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 第十四章 農民大起義和秦王朝的滅亡
秦二世上台不久，一場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便轟然爆發。這次空前的壯舉震撼中國大地，終於埋葬了秦王朝。秦末農民大起義在歷史上寫下了最光輝的篇章。
一、農民大起義的前奏
殘忍昏暴的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依靠趙高等取得帝位以後，其統治之殘酷，較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二十一歲的胡亥任趙高為郎中令，宮內外之事皆依其謀劃。趙高因自己「素小賤」，地位卑微，如今雖有二世為靠山，也恐眾大臣及諸公子不服，所以就鼓動二世誅殺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覺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幾個兄弟還有爭皇位的危險。因此，就決意「誅大臣及諸公子」（《史記•秦始皇本紀》），以鞏固自己的皇位。
二世有兄弟姐妹數十人［1］，經過與趙高共同策劃，網織罪名，將「六公子戮死於杜」（《史記•秦始皇本紀》），又把另外的十二個公子「僇死咸陽市」（《史記•李斯列傳》），還有公子將閭昆弟三人，被迫「流涕拔劍自殺」（《史記•秦始皇本紀》）［2］，公子高見勢不好，準備逃跑，又恐家屬被族，於是就主動上書，請求為秦始皇殉葬，見到公子高主動求死的奏書，「二世大悅」，准其請求，「賜錢十萬以葬」（《史記•李斯列傳》）。胡亥把這些兄弟一個個地除掉。對姐妹們也不放過，將「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李斯列傳》）。對於大臣，凡二世及趙高認為「不可者」，均以各種藉口殺掉，如曾為秦王朝「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立有戰功的蒙恬，雖拒絕自殺，沒有和扶蘇同死，但不久二世還是逼他「吞藥自殺」。對與趙高有仇的蒙毅，當然更不放過，胡亥專門派御史將其殺死。至於其他宗室大臣則「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史記•李斯列傳》），結果使得「宗室振恐」（《史記•秦始皇本紀》），「群臣人人自危」（《史記•李斯列傳》）。對於胡亥、趙高這種殘殺宗室大臣的行為，連胡亥的侄兒子嬰都不以為然。子嬰從統治階級利益出發，用趙王遷殺良臣李牧而信任顏聚、齊王建殺忠良而用後勝的歷史教訓，勸諫二世不要濫殺功臣，並指出：「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鬥士之意離也」（《史記•蒙恬列傳》）。但是，二世對這些話根本無動於衷，他仍然肆意妄為，「法令誅罰日益刻深」（《史記•李斯列傳》）。
殘忍昏暴的二世，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壓榨就更加殘酷。在埋葬秦始皇時，二世下令：始皇后宮凡無子者，均須為秦始皇殉葬，成為秦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他還唯恐為秦始皇陵做工的工匠泄漏內部機密，竟於屍體下葬後，將所有在墓內工作的工匠統統埋於墓內，製造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慘劇。
二世又繼續興建秦始皇統治時期未竣工的阿房宮，還不斷地「治直（道）、馳道」（《史記•李斯列傳》），又徵發人民戍邊，「外撫四夷」，同時還調集各郡縣「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史記•秦始皇本紀》）。秦二世如此恣意揮霍，必定要向勞動人民加緊榨取。因此，在他統治期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史記•李斯列傳》），使原來就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千百萬勞動人民，徹底斷絕了生路。於是就有更多的人鋌而走險，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爭生存的鬥爭。
農民大起義的前奏 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就有不少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如英布原為修驪山始皇陵的刑徒，後逃亡至江中，糾集許多刑徒為「群盜」（《史記•黥布列傳》）；彭越也率領一些少年在巨野澤中（山東巨野縣一帶）「為群盜」（《史記•魏豹彭越列傳》）。連一些下級官吏也有逃亡的，如身為泗水亭長的劉邦，在押送服刑的刑徒及服役的農民途中，「徒多道亡」，最後劉邦「自度比至皆亡之」，無法交差，只好將押送的人全部放走，自己也逃亡，「隱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史記•高祖本紀》）了。這些零星的反抗，在二世胡亥統治時期已匯合成為一股股起義的細流，衝擊著秦二世的統治，使當時的社會顯出嚴重的動盪不安。
就連昏聵的二世胡亥自己也感到了統治危機，他登上皇位之後就承認「黔首未集附」。為了穩定局面，鞏固統治，二世也想襲用秦始皇以耀武揚威的辦法，「威服海內」。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春，胡亥同李斯等開始「巡行郡縣」，先到碣石，又沿海南下而至會稽，再繞回遼東，最後從遼東返咸陽，「至遼東而還」（《史記•秦始皇本紀》）。但這種虛張聲勢的辦法早已不能將人民嚇倒，在二世上台不久的短短時間內「欲叛者眾」（《史記•李斯列傳》），這時，全國至少有半數以上的人都加入了反對秦王朝統治的行列：「百姓……欲為亂者，十室而五」。普天之下，民怨沸騰。對於秦王朝的封建統治，已經到了「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漢書•賈山傳》）的地步，奮起反抗秦王朝統治的，已經不限於部分人了，這些人愈聚愈多，更多的人「逃亡山林，轉為『盜賊』」，出現了「群盜滿山」（《漢書•食貨志》、《漢書•賈山傳》）的局面。整個中國大地到處都迸發著仇恨的火星，只要遇到適當的時機，就會燃燒起徹底毀掉秦王朝的熊熊烈焰。
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愈來愈尖銳，由於秦二世、趙高等人殺戮宗室和大臣，朝廷內也開始分崩離析。
這樣，在二世統治開始以後，「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人皆「懷自危之心」（《史記•秦始皇本紀》）。各階級、各等級的人都感到過不下去，於是全國範圍的農民大起義的時機成熟了。
二、農民大起義的爆發和反秦戰爭的初步勝利
陳勝吳廣點燃起義烽火 正當在秦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被秦始皇、二世胡亥等獨夫、暴君蹂躪得再也無法向前邁出它那艱難步履的時候，一場驚天動地的農民戰爭使社會解脫了危機。而適應這一時代需要，最初點起革命烽火的兩個偉大人物，就是陳勝和吳廣。這正如黑格爾說的：「他們之所以為偉大的人物，正因為他們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種偉大的東西；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幻想，一種單純的意向，而是對症下藥適應了時代需要的東西……」（《歷史哲學講演錄•緒論》）
陳勝又叫陳涉，陽城（河南登封）人。吳廣又名叔，陽夏（河南太康）人。這是兩個在秦王朝統治下的貧苦農民，陳勝曾為人傭耕，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使他對現實社會充滿了憤懣和不平，他不甘於貧困的生活地位，曾經對同伴說「苟富貴，無相忘」，反映了他要改變現實的「鴻鵠之志」（《史記•陳涉世家》）。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二世下令「發閭左」——即徵調住在閭里左邊的貧民——去戍邊。［3］陳勝、吳廣也被徵發，隨著另外的九百個貧苦農民，在兩個將尉押送下，到漁陽（河北密雲）戍守。但行至蘄縣大澤鄉（安徽宿縣東南二十公里的劉村集附近），遇到大雨，不能前進，按秦法規定，戍卒不按期報到，必定斬首。在這生死關頭，早已蓄意舉行起義的陳勝、吳廣私下商量說：趕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沒有活的希望，不如趁此「舉大計」幹起來吧，陳勝平時十分注意社會狀況，他不僅對秦王朝的殘酷統治，有切膚之痛，而且對形勢有極清楚的認識，他說：「天下苦秦久矣」，二世胡亥本不當立，他殺死敢於勸諫秦始皇的公子扶蘇，奪取皇位，十分不得人心。楚將項燕「數有功，愛士卒」，在楚地威望很高。許多人還不知這兩個人已死，如果抬出扶蘇和項燕作為號召，鼓動起義，定有不少人響應。陳勝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實際的。為了發動和團結廣大群眾，把統治階級中有影響的人推出來作為號召，正是陳勝對當時社會有深刻了解的表現。封建社會初期的農民，對「昏主」、「暴君」和「貪官」抱有強烈的仇恨，他們希望和擁護「清官」和「好皇帝」。［4］正是從這種實際出發，陳勝、吳廣為發動起義作了周密安排。
首先，他們利用群眾迷信思想，大造輿論。陳勝、吳廣都是被指定的屯長，他們在戍卒中都有相當威信。為堅定大家對陳勝的信任，他們暗暗地在帛上書寫「陳勝王」三個字，並把它藏在魚腹中，戍卒在剖魚時發現這一帛書，非常驚異。他們又在深夜，到附近叢祠中點上一堆火，並模仿狐狸的聲音，大呼「大楚興，陳勝王」。這「魚腹藏書，篝火狐鳴」的辦法十分有效，戍卒們私下紛紛議論，覺得陳勝能成大事。因為楚將項燕曾在蘄縣反抗過秦軍，這裡原為楚地，所以宣傳「大楚興」對當地農民有很大號召力。在封建社會裡，像陳勝、吳廣這樣的「瓮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賈誼：《過秦論》，引自《史記•秦始皇本紀》），兩個不出名的貧苦農民，要發動眾多的農民舉行起義，能夠想到利用這種方法，充分表現了他們的聰明智慧、組織才能和首創精神。
地火在運行，只要開一個口它就會爆發出來。陳勝、吳廣找到了一個很合適的噴火口。押送戍卒的兩個軍尉十分驕橫，九百個貧民對於秦王朝的仇恨，首先都集中在軍尉身上。一天，這兩個將尉（即軍尉，因押送戍卒故稱將尉）酒醉，吳廣故意說要逃走，將尉一聽果然舉鞭就打，這種凶蠻的態度早激起在場的戍卒們無比憤怒。將尉鞭打吳廣，還不夠，竟要拔劍殺人。在這時刻，吳廣奮起奪過劍殺死平時作威作福的將尉，陳勝也幫助將另一個將尉殺掉。早就鬱積在大家心頭的仇恨火焰，一下子噴發出來了。陳勝抓住這一時機，對大家說：現在已經超過規定的到達期限，「失期當斬」，就是不被殺頭，戍守邊境的有十之六七都要死在那裡。他指出：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反抗一條路，「壯士」要死，也要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難道王侯將相是天生的嗎！［5］陳勝的話，使大家下定決心，同聲響應，「敬受命」。於是九百個戍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以「大楚」為號，並推陳勝為將軍，吳廣為都尉，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農具的起義隊伍。［6］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熊熊烈火，就在這大澤鄉燃燒起來了。
初步取勝占領陳縣 起義開始後，陳勝、吳廣就率領這支隊伍向大澤鄉所在的蘄縣進攻，並立即占領它。接著，分兵兩路向東西兩面發展：一路由符離人葛嬰率領部分起義軍向東；另一路由陳勝自己率領，向蘄縣以西挺進。這兩路軍隊一路得到貧苦農民的熱烈擁護，勢如破竹，迅速攻占銍（安徽宿縣西南）、酇（河南永城縣西酇城）、譙（安徽亳縣）、苦（河南鹿邑縣）、柘（河南柘城縣北）五個縣城。在十天左右，橫掃數百里。義軍所到之處，被壓迫的人民紛紛前來投奔，當進入陳縣境內之時，這支隊伍，已經擁有戰車六七百輛，騎兵一千多人，步兵數萬人了。
陳（河南淮陽）在西周至春秋時曾為陳國首都，戰國末，楚國曾自郢遷都於此，秦統一後，這裡是陳郡的首府，為秦代的一個重要城市。起義隊伍來至陳縣，郡守和縣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秦軍抵抗，但在麗譙門一戰中［7］，郡丞即被殺死，起義軍迅速占領陳，幾萬大軍浩浩蕩蕩開進這座重要城堡。
陳是秦末農民起義軍占領的第一個大城市，也是一個重要根據地。革命形勢發展，要求起義軍建立更嚴密的組織，提出明確的綱領口號，於是，陳勝等入陳後「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史記•陳涉世家》），大家認為「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於是陳勝立為王，號曰「張楚」。這裡提出的「伐無道，誅暴秦」，就成為農民起義軍響亮的綱領口號。
起義軍在陳的勝利，使大澤鄉開始燃起的革命烽火，飛速地蔓延到全中國大部分地區，原來分散於各地的革命力量，很快地以陳為中心，匯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形成了全國性的偉大的農民戰爭。
反秦力量的空前匯合 陳縣勝利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各地，「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史記•陳涉世家》）。人們起而響應陳勝，在各地展開鬥爭：「家自為怒，人自為斗，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紛紛揭出反旗。如沛縣人劉邦自放走押送的刑徒，逃亡以後，在陳勝等占領陳縣後兩日，聚眾數百人，殺死沛（江蘇沛縣東）令，在沛縣舉行起義。劉邦立為沛公，集眾兩三千人，攻占胡陵（山東魚台縣東南湖陵城）、方與（山東魚台縣西舊城集）等縣。凌縣（江蘇泗陽縣西北）人秦嘉，銍縣人董，符離人朱雞石，取慮（安徽靈璧縣東北潼郡）人鄭布，徐縣（江蘇泗洪縣南大徐台子）人丁疾等在淮北舉起反秦的旗幟。這一路義軍向郯縣（山東郯城縣北）進攻，把秦王朝的東海郡守慶圍困在城裡。酈商在高陽（河南杞縣西南高陽集）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幾千人。項梁、項羽在吳縣（江蘇蘇州市）聽到陳勝起義消息後，立刻起兵響應，殺死會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八千人。沛縣人王陵聚眾數千人，占據南陽（河南南陽市一帶）地區。昌邑人彭越也已聚眾千餘人。早已率領一支「刑徒」組成起義隊伍的英布，活躍於鄱陽湖一帶，在這時也迫使番陽（江西波陽縣東）縣令吳芮共同起兵，隊伍發展到幾千人。這些隊伍都以陳勝、吳廣領導的起義隊伍為中心，把「張楚」作為他們共同的旗幟。真是所謂「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賈誼：《過秦論》，引自《史記•秦始皇本紀》）。
陳勝、吳廣直接率領的隊伍，更是「從之如流水」。廣大貧苦農民紛紛投奔起義軍，其他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士，也在反秦的旗幟下，有的人也參加了陳勝、吳廣的隊伍。如原趙國的名士張耳、陳餘，曾被秦王朝追捕，他們隱匿下來，當陳勝的義軍占領陳地後，他們就跑來參加。孔子的八世孫孔鮒為一儒生，也「持孔氏禮器，往歸陳王」（《史記•儒林列傳》）。上蔡人蔡賜原為「房君」，也在起義高潮中參加了陳勝的隊伍，被任為「上柱國」。［8］這些人參加了農民起義軍，說明起義軍聲勢浩大，它的威力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進一步加深。一部分剝削階級的人物投奔到反秦的隊伍中來，這對於加速秦王朝的滅亡，是有積極作用的。另一方面，由於匯合在反秦旗幟下的力量龐雜，任何人都難於把如此浩大的隊伍統一起來，所以後來反秦的隊伍發生分裂，也是必然的。
三、起義軍的凱歌行進和暫時失利
大澤鄉的烽火，推動了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高潮的到來，在高潮中，起義軍的主力勇猛地向秦王朝統治中心進軍。
起義部隊勝利進軍 在農民起義進入高潮時，陳勝，這個「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賈誼：《過秦論》，引自《史記•秦始皇本紀》）的群眾領袖，充分表現了他的組織才能。在進攻陳之前就派到東方去的葛嬰，這時已占據東城（安徽定遠東南）。在陳立定腳跟以後，陳勝就部署軍隊向西、北、南三面出擊：南路派鄧宗率軍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張耳、陳餘率軍渡黃河向魏國舊地進攻。起義軍的主力則向秦王朝統治的基地挺進，向西挺進的主力軍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假是代理之意）吳廣率領進攻滎陽，以打開通往秦都咸陽的大道；一路由宋留率領，從南陽（河南南陽）直叩武關，以突破進入關中的另一孔道；另一路人數最多，由周文率領，直搗咸陽。這樣，在全國廣大地區，形成了起義軍對秦王朝心臟包圍的形勢。
各路義軍在廣大人民的積極支持和熱烈擁護下勝利前進，迅速占領了黃河南北的大片土地，「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席捲方數千里」（《淮南子•兵略訓》），「望屋而食，橫行天下」（賈誼：《過秦論》，引自《史記•秦始皇本紀》）。向西進攻的主力進展更加迅猛：吳廣率領的一路，直攻到滎陽城下，滎陽乃中原重鎮，為通向關中必經之地，秦派丞相李斯之子李由為三川郡守，率兵防守滎陽。吳廣率領的起義軍來到滎陽後，李由不敢出來交戰，龜縮在城中，依靠堅固的城堡與農民軍頑抗。吳廣被阻於滎陽，一時攻之不下，與李由率領的秦軍呈僵持狀態，只有吳广部下鄧說、伍逢等率小股部隊在滎陽附近取得小勝，占領郟、許等縣。吳廣這一路軍隊將秦軍控制在滎陽城內，使周文率領的農民軍得以順利穿過三川郡，迅速地繞過滎陽，勝利完成挺進關中的任務。
周文所率的農民軍勢如破竹地向咸陽進攻。僅幾十天的時間，這一路軍隊就橫掃淮河、黃河流域，突破函谷關。九月，周文率領的大軍已進攻到距秦都咸陽僅有百里的戲（陝西臨潼境內）了。這支隊伍發展成了有「車千乘、眾數十萬」的勁旅。
另一支由宋留率領的西路軍，也正由南陽向武關進發。
秦王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秦軍的反撲和反秦軍的分裂 自以為穩坐皇帝寶座的二世，開始時並沒有把起義的農民放在眼裡。有人向他報告農民起義的消息，他十分生氣，就把報告的人關押下獄。後來，又有人向他報告：陳勝等已由蘄攻入陳，二世就召集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商討對策，有的要二世立即發兵「擊之」，二世聽了後很不高興，只有待詔博士叔孫通見機上奏說：如今天下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下，哪有人敢造反，這不過是「群盜」、「鼠竊狗盜」而已，何須皇帝過問，只要令地方官逐捕就行了，不必擔心。這一番話說得二世心花怒放，立即賜給他帛二十匹，衣一襲，並升為博士，而對於說陳勝乃「造反」的人，則關進監獄。二世從此高枕無憂。哪知叔孫通早看透了秦二世的昏暴無能，對秦王朝的統治已喪失信心，所以出宮後「乃亡去」（《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投奔了農民起義軍。
當周文所率的幾十萬大軍進逼咸陽之時，二世才如大夢初醒，驚恐萬狀，急問群臣「奈何？」少府章邯提出：調集軍隊已來不及了，請將修驪山墓的刑徒授予兵器，令其與農民軍作戰。於是二世宣布大赦天下，令章邯率數十萬武裝起來的刑徒向周文軍出擊。
在這關鍵時刻，反秦軍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急風暴雨的革命戰爭一樣，加入到革命隊伍內的人不可能是純而又純。在秦末農民起義過程中，集中到反秦旗幟下來的，除了廣大貧苦農民以外，還有一些六國舊貴族和懷有各種目的投奔來的人，他們加入反秦的行列，對於加速秦王朝的崩潰、瓦解是有作用的，但在起義隊伍內部，他們常常起著分裂的作用，削弱了反秦的力量。如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武臣、張耳、陳餘奉陳勝之命率軍到達邯鄲的時候，張耳、陳餘就鼓動武臣脫離陳勝指揮而自立為趙王，不讓請示陳勝。並挑撥陳勝與武臣之關係，說什麼「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武臣在張耳、陳餘二人煽動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反秦的隊伍內部開始分裂。
當陳勝得知此事後「大怒」，但已無法挽回，只好聽從房君蔡賜的建議，「因而賀之」，並命令他們率兵西進，增援進攻咸陽的主力軍。這時，周文一軍深入關中，吳廣的一支軍隊還在滎陽，如果武臣的部隊從河北直插關中，會給秦軍以致命打擊，但張耳和陳餘勸武臣擁兵自重，拒絕執行陳勝的命令，不派兵西進。武臣在他們的挑唆下，完全不顧大局，袖手旁觀，不僅坐視周文等孤軍西進，反而忙於擴大個人勢力，在河北搶占地盤，他派韓廣攻舊燕國故地，後來韓廣在那裡自立為燕王，武臣還派李良攻恆山郡（郡城在河北正定縣南），派張黶攻上黨郡（郡城在山西長子縣附近）。武臣和張耳、陳餘的分裂行為，對農民軍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
與此同時，另一路由陳勝派到北方去的周市軍，在攻下魏國故地後，也立魏國舊貴族魏咎為魏王。齊國的舊宗室田儋也趁機在狄縣（山東高青縣高苑城北）自立為齊王。這些六國舊宗室貴族各有異心，完全不聽陳勝號令，使農民起義軍遭到極大損失。
正因為如此，當秦二世下令派章邯率幾十萬刑徒和「奴產子」向周文的農民軍反撲的時候，這一支孤軍深入的隊伍潰敗的結局，就不可避免了。周文雖曾在項燕的軍中當過一名預卜吉凶的小官——視日，「自言習兵」，但畢竟沒有豐富的統兵作戰經驗，他率領數十萬剛剛組成的軍隊，在無後援的情況下，深入到秦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區，這就使農民軍處於不利的地位，所以章邯的軍隊撲過來後，周文的農民軍便抵擋不住，「盡敗之」。接著，農民軍在周文率領下退出函谷關，在曹陽（河南靈寶東北）固守抵抗。農民軍在後無援兵的情況下堅守達兩三個月之久，後因戰鬥失利，又向後退到澠池（河南澠池縣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十一月，農民軍終因寡不敵眾，在澠池浴血奮戰十餘日後，被章邯軍打敗，周文自剄而死，「軍遂不戰」（《史記•陳涉世家》）。
陳勝吳廣的犧牲和農民軍暫時失利 以二世為代表的秦王朝統治階級，在向農民軍反撲的過程中，充分暴露了其兇惡殘忍的本性。當章邯率數十萬驪山刑徒及「奴產子」組成的軍隊向周文一軍反撲時，二世竟不顧北方匈奴入侵的危險，喪心病狂地調回戍守在北方的數十萬軍隊，令他們去鎮壓農民起義。［9］這支部隊由秦將王離率領，由上郡直接東渡，經太原至井陘，後來深入趙地［10］，當時被稱為「河北之軍」（《史記•高祖本紀》），成為屠殺黃河以北起義軍的兇惡劊子手。
在秦軍全面反撲的形勢下，起義軍內部又發生分裂，吳廣的部下田臧等人，因見周文失敗，秦軍不久就至，滎陽遲遲不能攻下，就準備分一部分軍隊牽制滎陽，而以大部分精兵迎擊秦軍。本來，這種戰略計劃完全可以同吳廣商量，但是，田臧等人卻認為：「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史記•陳涉世家》）竟將吳廣殺掉，並「獻其首於陳王」。陳勝在當時也無法，只得賜田臧為令尹，為上將。田臧得到任命後，就留李歸等守滎陽，而自己率兵迎擊章邯軍於敖倉，雙方皆以主力投入戰鬥，結果田臧兵敗戰死。章邯又繼續向滎陽進攻，李歸所率軍隊，在兩面夾擊之下也戰敗，李歸等壯烈犧牲。
這時，進軍北方的諸路隊伍，均割據自保，不僅不主動向秦軍出擊援救主力軍，反而不斷互相殘殺，如武臣的部下殺死武臣，張耳、陳餘又另立趙歇為王。另外，召平進攻廣陵，鄧宗進攻九江，也無力回援。這樣，當周文、吳廣兩路軍隊被打敗後，起義軍的中心陳縣就顯得兵力十分單薄，形勢危急。
陳勝稱王以後，開始驕傲和貪圖享受，對「沈沈」的「殿屋帷帳」也大感興趣起來，以致逐漸脫離勞動人民。起先，有與陳勝曾同傭耕的農民聽說陳勝已為王，便來陳見他。陳勝的門衛森嚴，不得見，後待陳勝出門，才攔路呼見。此時，陳勝尚能不忘故舊，「乃召見，載與俱歸」。但後來，客出入於老友陳勝的宮殿十分隨便，又向別人講起陳勝的往事。於是就有人對陳勝說：「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勝也認為有損自己威信，竟把這曾經同甘苦的朋友殺掉。陳勝的驕傲，使他同群眾的距離愈來愈遠，連他的妻父也說他「怙強而傲長者，不能久焉」（《史記•陳涉世家》，《索隱》顧氏引《孔叢子》雲）。從此以後，曾與陳勝共患難的「故人」都紛紛離開他。而他只信任一兩個近臣：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制馭群臣，有功者不能賞，有罪者不能罰，對於同朱、武二人有私怨者，往往就任意加罪以報復，結果失掉人心，「諸將以其故不親附」（《史記•陳涉世家》）。這就種下陳勝加速失敗的種子。
當章邯軍逼進陳時，陳勝已沒有多少兵力，這時，鄧說在郯被章邯擊敗，逃回至陳，伍徐也在許被章邯擊敗，散兵也逃回陳。陳勝派去當秦嘉等人軍隊的監軍的武平君叛，被秦嘉殺掉。所以，面對著窮凶極惡的章邯軍，陳勝只能派房君蔡賜出擊。另派張賀在城西策應。但章邯軍來勢兇猛，蔡、張兩軍抵擋不住，兵敗，蔡賜、張賀皆犧牲於戰場。
十二月，農民軍的根據地失陷，陳勝率一部分部隊且戰且退，經汝陰至下城父（安徽蒙城西北），陳勝的御者莊賈殺害了陳勝，投降秦軍。這一位農民戰爭的領袖，就在這裡犧牲了。農民起義暫時失利，革命形勢到了最低潮。
陳勝作為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其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以一個普通的貧苦農民「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僅僅用「耰棘矜」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打敗了擁有「句戟長鎩」的秦王朝軍隊。從淮河流域，橫掃黃河南北，長驅直入，突入據「殽函之固」的關中，其威力使秦二世為代表的統治階級驚慌失措，後來，陳勝雖然犧牲，但由他和吳廣所發動起來的農民大起義並沒有結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記•陳涉世家》）。
至於發生在陳勝身上的某些錯誤，乃是農民革命過程中很難避免的。「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在革命鬥爭中，必然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確是階級、時代的局限性。我們絕不能用無產階級的標準來要求他們。」但是，也不應當「用『不可避免』做藉口，對個別農民起義領袖身上的缺陷也肯定、讚賞，用階級、時代的局限性，代替對歷史人物某些重大錯誤作具體分析。」（林劍鳴、高景明：《怎樣看待農民戰爭中的「偽降」》，載《人民日報》，1964-08-19）如對陳勝在取得初步勝利後表現的驕傲、貪圖享樂等錯誤，一方面不必苛求古人，另一方面應認真研究，以為今人的教訓。
陳勝死後，他原來的涓人（近侍）後已擔任將軍的呂臣，組織了「蒼頭軍」，在新陽（安徽界首縣北）重新舉起義旗，他們決心為陳勝報仇，奪回陳縣。果然，不久「蒼頭軍」就「攻陳下之」，殺死叛徒莊賈，使「張楚」的旗幟在陳的城頭上飄揚，「復以陳為楚」（《史記•陳涉世家》），後來，秦軍又向陳縣反撲，呂臣等寡不敵眾，率兵轉移，與在鄱陽湖一帶活動的英布起義軍會合，在青波（河南新蔡縣西南）擊敗了秦的左、右校尉，又第二次奪回陳縣。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呂臣的這支起義軍與項梁的義軍會合，成為劉邦、項羽領導下推翻秦王朝的重要力量。
原來被派去西征的另一路農民軍，由宋留率領還沒有到武關，就傳來陳勝犧牲的消息。他們的後路已被秦軍切斷，南陽落入秦軍之手。宋留率眾向新蔡撤退，在秦軍的猛擊下，宋留投降，全軍瓦解。後來，秦軍竟將宋留送回咸陽，處以車裂的酷刑。
秦王朝內部的矛盾和二世的殘酷統治 二世、趙高、李斯三人是為互相利用而結合起來的。因此，他們之間始終存在著鉤心鬥角的鬥爭：
李斯雖是個卑劣無節的政客，但比起昏庸的二世胡亥來，還是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統治經驗的。他見到關中危機稍稍解除後，二世仍舊驕奢無度，故態復萌，幾次要勸諫。但二世不僅不聽，反而責問李斯說：我曾經聽到過韓非的學說，他說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勞苦的［11］，然而，難道貴有天下的君王就是為了「苦形勞神」嗎？這是不肖人幹的事，賢人有天下，就是要天下適應自己，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滿足，又如何治天下呢？所以我希望隨心所欲，而且還要永遠保有天下，有何辦法？李斯的兒子李由在守滎陽時未能阻止周文軍隊西進。章邯率軍擊敗吳廣軍以後，就追查李由為三川郡守對吳廣等西略地「過去而弗能禁」的案件，並譏諷李斯身為丞相，竟如此無能！李斯心中恐懼，又怕丟掉爵祿，聽到二世責問，為諂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責之術」以博取二世之歡心。他上書奏道：「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不能行「督責之術」的，如堯、禹這些君主，「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這樣的君主簡直是受罪。
什麼是「督責之術」呢？
李斯所謂的「督責之術」，簡單地說就是嚴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獨斷專行。他說：「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用「輕罪重罰」的辦法來鎮壓臣下和百姓，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君主還要大權獨攬，要駕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響，因此要專斷：「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這樣的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了：「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認為，只要實行這種「督責之術」。君主的位子就坐穩了，百姓也不會造反，「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
李斯這一套「督責之術」的主張，雖是取悅於二世的言論，但也是同他一貫信仰的法家思想相一致的，這裡不過說得更加露骨而已。［12］
這種極端獨裁專斷的統治思想，當然為秦二世所歡迎，「於是行督責益嚴」，對人民壓榨得酷烈者就是「明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多者就是「忠臣」，於是二世洋洋自得地說：「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史記•李斯列傳》）。
趙高與李斯和諸大臣均有私怨，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對自己不利，就對二世說：今陛下即位不久，年紀又輕，何必與大臣們一同議事？若辦事有錯反而被群臣輕視，以後陛下就深居宮中，有事我可與之計議。這樣，大臣就不敢奏報不確之事，而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以後就「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事皆決於趙高」（《史記•李斯列傳》）。
在李斯、趙高的慫恿下，二世更加奢侈無度，當時秦王朝的軍隊還在關東同農民軍作戰，要不斷從關中徵發人民去打仗，這已經給關中百姓造成極大負擔，而二世卻還加緊徵發徭役修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史記•李斯列傳》），使人民陷於更深的苦難。趙高、李斯等不僅一手造成人民的苦難，而且利用這種事實，爭權奪利，結果把廣大勞動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趙高故意對李斯說：你是丞相，對皇帝應有所勸諫，於是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將軍馮劫勸二世「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正在與婦女宴飲作樂，見李斯等來諫，大怒，下令將他們系捕入獄，去疾、劫二人自殺。李斯在獄中上書，皆被趙高扣留。趙高指誣李斯與其子李由謀反，「皆收捕宗族賓客」，對李斯嚴刑拷打，刑訊逼供，「榜掠千餘」。最後「不勝痛，自誣服」（《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承認謀反，結果於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將李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而夷三族」（《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在統治階級內部殘殺中，結束了他作為鎮壓人民的劊子手和幫凶的一生，剩下來的趙高和秦二世，對人民的壓榨更加苛刻。
四、反秦浪潮的再度興起和秦王朝的滅亡
兇橫殘暴的秦二世，雖暫時把農民起義軍擊退，但遍及全國的農民革命火焰並沒有熄滅，它們像深夜中點燃在漫山遍野里的一堆堆篝火，在黑暗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不久，它們又連成一片，以更猛烈之勢徹底燒毀了秦王朝的罪惡統治。
項羽劉邦繼續領導反秦戰爭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一月，奉陳勝之命率兵攻廣陵的召平，聽陳勝兵敗，秦兵又逼進，就與項梁取得聯繫，並以陳勝的名義，命項梁為上柱國，叫他立即率兵西進，主動向秦軍出擊。項梁和項羽率八千人渡江西向攻秦，從此代替陳勝、吳廣領導起全國農民起義軍，繼續進行推翻秦王朝的戰爭。
項梁為項羽的叔父，項梁之父就是被秦將王翦所殺的楚將項燕，項氏世世為楚將，對於秦滅楚當然不甘心。當年秦始皇游會稽時，少年的項羽就說過：「彼可取而代也」（《史記•項羽本紀》），蓄有奪取江山的大志。當陳勝在大澤鄉起義後，項梁、項羽叔侄也在吳中響應，殺死會稽守，占據縣城。於是項梁自為會稽守，項羽為裨將。
項梁、項羽等雖為楚國貴族，且蓄意奪取天下，但在起義之初他們始終尊陳勝為首領，同其他各路義軍一樣，統一在「張楚」的旗號之下。因此，接受任命以後，項梁、項羽就忠實地去執行委託給他們的使命。項梁、項羽率兵渡江後，首先與陳嬰領導的東陽（江蘇盱眙縣東東陽）起義軍聯繫，把這支兩萬人的隊伍合併過來，渡淮以後，又有英布和蒲將軍率領的起義軍前來匯合。這時，在項梁、項羽統率下的軍隊，已有六七萬人之眾，在下邳（江蘇睢寧縣西北）安營紮寨。「張楚」的旗幟又在這裡飄揚，各地分散的起義軍都以它為中心，逐漸匯成一股強大的革命洪流。
在農民起義的隊伍中也有不顧大局，不願接受統一號令，而走上分裂起義軍道路的，吳廣的部下秦嘉就是其中的一個。當他聽到陳勝失敗的消息以後，就自作主張立楚國的景駒為楚王，並在彭城（江蘇徐州市）以東地區駐紮，以阻擋項梁、項羽軍隊北上攻秦。這種行動已經發展為對農民軍的背叛。在這種情況下，項梁宣布：「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史記•項羽本紀》）出兵進擊秦嘉，並於胡陵（山東魚台東南）將其殺死，使秦嘉所部統一在項梁、項羽指揮下。
接著，項梁、項羽就率兵由胡陵西進，這時章邯率領的秦軍在鎮壓了陳勝的隊伍以後，正回過頭來還軍至栗縣（河南夏邑），阻擋項梁、項羽軍西進。項梁派朱雞石和余樊君出擊，余樊君戰死，朱雞石敗走至胡陵。項梁就率軍取薛（山東滕縣東南），並誅朱雞石。與此同時，項羽也攻下襄城（河南襄城），由於秦軍頑守，襄城曾久攻不下，到攻下後，項羽將守城士卒「皆坑之」（《史記•項羽本紀》）。革命戰爭殺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將俘虜全部活埋也是不應該的。這種殘忍的作法，是項羽最後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這個時期，響應陳勝而在沛縣起義的劉邦也正率數千人與秦軍苦戰。劉邦率沛縣起義的兩三千子弟據守豐（江蘇豐縣），秦王朝的泗川監平率兵攻豐，被劉邦擊退。後來，劉邦命部將雍齒守豐，自己率主力向外擴展，不料，雍齒以城投周市，周市原為陳勝派往魏地之部將，此時他已立魏咎為魏王，劉邦聽到周市叛變的消息十分生氣，數次攻豐，均不能取勝，聽說項梁在薛，就率百餘從騎往見。項梁撥給劉邦五千人，以五大夫（第九爵）十人統率，加強了劉邦領導下的軍事力量，劉邦隨即「引兵攻豐」（《史記•高祖本紀》）。
這時，項梁得到陳勝已死的確實消息，便召集諸將在薛商討今後行動。七十歲的居鄛人范增深謀遠慮，勸項梁「立楚之後」，以便號召群眾。項梁採納了這個建議，在民間找到楚懷王之孫心——這時他正在為人牧羊——於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尊為楚懷王（義帝），封陳嬰為上柱國，而自己為武信君。從此，楚懷王孫心在名義上成為各地起義軍的領袖，實際領導權則操在項梁、項羽叔侄手裡。
秦二世二年七月，項梁在東阿（山東陽穀東北）把章邯軍打得大敗，他獨自率兵追擊，又在濮陽（河南濮陽西南）將秦軍打敗。由項羽、劉邦率領的另一支部隊也攻下城陽（山東菏澤東北）。八月，項羽、劉邦又率兵向西攻雍丘（河南杞縣），在這裡與秦軍展開激戰，劉邦的部下五大夫將曹參在這裡殺掉秦的三川郡守李由。項梁所率的主力軍也在定陶（山東定陶縣北）大破秦軍。定陶是戰國以來中原的大都會，秦王朝時期也為東方重鎮（見史念海：《河山集》）。項梁取得連續勝利，尤其是占據定陶後「有驕色」，自滿起來，宋義曾提醒他，他仍不在意。趁項梁輕敵麻痹之際，秦軍補充了章邯軍，夜間向定陶偷襲，結果義軍大敗，項梁被殺。定陶陷於秦軍之手。
當時，項羽、劉邦正率兵向陳留（河南陳留東北）進攻，聽到項梁兵敗的消息，立刻回師轉向東方集結於彭城。呂臣在彭城東，項羽在彭城西，劉邦在碭郡，各率一路軍隊駐紮，結成掎角之勢。後來又將楚懷王從盱眙遷至彭城，任呂臣為司徒，呂臣之父呂青為令尹，劉邦為碭郡長。項梁死後，義軍內部作這樣的調整，使各路兵馬重整旗鼓，統一在懷王號令之下是十分及時而必要的，其中實際發揮作用的則是項羽和劉邦。
章邯在定陶取勝之後，再不把劉邦、項羽等放在眼裡，以為「楚地兵不足憂」（《史記•項羽本紀》），領兵向河北的趙撲去。這時，趙王歇和張耳、陳餘正與王離軍苦戰於巨鹿，章邯率兵至，秦軍人多勢眾，將趙王歇等所率的義軍逼進巨鹿城。王離、涉間率兵將巨鹿圍住，章邯築甬道在巨鹿南運糧。［13］只有陳餘率兵在城北，形勢非常危急。趙軍派人到楚求援，懷王派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率主力軍救趙；同時又派劉邦率另一支軍隊西進，直搗關中。起義軍和秦王朝統治者開始了決定性的戰役。
巨鹿大戰 原來楚懷王任命上將軍（號卿子冠軍）的宋義是個不顧大局的人，他率領援巨鹿的部隊行至安陽（山東曹縣）即停留下來，一直拖延四十六日還不前進。當時聚集在河北的秦軍不下三十萬之眾，而巨鹿之北的陳餘也築壁自守，不敢進援。巨鹿城內的趙軍在王離等率領的秦軍包圍下，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但宋義卻遲遲不進，當項羽建議趁秦軍圍趙於巨鹿之機，與趙內外夾擊向秦進攻的時候，宋義竟說什麼先讓秦趙互斗，若秦「戰勝則兵罷（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採取坐山觀虎鬥，以圖坐享漁人之利。並下令對軍中勇猛殺敵的士卒「皆斬之」。而宋義自己則在軍中飲酒高會，當時歲饑民貧，軍中也已無糧，士卒只能食菜和豆，又值天寒大雨，廣大士卒饑寒交迫。項羽非常憤慨，指出：宋義不與趙戮力而攻秦，還藉口「承其敝」遷延觀望，坐失時機，又不恤士卒，「非社稷之臣」。項羽就在盛怒之下殺掉宋義，楚懷王即封項羽為上將軍，並令英布和蒲將軍所部統歸項羽指揮。於是，項羽派英布和蒲將軍領兩萬士兵渡漳水救巨鹿，但不能取勝。之後，項羽親率全部兵馬從安陽北上進攻秦軍，這支起義軍鬥志高昂，渡河後，為表示與秦軍決一死戰，有進無退，全部沉沒了渡船，打碎了釜、甑，燒掉軍營，每人只攜三天糧食，「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表現出農民起義軍義無反顧的決心和英雄氣概。這就是歷史上「破釜沉舟」的故事。大軍渡河後，首先將秦將王離的軍隊包圍，同秦軍九次大戰，項羽切斷敵軍甬道，斷絕秦軍糧餉，結果大破秦軍，秦軍大將蘇角被殺，王離被俘，涉聞自殺。當時被調來救巨鹿之圍的各路六國貴族軍並不少，但他們都不敢同秦軍作戰，只有項羽率的一支義軍衝鋒陷陣，各路貴族軍則只能築壘自保，「從壁上觀」，而項羽所率的農民軍「無不以一當十」，英勇頑強，因此巨鹿大戰後，項羽成了各路諸侯軍的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從此項羽被公認為反秦軍的領袖。
秦軍被打得落花流水，蒲將軍又乘勝於漳水南岸大破秦軍，項羽破秦軍於汙（漳水支流）。秦軍連連失利，內部矛盾又進一步激化，二世派人責備秦軍將領章邯。章邯派人向朝廷請事，而專權的趙高卻故意不見。在這種情況下，章邯損兵折將十幾萬人，又無力挽回局面，走投無路，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七月，他只好率餘眾二十萬人向項羽投降。
巨鹿之戰殲滅了秦王朝反動軍隊的主力，從此，咸陽的小朝廷已成為瓮中之鱉，秦軍的武力已基本瓦解。因此，巨鹿之戰是秦末農民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在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秦王朝的滅亡 與項羽軍北進同時，劉邦率小部隊義軍向西進攻，一路上收陳勝、項梁的散卒，軍至昌邑（山東金鄉），同另一支起義軍彭越會合，至栗（在沛縣境），又將楚懷王故將剛侯柴武的部隊收編。在此期間，劉邦的義軍與秦軍戰鬥不能取勝，攻昌邑也不克，於是向西過高陽（河北高陽東）。高陽監門（守城門的小吏）酈食其向劉邦獻策：首先攻陳留，因那裡有秦軍糧倉。劉邦接受酈食其的建議，果然襲取陳留，得到秦積粟。於是封酈食其為廣野君。劉邦又率軍與秦將楊熊大戰，在曲遇（河南中牟東）大破楊熊軍。義軍長驅西進，在南陽郡大破南陽守，敗保守宛城（河南南陽），劉邦欲繞過宛向西入關，張良勸他先攻下宛以解後顧之憂。於是劉邦將宛包圍準備強攻，後來接受陳恢意見：與守宛秦軍「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即同秦軍守將談判，秦軍立即向劉邦義軍投降，而義軍封秦原來守將繼續守宛，結果談判成功，封宛守為殷侯，陳恢為千戶。自從宛城一地和平解決後，劉邦義軍一路勢如破竹，各地紛紛效仿宛守，向劉邦投降，義軍長驅直入向武關進擊。
在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秦王朝統治階層內部矛盾進一步公開化。在此之前，趙高就殺死丞相李斯，獨攬朝政。昏庸的胡亥，只知「肆意極欲」，「作宮室以章得意」，大權早已旁落入趙高一人手中。趙高為進一步篡權，欲試探一下朝廷文武官員，秦二世三年八月己亥，趙高將一頭鹿獻給二世，竟硬說是一匹馬，二世胡亥笑道：丞相錯了，明明是鹿為何說是馬？當場問大臣，有的說是鹿，有的不吭聲，有的還阿順趙高硬說是馬。事後，趙高將當時說是鹿的人都加以迫害、打擊，結果「群臣皆畏高」。這「指鹿為馬」的故事，也反映了秦王朝政權內部進一步腐敗的程度。當劉邦率兵至武關時，關東大部地區已落入農民起義軍手中，許多地方秦朝的官吏紛紛投降義軍，不少六國舊貴族也叛秦而自立。秦王朝已處於土崩瓦解之中。趙高恐二世對他責難，於是就先下手，同其婿閻樂（任咸陽令）和其弟郎中令趙成密謀，殺掉二世胡亥，將秦朝垮台的責任推到胡亥一人身上。當閻樂攜兵器闖入望夷宮時，對二世說：「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史記•秦始皇本紀》）並叫其自殺，二世要求「願得一郡為王」，不准；又要求「願為萬戶侯」，仍不准；又進一步要求「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史記•秦始皇本紀》），仍不准。最後二世終於自殺。
趙高殺死二世後，即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同時，見大勢已去，暗中派人與劉邦聯繫，同義軍講和，想在關中自立為王。據當時的形勢，劉邦拒絕講和，攻入武關（陝西丹鳳附近），進至嶢關（陝西藍田東南）。劉邦欲以兩萬人攻秦守軍，張良獻計：一方面設疑兵，大張旗鼓威脅秦軍；另一方面對守關秦將誘以重寶，引其叛降，然後趁其不備向秦進攻。劉邦按照這個計劃執行，果然大破秦軍，「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史記•留侯世家》），在藍田一仗，打得秦軍落花流水，一敗塗地，秦王朝滅亡已成定局。
在這種情況下，秦王子嬰將趙高刺殺，當劉邦軍隊破武關至霸上（陝西西安市東南）逼進咸陽時。剛剛當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嬰「系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史記•秦始皇本紀》），向起義的農民軍投降。這正是公元前206年（漢劉邦元年）冬。從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只有十五年的歷史，就被偉大的農民戰爭推翻了。
秦末農民起義的偉大歷史意義 秦末農民大起義以推翻秦王朝而宣告結束，這場農民戰爭有極其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它解除了由於地主階級殘酷壓榨而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使瀕於崩潰的社會經濟繼續向前發展。秦王朝本是處於封建社會初期，封建制還是正在向前發展的階段，但這時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也仍是處於又適應又矛盾的過程中，由於秦王朝採取極端殘暴的統治政策，使其矛盾的一面大大超過適應的一面，致使社會無法繼續向前發展。秦始皇迷戀於聲色歌舞，沉醉於「自上古以來未嘗有」的權勢，根本不可能料到他的殘暴統治給社會帶來的後果，更不可能主動採取解決矛盾的措施。因此，要使社會繼續前進，唯一的出路就是爆發一場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秦末農民起義像火山一樣在秦王朝統治階級腳下爆發，它使廣大農民擺脫了沉重得無法忍受的負擔，掙脫了套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從而調整了生產關係，使激化起來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得到調整，而使之相互適應，社會經濟得到向前發展的可能。西漢初期出現社會繁榮、經濟高漲的局面，與秦末農民大起義有密切的關係。秦末農民戰爭是推動當時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
秦末農民大起義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它充分表現了中國勞動人民不甘屈服於黑暗統治，奮起反抗殘暴勢力的決心和勇氣。這場起義發生在秦滅六國以後僅僅十餘年的時間，當消滅東方各國時，各國望風披靡，各國君主「俯首系頸，委命下吏」（賈誼：《過秦論》，引自《史記•秦始皇本紀》）。顯得彼時的秦國統治者還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真老虎。但就是這樣，當農民起義狂起來以後，不可一世的地主階級統治就被迅速擊潰。這就證明了一個真理：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小撮統治者，真正的力量不在於堅利的武器，而是人民，是為爭生存而起來反抗的人民。他們的力量是任何統治階級所無法匹敵的。秦末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給那些蔑視群眾力量的統治者們當頭一棒。秦以後許多地主階級政治家，心有餘悸地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都不得不重視「民」的作用，賈誼的一篇《過秦論》大聲疾呼要統治者講究「牧民之道」，否則即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也有「身不免於戮殺」的可能。可見，這場農民起義使統治者多麼膽寒。當然，統治階級由其立場所決定，永遠不會真正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但是，他們從自身利益考慮，在農民起義打擊的現實下，對民眾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採取一些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這對於農民地位的提高，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秦末農民起義所顯示的偉大威力，也鼓舞后世千百萬勞動人民同反動統治者作鬥爭。它像一盞明燈，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照亮了被壓迫人民解放的道路，增添了他們鬥爭的勇氣。當那些被地主階級壓榨得活不下去的農民無路可走的時候，陳勝、吳廣的先例就給他們昭示了一條道路，推翻秦王朝的歷史事實，使他們取得信心。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曾經發生過數百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而秦末農民戰爭對以後的農民起義所產生的影響則是不言而喻的。
在秦末農民戰爭中充分顯示出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組織才能和軍事才能也是不可忽視的。
由於小生產的特點局限，農民不可能提出不同於封建制的綱領口號，他們只能是「皇權主義」者，陳勝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涉世家》），一方面表現了蔑視權貴，對當權的「王侯將相」的否定；另一方面則流露出個人的奮鬥目標就是「王侯將相」。所以，當起義初步成功以後，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以公子扶蘇和楚將項燕相號召，而在建立政權之時，也只能模仿地主階級政權的組織形式。所以嚴格地說，歷史上並不存在農民政權，因為待到農民起義推翻舊王朝之時，農民起義也就到結束之日，即將建立的只能是封建的國家機器。至於革命戰爭中所建立的某種組織形式，例如陳勝、吳廣在陳立國號曰張楚，很難說是完整意義上的政權。這一歷史事實證明：農民階級不可能領導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他們也不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他們的徹底解放，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實現。
總之，秦末農民起義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座豐碑，它結束了秦王朝的殘暴統治，使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注釋
［1］《史記•李斯列傳》：「十公主矺死於杜」。可見，二世的姊妹至少有十人。
又，秦始皇的兒子究有多少？各書記載不一致：《史記•李斯列傳》：「始皇公子十二人。」《秦會要訂補•世系》：「始皇有子二十餘人。」但《史記•李斯列傳》《集解》：「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由此可見，說秦始皇只十二子是不正確的。二世的兄弟姊妹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
［2］戮死的「六公子」、「公子十二人」和被迫自殺的公子將閭「昆弟三人」，是三件事，過去有人將它們看成一回事，如徐復《秦會要訂補》卷三即在「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下註：「《始皇本紀》乃言六公子戮死於杜。」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這裡明明說：「六公子戮死於杜」。杜，即杜郵，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索隱》：「杜郵，今在咸陽城中」，唐之咸陽城在今咸陽市的擺旗寨附近。而杜郵則已「出咸陽西門十里」（《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據考古工作者研究：在今長陵車站一帶，有手工業作坊區和居民區。秦的咸陽市很可能在這一帶。由此看來，「杜」與「咸陽市」距離甚遠，「僇死咸陽市」的十二公子，與「戮死於杜」的六公子，絕不是一回事。至於公子將閭昆弟三人，文獻記載十分清楚，乃是「自殺」而死，與前兩起更不能混為一談。
［3］《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歷來對「閭左」都有不同解釋：《史記•陳涉世家》《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又雲，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漢書•爰盎晁錯傳》引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以上兩處記載均說「閭左」乃「復除者」，即不服徭役者。而《漢書•食貨志》和唐人顏師古卻認為：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這裡除了否認「閭左」是「復除者」以外，沒有說出任何根據和道理。而我們有個別的史學工作者僅僅根據顏師古的說法，再加上自己的推測，就根本否認「閭左」也可以是「復除者」，因為他們按照這樣一個簡單的形式邏輯推論：「閭左」既然是「貧苦農民的代名詞」，在封建社會中，貧苦農民那有「復除」的特權？而「陳勝傭耕出身……顯然非『復除者』」（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第一卷，轉引自《陝西師大學報》，1978（3））。有些外國學者也僅僅說到：「里左和里右，就是良人和庶人，他們之間可以理解為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也就相當於秦代的有爵者和無爵者。」（好隆並司：《秦漢帝國史研究》，轉引自《史學雜誌》，第八十八編第四號，引文為筆者自譯）這裡雖然沒有否認「閭左」與「復除」徭戍的關係，但也沒肯定。但是，不回答「閭左」和「復除」之間的關係是不解決問題的，因為在文獻上出現「閭左」這個字眼，首先就是和徭役的徵發有密切聯繫的。為什麼「發閭左之戍」成為秦滅亡的原因之一？為什麼「發閭左之戍」常常與「收泰半之賦」相提並論？如果「閭左」只是「貧苦農民的代名詞」，僅僅是「無爵者」，而不在「復除」之列，何以古代人指責秦代暴政的時候特彆強調「發閭左」？這些問題只能用「閭左」原是在「復除」之列，才能得到圓滿的解釋。他們之所以被「復除」，並非封建政府對他們特別優待，也並不是什麼特權。而是由於他們所耕種的土地是地主的，而並非封建國家的，他們是依附於大、中、小地主的貧苦農民，比一般的直接受封建政府剝削壓榨的自耕農更低一等。這種農民雖不受封建國家直接壓榨，但所受私人地主的壓榨更甚於封建國家。這一點在本書中已經有詳細敘述。一些同志不敢說「閭左」就是「復除者」，主要就是對秦的土地制度缺乏研究，他們只從簡單的概念出發，認為封建政府絕不會給「貧苦農民」以「復除」。其實，他們不懂得，所謂「貧苦農民」中，有直接受封建國家剝削的自耕農，還有受地主剝削的依附農民。像陳勝那樣「與人傭耕」的「甿隸之人」，他們不服徭役，並非封建政府對其優待，而是他們在法律上沒有獨立的身份。因此，「貧弱」與「復除」並不矛盾，「貧弱」而不擔負徭役的「閭左」，「與人傭耕」受地主的壓迫剝削並不比受封建國家的壓榨輕。因此，《索隱》及孟康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最近，田人隆根據新出土的雲夢秦簡對「閭左」提出了新解釋，其看法雖不無可商討之處，但其對於「閭左」享有「復除」之說的解釋，卻與筆者是一致的。田人隆指出：「由於閭左的前身是邦客、邦臣人，因而隨著秦統一後邦國界限的泯滅，邦客、邦臣人這一類帶有秦和六國對立意味的名稱，才被正名為『閭左』」。「所謂『閭左』享有『復除』之說，應該是一種誤解。從晁錯關於謫戍制度的追述來看，閭左好像受到某種『優待』：秦王朝在正常的情況下，的確是不徵發閭左戍邊的。其實，這恰恰證明了閭左和軍功貴族之間的依附關係。所謂閭左享有『復除』，或在一般情況下不徵發閭左服役，並不是說閭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戍，而是因為封建國家把閭左應服的徭戍，分配給軍功貴族。閭左一般只向軍功貴族提供無償勞役，而不再應徵國家的徭戍。」（《「閭左」試探》，載《中國史研究》，1979（2））這種看法可作為筆者論點的補充。
［4］關於農民是否擁護「清官」、「好皇帝」的問題，乃是史學界爭論已久的所謂「皇權主義」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作者是同意農民戰爭中有「皇權主義」的，即史達林說的：農民起義反對地主，但擁護「好皇帝」。本書不可能對這個問題詳加論述，不過，陳勝、吳廣起義確實抬出扶蘇和項燕，這是歷史事實，它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也無庸贅述。讀者可參考孫祚民：《關於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意見分歧》（載《文史哲》，1979（1））。
［5］《史記•陳涉世家》：「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對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過去不少人作歪曲的解釋，如洪世滌《陳勝吳廣》一書中是這樣翻譯的：「那些帝王將相難道都是天生的貴種嗎？」並進而發揮道：它「衝破了帝王將相神聖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級制度束縛，斷然否定了封建統治者所一再鼓吹的帝王將相是天生貴種的騙人鬼話」。很明顯，這種解釋並不符合文獻記載的原意，陳勝並沒有說「貴種」，他只是說王侯將相併沒有「種」，即並不是天生的，意即不一定非得那幾個人才能當，亦即「彼可取而代之」之意。這正是「皇權主義」的表現。實際上，封建社會的農民絕不可能有脫離當時社會條件的「覺悟」，能夠產生和提出對帝王將相「取而代之」的思想，也是對「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等級觀念和命定論的批判，不必硬要「拔高」封建社會農民的「覺悟」。
［6］《淮南子•兵略訓》：「伐棘棗而為矜（矛柄），周錐鑿而為刃，剡（除、取之意）筡（一種竹），奮儋，以當修戟強弩。」
［7］《史記•陳涉世家》：「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云：「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故這裡也可稱「麗譙門」。
［8］漆俠等《秦漢農民戰爭史》：「……上蔡人蔡賜也參加了起義軍，做了上柱國，被封為房君。」這句話有誤，蔡賜乃是秦王朝封的房君，並非起義軍封的房君。《史記•陳涉世家》寫得很清楚：「陳王征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索隱》：「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蔡賜其姓名。」《正義》：「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顯然，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房君」乃是蔡賜投奔起義軍以前的封號，並非陳勝所封。
［9］秦二世動用北方防匈奴軍隊來鎮壓農民起義的問題，過去許多歷史學家都未曾注意：朱紹侯在《關於秦末三十萬戍守北邊國防軍的下落問題》（載《史學月刊》，1958（4））提出：秦代開始由蒙恬，後來由王離率領的三十萬戍守北邊、修長城的軍隊，在農民起義開始後，全被調回用作鎮壓人民。這種看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10］關於王離率領的三十萬軍隊，朱紹侯認為他們被調進關中補充章邯的部隊了。但張傳璽則認為王離所統的軍隊並未調入章邯軍，而是獨立活動，其進軍路線則由上郡而直接到河北，並未進關中，本書采張說。參見《關於「章邯軍」與「王離軍」的關係問題》（載《史學月刊》，1958（11））。
［11］這段話的原文是：「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史記•李斯列傳》）按，這段話見於《韓非子•五蠹》，今本《韓非子》個別字句略有不同。
［12］有些同志認為：李斯提出的「督責之術」僅是為討好二世而臨時編造出來的。其實這種思想在先秦的法家思想中，早就有了。現摘抄幾段，以便比較，如《商君書•靳令》：「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申不害的主張，也被李斯的「督責之術」吸取過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若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跡，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群書治要》卷三十六引《申子•大體》）在《韓非子》的書中，類似的言論比比皆是：「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奸劫弒臣》）。「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六反》）。「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奸劫弒臣》）。可見，李斯提出的「督責之術」並不是偶然想起來的，它是先秦法家思想中獨裁、專斷主張的極端發展，成為古代統治階級中最反動的思想。
［13］《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巨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但《史記•高祖本紀》說的「河北之軍」乃指王離軍：「秦將王離圍之巨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張傳璽認為「河北之軍」是同「河南之軍」對應的，而「河南之軍」乃指章邯軍，故「河北之軍」則應指王離軍，「陳餘軍無稱『河北之軍』理由，可能司馬遷搞錯了。」（《關於「章邯軍」與「王離軍」的關係問題》）筆者以為：張傳璽的見解是可取的。