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綴集 · 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

（*這原是我三十五年前發表過的一篇用英語寫的文章，我當時計劃寫一本論述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書，那篇是書中片段。張隆溪同志找到了，建議譯為中文。我就根據原來的大意重寫。香港《抖擻》1982第1期、北京大學《國外文學》1982第1期、《新華文摘》1982第4期都刊登過。這是改定本。） 勃特勒（Samuel Butler）記載他碰見一個義大利男孩子，那孩子問他：「你們英國人准把郎費羅（Longfellow）的詩讀得很多吧？」他答：「不，我們不怎麼讀他的詩。」那孩子詫異道：「那是什麼緣故呢？他是一個很漂亮的詩人（a very pretty poet）呀！」①這位慣持異見的作家顯然過低估計了他本國人的閱讀範圍——或者說，過高估計了他們的鑑別水平。桑塔亞那 （George San-tayana）旅遊倫敦，到處碰上一些半老不老的單身女士，簡直躲避不了 （the inevitable solitary elderly ladies）。有一位和他同席，向他大講郎費羅的詩在英國受人熱愛，「家喻戶曉」（ahousehold poet），正不亞於在美國②。這兩節不大有人注意的掌故都流露出對郎費羅的輕蔑，然而也恰恰證明他真說得上名揚外國，婦稚皆知。那些外國里也包括我們中國。郎費羅最傳誦一時的詩是《人生頌》（A Psalm of Life）；他的標準傳記里詳述這首詩轟動了廣大的讀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列舉事實為證，例如一個美國學生厭世想自殺，讀了《人生頌》後，就不尋短見，生意滿腔③。對於這些可誇耀的事例，不妨還添上一項：《人生頌》是破天荒最早譯成漢語的英語詩歌。在一切外語裡，我國廣泛和認真學習得最早的是英語。正像袁枚的孫子所說：「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國語言為『泰西官話』，謂到處可以通行。故習外國語言者皆務學英語，於是此授彼傳，家弦戶誦。近年以來，幾乎舉國若狂。」④《人生頌》既然是譯成漢語的第一首英語詩歌，也就很可能是任何近代西洋語詩歌譯成漢語的第一首。這首詩有中文譯本，郎費羅是知道的。他是否覺察到在中國引進西方文學的歷史上，他比同用英語寫詩的莎士比亞遠遠領先，也比他自己翻譯的但丁遠遠領先？假如覺察到了，他有何感想？這些都可以引起猜測而也許不值得考究。 一八六四年九月英國人福開森（Robert Ferguson）拜訪郎費羅，後來在他的《戰時和戰後的美國》（America during andafter the War）里敘述了他愉快的回憶。他描寫詩人的書齋：「書桌上攤著贈送來的各國語文書籍——是的，甚至有中國語文。中國人別出心裁，跟我們做法不同；他們的贈書是扇子形，上寫《人生頌》的譯文，出於一位『華國』詩人（a poet of theFlowery Land）的手筆。假如他的譯文能和他的書法一樣好，那就真是佳作了。」⑤郎費羅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記也說：「邀蒲安臣夫婦飯；得中國扇，誌喜也（in honor of the Chinese Fan）。扇為中華一達官（mandarin）所贈，上以華文書《人生頌》。」⑥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原是美國駐華公使，任滿以後，清廷根據「楚材晉用」和「諫逐客」的經典原則，聘請他為中國欽差大臣，出使外國（其中有他的本國）；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他率領一滿一漢兩個副使，「齎國書前往西洋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件」⑦。那位「華國詩人」、「中華達官」是誰，福開森和郎費羅都沒有交代；《郎費羅傳》增訂版的《附錄》里說他是「Jung Tagen」⑧，仿佛音譯「容大人」三字。下文要引的《人生頌》譯文和那把「官老爺扇子」（mandarin fan）上面寫的是一是二，有機會訪問美國而又有興趣去察看郎費羅的遺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我只想舉出中國書籍里關於郎費羅和《人生頌》的最早文獻。 方溶師的《蕉軒隨錄》刊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在他脫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後四年⑨；據他到廣東後給老上司董恂的信看來，他「粵行」以前已寫就那部書的初稿⑩。《蕉軒隨錄》卷十二有標題《長友詩》一條。先把這一條的開首和結尾錄出，加以申說，然後把郎費羅詩原文和「長友詩」並列，便於對照。 後漢時菲都夷作《慕化歸義詩》三章，犍為郡掾田恭訊風俗，譯辭語，梁州刺史朱輔上之。《東觀漢記》載其歌，並重譯訓詁為華言，《范史》所載是也，注則本之《東觀》所錄夷語【詩從略】。按原作多不可曉，故《范史》謂「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也。英吉利使臣威妥瑪嘗譯歐羅巴人長友詩九首，句數或多或少，大約古人長短篇耳；然譯以漢字，有章無韻。請於甘泉尚書，就長友底本，裁以七言絕句。尚書閱其語皆有策勵意，無礙理者，乃允所請。茲錄之，以長友作分注句下，仿注《范書》式也。徼外好文，或可為他日史乘之採擇歟。詩曰【詩從略】。按道光間西洋人汗得能漢語，略解《魯論》文義，介通事楊某謁高要蘇賡堂河帥廷魁，河帥示以詩云：「宣尼木鐸代天語，一警愚聾萬萬古。聖人御世八荒集，同文遠被西洋賈。……島夷懷德二百年，樓館鱗比城西偏。中朝不改《旅獒》冊，絕域應焚『亞孟』編（彼國經文）。」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讀尚書及河帥之詩，可以見兩公之用心矣。 「孔子作《春秋》」那幾句，是韓愈《原道》里的名言。我猜想「亞孟」是基督徒祈禱時的公式語「amen」。《樂德·慕德·懷德歌》采入《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就是方溶師所說《范史》；在「洋務」和「中外交涉」還沒有出現的時代，學者舉它為「外國文章可適於中夏」的著名例子⑪。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原是翻譯官出身，據說「破格」提升⑫，貴為駐華公使，居然不忘舊業。他是英國人，偏偏選擇了美國郎費羅的詩，在義大利小孩子和英國老姑娘之外，可以又添一例。「甘泉尚書」是戶部尚書董恂，揚州府甘泉縣人。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署」，相當於外交部；「夫『外部』者，即『總署』也；英呼曰『佛林敖非司』，譯『佛林』【foreign】外國也，『敖非司』【office】，衙門也」⑬。總署開始成立，董恂就是一個主要領導人。他的文集裡有同文館教習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artin）所譯法律和自然科學書籍的序文⑭；那本法律書的序文說：「爰屬定遠方溶師刪校一過。」方溶師自己也說：「《萬國公法》，美國丁韙良所譯，予與陳子敬、李叔彥、毛升甫三君，竭年余之力，為之刪削考訂。」⑮方溶師從總署一成立就進去當「章京」，蒲安臣的兩位副欽差志剛和孫家谷原是他的同僚⑯。《郎費羅傳》在一八六四和一八六五年提起「官老爺扇」，正是方溶師作董恂下屬的年限以內。有沒有「Tung Tajen」（董大人）誤作「Jung Tagen」（容大人）的可能呢？大寫J 和大寫 T 形近致誤，毫不足怪。董恂詩集裡只有應酬法國貴族的詩，沒收進《長友詩》的譯文⑰；方溶師的著作也早被遺忘，所以他那「可為他日史乘採擇」的卑微願望不料竟是渺茫的奢望。 在同治、光緒年間，方溶師要算熟悉洋務的開通人士了。今天，我們以後來居上的優越感，只覺得他的議論可笑。他既沿襲中國傳統的民族自大狂，又流露當時有關外國的籠統觀念。把這段話箋釋…下，也許對那個消逝了的時代風氣可以增進些理解。 最值得注意的是，方溶師講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恰恰把我們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倒了個兒。按道理，翻譯外國文學，目的是讓本國人有所觀摩借鑑，喚起他們的興趣去欣賞和研究。方溶師的說法剛巧相反，翻譯那首《長友詩》的「用心」是要「同文遠被」，引誘和鼓勵外國人來學中國語文，接受中國文化，「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正像光緒初年，那位足智多能的活動家金安清就想在上海創辦一個「同倫書院」，挑選「東西洋大國里的秀穎之士，使之自行束脩，謁吾徒而來，請讀中國之書焉，受中國之業焉。……出幽谷而遷喬木，……化彼而為我」⑱。方溶師對政法、科技等外國書籍的翻譯，顯然不存此想，另眼看待，另案辦理；譬如他刪校《萬國公法》，絕非為了引導外國人「進於中國」，來遵奉《大清律例》。這種區別對待的文化模式並不獨特，例如西方中世紀有並立和對立的「雙重真理」（twofold truth）——「來自啟示的真理」和「得自推理的真理」，現代也有所謂「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科學家文化」和「人文學家文化」，據說蘇聯還區分「三類科學」（three sciences）⑲。它逐漸明朗化，就像黃遵憲和日本人談話時說：「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盡矣」；又在著作里寫道：「吾不可得而變者，凡關於倫常綱紀者是也。吾可以得而變者，凡可以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者皆是也。」⑳張之洞為學術二元論定下了一個流行公式：「新舊兼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㉑大家承認自然和一部分社會科學是「泰西」的好，中國該向它學，所以設立了「同文館」；同時又深信文學、道德哲學等是我們家裡的好，不必向外國進口，而且外國人領略到這些中國東西的高妙，很可能歸化，「入我門來」，所以也應該來一個「同倫書院」。翻譯外國作品能使外國作家去暗投明，那把詩扇仿佛是釣餌，要引誘郎費羅嚮往中國。送的人把禮物當釣餌，收的人往往認為進貢。看來，這一次「用心」枉費，扇子是白賠了。 方濬師說蠻「夷」是「鳥獸殊類」，所以「語不可曉」。這句話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鳥語」早成為「蠻語」或「夷語」的同義詞②。他所引《後漢書》那篇傳里《哀牢夷》節又說：「其母鳥語」；傳末《論》也說：「獸居鳥語之類」；同書《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章懷註：「謂語聲似鳥也，《書》曰：『島夷卉服』」，王先謙《集解》引錢大昕說「島」當作「鳥」。《魏書·僭晉司馬叡傳》：「巴蜀蠻獠，溪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宋書·良吏傳》徐豁上表：「既遏接蠻俚，……又俚民皆巢居鳥語。」《周禮·秋官司寇》早規定「掌與鳥言」和「掌與獸言」的官該派「閩蠻」和「貉狄」去當㉙，正表示蠻夷和鳥獸是能彼此通話的㉔。黃遵憲提倡洋務和西學，然而他作詩時也忍不住利用傳統說法；他在由日本赴美國的海船上，作了一首絕句：「拍拍群鷗逐我飛，不曾相識各天涯；欲憑鳥語時通訊，又恐華言汝未知。」②試把宋徽宗有名的《燕山亭》詞對照一下：「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黃遵憲不寫「人言汝未知」，而寫「華言汝未知」，言外之意是鷗鳥和洋人有共同語言。吳仰賢在同治六年左右，寫了一首詩，詠上海「洋涇浜」的「方言館」，那裡「專聚漢人子弟，教以夷書夷語」：「絳帳新懸講舍成，蟲書鳥篆斗縱橫。生男要學鮮卑語，識得鉤輅格傑聲。」㉗「生男」句用《顏氏家訓·教子》里的典故，「識得」句正指鳥語，出於李群玉《九子坂聞鷓鴣》：「正穿屈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碟聲。」翁同龢曾記載一個讀來發笑的情景：「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余避西壁，遙望中席，約有廿餘人，曾侯與作夷語，嗎啾不已。」❷「啁啾」、「啁哳」、「啁噍」都是古詩文里描寫鳥聲的象音。當時中國的出使人員很欽佩曾紀澤會「夷語」：「襲侯於英、法二國語言皆能通曉，與其人會晤，彼此寒暄。」❷英語也罷，法語也罷，到了對洋鬼子遠而避之的翁同龢的耳朵里，只是咭咭呱呱、沒完沒了的鳥叫。話又得說回來，抱有這種偏見的不止中國古人。讀過點西洋文學經典的人馬上會想起，古希臘大喜劇家阿里斯托芬在名作《群鳥》里，就把野蠻人的言語說成啾的鳥叫㉚。十六世紀法國動物學家吉爾 （PierreGilles）也說英國人講話，在不懂的人聽來，簡直是鵝叫（si Bri-tanni colloquentes anserum clangore fundere）㉛，而鵝是西方臭名昭著的「呆鳥」！ 方溶師刪訂過美國人丁韙良的譯稿，董恂和丁韙良很友好，丁氏的回憶錄里有專節講他㉜。但是，董、方兩人都稱郎費羅為「歐羅巴人」。想來威妥瑪沒向董恂說明，董恂也沒向丁韙良提起譯詩的事，居然那把詩扇——假如它的來頭就是「董大人」而不是另一位「容大人」——竟會正確地送到美利堅的郎費羅手裡！大約董恂當初誤會，到送禮時，已經搞明白「長友」的國籍了，而方溶師恭錄上司譯文以後，以訛傳訛，沒去追究和追改。這筆糊塗賬也多少表示，當時講洋務的人對西洋的觀念還含混不清，雖然不至於像有些頑固官僚那樣的黑漆一團。汪康年曾有一條記載：「通商初，萬尚書青藜云：『天下那有如許國度！想來只是兩三國，今日稱「英吉利」，明日又稱「義大利」，後日又稱「瑞典」，以欺中國而已！』又滿人某曰：『西人語多不實。即如英、吉、利，應是三國；現在只有英國來，吉國、利國從未來過。』」㉝當時人對歐洲遠比對美國看重。美國的國際地位還不算很高，它的「顯著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還沒有掐算出來，它還夢想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入「五強國」，更不用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列入「兩個超級大國」。它派駐英、俄、法、德的公使只是「二等使」，和中國以及日本、秘魯、暹羅、摩納哥等的公使是一輩㉞。最近，愛好中國建築的美國女財主布洛克·阿斯德夫人（Mrs Brooke Astor）在她的《腳印》（Footprints）里，還回憶起中國人稱呼「美國佬」（a Yankee）為「二級英國人」（a second-chop Englishman）③。當年董恂聽說到一個西洋人，而且是聽英國人說的，首先就以為他是「歐羅巴人」，這也在情理之中。至於威妥瑪把郎費羅的姓不譯音而譯意，他也許照顧董恂不懂外語，避免佶屈聱牙。那種譯法在威妥瑪本國也曾有過。休謨（David Hume）有封信，就嘲笑一部講古羅馬宮廷的著作把人名地名都譯意而不譯音，例如意譯艷體詩作者安塞爾（Anser）的名字為「小鵝先生（Mr Gosling）」㉚。李·亨特（LeighHunt）的一篇散文《音韻與意義》（Rhyme and Reason）里把義大利詩人托夸吐·塔索（Torquato Tasso）意譯為「屈曲紫杉樹」（Twisted Yew）㊼。蘭姆（Charles Lamb）由法國向國內朋友寫信，用法語署名：「你的卑下的僕人、羔羊一名蘭姆。」（Votrehumble serviteur Charlois Agneau alias C. Lamb）器據說有一位和郎費羅沒會過面的女士想像他是「瘦長個子」（a tall，thinman），又有一個小女孩兒瞧見一隻長腿飛蟲（daddylonglegs），趕著它叫「郎費羅先生！（Mr Longfellow！）」㉚她們正是顧名思義，都把「郎費羅」理解為「長人」或「長友」。 郎費羅原作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Life is real—life is earnest—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Not enjoyment, and not sorrow, Is our destin'd end or way; But to act, that each tomorrow Find us farther than today. 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 And our hearts, though stout and brave, Still, like muffled drums, are beating Funeral marches to the grave. In the world's broad field of battle, In the bivouac of Life, Be not like dumb, driven cattle! Be a hero in the strife! Trust no Future, howe'er pleasant! 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 Act-act in the glorious present! Heart within, and Godo'er head! 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Footsteps on the sands of time. Footsteps, that, perhaps another, Sailingo'er life's solemn main, A forlorn and shipwreck'd brother, Seeing, shall take heart again. Let us then be up and doing, With a heart for any fate; Still achieving, still pursuing, 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 威妥瑪譯文 勿以憂時言 人生若虛夢 性靈睡即與死無異 .不僅形骸尚有靈在 人生世上行走非虛 生也總期有用何 謂死埋方至極處 聖書所云人身原 上終當歸土 此言人身非謂靈也 其樂其憂均不可專務 天之生人別有所命 所命者作為專圖日日長進 明日尤要更有進步 作事需時惜時飛去 人心縱有壯膽遠志 仍如喪鼓之敲 皆系向墓道去 人世如大戰場 如眾軍在林下野盤 莫如牛羊無言待人驅 爭宜努力作英雄 勿言異日有可樂之時 既往日亦由已埋已 目下努力切切 中盡己心上賴天祐 著名人傳看則繫念 想我們在世亦可置身高處 去世時尚有痕跡 勢如留在海邊沙面 蓋人世如同大海 果有他人過海 船隻擱淺受難失望 見海邊有跡才知有可銷免 顧此即應奮起動身 心中預定無論如何總有濟期 日有成功愈求進功 習其用工堅忍不可中止 董恂譯詩 莫將煩惱著詩篇 百歲原如一覺眠 夢短夢長同是夢 獨留真氣滿坤乾 天地生材總不虛 由來豹死尚留皮 縱然出土仍歸土 靈性常存無絕期 無端憂樂日相循 天命斯人自有真 人法天行強不息 一時功業一時新 無術揮戈學魯陽 枉談肝膽異尋常 一從薤露歌聲起 邱隴無人宿草荒 擾擾紅塵聽鼓鼙 風吹大漠草萋萋 駑駘甘待鞭笞下 騏驥誰能轡勒羈 休道將來樂有時 可憐往事不堪思 只今有力均須努 人力殫時天祐之 千秋萬代遠蜚聲 學步金鰲頂上行 已去冥鴻亦有跡 雪泥爪印認分明 茫茫塵世海中漚 才過來舟又去舟 欲問失帆誰挽救 沙洲遺蹟可追求 一鞭從此躍征鞍 不到峰頭心不甘 日進日高還日上 肯教中道偶停驂 威妥瑪的譯文不過是美國話所謂學生應付外語考試的一匹「小馬」（pony）——供夾帶用的逐字逐句對譯。董恂的譯詩倒暗合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主張：譯者根據、依仿原詩而作出自己的詩（nachdichten，umdichten）⑩。不幸的是，他根據的並非郎費羅的原詩，只是威妥瑪詞意格格不吐的譯文——媒介物反成障礙物，中間人變為離間人。關於譯詩問題，近代兩位詩人講得最乾脆。弗羅斯脫（Robert Frost）給詩下了定義：詩就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㊶。摩爾根斯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認為詩歌翻譯「只分壞和次壞的兩種」（Es gibt nur schlechte Uebersetzun-gen und weniger schlechte）㊷，也就是說，不是更壞的，就是壞的。一個譯本以詩而論，也許不失為好「詩」，但作為原詩的複製，它終不免是壞「譯」。像威妥瑪和董恂的《長友詩》，「詩」夠壞了，「譯」更壞，或者說，「譯」壞而「詩」次壞。詩壞該由董恂負責，譯壞該歸咎於威妥瑪。威妥瑪對郎費羅原作是了解透徹的，然而他的漢語表達力很差。詞彙不夠，例如「art」不譯為「藝業」、「術業」而譯為「作事」；句法不順不妥，有些地方甚至不通費解，例如「由已埋已」（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看則繫念」（remind us）。為使意義明白，他添進了闡釋，例如「人生世上行走非虛生也」（Life is real），也多此一舉。懂英語的人看出這匹「小馬」表現得相當馴服聽話，而董恂可憐不懂英語，只好捧著生硬以至晦澀的漢譯本，捉摸端詳，誤會曲解。單憑這篇譯文，我們很容易嘲笑那位在中國久住的外交官、回英國主持漢文講座的大學教授。不過，漢語比英語難學得多；假如我們想想和他對等的曾紀澤所寫離奇的《中西合璧詩》，或看看我們自己人所寫不通欠順的外語文章，就向威妥瑪苛求不起來了。董恂的譯詩還能符合舊日作詩的起碼條件，文理通，平仄調（第七首里「已去冥鴻亦有跡」的「亦」字多分是「猶」字之誤），只是出韻兩次。第二首把「六魚」的「虛」字和「四支」的「皮」字、「期」字通押，幸而「虛」字在首句，近體詩容許所謂「孤雁入群」；第五首把「四支」的「羈」字和「八齊」的「萋」字、「鼙」字通押，「羈」字又在尾句，按那時的標準，就算是毛病了。 第一節第一句「勿以憂時言」的「時」字一定是抄錯或印錯了的「詩」字；威妥瑪不但沒有譯錯，而且沒有寫錯，所以董恂也說「莫將煩惱著詩篇」。威妥瑪的譯文加上新式標點：「勿以憂詩言：『人生若虛夢』」，正確地轉述了郎費羅的原意，只是「憂詩」二字生澀難懂；「人生若虛夢」是「憂詩」所「言」的內容，發這種「言」的「詩」是要不得的（「勿以」）。董恂沒理會這兩行是一句里的主語和次語，把威妥瑪的譯文改寫為平行對照的兩句：「莫將煩惱著詩篇，百歲原如一覺眠。」還接上第三句說「同是夢」，完全反背了原意。原意是：人生並非一夢，不應該抱悲觀；董恂說：人生原是一夢，不值得去煩惱。最經濟的局部糾正辦法也許是改換兩個字：「百歲休言一覺眠。」只是緊跟著「莫將」，語調又太重複了。第四節里心和喪鼓的比喻可能脫胎於十七世紀亨利·金（Henry King）的悼友名作（My pulse，like a soft drum，/Beatsmy approach，tells the e I come）㊸；波德萊爾（Baudelaire）很賞識它，從郎費羅那裡幾乎原封不動地搬它進自己詩里 （Moncoeur，com me un tambour voilé / Va battant des marches funèbres）㊹。英、法語可用同一字（beat，battre）表達心的怦怦「跳」和鼓的砰砰「敲」，郎費羅和波德萊爾都不費氣力，教那個字一身二任。漢語缺乏這個方便，威妥瑪只能譯一字相貫為兩事相比：「人心如喪鼓之敲。」董恂索性把「心」和「鼓」都拋開了。第五節里的比喻曾遭一度著名的語文教授郎士伯利 （ThomasR. Lounsbury）指摘，他認為：在戰場上的「鬥爭」（strife）里，該「作英雄」，這話說得有道理，但是在露宿營（bivouac）里會有同樣的「鬥爭」，也得搶「作英雄」，這話說不過去㊺。威妥瑪的譯文把這個語病含糊帶過，因為他譯成「爭宜努力作英雄」，就仿佛郎費羅原句不是「Be a hero in the strife」，而是「Strive to be ahero」；「爭宜」也很不妥，至少得倒過來為「宜爭」，文言這裡的「爭」等於白話的「怎」，「怎宜」是反詰或慨嘆的語氣了。董恂的詩筆把戰場、露營一掃而光，使「牛羊」變為「駑駘」——「劣馬」、「疲弱的馬」，使「英雄」變為不受「羈」的「騏驥」——另一意義的「劣馬」、頑強的馬。第六節里原作對照了「死的過去」和「活的現在」；在「新名詞」大量流入以前，文言很難達出這個「成雙的對立」（binary opposition）。晚明以來有句相傳的名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但在漢語裡，「死昨」、「生今」終是過不去的詞組——當然，對中國語文享有治外法權的洋人、半洋人們盡可以那樣說和寫。文言裡兼指過去與死亡的常用字是「逝」和「故」，只是「故」的天然配偶是「新」，「逝」的天然配偶是「留」，都不是「生」；而且搭配上「新」和「留」，「逝」和「故」涵有的死亡意義就沖淡甚至衝掉。威妥瑪也許尊重當時的語言習慣，只譯為「既往日」、「目前」，而不譯為「既死之往日」、「方生之當前」。他忽略了一點，既然「死」已省去，「埋」又從哪裡說起呢？無怪董恂乾脆把「埋」也精簡掉。在董恂詩里，「將來」、「往」、「今」三個時態平列得清清楚楚；相形之下，威妥瑪譯文的「異日」、「往日」、「目下」就欠勻稱，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用「今日」來代替「目下」。第七、八節海灘沙面留下腳印的比喻也引起疑問。關漢卿《玉鏡台》第二折里男角看見女角在「沙土上印下的腳蹤兒」，就說：「幸是我來的早！若來的遲呵，一陣風吹了這腳蹤兒去。」印在海灘沙面上的痕跡是更短暫、更不耐久的。十六、七世紀歐洲抒情詩里往往寫這樣的情景：仿佛《紅樓夢》第三十回椿齡畫「薔」，一男或一女在海灘沙面寫上意中人的名字，只是倏忽之間，風吹（un petit vent）浪淘（the waves，l』onde），沙上沒有那個字，心上或世上也沒有那個人了㊸。英語經典里最有名的海灘腳印也許是魯賓遜勘探荒島時所發見的，他嚇得心驚肉跳，竟以為是魔鬼搞的把戲，要不然，沙上的痕跡是保留不住的，風吹海漲，早消滅得無影無蹤（entirely defaced）㊼。在《潮上、潮退》（The Tide Rises，the Tide Falls）那首小詩里，郎費羅自己寫「海浪用柔白的手，抹掉沙上的腳印」（The little waves，withtheir soft white hands，/Efface the footprints in the sands）；在他這首詩里，沙灘腳印卻有點兒像咱們蘇州靈岩山石上古代美人西施留下的巨大腳印了。董恂詩里借用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的名句，也很現成，但他忘了上文該照顧到下文。「痕跡留在海邊沙面」，雖然煞費辯解，卻和下文「見海邊有跡才知有可解免」語脈一貫相承。「雪泥爪印認分明」和「沙洲遺蹟可追求」就對不上口。一來雪泥鴻印和沙洲人跡絕然是兩回事；二來泥印是「認分明」，不用尋尋覓覓，沙跡是「可追求」，等於「待追求即可發現」。是不是理解為「可據以作進一步追求」呢？那得改「可」為「足」才行。 董恂不過譯了一首英語詩，譯筆又不好，但是我們只得承認——儘管已經忘記——他是具體介紹近代西洋文學的第一人。和他相熟的中國通帕克（H.E.Parker）在回憶錄里沒提起他翻譯郎費羅的事，只講他幹了一樁我們現在還得驚訝為規模弘大的翻譯工作。「董恂是一位名詩人（a renowned poet），威妥瑪爵士一下子就把他的詩火（sacred fire）點著了；我相信北京社會都曾忍受過他的《哈羅而特公子》的譯本」（I believe he hasinflicted upon the Peking World a translation of 「Childe Harold」）㊽。就是說他譯過拜倫的巨著。董恂雖有詩集，而且他那位揚州府同鄉符葆森選過他的詩㊾，但在當時算不得詩人。不過，外國人看來，寫幾句詩的大官不用說是「名詩人」。帕克似乎承認他是詩人，只暗示他的翻譯一定不好，讀來只會受罪。威妥瑪無疑曾引起董恂對英語詩歌的興趣，《人生頌》的翻譯正是「點著了他的詩火」的結果。然而董恂要譯拜倫的行數那末多的長詩，得找人供給像《長友詩》那樣的底稿，威妥瑪未必有此功夫，更未必有此耐心和熱忱，當時同文館的學生也肯定沒有足夠的英語程度。所以，我懷疑董恂是否真有一部使他的同僚或下屬硬著頭皮、咬緊牙關去「忍受」的拜倫譯稿。帕克的「相信」也許缺乏事實根據，至於他說董恂由威妥瑪而接觸西洋文學，那倒是有憑有據的。我們看到的只是他譯的郎費羅，他很可能又聽說起拜倫或其他詩人。 董恂以相當於外交部當家副部長的身份，親手翻譯了西洋文學作品。中國最早到外國去的使節又都是在他主持下派出的。這就引起幻想，以為從此上行下效，蔚然成風，清廷的出使人員有機會成為比較文學所謂「媒介者」（intermediary），在「發播者」（transmitter）和「收受者」（receptor）之間，大起搭橋牽線的作用。何況那時候的公使和隨員多數還不失為「文學之士」，對外國詩文不會缺乏獵奇探勝的興味。我們來瞧罷。 在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刊行的一部書里，繆艮發表了他的《四十二願》，第十一願是：「出使外都，遍歷異域。」這個筆硯生涯的寒士可能是清代要出洋當外交官的第一人；遠在鴉片戰爭以前，他已有那個欲望，真是時代的先驅者了！也許他正因為是窮愁潦倒的寒士，才夢想出洋。六十多年後，清廷開始派使節到西洋去，做官的人就是不「願出使外都」。他們深怕欽差的紗帽落在自己頭上，認為這趟差使非常危險，凶多吉少，不是在路上海洋里翻船淹死，就是到了外國給洋鬼子殺死或扣留。被派的人嘴裡感戴天恩，心裡暗暗叫苦嘆晦氣。我們只要看《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安公子「高升」為烏里雅蘇台參贊，「頂門上轟的一聲，心不住的向上亂迸，淚如雨下」，同時「預備謝恩」，就大可以推類想像。慈禧太后金口玉音說過：「這齣洋本是極苦差事。」（郭嵩燾光緒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記手稿）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首次出使的欽差斌椿事畢歸國，安抵天津，表示想不到竟能活著回來：「自天外歸來，重睹故鄉景物，真有『生入玉門』之樂？」①同治六年第二次派使節，副使志剛到養心殿「叩謝聖主天恩」，皇太后問：「汝有老親否？」奏對：「奴才父母皆已去世。」②一問一對只兩句話，言外之意卻很豐富。出洋是九死一生的勾當，而中國「以孝治國」，主子少不了口頭照顧一下「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至於「奴才」的老婆和孩子是否會成為寡婦孤兒，那就管不盡許多了。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郭嵩燾出使英、法，這位自負通曉洋務的維新派碰上好機會了，而心境似乎並不舒暢；他動身前自比出塞的王昭君，任滿回國後自比入玉門關的班超：「漢宮何緣嫁娉婷！淚珠飛墮鴛鴦屏。丰容靚飾不自媚，莫怨遠棄單于庭」；「投荒已分無歸日，何意生還入玉門！」③光緒四年敕建上海天后宮，駐外公使和下屬捐錢造成那所廟宇㉞，便於出使人員虔求有靈有驗的天后娘娘，保佑他們無災無難，好去好回；公使等出國前，到廟裡許願祈禱，回國後，到廟裡還願，上匾額，掛對聯。光緒八年駐德使館隨員錢德培發了一通感慨，坦白說出心裡話：「王子聰茂才……病歿館中。……王君藹然仁者，為養親計，作異域游，不一年而赴召修文，可不死而死於醫之不善治理，良可悲也！出洋之苦而人每視為畏途，於此益信。」⑤晚清直刮到現在的出洋熱那股狂風並非一下子就猛得飛砂走石，「開洋葷」當初還是倒胃口的事。張祖翼曾在光緒十二年充當駐英公使劉瑞芬的隨員，晚年回憶說：「郭嵩燾使英倫，求隨員十餘人，無有應者。豈若後來一公使奉命後，薦條多至千餘哉！邵友濂隨崇厚使俄國【光緒四年】，同年餞於廣和居，蔣綬珊戶部向之垂淚，皆以此宴無異易水之送荊軻也。」㊱王昭君、班定遠之外，又請出了荊軻，可能蘇子卿、蔡文姬等典故也曾給人牽扯過。 除掉翻譯官以外，公使、參贊、隨員一般都不懂外語。他們就像王韜在英國時自嘆的詩句所描畫：「口耳俱窮惟恃目，喑聾已備慮兼盲。」自註：「來此不解方言，故云。」⑦他們運用「目」的範圍實在也不很寬廣。辜鴻銘講過一個故事，結尾如下：「少年曰：『我不識字。』土財主駭問曰：『曩何以見若手不釋卷，終日看書耶？』少年答曰：『我非看書，看書中之畫耳。』噫！今中國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亦可謂之出洋看洋畫耳！」㉓為了日常需要，他們也學點兒外語，但大致不會超出「救命詞彙」（survivalkit）。語言的困難必然阻礙了對文學的領會，而且也竟抑止了對文學的好奇。他們中間多的是文人詩人或愛作詩文的人，最先出使的斌椿就是一位滿洲小名士③。他「乘槎」出洋，不但到處賦詩賣弄，而且向瑞典「太坤」（王太后）獻詩「為壽」，據他自己說，他的詩「遍傳海國」；他的翻譯官也恭維說：「斌公之詩傳五洲，亦猶傳於千古也。」⑩他的一卷《海國勝游草》比打油詩好不了許多；偶爾把外國字的譯音嵌進詩里，像「彌思（自註：譯言女兒也【miss】）小字是安拿，明慧堪稱解語花」㉛，頗可上承高錫恩《夷閨詞》，下啟張祖翼《倫敦竹枝詞》⑦。不知道是否由於他「遍傳海國」的詩名，後來歐洲人有了一個印象，「謂中國人好賦詩；數日不見，輒曰：『近日作詩必多矣！頃復作耶？』」㉝公使里像郭嵩燾的詩和古文、張蔭桓的詩和駢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過得去。曾紀澤作得很好的詩，又懂英語，還結合兩者，用不通的英語翻譯自己的應酬詩。參贊里的黃遵憲更是開派的大詩人，黎庶昌作古文不亞於薛福成。這些中國詩人文人仿佛「只掃自己門前雪」，把隔了一垛語言牆壁的西洋詩文看成「他家瓦上霜」，連撿起一點兒道聽途說的好奇心都沒有。倒是一個忌妒郭嵩燾文名的迂俗官僚，留下了幾句絕無僅有的西洋詩話：「有以英語為詩者，句法長短不一，葉以音韻；男女子從事於此，往往匯稿成帙，號稱『詩人』。」㉞末兩句語中帶刺，所指可以不限於當時的英國「男女子」。不論是否詩人文人，他們勤勉地採訪了西洋的政治、軍事、工業、教育、法制、宗教，欣奮地觀看了西洋的古蹟、美術、雜耍、戲劇、動物園裡的奇禽怪獸。他們對西洋科技的欽佩不用說，雖然不免講一通撐門面的大話，表示中國古代也早有這類學問。只有西洋文學——作家和作品、新聞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們的飄瞥的注意和淡漠的興趣。他們看戲，也像看馬戲、魔術把戲那樣，只「熱鬧熱鬧眼睛」（語出《兒女英雄傳》三十八回），並不當作文藝來觀賞，日記里撮述了劇本的情節，卻不提它的名稱和作者。㊺ 有兩個外交官，頗可作為代表性的例子。 一個是李鳳苞。他的《使德日記》里有以下一節： 送美國公使美耶台勒之殯。……美國公法師湯謨孫誦誄曰：「美公使台勒君去年創詩伯果次之會。……以詩名，箋注果次詩集尤膾炙人口。」……按果次為德國學士巨擘，生於乾隆十四年。十五歲入來伯吸士書院，未能卒業。往士他拉白希習律，兼習化學、骨骼學三年。考充律師。著《完舍》書。二十三歲、薩孫外末公聘之掌政府。編纂昔勒詩以為傳奇，又自撰詩詞，並傳於世。二十七歲游羅馬、昔西里而學益粹。乾隆五十七年與於湘濱之戰。旋相外末公，功業頗著。俄王贈以愛力山得寶星，法王贈以十大字寶星。卒於道光十二年⑯。 美耶·台勒就是《浮士德》的著名譯者（Bayard Taylor）；果次一稱俄特⑰，正是歌德；《完舍》就是《少年維特》。李鳳苞學過一些英語㊳，所以把「歌德」、「維特」都讀成英語的聲音。歌德早在一七九〇年寫的詩里自誇說，中國人用小心翼翼的手筆把「完舍」和情婦的形象畫在玻璃上（auch sogar der Chinese/Malet，mit angstlicher Hand，Werthern und Lotten auf Glas）❺。假如真有其事，那末中國人就仿佛看竹不問主人，吃「盤中餐」而忘掉了「農家」，對「完舍」的創造者一直無視或無禮地無知。李鳳苞顯然全不知道本國有過那種仕女畫，但他總算知道了外國有過這位詩人⑩。歷來中國著作提起歌德，這是第一次；當時中國駐西洋外交官著作詳述所在國的大詩人，這是惟一次，像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的書里都隻字沒講起莎士比亞⑦。光緒七年，黎庶昌在西班牙當參贊，正碰上「加爾得隴」（Calderon）的「百年大會」，受到官方邀請，禮該參加。他花了近二千字去描寫儀式和節目，關於這位「才人」，只說：「以能詩及善撰戲曲稱，始為兵，繼為日主召入宮中，作侍從之臣，終為教士」，而且批評這次盛會：「竟是小題大做！」⑦黎庶昌的輕藐的口吻，和李鳳苞鄭重看待歌德的態度，成為鮮明的對照。事實上，歌德還是沾了美耶·台勒的光，台勒的去世才給他機會在李鳳苞的日記里出現。假如翻譯《浮士德》的台勒不也是德國公使而又不在那一年死掉，李鳳苞在德國再耽下去也未必會講到歌德。假如歌德光是詩人而不也是個官，只寫了「《完舍》書」和「詩賦」，而不曾高居「相」位，榮獲「寶星」，李鳳苞引了「誄」詞之外，也未必會特意再開列他的履歷。「紗帽底下好題詩」原是中國的一句老話（《鏡花緣》十八回），手裡這管筆占著頭上那頂紗帽的便宜⑬。現任的中國官通過新死的美國官得知上代的德國官，官和官之間是有歌德自己所謂「選擇親和勢」（Wahlverwandtschaften）的。 另一位外交官是張德彝。他是「習英、美文出洋最先者」，據說「從不以通洋務自炫」⑭。清廷初派外交使節，他就「躬逢其始」⑮；他出洋的次數最多，先後在外國住的年份最久。他精通英語，原是同文館高才生，曾被選為光緒帝的英語教師⑯，在倫敦的集會上，「未經預備」而即席演講，能博得「眾齊聲高呼『喜耶！喜耶！【Hear！Hear！】』」⑦他既有運用外語的本領，又有遇事留心的習慣，對外國的制度、風俗、衣食住行，無不切實調查，詳細記錄⑱。當時的日本人都很佩服他的《四述奇》：「中人記西學，無出斯書之右者！……【以與日人《歐米回覽記》照觀】，歐米萬里，了如掌紋。」㉙甚至街巷的新事趣聞，他也談得來頭頭是道，就只絕口不談文學，簡直像一談文學，「舌頭上要生碗大疔瘡」似的。不，他也談過文學：「英國有種小說，與我國《鏡花緣》相同，亦謂有大人國、小人國，亦不言屬何地。人皆以為妄言。按二十年前，英人司丹里自中斐洲之東界……向西直行，……而遇小人國，亦有酋長，遂名曰『皮戛米』【pygmies】，譯為矮也、短小也。」㉞所講一定是《格利佛遊記》。誰都知道那部書是諷世的「寓言」，張德彝卻說「人皆以為妄言」，於是天真地找出人類學資料，證明它所「言」不「妄」。換句話說，它就像這位公使自己所寫的一系列遊記，是出洋「述奇」，而不是漫天撒謊了。當他在倫敦寫下這個幼稚意見時，一句洋文不懂、一輩子沒出過洋的林紓和大學沒畢業的魏易在中國正翻譯《格利佛遊記》呢。光緒三十二年林紓的《海外軒渠錄》序文和光緒三十一年張德彝那節日記大可對讀一下㉛。兩人中誰比較了解西洋文學，我認為不難判斷。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四月有個不知姓名的人從日本橫濱到美國舊金山去，留下了航程十六天的《舟行紀略》。作者沒表明自己的身份，也沒講起旅行的目的；他出人意外地評論了郎費羅的詩，還把它和唐詩來較量。這也許是中國有關郎費羅最早的文評，和方濬師的《長友詩》時間上相去不到二十年，精神上隔離得真如老話所謂「不可以道里計」了。 【壬午四月】十一日。因雨不能船面遠眺，遂隨手取案頭之書披閱。……為美國詩人龍飛露詩集，竟日觀玩，頗得詩中佳趣。十二日。……船中有英國天主教士史編沙，適到閒談。因問史君：「龍飛露為美國詩人，至英國亦有詩人拜倫，均為歐人傳誦。未審二子詩學孰優？」史君謂：「二子以能詩名干時，難分伯仲。惟拜倫詩多靡曼之聲，未得風雅之正。究不若龍飛露詩感慨激昂，雄健絕倫，淋漓盡致也。子以為然歟？」余謂龍詩中如《開窗》一詩與中國唐詩「人面不知何處去」相似。《炮局》二首則有「一將功成萬骨枯」遺音；傷時之作，可為爭地爭城以戰者當頭一棒也。《漏沙》一首與「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一同寄慨，其神致逼肖李青蓮。按漏沙者，取埃及平原之沙注水作漏，以記時刻；夫埃及一境為歐洲諸國鼻祖，立國最古，此沙曾為西國先賢踐踏，故龍君撫今思昔，感慨系之也。集中傑作甚多，未能枚舉。長體由數百韻至數十韻，氣如湧泉而明白暢曉，想元、白亦視為畏友。聞龍君於數月前已作古人，或白玉樓成，亦須異才作序耶！㉜ 現在看來，這段一百年以前的評論也許是老生常談，卻絕不是無知亂說。無論如何，會直接欣賞郎費羅而也會讀唐詩——哪怕所舉具體例子不出《唐詩三百首》，會讀唐詩而也會直接欣賞外語詩----哪怕只是欣賞郎費羅，在一百年前（是否也在今天？）終是值得表揚的事。評論把郎費羅和拜倫並舉，正如董恂曾譯郎費羅，而人家傳說他譯拜倫，都表示拜倫的詩名那時也傳到中國。可惜《舟行紀略》的作者是誰，無從查明。他似乎不知道「龍飛露」的詩早在「長友」名下輸入中國了。 西洋的大詩人很多，第一個介紹到中國來的偏偏是郎費羅。郎費羅的好詩或較好的詩也不少，第一首譯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頌》。那可算是文學交流史對文學教授和評論家們的小小嘲諷或挑釁了！歷史上很多——現在就也不少——這種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確切地說，很不合學者們的理想和理論的事例。這些都顯示休謨所指出的，「是這樣」（is）和「應該怎樣」（ought）兩者老合不攏⊗。在歷史過程里，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彆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塗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說「歷史的教訓」，仿佛歷史只是嚴厲正經的上級領導或老師；其實歷史也像淘氣搗亂的小孩子，愛開玩笑，捉弄人。有機會和能力來教訓人，笑弄人，這是歷史的勝利；很少人聽取或聽懂它的教訓，幾乎沒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歷史的——失敗。 注 ① 瓊斯（H. F. Jones）編勃特勒《筆記》（Notebooks）（1912）264頁. ② 桑塔亞那自傳《人與地》（Persons and Places）第2冊《中年》（The MiddleSpan）（1945）25頁。 ③ 塞繆爾·郎費羅（Samuel Longfellow）《郎費羅傳》（1886）第1冊 271—272頁，參看303頁。郎費羅這首詩阻止了一個人自殺，傳說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導致了許多人自殺；我不知道是否有批評家從這個角度去衡量兩位詩人。 ④ 袁祖志《出洋須知》。他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六十六回里的「侯石翁的孫子侯翱初」；他在光緒九年（1883）出洋後，發現英語並不「到處通行」。參看丁韙良（W. A. P. Martin）《中國六十年》（A Cycle of Cathay）（1897）316—317頁記載光緒帝和王公大臣一窩蜂學英語（a rush to learn English）的趣事。 ⑤ 《郎費羅傳》第2冊412頁（1893增訂版第3冊43頁）引。 ⑥ 《郎費羅傳》第2冊 429頁（增訂版第3冊 64頁）引。 ⑦ 他到了俄國，辦事棘手，「抑鬱愁悶」，得病而死，沒有能回北京交差。參看他的副使志剛《初使泰西紀要》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日記。 ⑧ 《郎費羅傳》增訂版第3冊 437頁。 ⑨ 方濬師《退一步齋詩集》卷三《粵行集》。他「粵行」做外官是在同治七年。 ⑩《退一步齋文集》卷四《復董韞卿尚書書》。 ⑪ 紀昀《紀文達公文集》卷九《耳溪詩集序》； 參看《管錐編》（四）253—254頁。 ⑫ 劉錫鴻《英貂日記》：「查英國官例，⋯⋯其外差者，翻譯官仕至總領事而上。威妥瑪由翻譯升公使，系屬破格，向來所無。」（《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初編十一帙二冊一九六頁） ⑬ 張德彝《四述奇》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日記。 ⑭ 董恂《荻芬書屋文稿》卷一《萬國公法序》、《格物入門序》。 ⑮ 《蕉軒隨錄》卷八《海洋紀略》。 ⑯ 《蕉軒隨錄》卷 三《四柏軒雅集啟》。 ⑰ 《荻芬書屋詩稿》卷四《春雪宴故法王孫》五律二首。董恂的同僚和下屬大概都知道「長友詩」這回事。張德彝《再述奇》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日記「晤合眾詩人長友，年近六旬，著作高雅，頗著名於泰西」，就打破了他一貫把外國人名音譯的習慣，而遵照本衙門上司所用的意譯人名。 ⑱ 俞樾《春在堂雜文·續編》卷五《金眉生廉訪六十壽序》。「自行束脩」就是說沒有獎學金，外國人得掏腰包付學費。 ⑲ 參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78年 10月 12日版41 頁。 ⑳ 岡千仞《觀光紀游》明治七年八月 一日日記；黃遵憲《日本國志·工藝志·序》。 ㉑ 張之洞《勸學篇》下《設學》第三。似乎明末已有二元論的萌芽，這需要專篇考論。 ② 參看《管錐編》（四）193頁。 ㉓ 訥詒讓《周禮正義》卷六九。舉唐詩里一個有趣的例句，李賀《昌谷詩》「鶯唱閩女歌」，參看王琦《匯解》引錢飲光說。 ㉔ 參看查理第五（Charles Quint）認為德國人和馬語言相通；文學經典作品像列涅（J. Regnard）《迷糊人》（Le Distrait）三幕三場和斯威夫特（Swift）《格利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四部三章都提到那句話（et suisse à des chevaux； to hishorse in High Dutch）。 ㉕ 《人境廬詩草》卷四《海行雜感》之十三。 ㉖《全宋詞》898頁 ㉗ 吳仰賢《小匏庵詩存》卷六《洋涇竹枝詞》之四。 ㉘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㉙ 蔡鈞《出使須知》。蔡鈞懂一點英語，到西班牙（「日斯巴尼亞」）後，又學了些「日語」。丁韙良教過曾紀澤英語，《中國六十年》365頁說曾的口語「流利而不合文法」（fluent but ungrammatical）。 ㉚ 《法蘭西大學叢書》（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希法語對照本《亞理斯托芬（Aristophane）集》第3冊 33頁《群鳥》（Les Oiseaux）199—200行，譯者范戴爾 （Milaire Van Daele）註：「從前把野蠻民族語言歸併在不可理解的鳥叫里。」（Les langues barbares étaient assimiliées au gazouillement inintelligible desoiseaux） ㉛ 包阿±（G. Boas）《十七世紀法國思想中的幸福畜生》（The Happy Beast inFrench Thought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33）41頁。 ㉜ 《中國六十年》355—358頁《董恂、一位中國學者》。 ㉝ 醒醉生《莊諧選錄》卷三。參看《官場現形記》四六回童子良道：「那裡有這許多國度！」憂患餘生《鄰女語》一二回徐桐道：「他們外國那有許多國名！……你看古書上那有什麼『英吉利』、『法蘭西』等名字？」 ㉞ 參看張德彝《四述奇》光緒二年十二月初九日、五年正月初一日；李鳳苞《使德日記》光緒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㉟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 L. S. ）1981年 5月 1 日版 492 頁. ㊱ 格來格（J. Y：T Greig）編《休謨書信集》（Letters of David Hume）（1932）第 1 冊 242 頁。 ㊲ 李·亨特《散文選》（Selected Essays），《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本165頁。 ㊳ 盧卡斯（E. V. Lucas）編《蘭姆姐弟合集》（Works of Charles and MaryLamb）（1903—1905）第7冊 596頁。古爾蒙 （Remy de Gourmont）《文學漫步》（Promenades littéraires）第3輯有一篇文章，說假如把外國名人的姓氏意譯成法語，讀者對他們的「幻想」（illusions）會大受損害；所舉英國名人的例就有培根（Bacon）意譯為「豬」（cocon），蘭姆意譯為「羊」。 ㊴ 《郎費羅傳》第 1冊 380頁。 ㊵ 參看海姆（R. Haym）《赫爾德》（1958）東柏林重印本第2冊 201頁。叔本華《哲學小品》（Parerga u nd Paralipomena）25章299節也認為這是譯詩的惟一辦法，然而很不「保險」（misslich），道生（P. Deussen）編《叔本華全集》（1911—29）第5冊 627頁。 ㊶ 格雷芙斯（Robert Graves）極口讚美這個定義為「絕妙的鄉曲之見」（splendid provincial definition），《故事、談話、散文、詩歌、歷史》（STEPS）（1958）142頁。奧登（W. H. Auden）卻說這個定義「似是而非」（Looks plausible at first sight but will not quite do），《染色匠人的手》（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1962）23—24頁。當然，但丁從聲調音韻（cosa per legame musaico armonizzata）著眼，最早就提出詩歌翻譯（della sua loquela in altra trasmutata）的不可能，見《席上談》（Il Convivio）1篇3節，穆爾（E. Moore）與托音貝（P. Toynbee）合編《但丁集》244頁。 ㊷ 摩爾根斯特恩《諷刺小詩與警語》（Epigramme und Sprüche）（1921）45頁。 ㊸ 亨利·金《送窆》（The Exequy），聖茨伯利（G. Saintsbury）編《查理時代小家詩合集》（Caroline Poets）第 3冊 197頁。 ㊹ 《惡運》（Le Guignon），勒唐戴克（Y. G. Le Dantec）編《波德萊爾集》，《七星（la Pléiade）叢書》本92頁，參看 1386頁注。 ㊺ 見費爾潑斯（W. L. Phelps）《自傳附書信》（Autobiography with Letters）（1939）324頁。 ㊻ 蘭讓德 （Jean de Lingendes）《亞爾西唐說》（Alcid on parle），盧塞（J. Rousset）編《法國奇崛派詩選》（Anthologie de la Poési e baroque francaise）（1961）第 1 冊 87 頁 ，參看 262 頁注； 斯賓塞 （Edmund Spenser）《情詩集》（Amoretti）第75首，格林勞（E. Greenlaw）主編《全集》中《小詩集》（Minor Poems）（1958）第2冊226頁；馬利諾（G. B. Marino）《情變》（Fede rotta），喬治·凱（GeorgeKay）編《企鵝本義大利詩選》（The Penguin Book of Italian Verse）（1958）219頁。伏爾太《查迪格》（Zadig）以海邊為溪（ruisseau）邊，蓬莫（R. Pomeau）編伏爾太《小說與故事集》（Romans et Contes）（1966）67頁。布渥爾神父（Dominique Bouhours）《對話集》（Les Entretiens d』Ariste et d』Eugène）（1671）第一篇講一個西班牙女郎在海灘沙上不寫情人的名字，而寫一句誓言：「寧死也不變心」（Antes muerta quemudada），新版（Armand Colin，1962）20頁。在蘭德（W. S. Landor）的詩里，意中人當場微笑道：「傻孩子！你以為你在石頭上寫字呢！」（You think you're writing uponstone），《虛構的對話與詩歌集》（Imaginary Conversations and Poems）《人人叢書》本 351頁。 ㊼ 《魯賓遜飄流記》，《世界經典叢書》（The World’s Classics）本 198頁。 ㊽ 帕克《約翰·中國人及其他幾個人》（John Chinamam and A Few Others）（1901）62頁。 ㊾ 《國朝正雅集》卷八十六選董恂五律一首、七律二首。這部選集多至一百卷，採錄的是乾、嘉到符葆森同時人的詩。像許多廣收同時人作品的選集一樣，它又一次證明（假如需要證明的話）兩點：一、寫詩、刻詩集的人多絕不等於詩人多；二、評選詩文常是社交活動，而不是文藝活動。 ㊿ 繆艮《文章遊戲》初編卷四。 ㉛ 斌椿《乘槎筆記》同治五年十月初二日。 ② 志剛《初使泰西紀要》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㉝ 郭嵩燾《養知書屋詩集》卷十二《昭君怨和董韞卿尚書》、卷十三《次韻朱香孫始自海外歸見贈》第一首。 ㉞ 張德彝《四述奇》光緒四年六月十三日。 ⑤ 錢德培《歐遊隨筆》光緒八年五月初五日。 ⑥ 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卷上《李文忠致謗之由》。張祖翼是桐城人，久寓無錫，所以他用這個筆名。 ⑰ 王韜《蘅華館詩錄》卷四《目疾》。 ㊳漢濱讀易者《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下《看畫》。 ㊴《國朝正雅集》卷八十五也選了他的五古一首、五律三首、七絕一首。符葆森的《詩話》引他的一首詩題說：「在雲南得首烏大如栲栳，制美髯丹服之，是年即髯長尺余。」斌椿的那部長鬍子是他在外國造成好印象的一個因素 （With long beard，wise look，and courtly bearing，he everywhere made a favourable impression），見《中國六十年》373頁。 6 0 斌椿《乘槎筆記》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一日；張德彝《航海述奇》同治五年五月十七日。張德彝說名「傳」空間裡的「五洲」就等於名「傳」時間裡的「千古」，暗合斯達爾夫人（Mme de Staël）的名言：「外國人就是當代的後世。」（Les étrangers so nt la postérité contemporaine） 6 1 斌椿《海國勝游草·包姓別墅》第二首。 ㉜ 高錫恩《友白齋集》卷八《夷閨詞》第三首：「寄語儂家赫士勃（自註：夷婦稱夫曰赫士勃【husband】），明朝新馬試騎來」；第八首：「纖指標來手記新，度埋而立及時春（自註：夷人呼娶親為『度埋而立』【to marry】）。」高氏卒於同治七年，但那八首詩作得早，咸豐五年（1855）刊行的李家瑞《停雲閣詩話》卷八已引了五首。光緒十四年版《觀自得齋叢書》里署名「局中門外漢戲草」的《倫敦竹枝詞》是張祖翼寫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一帙第十冊里張祖翼《倫敦風土記》其實是抽印了《竹枝詞》的自注。王韜《瓮牖余談》卷三《星使往英》提到「道光壬寅年間」（一八四二）吳樵珊作《倫敦竹枝詞》數十首，那是另一部作品，我沒有看到。張祖翼詩里用譯音字很多，例如第二十四首：「二八密司親手賣，心慌無暇數先令」，「密司」就是斌椿詩里的「彌思」；第四首詠維多利亞後：「五十年前一美人，居然在位號『魁陰』」，音譯queen字，又說出王后是「陰」性的「魁」首，頗有巧思。音譯外語入詩並不限於輕鬆和打油的近體，也偶見於正經的古體，例如趙之謙《悲廠居士詩剩·子奇復用前韻成〈閩中雜感〉四章見示，依次答之》二：「呼『度』一吠凡犬馴（自註：夷呼犬曰『度』，入聲），物有相畏性所因」，「度」就是《文明小史》三十四回所謂「外國的道焉【dog】」。這些都早於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講的「喀私德」、「巴力門」。後來像柯紹忞《蓼園詩鈔》卷二《嚴紹光西湖雅集圖》：「古人圖畫難俱述，誰似符頭孤列勿？」自註：「譯言攝影【photograph】」，也是清末守舊派詩篇中一個特出的例。 ㉝ 洪勛《遊歷聞見總略》。洪勛在光緒十三至十五年遊歷意、西、葡、瑞典、挪威、英、德、法各國 ㉞ 劉錫鴻《英軺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初編十一帙二冊一九九頁）。 ㉟ 一個有趣的例外是王之春《使俄草》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日記：「禮官等來，……請至皇家大戲院觀劇。……出名《鴻池》，假託德世子惑戀雁女而妖鳥忌之」《鴻池》正是《天鵝湖》的最早譯名，借用了漢代御沼的現成名稱（見《後漢書·安帝紀》，又《趙典傳》，又《百官志》三）。也許因為譯名太古雅了，現代學者沒有對上號來 92 李鳳苞《使德日記》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7）《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下《自強不息》。這也是一向被忽略的文獻， 6>《使德日記》光緒四年十月初十日：「謁外部尚書畢魯，……握苞手曰：『……許久未見，英語當更純熟 `」 貧 》《威尼斯小詩》（Venezianische Epigramme）17首，漢堡版（HamburgerAusgabe）十四冊本《歌德集》（1982）第1冊 179頁. 70 李風苞原是帶領嚴復、馬建忠等「官生」出洋的「監督」他在德國公使任內，向廠商訂貨時索賄（參觀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一、沈瑜慶《濤園集》卷一《哀余皇》）；是個典型的官僚。他這節日記長期湮沒無聞；聽說明年【1982】要大規模紀念歌德，我願意再度喚起對它的注意 ⑦鍾叔河同志編訂郭嵩燾日記未刊手稿，使我看到《使西紀程》里刪節的部分.光緒三年七月初三日郭嵩燾參觀「達克斯登塞爾里布來申會」，從陳列品上，得知有莎士比亞其人：「聞其最著名者，為舍色斯畢爾。為英國二百年前善譜出者，與希臘詩人何滿得齊名 其時有買田契一紙，舍色斯畢爾簽名其上，亦裝飾懸掛之……·名畢爾庚⋯⋯」那個「會」準是「Caxton Celebration」，郭氏誤聽「喀」音為「達」音，又誤聽「荷馬」有「得」音，「培根」有「爾」音。光緒三年正月初九日，他到英國還不滿一月，已下了結論：「此間富強之基與其政教精實嚴密，斐然可觀，而文章禮樂不逮中華遠甚 」 72 黎庶昌《西洋雜誌·加爾得隴大會》。 ㉓ 也就是蒲伯名句所嘲諷的，一般評論很勢利，聽說是達官貴人的手筆，歪詩立即變為傑作（What woeful stuff this madrigal would be，/In some hackney son-neteer，or me！/But let a lord once own the happy lines，/How the wit brightens，how the style refines！—Pope，An Essay on Criticism.418-421）。 7 4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 75 《四述奇·自序》 79 《中國六十年》316、380頁 77 《四述奇》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 78 例如《航海述奇》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記載狎妓的衛生措施，《八述奇》光緒三十一年四月 ，十四日描寫時髦婦女各種假髮式附圖。 ⑦ 岡千仞《觀光紀游》明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㉚《八述奇》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三十年六月初九日張氏在「阿代勒扉戲園」戲劇名《埃木里》，詳記情節；顯然他不知道本事出於迭更司的小說，就是林紓譯的《塊肉餘生述》。 ㊶從林紓序文摘錄幾句：「嗟夫！葛利佛其殆有激而言乎！⋯⋯當時英政不能如今美備，葛利佛侘僚孤憤，拓為奇想，以諷宗國。……嗟夫！屈原之悲，寧獨葛氏！」 ㉜ 缺名《舟行紀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初編十二帙二冊一二六至一二七頁）。 ㉝ 休謨《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ure）3卷 1部 1節，塞爾比別格（L. A. Selby-Bigge）編本（1896）469頁，參看 4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