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局限性 · 其他雜誌文章
為中國茶辯護
（評漢韋① 論茶的文章）
讀者也許沒忘記，我們在1756年11月對《八日旅途》這本書做了簡單介紹，還發表了摘錄。漢韋隨後給我們發了一個指令，先暫停宣傳他的書，直到第二版修訂後出版。這個禁令太過於專橫，因為作者一旦同意自己的書出版後，他便不再是書的唯一主人了。然而，他的禁令已被嚴格遵守，我們也不打算冒犯他。如果能通過他的書評價他的為人和個性，他是一個犯錯誤時完全可以因其美德而受到原諒的人。
修訂版現在已發行。在這本「修訂和擴編」的書中，作者反擊了別人對他的批評。可他應發現我們沒有惡意地攻擊。我們確實希望如果還有其他的修訂，他應該找語法學家檢查他的書，不要讓優雅的文句被一些不適當的用詞幹擾。在我們看來，說它好意味著它有一定的價值，然而，比起文字不純正來，這些價值難以平衡其嚴重的錯誤。
在我們的輯錄里，已收錄了漢韋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里竭力表白，認為茶的消費損害我們國家的利益。我們現在打算盡力有步驟地順著他的觀察，進而了解他對這個現代奢侈品的看法。可是，如果不事先表明我的看法，是絕不可能公正的：從摘錄這本書的人身上，漢韋先生肯定無法期待得到公正的評價，因為他是個堅定的飲茶者。他二十年來唯一的愛好就是沖泡這種奇妙的植物，伴著食物一起飲用它。他的茶壺幾乎從未冰冷過。他晚上用茶獲得愉快，飲茶度過子夜，品茶迎接清晨。
作者一開始就對流行的說法加以否認：武夷茶和綠茶是同一樹叢的葉子，只是採集的時間不同。他的看法是，這兩種茶是由不同的樹葉製作的。茶樹的葉子在乾燥的天氣下被採摘，用銅鍋在火上烘乾捲曲。中國人只飲用很少的綠茶，認為它會妨礙消化、讓人興奮。茶為何會有這些作用我們不太容易了解。如果我們考慮到國內有許多對這些植物的流行的偏見，我們就不會過分參考中國平民的看法，況且其未得到實驗的證實。
中國人喝茶時會慢慢地浸泡，只把浮在上面的部分去掉。看起來，每次要用掉很多茶。然而，作者認為―也許他因為偏見而強調―英國人和荷蘭人消耗的茶的數量，比他們整個大帝國的所有居民還多。中國人的茶水不時帶點酸，很少加糖，這是我們這位作者喝茶時的做法。他並沒有打算在國內發現合適的方式，就向他的同胞們做了推薦。
飲茶興起和繁盛的歷史確實是令人好奇的。茶葉最早是在1666年由阿林頓伯爵② 和奧索里伯爵③ 從荷蘭進口到英國的，他們的夫人―那些貴族婦女―先跟著學會了喝茶。茶價當時是一磅三英鎊，一直到1707年都一樣。在1715年，我們開始喝綠茶，喝茶的習俗發展到民間的底層。1720年，法國通過秘密的商業渠道把茶輸送到英國。從1717年到1726年，我們每年進口七十萬磅茶葉。從1732年到1742年，每年進口到倫敦的茶葉是一百二十萬磅，幾年之後，達到三百萬磅。在1755年，近四百萬磅或兩千噸。這些數據可能不確切，因為也許有些茶葉是走私進來的，但也接近實際情況。這樣的數量確實足以讓人們警惕，至少值得人們去了解，這些茶有什麼品質，這樣的貿易會帶來什麼後果。
作者繼續枚舉茶的危害，似乎要對他能發現的每個危害進行指責。他起初是質詢人們總結的茶的功效，否認中國船員在他們航海途中因飲茶而免得壞血病的說法。關於這個報告，我也做了些調查。儘管我不敢說這些船員全都免於受到壞血病毒的感染，可是，看起來他們在任何同等長時間的航海行程中，確比其他水手少受這種病的痛苦。我把這歸功於茶的作用。它雖不具任何醫藥的品質，可它能讓人多喝水，沖淡胃裡更多鹹的食物，也許還能讓人少喝潘趣酒和其他烈酒。
作者之後又極為悲傷地告訴小姐們，飲茶會怎樣危害她們的健康，更為嚴重的是，飲茶會損害她們的美麗。
為了增強恐嚇程度，作者還引述了一個豬尾巴受茶水燙傷的故事。對這個說法，他最終還是持保留意見。
他說的這些可怕的後果，有些是想像的，有些也許有其他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女性，比起那些曾與我們一起活在世上的女人更不美麗的原因。我們所有人都有一種傾向，認為漂亮的女人已不再微笑，儘管我們的父親和祖父在我們之前也有同樣的抱怨，可是，我們的後代仍發現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美麗女人。
一些常見病如緊張、顫抖、痙攣、習慣性抑鬱，比從前所有時代都更普遍。這些疾病都來自鬆弛閒散和體質衰弱，為此，我認為，這確實是可悲的。可是，這些新類型的惡疾絕不可能靠限制飲茶來消除。這普遍的衰弱無力與通常的奢侈和懶惰有關。如果一定要在喝茶者中找原因，那是因為飲茶是人們所說的懶惰和奢侈的娛樂之一。人類整個生活方式在變化後，每種自覺的勞動、每種加強神經和強健肌肉的鍛煉，都開始變得無用。市民們聚集在人口眾多的城市，不需要有很多運動，每個人都容易得到他所需的物質。富人和上層人很少從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只是坐在馬車上得到遊樂。然而，人們仍要吃喝，或者努力找吃喝，如同我們前輩的獵人和女獵人、農夫和家庭婦女一樣，在床上睡十個小時，玩紙牌八個小時，其他六個小時大都花費在餐桌上。這些人卻要接受喝茶會引起所有疾病的教育。其實，這些疾病在一個非自然的生命全程之中，人隨時會受到感染，不足為奇。
在那些飲茶最多的人中，大部分人喝的量並不大。由於它既不能使心情興奮，又不能刺激味覺，通常只能把它看作一種名義上的娛樂物，一種聚會閒聊、工作休息或使懶散多樣化的替代品。喝一杯和喝二十杯的人，在做事時都能同樣地守時。確實，儘管多數人並不太在乎，卻有少數人發現，他們聚在一起不是因為茶而是因為要在茶桌上尋找陪伴。三杯是通常的飲用量，也許要慢慢地沖泡，若摻雜著「雅典鐵杉④ 」，能導致微毒的效果，但遠不如這些文字指責的茶的危害嚴重。
我們的這位作者還繼續說明這些可憎葉子的其他壞品質。
作者隨後還引用波林的說法，證明茶是一種「乾燥劑，在四十歲以後不應飲用」。我個人早已超出這飲用許可的界線，可我很自信，所有「認茶為敵」的說法都不一定正確。按波林所說，如果茶是乾燥劑，它就不會使纖維柔化，如我們作者所想像那樣；如果它是嘔吐劑，它會使胃口收縮而不會感到舒適。
那些使刀發出錚錚聲而令人生畏的品質，與橡果、橡樹皮、橡樹葉，乃至每種苦澀的樹皮或樹葉的品質，本質上是一樣的：如綠礬，加上茶後，能塗抹於刀上；墨汁可由任何含鐵的物質和苦澀的植物做成，如它通常用膽汁和綠礬製成。
作者轉移話題，從茶葉轉而談到酒精。這方面他倒和我們《文學雜誌》沒有什麼分歧。為此，我們在這裡幾乎引用了他來信的全部，並為他增加一個陳述。從各個方面看，醉酒所導致的傷害更巨大，身體顯而易見更難以忍受。這種錯誤同樣能在偉大和渺小的人中看到。如有些人，雖身在皇宮卻心裡惶惶不安，注意力分散，很難忍受。這類糟糕情形還包括大多數人因醉酒或患不治之症而變得貧窮，無人可憐，這些我們都沒有提到。
我不知道根據什麼觀察，漢韋先生對育嬰堂醫院主管充滿信心。對這位主管我一點也不了解，可我還是懇求他多少考慮一下孩子們的思想和身體。我始終認為，不信教的危害與文章所提到的杜松酒和茶的危害是一樣的，因此把信教問題提出來並非不恰當。幾個月前，到醫院訪問時，我發現好像沒有一個孩子接受過教條或戒律的教育。用信教的方式撫養這些孩子，是要提前從墳墓里挽救他們，以免他們會成為被執行絞刑的兇手。
考慮到茶對喝茶人的健康的影響，我認為，作者使他的怒火加重了熾熱。在年復一年喝這種奢侈水的歲月里，我一點也感覺不到，在他對喝茶進行檢驗時，怎能顯示出它對我們的好處。我也感覺不到，他首次計算人們花在喝茶時間上的民族損失。我並不打算吹毛求疵，因此我還是欣然地承認，茶是一種酒精，不適合底層的人，因為它不能增強勞動力或免除疾病。它雖可能使人的味覺滿意，卻不能給身體提供營養。這是一種不光彩的奢侈品。那些難得從自然要求去得到這個奢侈品的人，無法謹慎地使自己習慣於它們。茶的適當使用，能讓懶漢快樂、放鬆，幫助那些不做鍛煉的人消化。茶不能用來戒酒。將時光消耗在這平淡的娛樂中是一種浪費，這是不容否認的。許多時間會浪費在茶桌上的瑣事裡，這些時光本應更好地加以利用。可是，要從這些時間的浪費中推導出民族的損失，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我不知道有什麼工作是因為缺少人手而空著沒做的。我們的工廠看來受到限制，不是因為工作的能力，而是因為銷售的能力。
作者另一個爭辯也很清楚。他斷言，為了進口三百萬磅的茶，每年要付十五萬白銀給中國。這其中兩百多萬磅是從鄰國海岸線秘密偷運進來的。我們為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磅茶，每磅只需要支付的費用是二十便士。作者公正地推測，這樣的估算應使我們警醒。因為，他說，「損害健康、浪費時間、破壞道德，這些都沒有被一些人敏感地覺察出來，而這些人一談起金錢的損失，就十分關心。」他為東印度公司辯解，這些人沒有承擔使自己成為政治上的計算師的義務，他們致富時也沒有考慮民族會有多大的損失。我們應該肯定地說，喝茶人沒有權利抱怨那些進口茶的人。如果漢韋先生的計算是對的話，應馬上設刑法制止其進口和使用。
作者認可人們對茶的喜愛的一些爭論，在我看來，這遠不夠公正。他應呼籲反對飲茶和制止其他海上貿易。他告訴我們：「為了茶葉貿易，每年要派六艘船，送五百或六百名海員到中國。同樣地，它帶回來三十六萬英鎊的收入。這些作為奢侈品的稅收，可考慮對國家公益事業有極大用處。」我無法發現這個稅的有用之處。對奢侈物加稅不比其他的稅更好，除非它能制止奢侈物消費。人們不能一邊說要加關稅的茶是奢侈品，一邊說茶本身能同時被偉人和普通人、富人和窮人消費。事實上，失去十五萬英鎊，我們從中過一下手，至少得到了三十六萬英鎊。當然有時也會有損失，錢會落在不誠實的人手裡。至於派五六百名海員到中國，有人告訴我，有時有一半的人，或者三分之一的人會在海上喪生。因此，不僅要反對航海引起的不方便，我們還要考慮每年失去的二百個重要生命，要看到，自這個世紀開始，英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已經死掉了一萬人。
如果茶是那樣有害，如果它使國家貧窮，如果它是誘惑物，為非法貿易開方便之門，那麼，我會把這看作我們法律失效、政府無能和官員貪污腐化的充分證據，讓我們立即採取永遠禁止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財富使用在這些公共事業上，自然很理想。如果這個茶貿易計劃不令人滿意，那讓我們首先去節省這筆錢，然後不難找到使用它們的方法。
本文發表在1757年4月15日—5月15日的《文學雜誌》
① 漢韋（Jonas Hanway，1712—1786），商業家、旅行家和慈善家，航海協會和育嬰堂醫院的創辦人。
② 阿林頓伯爵（1618—1685），即亨利·貝內特，英國政治家。
③ 奧索里伯爵（1634—1680），即托馬斯·巴特勒，愛爾蘭政治家。
④ 一種可提取毒藥的植物。
再為中國茶辯護
據觀察，勒薩日的小說《吉爾·布拉斯》中有生動描寫，受激怒的作者是不容易心平氣和的。因此，我幾乎沒有與《八日旅途》的作者達成任何和解的希望。確實，希望如此之渺茫，我一直很慎重地考慮，我是否不應在作者不高興的時候安靜地坐下，而繼續用我心裡預測的不太可能會成功的辯護來加劇我的不幸。慎重通常是無用的。我擔心自己最終做了錯誤的選擇。我最好放棄自己的理由，不必費時間和財物，因為通過必要地質問「為什麼他要惱怒」，我會有再次冒犯的危險。
憂傷和恐懼常暴露出我們的錯誤，這些我們在愉快時從不會去責備自己。可是，當重新檢查我和這位作者之間的事務時，我很沮喪。我不認為我在尊敬他的方面做得不夠。當他的書第一次印刷出版時，他提到我在未出版前就見過了。怎麼見到它的，我現在已不能確切地記得了。可是，如果我的好奇心比謹小慎微要大，如果我急忙地接觸這要命的大書，如果像那個「男人」急忙地打開「潘多拉盒子」，讓罪惡流放到世界，那我一定會為此受難。
無論如何，我還是拿起來檢查它，因為一個作者的書再厚，也不會比我還高。我發現這些信「寫出來後未出版」，更證實了我個人的看法。我斷言，儘管「寫出來後未出版」，可它們「出版是讓人讀的」，因此，我把其中一封信編進了11月最後一期雜誌上。沒過幾天，我接到一個便條，便條中說，應等一個更準確的修訂本出來後再發表。我遵從了他這個指令。在新修訂本出來後，我想我有自由思想的權利―不論哪本書，即使是皇家的宣言，或是國會的一個決議，我都可以對它們表達看法。沒料到，我還是感受到了蠻勇無知的倒霉！我已醒悟，可意識到時已有些太遲了。我冒犯的不是一個只有筆上力量的作者，而是一個重要組織的重要成員，如他在信里告訴我們的，他是一個能駕馭戰車的人。
人們應該允許年老的爭執者放棄辯論，面向古羅馬第四十軍團的統帥不做任何抵抗。如果我能同樣尊敬一個育嬰堂醫院主管，那麼，知道實情的人在見到赤裸裸的真實如何為他的支持者微弱地辯護，他們是會原諒我的。然而，我自己公正而問心無愧的意識，促使我一再提出問題：我是怎麼惹下大禍的？
下面的三個問題，請不要怪我那不走運的筆冒犯了：飲茶者、雜誌的作者和育嬰堂醫院。
我是怎麼說茶的呢？我喝它已有二十多年了，它對我沒有任何損害，因此，我認為它不是毒品。如果它能讓纖維乾燥，就不可能軟化它們。如果它收縮，就不能伸展。儘管我對它做出恰當的懷疑，如飲茶是否會讓我們男人的力量減少，讓我們女人的美麗消失，又如它是否會妨礙我們棉毛或鋼鐵的加工業發展。可我也承認，它是可憐的奢侈品，既不是醫藥也不是營養品；它既不能強身，也不能使人快樂；既不能減輕疲倦，也不能轉悲為喜。我還補充，沒有指責或懷疑它的虛假，公布累計購買進口的總量，同時建議用法律手段永遠禁止進口它。
談起作者，我很不幸地說過，他的指令過於法律化。這是我在知道他是育嬰堂醫院主管以前說的，可他似乎更在乎對這個不尊敬他的失誤加以懲罰。如同俄國沙皇向瑞典開戰，就因為他化裝經過該地時，沒有得到他們充分的敬仰。然而，這種缺乏恭敬之舉，是不應該不得到原諒的。有些事被人說出「意圖有很好的價值」，因此新聞記者就是這類被宣布「犯錯誤時完全可以因其美德而受到原諒的人」。這是人類的感激能給予人的價值的最高讚美。這樣的讚美會讓提圖斯或奧古斯都感到更多的滿足，可當把它給予一個重要組織的成員時，我還是要承認，這仍很不夠並有些吝嗇。
當我說：「作者認為―也許他因為偏見而強調―英國人和荷蘭人消耗的茶比整個中國還多。」有人問我這是諷刺一個人，還是批評一個作者。我在當時並沒有考慮這兩者有什麼區別。我覺得作者並沒有什麼過人的力量，也沒馬上想起，這個人能駕馭戰車。可我並非不加思考就隨便下筆。我只知道，信仰有兩種原因：「證據」和「偏愛」。這位作者有什麼證據說中國人消費茶，我看不出來。他們應最清楚，為什麼東印度公司的官員會被拒絕進入中國的鄉村和城市。他們受到的冷遇，就同我們對待吉普賽人和遊民一樣，他們每晚被迫回到自己的茅屋。這類旅遊者能帶回什麼樣的情報並不重要。儘管傳教士自詡能更深入地進入中國內地，可我認為，他們從未統計過中國人喝多少茶。因此，他的看法並沒有依據，除了「偏愛」，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因為我說過「他並沒有打算在國內發現合適的替代方式」，我還為此受到過更嚴重的指控。我認為，假定我只是巧妙地暗示，他已表明在必要還是在特別情況下都反對把時間花在「茶桌」上，每個讀者都會抑制自己對這個題目所提出的問題的責難。可他卻把這句話選為惡毒諷刺的例子，用給自己封上極為忠誠的頌詞來加以反駁。他有勇氣說，他發現許多適合國內的方式，他幾乎是滿腔熱情地愛著他的國家。
我一點也不懷疑，他在他的國家發現許多使他愉快的事；我也不敢假設，他希望生活的任何部分都同樣被逆轉，好比使用茶那樣。確實，喝濃茶的建議，表明一種自相矛盾的傾向。他至少有理由擔心，以免後來的文字向人推薦 「皮克特人」① 的服飾或「愛斯基摩人」的烹飪。然而，無論如何我都看不到其他的創新，因此，我很希望他發現一些適合國內的事。
但是，他愛他的國家，似乎並沒有完全達到滿腔熱情的程度，因為他在憤怒地反對茶時，他對東印度公司的道歉卻很圓滑，說這些人絕不會想到自己有義務成為政治上的計算師。儘管不是一個熱情的愛國者，但我堅持認為，每個人只要在社團組織的保護下做貿易、過日子，都有義務去想想他是否傷害那些保護他的人，或使這些保護他的人受益。最能使個人利益滿足的是中立的交易買賣。如果這種情況存在，那麼我們的國家儘管不會得到益處，可也不會受到損害。
儘管那些大人物和有權勢的人，他們有興趣或有傾向地支持茶貿易，作者還是重申他反對茶的主張。我不知道他想像中還有什麼有權勢的人或大人物。只有進口商人有興趣辯護。我確信，他們不是大人物，我希望他們沒有強大的力量。那些憑興趣引導他們繼續做茶葉貿易的人數不勝數。可我認為，他們的權力就同這位記者認為的那樣輕蔑而無熱情。當熱愛我們的國家成為一種熱情時，它是一種很曖昧和不確定的美德。當一個人情緒高漲時，他就會失去理性，而當一個人一旦失去理性，他除了喝濃茶外，又能做些什麼呢？作為一個記者，儘管為他國家熱情高漲，在對待小的事情上，應有哲人的冷淡平靜的情緒。我勸他在適當範圍內收斂愛國的情緒，以免有時過於高漲，充分占據了整個靈魂，留下太少熱愛真實的空間。
現在還要說一說的就是我對育嬰堂醫院的看法。上個月我已經表明了看法，現在我還要再次聲明，我發現這些孩子們似乎都沒有聽說過基督教義。人們問我這有什麼好驚訝的？怎麼看這個問題？這無疑是個很微妙的問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慶幸的是，懷疑的不是我一個人。我注意到一些婦女和其他紳士，他們聽說後都想協助調查，持有同樣的悲嘆和憤怒。我沒有隱瞞自己的看法。在我的要求下，這個可恥的缺點很快就讓社團里這位最享聲望的人知道了。我現在明白，這件事讓人難以相信。可是，由於它真實，過去的事已不是人力所能補償的，最重要的社團組織也不能造假。可是，它為什麼令人難以置信呢？因為根據醫院的規則，孩子們被要求去學宗教入門知識。規則很容易制定，可並沒有執行。他們說，孩子們在指定的時間受教於一個能幹的教師。我發現，這位能幹的教師直到最近的2月才任教。如果我沒記錯，我是在去年11月訪問醫院的。孩子們在陌生人的詢問下十分怯懦。這情況確實如此，可我不記得是否因為同樣的羞怯妨礙他們回答其他問題。我不理解，那些早已習慣了新客人的孩子們，為什麼會表現出這麼明顯的羞澀。
我的反對者在文章開始就推斷，我在疏忽中做出了武斷的判斷。對如此得體的表達，我沒有反對意見。可是，當他開始熱衷於自己的職業時，他的熱情就開始泛濫。在他激情洋溢的後記里，他批判我的看法和我要超越他們的理由顯然是愚昧和惡毒的。他的辯論變得有些激情十足，我無法全都理解，可看來也只能這樣忍受了。我的影射是愚蠢或惡意的，因為我不認識這位醫院的主管，而他很清楚，沒有醫院主管是很愚蠢或充滿惡意的。
無論如何，他還是對我表示非常關心。他告訴我，談到企業組織時，要顧及自己的安全。作為一個成年人，我不知道最重要的社團組織能做出什麼會讓我感到安全受威脅。我的名譽是安全的，因為我能證明說的是事實；我的寧靜也是安全的，因為我的用意是好的；至於其他安全問題，我不習慣去過多地加以考慮。
我總是為任何勞而無效的言行感到遺憾，同樣，對於這位作者如此關心我的安全問題，我應對他激烈的怨恨表示一些熱情。自從他的惡言謾罵四處傳播以來，幾乎對我的看法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因為我一直尊重他，把他看作是個「意圖有很好的價值」的人，也始終認為他是一個「犯錯誤時完全可以因其美德而受到原諒的人」。
本文是對《公報》1757年5月2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的答覆，載於1757年5月15日—6月15日的《文學雜誌》
① 皮克特人（Picts），英國古部落。
英國普通士兵的勇敢
比較英國與法國軍事天才的人，會做出這樣的評價：「如果士兵願意跟隨，法國軍官總是帶頭人」，「如果軍官願意帶頭，英國士兵總是會跟隨」。
在所有直截了當的句子中，某些準確會因它的簡明而喪失。在這個比較里，我們的軍官似乎失去了我們士兵所得到的榮耀。我不知道有什麼理由使人假定，英國軍官比法國軍官不願帶頭衝鋒。可是，我想英國士兵更願意跟隨他們的長官，這是大家都公認的。我們的民族可以自豪地誇耀有普遍的勇敢。這種勇敢同樣體現在所有不論職位高低的軍人中，它超過世界上其他民族。我們有農民的英雄。這些加入武裝的鄉下人，他們的勇敢可以和軍隊里的將領一爭高低。
了解平民為什麼會有這些崇高品質是很有趣的。通常使一支軍隊令人敬畏的素質是：長期習慣的規則，嚴明的紀律，對將領的絕對信任。規則終歸導致機械地聽從指揮，服從信號，就像不正經的笛卡爾信徒，把這類錯都歸咎於動物性本能。紀律讓思想有一種令人恐懼的烙印，即任何危險都沒有比被處罰更可怕的了。對將軍的智慧和幸運的信任，使士兵們盲目地服從指揮，衝到最危險的戰場。
靠紀律和規則，我們可從俄羅斯帝國和普魯士君主的軍隊中看出他們做出了什麼業績。我們看到，他們似乎被打敗而絕不混亂，潰退也不驚慌失措。
然而，英國軍隊在任何方面顯然都沒有這些必備的品質。規則從未成為他們的特性。他們很少訓練，因此，在他們身上幾乎看不到群體進化的靈巧，也看不到作為個人使用武器的靈活。人們從不認為，他們會比敵人更活躍和更嚴格。他們自己也這樣想。所以說，他們不可能從這種可以想像到的優勢中獲得任何勇敢。
他們分散在國家四分之一的土地上的這種方式，在和平時期自然會導致紀律鬆弛。他們很少看到自己的長官。當沒有執行任何輕鬆微小的保衛任務時，他們每個人都按各自的方式去生活。
英國的平等權利、法律公正、土地享有權的自由和貿易的繁榮，讓我們幾乎無須去尊重權威。雖然英國軍人在數小時的戰鬥中感激軍官的精神鼓舞，卻不會對軍官表現出極大的尊重。當然，他們通常也不認為，長官會比自己優秀很多。一位法國伯爵在最近出版的《戰爭的藝術》一書中指出，戰士們看到那些天生是他們將領的人，能和他們一起共同面臨危險時，會怎樣受到極大的鼓舞，而受鼓舞的程度與軍官的不同等級有密切聯繫。英國士兵對這種勇敢的動機是輕視的。他們天生就沒有主人，不指望任何人，不管他的官銜或地位如何。所有值得他們尊敬的東西，都有來自「大自然」的恩賜或從「大自然」那兒接受任何優越於他們的品質。
也許有些人會認為，英國人比那些獨裁政府的人更能戰鬥，因為他有更多的東西要捍衛。可是，英國和法國軍人有什麼不同？如果是財產，那大家都同樣一無所有。如果是自由，那對所有民族最底層的人來說，只不過是選擇工作或免於飢餓而已。我認為，每個國家的人都同樣有這個選擇。英國士兵很少去想完整的憲法概念，或者，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從沒有使一個英國人感到財產和自由受到危險的戰爭。
問題是，英國士兵的勇敢從哪裡來？在我看來，它來自一種分散的自由獨立。它迫使每個人都注重自己的個性品德。當每個人都勞動，用自己的雙手供養自己時，無須任何奴性的技巧，他也能從勞動中得到報酬。比起他的僱主對他的需要來說，他很少求助於他的僱主。在他找不到其他人保護自己之後，自然要先成為能捍衛自己的人。沒有什麼能讓他不尊敬自己，那他自然渴望別人的尊重。因此，每個出現在我們大街上的人，都是榮耀的人。他們蔑視服從，不能容忍非難，希望自己的名譽在同行中傳揚。其中，勇敢是最常提到的。所以勇敢的名聲是人人最熱烈追求的。從他們無視服從來說，我不否認他們也許會經常遇到一些麻煩，因為法律規定的權利，不總是支持那些缺少尊嚴的行為，或總是要維護適當的不同等級的區別。幸運的是，這個世界總是好與壞交織出現。在和平時期，那些對平民傲慢抱怨的人不要忘記，這些人在和平時期的傲慢也正是在戰爭中的勇敢。
新聞記者的責任
要說美德不能從知識中產生，這是很令人沮喪的。許多人能教導人，而他們自己卻從未實踐過那些義務。儘管有些深奧的知識沒有被實際運用，可是，如果沒有知識，任何工作都不能進行。目前我們的許多報紙，不僅讓人懷疑編輯是否知道自己的責任，還讓人懷疑他們是否要盡力或希望去知道它。
新聞記者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們確實不屬於最高階層的人，也沒有很多人要寫出超過他人或讓自己不朽的經典著作。然而，如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他們要揭示一個時期的美德或醜行，把握一周的輿論，表達希望或恐懼，傳達人民情緒的熱情或冷靜的聲音。他至少應該考慮使自己服從歷史的第一法則，把說真話作為自己的義務。作為記者，無論如何誠實，確實常會欺騙別人。這是因為他自己會經常被騙。在他還不完全知道真實的情況下，他有義務傳達最早的情報。他傳達的這些消息是變化多樣的。他出版那些他知道沒有作者負責的報告。人們不能期待他知道的會比人們告訴他的還更多，也不能期待他有時不應匆忙地對流行喧鬧的事件加以報道。他應該做到的是周到地判斷，力求避免偏見，公布真實而不是故意作假的消息，撤銷那些因錯誤而做出的報道。
新聞作者雖不必強求自己做到精確，可他們的任務遠非如此。他們有時確實因憤怒以自信的平靜報道當天的事。儘管對這件事，他們自己都認為不真實，卻僅僅希望博得快樂。可是，第二天，他們感到這件事不再讓人有興趣，便報道與它相反的事實，而自己卻毫無羞恥，故作鎮靜。他們很容易就欣然接受讓我們敵人出醜的報告，很急切地集中讚揚那些偶爾或突然揚名的人。經驗告訴他們，不管理由多麼貧乏，任何大家渴望的事，不必認真檢驗也是可信的。所以，除非殺敵不用上戰場和征服國家不用去侵略的離譜外，他們總是不去限制那些假設的敘述。
還有其他違背真實的做法，只是為滿足懶人的好奇而進行報道。這些報道的後果不僅十分有害，而且其詭計讓人憎恨。他們有時公布從未發生過的強盜和謀殺事件，在人們的頭腦中灌輸這類想像的危險，引起公眾的憤怒，以及對我們的國家政府不信任和指責。這些製造虛假警惕的塗寫者，應該受到某些群體的批評和教育，讓他們知道，哪些屬於犯罪行為。鑒於大多數人都滿足於隨大流，和他們的鄰居一樣，他們常常要揭示的邪惡，不過是那些已經常表現出來的邪惡行為而已。
還有另一個更明顯有害的做法，即如果法律能幫助窮人，他們現在是借法律處罰他們。他們為那些脫離師傅的學徒做宣傳，說這些學徒經常因為殘暴或飢餓被趕走。他們經常用暗示的方法，不厭其煩地描寫一個在法律上構不成犯罪的人。這會讓公眾混淆不清。他們心裡都明白，這會極大地傷害這個人。這類損害個人利益的做法，一個誠實的記者是應謹慎地避免的。記者的責任只是告訴人們普遍重要的事件或確鑿的醜聞，即使為個人利益方便做廣告宣傳也不破壞他人的隱私。
記者應該堅持不變的道德法則，有義務遠離他的競爭對手使用的方式。其他有待改進的方面是，他們的寫作要讓人輕鬆愉快和有實際內容。一個普遍現象是，一篇有內容的報道並不能讓人了解它要說什麼。有時說到模糊不清的地方，不能給人提供任何必要的地理和歷史背景知識。報道一些按硬幣或外幣累計的總數，價值究竟多少，不為我們國家的人所明白。隨意寫出的戰爭和航海的術語，對那些沒有參戰和從事航海的人來說完全理解不了。一個記者應在一般人水平之上，應該熟悉人類最底層的人群，能夠判斷哪種說法是簡明扼要，哪種是模糊不清的，哪裡需要評論、哪裡不需要解釋也能被理解。他不應考慮自己只是為學生或政治家單獨寫作，而要能為婦女、小商人和鐵匠寫作。這些人雖沒有多少時間接受智力的訓練，卻渴望能從容易理解的術語中了解世界發生了什麼―誰上台了，誰下台了；誰勝利了，誰失敗了。
如果記者能夠按自己的計劃去做，如果他認真地探究真實，謹慎地做出報道，如果他能完全拒絕寫任何傷害個人名譽的事，如果他能比別人寫得更清楚明白，用更便宜的價格賣出更有用的資料，他便能期待他的勞動不會被低估。這些都是他許諾盡力去做的。如果他的承諾很早就能得到人們的讚揚，那他更希望這個作為他應得的唯一讚譽能持久保持下去。
愛國者：致大不列顛的競選人
他們以無意識的情緒大喊要自由；
他們獲得真理的自由後還繼續反抗；
他們為那些聰明和善良可愛的人高喊自由，
要的卻是被認可的權力。
——彌爾頓
增加黃金似的機會，抓住能得到的好處，實為生活的偉大藝術。許多需要本來是可以滿足的，現在卻變得匱乏；許多時間在人們後悔它消失的過程中正在失去。
每隔七年，我們進入一個狂歡喧鬧的季節，大不列顛的自由公民總是心情舒暢地選舉自己的代表。現在這個幸福日子的到來，比法定選舉日還早① 。
選舉和委託那些制定法律和稅收政策的代表，能夠體現高尚的榮譽，表明重要的信任。每個選舉人都要考慮如何能很好地維持這個榮譽，如何忠誠地履行這個信任。
在這全民的審議中，有人說，不是愛國者便不能在議會上得到席位，因為這些人不能保護我們的權利，不值得我們的信任。這個說法應該給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愛國者只有一個單純的行為動機，就是熱愛他的國家。而作為議會的代表，除了每件事都為了共同利益外，他不應為了自己的希望、恐懼、仁慈、怨恨，去競選代表。
這個退化時代所能接受的五百個代表，誰能確保大多數議員都是恪守道德的人呢？然而，悲觀無濟於事：警惕和行動常常會比期待更能見到效果。讓我們舉些隨處可見的「愛國者」的例子。我們不要被假象所欺騙，要區分那些顯然是偽裝的外表。因為一個人可能在表面上是個愛國者，而內心沒有這種品德，正如假的錢幣缺少分量，卻常發出光亮。
有人指出，那些嚴厲地反對國會的人，可以列入愛國者的名單中。
這個評論絕不意味著沒有錯誤。愛國者不一定只在反叛的人中存在。一個人也許恨國王，可也不愛他的國家。一旦被一種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拒絕後，想到自己的價值被低估，看到自己的影響力減退，他就會很快轉向談自然的平等，談「眾人合一體」的荒謬，談原始的影響、權威的基礎和平民的權利。當他憂慮政治的意識增強時，也許是因為夢想得到特權的優越，他就開始大談獨裁的危險。然而他所有雄辯的目的，不是讓國家受益，而是宣洩自己的仇恨情緒。
然而，這些人是最誠實地在反對政府的。他們的愛國主義是一種疾病。他們感受到他們自己想表達出來的一些意見。可是，這些人越多，嘲笑和辱罵的人就越多。他們的詢問和譴責，既不懷疑也不恐懼，更不關心公眾。他們希望通過惡言謾罵得到財富。因此，他們情緒激烈，大喊大叫，只不過是要政府趕快僱傭他們，以便沉默。
一個人有時成為「愛國者」，只是為了散布不滿，宣傳秘密報告的影響，煽動有害的言論，主張侵犯人權和篡奪王位。
下列做法肯定不是愛國者的表現：他們的煽動超出了一般的躁動情緒。這種情緒如果不產生破壞，也只能延緩大眾的幸福。在國家安寧受到不必要的打擾後，他們不愛自己的國家。他們不知道，只有很少的過失和錯誤需要靠反叛來解決政府問題。他們不能判斷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他們不能用理性來宣傳自己的觀點，而是如傳染病那樣受到一時風氣的影響。
這些「愛國主義者」的荒謬還尤其表現在，當敵人已消失時，吵鬧還在繼續。他們繼續讓我們聽到威爾克斯先生和密德薩斯區居民的哀悼，悲哀於一個現在已不存在的痛苦。如果所有人都選他，威爾克斯還會被選上，而他被排斥落選的先例，絕不會讓任何誠實的人和任何善良的人想到自己的危險。
人們也許疑慮，對那些秘密諷刺和公開暴力的人，封他們為「愛國者」是否恰當。他們用對腐敗和陰謀活動的微妙暗示來充塞報紙，公開發行《密德薩斯期刊》和《倫敦報》。這些確實是一種愛國熱情，可同樣使人感興趣和怨恨。他們提出請願卻不指望得到批准。只是因為沒有法律條文對傲慢加以合法懲罰，他們便要用魯莽抗議，侮辱國王。這種抗議不需要勇氣，因為沒有什麼危險。因為不滿君主權力，他們破壞尊嚴，企圖顛覆秩序，讓邪惡在大地蔓延。這種行為不是愛國主義。
正是愛國主義的品質，才會遭到嫉妒並值得注意。愛國者發現所有的陰謀詭計，預見未來的公開危險。真正愛他的國家的人，不論他什麼時候遇到了危害，都能隨時說出危機並發出警告。可是，當沒有敵人時，他不應恐嚇別人。除非他自己受到恐嚇，否則他不應恐嚇自己的同胞。因此，愛國者對這類人表示懷疑是公正的。他們承認受到難以置信的事件的干擾。他們到處宣傳：最後的和平要靠賄賂威爾斯女王來獲得；國王正掌握專斷的大權，因為法國在新占領區實施自己的法律，要在他們的法庭廢除英國陪審團的制度。
真正的愛國者，從來不傳播他明知是虛假的觀念。愛他國家的人，沒有人會大喊大叫地抱怨：新教處在危險之中，因為「天主教徒在魁北克廣泛地建立了教會」。這類不真實的說法公開而不知羞恥，以致在一些人中這是無須辯駁的，因為他們知道，對那些最無知的狂熱者來說，幾乎是不可能不了解下面的事實的：
魁北克在大西洋的另一邊。因為這遙遠的距離，它很難對歐洲世界起到良好或惡劣的影響。
他們的居民屬於法國，一直是天主教徒。把他們作為敵人比隸屬的公民更危險。
儘管這個省的土地遼闊，可居民稀少，也許還不如英國一個郡區裡的人多。
比起天主教，新教徒更不會主張迫害是美德。我們責備路易十四的武力和艦隊，可是，當我們掌握權力後，應當極公平地使用它。
在加拿大和它的公民屈從後，自由信教得到保證。威廉國王統治的一個條件是，不宣傳天主教。他為里莫克城區周圍的投降者樹立了樣例。
在這樣一個時代，那裡的人們到處都說「思想自由」。這也表明，有些人能公正地對待天主教的信仰。天主教徒同其他人一樣，能假設自己信教是安全的。至少那些喜歡容忍的人，不應該在我們的新教里排斥天主教。
如果思想自由是一種自然的權利，那我們沒有權利去制止它。如果它是一種嗜好，只要不排斥其他教派，也應該允許其存在。
愛國者必須永遠愛人民。可這個結論有時會使我們受騙。
「人民」是個很特別的概念。它把富人和窮人、聰明人和愚蠢人、好人和壞人都混在一起。在我們給一個熱愛人民的人冠以愛國者榮譽時，必須檢驗他關心熱愛的是哪一類人。諺語說，「一個人能被他所交結的朋友認識」。如果一個愛國的競選人，竭力把正確觀念灌輸給高職位的人，那麼通過這些人的影響，便能管理低層的人民。如果他能集智慧、和諧、規則和美德於一身，可以說，他愛人民的行為是理性的、誠實的。然而，如果缺乏重要原則，那他總是會脾氣暴躁；如果很虛弱，他自然多疑；如果很無知，他便容易被人誤導；如果很不檢點，他便無希望，只有危險和混亂。讓這些所謂愛人民的人，不要再吹噓自己了。有理性的人不會認為，一個愛國者會去「烤一頭牛」或「燒毀一雙長筒靴」② ，或到「邁爾參加一個會議」，或「在拉布軍俱樂部註冊自己的名字 」③ 。除此之外，在醉漢中，他是「親切的夥伴」；在冷靜的手工藝人中，他是「自由發表意見的紳士」。儘管如此，他還應有某些更突出的品德，才能成為一個愛國者。
一個愛國者總是隨時支持正義的主張，鼓舞人民合理的希望，經常提醒他們擁有的權利，鼓勵他們仇恨侵略者，但要確保安全。
就算有些人在表面上都能做到這些，內心卻未必真有愛國精神。若製造虛假希望來為目前的現實服務，他只能走入令人失望和不滿的地步。若承諾他知道盡他努力不能產生有效的益處，他只能靠這空喊而無效果的熱情來迷惑其跟隨者。
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不是一個濫用許諾的人，他的任務不是削弱國會力量、抵製法律、改變先前留下來的代表制的模式。他明白，他沒有權利把握未來，畢竟所有世代都同樣地不認同變化。
在服從選舉人的指令上，他很少做出不確定的許諾。他知道黨派的偏見和多數人的反覆無常。他會首先考慮如何接受其選舉人的看法。那些流行的宣傳，通常在激烈和魯莽而不是明智和穩定下起作用。那些為直選代表召開的會議，除懶散者和放蕩者外，其他人很少參加。他不是沒有懷疑，他的競選人如同其他的民眾一樣，只有少數人是明智者。
他把自己作為大眾利益的促進者，和其他地區的同胞一起，保護他的選舉人，不但使他的同鄉人免於被別人傷害，也使同鄉人之間免於相互傷害。
我們對上述愛國者的共同特點已做了觀察，還表明有些愛國者可能有偽造的技巧，或者愚蠢地濫用愛國情懷。因此，從一些有特性的講話或行為模式中，就能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者，這應該是恰當的。
在這個質問愛國者的過程中，也許能發現明顯的證據，被有力地說服。因為通常知道什麼是錯的，比知道什麼是對的要容易；知道有什麼要避免，比知道有什麼要追求更簡單。
戰爭是國家最嚴重的罪惡之一，因為災難涉及各個方面的不幸。因為戰爭，建立一般的安全措施，防止危機，延緩商務，避免國家被摧毀。因為戰爭，大量的人面臨困難、危險、被俘虜和死亡。那些渴望全面繁榮發展的人，不會讓小傷口加重或強迫爭論無關緊要的事，來煽動普遍的怨恨情緒。
也許我們可以準確無誤地說這些人不是愛國者：當西班牙人把殖民地稱為自己的領土，而民族的榮譽需要維護的時候，他們卻退縮到一邊，同時否認入侵者的企圖，對其提出的要求妥協，一面又鼓動我們在麥哲倫海峽為荒涼和貧瘠的土地戰鬥。這些地方毫無用處，除非它能作為偽愛國者的流放地。
我們不要忘記，當愛國熱情爆發時，整個國家有時會進入一個瘋狂的時期。如果我們的競爭者不比我們聰明，我們現在還在為暴風雨的天空下的一塊貧瘠岩石繼續戰鬥和流血犧牲。當計算各類技巧得失時，那些現在爭吵著宣傳公民精神，求助於人民支持的人，明知有成千人在戰場被殘殺，也有一支海軍被有毒的空氣和腐爛的食物所滅，他們還是內心充滿「愛國情緒」的愉快。
一個希望看到其國家被剝奪主權的人，他不是一個愛國者。
因此，一個把美國侵略的荒誕要求視為合理的人，不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極力否認英國是自然和合法地統治它自己殖民地的人，不是愛國者。因為這些殖民地受到英國的保護而建立，以英國憲章立法，得到英軍的護衛。
有人說，放任一個殖民地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當移民者通過努力和齊心協力變得富有，他們不應再為國防貢獻力量而應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們如同上百萬的同胞一樣，不應被包括在一般的代表選舉制內，因為這種代表制涉及各類荒唐事，除了只表明用愛國者來掩飾自己外，什麼作用也沒有。
那些接受保護的人，應確保順從。我們總是保護美國人，因此，我們應讓他們接受統治。
小包含著大。能奪取生命的權利，也能占領土地。英國議會應為美國立一部死刑法。因此，也可建立一個按比例交稅的稅收制度。
有些人為波士頓的落後制度悲傷，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去支持反叛法，可是，所有人都因此受到強加於他們的法律處罰。他們說，譴責那些承受罪惡痛苦的無辜者，顯然違背公正的第一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人道主義原則似乎都已被明確規定。然而，由於愚昧無知，那些背叛人民的國家和管理體制的行為，必會遭到蔑視。把無辜者和罪惡者混淆在一起，無疑是一種罪惡，可這種罪惡是任何關心和警惕都難以阻止的。民族的大罪要求全民族來受罰。許多沒有個人犯罪行為的人，都會參與到這種處罰中。這好比，如果反叛者占領一個城市，炮火便會使無辜的公民和有罪的軍隊同樣受到傷害。
在某些情況下，最痛苦的是那些我們最不願讓其受到傷害的人。如果法國在最近的戰爭中奪得一個英國城市，允許土著人保留他們的房產，但除了靠殺害我們的朋友，他們還能通過什麼方式收復土地呢？一場轟炸能炸死英國人，也能炸死法國人。我們也知道，一場饑荒中所有居民都會首先餓死。
這類不分罪惡的處罰，讓人感到悲傷，卻不會受到譴責。合法政府的權力應該維持。反叛行為導致的悲慘只能找反叛者清算。
這類人同樣不是愛國者―若他否認其政府應得到的讚揚，向人們隱瞞他們得到的好處。因此，那些歸咎於最近國會缺少公民精神的人，不能得到這一傑出的稱號。作為議會的代表，儘管有些人搖擺不定，有些人軟弱無力，國家卻總是感激地記住他們，感謝他們為了《辭職保護法》做出很大讓步，感謝他們在司法上為改良憲法做出明智和誠實的努力，制定新選舉法。
提出受保護的權利法確實很有必要。當最初提出來時，受保護的權利與封地所有權所主張的自由豁免權一致。從自然本性上說，它很容易受到曲解，在實際中有時會被濫用，以致其迴避法律，使公正遭到破壞。罪惡也許沒有充分暴露，但很可能這個特權的優越還比不上它的惡果，是否真是如此我們還不能肯定。無論他們是否給大眾帶來利益，他們很明顯會使自己受到損失。他們要放下尊嚴的架子，表明自己比前人更願意和他的同胞們站在同一地平線上。
新的選舉制模式如果是有效的，就能把預想的效果推及更大的範圍。我認為，一般人能想到的是，它只對那些要得到國會席位的人有利。可是如果選舉代表是英國人最神聖的權利，每個選民都必須考慮這個制度能給他們帶來怎樣的幸福，以讓他的投票更有效，若選舉被其他勢力控制，選舉作用便會失效。
以前的國會如此專橫地蔑視權利，如此大膽地任意使用職權，對選舉結果的爭議加以判定。它與現在的國會已無必然的聯繫。據說，即使在表面上，一個競選人的主張和選舉人的權利也很少提到道德良心。競選人當選，唯有靠政黨、熱情、偏見和嬉鬧來決定。雖有朋友們在自治的選區，可如果他無國會朋友，便一點幫助也沒有。人們很容易看清，議會以某些藉口侵犯多數人的民意，議員席位最終不是由他的選民而是由他的議員同伴來決定的。
這樣可笑的選舉使國家受到侮辱：國會到處是欺騙人的偽代表；其中英國人最倚重的申訴權、皇家最高政務會的合法裁決權卻在辯論中受到譏笑，因此沒有人會相信公正的理由可以獲得成功。
現在人們對有爭議的競選人，和對其他競選人一樣，給予他們同樣謹慎和嚴肅的對待。受到鄰居尊重的競選人，現在很高興看到他們被認可的結果。那些能誠實地把票投給他確認過有價值的選舉人，相信他的選票不會白投。
現在國會的情形是：那些有抱負要入選的人在一邊；他們教那些反叛的烏合之眾去想，國會裡淨是些有著違法行為習慣的人、無價值的東西、貪污者、嫖妓者、宮廷的奴隸和人民的暴君。
下一屆國會如能根據前任國會的原則來行動，更加堅定不移和充滿活力，那麼一定會符合所有希望公共事業更好的人的願望。確實，人們並非期望太高，因為在普遍憎惡中，人們能從幻覺中醒悟並團結起來，識破這些人：他們用虛構的危害欺騙輕信者，用厚顏無恥的假話壓制弱者；他們尋求無知的判斷，奉承卑鄙者的虛榮；他們誹謗誠實者，侮辱尊嚴。他們把這個國家裡的那些能支持他們的卑鄙下流者和放蕩者聚集在一起，「憑著價值高升到惡劣的顯赫地位上」，美其名曰「愛國者」。
① 指1774年，比法定的1775年早一年。
② 指當時的大臣巴特領主。
③ 指威爾克斯的支持者和他們的暴力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