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燦爛的年代 · 第八章

帕納耶夫 《群星燦爛的年代》
《祖國紀事》的開端——索洛古勃伯爵和《兩隻套鞋的故事》——萊蒙托夫及其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關係——萊蒙托夫的詩《有一些話語……》——普列特尼奧夫的《現代人》刊登萊蒙托夫的《司庫員的妻子》一詩後萊蒙托夫的反應——萊蒙托夫同巴朗特決鬥以後——別林斯基在禁閉室會見萊蒙托夫——杜德什金先生說錯了——略談萊蒙托夫的性格——梅熱維奇來到彼得堡及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對他的接待——梅熱維奇的隨筆——三十年代末期的文學狀況——我動身去莫斯科——結束語 第一期《祖國紀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祖國紀事》分為八個專欄:一,俄國現代新聞;二,學術(綜合性文章);三,文學;四,藝術(這個專欄由費·彼·托爾斯泰伯爵的女婿卡緬斯基主持);五,家政、農業和工業概況;六,評論;七,現代書訊;八,雜錄。 《祖國紀事》第一期對古別爾的譯著《浮士德》的評論文章是伊·卡·格布哈特 1 寫的。新雜誌隨後的各期也引起了普遍注意。 《祖國紀事》在文學界引起了紛紛議論,這是不奇怪的。在雜誌上先後發表作品的有萊蒙托夫(《貝拉》和幾首短詩)、柯爾卓夫(《歌集》)、索洛古勃伯爵(《兩隻套鞋的故事》)、奧陀耶夫斯基公爵(《公爵小姐琦琦》),等等。 《祖國紀事》的重新創辦適逢其會,《讀書文庫》一再重彈那些幽默俏皮的老調,已開始讓公眾感到厭煩:它對文學界挖苦嘲弄,使許多人受到凌辱;由於推崇庫科爾尼克、季莫費耶夫和其他一些人,由於評論果戈理時態度冷淡,而對布爾加林則極力討好,加之對歐洲學術界進步人士態度無禮放肆,它在評論方面的威信已經動搖……俄國大部分知名文學家開始對《讀書文庫》編者對他們作品的專橫態度表示不滿,這些作品在先科夫斯基的雜誌上發表時已面目全非,不是被刪削就是被改寫,再不就是由編者擅自增補,把作者無法同意的那些觀點和想法強加到作者身上……《讀書文庫》里的戲謔超越了一切限度,成了為戲謔而戲謔 ,一心只想博得公眾一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也不管涉及任何人。它不加選擇,對一切都要侵犯,對一切人都企圖加害,這就暴露了雜誌的編者沒有絲毫嚴肅的信念,因而刊物激起的不是笑聲,而是滿腔憤怒…… 所有的人都感到需要一份新的刊物,實行一種更為合理的方針,並對文學家和公眾表現出更加尊重的態度——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及其《祖國紀事》就是在這樣一個時刻應運而生的。 因此毫不奇怪,雜誌既受到文學家的歡迎,也受到公眾的喜愛,所有傑出的文學活動家都願意為雜誌撰稿。在重新創辦的《祖國紀事》上,我們一些最優秀的小說家逐漸完成他們的絕筆,一些初登文壇的青年則嶄露頭角,發表他們的處女作。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普希金去世後終究達到了他的目的,即讓自己的名字刊登在《現代人》的封套上,同詩人的朋友們——茹科夫斯基、維亞澤姆斯基、奧陀耶夫斯基和普列特尼奧夫——的名字並列在一起。一批貴族文學家斷絕了同布爾加林和先科夫斯基的一切聯繫,成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靠山,他們想使《祖國紀事》成為自己的喉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時還巴結莫斯科一些享有聲望的學者和文學家,請求他們給予指點,惠賜稿件,並且竭力恭維他們。他謙虛、認真和善良的態度不知不覺引起了學者和文學家們對他的好感,他講到布爾加林時義憤填膺,談到波列沃伊的墮落時傷心痛惜,對先科夫斯基那些丑角的言行則深感奇恥大辱。他反覆強調的只有一點,就是報刊界必須有一個新的機構,以便把所有天才、嚴肅、正直和善良的學者和文學活動家聯合在一起。他達到了這一目的。《祖國紀事》受到了當時所有——包括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著名文學家的歡迎,有才華的青年們也都熱心地開始為刊物撰稿。只有先科夫斯基、布爾加林、庫科爾尼克那一伙人對新雜誌則採取敵視態度。先科夫斯基裝模作樣,說他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刊物存在;布爾加林則對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公開發難,抓住《祖國紀事》第一期中對年序最長的 2 一詞不妥當的譯法大做文章。這種攻擊接連不斷,一直持續了將近十五年,每到秋天刊物征訂 的時候便格外猛烈,但《祖國紀事》當然絲毫未受到損害,因為它的訂數每年都在上升。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對自己的成就感到滿意,他跟所有著名的文學家都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並為布爾加林和先科夫斯基對他的敵視感到自豪。他領導著一份帶有文學貴族色彩的刊物,因而感到躊躇滿志。這種志得意滿的表現,便是他開始表現出一種莊重、獨立和嚴肅的學者風度,而且後來一直是這樣。 這一時期,別林斯基和他那些參與《望遠鏡》和《群言》工作的青年朋友開始出版《莫斯科觀察家》……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怎麼也沒有料到,這批熱情的青年註定將在俄國文學史上引人注目,而且別林斯基將會名垂青史,他註定將成為《祖國紀事》的支柱,並賦予它道德力量和意義。文學界有一些權威人士和知名人士在當時對別林斯基尚未惠予注意,有一些則對他採取鄙視態度,認為他是個胡說八道、蠻不講理的空談家,既沒有信仰 3 ,也沒有良心 4 ,竟敢抨擊那些不朽的名字,抨擊那些迄今都不可侵犯的權威。同別林斯基接近就意味著損害自己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竭誠崇拜的權威們心中的名譽……然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倒不是擔心損害自己的名譽,而是從內心深處鄙視別林斯基和他那些青年朋友,斥之為乳臭未乾的空談家 ,認為同他們交往有損自己的尊嚴。 他意識到刊物需要有一個批評家,缺少幹練的批評家雜誌便無法生存,單純出版文學作品集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到哪兒去找批評家呢?這件事一直使他十分憂慮。他拒絕了我起用別林斯基的建議;他已經作出選擇,只不過秘而不宣而已。 《祖國紀事》的第一篇評論文章寫得不成功,不過,題為《一八三八年的俄國文學》的那篇文章確實是東拼西湊,沒有任何觀點,通篇都是泛泛而論,它較之一篇篇優秀詩歌和小說顯得黯然失色,尤其是索洛古勃伯爵的《兩隻套鞋的故事》,不論文學界還是公眾無不為之擊節。索洛古勃的名字在發表短篇小說《謝廖沙》時首次出現在《俄國榮軍報文學副刊》上,自發表《兩隻套鞋的故事》後便聲名大振,而且不僅是在作者朗誦這篇小說的貴族沙龍里……這部中篇小說使各個階層的讀者和所有的文學團體對作者產生了很大的好感,別林斯基讀後異常欣喜,他後來對我說過:「索洛古勃的《兩隻套鞋的故事》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輝煌的成就鼓舞了索洛古勃,他著手寫一部新的中篇,並開始在文學家中間偶爾露面,但他在這個新的階層覺得不很自在。他在他們中間裝出上流社會的身份,似乎對文學家這個稱號感到有些彆扭。 我提及這一點不是指責索洛古勃伯爵,這是當時所有貴族文學家共同的缺點,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奧陀耶夫斯基以外。索洛古勃伯爵開始時對文學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愛好,但這種愛好卻受到他的上流社會觀點和習性的阻礙而未能得到認真發展,後來他對文學創作也只是偶一為之,淺嘗輒止…… 只要俄國文學界出現有才華的新秀,索洛古勃都會感到喜不自勝。索洛古勃在文學方面沒有絲毫嫉妒心理,他從不對別人的成就感到不快,遺憾的是,這種心理在很有才華的演員和文學家身上也並不鮮見……他醉心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一個勁地纏住我們所有的人問道:「這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誰呀?看在上帝分上,請指給我看一看,請介紹我跟他認識認識!」讀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劇《自家人好算賬》後,第二天他像發了瘋似的跑到各個沙龍去吹捧這部喜劇,還在自己家裡舉辦了一個晚會,朗誦這個劇本;不過,關於這次晚會以及索洛古勃家文學晚會的一般情況,我將在我的回憶錄的第二部分詳細敘述…… 5 二十、三十和四十年代有些文學活動家很容易染上所謂的上流社會習氣,這種傾向對他們本身和他們的作品都十分不利。就連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樣有巨大影響的天才人物也常常陷入這種傾向。 萊蒙托夫不惜一切代價,首先要獲得的就是作為上流社會人物的名聲。他和普希金完全一樣,假如有人把他看成是一個文學家,他就感到受了侮辱。順便說一句,儘管他意識到,普希金之死歸因於他的上流社會習氣(萊蒙托夫的這種意識清楚地表現在《詩人之死》一詩結尾的幾行中),儘管萊蒙托夫有時也想對上流社會的人們投以鐵的詩句 , 注滿悲痛與憎恨…… 6 但他怎麼也無法擺脫上流社會的種種偏見,上流社會對他仍然很有吸引力。 萊蒙托夫是以《詩人之死》一詩而出的名,然而在此之前,當他還在士官學校讀書的時候,他傑出的詩才便有所傳聞——他的《惡魔》一詩也以手抄本形式流傳開來。 7 他那篇關於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故事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主編的《俄國榮軍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以後,文學評論才開始注意他。 8 我初次見到萊蒙托夫是在奧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晚會上。 萊蒙托夫的外表非常出眾。 他個子不高,身體健壯,頭和臉龐都很大,前額寬大,有一雙深邃、聰明而又銳利的黑眼睛。當他久久凝視別人時,會使人不由得感到發窘。萊蒙托夫了解自己眼神的力量,喜歡用他那持久而銳利的目光使那些膽怯而又神經質的人感到窘迫難受。有一次他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裡碰見我的朋友米·亞·雅澤科夫,雅澤科夫坐在萊蒙托夫對面,當時他們互不認識,萊蒙托夫目不轉睛地盯了他幾分鐘,雅澤科夫一時間覺得神經受到強烈刺激,他受不了這種眼神,便起身到另一個房間去了。他至今沒有忘記這件事。 我曾多次聽萊蒙托夫的同學和團隊的夥伴談到他。據他們說,喜歡他的人不多,只有同他關係親密的人除外,但他同這些人也很少傾心交談。他很喜歡在自己的每一個熟人身上尋找可笑之處、尋找某種弱點,一旦被他找到,他便一再糾纏那個人,經常拿他取笑,直至別人無法忍受。當別人終於發起火來時,他卻感到十分愜意。 「說來也怪,」他的一個夥伴曾對我說,「他這人其實倒也不壞:飲酒作樂呀,玩樂一番呀——他在哪個方面都不落在大伙兒後面,可他對人一點兒也不溫厚,總要拿別人當犧牲品,否則他就不得安寧;選中了誰當犧牲品,他就死死纏住人家不放。他免不了要遭到這種悲慘的結局:就算馬丁諾夫 9 不殺他,他也會被別的人殺死。」 就結識和交往的範圍而言,萊蒙托夫屬於上流社會,他只結識屬於這一階層的文學家,只結識文學權威和知名人物。我初次見到他是在奧陀耶夫斯基家裡,後來又經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兒見到他。他是在什麼地方和怎樣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結交的,我不了解,但他和他關係相當親密,甚至以你 相稱。 10 萊蒙托夫通常是上午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這兒來(那是在《祖國紀事》創辦初期,即一八四〇和一八四一年),並把自己新的詩作帶給他。克拉耶夫斯基的工作室里擺設著樣式古怪的桌子和大大小小的書架,書架上整整齊齊地擺放著書籍和報刊;主編則坐在一張桌邊埋頭看校樣,神情莊重,身穿一套煉丹術士的服裝——我在上文已經提及,那服裝的式樣是從奧陀耶夫斯基那兒學來的。萊蒙托夫總是大聲喧嚷著走進他的工作室,來到他的桌前,把他的校樣和文稿撒得滿地都是,把桌子上和房間裡攪得亂七八糟。有一次他甚至把那位學識淵博的主編從椅子上撞到地板上,致使他手忙腳亂地在一堆校樣里掙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一向舉止穩重,習慣井然有序、認真細緻的作風,對這類玩笑和頑童式的舉動該是不喜歡的,但他對他以你 相稱的這位偉大天才的種種舉動卻不得不忍受,總是半皺眉半微笑地說: 「唉,夠了,夠了……別鬧了,老弟,別鬧了。瞧你這個頑童……」 這種時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很像歌德筆下的瓦格納 11 ,萊蒙托夫則像是梅菲斯特 12 暗中派到瓦格納身邊、故意擾亂他深沉思緒的小鬼。 當學者理一理頭髮、拍一拍衣裳,恢復正常以後,詩人便開始講述自己在上流社會的種種趣事,再讀讀自己新的詩作,然後起身離去。他的來訪總是十分短暫。 談起萊蒙托夫,我在這裡順便講一講我所記得的有關他的全部情況,讀者想必會原諒我在講述時沒有遵守時間順序。 有一天早晨,萊蒙托夫乘車來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處,其時我正好也在那兒。萊蒙托夫帶來了他的一首詩: 有一些話語——意義 模糊,或者毫無意思…… 他把詩讀了一遍,問道: 「怎麼樣,行嗎?……」 「那還用說!妙極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答道,「寫得極好,不過有一行詩里有個小小的語法錯誤,不對頭……」 「哪個地方?」萊蒙托夫焦急地問道。 「從火焰和光明中間 產生出來的詞語…… 「火焰 這個詞的格用得不對,不是第一格,」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說道,「按現在的語法規則,火焰 要用第二格……」 「那麼要是這個第二格不合乎詩律呢?你這是胡扯,沒關係嘛——詩人寫詩時可以隨便一些——就連普希金也有許多地方是這樣的……不過……」萊蒙托夫沉思了一會兒,「讓我試一試,把這一行改一下。」 他拿起寫著詩的那張紙,走到一張外形奇特、嵌有龕洞的高桌邊,用鵝羽筆蘸了蘸墨水,陷入了沉思…… 就這樣大約過了五分鐘。我們幾個人都默不作聲。 最後萊蒙托夫懊喪地把筆一扔,說道: 「不行,什麼都想不出來。你就照原樣發表好了,行得通的……」 另有一次我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裡見到萊蒙托夫,他的情緒非常激動。普列特尼奧夫出版的《現代人》雜誌未經他的允許發表了他的《司庫員的妻子》 13 ,這使他氣得發狂。他把一本薄薄的、粉紅色封面的《現代人》雜誌拿在手中,恨不得把它撕得粉碎,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阻止了他。 「鬼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可以這麼幹嗎!」萊蒙托夫揮舞著那本小冊子說道,「這太不像話了!」 他坐到桌邊,拿起一支粗杆紅鉛筆,在發表他的《司庫員的妻子》的那份《現代人》雜誌封套上隨手畫了一幅漫畫。 這份《現代人》雜誌大概由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保存了下來,作為對詩人的一個紀念。 萊蒙托夫同法國駐彼得堡公使巴朗特先生的兒子決鬥的那一天 14 ,我也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裡見過萊蒙托夫……萊蒙托夫在決鬥以後徑直乘車來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處,給我們看了他手臂上的一處傷痕。他們決鬥時用的是長劍。那天上午萊蒙托夫異常快活,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別林斯基當時也在場。 別林斯基經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處碰見萊蒙托夫 15 。別林斯基不止一次試圖同他認真談一談,但從來都是毫無結果。萊蒙托夫每次都用一兩句笑話敷衍過去,再不就乾脆打斷他的話頭,使別林斯基感到難堪。 「萊蒙托夫很聰明。誰要是懷疑這一點,那是很奇怪的。」別林斯基說道,「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萊蒙托夫說過一句有道理的、聰明的話。他似乎是有意炫耀上流社會的那種空虛。」 確實,萊蒙托夫仿佛總是炫耀這種空虛,有時還想加上一點撒旦式或拜倫式的成分:敏銳的觀點,刻毒的玩笑和哂笑,竭力顯示他對生活的鄙視,有時甚至是一個好鬥者尋釁滋事的情緒。毫無疑問,即使他不是通過畢巧林 16 的形象描繪他自己,那麼至少這也是在當時攪得他心神不安、他很想效法的一個理想人物。 當他同巴朗特決鬥以後被關在禁閉室時,別林斯基前去探望過他;他同萊蒙托夫面對面地談了將近四個小時,隨後徑直來到我這裡。 我朝別林斯基看了一眼,一下子就看出他心情異常愉快。我已經說過,別林斯基不會隱瞞自己的感覺和印象,也從來不偽裝。他在這一點上同萊蒙托夫完全相反。 「您知道我從哪兒來嗎?」別林斯基問道。 「從哪兒呢?」 「我去禁閉室見了萊蒙托夫,談得非常成功。他那兒一個人也沒有。哎,老兄,我頭一次看出這個人的真實面貌!!您是了解我的:既不機靈,又不會上流社會那一套。我一到他那兒馬上就窘住了,就像我平時一樣。我心裡暗想:真糟糕,我上他這兒來幹嗎呀?我同他剛剛認識,根本沒有什麼共同興趣,我會使他難堪,他對我……要說我們之間還有一點共同之處,那就是對藝術的熱愛,但他又不肯進行認真的交談……說實在的,我感到十分懊喪,決心在他那兒最多待十五分鐘。開頭幾分鐘我覺得很不自在,但後來我們不知怎麼談起了英國文學和沃爾特·司各特……『我不喜歡沃爾特·司各特,』萊蒙托夫對我說,『他的作品很少有詩意,乾巴巴的。』於是他開始發揮這種見解,越談越來勁兒。我望著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臉上的表情變得十分自然,他在這一刻現出了自己本來面目……他的話里有那麼多的真知灼見,那樣深刻而又淳樸!我頭一次見到真正的萊蒙托夫,而這一直是我的願望。他的話題從沃爾特·司各特轉到庫珀身上,談到庫珀時他熱情洋溢,他論證庫珀作品中的詩意比沃爾特·司各特多得多,論證得非常透徹,很有見地——而且令我驚訝的是,他講得津津有味。我的天呀!這個人的美感該有多麼豐富!他有一顆多麼細膩、多麼敏感的詩的心靈!……難怪他對我具有這樣的吸引力。我終於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可他這人也真怪!我想他現在正在後悔,覺得不該暴露自己的真相,哪怕只有一會兒——我確信這一點……」 杜德什金在萊蒙托夫文集第二部分的傳記材料里寫道: 「一八四〇年,當萊蒙托夫因決鬥被捕,遭到禁閉時,他結識了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訪問了他,從此以後他們的友誼一直沒有中斷 。」 這話說得不對。一八四一年冬天,萊蒙托夫從高加索返回以後,別林斯基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處和奧陀耶夫斯基家裡同他見過幾次面,但他們之間不僅沒有任何友誼關係,就連認真的談話也未能再次進行…… 直到現在仍然可以聽到對萊蒙托夫的一些奇怪而又可笑的評論。「說到他的才能嘛,」人們這樣議論道,「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是個空虛的人,而且心術不良。」 發表這種議論之後往往還要舉出幾件事——都是他在士官學校和驃騎兵團時的種種可笑的故事——來加以佐證。 怎樣才能把作為普通人的萊蒙托夫和作為作家的萊蒙托夫這兩個概念連在一起呢? 作為一個作家,萊蒙托夫首先以他那大膽機敏、孜孜進取的才智令人驚訝:他的世界觀較之普希金已博大和深刻得多——這一點幾乎是公認的。他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顯示出他具有遠大前程的作品。他在人們心中激起了希望,他不會欺騙這種希望,要不是死亡使他過早擱筆,說不定他會在俄國文學史上占居首位……那麼,為什麼大多數認識他的人都覺得他是個空虛的人,幾乎是個凡夫俗子,而且心術不良呢?初看起來,這一點似乎不可理喻。 然而大部分認識他的人中有些是上流社會的人,他們用輕率、狹隘和膚淺的觀點看待一切,有些是眼光淺薄的道德君子,他們只抓住一些表面現象,便根據這些表面現象和行為對人作出武斷的、蓋棺定論式的結論。 萊蒙托夫比他周圍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可能用認真的態度對待這樣一些人。看來令他特別不快的是後一部分人,即那些頭腦遲鈍的正人君子,他們擺出一副頭頭是道、很有理智的架勢,實際上卻是鼠目寸光。在這些先生面前裝扮成一個最空虛的人,甚至裝扮成一個頑皮的小學生,這樣做可以帶來某種精神享受——這是十分清楚的事。對於萊蒙托夫來說,這似乎是一種真正的精神享受。他沒有到他周圍這個圈子以外的地方去尋找才智和思想與他相當的人,他的稟性過於高傲,不可能那樣做,他的全部精神都深深灌注在他自己身上,因而不需要旁人的支持。 當然,一部分是由於萊蒙托夫在其中長大和受教育的那個圈子的各種偏見,一部分是由於他處在青年時期,由此便產生了一種願望,想披上一件拜倫式的外衣賣弄一番——這些因素使許多思想真正嚴肅的人感到很不愉快,也使萊蒙托夫顯得矯揉造作、令人厭惡。但是,能因此而苛責萊蒙托夫嗎?……他死的時候還那樣年輕。死亡迫使他擱筆的時候,他在內心深處正在同自己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其結果他有可能取得勝利,轉而用樸實的態度同人們交往,並樹立堅定牢固的信仰…… 萊蒙托夫的作品發表在最初幾期《祖國紀事》上,這對刊物取得成功無疑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一個刊物,不論它的文學作品專欄辦得怎樣出色,沒有評論欄還是不能發展。我已經說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暗中採取了一些措施,以使自己在這一方面得到保障。 一八三九年初,我因某種原因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家裡住了幾天……有一天早晨(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二月底),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住宅里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來到大廳里,想看看是誰在按鈴。他朝穿堂里望了一眼,突然奔上前去,同一個剛剛脫下大衣的人一下子擁抱在一起,高興地叫道: 「瓦西里·斯捷潘內奇!我親愛的瓦西里·斯捷潘內奇!可把您盼來啦!」 這是梅熱維奇,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寫信從莫斯科請來的、盼望已久的批評家……梅熱維奇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莫斯科時的老相識,他好像是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母親主辦的那所寄宿學校里當教師。梅熱維奇在《望遠鏡》上發表過幾篇有關文學理論的小文章,得到許多人的賞識。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大約就是根據這些文章得出結論,認為梅熱維奇一定具有批評才能。 他們手拉手走進大廳。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對我們互相做了介紹 17 。 梅熱維奇個子不高,頭髮淡黃,臉龐也不大,一雙渾濁的眼睛高度近視,戴著眼鏡,他不住地用手扶扶鏡框。他的舉止似乎顯得有點猶豫不決,甚至畏畏縮縮,說起話來不是很有條理,哪怕談的是最一般的話題。他的動作、言語、目光是那樣缺乏自信,甚至令人感到可憐。梅熱維奇心腸柔軟,黏黏糊糊,性格異常軟弱卑微。他對智慧、信仰和一切道德力量都感到畏懼,後來他幾乎是偷偷地從《祖國紀事》編輯部溜走,並同布爾加林結成一夥,開始給《北方蜜蜂》寫些小文章,埋頭致力於淺薄鄙俗的文學,並在《劇目》雜誌 18 上帶頭髮表這類作品,最後終於成為《警察報》編輯……到了最後這個棲身之處,他在思想上日趨墮落,同一位用奴才筆法寫些文理不通的文章的斯米爾諾夫斯基 19 先生交上了朋友,最後竟至對開設「礦泉水」遊樂園的糖果點心商人伊斯列爾大唱讚歌…… 這就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作出的選擇,這就是他以自己雜誌的評論家專欄相托,並認為勝過別林斯基的那個人! 我親眼見過梅熱維奇是怎樣為《祖國紀事》寫出最初幾篇評論文章的。 我和他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住宅的同一個房間裡寫作:他寫的是對一本小書的分析,我寫的是中篇小說《官員的女兒》的結尾,都是《祖國紀事》第四期要刊用的。 梅熱維奇寫起批評文章來似乎並不輕鬆:他皺著眉頭,咬著鵝羽筆,不住地扶扶眼鏡,或在房間裡踱來踱去,一面揉額頭一面冥思苦想,好不容易擠出幾行文字來,然後又開始苦苦思索。 看看他寫作時的那幅情景,心裡會覺得十分難受。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對梅熱維奇所寄予的希望很快就要破滅了。然而眼下我們暫時寫到這裡為止…… 我已經說過,彼得堡的文學界和期刊出版界在我置身局外時曾一度對我很有魅力,但隨著我同他們日益接近,這種魅力便日漸消失。當我躋身於文學舞台的幕後時,我看出我一度奉若神明的那些人所懷的動機是些多麼卑劣的人類的貪慾——愛慕虛榮、貪圖錢財、嫉妒別人……別林斯基發表在《望遠鏡》和《群言》上的文章、果戈理《密爾戈羅德》一書中的小說和萊蒙托夫的詩篇開始稍稍擴大了我的視野,讓我感受到一股新的生活氣息,使我的心裡預感到會有一些更好的作品出現。別林斯基的文章使我對一些文學權威的盲目信仰和對他們的卑怯之情開始徹底動搖。我已不時地認真思索起以往不會引起我任何思想的那些現象,我開始更加留心地觀察人們、觀察我周圍的現實生活,我開始產生疑慮,心裡也感到不安;由於家庭和學校的陳規舊習,我從小就對各種生活事實習以為常,不持異議,然而現在我似乎已經不願意相信這些生活事實並對它們無條件加以接受。但是,所有這些日益覺醒的意識的徵兆在我的思想上還表現得非常模糊、非常微弱…… 藝術應當為它自身服務,藝術乃是一片單獨的、獨立的天地,藝術家在其作品中愈是態度冷淡,或者如當時所說的愈是客觀,他就愈是高尚——這種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文學界最為突出、最為盛行。普希金用他那鏗鏘和諧的詩篇發展了這種思想,而在《詩人和群氓》一詩中則把它發揮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利己主義程度,然而我們當初朗誦這首詩時無不異常欣喜,認為它幾乎可以算是普希金最優秀的抒情詩。繼普希金之後,當時所有傑出的文學活動家和活躍在他們周圍的青年都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竭誠而熱烈的捍衛者。 庫科爾尼克也是這一理論的讚賞者。我們已經看到,他在普希金去世前幾年,尤其是在他死後,還一再宣揚真正的藝術不應當留意於日常的、當代的、庸俗的生活,藝術應當翱翔於雲天,它描繪的只能是英雄人物、歷史人物和藝術家。由此也就產生了那些冗長而又極其乏味,內部冷如寒冰、表面卻熱情沸騰的描寫藝術家的戲劇和幅面巨大、明暗對比強烈的畫幅——而且一齣戲愈是冗長乏味,一幅畫的底布愈是巨大,人們對詩人或畫家就愈是感到驚訝。藝術家不僅成了寫劇本,而且成了寫小說時愛用的題材。庫科爾尼克在自己的五幕劇本中、波列沃伊在他的多卷集長篇小說中都對形形色色的藝術家倍加頌揚。此外,庫科爾尼克還上演了一些言辭空洞誇張的愛國題材的劇本,劇中的人物在最上層樓座觀眾粗野的叫喊和鼓掌聲中把德國人從窗口扔了出去。他通過這些作品助長了一種十分荒唐的自信心,仿佛俄國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制服全世界,這種自信心後來使我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波列沃伊在表現這種愛國情緒方面同他不相上下,而且還讓它披上一層庸俗的、感傷的色彩。兩個人競相從對方手中獲得戲劇舞台的桂冠……然而這一切都是那樣虛假偽善,根本無法持久…… 彼得堡期刊出版界的境況也頗不美妙。波列沃伊主編的《祖國之子》已變得平淡無奇,毫無趣味,隨著每一期雜誌的出版而逐漸喪失自己的道德聲望;關於先科夫斯基,我在上文已經說過;布爾加林和其他辦雜誌的人則不值一提;彼得堡的二流文學家們墨守成規,信手寫作,只不過為了消遣,他們模仿一流作家,根本不關心任何問題和理論,連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也不屑一顧。 處在這樣一種環境裡,人們不由得充滿了苦悶和消極的情緒,文學集會上講不出一句有生氣的話,聽不到一點有生氣的聲音:要麼是重彈那些關於藝術的老調,這些調子大家早已聽厭,重複起來也是有氣無力;要麼是傳播文學界的種種流言蜚語,讓文學家們提提精神,興奮一陣。 就連普希金的名字也不像從前那樣令我感到激動了。他寫的一組俄國童話故事 和《安吉洛》 令為數眾多熱情崇拜他的人感到不快;對他主辦的《現代人》,文學界和公眾的反應都相當冷淡 20 。大多數人都說,詩人不該貿然從事雜誌出版工作,認為這不是他幹的事。人們開始議論(但仍然吞吞吐吐),說普希金漸漸過時、止步不前了,說他的原則和觀點對從歐洲傳入我國的新動向和新思想表現出敵視態度,這種動向和思想傳播得很緩慢,但終究是在不斷傳入,在年青一代中博得了熱烈讚許……儘管隨著每一部新作品的問世,普希金在藝術方面日臻完美,但年青的一代卻明顯地對詩人開始冷淡,只是由於詩人突然悲慘地死去,他才重新贏得普遍而熱烈的讚揚…… 社會上已經朦朧地感到需要有一種新的見解,並且已經表現出一種願望:文學應當脫離孤立的藝術高壇,並接近現實生活,應當或多或少關注社會利益。誇誇其談的藝術家和主人公使所有人都感到極為厭煩。 我們想看到的是普通的人,尤其是俄羅斯人 。就在這樣一個時刻突然出現了果戈理,普希金以其藝術鑑別力最先看出了他的巨大才能,但波列沃伊對他卻根本不理解,而在當時大家仍然把波列沃伊看成一個先進人物。 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獲得極大的成功,然而在開始時,就連果戈理最熱烈的崇拜者中也沒有什麼人充分理解這部作品的意義,也沒有預感到這部喜劇的作者將會實現多麼重大的變革。庫科爾尼克看了《欽差大臣》的演出後僅報以譏諷的一笑,他沒有否認果戈理的才華,但同時卻又說:「這終究只是一場鬧劇,稱不上什麼藝術。」 繼果戈理之後出現了萊蒙托夫。別林斯基則以他那犀利大膽的評論文章使那些文學貴族和因循落伍的文學家十分惱怒,但卻使新的一代心向神往, 一股清新的氣息已經吹進了文學界…… 我在上文說過,柯爾卓夫在我心裡激起了一股無法遏止的願望:結識別林斯基(我同他已有書信聯繫)和他的朋友們。 這種機會很快就來了,由於某些家庭事務,我需要離開彼得堡一段時間…… 我給別林斯基寫了一封信,說我希望很快能夠見到他,並懷著忐忑不安的喜悅之情期待著這次會見的時刻…… 我在一八三九年四月九日離開了彼得堡…… 除別林斯基以外,我在莫斯科還要結識格拉諾夫斯基、阿克薩科夫 21 、霍米亞科夫 22 、庫德里亞夫采夫 23 、(葉·費·)科爾什、卡特科夫 24 、巴枯寧、(瓦·彼·)博特金 25 、克柳什尼科夫 26 (他以字母Θ作為署名,在別林斯基的《莫斯科觀察家》上、後來又在《祖國紀事》上發表詩作)……我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環境,它同我在上文描述過的那個環境毫無共同之處……我在一切方面都受惠於這個環境,我的思想在這裡才開始覺醒和發展,我在這個環境裡才獲得了人的尊嚴的意識,才樹立了那些使我的生活變得有意義的信仰……除了思想的成長以外,多虧了別林斯基和他的朋友們,我才有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些時刻…… 這些時刻我將留到本書的第二部分去加以講述…… 我已經逐漸講到離今天十分接近的一個時期,因此我覺得,繼續按時間順序寫這本書已經不可能了。不過,我在第二部分中將提供幾個片段,講一講格拉諾夫斯基、別林斯基、果戈理、阿克薩科夫父子和扎戈斯金 27 …… 1 伊·卡·格布哈特(?—1881),俄國教育家,同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文學界有聯繫。 2 原文是法語。按:《祖國紀事》第一期發表了一組題為《古代警探故事集》的譯文,對這個詞組按音迻譯,讓人理解為是某種職務。 3 原文為法語。 4 原文為法語。 5 巴納耶夫本擬在第二部第九章敘述索洛古勃家的文學晚會(見該章開頭的內容提要),但這一章未寫完他就去世了。 6 引自萊蒙托夫的詩《常常,我被包圍在紅紅綠綠的人群中》。 7 此語不確。《惡魔》以手抄本形式開始流傳的時間不會早於一八三八年,即在《詩人之死》一詩之後。 8 《沙皇伊萬·瓦西里耶維奇、年輕的近衛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發表在《俄國榮軍報文學副刊》一八三八年第十八期上,署名為「——夫」。別林斯基當即在《莫斯科觀察家》上撰文給予高度評價。 9 此人系在決鬥中殺死萊蒙托夫的軍官。 10 萊蒙托夫是在一八三六年經他的密友拉耶夫斯基介紹認識克拉耶夫斯基的,克拉耶夫斯基則把萊蒙托夫引薦到《現代人》和普希金密友的圈子裡,他克服審查機關的頑固阻力,為發表萊蒙托夫的作品做了大量工作。萊蒙托夫生前很大一部分作品是由克拉耶夫斯基發表在《祖國紀事》上的。 11 詩劇《浮士德》中的博士,系浮士德老博士的弟子。 12 詩劇《浮士德》中的惡魔。 13 長詩《司庫員的妻子》發表在《現代人》一八三八年第三期上(沒有署名)。「未經他的允許」一語與事實不符,萊蒙托夫在一封信中曾經提及,他把《坦波夫司庫員的妻子》一詩帶給了茹科夫斯基,並說該詩將發表在最近一期《現代人》雜誌上,但長詩經過了書刊審查官的歪曲和茹科夫斯基的修改,萊蒙托夫可能是因未經他的允許發表這個修改稿而感到不滿。 14 一八四〇年二月十八日。 15 克拉耶夫斯基反駁了這句話,據他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萊蒙托夫文集》第一卷一篇文章的校樣上的一段批註,別林斯基似乎並未在他那裡碰見萊蒙托夫,但他說別林斯基在萊蒙托夫決鬥後關在禁閉室時去探望他是初次結識萊蒙托夫,這也是不確的。據詩人兼翻譯家尼·米·薩京回憶,別林斯基和萊蒙托夫早在一八三七年夏天就在高加索的五山城認識了。 16 萊蒙托夫的長篇小說《當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17 據巴納耶夫一八三八年十月給別林斯基的一封信來看,他和梅熱維奇在此之前就已認識了。 18 俄國期刊,一八三九至一八五六年間在彼得堡出版,最初稱《俄羅斯劇院劇目》,後改稱《名劇選》。 19 普·斯米爾諾夫斯基,俄國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一個淺薄的小說作家。 20 只有一篇文章,即《現代人》第一期上發表的果戈理的《論一八三四和一八三五年的期刊文學運動》一文在文學界名噪一時,給公眾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作者注 21 康·謝·阿克薩科夫(1817—1860),俄國詩人、政論家兼歷史學家,斯拉夫派思想家之一。 22 阿·斯·霍米亞科夫(1804—1860),俄國作家、詩人、政論家、宗教哲學家,斯拉夫主義的創始人之一。 23 彼·尼·庫德里亞夫采夫(1816—1858),俄國社會活動家、歷史學家,《祖國紀事》和《現代人》雜誌撰稿人,後任莫斯科大學歷史學教授。 24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國政論家。年輕時曾接近別林斯基,為《莫斯科觀察家》及《祖國紀事》撰稿,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起編輯出版《俄國通報》和《莫斯科新聞》等刊物,成為反動貴族階級最大的政論家。 25 瓦·彼·博特金(1811—1869),俄國作家,西歐派。青年時期曾是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朋友,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極力鼓吹「為藝術而藝術」論。 26 伊·比·克柳什尼科夫(1811—1895),俄國詩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一度接近別林斯基,後隱居鄉間,脫離文學活動。 27 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俄國作家,具有保守傾向的歷史小說家,莫斯科幾家劇院的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