功才能做出公正判斷。他考慮以詩讚頌亞瑟國王，曾在詩文中向曼索暗示過。不過據芬頓說，亞瑟已被安排另一個命運。…… 彌爾頓的文學才能無疑是偉大的。他讀幾乎所有語言的文字，無論是高雅的還是粗俗的。他不但熟讀希伯來語的兩種方言，還精通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拉丁文領域，他名列一流文學家和批評家之中，並非常勤奮地獲得義大利文化知識。他最喜愛的書籍，通常是女兒讀給他聽。他幾乎能背誦全部的《荷馬史詩》，其次是奧維德的《變形記》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他的一本《歐里庇得斯文集》，為克拉多克先生友好贈送，現在我手上。在書頁邊緣空白，雖有些他寫的邊注眉批，我卻未見其特別處。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他認為是斯賓塞、莎士比亞和考利。斯賓塞顯然是他的最愛。莎士比亞我們很容易知道他會喜愛，就像其他讀者一樣。我沒想到，考利這樣一個對卓越之見與其迥然不同的人，會得到他更多的讚許。德萊頓有時拜訪他，而在彌爾頓心目中，他雖是優秀的韻律者，卻不是詩人。他的宗教思想據說來自加爾文教派。也許在他開始憎恨長老會教徒後，他試圖接近阿米紐教派。在神學與統治關係上，他從不認為，自己可以遠離天主教或基督教。然而，鮑迪烏斯③ 對伊拉斯莫斯④ 的評語可適用於他―「他在奔跑而非跟隨」。他重在譴責而非認同。他與新教徒的名堂沒有任何聯繫。人們所了解的彌爾頓，知其不是什麼而非他是什麼。他既不是羅馬教堂的教徒，也不是英國教堂的信眾。不到教堂做禮拜是危險的。宗教，得其獎賞很遙遠，而得其活力則靠信仰和意願。信仰會在某種程度上輕易地從我們頭腦中閃過離去。保持宗教，需要外在儀式，使其充滿活力和感染力，要明確的禮拜，同時需要榜樣教益的影響。彌爾頓顯然有對基督真實的看法，有對《聖經》最為深刻的敬仰，不受任何異端邪說影響玷污。他的一生證實其有天國直接或偶然代理人的信仰。只是一直到老，他也沒有進行任何可見的宗教禮拜儀式。在打發的時光里，他沒有一小時做祈禱，不管是單獨的還是與家人的禮拜。他不僅忽略公眾場合的祈禱，還忽視一切禱告。尋求他忽視的理由實無必要。一個人應生活在他自己的喜好下，根據自身去判斷他的行為。祈禱肯定不會被他認為是多餘的。說他生活中無祈禱，難以證實，因為他學習《聖經》，沉思默想本身就是一個習慣性祈禱。在其家庭中，忽視祈禱也許是一個錯誤，他為此過錯責備過自己，試圖糾正。他的政治觀代表那些尖酸刻薄的共和黨人的看法。為此，他不知道是否給出比這個更好的理由，即「人民政府最清廉；只要推翻君主制，就能建立普通聯邦政府」。這是個非常狹隘的政策，僅支持錢是最好的東西。即便在這方面，也沒有去考慮，法庭的建立和開銷，其最大部分，僅是一種特殊的運轉。錢經此運轉後，並沒有對民族發展有任何改進。我擔心，彌爾頓的共和主義是建立在對偉大的嫉恨和對獨立的憤懣渴望之上，建立在不耐煩控制的暴躁和不屑於優越感的驕傲之中。他憎恨國家的君主和教堂的主教。他恨所有要求他服從的人。值得懷疑的是，他占主導思想的渴望是要毀滅而非建設。他像是厭惡權威，而非更多地熱愛自由。據觀察，呼喊自由聲調最高的人，並不輕易給予人自由。我們所知彌爾頓在家庭關係上的個性，十分嚴厲並獨斷專行。他的家庭多由女人們構成。在其書中，有像土耳其人那樣蔑視女人，把她們視為順從者和低等人的。這方面他對自己女兒也未能破除不平等的等級。他讓她們缺乏基本教育而承受沮喪無助的苦惱。他認為，女人一生僅是屈從，而男人是反叛。…… 在檢驗彌爾頓的詩作時，我應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少年時代的作品給予重視。在他早年作品中，便有一種不值得稱頌的喜好：他把已經寫的詩作，決心保存起來，給大眾一個未完成的詩作。他中止繼續寫下去，因為「他不滿意他所寫的」，假設他的讀者比他自己還苛刻。這些揭開他未來義大利文、拉丁文和英文創作的序幕。我不能假裝自己是一個義大利語批評家，可我聽到過一個有這方面資質的人對他這方面的價值做出的判斷。拉丁詩文雖甜美優雅，他所提供的歡悅卻不過是對古代作家的精湛模仿，其措辭的純潔和韻律的和諧，勝於任何人的創新能力和情緒的活力。無人與之有等同的價值。輓歌勝於頌歌，而有些火藥味的叛國的作品，也許是多餘的。而其早年的英語詩歌，儘管尚未達到《失樂園》的高度，卻已有證據顯示其傑出。它們都是原創，不模仿，特性尚不突出。若論與其他詩歌的不同，它們之間分歧更大，常以過於強烈的排斥性而突出。詞語的組合是新的，可不能使人愉悅。韻律和用詞是那麼特意組織，強力安排。這些彌爾頓所寫早年生活的作品，從其手稿可見，它們精心構思，幸運地保存在劍橋大學。在這些手稿里，有不少小詩是他早年之作，隨後加工修訂。這些遺存表明卓越成就是如何獲得的。人們希望詩文寫得行雲流水，先要學習他如何勤勉推敲。出於對這位偉大詩人的美麗詩篇的敬佩，有人有時迫使自己對他的小詩做出虛假的肯定，讓自己先想到這個敬佩是獨一無二的。所有短篇詩作，通常所能得到的是精巧和文雅。彌爾頓從不學習以優雅方式作小詩的藝術。他忽視柔和舒適這類中庸的優秀。他是一頭「獅子」，對走來走去的「小傢伙」無計可施。…… 批評家通常認為，寫史詩的作家最有才華，最值得人們稱讚。因為它要求組合安排所有的能力，而僅其中一種能力，就足以充分地寫好其他類別的詩作。詩歌是娛樂與真實結合的藝術，以形象輔助理性。史詩通過最愉悅人的概念，教導人們最重要的真實，因而以最感人的方式，敘述某些重大事件。歷史提供給作家敘述的線索，而他要以高尚的藝術來改進和升華，以戲劇性能力賦予活力，以反省和預言方式表達多樣化。道德家教他邪惡與美德的確切範圍和不同差別。從處世原則和生活實踐中，詩人必須學習區別人物個性和情緒傾向，不管是單一還是複合的人格。醫學、生理學給他提供人心解釋和軀體影像。把所有這些學科放入詩歌創作，被要求有描繪自然和完成虛構的想像力。此時他還不是詩人，還要獲得完整的語言運用能力，在所有短語的精巧上、在所有語詞的色彩上出類拔萃，還有學會把不同的韻律調出不同的聲響。做到這一切，他才是個合格的詩人。波索⑤ 有這樣的看法，詩人的首要任務是發現一個道德主旨，然後以傳奇人物的故事解釋並證實。這個過程似乎僅是彌爾頓一人所為。其他詩人的道德觀是偶然結果，而彌爾頓則是根本和固有的。其最有用最艱巨的目的是「向人類表明上帝的公正」，表明宗教合理性和服從神聖法則的必要性。要傳遞這個道德，需要一個傳奇故事，一個由技巧構造的敘述，以便刺激好奇者，驚醒期盼者。在其長詩部分，彌爾頓被認為可媲美其他任何詩人。他隨事件展開，敘述人的敗落和那些附庸之流。他把整個神學系統交織在一起，十分恰當，以至於每個部分看起來都很有必要。幾乎無人希望，僅為人的快速行動過程而有必要將詩人的任何敘述縮短。史詩的主題自然與重要「偉大」的事件關聯。彌爾頓不是要毀滅一個城市、規劃一個殖民地或建立一個帝國。他的主旨是世界的命運、天堂的革命和人間的改革。根據上帝最高指令，抗拒反叛霸道的國王，推翻他們的霸權，懲罰他們的罪惡，創造一個合理生存的全新人類。他們有初始的幸福和純真，他們喪失了永生，他們恢復了希望和平靜。偉大的事件僅能被一個高尚尊嚴的人快速地完成或被其阻礙。在彌爾頓的詩展示出的偉大面前，所有其他偉大都變得渺小。他最虛弱的代理人，卻是人類最高貴最雄偉的代表、人類原始的祖先。他的理論受到人類行動的認同。在這些原理中，意願的正直或偏差，不僅決定了地面自然的狀況，還有所有未來全球居民生存的條件。詩歌的其他代理人，主要人物若是輕描淡寫，會很不敬重。其他的角色僅有微弱的能力。最微弱者揮舞這些能力，用整個領地的力量武裝自己。全能上帝所控制的能力，可以限制他們夷為平地的廢墟，填補毀滅和迷亂造成的巨大延伸的空間。他要展現人類如此超能的動機和行為，以至人類理性能檢驗它們或人類想像能表現它們。這個任務，這位偉大詩人已進行並順利完成。在檢驗史詩時，更多的關注通常集中在人物的個性上。要檢驗《失樂園》，有個性的是那些天使和人類。天使有善良和邪惡，人類有無辜和原罪。在天使中，拉斐爾極具美德，溫和沉著、平易謙虛和自由交流，邁克爾則莊嚴和高傲。許多人視他為只關注個性尊嚴的天使。神仆阿布迪爾和加百列，顯然偶爾以每個事件要求的身份出場。阿布迪爾的孤獨忠誠，也被描寫得非常親切可愛。邪惡天使的個性，在詩中最多樣化。據艾迪生觀察，撒旦的情緒被給予「最高尚和最卑鄙的人性」。克拉克譴責彌爾頓的不虔誠，有時借撒旦之口說出。對這類思想，如他公正指出的，只有根據人物個性的觀察，才能做出判斷，因為沒有好人願意允許壞人經過自己的口說出想法，哪怕僅持續片刻。讓撒旦以反叛者身份說話，而任何這類表達又不玷污讀者的想像，這確實是彌爾頓創作的最大困難之一。我只能說，他以極大的幸運使自己解脫。撒旦的演講，很少能給一個敬畏神的耳朵以痛苦之聲。反叛的語言，不會與不屈服的語言同類。撒旦的狠毒在傲慢和固執中冒起泡沫。他的演講表現很一般，除他們的邪惡之外，尚無其他的冒犯。天國反叛者的其他首領人物，在卷一卷二詩中被清晰地區別。魔羅的兇猛個性，無論出現在戰場還是議會上，都保持確切的連貫一致。亞當和夏娃在他們天真無辜時被賦予的情緒，是無辜者才能具有和呈現出來的。他們的愛純潔仁慈、相互尊重，他們的飲食毫不奢華，他們勤勉無須辛勞。他們禱告上帝，充滿更多敬仰和感激的聲音。他們有留下的果實，無須索取什麼；他們純潔天真，沒有什麼可懼怕的。伴隨愧疚，他們才有懷疑和不安，才有相互的指責和固執的自我防衛。他們以疏遠的思想彼此相待。他們敬畏他們的上帝，把他看作他們犯下罪惡的復仇者。最終他們在他的仁慈下得到庇護，服軟悔改，化解仇恨於懇求。在其倒下之前，亞當的優勢一直得到特意保持。「可能性」和「奇異性」是普通史詩的兩個部分，批評者對此常給以深思熟慮。《失樂園》幾乎無須特別地評說。它包含神跡的歷史、創世和救贖的歷史。它展示至高無上的力量和寬憫。這種「可能性」很快轉為「奇異性」，「奇異性」就是「可能性」。敘述的本質是真實。因為真實不允許選擇，就像必要性，真實優先於規則。對意外或偶然的情況而言，詩歌里這些人類的事，有些例外可以允許，可是，支持真實的主要結構是不可改變的。艾迪生公正地評價，稱這首詩主題的性質，使它優於其他所有詩人，它有普遍和持久的趣味性。所有人，經歷過所有世紀，都會有亞當和夏娃那樣的感受，必須分享那延及自身的善與惡。「結構」，亞里士多德所稱的術語，意味著超能力的偶然介入。這是另一個批評家評論的豐富題目，這裡卻無討論的空間，因為每件事都在天國的明示下立即辦成。規則迄今被遵從，沒有行動能用任何其他方式去完成。「插曲」，我認為僅有兩種，一種包含在拉斐爾關於天國戰爭的看法中，一種是邁克爾預示這個世界發生變化的敘說。兩個插曲都與偉大行動緊密聯繫。一個對亞當是必要的警告，另一個是對他的慰藉。詩歌「全面性」或「完整性」的設計，沒有什麼問題可提出來加以反對。這首詩非常清晰地呈現了亞里士多德所要求的「開頭、中間和結尾」。也許沒有同等長度的詩歌，在被裁短一些後，不會導致其沒有明顯的損害。這裡沒有墓地葬禮的遊戲，也沒有對一個盾牌的冗長敘述。簡短的偏題出現在卷三、卷七和卷九的開頭，無疑有些多餘，可誰會把這些美麗的多餘剔除呢？誰不希望《伊利亞特》作者多說點自己來滿足未來時代的讀者呢？也許沒有什麼能比那些外在多餘的文欄位落更經常受到閱讀或關注。由於詩歌的目的是愉悅，讓所有人都感到愉快的詩歌，不會沒有詩性。無論詩的行動是否應被嚴格限制在一個主旨方面，這類詩是否可以被適當地界定為英雄史詩，問題的關鍵是，讀者會提出誰是英雄的質疑。因為他們的判斷原則，來自書本而非理性。彌爾頓僅以《失樂園》為題寫詩，卻稱之為「英雄的頌歌」。德萊頓有些任性和草率地否認亞當是英雄，因為他被戰敗。可是，除了建功立業外，沒有什麼理由認為英雄不應該是倒霉的。因為成功和美德不會必然地結合在一起。「卡圖」是盧坎詩歌的英雄，可盧坎的權威不會因昆體良⑥ 的評判而遭到打擊。無論如何，如果成功是必要的，亞當受的欺詐最後會被粉碎。亞當還原復生受到造物主的寵信，因而能確保他回歸與人類為伍。討論詩的「計劃」和「結構」之後，應當檢驗它的構成部分―「情緒」和「措詞」。在「情緒」以人類方式或適合其人物個性的方式表達出來時，大部分是合理的、無可置疑的。那些包含道德教訓和謹慎原則的精彩段落很罕見。此詩的原始結構是，亞當、夏娃「墮落」之前，沒有人類的方式能給人類的行為任何幫助。它的目的是提升思想，超越人間的關懷喜愛，讚揚不屈不撓。亞必迭以此堅持他特有的美德，反對大眾的嘲諷。這些美德能適用於所有的時代。拉斐爾對亞當在行星運轉之後的好奇的責備以及亞當的回答，也許信心十足地反對所有詩人要傳遞的任何生活規則。思考常在情景進展中出現。這些思考只能由在最高程度的熱心行動中的想像而產生。這些素材要靠不斷學習和無窮的好奇心去提供。彌爾頓的思想熱度使他的學問升華，使他隨手把其知識和精神寫進詩里，與粗俗部分劃清界限。彌爾頓從整體範圍考慮創世紀，因而他的描寫有淵博的學識。他習慣於不受限制的放任想像，因而他的觀念是寬泛的，他的詩性品質是崇高的。他有時醉心於優雅，可他的基本能力是描寫偉大。他有時精心掩飾，可他的自然港灣是崇高巨大。他能在讀者要求歡愉時提供歡愉，但讓讀者驚訝才是他的特殊本事。他似乎對自己的天賦非常了解，知道什麼是自然賦予他的比其他人更多的慷慨。他有展現巨大、光輝耀眼、憂鬱深沉、恐慌的種種能力，因而，他選擇的主旨太大，難以言盡。在這個主題上，他的幻想也許被厭惡，可他的誇飾炫耀卻不受責怪。自然的狀態和生活的發展，不能滿足他的偉大的奢求。畫一個物體，要求細心觀察，用記憶而非想像。彌爾頓的喜悅，是在儘可能寬廣的地區遊戲。現實對他的思想來說是太狹窄的場景。他要讓自己的能力去發現、進入一個僅有想像才能旅行的世界。他開心地構造一個全新的存在方式，給超人神靈提供情緒和行動，追溯地獄的忠告，陪伴天國的合唱。…… 如同任何人的作品都有錯誤和缺陷，發現《失樂園》的缺陷和錯誤，是公正批評家的任務。在展現彌爾頓的美麗傑出時，我沒有做大段長篇的摘引，因為要選擇優美段落會沒有盡頭。同樣我也應以一般方式提到那些看起來值得批評的詩句的失誤。如果會有損彌爾頓的名譽，在某種程度上貶低我們國家的聲望，有哪個英國人會高興看到這些摘錄的段落句子呢。我的批評原則不放過那些頻繁出現的用語的不準確。貝特利⑦ 也許比詩人有更好的語法規則能力，他常發現這些不準確，有時也會忽視不見。他將之歸咎於修訂者的蓄意所為，因為彌爾頓的失明迫使其雇用修訂者。如果他認為這是真的，這個假設是草率而無根據的。據說他私下裡允許其用語不當虛假，這是卑鄙而有害的。《失樂園》的構思有它的缺陷。其構成既不是人類的行動，也不是人類的方式。其男人和女人的行為和苦難的狀況，是人間其他男人和女人所根本不了解的。讀者既看不到能與他進行的交流，也不能關注他通過想像的努力來安置自己的條件，因而，他的人物很少有自然的好奇心和同情心。確實，我們都能感覺到亞當的不服從，我們都有像亞當那樣的原罪，都有像他一樣，被冒犯後必有的悲傷痛楚。在天使落敗之後，我們有不安分和陰險狡詐的敵人；在禱告的精神下，我們有監護人和朋友；在人類的救贖中，我們希望自己被包括在其中；在天堂和地獄的描述中，當我們都寓居在這個不是恐怖就是福祉的區塊時，這些肯定能夠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可是，這些真實太重要，難以稱之為新穎。有人在我們嬰幼兒時已教給我們，有人把我們孤獨的思想與人間常見的談話混合在一起，習慣性地把它們交織於整個生活組織結構。由於不是新的，人們心中不會引起不習慣的情緒：我們所知新的東西，常是在未學習它們之前，而那些什麼都不新奇的東西，不會讓我們驚訝。這些恐怖場面所暗示的觀念，有些方面我們敬而迴避，除非規定的時間要求與它們進行聯繫。從其他方面，我們畏縮恐懼，承認它們，僅是看作有益的行為，平衡一些我們的興趣和熱情。這類恐懼形象阻止幻想的事業而非激勵它們。愉悅和恐懼確實是詩歌天才的資源。詩的愉悅至少要人類的想像才能構思和接受，而詩性的恐懼，只有人類的力量和韌性才能抵制。永恆的善良和邪惡，對智慧之翅膀太沉重。思想下沉到它們之下，被動無助，滿足於平靜的信仰和謙卑的愛慕。了解真實要採取不同的形式，通過一些新的中間形象來傳達思想。這個彌爾頓已經嘗試，特別是以其豐富和生動的思想來表現。無論誰考慮到，《聖經》提供給他的僅是極少的激進方式，他肯定會被作者構想的巨大行為所驚嘆。詩人擴展行動到如此廣大的範圍，讓它們分叉成如此多樣，僅是敬畏宗教，才限制其想像的放縱。這部詩充分體現了學習和天賦結合的力量。大量積累的材料，經過了判斷的消化與幻想，被藝術地結合在一起。彌爾頓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這些選擇不是來自自然就是來自故事，不是來自古代傳奇就是現代知識。無論什麼他都能用來解釋和修飾其思想。通過學習的提煉，通過想像的高飛，積累的知識已植入他的大腦中。據說，他的陪伴者之一併不過分地誇耀他：我們讀《失樂園》，就像在讀一本宇宙知識的大書。其原本的缺陷不能避免，而其缺少人間的趣味，總是能被人感到。《失樂園》是這樣一部書，讀者敬佩之後放下，便忘記要拿起來再讀它。沒有人希望它比實際長度還要長。閱讀它是一種責任而非愉悅。我們捧讀彌爾頓為教益，離手後頗感疲憊和沉重，要找其他令人愉快的事物。我們離開這位導師，尋找同伴。譯者補充：這篇傳記寫於1779年1月，六周後完成。約翰生曾對馬龍編輯提到，已有太多過於甜膩的《彌爾頓傳》，他這篇傳記會有些不同的特性。這導致考珀認為，約翰生對彌爾頓太「不仁慈」。帕蒂森乾脆稱約翰生為「文學土匪」，合謀「掃蕩彌爾頓的名望」。蘭頓卻辯護，說未見約翰生對彌爾頓有「任何抱怨不公」。當年彌爾頓如日中天難有陰影，情形如「文革」中對魯迅批評不得，藉以聯想其古今中外相見相通相同之人文世故。 ① Alabaster’s Roxana，1632年出版。 ② 彌爾頓36歲開始逐漸失明，44歲完全失明。 ③ 鮑迪烏斯（Baudius），法國拉丁文學者。 ④ 伊拉斯莫斯（Erasmus），荷蘭學者。 ⑤ 波索（René Le Bossu，1631—1680），法國批評家。 ⑥ 昆體良（Quintilian，35—100），古羅馬修辭家。 ⑦ 貝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英國哲學家和古典學者，《失樂園》編輯者。考利亞伯拉罕·考利的生平，儘管在英文傳記里比較少見，但還是由斯普拉特博士寫過。這位作者想像之豐富和語言之優雅，理當享有較高的文學地位，可他卻憑著友誼的熱情或雄辯的志向，寫出了一篇葬禮的致辭而非一部歷史。他雖展示出考利的個性，卻不是考利的一生。由於他的寫作沒有提供多少細節，以致任何事都難以讓人清晰明了。因為在頌詞這片薄霧之下，一切都顯得困惑和零散。考利出生在1618年。他的父親是一位批發商。關於他的情況，斯普拉特博士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敘說。也許是要特意地隱瞞，把他在聖鄧斯坦教區註冊的名字刪去。這讓人有理由懷疑，他是一位新教徒。無論其父如何，他在孩子考利出生前就死了。其後考利由母親撫養。伍德描述過他母親如何真摯地努力讓他接受教育。她活到八十歲，看到她兒子成名，得到付出的回報。我希望，她看到他的幸福，分享他的富有。我們至少從斯普拉特的傳記里了解到，他總是提到母親的關懷，恰當地表達自己對母親應有的孝順和感恩。在他母親公寓的窗台前，放著斯賓塞的《仙后》。他一直受到詩的魅力的感染，很早就有讀它的興趣。如他所說，他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名詩人。這樣的巧合，有時能記在心裡，有時也許就全忘了。若導致思想的偏向，從而專注於某個種類的研究或工作，通常稱這類心無旁騖者為天才。真正的天才，其思想有極大的普遍能力，在偶然中就確定了某些特定的方位。當代偉大的畫家喬舒亞·雷諾茲爵士，最早偏愛藝術的傾向，就是因為熟讀理察斯的文論並受其激發而形成的。…… 如同其他用狹隘視角寫作的詩人一樣，考利不是在人類的心靈里顯示智力的愉悅，而是致力於向暫時的偏見獻殷勤，這導致他在一個時期得到過太多的讚美，而在另一個時期又受到太多的忽視。才智如同其他事物，受到人們選擇它的本性支配，有它的流行趨勢，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形式。大約在17世紀初，出現了一類作家，可以用術語稱之為「玄學派詩人」。在對考利作品的評論里，給這類詩人的一些評價並沒有不恰當的。玄學派詩人是一些有學問的人，要表現他們的學問是這些人的全部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他們決意要用韻律去表現它們。他們不是在寫詩而僅是在寫韻詩，這樣的韻詩常常經得起數手指頭的句讀卻經不起耳朵的聆聽。因為其韻律語調太不完美，唯有靠計數音節才能把它們看成韻詩。如果批評之父① 命名詩歌為「模仿的藝術」是恰當的，那這些作家恐怕要失去詩人之名了，因為他們不能說自己模仿過任何事物。他們既不模仿自然，也不複製生活，既不描繪事物的形狀，也不表現智力的活動。然而，否認他們是詩人的人，卻承認他們有才智。德萊頓坦承他自己和他同時代的人，在才智上落後於多恩，可堅持他們在詩歌上超越了他。如果才智由蒲柏做了適當的表達，它就是「一直在思考而從未被充分地表達出來的東西」。他們肯定從不能得到它，也不會尋找它，因為他們熱衷的是他們思想的獨一無二，卻忽略了他們的措辭。蒲柏對才智的看法無疑是有誤的。他不但打壓了才智的自然尊嚴，還把它從思想的力度降低到語言表達的愉悅。如果用更崇高和更適當的概念，才智應被視為「自然和新穎」，儘管它們不很明顯，可第一次出現時，對其認可卻是公正的。如果才智就是這個樣子，那它雖然從不能找到，卻也讓人驚訝它怎麼會消失。諸如此類的才智，玄學派詩人很少升華。他們的思想通常「新穎」，可很少「自然」。若他們這些表現不太明顯，就會有不恰當。讀者遠非奇怪自己會錯過他們，更常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努力違背常情。才智，把它對聽者的影響抽象出來，可以更嚴肅和更具哲理地考慮它是一種「不一致的和諧」② ，一個相異的意象的組合，或一個在明顯不同的事物中隱藏著相似點的發現。這樣去定義才智，已完全足夠了。最異類的思想被粗暴地連接在一起。窮儘自然和藝術只是為了例證、比較和暗示，讓它們的學問得以展示，使它們的微妙令人驚奇。可是，讀者通常認為自己的進步是昂貴的代價換來的，雖然有時會欽佩，卻很少有愉悅。從這個關於他們創作的敘述中，很容易推斷出他們在表現和渲染情緒上不成功。由於他們全部專注於意外和驚奇的事物，他們不重視情緒一致。這情緒相同，才能使我們形成並刺激其他心靈的痛苦和愉快。他們在任何機遇下都從不會探究他們應說和應做些什麼。比起人類自然的參與者來說，他們只是寫作的旁觀者。他們作為只看到善良和醜惡的人，冷漠且從容。他們作為享樂主義之神的信奉者，對人類的行為和生活的波折起伏，不涉利益不帶感情地做出評論。他們的求愛是空虛的愛好，他們的悲哀是無用的悲痛。他們的願望僅是說出那些他們希望以前從未有人說過的東西。比起悲憫，崇高也從不在他們要達到的範圍之內，因為他們從不嘗試理解和擴展思想。這些思想一旦充滿心靈，所引起的最初效果是突然的驚奇，其次是理性讚美。崇高因累積而達到，卑微因分散而形成。偉大的思想總是普遍的，它們所構成的看法不受例外的限制，所呈現的描述也不會遞減至微小。微妙原本的意思是指很纖細的粒子，把它作為比喻，指細小的差別。這樣說微妙是極為恰當的。對那些著眼於新奇的作家來說，他們中很少人有偉大的希望。因為偉大的事物絕不可能逃脫前人的觀察。他們總是嘗試解析，把每個形象打破成碎片。他們用微妙的奇思妙想和謹慎的細節描寫，如同那些用稜鏡分析陽光的人，雖展示夏季午後的無限光輝，卻不能更多地表現自然的景觀和生活的場面。然而，對於所要的崇高，他們盡力用修辭誇張法去支撐。他們的誇大是沒有限制的。他們不僅把理性，而且把幻想也拋諸腦後。其所產生的令人困惑的富麗堂皇的組合物，不僅不可信還令人無法想像。偉大能力指導下的宏偉創作是從不會完全喪失其意義的。如果他們經常把才智扔到虛假的概念上，同樣，他們有時也會敲打出未預料到的真實。儘管他們的奇思妙想難以觸及，卻也常值得去把它搬運回來。要根據他們的計劃寫作，至少讀書和思考是必備的。沒有人天生就能成為玄學派詩人。靠從描述中複製來的描述、從模仿中借來的模仿，或是傳統的形象、世襲的明喻、現成的韻律、流利的音節，都不能得到作家的尊嚴。在細讀這類作家的作品後，思想會被回憶和質問激發，有些學習過的知識會被重新找回，有些新的東西會進一步得到查證。他們很少能增加「偉大」，他們的「敏銳」卻常讓人驚嘆。如果想像力不總是能夠得到滿足，至少反思和比較的能力是要派上用場的。在大量的材料中，機巧的荒謬被扔到一起；真實的才智和有用的知識，有時能從被掩埋在粗疏的表現中找到，也許只是對那些知道他們價值的人有用。在這樣的思想下，當他們的描述變得清晰、文字磨鍊得更雅致時，他們能給那些更得體的作品以光彩，雖然很少有豐富的情緒。我認為，這類寫作借鑑於馬里奧和他的追隨者，以多恩和本·瓊森為例，受到推崇。多恩知識淵博，而本·瓊森的創作方式與多恩在他的詩行的粗野方面類似，而不是在他表達情緒的形式上。當他們的名聲高漲時，他們無疑有更多的效仿者，其數量遠比後世留名的要多得多。他們的直接繼承人，任何回憶起來都能記得的作者，有薩克林、沃勒、德納姆、考利、克利夫蘭和彌爾頓。德納姆和沃勒以改進我們韻律的和諧去尋求另一種方式出名。彌爾頓只在他寫「驛站老闆霍布森」的詩行里進行玄學詩風格的實驗。考利比彌爾頓改進了更多，使其有更多的情緒和音樂感。薩克林既沒有改進詩律，也沒有充滿奇思巧喻。時尚的風格主要由考利來保持，薩克林不能達到它，彌爾頓鄙視它。關於批評的看法，沒有例句是不容易理解的。因此，我收集了這類詩人寫作範式的例子。這些被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崇拜者所稱讚的詩人及其作品，自有其顯著的特色。由於這類詩人也許更希望被崇敬而不是被理解，他們有時從學問的深奧處提取他們的奇思妙想，曲高和寡，普通詩歌讀者不會經常碰到。（《考利評傳》全文詳見《傳記奇葩》一書） ① 指亞里士多德。 ② discordia concors，拉丁文「與不和諧和諧」，中文「和而不同」。德萊頓約翰·德萊頓（1631―1700）也許可以恰當地被看作英國文學批評之父，因為他是教我們依據規則去判斷文學價值的第一位作家。在我們以前的詩人中，有位偉大的戲劇家① 。他沒有什麼規則，僅依據生活和自然寫作。他的天才罕會誤導人，也罕會被人拋棄。其他詩人雖懂得遵從適當的法則，卻忽視了傳道授業。在伊麗莎白時代，韋伯和普特翰各自寫過《英國詩人的藝術》。人們不但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到一些這類規則，還可以從本·瓊森和考利的暗示中得到一些。然而，德萊頓的《論戲劇詩》是第一部論寫作技巧的系統、有價值的著作。一個人在對當前時代的英國文學形成自己的看法後，他返回頭來細讀德萊頓這個對話，不可能發現太多的知識和太多的教益新奇，可他能記住，批評的原則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匯總的這些規則，部分來自古代，部分來自義大利和法國。戲劇詩的結構，通常不為人所了解。觀眾歡呼鼓掌靠直覺，而詩人受歡迎靠機遇。一個實現他完整目的的作家，會在光芒中失去自己。這個看法不必再引起懷疑，證據也無須再去檢驗。對於一種普遍實踐的藝術，它的第一位老師已被遺忘。學問一旦流行普及，便不再是學問。當露珠從清新的田野里呈現時，我們顯然能得到一些特別的外觀形象。要公正評價一位作家，我們要設身處地於他的時代，檢驗什麼是他同時代人缺少的，什麼是他能提供給他們的方式。這在現今極為容易，而在過去卻十分困難。德萊頓至少輸入他的知識，供給他國家之前所缺乏的，或者說，他僅輸入材料，用其技巧加工製造。《關於詩劇的對話》，是他最早的一篇評論。寫作時，他是一個膽小地追求名譽的候選人，因而，他相當勤奮，努力得到回報。當出名有地位後，他對公眾的敬畏度降低了―部分因為習俗，部分因為成功。在我們所有豐富多彩的語言文字中，很難找到一個論說，能如此技巧多樣地持續表現出彼此對立看法的可能性，如此充滿活力的形象，如此充滿光輝的解說。他以極大的精神和勤奮去鍛造英國戲劇家的形象。他對莎士比亞的評價，確立了作為熱情批評家的永恆範式，既無瑣細的精確，又沒誇耀的輝煌。朗吉弩斯對德摩斯梯尼關於馬拉松英雄的證詞予以奢華讚美，可是，這些讚美在德萊頓的評論前都已褪色，不再散發光芒。僅用少數幾行，德萊頓便展示出一個人物的個性。其理解力是如此廣博，其對極限如此好奇，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添加、裁剪和重塑的。在所有爭相讚頌莎士比亞的文字中，莎士比亞的編輯者和敬仰者也未見有什麼更值得誇獎的論述，他們只不過是對這個優秀「對話」進行擴大和改寫，把德萊頓的金塊改換為便宜金屬，雖然它更大塊，價值卻很低。在這方面，在所有其他同樣主題的文章里，德萊頓的批評是以一個詩人眼光進行的批評。它不是一個呆板的理論合集，也不是一個粗陋的錯誤檢查器，即便嚴格審查也不可能做到。它是一篇愉快而有生氣的評論，愉悅與教益結合，作者以他的創造能力去證實他判斷的正確。…… 散文是德萊頓偶爾創作的作品，僅得到中等的評價。他的名字被每個英語文學的培育者熟知而敬仰，因為他在精煉詩歌語言、改善精細情緒和調諧英國詩歌的韻律方面達到優秀。在經歷大半個世紀的強迫思索和韻律參差後，沃勒和德納姆已讓詩歌在接近自然與和諧方面有些進步。他們表明，當語句被分解為對偶句時，即使長篇詩的韻律也能讓人愉悅。詩歌不僅要韻律，還要安排音節。儘管他們做的不少，可誰能否認他們還是留下了許多未竟之業呢？他們的作品不多，他們思想的豐富理解力也不多。為建立規則、恰當地介紹詞語和思想，需要創作更多範式和更多樣板。每個博學的民族，有必要把其語言劃分為學究語和通俗語，有莊重和平易、文雅和粗魯之分。相當大部分的俏麗風格，是從這個細緻的區別中產生的。我們僅有少數詩人有思想，贊同自然，而且他們原始正確的自然觀都在規則之內，可是，我們的作家們幾乎不知這些選擇的精緻。我們的語言表達方式，在他們面前呈現為一團困惑。每個詩人僅採取那些偶然機會所能提供給他的用語，滿足其表達目的。在德萊頓時代之前，沒有詩歌的用詞法，沒有一個體系，把日常用的俗語加以提煉，避免那些適合特別藝術的生硬術語。這些過於粗俗和生疏的詞語，挫敗了詩人構思的用意。對那些在小場合或喧鬧中聽到的聲音，我們不容易接受其強烈的印象和歡愉的意象。對那些幾乎陌生的詞，無論它們如何出現，若要引起人們對其關注，它們應能夠清晰地表達事物。那些能和諧組合的語詞，很少有人嘗試把它們從散文與詩歌中清晰地區別開來。我們過去幾乎沒有文雅用詞，或者說，沒有說話的花朵，如同玫瑰還沒有從荊棘中被採摘下來，又如不同的色彩尚未加入生動的描寫場景中。值得懷疑，沃勒和德納姆的偏見是否過分且長期流行，而這些在考利的捍衛下得到庇護。新的韻律學，一如所稱的，其建立要歸功於德萊頓。從他的時代開始，英國詩歌顯然沒有復歸到從前野蠻的傾向。我們語言的影響和理解力，出色地體現在我們對古代作家詩歌的翻譯上。法文的譯著似乎在絕望中放棄，因為我們一直不能以靈巧手法來翻譯。本·瓊森認為，有必要「詞對詞」地直接譯出賀拉斯的詩歌。他同時代的對手費爾姆卻說，以「行對行」翻譯，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據說德萊頓稱桑迪斯② 為上個世紀把散文改為韻文的最好譯者，因為他曾十分努力以原作同樣的詩歌韻律，來組編他英譯版《變形記》的每一卷。霍利丹沒有其他評價，僅表明他了解原著作者，很少關注用詞的堂皇富麗或韻律的肆意發揮。他翻譯的這些韻詩難以被稱為詩歌。不會有人出於自願去讀，也不會有人通過理解分析它們可以得到滿足。考利說，這類「複製者是奴性的種族」。他聲稱，堅持他的自由，如此冒失地伸展他的翅膀，以便遠離他的原作者③ 。德萊頓這種要保留並規定對詩歌自由翻譯的限制的看法，給我們翻譯提供了合理規則和典範。當語言被不同原則形成時，同樣的表達模式不可能在雙語中總是達到同等的精準典雅。當它們並列在一起時，最貼切的翻譯被認為是最好的。當它們有分歧時，應取其自然的軌道。當交流不可溝通時，應有必要滿意於那些相似對等的存在。因此，德萊頓說：「翻譯不應該如『意譯』(paraphrase)那樣鬆散無形，也不應該如『直譯』 (metaphrase)那樣死板。」所有提煉的文字自會有它們不同的風格：或簡潔，或冗長；或高雅，或粗俗。在適當選擇風格時，應注重其構成的相似。德萊頓原則上要求譯者保持相似性。譯者要以作者修飾語詞的方式來顯示作者的想法，如同作者使用的是英語一般：粗獷雄偉處不應用詞柔軟，誇張的表象不應被降低遮掩，感性情感也不應表現出十分遲鈍。總之，一個譯者應該像他的作者，超越作者不是譯者的任務。這些翻譯規則的合理性，似乎得到充分的證實。觀察它們所產生的有效性是令人欣喜的。我不知是否它們被反對過，除了愛德華·舍伯恩爵士④ 外。這個人的學問比他詩歌上的能力大，更適合傳遞其內容而不是塞涅卡⑤ 的精神，以介紹他的三部悲劇譯本來為「直譯」辯護。賀拉斯的譯著權威⑥ ，新譯者會引用他來捍衛他們的翻譯。愛德華爵士通過合理解釋，已從他們那裡吸取到一些技巧，可支持它的理由不是作者賀拉斯本人。…… 據說蒲柏評價德萊頓的作品，「比起任何其他英語作家所能提供的範例，他能從其作品中選出每種詩歌的最好範本」。也許沒有一個民族能產生這樣一個作家，他以各種範式來豐富我們的語言。我們感激他，不僅是我們在改進措辭，也許還因為我們完善詩律，精煉用語，更多是因為我們能細膩地表達情緒。我們依靠他，學會自然地思考，強烈地表達。儘管戴維斯對在他之前的押韻詩有猜測，卻堅持德萊頓是參與爭辯詩歌原則的第一人。他向我們表明一個譯者自由的真實界限。關於羅馬帝國的一個說法，這個被奧古斯都確認的一句簡潔比喻，可用來比作由德萊頓最初想讓英國詩歌更精美的前景：他以小磚塊建立起地基，卻留下了大理石建築。 ① 指莎士比亞。 ② 桑迪斯（George Sandys），奧維德《變形記》譯者。 ③ 考利譯品達的《頌詩》，以「模擬（imitation）」譯法自由發揮。 ④ 愛德華·舍伯恩爵士（Sir Edward Sherburne），英國詩人，塞涅卡作品譯者。 ⑤ 塞涅卡（Seneca），古羅馬悲劇作家。 ⑥ 指本·瓊森，提倡直譯。艾迪生約瑟夫·艾迪生於1672年5月1日生在米爾斯頓。他的父親蘭斯洛特·艾迪生，當時在威爾特郡附近安布羅斯本教區任主教。他出生時體質虛弱，幾乎不可能生存，當天就接受了基督洗禮。在接受通常的家庭教育之後，他先是在安布羅斯本受到奈什先生的指教，後來在索爾茲伯里得到泰勒先生的關懷。在早年教育中，他父親的個性也給他虔誠方面留下強烈印象。這種假設是合情理的。對一位著名文學家，不提到他的學校或老師是一種歷史的錯誤，這個錯誤會令人惋惜地抹殺掉真實的名譽。因此，我要追溯他受教育的全過程。在1683年，他剛滿十二歲。他父親成為利奇菲爾德（約翰生的家鄉）的主教，全家隨父親自然都搬遷到了新地區。我認為，有段時期，可能不很長，他從學於蕭先生，也就是當時利奇菲爾德學校的校長，已故彼得·蕭博士的父親。關於他的傳記沒有提到這段間隔期，我僅是從一個「把門」的故事中得知的。當我還是孩子時，什羅普郡的安德魯·科貝特告訴了我這個故事。他又是從他叔叔皮戈特先生那兒聽說的。「把門」是很荒誕的行為。許多學校都有這種習慣，直到上個世紀才取消。男孩子們在學期快結束的放假前，顯得無拘無束，多了些使壞的性情。有些天，在正常下課時，他們會占據學校，守住學校的大門，從窗口向他們的老師發布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們只會一笑了之。如果傳統習俗可靠的話，老師常會盡力壓制或襲擊這種調皮搗蛋的守衛部隊。當皮戈特是學生時，老師被阻攔在校門外。他說，整個惡作劇是由艾迪生一手計劃和操縱的。為了更好地判斷這個故事的可靠性，我已了解到他是什麼時候進入查特學校的。由於他並不在那些對建校有貢獻的人之中，所以註冊記錄沒有收錄他的名字。他可能是從索爾茲伯里或利奇菲爾德轉到查特學校的。青少年時期，他在埃利斯博士的指導下進行學習。理察·斯蒂爾伯爵在與艾迪生創辦《旁觀者》時建立親密友情，他們一起合作，合作成果也有很完整的記錄。這個值得特別讚美的友誼應歸功於斯蒂爾。愛一個對自己無威脅的人並不困難。艾迪生從不把斯蒂爾作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可斯蒂爾承認，他習慣於生活在艾迪生這位天才的支配下，總是極為尊重地提到他，卑恭地奉承他。艾迪生知道自己的名譽，並不總是克制自己，有時向他的崇拜者表現自己，可他不會有遭到反駁的危險。他的嘲笑能讓人容忍，沒人加以抵制或怨恨。這類打趣譏笑還不是最糟糕的。斯蒂爾慷慨輕率，十分虛榮，總是不能擺脫貧困。他常在十分緊急且最倒霉的一刻向朋友借一百英鎊，也許根本沒有還錢的打算。可是，艾迪生似乎對這一百英鎊另有想法，為拖欠感到急躁不安，會通過法律效力追回他的欠款。斯蒂爾敏銳地感覺到他債主的冷酷無情，但他的情緒是懊惱而不是憤怒。 1687年，艾迪生進入牛津女王學院學習。1689年，他偶然熟讀一些拉丁文詩歌，得到蘭開斯特博士的賞識贊助。蘭開斯特博士後來成為牛津女王學院的院長。通過學院的推薦，艾迪生被選為莫德林學院拿津貼的學生。這是當時社會對那些在其他地方被稱為學者的一類人的命名：年輕人享有建校者的恩惠，以便能成功地繼承那些退休前輩的空缺位置。在那裡，他繼續學習詩歌和文學批評，首先在拉丁創作中漸露頭角。這方面確實值得特別讚揚。他沒有限制自己去模仿任何古代的作家，而是從一般的語言中形成自己的風格，例如，認真地細讀那些偶然得到的不同時代的作品。他的拉丁文創作似乎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他的個人喜好。他出版了一個兩卷本的《拉丁文詩歌選》。也許是為了方便，他把自己所有的拉丁文詩歌都放了進去，《和平的詩》排放在首位。他後來把詩歌集獻給布瓦洛。據蒂克爾說，布瓦洛「當時正為英國詩歌天才構思一種概念」。最為人熟知的是布瓦洛曾淺薄粗暴地攻擊現代拉丁文。因此，人們對布瓦洛的職業成就肯定，與其說是認可他，不如說肯定他這些行為方式的影響。艾迪生有三首拉丁文詩：《矮人和起重機的搏鬥》《氣壓計》《保齡綠》。就主題而言，他也許不敢用自己的語言① 來寫。當事情很微小或一種死去的語言很貧乏時，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麼是平庸的，因為沒有什麼是熟悉的，用拉丁文寫作卻能提供極大的方便。藉助於羅馬人那些醒目崇高的音節，作家常常對讀者，也對自己隱瞞了貧乏的思想和創新的缺陷。在二十二歲那年，他向德萊頓獻出幾首詩，第一次表明他英語詩歌的創作能力。後來，他把《第四田園詩：蜜蜂》的絕大部分翻譯出版。在這之後，德萊頓說：「我後來的蜂巢難以成為蜂房了。」與此同時，他為德萊頓所譯的維吉爾的幾部書作了有爭議的序言，寫了《論田園詩》。這些文字幼稚、膚淺、無教益，既無學者的智慧，也無批評家的深刻。他接下來創作的詩歌富有英國詩人的重要個性，題獻給亨利·薩謝弗雷爾。艾迪生此時如果不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寫韻文的作者，正如他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在《雜記》上發表了關於維吉爾的田園詩的部分評論，和關於女王瑪麗的拉丁文讚頌詞。這些詩文反映了對所有友誼的讚美，可後來這些友誼，在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因為集團派系鬥爭，顯得相當脆弱。他的詩歌反映出一種很自信和很有特色的斯賓塞風格，可他從未讀過斯賓塞的作品。因此，批評家的判斷有時對他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有必要讓讀者知道的是，這時康格里夫把他介紹給蒙塔古―一個財政部的大臣，艾迪生開始學習官場術，把蒙塔古作為詩人列入考利和德萊頓的名單中。根據蒂克爾說法，受蒙塔古先生的影響，同時結合他自己自然中庸的本性，艾迪生改變了最初進入神職工作的自我打算。蒙塔古認為，從事公民服務業的人腐化墮落，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開明教育。蒙塔古還宣稱，儘管他是教會的一個敵人，但除了制止艾迪生加入，他不會做任何損害教會的事。不久之後，1695年，艾迪生寫了一首詩獻給威廉國王，同時用韻詩向薩默斯伯爵做了介紹。威廉國王對典雅文字或文學不感興趣，他關心的只是戰爭。然而因大臣們的推舉―這些大臣的偏愛與他很不同，國王在沒任何其他意圖之下表現出自己對詩歌的慷慨贊助，艾迪生同時得到了薩默斯和蒙塔古的關照。 1697年，他的拉丁文詩歌，出現在《里斯維克條約》簽署的和平時期，他將之題獻給蒙塔古。史密斯後來稱之為「自《艾尼德》② 以來最好的拉丁文詩歌」。對這個稱頌雖不必嚴格地去檢查，可它活潑有力和典雅精緻的出色表現卻是不能否認的。由於沒有在公共部門任職，他在1699年得到了每年三百鎊的津貼。因此，他有能力並有機會去旅行。他在布盧瓦居住了一年，也許為了學習法語。他之後又繼續到義大利，用詩人的眼光觀察那裡的一切。他以輕鬆的方式旅行時並不算偷懶。他不僅收集對這個民族觀察的資料，而且抽空寫了《勳章的對話》和《卡圖》的前四幕。至少，據蒂克爾所說是如此。或許，他只是收集材料，構思他的計劃。無論他在義大利做了其他什麼事情，他給哈利法克斯伯爵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被認為在他詩意的創作里，如果不是最崇高也是最文雅的作品。兩年之後，他發現有必要趕緊回家。如斯威夫特告訴我們的，他當時因為沒有收到匯寄來的津貼，窮困潦倒，被迫成為一個旅遊團的導遊。艾迪生返回後，出版了他的《旅行記》，把它題獻給薩默斯伯爵。由於他停留在國外的時間很短，他的觀察僅是根據匆忙的巡視，主要是把國家目前表面的現象與羅馬詩人的描寫做一比較。從羅馬詩人那兒，他做了事先收集的準備。如果他知道這類集子早已被義大利作家出版過兩次，他便能排除這些寫作困難。在他書里，最引人注目的篇章是關於聖馬利諾共和國的詳細描寫。許多章節，說起來沒有提出非常嚴厲的批評，也許是回國後才寫的。他以語言的文雅和散文詩歌的多樣性贏得了讀者。他的書儘管有一陣被忽視，卻適時地受到公眾的喜愛。在它重印以前，原書價升了五倍。他在1702年返回英格蘭，開始表現出吝嗇，證實了他那已減輕的生活困難依然存在。因為他發現，他的老贊助人已失去了權力。他因此有一段時間完全自由自在，醞釀自己的思考。一個人的思想如此活躍，給人理由相信，他沒有損失任何時間。他受到忽視或無所事事的時間不算太長。布倫海姆的勝利（1704）把喜訊和自信傳遍了全國。戈多爾芬伯爵責備哈利法克斯伯爵，這場勝利還未用其他方式進行同等的慶賀，希望他找最好的詩人去寫作。哈利法克斯伯爵答覆他，說國家確實沒有對天才給予鼓勵，公共的錢支持了一些無用人的無價值作品，沒有做任何努力去尋找或僱傭那些顯然能為國家增添榮耀的人。為此，戈多爾芬伯爵做出保證，這樣的濫用行為應及時加以糾正。如果能找到適合這項任務的人，請提出來，他不會吝嗇付最高的酬謝。之後，哈利法克斯伯爵提名艾迪生，要求財政部部長把他申請為自己的工作人員。戈多爾芬伯爵通過博伊爾先生送出信息，後來傳給卡爾頓伯爵。艾迪生接受了工作，與財政部部長取得聯繫，同時提前完成了《天使的明喻》，立即受到繼位的仲裁委員會的洛克先生的嘉獎。第二年他到漢諾威，與哈利法克斯伯爵一起工作。之後，他成為國務秘書長助理，先服務於查爾斯•赫奇斯爵士，幾個月後，轉向森德蘭伯爵。大約這個時期，受到流行的義大利歌劇的影響，他試圖用自己的語言去寫音樂劇，試探它會產生什麼影響。他寫了歌劇《羅莎蒙》，在舞台演出後，或是出現輕蔑的噓聲，或是被忽略，可他仍相信，如果出版它，讀者能給予他更公正的判斷。他將之題獻給馬爾巴勒公爵夫人。這位夫人在詩歌或文學上既無技巧也無炫耀處。他的題詞是一個卑躬屈膝的荒謬例子，只有喬舒亞·巴恩斯題獻希臘劇《阿納克里翁》給公爵才能與之相比。他的名望在某些方面因為《溫柔的丈夫》有所增加。這是斯蒂爾題獻給他的一部喜劇，並向艾迪生承認，在幾個最成功場景方面得到他的幫助。為這個戲的演出，艾迪生作了序。當沃頓侯爵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後，艾迪生跟隨他做秘書。他也得到伯明罕城堡檔案記錄員的工作，每年工資三百英鎊。工作只是象徵性的，所要求的工資是為了支付他的住宿費用。利益和派系很難允許人們表達特別傾向或個人意見。沃頓與艾迪生個性相反，加上他們本來意見不同，更不容易走到一起。沃頓無信仰，放蕩不羈，不知羞恥，不在乎或根本沒有對錯觀念。無論怎麼說，他的對立面便是艾迪生。可是，作為同一個黨的代表，兩個人必須聯合在一起。他們怎麼處理其他情理問題，我們不知道。然而，人們對艾迪生不應匆忙地加以譴責。沒必要拒絕一個壞人給予人們的好處，只要這種接受沒有暗示要認可這壞人的犯罪行為。除非他受到邪惡的指使，下級官員也沒有義務，去檢查輿論或檢查他根據上級指示做出的行為。人們合理地假設，艾迪生對總督的惡劣和破壞性的影響，盡其可能地做了抵制。至少由於他的干預，做了一些好事，阻止了一些錯誤。他在任公職期間給自己做出規定，如斯威夫特所說，他絕不以回禮方式，把自己正常的經費支出寄給他的朋友。他說：「我也許有一百個朋友。如果我的經費是兩個基尼，我在離任後會失去兩百個基尼。沒有朋友能從我那得到兩個以上的基尼。因此，在好的贈予和壞的忍受之間沒有適當比例。」當艾迪生在愛爾蘭時，斯蒂爾沒有任何關於他工作計劃的通信交流，便開始出版《閒談者》。斯蒂爾沒過多久就被人知道了。因為通過發表艾迪生給他的關於維吉爾的評論，他暴露了自己。確實，任何寫作或敘述普通生活的人，不容易使自己不為那些他很容易就與之交流的人所熟悉，因為這些人了解他的系列研究、他喜歡的題目、他特別的關注和習慣的語言。斯蒂爾渴望這樣秘密地寫作下去，然而他不幸地在一個月後就被人發現了。斯蒂爾《閒談者》的第一篇出版於1709年4月22日，而艾迪生的文章出版在5月26日。蒂克爾做出這樣的評論：《閒談者》從創辦到結束都沒有與艾迪生合作。無疑，這在字面上說是真的。儘管這些寫作沒有因為創辦時的無意識或在停刊時他不在場而受太多影響，可是，艾迪生一直給予幫助，直到12月23日。《閒談者》在1711年1月2日停辦。艾迪生寫的作品不能通過任何簽名來區分。我不知道當這些文章匯集出版後，他的名字是否就不再是秘密。在《閒談者》停刊兩個月後，《旁觀者》③ 成功接替出版，發表同類的系列文章，但寫作上比較沉悶，按條條框框來計劃，屬日報性質。這樣的安排，表明作家並非不信任自己豐富的材料或創作的敏捷。他們的寫作足以證明他們的自信。然而，他們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發現許多都是附加的輔助性文章，寫單篇文章並不是厭倦可怕的勞動。他們邀請許多撰稿，也接受許多投稿。艾迪生有十足的黨派熱情，而斯蒂爾在當時卻對此幾乎全無興趣。《旁觀者》最早的一些文章表明作者的政治原則，但很快就做出改變的決定，採用普遍的話題和主題，如文學、道德和日常生活，這樣黨派就不能煽動分歧的情緒。為這個要求，他們堅持不懈，很少有分歧。斯蒂爾為讚揚馬爾巴勒曾爆發出強烈情緒。當弗利特伍德博士在布道詞前言中加上他帶有輝格黨主義的看法時，這個看法也許女王安妮讀過，《旁觀者》也給予轉載。最早介紹了卡薩的《禮節》，後來是卡斯提利爾的《奉承者》，去試圖教育人注意細微禮節，執行謙卑的義務，管束日常的談話，糾正相當激進而不是犯罪的墮落，排除那些不是持久災難所引起的時刻憂慮的悲痛。這兩本義大利文寫作的書，都因為它的純潔和文雅受到讚揚。如果現在人們很少去讀它們，這種被忽略僅是因為它們的作用，因為作者意圖表明的改革和它們的規則都不再被需要了。它們的創作有益於時代，可以從翻譯作品中得到證明。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獲得它們。這類教誨書繼續出版，也許在法國作者中發揚光大。其中，布魯的《時代的禮節》，儘管被布瓦洛評論說它的寫作不連貫，但在描寫生動和觀察恰當方面確實值得大力讚揚。在《閒談者》《旁觀者》之前，如果排除那些寫戲劇的作家，英格蘭沒有寫普通生活的大師。在無知的野蠻或文明的魯莽方面，沒有作家要進行改革。沒有人表明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該沉默，如何去拒絕或怎樣去適應。我們有許多書教導我們更重要的責任，讓我們在哲學或政治上明確觀念，可我們缺少區分雅俗和中庸處事的書。人們應了解每天的生活對話，擺脫棘手問題的約束。這些棘手問題會戲弄過客，儘管不一定傷害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沒有什麼比經常發表短的文章更為恰當了。人們讀它，不是為了研究而是為了娛樂。如果題目很輕鬆，論述也同樣簡短，就能讓忙的人有時間看，懶的人也有耐心讀。這類傳達通俗簡單文化知識的文體，源於「國內戰爭」期間（1642―1651），特別是這個時期黨派雙方都有極大興趣，提倡和強化人民的偏見。在當時，出現了《宮廷信使》《鄉村信使》《公民信使》等幾種刊物。據說，任何好題目開始流行，就會有對手剽竊。借這種策略，對手把它的觀念灌輸給那些沒有讀到的人，如果表面上不會使朋友厭惡的話。在那些動亂的不幸日子裡，所有人都很少有空閒去珍惜這些即興的創作。它們幾乎被遺忘，以至任何地方也無法找到一部匯編的全集。這類「信使」刊物，後來由埃斯特的《觀察家》（1681―1687）和萊斯利的《試演》所接替，也許還有其他雜誌。後來，這類開放的形式不能給人民傳遞任何信息，只宣傳教會或國家有爭議的問題。他們教許多人去說服一些人，而他們都不能教自己如何去判斷教會或國家的問題。有人認為，英國皇家學會是在「王朝復辟」(1660)不久後建立的，目的是轉移人們公開的不滿。《閒談者》《旁觀者》有同樣的傾向。它們出版的時候，兩個黨都在吵鬧、不安和搞暴力，每方都發表似是而非的宣言，也許雙方都沒有任何明確的觀點，卻煽動民族情緒。他們想用政治鬥爭來使發熱的頭腦清醒，越如此，越反映出適得其反的效果。據艾迪生說，後來的文章對當時的談話問題產生過顯而易見的影響，教那些嬉鬧和快活者注意把善良和嬉笑結合在一起。這種效果是他們絕不會完全失去的，而他們繼續要成為這其中的第一本書。這些書最早由男女兩性用文雅的筆調寫作。《閒談者》《旁觀者》，如同作家卡薩一樣，用適當和文雅的方式調整了日常交往的禮節，如拉布呂耶爾④ 在《品格論》中所展現的那樣。這些文章介紹的人物不僅僅是想像的，而且都是當時有名且地位顯著的人。斯蒂爾在他《閒談者》最後一篇文章中強調這一點，巴傑爾在《旁觀者》發表《提奧夫拉斯圖斯⑤ 》序言時也持有同樣看法―艾迪生曾推薦過這部書。有人懷疑，即使他沒有參與寫作，至少也修訂過它。這些文章中的描寫，我們假設有時修飾得體，有時令人惱火。現在它的原作有些部分被人記得，有些部分已被忘卻。除了一小部分文章使他們贏得了讚揚外，他們的刊物還團結了兩三個傑出作家。他們強調了文學和批評，有時遠遠超過他們的前輩。他們用雄辯的正義爭論和高雅的語言，教給人們最重要的責任和最崇高的真實。所有這些文章以各種雅致的虛構、精煉的寓言和輕鬆的表現，用不同的風格和創作的技巧，加以闡明。據巴爾傑的回憶，在《旁觀者》中，正是羅傑·得·科弗利爵士，這個艾迪生虛構的人物，最為艾迪生推崇。艾迪生藉助羅傑爵士的形象，形成了某些細微和特別的觀念。他不願讓這種觀念受到褻瀆，因此，當斯蒂爾敘說羅傑在坦普爾地區無辜地攜帶一女子到小酒館後，艾迪生表示非常同情他朋友的憤怒，以致他被迫去安慰自己，承諾要限制羅傑爵士的出現。那些勸說塞萬提斯把其英雄主角帶到墳墓的理由―「堂吉訶德只是為我而生，我也為他而生」，讓艾迪生以不適當的熱烈情緒宣布，他會殺死羅傑爵士。他的理由是他們生來為了彼此，其他任何人插手都會委屈他。令人懷疑的是，艾迪生是否充分完成了他最初的構思。他用有些扭曲的想像去描寫他的騎士，可他沒有發揮這種曲解作用。羅傑爵士的無規則行為，與其說是由於某種壓倒性思想的長期壓抑，使他的思想偏離了生活軌道，不如說是來自習慣性的質樸，以及獨處時自然產生的那種疏忽。思想遭受氣象風雲變化的影響，起初瘋狂會飛天蒸發。這些時不時被雲霧籠罩著的理性，從不黯然失色。艾迪生似乎被阻止去實踐他自己的設想。情形是否如此，需要我們確切地加以分析。作為一個鄉村紳士，羅傑爵士顯然是托利黨人，或根據一般的表現，他擁護土地主的利益，與安德魯·弗里波特爵士是敵對的。安德魯是新生代富裕商人，熱心金錢利益，是一個輝格黨人。當報紙不去考慮黨的利益而做出決定時，這些觀念的對立，與它們可能產生的結果相比，可能它們最初的意圖顯得更重要。安德魯爵士雖做了一些事但很有限，可這些有限的事，似乎沒有讓艾迪生高興。當把他從俱樂部解僱後，艾迪生改變了他的看法。在真實無情的商業精神下，斯蒂爾讓安德魯爵士宣布，他「不會為懶人建醫院」。可最後，他買了土地在農村置業，不是建工廠，而是為十二個農夫建了一所醫院，雖然作為一個商人，他與這些人幾乎不認識，平時也很少關心他們。這類如此文雅、如此有教益、如此廣泛傳播的文章，很自然地假設它們得到大眾認可，銷量很大。我曾聽人評論說，銷量根據稅收多少來計算。在期刊的最後時期，一周交稅超過二十多英鎊，因此，就按二十一英鎊來算，即每天三英鎊十先令，根據一份刊物徵收半個便士，每天發行量大約應為一千六百八十份。這個銷量不算很大，如果斯威夫特說的可信，這可能還是個減少之後的數字。因為他聲明，《旁觀者》在他退出之前已經讓讀者厭倦了。他曾無數次奚落這個刊物的「公正性」。第二年（1713），《卡圖》出現在舞台上，是艾迪生聲望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據說，正當政治家卡圖去世這段時間，他在旅途中就計劃寫這齣悲劇。幾年後才完成了前四幕，這部分已經表明有可能受到人們的讚揚。蒲柏和西伯都讀過。西伯提到，當取回劇本時，斯蒂爾以適當的虛偽之言對他提到，無論他朋友的精神如何表現在作品裡，他仍懷疑艾迪生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暴露現實，讓英格蘭觀眾進行譴責。然而，這樣的時機到來了。一些想到自由會導致危險效應的人，同樣認為舞台劇能保護自由。艾迪生被強求以神聖大不列顛保護人的名譽完成他的創作，表明他的勇氣和熱情。重寫他的劇本，他似乎有固執和難言的不情願。有人要求休斯先生增寫第五幕。他希望這樣的要求被拒絕。可休斯很認真地支持他，幾天後，寫出增寫部分，並帶給他看；而他此時也在獨自寫作，寫出一半，後來完成全部。這一半很簡短，與以前的部分不成比例，就像不情願地干一件事情，匆忙弄出個結果交差。《卡圖》在與公眾見面前，是否根據作者意圖做出任何修改令人懷疑。批評家丹尼責備他有偏見，用事先假定的批評原則支持自己的喜好，違背《旁觀者》所建立起的詩的公正性的規則，「毒害全城」。原因是他的英雄主角和所有美德都屈服於暴君。事實如此，動機卻需要我們去猜測。我認為，艾迪生做出充分安排，讓所有道路都來制止發生危險。蒲柏為他寫前言，切合劇本的實際，有這樣一句話：「大不列顛，站起來，這樣的行為是值得肯定的。」它所要表示的意義不過是，大不列顛，站起來，儘自己能力認可公眾美德。艾迪生有些害怕，為避免被人想到是起義的煽動者，改換這一句為「大不列顛，請注意」。現在，「濃黑的烏雲出現在這天，這是偉大而重要的一天」。⑥ 艾迪生經受了劇場的風險。然而，這風險可能只是出現在演出的第一夜，後來幾乎完全沒有爭議。斯蒂爾作為一個觀眾看了演出後提到這點。蒲柏說，這個效果已首次出現在支持斯蒂爾的《憂傷的母親》中，現在更有效地表現在《卡圖》的演出里。危險期很快就結束了。當時整個民族各黨派爭論火爆。輝格黨讚揚每一行中提到自由的字眼，把它作為對托利黨的諷刺，而托利黨以掌聲回應，表明這類諷刺不存在。博林布魯克說過一個故事為人熟悉。他叫售票員到他包廂去，給他五十基尼去為自由事業叫好，更好地反對永久的獨裁者。蒲柏說，輝格黨設計出支持的方式，即只要出現好句子時就鼓掌。劇本受到互相競爭的黨派這樣爭相讚揚和支持，每晚都上演。我認為，其持續時間之長，超出公眾以前所允許的任何戲劇，如演員波特女士後來提到，在演出期間，作者在幕後徘徊，興奮得無法平靜。有人建議，如果將印發出版的劇本題獻給女王，女王會很高興，可正如蒂克爾說：「艾迪生心中自有其他想法，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義務，一方面是他的榮譽，他覺得自己有必要把它奉獻給世界，而不必給任何人題詞。」…… 艾迪生這光輝的一生行將結束。他多年來深受氣喘病痛的折磨，之後因水腫加劇。感知自己生命垂危的迫近，他要依據自己的戒律和本分準備安逸地死去。在這緩慢消失的衰弱時期，蒲柏告訴我們，他通過沃里克伯爵⑦ 給蓋伊先生傳話，渴望見他一面。蓋伊⑧ 已有些時間未見他，立即應召前往，受到他的熱情接待。訪問的目的被探究後發現―艾迪生說，他傷害過蓋伊。若身體康復，願給予補償。什麼傷害他未解釋，蓋伊也從不清楚，也許是因為蓋伊有些升遷的機會因艾迪生的干預被阻攔了。沃里克伯爵是個沒有什麼生活規律的年輕人，甚至有些不著邊際的思想。艾迪生並不缺少他的尊敬，盡力教導他謹慎行事。然而，他的爭執和抗議都不起任何作用。有件事仍須實踐。艾迪生知道生命將終結，把年輕伯爵叫到身旁，以寬厚溫柔之心，渴望他聽到最後的告誡，親自對他說：「我派人叫你來，是讓你看一個基督徒如何死亡。」這個恐懼場面對伯爵有何影響我不知道，只是伯爵在不久後也去世了。蒂克爾為他朋友所寫的一篇傑出墓志銘有這幾行：他教我們如何去生。哎！付出太高代價的知識，教我們如何去死。在這些詩行中，他告訴過揚格博士，暗示出這次感人的訪問。在病床前，他直接指示蒂克爾先生出版他的全集，並題獻給他朋友克拉格先生。他於1719年6月17日在柯蘭房舍逝世，僅留下一個女兒。關於他的美德，充滿怨恨的黨派人也沒有指控他任何罪行，這就是充分的證據。他不屬於那類只有死後才得到稱讚的人，因為他的才能早已廣為人知。斯威夫特曾注意到，他在選舉中無須競爭便獲得成功，又補充說，要是他能提議自己為國王，恐怕不會遭到任何拒絕。他熱心於自己的輝格黨派，卻不抑制自己對有思想價值的對立派黨人的友好，如他在愛爾蘭任秘書長期間，便拒絕中斷與斯威夫特的聯繫。他的習慣和外在的方式，常被人稱為小心翼翼或陰鬱寡言。他的朋友用了一個比較溫和的說法，稱其謙卑。斯蒂爾以極溫情的態度稱他「相當羞怯，是個藏裹著珠寶的『披風』」，他還告訴我們，「他的能力僅是被其謙卑所遮掩，一旦暴露更倍增其美，所有深藏不露的信譽和尊嚴都格外注目」。切斯特菲爾德證實，「艾迪生是他所見最怯懦最怪異的人」。艾迪生曾說到自己談話的缺陷，可是若涉及智力財富，他說「儘管口袋裡一個基尼也沒有，他卻能開出一千英鎊的支票」。他需要錢作為每天的生活支出。因為缺錢常受到困惑和壓抑。他被不適當和不能帶來名譽的怯懦所壓迫，每個證詞都能得到確認，僅是切斯特菲爾德的說法無疑過於誇張了。他這個人，沒有好運氣和同盟，僅靠自己的有用和巧智成為國家秘書，憑此便不能假設其在每個談論問題和生活實踐中非常不在行。他死時才四十七歲，不僅長期在文學智慧上占據最高地位，還填補了國家外交大臣這個最重要職位的空缺。他所生活的時代，人們有理由痛惜他的沉默固執，如斯蒂爾所說，「因為他是在所有稱之為幽默天才的人之上，我常思考人們欣賞他是因為他如此完美。在一個晚上，與他在一起，遠離所有世界的塵囂，我似乎與這位羅馬詩人特倫斯、卡圖盧斯的密友，進行一段愉快的談話。艾迪生有他們所有的智慧和天性，並表現出其擁有更精緻和歡愉的幽默」。這是一個朋友的喜愛之言，讓我們聽一下他的競爭對手是如何告訴我們的。蒲柏說：「艾迪生的談話，有些更迷人的魅力，是我難以在其他人那裡見到的，這僅是當他在熟人面前時。在許多生人或單個陌生人面前，他以嚴肅的沉默保持其尊嚴。」這種卑謙絕不意味與對他的價值有很高評價的看法不一致。他在現代智者中是第一個被強烈需要的名字。他與斯蒂爾一起響應，常貶低德萊頓，而蒲柏和康格里夫為德萊頓辯護，反對他們。不需理由去質疑，他因蒲柏的詩歌流行承受了太多痛苦，也沒有強有力的理由懷疑，靠一些不坦率的舉止，他盡力去詆毀蒲柏。蒲柏不是他唯一要暗中傷害的，卻是他唯一會懼怕的。他的才能可能伴隨思想意識特異而使其自我滿意。他的廣博學問，確實沒有得到確認。他似乎對科學所知不多。除拉丁文和法文外，所讀不多。他的「勳章對話」，表明其以極大的勤奮和技巧精讀作家著作。他思想的豐富，使他無須藉助冒險的情緒。他的智慧總是為其應對急需的寫作場景。他以批判的眼光讀人類生活的重要卷冊，從用計的深處到偽裝至外表的人類心靈。凡其所知，他都能輕鬆自如地交流。斯蒂爾說：「這是他作為一位作家的特別之處。當為其所寫的書擬訂方案或制訂計劃後，他在一個房間裡走動，把思考口述出來，如同任何一位寫作人那樣輕鬆自主地寫下，並注意連貫性和他所加強的語法。」蒲柏很少懷疑自己值得誇耀的記憶力，卻聲稱他雖寫得流暢，可在修改上十分緩慢和猶豫不決。艾迪生在《旁觀者》中的許多文章卻寫得非常快，寫後立即送給出版社，看起來他也有這個無須時間去做過多修改的特長。蒲柏說：「在出版前，為取悅朋友，艾迪生會做任何修改，可一經出版之後，便不再碰觸。我相信，《卡圖》沒有任何一句話，我做出反對後，其能再立足。」這《卡圖》最後一行是蒲柏的，原始詩句是這樣寫的：「啊！正是這個才結束卡圖的生命。」這結尾的六行詩句蒲柏可做出更多反對。在第一聯對句「因此之故」兩詞不恰當，第二聯對句取自德萊頓的「維吉爾用語」。接下一個對句，第一行已包括在第二對句里，因而，它沒有什麼作用。第三聯對句的「不和諧」導致了「衝突」。艾迪生在結婚前的平常日子，蒲柏已有詳細的敘說。他有個房間，與巴傑爾，也許還有菲利普斯住在一起。他主要的同伴是斯蒂爾、巴傑爾、菲利普斯、凱里、達文納、布雷特上校。他總是與他們其中一人吃早餐。他整個上午都在學習，到小酒館吃飯，之後回到巴頓的咖啡店。巴頓曾是沃里克女伯爵家裡的一個僕人。在艾迪生的贊助下，他在拉塞爾大街南邊開了一家咖啡店，離考文特花園有兩門之隔。這裡曾是智者的聚會地。據說，當艾迪生受女伯爵⑨ 惱怒的傷害後，他領同伴一起離開巴頓的咖啡店。他從咖啡店又回到小酒館。在這裡，他常酗酒到大半夜。從酒瓶中，不滿的心情得到安慰，怯懦的心思獲得勇氣，羞澀的心緒得到自信。這很有可能。艾迪生一經解脫就被誘惑到不能節制自己，擺脫他酒醒時刻那些卑躬屈膝的膽怯。他感受到一種來自他眼前人的壓力，知道自己優越於這些人，而他們渴望他的談話能力肆無忌憚，他卻求助酒神巴克斯之力：怎能免於被其低等之人支配呢？在這些朋友中，艾迪生顯示出他口語能力的精緻。這很容易假設，蒲柏能代表他們與之抗衡。與艾迪生相伴過一個晚上的曼德維爾評論說，他所穿雖非神職人員的服飾，卻幾乎無法損害其名譽。他總是對陌生人很拘謹，不會被如曼德維爾那樣有個性的人激起反常的濫情。對他了解的任何方式及其細節個性，因距離他過世已有六十年之久，讓我們對他很陌生。斯蒂爾曾答應康格里夫，出版一本完整描寫他個性的書。可作者的承諾如同情人的誓言一般，斯蒂爾從未多想他的計劃，或常想到便憂慮，最後感到厭煩，結果把他這位朋友交到了蒂克爾手裡。斯威夫特已保留他個性的微小輪廓。這是艾迪生的一個做法，當他發現任何人有難以避免的錯，他順從其錯來奉承，同時讓他自己陷入最低下的荒唐行為。這種惡作劇手法，為斯特拉女士所敬仰。斯威夫特似乎認可她的敬佩。他的著作可提供有用知識。這些來自他了解世界的各種畫面，歸因於他能與各階層的大量傑出人士交談，勤奮不懈地觀察他們，極為敏銳地做出有效的判斷。他是這樣一個人，沒有任何可產生危害的事物能逃脫其譴責。他迅速地發現什麼是錯誤或荒謬，毫不猶豫地暴露它們。斯蒂爾說：「在其作品中，他對這個時代一些文壇巨擘有旁敲側擊。」他的愉悅更多激起的是歡愉而非憎恨，他發現的是愚昧而非罪惡。如果根據他的著述，對其做出道德個性的判斷，人們除了發現他的純潔和優秀外，別無他言。確實，很少有人能像艾迪生那樣貢獻巨大的人類知識。這表明成為作家是一件事，而生活是另一件事，兩者非常不同。許多稱讚美德的人，不會在稱讚之外做更多。這應是一個合理的看法：艾迪生的文學創作與實際生活沒有很大的不同。在派系的風暴中，他度過了大半生。儘管這個狀態，使他引人注目；他的活躍，也令人欽佩。他的朋友描述其個性，卻從不與其對手的看法相悖。他不僅受到那些與他興趣和觀點相同的人的尊敬，而且友好待之。對於那些受對立傾向影響，反對他的人，儘管他也許會失去他們的敬愛，卻留下他們的尊重。蒂克爾公正地評價說，艾迪生在美德和宗教方面善用才智。他不僅適當運用智慧，而且傳授給其他人。自他的時代以來，人們已對理性和真實的原因普遍地順從。他已消除那長期以來的偏見，即誤認為歡愉必與邪惡相連，舒適方式必與鬆弛的原則有關。他恢復了美德的尊嚴，教天真者不要以純潔為恥。這是一種文人品質的提升，「超越古希臘古羅馬一切美名」。沒有偉大的喜悅能真正得到，除了純潔智力的愉悅。歡笑遠離猥褻，智慧脫離淫蕩，除非教導一個成功的作家，帶著精緻和快樂去幫助善行。如果我可以用一個更顯敬畏的詞表達，他讓許多人成為「正直的人」。 ① 指英語。 ② 維吉爾創作的史詩。 ③ 艾迪生與斯蒂爾1711年3月共同創辦。 ④ 法國作家、哲學家，主要作品為《品格論》。 ⑤ 希臘植物學奠基人，人的類型描寫大家。 ⑥ 語出《卡圖》。 ⑦ 艾迪生的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孩子。 ⑧ 蓋伊（John Gay，1685—1732），英國劇作家和詩人。 ⑨ 艾迪生1716年娶女伯爵為妻。蒲柏 ① 亞歷山大·蒲柏1688年5月22日出生於倫敦。他父母的地位或家史從來就模糊不清，只知道他們有「貴族血統」。他父親的家族以唐納伯爵為首領。他母親是威廉·特納的女兒。這位約克區的特納紳士還有三個兒子，一個被殺害後得到名譽，一個在為查爾斯一世服務時病死，一個成為西班牙的官員。蒲柏唯一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些點滴。我已聽人評論，與其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人，他更願意表明他父親不是這樣的人。人們了解到他父親通過經商變得富有，可到底是經營一個店還是交易所卻一點不清楚。直到後來，泰爾先生根據拉克特太太的話告訴我們，蒲柏的父親是斯特蘭德區的布料商，他和妻子都是天主教徒。蒲柏出生後有柔弱並敏感的體質。據說他小時候非常懂禮貌，令人喜愛。他身體虛弱，持續終生，而他思想的溫和也許童年後就結束了。他小時候聲音很甜美，人們喜歡叫他「小夜鶯」。由於沒有很早送他到學校，姑媽就教他讀書。七八歲以後，他就成了書本嗜好者。他最初靠模仿印刷書體學寫字。他一生都很擅長一種特別書法，儘管他的普通書寫很一般。大約八歲時，在天主教牧師塔弗爾的監護下，蒲柏到了漢普郡。牧師用一種罕見的方法，教他希臘文和拉丁文基礎知識。他首先經常精讀奧格比翻譯的《荷馬史詩》和桑迪斯的奧維德譯作。他從未對奧格比的幫助表達過任何感激，可對桑迪斯，他在《伊利亞特》的筆記中寫道：目前英國詩歌的美，在很多方面要歸功於桑迪的譯著。桑迪斯很少寫原創作品。在塔弗爾的關心下，蒲柏的進步很明顯。他轉到溫切斯特附近的特懷福德學校，後來又到海德公園街角的一家學校。在這裡，他常常漫步到劇場，喜歡上戲劇表演。於是，他借鑑奧格比的《伊利亞特》寫出一個劇本，加上自己的一些韻詩。他勸同學們一起表演，還叫上他老師的一個園藝工扮演大埃阿斯。在這兩所學校，他丟棄了塔弗爾所教的部分知識。在特懷福德，他寫過諷刺他導師的詩文。然而，在這些導師的指導下，他翻譯長詩《變形記》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他在詩中說「他說不清數字」。他經常說，他寫詩時容易忘記時間。人們可以說，他具有品達② 的想像風格。當蒲柏還躺在他的搖籃里時，「蜜蜂雲集於他口中」。大約在革命時期，蒲柏的父親對繁榮昌盛的天主教皇制度突然衰敗這件事感到很失望，於是中止了他的商業活動，攜帶著兩萬多英鎊，退休回到溫莎林的賓菲爾德，決定不再信任任何政府。他發現錢最好還是鎖在櫃裡，用時才取出所需要的部分。這筆錢的一部分便足夠維持他們的生活，直到他兒子繼承遺產。蒲柏大約十二歲時，他父親常叫他「賓菲爾德」。蒲柏在那個地方待了幾個月，受到另一個牧師迪恩的指導，向牧師學習分析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的《論義務》的方法。迪恩先生如何與一個翻譯了奧維德不少作品的學生在一起，如何花幾個月時間讀一小部分《論義務》，現在已無法了解清楚。對於一個年輕人是怎麼獲得如此巨大的進步和成功，人們自然渴望得到一個細緻的觀察記錄。可這類好奇心的滿足也會讓人困惑，感到不完美，甚至感到這是一種難以置信的聰明才智。當蒲柏覺得不再能從外界得到多少有利的幫助時，決心走自己的路。在十二歲時，他制定出自己的學習計劃。他不靠其他刺激，僅是渴望優秀的念頭便使他完成了任務。蒲柏起初的夢想便是成為一個詩人。他父親偶然想到，提出這個建議，責成他多次修正他的詩作，這位老紳士會在自己滿意後說：「這是好韻詩。」精讀英國詩人詩歌后，蒲柏很快就能區分德萊頓的詩律，把他作為學習的樣板，並十分敬重這位導師。他請一些朋友帶他到德萊頓經常去的咖啡店，為見到這位詩人感到十分喜悅。德萊頓在1701年5月1日去世，當時蒲柏不到十三歲。因此可以說，他很早就感覺到協調的力量和天才的熱情。德萊頓早就知道蒲柏對其敬意的價值―誰不希望預見到這位年輕崇拜者的偉大？蒲柏最早的詩作是《孤獨頌》，寫於他十二歲以前。這首詩作並沒有比其他孩童創作所取得的成就更出色，也不能等同於考利同年齡時寫下的詩歌。他把所有時間都花在讀書和寫作上。他讀古典作品，並翻譯它們來娛樂自己。在十四歲時，他翻譯了拉丁文的希臘詩歌《底比斯戰紀》的第一本書，做了一些修改。書後來得以出版。蒲柏試圖用自己的技巧，給詩人喬叟刻畫出一個更現代的面貌。他把現代英語放進《一月和五月》《巴思妻子的序言》中。同時他譯完了奧維德的《莎孚的書信》，為一些不完整的章節補寫一些段落，後來也印刷出版。蒲柏有時模仿英國詩人。他承認在十四歲時，繼羅奇的《無有》之後，寫了《沉默》。此時他形成了自己的詩律風格，很多輕鬆愉快的韻詩超過了他早期的作品，可對他的讚揚遠非如此。對於人類生活和公眾事務兩方面，他表現出如此深刻的了解。很難設想，一個在溫莎林生活的十四歲孩子能夠做到這些。第二年，他渴望自己去尋找新的知識源泉，讓自己熟悉現代語言。有一段時間他到倫敦居住，學習法語和義大利語。他只求能讀懂這兩門語言，而這勤奮的計劃很快就被中斷。他的義大利文在他後來的生涯中顯然沒有派上多大用場。他返回賓菲爾德，陶醉於自己的詩歌創作。他嘗試各種風格、各類題材。他不但寫喜劇、悲劇和史詩，而且附上頌詞獻給歐洲所有的王子。他承認，「曾想過自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天才」。自信是進行偉大事業的第一步。確實，他獨自形成了自己的見解，不知道還有其他權威的意見。這種過失他得自己負責，可正是蒲柏評價自己的恰當方式，表現出了他真正的價值。他最不成熟的作品要算《阿爾坎德》。他後來根據自己成熟的判斷把它剔除。專注於自己研究的同時，他翻譯了西塞羅的《論老年》。除了西塞羅的詩歌和批評著作外，他還讀了坦普爾的《論文集》和洛克的《論人類的理解力》。儘管我們不知道他最喜愛的作者是誰，但他的閱讀卻已充分顯示出廣泛性和多樣性。從早年的創作表現出他具有豐富的書本知識。他對自己擁有的豐富的想像力很滿意。這種想像力也使他能讓其他人滿意。維廉·特魯博爵士曾是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國務大臣，他退休後定居在靠近賓菲爾德邊界的地區。蒲柏當時還不到十六歲，被人介紹認識了這位六十歲的政治家。蒲柏在他們友好的交談和通訊中展示出自己的優秀。蒲柏整個一生，都有認識光輝人物的願望，可他似乎並不需要靠特意或成功來吸引偉大人物的注意，因為他很早便進入這個世界，並被那些有地位或身份顯著的人物所熟悉和承認。蒲柏的作家生活從十六歲起，可作為一個恰當的開始時期。他這時寫了《田園組詩》，為當時的詩人和批評家展現出他的文采。人們崇敬地閱讀它們，許多人讚揚這些詩和前言，因為它們表現出很高程度的精美和智慧。然而，它們在五年後才正式出版。考利、彌爾頓和蒲柏都因他們早年才華出眾而在英國詩人中享有盛名，可是，僅有考利的作品是在其童年就出版的，因此，人們確定，考利那些孩子氣的作品在其成年後的學習中並沒有得到改進。在這個時期，蒲柏認識了威徹利。威徹利似乎在他同時代的人中享有盛譽，是個缺少美德卻受人尊敬、缺乏幽默卻受人愛戴的人。蒲柏很自豪能得到他的讚譽。威徹利寫了讚揚詩，丹尼批評他是自我吹捧。威徹利和蒲柏有一段時間都願意互相奉承。蒲柏很快就熟悉了這個作者的行話，儘管還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但已開始用蔑視的態度對待他。威徹利的喜好太強烈卻難以持久。出於對蒲柏的尊敬，他拿出一些詩歌請他修正。也許是過於驕傲，蒲柏大膽地加以批評，毫無顧忌地進行改稿，使這位老文人因為看到自己的文稿被塗抹太多而憤怒。被發現錯誤的痛苦多於被糾正錯誤的愉快，兩人從此分手。但蒲柏一直友好地對待他，在他臨死前不久還去看望過他。另一位蒲柏早年聯繫的人，是克倫威爾先生。我對他不是特別了解，只知道他經常戴假髮騎馬打獵。出於虛榮心，他有時很喜歡用詩歌和評論來娛樂自己，有時他會送他的詩作給蒲柏。蒲柏沒有耐心去評論那些在當時或現在都不受歡迎的作品。相反，他把自己年輕時寫的詩歌《斯塔提烏斯》交給克倫威爾修改。他們的聯繫為讀者展現了蒲柏寫書信的文字功底。他的書信由克倫威爾交給托馬斯太太，幾年後，她賣給柯爾，柯爾把它們都收入到自己的《雜記》里。沃爾什在名不見經傳的詩人中，是最早給予蒲柏鼓勵的。在蒲柏寫《田園組詩》獲得讚譽後，沃爾什提過意見，蒲柏接受並據此規範自己的學習。沃爾什對他說，英國詩人迄今都被忽視，他應為寫田園詩歌而自豪，並推薦他寫一部田園喜劇，如那些在義大利大受歡迎的劇本。對這個建議蒲柏可能沒有認同，隨後也沒有去寫。蒲柏此時自稱詩人，認為自己有資格進行詩歌的對話。在十七歲時，他經常去威爾―一個位於考文特花園拉塞爾街北邊的咖啡店。那是一個體現時代智慧的地方，德萊頓在世的時候一直在那裡主持談話活動。在這段時期，蒲柏勤奮用功，好奇心永不滿足。人們求健康，是為了狂歡的力量；要金錢，是為了奢侈的快樂。他在某種特別的刺激下，強烈地渴望自己成為智慧大師。他花很多時間在書上，表現出不加區別的貪婪和急於求知而不求完美的特點。然而，在這樣的頭腦中，所有能力都會不自覺地得到改進。他讀許多書，一定會把一種意見或風格與其他的做比較。比較時，他必然有區別，有反對，有喜歡。根據蒲柏對自己學習的敘述，從十四歲到二十歲，他讀書只為娛樂；從二十歲到二十七歲，則是為了求得改進和獲得教益。在第一階段，他只渴望求知；在第二階段，他盡力去判斷。《田園組詩》有個時期在詩人和批評家中流傳，最後於1709年在湯森的《雜記》上正式排印出版。這部詩集的首篇是菲利普的《田園詩》，最後是蒲柏的詩。在同一年，他寫了《批評論》。這部作品展示了他廣泛的理解力和準確的判斷力，以及對古代和現代知識的了解，這即使是那些最年長和生活經歷最豐富的人也無法做到。兩年之後，它正式出版。蒲柏有一個不十分完美的形體。在其《小俱樂部》的敘述里，他把自己比作「小蜘蛛」。據說他嬰孩時很英俊，可他自幼虛弱多病。柔軟的骨架因壓力容易畸形，這可能影響了他整個體形。他身材矮小，坐到普通的台桌上，要墊高座椅。他的臉上微有笑容，眼睛卻炯炯有神。自然的損傷或意外的畸形，影響他身體的重要功能，讓他的生活「長期受病痛」折磨。他最致命的病症是頭疼。為此，他要靠吸收咖啡的熱氣來緩解，常要有咖啡機在身邊。牛津伯爵的僕人講述了許多關於蒲柏的怪癖。她認識蒲柏是在他中年之後。蒲柏身體孱弱，要站起來時幾乎離不開女僕的攙扶。他敏感怕冷，穿雙層皮衣，內有溫暖的粗布長袖襯衣。當站起來時，他披上上衣，因隨時擔心站不穩，要用帶子綁緊。他還穿法蘭絨馬甲，僅有一邊被繫緊。他雙腳纖細，要穿三雙襪子來使其粗大一些，穿上脫下都要僕人幫助。沒有人幫忙，他不能穿衣脫衣，也不能上床下床。虛弱的體質使他連清洗身體保持衛生亦十分困難。他的頭髮幾乎脫光，散落一地。他有時與牛津伯爵吃飯，私下裡戴一頂天鵝絨帽。他的禮服正裝是一身黑色，戴飄帶和假髮，配一把小劍。他的疾病所導致的放縱和拘謹，都是體弱者常見的憂鬱和孤僻。他期待每件事都能讓他放鬆和幽默。就像對孩子一樣，當父母不想聽他哭喊時，就會在護理上施加無法抗拒的管制權。當睏倦時，他會「在同伴面前打瞌睡」。有一次，威爾斯王子在談論詩歌時，他竟然在桌前呼呼大睡。他喜歡交友，而且因為名聲大振，常接到很多邀請。可他是個給主人添麻煩的朋友。因為他不帶僕人，所需要的關照甚多，人少的話便難以照顧周全。主人全家都要為他忙碌。他差使人太頻繁和任意，以致男僕故意迴避和忽視他。牛津伯爵曾解僱了一些僕人，理由是他們堅決拒絕蒲柏的指令。女僕們玩忽職守時，會藉口說她們在為蒲柏做事。他最常提的要求是，夜間給他煮咖啡。他還有其他怪癖，如那些受病痛折磨的人一樣，他享受著無論想要什麼都能得到的愉悅。他太放縱自己的食慾，喜愛吃重口味的肉食。在飯桌上菜的間隔期，他喜歡吃餅乾和其他乾果，悠然自得。每次坐下後，面對豐盛的菜餚，他會硬塞進胃裡，吃個死撐。如果僅給他一些威士忌，他看起來很生氣，卻依然不會克制自己，照常喝下。他的朋友知道哪些方式合他心意，用奢侈禮品來慣壞他，而他不會有忍受站立被人忽視之苦。偉人之死不總是與他們的生命輝煌成正比的。蒲柏的死歸咎於他的一些朋友給他的銀器皿，他常喜歡用此來加熱罐裝七鰓鰻。他過於嗜好美食是確定無疑的。但要說因為他感官的享受而使他的生命縮短，也不應匆忙下此結論。不應忘記，儘管勤於學習和思考，一個身體如此畸形的人還是活到了六十五歲。在他與人交往時，他對伎倆有很大的興趣―「若不講點技巧，他幾乎不喝茶」。如果在一個朋友家，他不會用直截了當的語言去要求任何事，而會以生僻詞語提到它是個什麼方便的東西。他纏住奧利伯爵，直到得到一個屏風。他在這類場合玩這類小技巧，博林布魯克夫人常用一個法語短語說，「他就大白菜和小圓紅蘿蔔向政治家嘮叨個沒完」。關於他社交能力的看法，人們如果只從他的書信中便做出評價，不容易恰如其分。書信反映出他在仁慈和特殊喜好方面的永久和明亮的光輝，除了慷慨、感激、忠誠和仁愛外，別無其他。長久以來，人們一直都相信，一個人的真實性格能從他的書信中發現，因為給朋友寫信總是敞開心扉的。然而，事實上，這只是過去「黃金時代」的簡樸友誼，是孩子才有的友誼。在當下，已很少有人敢於把心靈敞開，也很少有人無論在哪種情境下都不隱瞞自己清晰和固有的看法。確實，我們自己要隱瞞的事是不會告訴朋友的。比起書信體的交流，的確不存在其他有效的交換方式更能誘發謬論和詭辯。在熱情的談話中，情緒會先于思考而率先表達。在生意的爭奪中，利益和感情會產生真正的效果。可是，那些友好的信件通常是處在冷靜的安逸、孤獨的寧靜中，很沉著並有所準備後才寫出來的。顯然，沒有人特意坐下來寫信貶低他自己的人格。友誼並不能確保誠實。人們會問，一個人靠友誼被認可，比靠仁慈更好嗎？面向世界的寫作很少有局限，作者不與他的讀者發生直接的利害衝突，因此，在不同傾向的人中，他能得到認同的機會。可是，一封寫給熟人的信，如果必須令人滿意，即使不去讚美也應克制自己對他人的偏見和偏愛的批評。批評那些受到讚揚的人或事，私下總比公開承認的要更尖銳。因為人們在公開場合，通常都懷著虛假的內疚發表自己的意見。作家往往都是自信的。每個人的思想，就其普遍性來說，幾乎都是正確的。大多數的心靈，脫離誘惑後都是純潔的，私下裡很容易被喚醒豐富的情緒，就像沒有危險時去蔑視死亡，沒有東西施捨時去表現仁慈。當這類思想形成並被感受到時，美德的光芒便只是幻想的流星。如果蒲柏的書信僅僅被認為是一種「創作」的話，它們似乎是有預謀的。一方面想寫一件事，因為腦海里總想解決這件事；另一方面想獲得想像力，出於禮儀或虛榮心，都要求作家能寫出一些東西。蒲柏承認，他早年的書信因為「做作和野心」而使真實受損。要知道，他是否能從這些變形的書信中顯示真我，他的書和他的生活是否完整一致，我們必須在比較中才能做出判斷。蒲柏最喜歡談論的一個話題是，他蔑視自己的詩歌。如果確實如此，他就不值得人們去評論了。在這個方面，他確實不夠誠實。他一向自詡，早已為人所知。除了詩歌外，他還有什麼能引以為榮呢？他說，他寫詩，因為「沒其他事可做」。可是，斯威夫特常抱怨他沒空閒談話，因為他「腦子裡總是想著寫詩的計劃」。他起床前，寫作用的文具必須擺放在床前幾乎已成了刻板的要求。牛津伯爵的僕人談起，在40年代一個寒冷的冬天，她一個晚上有四次被叫起來拿紙給他，以免他失去靈感。對指責和批評，他裝作若無其事，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知道，每個小評論都讓他內心不安。他特別急躁，暴露出他難以消除的苦惱，可他總想自己能夠蔑視批評，因此，他確實希望自己能做到蔑視它們。不巧的是，他生活的兩個朝代，王室都幾乎不關心詩歌。為此，他內心萌發出對國王的愚蠢蔑視，聲稱「他自己從未到過宮廷」。然而，威爾斯王子對他稍加尊重，就融化了他冷酷的心。當皇室家族成員問起「他不喜歡國王怎麼會喜歡王子」時，他無言以對。他經常說，他討厭這個世界，表達自己對人世的旁觀態度。有時他表現出冷漠的放肆，如對小丘下的蟻群般不屑一顧。有時他鬱悶憤怒，如對巨大怪物般憎恨而不是憐憫。這些顯然是一種虛偽的性情。他怎麼能蔑視給他生活帶來快樂的人？怎麼能蔑視那些已經認可他自尊的人？他為什麼要憎恨那些他應感激並支持他給他榮耀和安慰的人？世界會對那些在人類生活中終止的事做出恰當的判斷。如果它是可能發生的，蔑視它存在就不公正；反之，如果它是公正的，就不可能蔑視它。蒲柏本人完全沒有這種不合情理的脾氣。他完全是一個「有名的傻瓜」。他錯在假裝忽視。他的歡樂和鬱悶只表現在書信文字里，而在現實生活中，他有時憂慮，有時歡樂，與一個有自然情感的普通人沒兩樣。關於他嘲諷偉人的事，由於重複得太多，難以稱為真實。沒人會過多地想到他在這方面的蔑視。事實上，他思想里有最明顯的傲慢自負。他害怕寫信，擔心郵局的工作人員發現他的秘密。他樹敵很多，並認為自己受到嫉妒的包圍。他說：「在許多人死亡和許多人離別之後，我們中的兩三人，如果高興，會始終聚在一起，不是密謀，而是娛樂自己，娛樂世人。」他還說，他們能生活在一起，「儘管人人在這世界上很愚蠢，可朋友卻表明他們多麼聰明智慧」。所有這些都不是事實：郵局的人可能根本不認得他的書寫體，如他這樣一個要盡力表現自己的公眾人物，他肯定沒有很多對手，至於智者們要在何種程度的友誼下才能生活，很少有人會愚蠢地這樣質問。他有一部分的假裝不滿是從斯威夫特那兒學來的。我認為，他與斯威夫特的通信經常表現這方面的情形。斯威夫特的怨恨雖無道理，卻是真誠的。蒲柏僅是模仿他的朋友。這部分虛假，在他還未形成自己個性前就開始了。他剛滿二十五歲時就說，「過分的學習和隱居把他拋到社會」，同樣存在另一種危險，「物質豐富的世界把他拋回學習和隱居中」。鑒於此，斯威夫特做出極恰當的回答：蒲柏在這世界上，既沒有任何行為也沒有任何受苦使他變得厭倦。確實，一定要有很強的理由才能讓他回到孤獨，因為他一直是非常喜歡愉快的社交生活的。在斯威夫特和蒲柏的通信里，顯然有一種狹隘的思想，讓他們對那些與自己沒有密切聯繫的任何優秀事物都表示出冷漠。他們所尊重和認可的人及事物在數量上很有限。任何人要從他們體現的時代里形成自己的看法，應先假設，自己生活在無知和野蠻之中，非但不能從他們的同時代人中發現美德和智慧，而且還會遭到那些不理解他們的人的迫害。當蒲柏埋怨世界，公開蔑視名望，用滿不在乎的冷漠，大談富有和貧困、成功和失望時，他肯定沒有表現他本身習慣和固有的情緒，僅是任意地把自己的個性偽裝起來，或者，很有可能用臨時表現出的性情來遮蔽掩蓋，說些帶著目前狀態色彩的俏皮話。無論是他的希望和恐懼，還是他的歡樂和悲痛，都從他的思想中強烈地反映出來。如果他要與眾不同，他要精心策劃。他脾氣火爆易怒，如他對菲利普的惡意攻擊，起先對他嘲笑，後來憤怒，甚至憎恨，持續了很長時間。他想讓本特利聲名狼藉卻白費心機。我從未聽說過其有任何充分的理由。他有時放肆攻擊，可在錢多斯、沃利女士和希爾面前，他的退卻又是很卑鄙的。友誼的慷慨和忠誠，似乎是他最偏愛的美德。在這些美德面前，並不能反映出他有別於自己描述過的另一類人。他的財富不會讓他的慈善事業十分輝煌和引人注目，可他幫助多斯利，給他幾百英鎊，足以讓他開個店鋪。他為薩維奇每年募捐四十英鎊，其中有他自己捐出的二十英鎊。人們譴責他愛錢，可他愛的是熱心獲利，而不是尋求儲蓄。他熱心和持久地維持和朋友之間的友誼。他思想早熟，經常與那些比他年齡大的人保持聯繫，因此，無須多麼長壽，他便看到年輕時結交的很多同伴已作古。顯然，他沒有因為冷酷或傷害失去一個朋友。那些愛他的人，仍繼續維持同他的友誼。在遺囑里，他雖不友好地提到艾倫，但這也是他要保持一貫友誼的結果。因為他認識艾倫已很長時間，並且自然地對他有十分敬愛的心情。他背棄與博林布魯克建立的信任關係，與他最熱烈的愛沒有矛盾的動機。要麼他心想，這樣的行為幾乎無關緊要，他給忘了；要麼，他這樣做值得稱讚，期待朋友給予贊同。據說，有個可靠到幾乎迫使人相信的看法：在給遺囑執行人的書上，有一份關於《斯威夫特傳》的誹謗書。他準備好報復性文字，萬一發生任何挑釁就用它來對付。我為此事問過馬奇門伯爵。他向我保證，蒲柏的遺物中沒有這份東西。他願為之生為之死的宗教是羅馬天主教。在與拉辛的通信中，他承認自己是個真誠的信仰者。他在這方面有一段不太謹慎和虔誠的生活經歷，可以從他引用《聖經》里許多無聊的句子中看得出來。在他快樂的方式中，好人恐懼他褻瀆，而智者蔑視他的輕佻和粗俗。可無論他表現出何等程度的輕浮，他的原則看來沒有墮落，或者，他沒有失去對上帝的信仰。他似乎不了解自己從博林布魯克那兒轉變後的立場，卻為一些解釋感到欣喜。這些解釋使他們保守，維護正統。一個如此誇耀自己優越又很少注意舉止適當的人，自然使他所有的錯誤和壞毛病都被人注視和加重。那些不否認他是如此優秀的人會高興地指出，他並非完美無缺。也許這能歸咎於一種不情願。在這種不情願下，同樣一個人可以擁有許多優勢，而他的學問會因此受到輕視。一個人對文字有濃厚的興趣，肯定是在他早年的生活時期形成的。蒲柏如此年少便寫出《批評論》③ ，表明他已廣泛閱讀了各類書籍。當他進入活生生的世界時，似乎他也如許多人那樣，很少關心已經死去的大師。他在帕拉西拉斯研究院學習，把人間作為他喜愛的畫卷。他從現實中吸取新鮮的概念。他不從其他作家作品中抄襲，而是得益於自然的創意。即使如此，人們無理由認為，他失去了對文學的熱愛。他總是承認自己喜歡閱讀。多布森翻譯他的《人論》，有段時間住在蒲柏家裡。我問多布森，他發現蒲柏擁有什麼知識。他回答說「超出他的期待」。蒲柏經常參考歷史書，引用各種知識，觀察思想的形成和生活的方式，選用來自藝術和自然的形象，表現自己如展翅飛翔般的智慧。他漫不經心、生機勃勃、勤勞不倦、熱切地追求知識，並專心記住它們。對知識的好奇使他渴望旅行。他在贈傑維斯的詩文中提到這個願望。儘管他從未有機會真正滿足這個要求，卻始終不忘，直到身體衰竭。他的智慧個性表現其具有「判斷力強」這一重要和基本的天性。他敏捷和本能地感知韻律和音以及它是否恰當。他很快就能確定自己的看法，什麼應該選擇，什麼應該放棄。同時，他很快就能從其他作品看出，什麼應該避免，什麼應該借用。「判斷力強」本身具有沉穩和確定的特質。它能控制好擁有的知識，卻不能增加它們。它能為寫作收集材料並安全地貯藏起來，卻不能達到最高境界。蒲柏有同樣的天才：他思想活躍，野心勃勃，敢於創新，總是在探索，總是熱忱不減。在他最廣泛的尋找中，總是渴望繼續向前。在他高飛時，總是希望飛得再高些，總是想像比已知的東西更大的事物，總是要盡力超出他能做的範圍。據說蒲柏有很準確的記憶力，助其發揮創作才能。他能記住所聽或所讀的東西，過目不忘。他不僅表達出自己的沉思默想，而且還引用其他作家說明自己的目的。他一直不疲倦地勤奮努力，對這些自然的天賦加以促進。他求助於任何智慧的資源，不失去得到信息的機會，他不論生者或死者都加以請教。他為朋友讀他的作品，若能達到優秀，他便從不滿足於平庸。他把詩歌作為自己生命的事業。儘管他可能會悲嘆這個職業，卻堅定不移地做下去。寫詩是他最初的勞動，修改它們是他最後的努力。他從未轉移過對詩歌的注意力。如果從談話中能得到有助於改進詩性的任何想法，他會寫在紙上。如果一個觀念或一個表達，比一般的說法更令人愉快，能引起他的注意，他會認真地記下來。對於一個單獨的句子，他保留它並找機會插入使用。有些零散的小片段，含有有用的詩行或部分詩行，他會在其他時間裡給予加工精煉。他是那些把修改過程視為娛樂的少數人之一。他從不恃才傲物，也從不為急躁情緒而厭煩。他既不因忽視不加修改而留下錯誤，也不因喪失信心而放棄努力。他努力寫他的作品，開始是要得到名譽，以後卻要保持它們。世上有不同的創作方式。有些人一旦有印象，產生構思後，幾乎不用藉助於媒介的筆紙，繼續思考，不斷構思和推敲，直到他們用自己的觀念完成思考後，才動筆寫出它們來。維吉爾就屬於這類人。他習慣在早上構思出很多段詩行，然後在刪除多餘和改正錯誤中度過余日。蒲柏的方法可以從他的翻譯中看出，他最初想到一點寫一點，之後慢慢地擴充、修飾、改正和精煉它們。有如此的能力和個性，使他在「詩性的審慎」方面比其他作家都出色。他用這種方式寫，也許會讓他少些冒險，因為他幾乎總是運用韻詩的相同結構進行創作。確實，他在其他形式方面寫得很少，不能擴大其聲譽。這些專注於一致性的創作所導致的某些結果，必是詩性的流暢自然和靈巧活脫。由於堅持不懈地寫作，語言在他腦海里有一種系統一般的排列組合。由於總是用同樣的語詞，他選用和結合的詞組，能隨時聽任他安排。這個能力的增強，能從其翻譯的進步中看到。可是，還有更重要的方面，他總是流露出自然的情感，總是自己做出題材的選擇。他的特立獨行確保他避免為一個任務做苦工，在一個無聊的題目上花時間。他從不為錢而交換讚譽，也不開寫弔唁同情或慶賀恭喜的文書生意店。因此，他的詩歌很少有即興的。他不出席加冕儀式和皇家婚禮，甘心忍受不為他們寫詩歌帶來的冷漠。他既不從當前事件中謀取機會，也不從他的讀者偶然的情緒中迎合趨附。他從不屈從於自己，為一個生日懇求太陽閃耀，為一個婚禮呼喚優美和美德，或說那些大眾在他面前說過的話。若沒有新意可寫，他會自然沉默。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從不匆忙出版作品。據說，他要把稿件留兩年後做出修訂才出版。至少這確實是真的，沒有細緻審核，他不會貿然拿出。他經歷過從想像力的混亂到衰退，從創新的新奇到陳舊的痛苦。他知道，人的思想總會迷戀於自己的作品，因而他不信任自己最初的印象。他諮詢朋友，極為虔誠地聽取批評意見。更重要的是，他拷問自己，決不放過違背自己判斷的問題。他承認，他向德萊頓學習詩歌，只要一有機會就請教。他整個一生中，持久不變、慷慨大方地讚揚德萊頓。如果把他與他的導師做一比較，也許能解釋蒲柏的一些個性。就擁有理解的全面和辨別的細膩而言，德萊頓這些能力不比蒲柏少。德萊頓思想的正直，可從他敢於否定自己詩歌的偏見，反對不自然的觀念和粗糙的韻律方面充分地反映出來。可德萊頓從不渴望運用其所有的價值判斷。他承認，他寫作僅僅是為大眾。只要能娛樂他人，他就很滿意。他根本不考慮花時間，盡力去發揮潛在的能力。對已經足夠好的作品，他不再試圖讓它更好。即使知道他也不經常修訂其文字的錯訛。如他告訴我們的那樣，他寫作時很少深思熟慮。只在偶然或必要寫作時，他抓住那些當前發生的事一吐為快。一旦發表或出版後，便棄置不顧。因為出版過後，再無金錢利益考慮，他不再為之顧慮勞神。蒲柏即使滿足也不滿意。他渴望優秀，因此總是盡力做到最好。他不追求公正，卻敢於挑戰讀者的判斷。他不指望其他人遷就，而是因此封閉自己。他一絲不苟地檢查每一行詩每一個詞語，用不知疲倦的努力再三推敲每個部分，直到完全沒有遺憾為止。因為這樣，他把文稿長時間地留在手裡，以便再三檢查它們。只有兩首諷刺詩，可能是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因為時間緊迫而匆忙寫出來的。多斯利告訴我，蒲柏把這些詩歌交給他時，是相當整潔的抄寫稿。他說：「幾乎每一行都改寫了。我把謄清的稿交給他，幾天後，他又送給我出版。這些稿幾乎每一行又再次改寫過。」他聲明，作品出版後他就不再關心了。嚴格地說，這不真實。他如慈愛的父母那樣從未放棄對文稿的關心。在初版書里他若發現錯誤，在再版書時，他會默默地加以改正。他顯然修訂了《伊里亞特》，免除了一些瑕疵。《批評論》出第一版之後，他做了許多修訂。人們經常看到，他所做的修改都會使作品增加清晰、文雅和生動。蒲柏也許有德萊頓的判斷能力，但德萊頓肯定缺少蒲柏的刻苦勤奮。在獲得知識方面，必須承認德萊頓是優秀的。他受到的教育遠不止在學院方面。在成為作家之前他有很多時間讀書，得到超過一般程度的知識。他思想開闊，從更廣泛的知識領域獲得他的形象和例子。德萊頓對人類的普遍特性知道得更多，而蒲柏則了解當地民俗。德萊頓從理解思考中形成觀念，而蒲柏靠細緻觀察。德萊頓的學識更多地顯示價值，而蒲柏更多表現精確。詩歌不是他們兩人唯一得到讚揚的方面，他們的散文創作同樣傑出。蒲柏寫散文從不借用前人的東西。德萊頓的風格反覆無常、變化多姿，而蒲柏謹小慎微、始終如一。德萊頓順從他思想的情感，而蒲柏規範他的思想，服從他自己寫作的規則。德萊頓有時激烈和草率，蒲柏卻總是輕鬆、均衡和柔和。德萊頓的文章是自然的田野，高低不平，散布著各類豐富茂盛的植物；而蒲柏的文章是天鵝絨的草地，像用鐮刀割過那樣整齊，用磙子碾過那樣平順。創作詩歌需要天才的能力和品質，沒有它們，判斷就會失去知覺，知識會變得遲鈍。要變得優秀必須具備的搜集、綜合、發揮和生氣勃勃的能量，以及伴隨著的猶豫不決，這些都為德萊頓所具備。但不能就此推論，因為德萊頓表現出很多詩性的氣質，蒲柏就貧乏可憐。要知道，自彌爾頓之後，所有作家都要給蒲柏讓位。即使對德萊頓，人們也必須說，雖然他有光輝段落，卻無美好完整的詩歌。或者受一些外界影響，或者因生活必需品的逼迫，德萊頓的創作總是急就的。他沒有過多思考就下筆，不做什麼修改就出版。在寫作有需要時，那些在他腦里浮現的事，或者一次旅行所能收集的物，就幾乎全是他所尋求的和他所能給予的。沉著謹慎的蒲柏，能夠精煉他的情緒，擴充他的形象，累積所有學習可能導致的結果或所有可能得到的機會。如果德萊頓達到的高度因此比較高，那蒲柏則靠雙翅飛得更高更遠。如果德萊頓的火焰四散，那蒲柏的巨大熱量則更穩定更持久。德萊頓經常超出人們的期待，蒲柏從不會降低自己的期待。德萊頓的作品經常令讀者驚訝，蒲柏則永遠讓讀者心曠神怡。我希望，這些經過周密思考的平行比較是公正的。如果讀者懷疑我對德萊頓有某些偏向，如同我懷疑自己一樣，那就請他不要草率地批評我。也許進一步思考和探索之後，可見我的判斷是恰當合理的。現在我要對蒲柏的作品一一進行清晰的檢驗，不注重微小的失誤或細小的美麗，而注意每個作品所表現出的一般特色和效果。一個年輕詩人從寫田園詩開始，看起來是很自然的。寫田園詩，不必公開聲稱模仿真實的生活，不需要經驗，僅是展現單一的純潔的熱情，表現非微妙的理性或非深刻的探索。然而，蒲柏的《田園組詩》，是經過細緻思考寫出來的。它們與每天的時間、全年的季節和人類生活的時期都密切相關。詩歌最後把注意力轉到老年和死亡，這是作者的鐘愛。敘說失望和不幸，加重未來黑暗的色彩，讓不確定的迷宮更加困惑，這一直是詩人樂此不疲的任務。他的偏好也許是公正的。然而，我希望，他的溺愛不會使他忽視每一行帶著「沉默悲哀」的「西風」。批評這些《田園組詩》缺乏創造性，是強求作者寫他從未打算寫的東西。他經常雄心勃勃地表現模仿，以致作者明顯是為了表現他的文采而不是智慧。這已經不能再好了，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作者，不僅能夠複製古代的詩歌並給予明智的選擇，而且還掌握充分的語言能力和韻律技巧，從而把一系列的詩律表達完美。這在英國詩人中沒有先例，之後也沒有人能模仿。 ① 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18世紀最偉大的古典主義詩人。 ② 品達（Pindar），希臘抒情詩人。 ③ 蒲柏二十三歲時的成名作。薩維奇 ① 據觀察，在所有的時代，無論是天生的優越還是幸運的得意，對增進幸福感幾乎微乎其微。那些地位榮耀或能力超凡的人，雖處在人類生活的頂峰，卻常常不能給予恰當的機會，去羨慕那些仰望他們的下層人士。無論那明顯強大的優勢能否促成偉大的計劃，而這些偉大計劃易於遭受致命的失敗。也無論如何說大多數人是普遍不幸的，而只有那些自身卓越且備受矚目的傑出人物的不幸，才會被關切地記錄下來。這是因為他們的不幸雖不會比其他人來得更經常或更嚴重，在實際上卻會更引人注目。財富和權力，外在和偶然，這些易於從那些擁有它們的人中區分開來的優勢，常常使人自鳴得意，心中充滿預期的快樂。這應是很合理的期許：智力出眾的人，應能創造最優秀的成果；頭腦里計劃好得到巨大財富的人，應盡力讓自己先受益；而那些最能教人幸福之道的人，應該最能順其道而行。然而，這種期待不論貌似多麼合理，卻往往讓人失望。文學中的英雄和文明的歷史記錄，經常讓人們特別關注英雄偉人所經歷的苦難，更甚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大量的書本文字，也只寫智慧者的不幸，談論他們的命運多舛和死於非命。在這些悲劇性的敘述中，我要把理察·薩維奇添加進去。這個人的創作足以為他贏得文學上的傑出地位，而他的不幸也應得到某種程度的同情。這種同情並非出於這種不幸本身，因為他的不幸常常是他人的罪惡所致，而不是他自己的原因。 1697年，麥克萊斯弗伯爵夫人安妮，有一段時間與她的丈夫關係不和諧，於是她想到公開承認通姦這個最常見的權宜之計，以便獲得她的人身自由。為此，她宣布腹中孩子的父親是里弗斯伯爵。這個結果，就如人們所想像的，她的丈夫急於分開的願望與她一樣強烈，於是他採取了最有效的行動，不是上教會法庭申請離婚，而是到議會要求設立一個法案。他憑藉這個法案解除婚姻，廢除婚約，把他妻子所生的孩子判為私生子。儘管有些人認為婚姻應由教會法庭來審理而加以反對，經過常規的商議程序後，這個法案還是通過了。在次年3月3日，他正式與妻子分開。他們的財產很多，伯爵夫人得到賠償。她和她丈夫都有另覓良緣的自由，她很快就與陸軍上校布雷特結婚了。正當麥克萊斯弗伯爵將此事訴至議會時，其妻在1607年―1608年② 1月10日生了一個兒子。里弗斯伯爵顯然視之如己出，使人對孩子母親宣稱通姦一事深信不疑。又因為他是孩子的教父，里弗斯伯爵給他取了個自己的名字，並要求把名字寫進霍爾本的聖安德魯教區註冊檔案里。不幸的是，他把孩子留給他的母親照顧，而此時他的母親已與丈夫分開並獲得了自由。里弗斯伯爵可能認為，母親會無微不至地照顧這個孩子，正因為這樣，她才在離婚一事上十分高興。確實，是什麼動機讓一位母親的自然親情失去平衡，或說她這樣忽視或殘酷地對待孩子有什麼好處，這是難以了解的。那些對羞辱或貧窮的恐懼感，導致一些可憐人因一時衝動遺棄或殺害自己的孩子，對這位母親不應有什麼影響，因為她已公然宣布了她的罪過並懇求責備。對她來說，立法機構已經異常寬大地給予了她大筆財產，而她需要負擔照顧孩子的開銷，不會讓她這些財產有任何明顯減損。因此，她不可能在沒有誘惑下變得如此邪惡。可孩子一出生，她便帶著某種怨怒和憎恨來對待這個孩子，不僅不給予撫養、幫助和保護，反而樂見孩子在痛苦中掙扎，或者利用一切機會加重他的不幸，切斷他的財源，繼續她對孩子從一出生到生命最後的無休止的殘酷迫害。然而，無論她的動機如何，在孩子出生前，她就找到了與他斷絕關係的辦法。她很快就讓這個孩子從自己眼前消失，把他交給一個貧窮的婦人撫養。她指示這婦女，把他當作她自己的孩子來教育，責令絕不能告訴他真實的父母是誰。這就是理察·薩維奇生活的開始。他出生於一個從法律上說榮耀和富有的家庭，可兩個月後就被議會宣布為私生子，遭到他母親的遺棄，註定了貧困和平庸，拋向也許只能被流沙吞噬或被岩石撞死的汪洋大海般的生活中。事實上，薩維奇母親不可能讓其他人同她一樣殘忍。由於無法逃避家人們對她這個孩子的好奇和關切的詢問，她被迫透露了安置孩子的一些措施。她的母親梅森夫人，不管是在她女兒計劃的許可下，還是要防止罪惡進一步發展，為孩子找了一個養母，商談付錢讓她去照顧，並監督薩維奇的教育。在這仁慈的幫助下，孩子的教母勞埃德夫人伸出了援手。勞埃德夫人總是親切慈愛地關心薩維奇。他母親的暴行使這種慈愛更顯得彌足珍貴，可在他十歲那年，這位教母去世。這是他童年的又一個不幸。儘管她慷慨地要給他三百鎊遺產來試圖減輕他的痛苦，可是他無法去申領這筆財產使自己免於壓迫，也得不到法律的正義支持。她的遺囑被執行人回絕，結果他什麼也沒有得到。然而，薩維奇還沒有完全被拋棄。梅森夫人繼續關照他，把他送到靠近聖奧爾本地區的一所小學。在那兒人們按他養母的姓叫他，沒有任何線索暗示他還有其他身份。在那兒他開始學習文學。他上過幾個年級，進步多大或怎樣受到稱讚，我們現在已無法知道。他總是尊重地談起他的老師。很可能，當時卑微的身份並沒有妨礙他成為傑出的天才，也沒有阻止他因勤奮用功而受到獎勵。在如此卑微的狀況下，若非靠他的天賦和勤奮，他不會那樣出類拔萃，獲得嘉獎。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推測：他的表現與他的能力相當，因為從比例上說，他的進步比他享有的機遇更大。這也不容懷疑：如果他早年的作品能夠保存下來，如那些幸福快樂的學生一樣，我們很可能在部分作品中發現那使《出租作者》與眾不同的輕鬆幽默，而在其他作品中發現他描寫《流浪漢》中嚴肅場面時所使用的敏銳的想像力。正當他磨鍊自己的才幹時，他的父親里弗斯伯爵得了犬熱病，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他曾打聽他兒子的下落，對那些不合邏輯和閃爍其詞的答覆十分困惑。可到了臨終時刻，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將他像其他親生孩子一樣撫養。因此，他一再要求孩子的母親告知孩子的真實情況，堅決不允許她顧左右而言他或否認實情。他的母親，無法再拒絕這個問題，決定至少提供一個答案，讓薩維奇徹底失去繼承權及其所提供的幸福感。於是她宣布薩維奇早已死掉。也許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母親製造謊言來剝奪她兒子繼承他人特意給予的財產的權利。儘管薩維奇可能失去這些財產，可她自己也得不到。因此，這是一種不會被識破的邪惡行為，因為不會令人起疑心。連那個伯爵也無法想像，人間竟存在著這樣一位損人不利己的母親，即使在不會令自己得益的情況下，也不惜全力去毀掉自己的兒子。伯爵最後把遺囑中留給薩維奇的六千英鎊贈予了其他人。這種促使她母親從中作梗使他應得遺產落空的殘忍，讓這位母親很快地投入另外一項頗費周章的計劃。她處心積慮地暗中謀劃，要把他送去美國的種植園。這個陰謀因誰的仁慈而受阻，或者說何人的介入導致她放棄這一計劃，我無從得知。有可能是梅森夫人勸說或者強迫她終止計劃，也有可能是她很難找到志同道合的幫凶，邪惡到可以和她狼狽為奸進行如此殘忍的一個行動。可以想像，即使是那些長年陷於罪惡泥潭中而變得心腸堅硬、對普遍的惡行無動於衷的人，對這位母親無利益驅使、無嫉恨憤怒卻讓兒子遭受奴役或貧窮的計劃，也會感到震驚。也許這一次，薩維奇會從長年在罪惡泥沼中打滾、從未萌生惻隱之心的人們中，找到靠山和支持者。無論受何種因素影響，把薩維奇流放到國外的計劃受阻。他母親很快又醞釀了另一個陰謀，要把他埋沒在貧困和卑微中。於是，她命人把他送去霍爾本區一個鞋匠家。在那兒經過一段試用期，他成了鞋匠的學徒。據說，這個計劃在一段時期內很成功。薩維奇在皮革錐子上工作的時間，比他願意承認的還長。他從這個勞作中也得不到任何有利於自己發展的條件。最終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發現，讓他決定放棄這個職業。大約這個時候，那位總是把他當作自己兒子照顧的養母死了。對他來說，他自然要去處理養母辭世後將由他繼承的東西。於是，他進入了她的房間，打開各個箱子，檢閱信件，發現其中有些信是梅森夫人寫給這位養母的。他從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以及身世一直被隱匿的緣由。他現在已不再滿意那份指派給他的工作了，而是想他有權分享他母親的財富，因此，薩維奇毫不猶豫地要向她表明自己是她的兒子。他試圖用所有技巧喚醒她的親情，引起她的關心，可是，不管是他的書信，還是因其優秀或痛苦贏得同情的朋友們的介入，一切都無濟於事。儘管她不能再否認他，卻始終斷然疏遠他。他經常懇求她允許自己去看望她，卻毫無效果。她總是保持高度警惕地迴避他，命令手下，無論是誰引薦他，也不論他給出什麼理由要求進入，都要驅趕他離開她的住宅。與此同時，薩維奇為得知自己的身世而激動不已，以至於在深夜他常徘徊在母親的大門外，長達幾個小時。希望她偶然走到窗前或手拿蠟燭穿過房間時，他或許能遠遠見她一面。他所有的堅持不懈和柔情都不起作用，因為他既不能使她的心柔軟，也不能令她伸出手。當他盡力喚醒一個母親的慈愛時，他因窮困潦倒而陷入極度的愁苦中。因此，他被迫尋找其他維持生活的方式。由於沒有其他技能，他成了一位作家。 ① 薩維奇(Richard Savage，1697—1743)，英國詩人，劇作家。 ② 原文如此，應為1697或1698。格雷 ① 托馬斯·格雷於1716年11月26日生於科尼希。父親菲利普·格雷在倫敦任專職抄寫員。在伊頓，他在舅舅安特·羅伯斯先生的指教下接受語文教育，得到喬治博士的協助。1734年，他離開學校後，以跟班身份進入劍橋彼得學院。對大多數年輕學子來說，從中學進入大學的轉變時期，是一個標誌著成年、自由和幸福的時期，可格雷似乎對這種學術的滿足沒有多少愉悅。他喜歡劍橋，既不是因為它的生活模式，也不是因為它的學習風氣。當不必要求再去聽課後，他鬱悶不快地生活了一段時間。他打算學習法學判例法，卻沒有得到文憑。他在劍橋的五年，霍勒斯·沃波爾先生邀請他作為伴侶去旅行。他和沃波爾從前在伊頓已結下友誼。他們的旅程經法國到義大利。格雷的信件表明他們大部分的行程都很愉快。可是，不平等的友誼很容易破裂。在佛羅倫薩，他們兩人爭吵後分手。說起來，沃波爾先生現在很得意這是他的錯。無論如何，我們在這個世上如果不帶偏見就能發現，那些意識到自己價值的人，會超越順從的奴顏婢膝，傾向於用自豪的態度看待自己名譽；他們受到討厭和謹小慎微的人的嫉妒，熱衷於獨立自主，要求一種他們自己都不會給予的關注。不管爭論什麼，他們確實分開了。他們後來的旅途，無疑雙方都不盡愉快。格雷用適合他自己小經費開支的方式繼續旅行，只有一個臨時的僕人伴隨。 1741年9月，他回到英格蘭。大約兩個月後，他埋葬了父親。他父親不明智地把錢浪費在一間新房上，造成大量的錢財損失。格雷想到自己太窮，難以學習法律。他因此回到劍橋，在那兒很快就得到了公民法方面的文憑。他並不喜歡這個地方或喜歡作為居民住在這裡，或者說，他不公開承認喜歡它們。可除了短暫住在倫敦一段時間外，他生命中的其他時光都在這裡度過。大約這段時間，他失去了韋斯特先生這個朋友，一個愛爾蘭大臣的兒子。格雷顯然對這位朋友表示極高的景仰。這反映在梅森先生保留的他的信和《五月頌》中，以及他送給他一部分《阿格里帕拉》稿件的致謝詞中。這是格雷剛開始從事寫作的一部悲劇。韋斯特先生給他提出意見，也許阻止了寫作進展。每個讀者都能對它做出肯定的判斷。這當然不是英國舞台的損失，因為《阿格里帕拉》從未完成。這一年（1742），格雷似乎第一次讓自己嚴肅地考慮詩歌創作，因為這年他寫了《春天頌》《伊頓的美景》《逆境頌》。他同時寫了拉丁文詩歌《思考的原則》。根據梅森先生的回憶，格雷最早的抱負是精通拉丁文詩歌。也許這是合理的希望，他已實現了他的設想。儘管他的用詞當時看來有些困窘，抒情詩有些粗糙，可他語言的豐富是很少人能擁有的。他的詩行即使不完美，人們也能發現，這位作家的實踐很快就能使它們變得技巧成熟。他此時住在彼得，很少熱心於其他人怎麼做或怎麼想。他培養自己的思想，開闊自己的視野，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只是為了改進和娛樂自己。當梅森被選為彭布羅克會堂的理事後，把一個同事介紹給他，那人後來成為他作品的編輯者。編輯的喜好和忠誠激發起他對格雷敬佩的熱情。這種熱情若從一個陌生人的中立態度，從一個批評家的冷酷嚴峻中，是無法合理期待得到的。他隱居後，於1747年寫了一首關於《寵貓輓歌》② 的頌詩。一年後，試圖寫一首更為重要的關於政府和教育的詩歌。儘管這首詩留下未完成的片段，卻有許多詩行表現很優秀。他接下來的作品是聲名遠揚的《墓園輓歌》，它最初是在雜誌上發表的。我認為，這部作品讓他為大眾熟知。這時應科布韓女士邀請，他偶然寫了一首即興的詩《一個長篇故事》，為他的風格增添了一些色彩。 1753年，他的幾首詩歌附上插圖，由本特利先生出版。這些詩按理說能以一種或其他多種形式出版成為一本書，可還是印成單頁出版。我認為，詩歌和插圖互相映襯得很好。所有印刷品很快就銷售一空。這一年他失去了母親。自1756年後，學院裡有些年輕人住得離他很近，為娛樂自己經常搞出令人討厭的聲音，干擾了他的平靜。據稱，這是一種帶有冒犯和侮辱性質的惡作劇。這樣的傲慢無禮，他忍了一段時間，把它反映給協會的董事。也許在協會裡他沒有朋友，知道自己的抱怨無濟於事，於是搬遷到了彭布羅克會堂。他於1757年出版了《詩歌的進程》和《吟遊詩人》。詩歌讀者對這兩首詩，開始只是沉默驚愕，滿足於注視著它們的出現。有些人試圖讀下去，承認自己沒能力去理解它們，儘管沃伯頓說過，了解它們以及彌爾頓和莎士比亞的作品都是一種時髦的尊重。加里克寫了幾行詩讚美它們。有些勇敢的支持者要挽救它們被忽視的命運。在一個短暫時期，許多人因被指出它們的美妙而滿意，而他們自己卻看不出來這種美妙。格雷此時名望很高，以致在西伯死後，他因為拒絕接受詩人桂冠一事而享盛譽。這個桂冠後來給了懷特黑德先生。離開劍橋後，他很快就寄宿於一個靠近博物館的地方，在那裡居住了三年，從事讀書和抄寫工作。目前人們發現，他的《淹沒》和《隱匿》兩首頌詩，幾乎很少受此時影響。在這些頌詩里，他的抒情詩因為表現出更多的輕蔑和靈活性而受到嘲弄。當劍橋現代歷史教授去世後，他「如鬥雞者，精神為之一振」，懇求巴特伯爵為他謀此職，伯爵客氣地回絕了他。這個職位給了布羅克先生，他是詹姆斯·勞瑟爵士的助教。他身體虛弱。據稱，靠多鍛煉和換地方住，他增強了體質。他在1765年去了一趟蘇格蘭旅行。根據他的記錄，對他來說這是最遠的一次旅行，他感覺到新奇和美麗，因為他的理解力十分豐富，他的好奇心延伸到所有的藝術作品中，所有自然的風貌上和所有過去事件的遺蹟里。他與貝蒂博士自然地結交為朋友。格雷認為，他是個詩人、哲學家和善良的人。在阿伯德，曼斯查學院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由於疏忽沒有把它交給劍橋大學，他認為拒絕接受它是恰當的。他從前白費心機所懇求的職位，最後還是不必爭取就給了他。當歷史教授的職位又一次有了空缺時，他從格拉夫頓公爵那兒接受了這個職位（1768）。任職後，他保持這一工作直到去世。他總是設計演講，卻從不念稿，他對自己職責的疏忽感到不安，想用他設計的改革來減輕內疚。他下決心十分果斷，如果他發現自己不能解僱人，也相信自己已經事實上把人給辭退了。由於身體不好，他又進行了一次必要的旅行，參觀了威斯特摩蘭和坎伯蘭（1769）。那些讀他的書信體描寫希望去旅行和講述他旅行故事的人，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可是，通過在家學習研究，我們也能得到旅行中的智慧和進步的能力。他的旅行和學習現在都接近了尾聲。他受痛風折磨，一直很虛弱，疾病又進入他的腸胃，導致強烈痙攣，無藥可治，於是他在1771年7月30日結束了一生。格雷的個性，我願引用梅森先生的話加以說明，它來自牧師坦普爾先生寫給我朋友鮑斯威爾的一封信。坦普爾在康沃爾的聖格魯斯任教區長，我也像他一樣真誠地希望這個說法是真實的。「他也許是歐洲最有學問的人。他同樣熟悉一部分精確和嚴謹的科學，不僅僅浮於表面，而是深入其中。他知道每條歷史分支、自然或文明的歷史，他讀過英格蘭、法國和義大利所有歷史學家的原著，是個偉大的古文物研究者。文學批評、形上學、道德、政治是他重要的研究對象。各類航海旅行是他喜歡的娛樂活動。他在繪畫、印刷、建築和園林方面有很高的鑑賞能力。因為有著如此豐富的知識，他的談話同樣令人受益和愉快。他也是個善良的人，具有美德和人道主義。凡人都會有缺點，不完美。我認為，他最大的缺點是精緻的偽裝，或相當女人氣，在學問見解上反映出一種可見的刻板、藐視和輕蔑的弱點。他在某些方面也有偏見，這種偏見就像康格里夫先生排斥伏爾泰一樣。儘管他似乎主要根據取得知識進步來評價一個人，可他卻無法接受自己僅是個文人的評價。儘管沒有高貴出身、財富和爵位，他渴望被人看作是個緘默獨立的紳士。這些人常為娛樂而讀書。也許應該這樣問，當知識所創造的東西甚微時，如此多的知識又有何用？除了少數幾首詩，什麼詩歌值得付出如此多的痛苦代價而不被人記住？格雷先生至少是以純真態度進行詩歌創作的，對他而言，知識肯定使他受益。他的時光過得很愉快，他每天都獲得新知識。他思想開放，心地善良。他的美德很有力量。世界和人類在他面前表露出真實的面貌。他被教導去考慮每件事都不重要，不值得一個聰明人去關心，除非追求知識和實踐美德，這是上帝交給我們的任務。」對他個性的評價，梅森先生還特彆強調了格雷在動物學方面的才能。他評論說，格雷的女性氣質影響那些「他並不希望取悅的人」。當他不對那些他不相信是善良的人給予尊敬時，人們不公正地指責他以個人喜好的理由做判斷。我進行這項評論工作時，初步閱讀了他的書籍信件，感到他有很強的思想理解力、無止境的好奇心、良好的判斷能力。他是這樣一個儘可能熱愛一切的人，可又是一個很挑剔難以被取悅的人。我希望這將會得到證實―他蔑視懷疑主義，憎恨虛偽。我這裡介紹他關於沙夫茨伯里的短評。「你說你不理解沙夫茨伯里伯爵如何成為一個時髦的哲學家，我能告訴你。首先，他是個伯爵；其次，他如同任何一個他的讀者那樣自負；第三，男人總是傾向於相信那些他們不理解的事情；第四，假如他們在無義務去相信一件事的情況下，那麼他們對任何事都會相信無疑；第五，他們喜歡走新路，即使是條死路；第六，一旦確認他是優秀作家，就意味著他能說很多言外之意。你還有別的更多的理由嗎？一個四十多年的間隔期，已能很好地摧毀其迷人的魅力。一個死去的伯爵與平民一樣，虛榮不再值得注意，因為新路已成為一條舊道了。」梅森先生根據他的了解補充說，儘管格雷貧窮，他卻不熱衷於錢。他若有點錢，便非常願意幫助有需求的人。作為一個作家，他有自己的個性。儘管他從不潦草地寫下第一稿，然後再做改正，可在有很多文章要寫的情況下，他還是會對每一行進行認真修改。他有自己的一個不算很特別的想法：除非在特定的時間或很愉快的時刻，他才會拿筆寫作。這是個古怪習氣。在這種怪癖下，我友好地對待這位既有學問又有美德的人，希望他是優秀的人。格雷的詩歌現在受到重視。如果我指出，他的作品之文采不如他的個人生活有趣多彩，希望這個看法不會被看作是對他名字的敵視。…… 說他的詩歌不美麗是不公正的。一個如他那樣學問淵博和極為勤勉的人，不可能不寫出些有價值的作品。當他的詩歌幾乎不能愉悅人時，只能說好的構思被編寫破壞了。他翻譯的北部和威爾斯詩歌值得稱讚，形象不但保留，還有所改進，只是不像其他詩人的語言。對他的輓歌，我與普通讀者有同樣的欣喜。讀者的常識未被文學偏見腐蝕，在考慮所有精巧的錘鍊和學問的執著之後，他能符合所有作者聲稱的詩歌榮譽。《墓園輓歌》充滿影像：每個心靈都如明鏡高懸，充滿情緒；每個胸襟都有它的婉轉回聲。由「即使這些骨骼」開始的四個詩節，在我看來是原創的。我從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見過這個概念。然而，讀到它們的人總會告訴自己，他能感覺到蘊含在它們之中的情緒。譯者補充：這篇寫於1781年，僅在格雷去世十年後，格雷尚有許多朋友粉絲健在。因以不同態度對待格雷的詩歌，立即在詩壇引起強烈抗議。麥克·亞當和米爾恩在其主編的文選《約翰生讀者》（1966）中指出，《寵貓輓歌》是英語文學最優秀的自我嘲諷詩歌，約翰生與之失之交臂。同時，他也有失誤，如評論《吟遊詩人》和《致命的姐妹》，他僅認可舊歌謠的復興，卻認為這類取材對現代詩歌來說是滑稽可笑的。 ① 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英國18世紀抒情詩人。 ② The Death of Mr. Walpole’s Cat，直譯為《沃波爾先生貓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